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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计划经济思想流变
- 一、计划经济思想流变
- 📚 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全套 18 卷）

作者：吴廷璆等

一、计划经济思想流变

日本型经济体制（或“模式”），像有“计划经济”“股份公司”“官主导”诸说，有人甚至认为，非但不是“异端”，而且“具有某种普遍意义”，尤其对原社会主义国家来说，这种模式更具借鉴的魅力。^[1]然而，这并非说近代以来的日本经济完全违背了资本主义市场原理和自由竞争原则，而是说较比典型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计划”在日本经济发展及其体制形成、运作与变迁过程中，显示了更为突出的作用。

“计划”在日本近现代经济发展中颇受“偏爱”，既有其起步晚、起点低、生产力发展水平长期落后等基本性原因，也有其历史传承的权威主义、集团主义及家长制文化渊源，近代以来的国际环境及外来经济思想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一因。自不待言，对近代以来日本计划经济思想及其变迁的考察，有助于认识日本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规律和特点。

（一）从“栽培”论到“殖产”说

斯密在其经济学巨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中写道：“每个人都不断地努力为他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2]“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3]斯密的说教是，个人无论出于何种动机，其追求私利的行为必然会产生有利于社会的客观效果。

因此，斯密痛斥垄断，反对国家干预经济。他说：“任何一种学说，如果特别鼓励特定产业，违反自然趋势，把社会上过大一部分的资本投入这种产业或要限制特别产业，违反自然趋势，强迫一部分原来要投入在这种产业上的资本离去这种产业，即实际上都和它所要促进的大目标背道而驰。”^[4]“如果政治家企图指导私人应如何运用他们的资本……是再危险也没有了。”^[5]

在早期资本主义时代，斯密等创立的自由经济学说堪称经典，但这种学说本身具有二重意义。它既是冲破封建制度和思想束缚的藩篱、为新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的进步学说，也是在自由的幌子下让弱者撤除防御的强者经济学。而对后者的本质进行无情揭露并予以猛烈反击的是德国学者李斯特。

1841年，李斯特的代表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问世。这是一部在国际自由贸易论及政府干预论等问题上公然与亚当·斯密的经济学说唱对台戏的巨著。

李斯特认为，在英国工业力量已独占世界鳌头的现实情况下，像德国这样工业明显落后的国家，若按斯密的说教敞开国门开展所谓自由国际贸易，无异于少年与壮汉角力，结果不言自明。他坚决反对德国跟在英国人后面吟唱自由贸易之歌，并警告说：“事实上最大限度的国际贸易自由，它的结果甚至使国家沦于奴隶的地位。”^[6]

关于如何实现一国的工业化，李斯特反对放任及政府无为。他有如下一句名言：“固然，经验告诉我们，风力会把种子从这个地方带到那个地方，因此，荒芜原野会变成稠密森林；但是要培植森林因此就静等风力作用，让它在若干世纪的过程中来完成这样的转变，世上岂有这样愚蠢的办法？如果一个植林者选择树秧，主动栽培，在几十年内达到了同样目的，这倒不算是一个可取的办法吗？”^[7]李斯特的观点是，比之于财富的积累，生产能力的培植更为重要，这就如同一棵结果之树比其生产的果子更重要一样。在德国，这棵工业之树的成长已不能静待自然的衍生，而要通过人工培植，这个植树人就是国家。“作为政治家，此外还首先应当并且必须懂得，怎样才能激发、增长并保护整个国家的生产力；另一方面，他须还懂得这种生产力在怎样的情况下会趋于衰退，处于睡眠状态或被完全摧毁；怎样依靠了国家的生产力，就可在完美的方式下利用国家资源从而争取国家的生存、独立、繁荣、权力、文化与远大的前途。”^[8]

显然，李斯特是站在弱者的立场上，在以敏锐的洞察力观察了欧洲的政治经济形势后，作出上述阐释的。比之于亚当·斯密，他的经济理论对落后的德国来说，少了几分理想化，多了几分现实指导意义。

日本发生明治维新后，明治政府派出高级使节团，历访欧美12国，找到了兴邦治国的途径。使节团副使、享有“日本的俾斯麦”之名的大久保利通回国后即向政府提出了著名的《殖产兴业建议书》，内称：“大凡国之强弱，系于人民之贫富；人民之贫富，系于物产之多寡；而物产之多寡，则在于是否勉励人民之工业。归根结底，未尝不在于政府官员之诱导与奖励……宜按国之风土习俗，民之性情知识，制定其方法，以此为今日行政之根本，保持其已开成者，诱导其未就绪者。”^[9]大久保是否知道李斯特的理论无从考证，但他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在耳闻目睹的欧美实地考察中，同样领悟到事物的真谛，即经济上落后的日本要想奋起直追，国家不仅要“诱导”和“奖励”工业，还必须“制定其方法”，做“工业之树”的植树人。由此可以窥知，在日本资本主义经济的起步阶段，明治政府就不是放任无为的态度。明治初期大办官营企业，自上而下地推行、扶植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便是明证。

（二）大危机时代的计划经济论

日本经过明治40余年的发展，确立了其东亚唯一资本主义强国的地位。与此同时，尽管其国家的干预性一直很强，毕竟建立了自由市场经济体制。

但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期间，与欧美各国所经历的巨大社会变动一样，日本也被逼到重新选择的十字路口。这种选择包括对现行市场经济体制和制度的再审视，以致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昭和维新”“国家改造”运动中，日本朝野围绕着市场经济与“计划”或“统制”经济问题展开一场讨论。其深刻背景是：一战期间各交战国普遍实行了有效的战时经济统制；1927年金融危机后日本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剧烈动荡及1929年世界经济大危机所加剧的对自由市场经济信念的动摇；30年代美国的罗斯福新政；苏联第一个五年经济计划的实施及其巨大成功等。

1932年1月，商工大臣中岛久万吉在《社会政策时报》的显赫位置发表文章，内称：“恕我直言，在中外竞争的舞台里，为使我国的经济地位在将来得以巩固，必须实现迄今业已实行的经济国家主义。即必须实现国家一业制度（Single Industry System）。比如，钢铁、造船业的目标就是在全国分别形成唯一的企业大联合，有关的企业金融背景也将由国家控制，并且，此种单一的企业联合机关须服从根据国家立场制定的年度计划，在其生产、输出政策的指导下行事。”^[10]

小岛精一在同年出版的《日本经济计划论》中则开宗明义地指出：“近二三年间，资本主义备尝苦恼，现已陷入极端衰弱状态，到了必须放弃独自的救济之策而试投计划经济新药的时刻。”“事态至此，吾等已无需议论计划经济的当否，当务之急是更进数步，有组织地提出计划经济的具体方案。”^[11]

相比之下，当时声名大噪的山本条太郎鼓吹的计划经济论内容更具体。他在《经济国家的提倡》一书中写道：“政府的所有机关、所有设施的机能，都应集中在产业国策的建立与伸展上……内阁是推行产业国策的参谋总部，首相的任务是参谋总长、军令部长。”政府官员“所有人等，其首要资格须是产业官，是产业驾驶员。”^[12]

类似议论不仅限于政府和学界，军部从未来战争必定是总体战的观点出发，极力主张实行计划或统制经济。关东军高级参谋石原莞尔与满铁经济顾问宫崎正义策划的对中国东北的经济统制便是一例。石原上调陆军参谋本部后，又与宫崎正义、古贺英正等组织了“日满财政经济研究会”，向军部和政府施压。

昭和初期的这场大讨论，与同期急剧展开的统制经济互为表里，彼此策应。结果，1937年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日本建立起全面的战时计划、统制经济。

（三）战后“计划”思想的沉浮

日本在二战中归于失败，但这却不意味战时统制经济的结束。1946年9月，外务省特别委员会公开出版报告书《日本经济重建的基本问题》。这是一份在外务省调查局组织下，集知识界精英和政府官僚于一堂，经一年多时间的反复讨论修改，最终汇集成篇的文献，因此它所具有的代表性、权威性以及在当时的巨大影响无可置疑。

报告书浓笔阐述了市场与计划的关系。文中写道：“19世纪末开始的私人垄断资本阶段已经越过，世界经济已进入国家资本主义阶段，即已进入统制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时代。”^[13]以后的“自由将是一种计划经济下的受限制的‘自由’”，“经济已不能只依靠其自身固有的法则来自然地发展，随着以人的意志来支配经济的倾向不断增强，其实现的方法必然是经济的计划性运营”^[14]。

报告书认为，“在日本经济的民主化中，金融机关及重要基础产业的公共化、相当强度的国家统制是必要的”^[15]。为做好计划工作，“要总结战时统制经济的体验，科学地探究其失败的原因，搜集各国的经济计划，特别是苏联的五年计划、美国的新政、英国的战后复兴计划等有关资料，详细而具体地探讨世界上计划经济运营的失败与成功的经验”；要培养具有“新的头脑”“综合性视野”和“技术常识”的计划人才；要在政府中成立专门研究国内及海外经济、政治、社会等状况的“一大调查研究机关”。

必须指出，这份报告书所阐述的计划经济思想，绝非流于纸上谈兵，而是相当程度地指导了当时的经济重建。

1949年是战后日本由统制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历史转折点。从当时的社会思潮看，在建立什么样的经济体制问题上，既存在以吉田茂为首的自由党所主张的自由经济论，也存在社会党等主张的经济社会化、国有化论。曾负责芦田内阁“经济复兴计划”制定工作的稻叶秀三在1954年的一次演讲中强调说：“我们应使当前政府推行的既无计划性、又无秩序的经济政策组织化、效率化，必须全面克服当今资本主义经济、特别是日本资本主义的封建性和低效率，这也许可称为一种直接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或社会化的经济政策，但现实中却又是一条必由之路。”他同时指出：“任何制度下都可以实行经济计划。”^[16]岸信介在1954年8月的一次新党成立筹备会上，曾发表过如下演说：“日本经济没有一个应该怎样重建、重建目标在哪里的计划是不行的。我们虽然也想像以往那样单凭自由放任经济和自由放任政策来重建日本，但那毕竟已不可能。从这种观点出发，我们认为，为重建日本，必须制定一种有计划的产业政策、经济政策，并实行之。”^[17]报载，岸信介发表上述演讲时，曾博得满场喝彩。这不能不使人感到，在废除经济统制、向市场经济复归的当时，日本社会、至少在社会的统治层有多么浓厚的“计划”思想土壤！

今天，随着90年代以来日本泡沫经济的崩溃及其经济发展长期走不出低谷，人们对日本型经济体制的评价已经改变，“制度疲劳”论占了上风，一些曾津津乐道于“日本模式”的学者也忽然来了个180度大转弯。但是，我们也看到，就在日本实行所谓“金融大爆炸”“第三次改革”的同时，部分金融机构国有化的现象也在出现。透过这一逆时代潮流而动的现象，依然可以感到当今日本社会“计划”经济思想的强劲底流。^[18]

注释

[1]《经济学领域的“反古典革命”》，《参考消息》，1993年3月12日第7版。

[2]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25页。

[3]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27页。

[4]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252页。

[5]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27—28页。

[6]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6页。

[7]转引自周开年《政府与企业：角色如何安排》，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71页。

[8]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298页。

[9]大久保利谦：《近代史史料》，吉川弘文馆，1973年，第117页。

[10]小岛精一：《日本计划经济论》，千仓书房1932年，第25—26页。着重号为原文所加。

[11]小岛精一：《日本计划经济论》，千仓书房1932年，第5页。

[12]小岛精一：《日本计划经济论》，千仓书房，1932年，第38—40页。

[13]中村隆英编集：《资料·战后日本的经济政策构想》第1卷（日本经济重建的基本问题），东京大学出版会，1990年，第147—148页。

[14]中村隆英编集：《资料·战后日本的经济政策构想》第1卷（日本经济重建的基本问题），东京大学出版会，1990年，第148页。

[15]中村隆英编集：《资料·战后日本的经济政策构想》第1卷（日本经济重建的基本问题），东京大学出版会，1990年，第195页。

[16]稻叶秀三、大来佐武郎、向坂正男监修：《讲座日本经济》2（日本的经济政策与经济计划），日本评论社，1965年，第15—16页。

[17]岸信介：《岸信介回顾录——保守联合与安保改定》，广济堂，1983年，第145页。

[18]原文刊于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成立20周年纪念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年。

一、计划经济思想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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