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 鹿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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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廷璆 等
选自《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
第七章 空海带回日本的几本书（一）刘善经《四声指归》
第七章 空海带回日本的几本书（一）刘善经《四声指归》
前面说到，空海入唐，携回日本献给天皇的东西中，有不少文学作品集和诗学著作，据《书刘希夷集献纳表》和《献杂文表》，有《刘希夷集》四卷、王昌龄《诗格》一卷、《贞元英杰》六言诗三卷、《王昌龄集》一卷、《杂诗集》四卷、《朱昼诗》一卷、《朱千乘诗》一卷、《王智章诗》一卷。另据《敕赐屏风书了即献表并诗》，《古今诗人秀句》二卷也当是空海携回日本的。空海携回日本的唐人著作还有崔融《唐朝新定诗格》、元兢《诗髓脑》、皎然《诗议》[1]。编入《文镜秘府论》的另外一些书，有的可能也是空海带回日本，有的可能是其他人带回日本。我们看空海带回日本的几种书，主要是编入《文镜秘府论》的书，从一个角度，了解当时中日文学交流的一些状况。本章看《四声指归》。
关于《四声指归》，各家史志有著录。《隋书·文学传》云“《四声指归》一卷，行于世”（《北史》卷八三同），《隋书·经籍志》《日本国见在书目》小学类均著录“《四声指归》一卷，刘善经撰”。刘善经，《隋书》卷七六《文苑传》有传。生卒年不详，隋代文人，河间（今属河北）人，开皇十九年（600），杨广为太子，疑刘善经为太子舍人在是年。又《北史·文苑传·潘徽传》云：“隋时有常得志、尹式、刘善经、祖君彦、孔德绍、刘斌，并有才名，事多遗逸。”
《四声指归》，中土不存，当是空海带回日本，或其他人带回日本，而被空海编入《文镜秘府论》。今《文镜秘府论》天卷《四声论》以及《文镜秘府论》西卷《文二十八种病》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傍纽、正纽所引刘氏说均为刘善经《四声指归》之说。另外，天卷《诗章中用声法式》也当出刘善经《四声指归》。
第一节 刘善经四声论
刘善经《四声论》保存了六朝四声论大量珍贵的史料和信息。《四声论》论述四声发展和相关问题的时候，大量引述前人的论述，阐述各家之说。这当中，有些是人们所熟知的史籍史料。比如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刘勰《文心雕龙·声律篇》，钟嵘《诗品序》。但更多的是人们所不熟知的史料和信息。这些史料，有些是未见其他传世史籍，仅见于刘善经《四声论》。比如，宋末以来始有四声之目之说。比如，刘滔关于四声的论述，沈约《答甄公论》和常景《四声赞》。有些是其他传世史籍也能见其片段，刘善经《四声论》有更为详细的载录。比如王斌，从《梁书》等史籍，我们知道有王斌者著有《四声论》，但具体内容，无法得知。从刘善经《四声论》，我们可以知道有洛阳王斌《五格四声论》，文辞郑重，体例繁多，剖析推研，忽不能别矣。比如甄琛，从《魏书》本传，我们知道他著有《磔四声》，而从刘善经《四声论》，我们知道他是以为沈氏《四声谱》不依古典，妄自穿凿，并且取沈约少时文咏犯声处以诘难之，并且提出万声万纽不可止为四的质疑，这些应该是他的《磔四声》的相关内容。比如，从《隋书·经籍志》《颜氏家训·音辞篇》、陆法言《切韵序》等史料，我们知道阳休之著有《韵略》，李概著有《音谱决疑》等，也知道这两部韵学著作的一些特点，但从刘善经《四声论》，我们知道一些更详细的内容，知道阳休之《韵略》辨其尤相涉者五十六韵，科以四声，知道此书为后生晚学制作之士所取则，知道李概《音谱决疑》曾以《周礼》证明商不合律，说明四声与五声关系。有些则刘善经《四声论》保存了另一说法，比如关于萧衍不知四声或说不遵四声，我们从《梁书·沈约传》已有所了解，但刘善经《四声论》保存了此事的另一种版本，可作为传世之说的补充。
根据这些史料，结合自己的阐述，刘善经对六朝四声论的发展有清晰的描述。从刘善经《四声论》，我们知道，虽然早在西晋陆机《文赋》就论及文章写作要音声迭代，但李充《翰林》、挚虞《文章志》，都没有论及四声，没有论及轻重巧切之韵，自屈宋到晋宋以前，都没有注意创作的声调高下。宋末以来，起自周颙，始有四声之目，我们知道沈约著有其谱、论，刘滔也有论述，永明声律的调声原则是宫羽相变，低昂舛节，前有浮声，后须切响，知道沈约、谢朓、王融，以气类相推，文用宫商，平上去入为四声，知道四声声律论起，而有了永明体。我们知道北朝四声声律的发展，知道太武之前，尚未营声调；太和任运，风俗俄移，始慕新风，稍改律调；肃宗御历，文雅大盛，声韵抑扬，文情婉丽；及徙宅邺中，则辞人间出，动合宫商，韵谐金石者，盖以千数。从刘善经《四声论》，我们知道六朝人们对四声声律的各家不同看法。我们知道刘勰《文心雕龙》的双声隔字而每舛，叠韵离句其必睽之说，知道他的风力穷于和韵之说。我们知道从梁钟嵘《诗品》到北魏甄琛的一片反对之声，知道梁主萧衍不遵四声，知道王斌《五格四声论》并未说清四声问题。我们知道沈约《答甄公论》有以四象比四声之说，四声八体之说，以及他对春夏秋冬之象对四声调值有生动描述。当然还有常景对四声的赞美，知道阳休之《韵略》以四声编韵，为人们所取则，李概《音谱决疑》以《周礼》说明五声和四声的关系。刘善经之前四声之说的发展状况，可以说清晰地描述出来了。
关于四声，刘善经有自己的很多看法。他指出，文章声韵，调和有术。这是批评钟嵘《诗品》时提出来的。钟嵘反对四声声病之说，以为诗歌写作，但使清浊同流，口吻调和，斯为足矣，未必要有意讲平上去入。刘善经则指出，口吻调和是对的，但要做到这一点，需有声韵调和之术。他以刻木为鸢说明这一点，说刻木为鸢，抟风远飏，结果抑扬天路，骞翥烟霞，人们都以为这是羽翮之自然，并不知道其中有工匠王尔的巧思。他的意思是说，一些诗文创作声律和谐，看起来是自然而然的，其实其中都有人为的声韵调和之术。而声韵调和，只有四声一途，离了四声之说，必然南辕北辙。
他又提出质文代变的思想。这是针对甄琛批评沈约《四声谱》不依古典，妄自穿凿而提出来的。刘善经指出，三王异礼，五帝殊乐，质文代变，损益随时，怎么可以胶柱调瑟，守株伺兔？他又说，古人有言：“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孔子也说：“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周易》也说：“一开一阖谓之变。往来无穷谓之通。”他的意思，是文学也要随时代变化而有所变化，四声的发现，新的声律的创造，正顺应了文学的发展和时代的变化。他用质文代变的经典理论，对四声的反对论者作了有力的批驳。整个刘善经《四声论》，论四声论，可以说都贯穿了这种发展的观念。
关于四声，他提出总名实称和轨辙之说。这也是针对甄琛之说提出来的。甄琛指出，若计四声为纽，则天下众声无不入纽，万声万纽，不可止为四也。这应该是当时不少人普遍的疑问，四声之说新提出来，万声万纽，何以只有四声？四声何以能统摄众声？确实会有很多人并不理解。这个问题，沈约自己用四象立而万象生为比喻加以说明，李概《音谱决疑序》用《周礼》乐律五声加以说明。刘善经自己则用总名实称之说加以解释。他说：“平上去入者，四声之总名也，征整政隻者，四声之实称也。”所谓总名，就是总括一类声调之名，就是调类，所谓实称，就是调类或说总名之下具体某字的实有声调。总名统摄实称，调类统摄具体字声。他说：“名不离实，实不远名，名实相凭，理自然矣。”四声和具体字声的关系，就是名和实的关系。他又说：“故声者逐物以立名，纽者因声以转注。”有一物则有一名，一名则有一声，万物万名，万物万声，故曰声者乃逐物以立名，立名者，立声之名也。纽则不同，同声不同调而已，因其相同之声而转变其声调，一如水之转向流注，水流则一，方向不同而已，四声发声则一，声调不同而已。他说，确如甄琛所说，万声万纽，但是，“四声者，譬之轨辙，谁能行不由轨乎？纵出涉九州，巡游四海，谁能入不由户也？”你可以走各种路，但所有的路都循由轨辙，你可以出涉九州，巡游四海，但最终由户而入，你可以有万声万纽，但万声万纽，都归于四声，不属于平声，即属于上声去声入声。可以说，刘善经关于四声与群声关系的解释，较之沈约和李概，要更为清晰，逻辑更为严密。
刘善经善于结合文章实际考察各家四声之论。比如刘勰《文心雕龙》。刘勰赞成四声论，并有很好的阐述，刘善经也称刘勰之论“理到优华，控引弘博，计其幽趣，无以间然”。但他同时又说刘勰“连章结句，时多涩阻，所谓能言之者也，未必能行者也”。所谓连章结句，时多涩阻，应该是指《文心雕龙》本身文章声律不和谐。比如它的一些赞语，《原道》“天文斯观”，《体性》“辞为肤根”，《熔裁》“辞如川流”，《才略》“才难然乎”，全为平声，《正纬》“世历二汉”，《体性》“志实骨髓”，《熔裁》“溢则泛滥”，《丽辞》“体植必两”，《总术》“乘一总万”，《时序》“蔚映十代”，《才略》“性各异禀”全为仄声，这都应属于声韵涩阻。比如萧衍，史称他不知四声或不遵四声，刘善经《四声论》也说：“今寻公文咏，辞理可观；但每触笼网，不知回避，方验所说非凭虚矣。”所谓每触笼网，不知回避，是说萧衍创作不遵从永明声病的原则，考察梁武帝的诗歌，上尾和蜂腰病犯都确实比较多，而律句比较少，说明他确实每触笼网，不知回避。刘善经在考察梁武帝萧衍的不遵四声之时，考察过他的诗歌创作。结合诗文实际，考察四声之论，使刘善经对相关问题的看法更能切近要害。
刘善经《四声论》对北朝声律发展的描述有的地方稍有夸饰。他赞成李概之说，以《周礼》证明，商不合律，与四声相配便合，恰然悬同，以为钟、蔡以还，斯人而已，显然陷入片面之中。但总起来说，刘善经《四声论》对一些四声相关问题的把握是比较准确的。他的视野也比较开阔。论四声起源，不但述及陆机《文赋》和前代诸多文论，述及前代创作，而且联系师旷调律，京房改姓，伯喈之出变音，公明之察鸟语等与声律相关的历史故事，论四声而论及诸家之说。在四声之说的发展史和研究史上，刘善经《四声论》是难得的文献。
第二节 刘善经八病说
从《文镜秘府论》西卷《文二十八种病》保存的刘善经《四声指归》看，《四声指归》对八病有全面系统的阐述。现在看到的材料，八个病目，有七个病目有明确的定义。“第三蜂腰”明确定义：“蜂腰者，五言诗第二字不得与第五字同声。”“第四鹤膝”定义：“鹤膝者，五言诗第五字不得与第十五字同声。”“第五大韵”定义：“大韵者，五言诗若以‘新’为韵，即一韵内，不得复用‘人’、‘津’、‘邻’、‘亲’等字。”“第六小韵”定义：“小韵者，五言诗十字中，除本韵以外自相犯者，若已有‘梅’，更不得复用‘开’、‘来’、‘才’、‘台’等字。”“第七傍纽”定义：“傍纽者，即双声是也。譬如一韵中已有‘任’字，即不得复用‘忍’、‘辱’、‘柔’、‘蠕’、‘仁’、‘让’、‘尔’、‘日’之类。”“第八正纽”定义：“正纽者，凡四声为一纽，如‘任’、‘荏’、‘衽’、‘入’，五言诗一韵中已有‘任’字，即九字中不得复有‘荏’、‘衽’、‘入’等字。”“第一平头”则直接引沈氏之说定义：“第一、第二字不宜与第六、第七同声。”有理由怀疑，“第二上尾”之首原本也有类似的定义文字，可能因为某种原因未被编入《文镜秘府论》。
《四声指归》保留了大量齐梁声病遗说，其中包括沈约之说。注明原典和作者之名当然可以确指，如前节所引的沈约、刘滔、王斌之说。未注明原典和作者之名，有的也可能是齐梁遗说，或者是对齐梁遗说的综合概括。前面所述的关于八病定义性文字，还有一些病犯句例，主要是那些典出齐梁之前的病犯句例，我怀疑就采自齐梁遗说甚至沈约遗说。因为前一节我们分析过，沈约对病犯就有定义性文字（比如平头病），还有病犯用例。
在齐梁遗说的基础上，刘善经对八病作了进一步的阐发。比如“第一平头”，刘氏引沈氏关于第一、第二字不宜与第六、第七同声的论述之后，接着说：“若能参差用之，则可矣。”这可能是刘善经的解释。下面刘善经接着阐发，他说：“谓第一与第七、第二与第六同声，如‘秋月’、‘白云’之类。”还举了《高宴》诗的例子：“秋月照绿波，白云隐星汉。”秋月—白云，为平入—入平，正是参差用之，刘善经说：“此即于理无嫌也。”经刘氏的阐发，沈约之说的意思就更清楚了。比如“第二上尾”，刘氏引沈氏云“上尾者，文章之尤疾”说之后，接着说：“若第五与第十故为同韵者，不拘此限。”举古诗“四座且莫喧，愿听歌一言”为例，说：“此其常也，不为病累。”五言诗时有首句押韵，中间也时有连韵。古诗和沈约等人之诗都常有此例，这是自古诗以来艺术追求的一个方面。不论首句押韵，还是中间连韵，都必然犯上尾。既要首句押韵和中间连韵，又要求避上尾，二者是矛盾的。刘善经的阐发实是补充说明，有这个补充说明，就解决了这个矛盾，沈约等人之说就更完善了。比如“第三蜂腰”，刘氏云：“蜂腰者，五言诗第二字不得与第五字同声。古诗云：‘闻君爱我甘，窃独自雕饰’是也。此是一句中之上尾。”首句是定义，疑出齐梁遗说，甚至就是沈约遗说。“闻君爱我甘，窃独自雕饰”二句诗例，“第三蜂腰”首段即《文笔式》和所引元兢之说，都有引用，这有可能是齐梁或者沈约遗说中所引诗例，因为是沈约遗说中所引之例，因此成为后世论述此病时的经典诗例。宋李淑《诗苑类格》径将此例引作沈约之说，是有道理的，很可能有某些我们今天无法得知的根据。刘善经保留了齐梁或者沈约遗说，又进一步解释：“此是一句中之上尾。”再接着引沈氏五言之中，分为两句，上二下三之说，蜂腰病何以要求二五不得同声，这一内在含义就更清楚了。比如“第四鹤膝”，《四声指归》云：“鹤膝者，五言诗第五字不得与第十五字同声。即古诗云：‘客从远方来，遗我一书札。上言长相思，下言久离别。’是也。皆次第相避，不得以四句为断。”关于鹤膝病的定义式解释，可能保留齐梁遗说，也可能就是沈约遗说。所举古诗句例，宋李淑《诗苑类格》引作沈约之说，或者是有道理甚至有根据的。接下来的说：“皆次第相避，不得以四句为断。”这就是刘善经的阐发了。鹤膝的定义只到第十五字即以四句为断。第五句以下是否也避鹤膝，仅从定义是看不出来的。有刘善经的补充说明，这层意思就阐发出来了。比如“第七傍纽”，明确定义、引沈约和刘滔之说之后，接着举刘宋王玄谟与谢庄讨论何者为双声，何者为叠韵的例子，又举曹植“壮哉帝王居，佳丽殊百城”的诗例，说明诗中居、佳、殊、城等字即是双声之病。接着说：“凡安双声唯不得隔字，若‘踟蹰’、‘踟躅’、‘萧瑟’、‘流连’之辈，两字一处，于理即通，不在病限。”这一大段，可能是刘滔的话，更可能是刘善经的阐发，他进一步地说明，傍纽就是不得隔字双声。在说明沈氏谓此为小纽，刘滔以双声亦为正纽，又引述刘滔傍纽同韵的傍纽之说，说沈氏亦云以此条谓之大纽之后，刘善经又说：“如此负犯，触类而长，可以情得。”就是说，类似的情况都是傍纽病犯。又说：“韵纽四病，皆五字内之瘕疵，两句中则非巨疾，但勿令相对也。”这是对整个韵纽四病的进一步阐发，意思是说，这四病，五字内尤须避忌，两句中则并非不是大问题，只是不要让同纽字或同韵字两两相对而已。经刘善经的阐发，这韵纽四病的内在含义也更清楚了。
刘善经既论诗之声病，也论文之声病。一些犯目，他大量的篇幅在论文之声病。比如“第一平头”，他说：“四言、七言及诗赋颂，以第一句首字，第二句首字，不得同声，不复拘以字数次第也。如曹植《洛神赋》云‘荣曜秋菊，华茂春松’是也。铭诔之病，一同此式，乃疥癣微疾，不为巨害。”四言、七言可能指诗，“诗赋颂”的“诗”字，可能为“诸”字之误。平头病本来是五言诗第一不得与第六字，第二字不得与第七字同声。刘善经将它推阐到四言和七言，以及赋颂铭诔等。比如“第二上尾”，刘善经则从赋颂说起：“其赋颂，以第一句末不得与第二句末同声。”举张然明《芙蓉赋》和蔡伯喈《琴颂》的例子，又进一步说明：“其铭诔等病，亦不异此耳。”他说这是辞人痼疾，一定要避之。“若不解此病，未可与言文也”。引沈氏之说，说明句尾若是同韵，则不为病累之后，又说：“其手笔，第一句末犯第二句末，最须避之。”“手笔”是刘善经常用的一个词，从他的用例来看，包括书信、序表等文体。这是将诗的上尾病原则，推阐到文。“第三蜂腰”刘善经也引刘滔之说论赋颂之蜂腰病。还有“第四鹤膝”，刘善经先论诗之病犯，接着说：“凡诸赋颂，一同五言之式。”他举潘岳《闲居赋》为例：“陆掳紫房，水挂赪鲤。或宴于林，或禊于汜。”这几句，第一句末“房”字和第三句末“林”字均为平声，因此犯鹤膝之病。刘善经又说：“其诸手笔，第一句末不得犯第三句末，其第三句末复不得犯第五句末，皆须鳞次避之。”他把鹤膝病推阐开来了，由第一句末不得犯第三句末，推阐到第三句末不得犯第五句末，并由此类推。
一些新的病目也有自己的阐述。他论“隔句上尾”。“隔句上尾”最早提出，当为刘滔，但刘善经有进一步阐发。“第二上尾”，刘善经先说：“凡诗赋之体，悉以第二句末与第四句末以为韵端。”接着说：“若诸杂笔不束以韵者，其第二句末即不得与第四句同声，俗呼为隔句上尾，必不得犯之。”他举例，魏文帝《与吴质书》：“同乘共载，北游后园。舆轮徐动，宾从无声。清风夜起，悲笳微吟。”第二句末“园”字和第四句末“声”字同平声，因此是隔句上尾。他提出过新的病目。如“踏发声”。“第四鹤膝”刘善经说：“又今世笔体，第四句末不得与第八句末同声，俗呼为踏发声。譬如机关，踏尾而头发，以其轩轾不平故也。”这也是笔之病。刘善经说“今世笔体”，可见踏发声是刘善经之世的病犯说，而且先是“俗呼为”踏发声，即先在社会上流行，然后为刘善经在《四声指归》所阐发。
刘善经论声病有一些看法值得注意。比如论鹤膝。鹤膝者五言诗第五字不得与第十五字同声，诸手笔则第一句末不得犯第三句末，其第三句末复不得犯第五句末，但是刘善经《四声指归》说：“温、邢、魏诸公，及江东才子，每作手笔，多不避此声。”他举了温子升《广阳王碑序》、邢劭《老人星表》、魏收《赤雀颂序》、谢脁《鄱阳王让表》、任昉《范云让吏部表》、王融《求试效启》、刘孝绰《谢散骑表》等例为证，说明这一点，并说：“诸公等，并鸿才丽藻，南北辞宗，动静应于风云，咳唾合于宫羽，纵情使气，不在此声。后进之徒，宜为楷式。”又说：“其诗、赋、铭、诔，言有定数，韵无盈缩，必不得犯。且五言之作，最为机妙，既恒充口实，病累尤彰，故不可不事也。自余手笔，或赊或促，任意纵容，不避此声，未为心腹之病。”从这段论述看，并不是所有的文都要避鹤膝。凡有固定句式字数韵数的，一定要避鹤膝，如诗、赋、铭、诔等，而其他文体，则纵情使气，不在此声。《文笔十病得失》后半刘善经又说：“笔之鹤膝，平声犯者，益文体有力。”《文笔十病得失》前半说：“但四声中安平声者，益辞体有力。如云：‘能短能长，既成章于云表。明吉明凶，亦引气于莲上。’”这显然也是刘善经之说。从《文笔十病得失》所引这些材料来看，刘善经还主张笔可以不避平声之鹤膝，不但可以不避，而且平声犯者，益文体有力。刘善经的这一看法，或者与刘滔所说的平声赊缓，有用处最多有关。这反映了当时声病说的一种看法。
《四声指归》大量吸收、采纳齐梁遗说甚至沈约遗说。但是，《四声指归》也吸收了齐梁之后的材料和声病之说。比如“第四鹤膝”《四声指归》引吴人徐陵之例，说明东南之秀，所作文笔，未曾犯声，但也时有通人之弊。徐陵（507—583）为梁陈间人，沈约去世时，徐陵才7岁。这当是齐梁之后的材料。《四声指归》吸纳南朝之说，也保留有北朝病说和材料。“第四鹤膝”既引吴人徐陵，以及谢脁《鄱阳王让表》、任昉《范云让吏部表》、王融《求试效启》、刘孝绰《谢散骑表》等南人材料，也引温子升（495—547）《广阳王碑序》、邢邵（496—？）《老人星表》、魏收（506—572）《赤雀颂序》等北人材料。如刘氏所说，他是兼论“南北辞宗”。天卷《四声论》即《四声指归》描述魏高祖之后北朝文学发展包括声韵追求情况，载录常景、阳休之、李概等的声韵著述。这都是证明。
关于八病及相关声病之说，刘善经《四声指归》既有明确定义，吸收前代包括齐梁遗说，又绝不是前代遗说的简单汇编，更不是杂编，刘善经对声病的一系列问题都有新的阐发，有自己独立系统的看法。它兼论诗文，又融合南北，全面总结，又有独立体系。我们另有章节讨论《四声指归》对四声问题的论述。谈到声病之说，我们关注比较多的是齐梁沈约等人，并没有给刘善经《四声指归》以应有的地位，这影响了我们对声病说发展面貌的完整把握和清晰了解。作过以上考察之后，我们可以说，《四声指归》是隋代以前声韵病犯说集大成的著作。在讨论声病说发展的时候，对产生于隋代的这部著作，我们应该给予更充分的评价。
第三节 《诗章中用声法式》
天卷《诗章中用声法式》是很值得注意的一篇。
这一篇讨论三言到七言的用声法式。三言到七言的每一句又分为上下两个分句。三言上一字为一句，下二字为一句，或上二字为一句，下一字为一句。五言上二字为一句，下三字为一句。六言上四字为一句，下二字为一句。七言上四字为一句，下三字为一句。作者讨论的是平声的用声法式。三言自一平声到二平声，四言自一平声至三平声，五言自一平声至四平声，六言自二平声至五平声，七言自二平声至六平声。专门讨论平声的用法，可以称之为“诗章中平声用声法式”。
每一句分为上下两个分句，考虑的是句子的节奏问题，只讨论平声的用声法式，看重的是平声在调声中的作用。它可能是用例句的方式，讨论不同数量的平声字和不同位置的平声字，给人的不同的声律感受，从而探讨最合适的平声用法。它可能还有理论归纳总结性的文字，但已亡佚，只剩下例句。本篇这些思想，既有沈约的影响，又有刘滔的影响。《文镜秘府论》西卷《文二十八种病》“第三蜂腰”引刘善经《四声指归》沈氏云：“五言之中，分为两句，上二下三。”这里所谓“沈氏”，就是沈约。天卷《诗章中用声法式》五言上二字为一句，下三字为一句，正是沈约所说的“五言之中，分为两句，上二下三”。不过《诗章中用声法式》把它加以推广，三言到七言，每一句都分为上下两个分句。《文镜秘府论》西卷《文二十八种病》“第三蜂腰”引刘善经《四声指归》又引刘滔云：“平声赊缓，有用处最多。”《诗章中用声法式》只讨论平声的用声法式，体现的正是刘滔“平声赊缓，有用处最多”的思想。
这是本篇给我们的一个印象。本篇还给我们其他印象，还有其他问题。
《诗章中用声法式》篇中引南齐建武二年（494）谢脁所造雩祭送神歌辞（“警七耀，诏八神”等），其中“绿水涌春波”、“仰瞻梓柚叶青”、“濛濛霖雨气凝”等句可能写南方景致，“次宿密县华亭”（密县在吴，今上海松江西）当写南方生活。但篇中引庾信《燕歌行》“代北云气昼昏昏”等句，此外写都护府，写燕山去塞三千里，写将军勒兵讨辽川，初言度燕征玄菟等等，都应是河朔生活，北朝作品。《诗章中用声法式》的作者既了解江左作品，更熟悉河朔诗作。这是又一个印象。
《诗章中用声法式》的年代和作者，是又一个问题。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王利器《文镜秘府论校注》引任学良注，以为“七言四平声”中“河畔青青唯见草”为宋之问《明河篇》句，如果确是如此，虽未必就是王昌龄《诗格》，但任学良所说“知作者在武后时，或其后”却应该是没有疑问的。但查《全唐诗》及其他文集，未见宋之问诗有此句，也未见其他作者有此句，未知任学良所据为何。任学良接着说：“然无确证，俟考。”这应该是对的。如果“河畔青青唯见草”无法确认为宋之问《明河篇》之句，则《诗章中用声法式》的年代和作者，就需要重新考虑。从篇中引诗看，所知最晚为庾信之作。本篇作于庾信之后无疑。南北兼融而更熟悉河朔生活和作品，作者很可能是北人，作年也可能在南北文学交融或合流之后。既从沈约所说，以五言上二字为一句，下三字为一句，又接受刘滔“平声赊缓，有用处最多”之说。作者应是熟悉沈约和刘滔思想之人。从这些方面考虑，本篇很可能出隋刘善经《四声指归》。刘善经是北人，正处于南北文学文化交融合流之时。《文镜秘府论》多处引其《四声指归》，不论西卷《文二十八种病》所引，还是出《四声指归》的天卷《四声论》，都是既论南朝声病，又论声律在北朝的发展，引北朝文学史料为证。这与《诗章中用声法式》引例南北兼融而更熟悉河朔生活和作品，正相吻合。他既从沈约之说，又接受刘滔的思想，沈约“五言之中，分为两句，上二下三”和刘滔“平声赊缓，有用处最多”之说正见载于《文镜秘府论》西卷《文二十八种病》“第三蜂腰”所引刘善经《四声指归》。刘善经熟悉沈约、刘滔的思想，甚至研究过他们思想。
这就有了另一个问题。如果《诗章中用声法式》作于宋之问之后，近体诗律已经形成。即使作于庾信之后，出于隋刘善经《四声指归》，诗歌律化的趋势也很明显。我们详细考察过魏晋到永明到初唐五言诗律化的情况，永明以后主要考察四句到十二句五言诗。根据我的统计，律句占全部诗句的比例，梁陈和北朝的诗人，徐摛诗有85. 7%，萧纲有75. 7%，萧绎有65. 1%，庾肩吾有79. 6%，徐陵有84. 1%，江总有75. 6%，庾信有79. 6%。这当中完整的律诗，徐摛有5首，萧纲有85首，萧绎有46首，庾肩吾有43首，徐陵有23首，江总有30首，庾信有135首。这是五言诗的情况。就七言诗来说，律化的趋势不如五言那么明显，但仍可看到律化的影响。六朝以来一些七言诗，已有不少律句。比如萧绎《燕歌行》，22句中有15个律句，其中还有5个律对，2个律粘。萧纲《乌栖曲四首》16句中有10个律句。徐陵《乌栖曲二首》8句中有4个律句，徐陵《杂曲》20句中有13个律句，卢思道《从军行》，27个七言句中有17个律句。薛道衡《豫章行》28句中有15个律句。但从《诗章中用声法式》的情况来看，一方面，所举五言诗有不少律句，如二平声和三平声中各7个例句中，各有4个律句[2]，这说明《诗章中用声法式》也难免受到律化趋势的影响。但是另一方面，如日本小西甚一所指出的，本篇例诗确实很多完全不合律体的平仄，五言中一平声和七言二平声不会是律体。还可以举出更多的证据。比如，庾信《燕歌行》是作者引例的作品，这篇作品，28句中有7个律句，这7个律句中，既有三平声，也有四平声，但作者所引庾信《燕歌行》的三个句例，都不是律句[3]。以这些为据说明《诗章中用声法式》不会是律体完成时期的作品[4]，可能不行的。因为如上所析，如果本篇作于宋之问之后，则律体已经完成，即使作于庾信之后，诗歌律化的趋势也相当明显。我们赞同小西甚一观点，本篇可能出刘善经《四声指归》。但我们根据和小西甚一不一致。我们不认为本篇不会是律体完成时期的作品，恰恰相反，本篇产生于律体化的趋势之中，甚至有可能作于律体完成以后。
既然诗歌已经走向律化，又所举例诗又那么多不合律体平仄，看似非常矛盾，其实问题并不复杂。《诗章中用声法式》本不是探讨律体的用声法式，它只是探讨平声的用声法式。这只要对作者所用的大量例句，对这些例句中平声的位置稍加注意，就不难知道。这些例句，一平声到六平声，平声在句中的位置都不一样。三言一平声，一平声在句中的位置分别为一、三、二。三言二平声，二平声在句中的位置分别为一二、二三、一三。四言一平声，一平声在句中的位置分别为三、二、四、一。四言二平声，二平声在句中的位置分别为一二、三四、一三、二三。四言三平声，唯一的仄声字在句中的位置为二、四、三。五言一平声，平声在句中的位置为二、四。五言二平声，二平声在句中的位置为一二、四五、三四、一四、二四、二三、二三。五言三平声，三平声在句中的位置为一二四、一二五、一三四、二三四、一四五、二四五、二三五。五言四平声，唯一仄声在句的位置为二和四。六言二平声，二平声在句中的位置为三六、一二、五六、三四、三六、二六、二五。六言三平声，三平声在句中的位置为一四五、一二六、一四五、三四六、一二三、一三五、二三四，六言四平声，剩下的二仄声在句中的位置为三六、三四、四五、一二、二六、五六、四六。六言五平声，唯一的仄声在句中的位置为四、三、二、五。七言二平声，二平声在句中的位置六七、三四、一六、一二。七言三平声，三平声在句中的位置为一三四、三四六、一二七、三四七、二五六、一五六、三六七、二三四、一二四。七言四平声，四平声在句中的位置为一二三五、一三四六、三四五七、一二五六、一二四七、二三四五、二三五六、一三五六、一三四五、一二四七。七言五平声，剩下的二仄声在句中位置为六七、一四、一六、五六、四七、四五、二六、三五、三七。七言六平声，唯一的仄声在句中的位置为四、六、五。这当中，七言二平声的“将军一去出湖海”、“嫁得作赋弹琴声”实为三平声，七言三平声的“左掖深闺行且宜”实为四平声。五言二平声的“咏歌殊未已”和“百行咸所该”二平声在句中的位置均为二三，六言二平声的“合国吹飨蜡宾”和“日月驰迈不停”二平声在句的位置均为三六。除此以外，各句平声的在句中位置都不一样。之所以各句平声的在句中位置都不一样，我以为作者是有用意的，作者的用意应该是探讨平声在句中不同位置的不同调声效果。平声在句中不同位置有不同调声效果，作者列数那么多例句，就是为考察这一点。本篇篇名之所以冠以“法式”二字，称之为“诗章中用声法式”，道理也就在这里。了解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一些问题。本篇所引五言诗句有不少律句，说明作者不自觉地受到诗歌律化趋势的影响，但那么多的例句不合律体平仄，那么多例句，几乎每句平声的位置都不一样，说明作者所要探讨的，本不是律体化的问题，而是平声在句中不同位置的不同调声效果。作者是想通过一番这样的考察，得出一些法式性的东西。
这说明一个问题，一个现象，即，在六朝到初唐的诗歌律体化趋势中，甚至在律体完成以后，人们仍在探讨调声问题。以前我们只看到律体化的探讨，没有看到与律体化探讨的同时，还有其他的调声探讨，以为律体完成以后，人们对声律的探讨就完成了。现在看来，这样看待六朝至唐的声律发展是不全面的。
《诗章中用声法式》探讨的是平声在不同位置的调声效果，说明当时人们对平声用法的重视，刘滔平声赊缓，有用处最多之说为人们普遍接受，这一现象我们以前也重视不够，研究不够。《诗章中用声法式》一篇在这些方面或许也可以给我们予很多的启示。受沈约、刘滔思想的影响，一句分为二个分句，注重句子的节奏，重视平声，在律体化趋势之中，仍在探讨调声问题，探讨平声在不同位置的调声效果，这是本篇给我们的总体印象。
注释
[1]江户时汉学家市河宽斋《半江暇笔》：“唐人诗论，久无专书，其数见于载籍亦仅仅如晨星。独我大同中，释空海游学于唐，获崔融《新唐诗格》、王昌龄《诗格》、元兢《髓脑》、皎然《诗议》等书而归，后著作《文镜秘府论》六卷，唐人卮言，尽在其中，但惜不每章题曰谁氏之言，使后世茫乎无由采择矣。”（王利器《文镜秘府论校注》前言引）。
[2]二平声4个律句是“绿水涌春波”“雨数斜塍断”“咏歌殊未已”“百行咸所该”。三平声4个律句是“兰生半上阶”“无论更漏缓”“天命多羸仄”“终阙九丹成”。
[3]七言二平声引“寒雁一一渡辽水”（今本庾信文集作“寒雁嗈嗈渡辽水”），三平声引“代北云气昼昏昏”和“自从将军出细柳”。
[4]小西甚一《研究篇》（下）以为，“这个《诗章中用声法式》，不会是律体完成时期的作品，恐怕不会有什么疑问”，因此本篇引自刘善经《四声指归》。我们也认为本篇引自刘善经《四声指归》，但与小西甚一所说并不一样。更主要的是，应准确说明本篇与近体诗律发展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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