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廷璆 等

选自《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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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战后国际环境与日本


一、一战后国际环境与日本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史上的一场浩劫。战后,美英联手构建了“盎格鲁-萨克逊称霸”的国际秩序,日本倍感压抑,但因与美英的差距悬殊,只能暂时蜷曲在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之下。

(一)战时日本的火中取栗

19世纪的世界是英国称霸的时代,进入20世纪后,英国霸权接连受到后起强国的挑战,帝国主义国家间围绕19世纪中叶大致形成的殖民地势力范围的再瓜分和反瓜分斗争,以1914年6月奥地利皇太子在萨拉热窝被杀为导火线,于同年7月底演化为第一次世界大战。

一战中形成了以德、奥等同盟国为一方,以英、法、俄等协约国为另一方的两大帝国主义阵营,当上述各国在欧洲展开全面厮杀时,日本瞅准机会,以日英间有同盟关系为借口,于8月23日对德宣战。9至11月间,出兵占领德国在中国的租借地胶州湾和青岛,控制胶济铁路,并夺取了太平洋上的德属马绍尔、马利亚纳和加洛林等群岛。

与此同时,由于欧洲战场胶着,列强无暇东顾,而袁世凯统治下的中国处于南北对立的混乱状态,日本认为大举向中国扩张权益的时机已到。1915年1月,大隈重信任首相的日本政府向中国北洋政府提出了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要求”,即:要求中国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中国的权益以及日本在山东的铁道铺设权;同意日本对旅顺、大连租借地以及南满铁路、安东铁路享有的权利延长99年,以及日本在中国东北南部和内蒙古东部地区享有各种特殊权益;同意日本对汉阳、大冶、萍乡的铁、煤矿进行垄断性开采;承诺不向其他外国割让沿海地区及岛屿;中国政府聘用日本人作政治、经济和军事顾问,中国军队使用日本造武器,日本参与中国的地方警务,中国的铁路、矿山、港口建设需要外资时首先与日本协商,承认日本在中国各地的医院、寺院、学校的土地所有权以及在中国的宣教自由等。[1]结果,在日本的武力威胁下,袁世凯政府除了最后一项外竟全部接受,于同年5月9日(“国耻日”)与日本签署了卖国协议。[2]袁世凯死后,为了控制段祺瑞政府,进一步扩大在华权益,1917至1918年,日本政府以“西原借款”的名义,先后向段祺瑞政府提供武器借款、交通银行借款、有线电讯建设借款、吉会铁路借款等计1.77亿日元,其中武器借款3200万日元。[3]与此同时,日本政府还曾设计了一个更大的“和平侵略”中国计划,即通过向段政府提供武器和派遣日本军事教官,在军事上取得对中国军队的控制权和指挥权;通过向中国提供官办制铁厂贷款并派遣日本技师,确保日本的钢铁来源;通过组织中日银行联合融资团向中国铁路事业投资来排挤其他列强,实现日本对中国铁路交通命脉的垄断;通过日本借款实现中国的币制改革,从而将中国经济纳入日元圈。[4]这样,日本就可以得到“二十一条要求”中中国没有承认的那部分权益。但是,由于这一计划的内部意见协调尚未完成一战已经结束,该计划只好暂时搁置。

一战期间,日本除了在中国攫取了大量权益外,还充当了帝国主义镇压苏维埃革命的远东宪兵。1917年俄国发生十月革命后,协约国决定出兵干涉,约定日本出兵1.2万人。但日本却出动7.3万兵力,占领了苏维埃俄国西伯利亚贝加尔湖以西的三个州,直到美国等撤军一年以后的1921年5月,日本才最后一个退出西伯利亚。

(二)战后国际政治体系与日本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的胜利告终,英美主导下召开了凡尔赛媾和会议和华盛顿会议,从而确立了“盎格鲁萨克逊称霸”的战后国际政治新秩序。

1919年1月召开的凡尔赛媾和会议主要讨论了对德、奥等战败国的战后处理问题,并重新划分了欧洲各国的边界。会议期间,以西园寺公望为全权代表的日本代表团所关心的是日本在大战中猎取的权益得到追认,因此强硬要求会议承认日本接管德国在中国山东及赤道以北太平洋诸岛屿的殖民地权益,并以不满足要求日本将不加入国际联盟相威胁。出席会议的中国代表以中国对德宣战后中德两国旧条约自动失效为据据理力争。结果,会议没有对山东问题形成决议,日本的野心未能得逞。

1921年11月,历时三个月的华盛顿会议拉开序幕。会议的内容是讨论远东、太平洋地区问题以及海军裁军问题,会议的成果是签署了7个条约12项决定,其中包括:1921年12月13日美、英、法、日四国签订的《关于太平洋岛屿的属地、领地的四国条约》(简称“四国条约”);1922年2月6日美、英、中、日、法、意、荷、比、葡九国签订《关于中国问题的九国条约》(简称“九国条约”);1922年2月6日美、英、日、法、意五国签订《关于限制海军军备的华盛顿条约》(简称“海军裁军条约”)。由此,确定了美国主导下的战后远东及太平洋地区的国际政治秩序,亦称华盛顿体系。

在华盛顿条约体系中,与日本关联最大的是“九国条约”和“海军裁军条约”。

“九国条约”规定,承认中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中国通过渐进方式实现政治统一,同时各国要在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原则下,采取统一步调应对中国提出的恢复关税自主权及取消治外法权等要求。条约还规定,日本将战时抢占的山东省权益归还给中国,并收回“二十一条要求”中第五部分的内容。这一条约否定了大战中日本在中国获取的新权益,反映了美英对日本扩张的警惕和限制。不过,条约未涉及日本在中国的其他既得权益的事实表明,维持现状、对日协调仍然是美英对日政策的核心。

“海军裁军条约”规定了主要强国拥有主力战舰的数量和比例,即美英可以各拥有主力战舰52.5万吨左右,单舰规模不得超过3.5万吨,舰炮口径不得超过406毫米。以此为基准,美、英、日、法、意五国主力战舰的比例是5:5:3:1.68:1.68。[5]这一条约意味着战后日本作为世界第三海军大国的地位得到了承认,同时也意味着美英事实上承认了日本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海上霸权,因此出席会议的日本全权代表加藤友三郎是以“欣然”的心情在条约上签字的。然而,日本军部的“扩军派”仍不满足,认为条约压制了日本的军备发展。此后直到30年代初期,日本军部“扩军派”与“条约派”势力的较量愈演愈烈,并对日本政局和财界产生了深刻影响。

战后国际政治体系的建立,在承认战后日本政治军事大国地位的同时,也规定了日本在美英联合称霸下的次强帝国地位。并且,值得注意的是,华盛顿会议后,英国以国际联盟的建立为由,宣布1902年以来的日英同盟关系不再继续。从政治学的意义上说,战后的整个20年代,是日本为突破限制、改变次强地位而养精蓄锐的蛰伏期。

(三)战后国际经济格局与日本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资本主义发展史的重大转折点,它标志着英国主导的“不列颠制霸”时代结束和美英共同主导的“盎格鲁-萨克逊制霸”时代的开始,这个时代的世界经济格局已经出现了若干变化。

战后经济格局的最大变化,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心由英国移向美国。战前的英国是世界最强大的工业国和贸易国,充当着国际经济分工组织者的角色。英镑作为国际决算的基础货币,占据不可动摇的统治地位。但是一战以后,英国昔日风光不再,不得不把世界经济的头把交椅让与美国。当疲惫不堪的欧洲各国将主要精力转向经济恢复时,美国依靠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开始在欧洲经济复兴的过程中扮演主角,走上了世界经济领导者的舞台。美国资本对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的支配是通过下述途径实现的:德国为了恢复经济,只能仰赖美国借款,再以赔偿方式将美国资本流向英法;英法向美国偿还战时债务,从而实现了资本还流。在此过程中,美元上升为国际结算的基础货币。

战后世界经济的另一重大变化是在经济结构的调整上展现的。20世纪前世界上发生的主要战争,几乎都具有依靠敌对双方主力的决战来决定战争胜负的特点,胜负的关键主要取决于参战各方的武器装备、人员规模和战斗素质。一战是一场长期消耗战,是综合国力较量的“总体战”,飞机、坦克、潜水艇等首次使用的新武器,需要有强大的工业生产力、特别是重工业的支撑。因此,重化工业成为战后各强国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

战后日本军事上已经跃居资本主义世界前三强的位置,但与其他列强相比,经济发展的差距依然明显,这在下述主要经济主要指标的对比中可以窥知一斑。按美、英、德、法、日五国的排列顺序,1920年,第一产业人口比重依次为27%、7%、30%、29%和55%,第二产业人口比重为34%、50%、42%、36%和22%,这表明日本在五大强国中工业化程度最低,农业国色彩最重。再看最具代表性的产品产量或生产能力,1927年,五国的粗钢产量依次为4900万吨、890万吨、1540万吨、460万吨和360万吨,日本排在末位,产量仅为美国的1/14和英国的3/5。同年,五国棉纺工业的设备生产能力依次为3670万锭、5730万锭、1080万锭、960万锭和600万锭,日本的差距同样明显。经济指标中,日本占优的项目是经济增长率,1900至1920年的20年间,增长速度明显高于英、法、德而与美国匹敌。[6]

经济上相对弱势,决定了日本在一战后不得不继续依赖美英强国,并在政治上与美英保持“协调”。

注释

[1]历史学研究会编:《日本史史料4近代》,岩波书店,1997年,第317—318页。

[2]由于中国民众的强烈反对和英国的抗议,协议中暂时不含第五方面的内容。

[3]小山弘健、浅田光辉:《日本帝国主义史》(上),新泉社,1985年,第280页。

[4]参见大森德子论文“关于西原借款”,《历史学研究》,1975年,第419号。

[5]安藤良雄编:《日本近代经济史要览》,东京大学出版会,1981年,第105页。

[6]三和良一:《概说日本经济史(近现代)》,东京大学出版会,2002年,第99—1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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