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 鹿飞 
文章目录[隐藏]
作者：吴廷璆 等
选自《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
前言
前言
近代以来，日本的经济发展出现过两次飞跃。第一次飞跃始自19世纪中期的“开国”，终于20世纪初，仅用半个世纪便完成了英法等欧洲强国用200年时间才完成的产业（工业）革命，成为近代东亚唯一“年轻的进步非常快的资本主义国家”[1]。第二次飞跃始自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终于战后第一次世界石油危机爆发的1973年，以不到20年时间，次第完成战后经济复兴和高度成长任务，实现了以国民生产总值雄踞世界第二的经济赶超夙愿。在接下来的40余年里，日本经济冰火两重天，喜忧参半。前期领跑世界，风光无限；后期持续低迷，增长乏力。展望未来，实力雄厚的日本经济向何处去，还有待耐心观察。
与原生形态的欧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路径相对照，近代以来的日本提供了一个后发型资本主义成长的样本。这一样本不仅包括后发国追赶发达国的经验，也包括其赶超后未能科学应对和处理新矛盾的教训，而一部日本近现代经济史所展示的诸多借鉴，绝非是与世人无关的“旁物”。
科学技术和社会制度是构成一定生产关系的决定因素。前者是决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内在依据，后者是决定科学技术能否作用于生产力的外在保障。科技进步与生产力发展，催生了资本主义经济，而资本主义经济形成及资产阶级的壮大，必然会提出制度变迁要求，近代欧洲正是沿着工业革命引发资产阶级革命的逻辑演进的。然而，日本资本主义的产生，并非只是依据近代科技进步与生产力发展等所谓原始积累的自然成熟，而是应对外来冲击毅然实行制度变革的即期效果。某位西方学者指出：“社会经济学诸学科中的女王是理论，但给她戴上王冠的却是政策，因为社会经济研究的最终目标是政策。”[2]本书之所以从经济政策的视角切入来探讨日本近现代经济发展的历程和特点，正是基于日本的特定国情。
经济政策研究无法避开经济政策与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的关系问题。然而迄今为止中外学界从学理上正面阐释三者关系的著述并不多见。在此，带着长期从事日本经济史研究的困惑与思考，不惴自说自话，略抒浅见。
经济制度是公共权力通过法律和法规等强制形式确定的社会经济准则及其行为规范，经济体制是公共权力基于经济制度展开的资源配置组织机制安排，经济政策则是公共权力人为影响作用社会经济运行的手段和方法。与一般意义的政策处于制度下属层次、为实现制度目标服务的理解不同，广义的经济政策应有两层含义，一是改造型政策（或曰质变型政策），其政策目标是经济制度的解构和重构，由此形成的新经济制度，正是改造型政策操作的结果，是改造型政策法律化、凝聚化、静态化的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造型经济政策可谓经济制度乃至经济体制之母，因此不仅应该把经济制度变迁和经济体制变动作为经济政策研究的内容，而且必须作为研究重点；二是调整型政策（或曰量变型政策），其政策操作在现行经济制度和体制的框架下运行，政策目标是调整资源配置及经济发展节奏，因此这一政策只会引起事物量变而不是质变。
经济政策的这两层含义，意味着日本近现代经济政策研究，既要面对两个相对独立的政策体系，又要把握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同时，既然是“经济政策”研究，那就不仅要考察日本政府这一“政策主体”的行为依据、行为手段和行为效果，而且要从资源禀赋与配置、经济周期变动、产业结构、金融与财政、资本与劳动等不同侧面入手，对构成政策对象的“经济”本身进行“专业分析”和案例解剖。显然，这是一项艰巨的工程。
本书以个人前期研究成果为基础，从近代日本经济制度转型前提条件的考察入手，依次对明治初期经济改革、产业革命、资本垄断、国家资本垄断、战后经济改革、战后经济复兴、经济高度增长、赶超后经济等各个历史时期的经济政策展开分析，最后探讨了世纪之交日本的对外经贸政策。由于学术功力有限，既无法触及所有重要问题，亦难免浅尝辄止乃至出现错讹，故此诚恳期待方家指正。
杨栋梁
2017年6月
注释
[1]《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801页。
[2]Seraphim语。转引自津田直则、长屋泰昭、田中康秀《现代经济体制与经济政策》，晃洋书房，1991年，第16页。
📚 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全套 18 卷）
- 日本现代外交史论
- 日本儒学史论
- 日本社会史论
- 日外文化交流史论
- 日本近现代教育政策研究
- 战后日本能源安全保障研究
- 日本经济转型与治理变革论
- 日本近现代经济政策史
- 日本近现代农业政策研究
- 日本经济产业解析
- 中日文学与文化交流史研究
- 日本现代政治史论
- 近代中日思想文化交涉史研究
- 日本东亚政策研究
- 空海《文镜秘府论》与中日文化交流
- 日本的苏联及中东政策研究
- 日本史通论
- 日本近世与近代文化史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