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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亚洲主义还是太平洋主义——日本在东亚共同体构建上的战略摇摆
- 一、亚洲主义还是太平洋主义——日本在东亚共同体构建上的战略摇摆
- 📚 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全套 18 卷）

作者：吴廷璆等

一、亚洲主义还是太平洋主义——日本在东亚共同体构建上的战略摇摆

2011年1月20日，日本首相菅直人发表《站在历史分水岭的日本外交》的演说，阐明了第二代民主党内阁的外交路线。菅直人所谓历史分水岭到底是什么？分水岭两侧又分别是什么？对此，菅直人在演说中并没有给予清楚明了的回答。联系鸠山内阁时期的外交方针，或许可以发现日本外交政策的重大转变。日本在东亚共同体构建问题上的政策变化，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日本对外战略及其政策的走向。

1.东亚区域主义的进展

1990年以后，随着全球规模的东西冷战格局结束，在国际新秩序的构建过程中出现了国际化和区域化两种潮流。一方面，人员、物资、服务以及金融等国际流动性不断扩大，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日益增强；另一方面，区域合作、一体化和共同体等形式的区域主义潮流涌动，通过推动区域合作成为当今世界性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

过去，在东西冷战夹缝中挣扎的东南亚各国，长期被迫卷入地区纷争或战争的漩涡之中。20世纪70年代以后，全球性区域合作趋势日益加强，东盟成立虽然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地区矛盾，但整个东亚地区却一直未能建立起稳定的国际秩序。战后，创造了经济发展奇迹的日本虽然以雁行阵势领导了东亚经济发展，但是，对于以日本为核心的东亚新秩序构想，东南亚各国始终保持着高度警惕和消极态度。

以1997年7月亚洲金融危机为契机，东亚地区金融领域的多国合作取得重要进展。作为区域概念的“东亚”意识也日益获得周边国家的认同。东南亚各国以多国间合作为中心，积极推动新的区域秩序构建活动，区域主义潮流开始席卷东亚地区。

到目前为止，在东亚地区，同时存在着东盟峰会、10+1、10+3、10+6、中日韩首脑会议等多个合作模式。此外还有东盟地区论坛（ARF）、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等多个与东亚相关的组织模式。亚洲太平洋自由贸易区（FTAAP）和环太平洋战略经济合作协议（TPP）等各种各样的经济合作构想也正在研讨和推进之中。

过去13年中，通过各种各样的区域合作模式，东亚地区经济合作和一体化步伐取得巨大进展。现在，东亚区域内或跨区域的两国间FTA或EPA不断缔结，东盟10国分别与中国、日本、韩国的FTA正在推进之中。然而，中日韩三国间却至今仍然不存在FTA。虽然民间研究机构进行了相关研究，但是面向缔约的政府间交涉尚未提上议事日程。在东亚地区内外不断缔结的一个个形式各异的FTA，不仅可能给自由贸易带来负面影响，而且很容易引起所谓意大利面碗现象。^[1]

围绕东亚共同体的构建，现在至少需要在三方面达成共识，即东亚区域共识在哪里？东亚共同体的“共同”程度到底有多少？东亚一体化的道路是怎样的？^[2]2005年12月东亚峰会召开，使围绕东亚共同体的主导权和参加国范围等问题更趋复杂化。目前在东亚合作问题上，ASEAN一直处于驾驶席位置，10+1和10+6都在向前推进。但是由于缺乏明确的前进方向，而作为发动机的ASEAN又底气不足，加上中日之间的主导权较量，致使在东亚共同体构建上难以取得较大进展。作为连区域共识都难以达成的东亚峰会，与其说是它一种东亚共同体的构建组织，不如说是一种东亚共同体的摧毁机制。

2.日本对外战略的轨迹

战后，日美关系经历占领时期、安全保障条约时期、新安保体制时期三个阶段。自1978年开始，进入日美同盟时期。1978年，大平正芳首相首次正式将日美安全保障关系称为“同盟国”关系，而且作为“西方阵营的一员”，日本政府决定为驻日美军提供军费。其后，日本外交战略以稳固日美同盟为最重要支柱，对美国以外的各国实行无差别的等距离外交。

日本将美国置于“共同拥有基本价值及战略利益的同盟国”位置，明确表示，“日美同盟是日本外交基轴，在东亚地区存在不透明性和不确定性的形势下，以日美安全保障为核心的日美同盟，对日本的和平安全及亚洲太平洋地区的稳定和发展将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3]。在对外经济战略方面，日本按照关贸总协定、WTO原则，严格执行自由的、无差别的多国协作主义，即不对任何国家采取特别有利或不利政策，对于一个国家承诺的市场开放和关税下降同样适用于其他国家。为了防止封闭性经济同盟的出现，严格遵守多国间交涉的原则。

日本一方面强调按照GATT原则进行多国间自由贸易的重要性，同时作为外交基本方针，重视对美、对欧关系，对亚洲事务则置于次要地位。与中国和韩国相比，对于东亚区域化问题持消极态度。因此，在国际化和区域化日益加强的大背景下，日本未能充分把握机会，其对应措施也相对迟缓。特别是泡沫危机崩溃后，由于日本经济长期低迷，加上亚洲新兴国家经济飞速发展的强烈刺激，迫使日本政府不得不调整全面调整其对外战略。近年来，日本的贸易政策开始从以WTO为主体的多国间贸易自由化政策向以FTA为重点的贸易政策转移。2002年，日本与新加坡签订第一个新的经济贸易协定（EPA）。以此为契机，日本开始加速推动FTA活动。

今天，日本以坚持日美安全保障和日美同盟体制的两国主义为基础，将推动地区经济合作、区域统合、东亚共同体形成的多国间主义作为东亚及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基本战略。日本外交的关键词是“进一步加强日美同盟，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各个国家一起，构建亚洲太平洋的和平与繁荣”，“在两国间外交之上，为了对付共同的课题，积极参与东亚峰会（EAS）、10+3、10+1、中日韩合作等东亚地区的区域合作组织，以及APEC、ARF、ASEM（亚欧会议）等区域外国家广泛参加的组织，推进地区合作”^[4]。但是，日本的多国间主义与区域内两国的FTA制度模式紧密相连，是要建立一个融合这些关系的松散型结合体。因此，日本真正的东亚共同体构想是以两国间主义为基础的融合多国间主义的“拼布型体系”^[5]。

3.摇摆中的日本外交政策

围绕东亚地区的区域合作模式问题，虽然各国已经进行了许多研究，但实质上的进展则是在1997年以后。面对东亚地区日趋加强的区域主义潮流，日本各界反应不一。积极推动和参与者有之，感到威胁和敌视者有之，冷战思维和消极对待者有之。日本政府则一直处于左右摇摆之中。

10+1和10+3的东亚区域合作模式，始于桥本龙太郎提出“桥本主义”外交政策^[6]。1997年1月，桥本访问东南亚时，提议日本与ASEAN举行定期首脑会谈。与此同时，桥本主张实行首脑对话组织化、加强多样化文化合作、加强在解决全球规模课题上的协作。桥本主义体现了日本试图与东盟国家进一步加强联系的政策倾向。小渊内阁和森喜朗内阁时期，继续执行桥本主义的外交路线，积极推进日本与东盟国家的经济合作。1999年的10+3首脑会议发表“共同宣言”，充分肯定了10+3的合作模式。以此为基础，自2000年开始，东盟和中日韩三国合作体制大力推动了以“清迈倡议”为首的贸易、教育、环境、观光、能源、安全等广泛的区域合作。

在日本，明确提出推进东亚共同体构想的是小泉纯一郎。2002年1月，痛感于日本在东亚区域合作中的行动迟缓，小泉在新加坡发表《东亚中的日本和东盟——寻找诚实的伙伴关系》的演说，宣布与东盟一起构建“共同前进的共同体”。小泉主张，“日本、中国和韩国的合作深化将成为构建共同体的巨大推动力量”^[7]。2003年12月，日本与东盟的特别首脑会议共同发表“东京宣言”，强调“10+3模式是促进东亚地区合作和区域经济统合网络的重要路径，在尊重普遍规则和原则的同时，努力构建外向型的、充满丰富创造性和活力、相互理解及具有理解亚洲传统和价值的共同精神的东亚共同体”^[8]。这是在多国外交文件中首次使用“东亚共同体”一词。

然而，小泉在声称最大限度利用10+3机制的同时，却又强调为了确保地域繁荣和稳定，应该进一步推进更广范围的区域合作，主张在10+3的基础上增加澳大利亚、新西兰为东亚区域合作的主体。2005年12月，由东盟、日中韩、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十六国家参加的首届东亚峰会虽然并没有结束10+1、10+3的合作模式，但事实上冲淡了日益形成中的东亚共同体共识，客观上阻断了东亚共同体构想之路。正如小泉在高呼“彻底粉碎自民党”的口号中夺取了自民党总裁一样，在外交政策方面，小泉在高调构建“共同前进的共同体”的宣言声中，摧毁了已经事实上取得进展的东亚共同体。

安倍、麻生内阁期间，日本政府在努力修复由于参拜靖国神社而日趋恶化的中韩日关系的同时，2006年，安倍提出了促进亚洲经济成长的“亚洲门户构想”，主张进一步加强与亚洲各国的合作。日本政府强调以开放性地域主义、10+3为基础，通过机能性合作，努力加强与印度、澳洲、新西兰、美国等的合作。2006年11月，麻生外相提出了“创建‘自由和繁荣之弧’——拓展日本外交地平线”的外交指针，主张在强化日美同盟、强化与中国、韩国、俄罗斯等近邻国家关系等的基础之上，提倡重视民主主义、自由、人权、法治、市场经济等普遍价值的“价值外交”。日本试图与亚欧大陆外围的新兴民主主义国家展开连接外交，共同构筑一条“自由与繁荣之弧”^[9]，其本意在于进一步牵制日益发展的中国^[10]。

与安倍和麻生外交不同，2008年5月22日，福田康夫首相发表《太平洋成为‘内海’之日——共同走向未来亚洲的五项承诺》的演说，提出了“新福田主义”。福田认为，未来的亚洲将以太平洋为内海来构筑各国之间网络关系。生活在亚洲太平洋圈的各国人民应该加强心与心之间的沟通，共同创造信赖关系^[11]。太平洋内海论的关键是开放，即面向多样化的亚洲太平洋、多样化的世界，日本应该进一步开放，与亚洲太平洋各国人民构建共同相互信赖的关系。新福田主义是继承“福田主义”重视亚洲的精神实质，体现了更加广阔的亚洲太平洋主义的理念和视野。

与自民党政府不同，鸠山内阁虽然继续强调“日美安保体制今后将继续成为日本外交的基轴，这是不可动摇的日本外交的支柱”。但鸠山主张“友爱”外交，强调日本“不能忘记作为亚洲国家的共识”。鸠山认为，“应该将充满经济发展活力、日益联系紧密的东亚地区作为日本生存的基本生活空间，必须不断努力在该地区创造稳定的经济合作和安全保障机构”，“日本是亚洲的一员，应该在重视日美关系的同时，推进重视亚洲的政策。中日韩通过推进实际合作，在开放性、透明性、包含性的理念下，以三国为核心推进地域合作，其目标就是构建东亚共同体。”^[12]

鸠山认为，为了实现东亚地区的稳定，“虽然应该有效发挥美国的军事实力，但对于其政治的和经济的过度干涉应尽量加以限制，在减少邻国中国的军事威胁的同时，努力实现庞大经济活动的秩序化”^[13]。鸠山的“友爱外交”是对小泉所谓“只要与美国搞好关系，自然就会搞好亚洲关系”的外交理念的批判，他虽然继续维持与美国的关系，但却强调保持一定的距离，并希望具有一定的自主性。鸠山的倡议无异于对已经日渐平静的东亚合作论重新起到了投石问路的作用。^[14]事实上，鸠山主张限制美国影响力和构建东亚安全保障体制和统一货币体制的外交路线，引起了美国政府的高度警觉和不安，致使美国在普天间飞机场转移问题上强硬态度，并最终导致了鸠山政府垮台。

与鸠山重视亚洲的亚洲主义色彩的“友爱外交”不同，菅直人吸取鸠山失败的教训，重新回到了对美一边倒的协调外交路线。2011年1月20日，菅直人在《站在历史分水岭的日本外交》演说中，在坚持日美同盟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日美基轴再出发、展开亚洲新外交、推进经济外交、致力于全球课题和切实对应安全保障环境”五个外交政策支柱。菅直人强调“日美基轴是最重要的两国间关系”，在亚洲太平洋地区，日本将积极推进与“中国、韩国、俄罗斯，加上东盟各国、澳洲、印度以及美国等亚洲太平洋地区各国之间的合作”，“充分利用APEC、东亚峰会、东盟地区论坛等区域合作组织，强化多重的协作关系”，创建不仅对日本，也对亚洲太平洋各国来说的“双赢关系”。

但是，对于民主党选举中所主张和鸠山时期所推动的“东亚共同体构想”问题，菅直人毫无涉及。与此同时，作为“平成开国”的重要举措，菅直人表示将参加环太平洋经济协定（TPP）^[15]。可以说，菅直人的“站在历史分水岭的日本外交”的演说，是当前日本政府所奉行的太平洋主义外交政策的宣言。借此，日本外交开始脱离鸠山的亚洲主义外交轨迹，重新回归到以日美同盟为核心的外交路线上来。但是，从现实行动角度看，今天的日本外交已经不是原来传统意义上的对美一边倒的外交政策，而是向具有区域主义色彩的太平洋主义的转变。（参见表6-1）

表6-1 日本内阁围绕东亚共同体构想所采取的外交政策

续表

如上所述，近年来的日本各届政府，虽然都毫无例外地在坚持日美同盟的同时强调重视亚洲的外交政策，但各自的政策侧重点却存在细微差异。特别是围绕东亚共同体的构建问题，如同外交文书一样，如果仅仅依靠语言表达，很难直接看出具体差异。对于各自的真正目的和政策意图，则必须从政策主体的人际关系、具体行动和体制机制等角度来进行剖析。如果如菅直人所说，日本外交正站在“历史的分水岭”上，那么分水岭两侧则应该是亚洲主义和太平洋主义两个区域主义潮流。不管是亚洲主义还是太平洋主义，对于日本政府来说，这是必须进行的战略选择，而且二者必选其一。然而，今天，许多日本人正处于迷茫状态，日本的政治家们正在亚洲主义和太平洋主义之间摇摆。这与其说是由于内阁更迭而引起的政策变动，不如说是日本在区域主义问题上的迷失，是日本对外战略智慧的匮乏以及现行政治经济体制下的路径依赖等。

4.亚洲主义与太平洋主义的源流

亚洲主义的思想最初是由日本人提出的。原本的亚洲主义是主张排除欧美列强的威胁，亚洲各国联合抵抗殖民侵略。在明治中期以前，曾经以“兴亚会”为代表，其主张被称为兴亚论。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伴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无论日本政府还是新闻媒体，视对中国和朝鲜的侵略为正当行为的对外强硬论逐渐占据主流，亚洲主义思想的内涵开始发生转变。后来，在日俄战争胜利的刺激下，亚洲主义逐渐演化为以日本为盟主的亚洲新秩序构想。^[16]作为昭和研究会的“东亚协同体论”的政策化，“大亚洲主义”“亚洲门罗主义”“东亚新秩序”“大东亚共荣圈”等观点纷纷登场。他们宣传“取代列强的日本亚洲霸权就是亚洲的解放”，主张日本侵略亚洲大陆和对亚洲的统治正当化。应该说，后期的亚洲主义具有一定的美化侵略性和欺骗性。1945年，随着日本的战败，通过武力形式推行的亚洲主义宣告失败。

战后，伴随着日本经济的飞速发展，日本试图打开东南亚市场。在以日美关系为基轴的外交战略下，日本为谋求美国在亚洲的发言人和美亚之间联络桥的地位，积极推动东亚战略^[17]。但是，曾经饱受日本殖民侵略的东南亚各国，对于类似于“大亚洲主义”“大东亚共荣圈”等区域主义的呼吁，保持了高度警觉。1977年8月，福田赳夫首相访问东南亚，并在马尼拉发表东南亚外交三原则，即“不做军事大国，为世界和平和繁荣做贡献；构筑心连心的信赖关系；在平等基础上促进东南亚各国的和平和繁荣”，以此为契机，在日本诞生了具有和平主义色彩的新亚洲主义——福田主义。福田认为，日本和东南亚各国的关系不应该仅仅停留在基于物质上的相互利益，同为亚洲的一员，彼此之间从内心深处具有互相帮助、互相支持的心理，因此能够创造出物质的、经济的关系。福田主义在不否定冷战格局下美苏对立的国际政治版图的前提条件下，以强化与东南亚各国的“互惠互助关系”为目的，是日本谋求独立外交的尝试。福田主义热情洋溢的“心灵之间的沟通”演说受到东南亚各国的高度评价，并给予了积极响应。但是，对于生存在东西冷战夹缝中的东南亚国家和以日美同盟为外交基轴的日本来说，其区域主义路线很难取得真正实质性进展。

如果说福田主义是日本试图通过脱离美国、接近亚洲，实现新亚洲主义的独立外交的开始，那么大平正芳提出的“环太平洋合作构想”则开启了日本亚洲太平洋主义的大门。与福田重视亚洲的外交政策相比较，大平正芳则高度倡导亚洲、澳洲、美洲等环太平洋国家的经济合作和综合安全保障构想。

1967、1968年，在小岛清教授的倡议下，日本、澳洲、新西兰、美国、加拿大五国的大企业家和经济学家分别召开了太平洋经济委员会（PBEC）和太平洋贸易开发会议（PAFTAD），从而发出了环太平洋地区多国合作的先声。此后，对太平洋合作的关心逐渐扩展至外交官、国际关系学者和新闻媒体。1978年，为了进一步发挥日本“作为国际社会一员”的作用，大平正芳正式提出了“环太平洋合作构想”。响应此倡议，1980年9月，日本、澳洲、新西兰、美国、加拿大、韩国及东盟五国在堪培拉召开了由工商业者、政府官员和学者共同参加的第一次太平洋经济合作会议（PECC）。1986年，中国、台湾、香港加入会议。^[18]PBEC和PAFTAD成员构成了PECC的基础成员^[19]。1992年以后，太平洋经济合作会议改称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

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中曾根康弘的“政治总决算”和建立“国际国家”的战略思想指导下，日本积极谋求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发挥领导作用。随着欧洲和北美地区市场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在亚洲太平洋地区加强经济合作的呼声也日益高涨。1989年，澳大利亚总理霍克倡议召开亚洲太平洋合作会议，得到日本的积极响应。11月5日，由12国政府正式参加的亚洲太平洋合作会议在堪培拉举行，由此确立了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政府间合作机制。1993年以后，会议改称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APEC主要讨论与全球及区域经济有关的议题，如促进全球多边贸易体制，实施亚太地区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推动金融稳定和改革，开展经济技术合作和能力建设等。但是，APEC采取自主自愿、协商一致的合作方式，所作决定须经各成员一致同意。会议最后文件不具法律约束力，但各成员在政治上和道义上有责任尽力予以实施。

如上所述，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前，在东盟以外的东亚地区，基于亚洲主义或太平洋主义理念的区域合作潮流虽然有所涌动，但是一直没有形成实质性的区域主义的组织框架。1997年，以亚洲金融危机为契机，10+1、10+3、中日韩三国、东亚峰会等组织模式逐渐形成并不断发展，从而构成了事实上的区域主义发展。但是，这些区域主义活动逐渐被分为亚洲主义和太平洋主义两个潮流。东盟各国、中国、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虽然参加了各种形式的会议和论坛，但是，各国之间围绕东亚共同体构想和未来的区域主义发展方向等问题，却一直未能形成基本共识。

5.东亚共同体的发展趋势

遭受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沉重打击的亚洲经济，在2000年以后，重新又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且经济持续稳定增长。2007年，亚洲地区平均实质GDP增长率为9.5%，大大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的5.0%^[20]。2008年，由美国爆发的“百年不遇”金融危机，迅速波及亚洲各国，世界经济瞬间落入同时萧条之中。为了消除金融危机的影响，各国政府接连推出紧急性内需刺激政策。2009年，以中国为首的亚洲新兴国家仍然保持了6.6%的正增长，2010年预计将实现8.7%的高速增长。^[21]

过去，人们常说，如果美国打喷嚏，那么日本就得感冒，而亚洲新兴工业体则会得肺炎。然而，今天却变成，美国患重病，东亚得感冒。东亚地区内部经济依存关系日益加深，经济独立性日益加强，与此同时对美国和欧盟的依赖有所减轻。^[22]

1990年以来，以中国、新兴工业体国家等为首的东亚经济取得了快速发展。与此相伴，区域内的经济合作也日趋加强，并逐渐形成了事实上的区域合作、一体化、共同体等组织机制。但是，东亚经济和综合实力的重心并不是东南亚，而是东北亚。2009年，10+3集团GDP总额为12.3万亿美元，约占世界总额的21.2%，EU、NAFTA分别达到16.5万亿美元和占世界总额的28.4%。在10+3的GDP总额中，中日韩三国共占88.1%。从世界贸易角度看，10+3的贸易总额为7.1万亿美元，超过NAFTA的4.8万亿美元，达到EU的10.8万亿美元的65.7%。^[23]

过去，曾经以“脱亚入欧”和“西方世界一员”而骄傲的日本，开始出现了“亚洲的一员”“脱美入亚”等呼声。日本对东亚地区的依存度也越来越高。2009年，日本对外贸易总额为1.51万亿美元，其中对10+3的贸易总额为5734亿美元，占对外贸易的37.9%。与之相对，日本对EU和NAFTA的贸易总额分别为1731亿美元和2561亿美元，分别占日本对外贸易总额的11.5%和16.9%，远低于日本对东亚国家的贸易量^[24]。今天，虽然中日韩三国尚未真正展开FTA谈判，但东亚地区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10+3经济圈，而且东亚地区市场一体化的发展趋势难以阻挡。

然而，直至今日，由于受到日美同盟、冷战思维等影响，许多的日本政治家对未来的对外战略感到迷茫，左右摇摆不定。针对目前日本朝令夕改的外交政策和缺乏战略思维的外交动向，一些日本学者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和方案。木下俊彦认为，日本要主导未来的经济合作，就应该主动确立与向心力紧密联系的“东亚市民”意识。“东亚市民”在享受经济合作利益和权利的同时，应该承担区域公共成本的分担义务。日本人应该改革意识，放低姿态，建立平等的伙伴关系，在知识贡献和资金合作方面，发挥符合日本自身身份的主导权。^[25]末广昭认为，对于东亚经济动态变化和现状，应该从“亚洲化的亚洲”和“中进国家化的亚洲”两个角度出发，加以宏观和历史性重新审视。应该从“工业发达国家”日本领导“发展中国家”亚洲的传统思维，转变为“问题发达国家”日本与“中进国家”亚洲合作的现代思维上来。^[26]

谷口诚认为：“与日美150年的交流历史相比，日中之间已经有超过2000年的交流历史。日本的文化、语言、思想、生活习惯、饮食、日常举止等，从现在日本人的一般生活来看，日本人无可否认是亚洲人。作为亚洲人一员的日本人，应该以‘亚洲价值观’为基础构建东亚共同体。”^[27]渡边昭夫指出：“日本面临两个选择：其一是环抱太平洋，与亚洲、美国结成‘亚洲太平洋主义’，还有一个是像‘东亚共同体’那样的东亚主义。”前者是一个包括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全体的广义概念，许多学者将APEC作为代表性的区域合作组织来对待。后者则是以中日韩三国为中心包括东南亚各国的限定性区域概念。^[28]

在此，我想借助群集生物学相关理论对国家之间的合作关系加以说明。洞口治夫认为，二个生物种群之间存在的关系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如表所示，“+”“-”分别表示从对手那里获得的影响为正或负，“0”表示未受到对手的影响。这里，双方互相给予正影响的情况被叫作双利共生。单方面获得利益而另一方未受影响的情况叫作偏利共生，一方获利为正，而另一方面为负时称为寄生，而一方未获得正的效应，而另一方却遭受负的影响的称为偏害共生。在双方都为负时则称为竞合。^[29]（参见表6-2）

表6-2 生物共生类型与经济关系
博弈者B

在经济学和管理学上，双利共生是一种双赢关系的正和博弈，而寄生则是零和博弈，竞合相当于囚徒困境。偏利共生时存在正外部性，而偏害共生则存在负外部性。依据上述理论来观察近代以来的中日两国关系，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相当于寄生或偏害共生。日本为了获取他国利益，发达侵略战争，结果其所得为（+，0），与此相对，中国却遭受到了深重灾难，其所得为（-，-）。战后，日本推行的雁阵模式则相当于偏利共生或双利共生。对于日本来说，通过引领经济潮头，获得经济技术的领先优势（+，+），对于东南亚国家来说，跟随日本这个领头雁，有时可能获得一定经济利益，有时却因为被动而难以实现自己的经济目标（+，0）。

对于未来的东亚共同体构建来说，如果中日两国如果齐心合作，必然是双利共生，或偏利共生，从而创造双赢关系或正的外部性。如果进行竞合，则可能导致偏害共生的负外部性或囚徒困境的结果。从日本在近代历史路径选择上考察发现，日本的选择思维模式往往是：为了自身的利益从不考虑他国利益，或者为了不让他国获得更大利益，宁肯牺牲自己的局部利益。

围绕日本在东亚共同体构建中的摇摆我们更多看到，一些日本政治家似乎一直在试图寻找一条偏利共生的道路，即一方面日本积极加强与中国及东盟之间的贸易合作，从东亚区域合作中大获贸易红利；另一方面，日本极力遏制中国，一边依靠美国打压中国，一边拉拢印度、澳大利亚及东盟国家，尽量压制中国的话语权和掣肘中国的周边环境。

温家宝总理在东亚峰会上发言中指出：“只有尊重他人，才能得到他人的尊重；只有帮助别国，才能得到别国的帮助；只有维护和促进共同发展，才能实现自身繁荣。”^[30]正如菅直人所说，日本正处在历史的分水岭上。日本是否能够做出正确的路径选择，这依赖于当代日本政治家们的战略智慧，同时也依赖于日本现行政治体制的运行机制。

注释

[1]星野三喜夫：《“東アジア共同体”とアジア太平洋の地域統合—米国が地域統合に関与·参加することの必要性と妥当性—》，《新潟産業大学経済学部紀要》第38号、2010年6月。

[2]陆建人：《从东盟一体化进程看东亚一体化方向》，《当代亚太》2008年第1期。

[3]日本《外交青書2009》概要，第9頁。

[4]日本《外交青書2009》概要，第9頁。

[5]山本武彦『日本の“東アジア共同体外交”と共同体構想』山本武彦、天児慧編《新たな地域形成》（毛里和子編集《東アジア共同体の構築》第1巻）、岩波書店、2007年6月、第149頁。

[6]伊藤憲一·田中明彦：《東アジア共同体と日本の針路》、日本放送出版協会、2005年、第44—47頁。

[7]日本首相官邸 :http://www.kantei.go.jp/jp/koizumispeech/2002/01/14speech.html

[8]日本首相官邸 :http://www.kantei.go.jp/jp/koizumispeech/2003/12/12sengen.html

[9]外務省 :http://www.mofa.go.jp/mofaj/press/enzetsu/18/easo_1130.html

[10]矢嶋定則『東アジア情勢と“世界とアジアのための日米同盟”—当面する主要外交防衛問題—』，《立法と調査》、2007年第1期、第263頁。

[11]日本首相官邸 :http://www.kantei.go.jp/jp/hukudaspeech/2008/05/22speech.html

[12]日本外務省：第2回日中韓サミット（概要）2009年10月10日。http://www.mofa.go.jp/mofaj/area/jck/jck_sum_gai.html

[13]鳩山由紀夫：《私の政治哲学》，《Voice》2009年9月号。

[14]中西寛：《東アジア地域協力の現況》，2009年10月29—30日。http://www2.jiia.or.jp/pdf/column/20091221-nakanisi.pdf

[15]首相官邸官邸：菅総理の演説記者会見等、2011年1月20日。http://www.kantei.go.jp/jp/kan/statement/201101/20speech.html

[16]盛邦和：《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日本亚洲主义》，《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

[17]金熙德：《日本对东南亚外交的转折——从福田主义转向桥本主义》，《当代亚太》1998年第7期。

[18]山澤逸平：《APECと東アジア共同体》，《国際貿易と投資》，第72号，2008年6月。

[19]山澤逸平：《アジア太平洋協力：21世紀の新課題》，日本貿易振興機構，2010年。http://www.jetro.go.jp/apecjapan 2010/apec-report.pdf

[20]IMF，“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October，2008.

[21]日本経済産業省《通商白書》2010年。

[22]末廣昭《東アジア経済をどう捉えるか?—開発途上国論から新興中進国群論へ—》《環太平洋ビジネス情報》RIM、2010 Vol.10 No.38。

[23]日本経済産業省《通商白書》2010年。

[24]日本経済産業省《通商白書》2010年。

[25]木下俊彦：《東アジア共同体づくりの課題ーー日本、求心力の形成主導を》、《日本経済新聞》、2004年2月20日。

[26]末廣昭：《東アジア経済をどう捉えるか?—開発途上国論から新興中進国群論》、《環太平洋ビジネス情報》RIM，2010 Vol.10，No.38。

[27]谷口誠：《危機的アジア外交をいかに立て直すか》、《中央公論》、2006年4月号

[28]渡辺昭夫編：《アジア太平洋と新しい地域主義の展開》、千倉書房、2010年。

[29]洞口治夫『集合知の経営——日本企業の知識管理戦略』文真堂、2009年。

[30]温家宝：《温家宝出席东亚峰会并见证多项合作文件签署》，中国新闻网，2009年10月25日。

一、亚洲主义还是太平洋主义——日本在东亚共同体构建上的战略摇摆

一、亚洲主义还是太平洋主义——日本在东亚共同体构建上的战略摇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