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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济波动与经济体制变革
- 二、经济波动与经济体制变革
- 📚 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全套 18 卷）

作者：吴廷璆等

二、经济波动与经济体制变革

经济体的绩效波动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现象，经济波动的大小和变化规律往往反映一个国家对国内外经济形势与经济政策的适应程度。从长远角度看，国家的经济体制对经济绩效存在着重要影响。日本“发展导向型经济体制”的形成及其在不同时期对日本经济发挥的不同作用，可以解释日本战后经济波动的变化规律。诺斯关于“偶然性在制度变迁中有时也可以发挥决定性的作用”^[1]的观点，可以解释“发展导向型经济体制”在日本完成了从后发展经济向工业化经济转型后没能适时变革的原因，进而说明日本经济的增长性衰退是由日本型经济体制的变迁所决定的。

1.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的波动

无论是考察世界经济还是国别经济，其经济活动总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着扩张和收缩的反复交替。经济学家把这一过程称为经济周期，并把其分为长周期、中周期和短周期。经济周期是经济发展中客观存在的一种必然的经济现象。虽然不能消除经济周期的波动，但各国政府还是希望通过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来尽量减缓经济波动对社会经济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因此，对经济短周期的划分都规定有明确的可衡量性经济指标，并依此来实施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如美国是由私人非营利研究机构全国经济研究局（National Bureauof Economic Research，NBER）的经济周期确定委员会决定经济周期的顶峰和谷底的日期。NBER把衰退定义为“重复出现的总产出、收入、就业和贸易下降的时期，通常持续6个月到1年，并以经济中许多部门普遍的收缩为标志”。^[2]而日本则是由内阁府根据景气动向指数对日本经济周期进行划分的。根据内阁府对战后日本经济周期的短期波动分析，日本已进入第14个经济周期。但对经济长周期和中周期，各国并没有统一的划分标准。这里所指的日本经济波动并不特别拘泥于某种类型的经济周期，而是泛指日本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变化。外部冲击和经济周期是经济体产生经济波动的原因，但有时又很难分辨造成经济波动的是由于外部冲击的影响还是仅仅由于经济周期的波动。经济波动虽然是一种经济现象，但其更是对一国经济状况的反映。（参见表1-8）

表1-8 战后日本的经济周期

资料来源：内閣府景気基準日付http://www.esri.cao.go.jp/jp/stat/di/150724hiduke.html。

1956年的《经济白皮书》将1955年称为“已经不是战后”，标志着战后日本经济的恢复期已经结束，从此步入了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从图1-1可以看出，1956—1973年日本的实际经济（GDP）年平均增长率为9.1%，1974—1990年平均增长率为3.8%，而1991—1997年平均增长率仅为1.3%。这反映了日本经济增长性衰退的特点。（参见图1-1）

从1955—1975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GNP）由240亿美元增至5492亿美元，增长了近22倍。^[3]1955年，日本人均国民收入为194美元，位居西方国家第34位，到1968年，一跃而成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4]日本以傲人的业绩，从战后的废墟上用了不到30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对西方先进国家的赶超，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化的经济强国，这标志着日本经济完成了从后发展经济向工业化经济的转型。

在“尼克松冲击”和“石油危机”的冲击下，日本经济结束了其持续高速的增长期。从图1-1可以清楚地看到，以1974年负增长为分界点，1975—1985年GDP的增长率一直在1%—6%徘徊。即使把泡沫经济的扩张期包括在内，其经济增长的平均值也只有3.8%。虽然其经济绩效已无法与1956—1973年间的经济绩效相提并论，但日本经济与其他西方先进国家相比，还是更快地战胜了第一、第二次“石油危机”。日本经济的适应能力及其“日本型经济体制”，特别是“日本型经营”开始为世界所瞩目。日本人自身也为“日本型经济体制”感到自豪。因此，本应随着日本经济形态的变化及时进行变革的“日本型经济体制”却得到了进一步加强。与此同时，日本与世界，特别是与美国的贸易摩擦开始加剧。日本为缓解与各国的贸易摩擦及维持其引以为豪的“日本型经济体制”不得不加快其金融自由化的进程。^[5]在这一背景下，1985年9月的“广场协议”后美元对日元的汇率由1:240很快下衰，但日元升值造成的短期萧条很快就被克服，出现了从1986年12月至1991年4月的“平成景气”，也就是泡沫经济时期。

1991年泡沫经济的破灭使日本国民财富产生巨大的损失。由于日本股票和房地产的市值总值的下降，造成日本经济1330万亿日元的资产损失^[6]，也开始了被称为“失去的10年”的经济萧条。在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平均每年仅增长1%，1993年、1998年与1999年甚至出现了负增长。此时日本和世界开始对“日本型经济体制”进行再认识，“日本经济体制改革论”的声音也越来越高。经济自由化、放松规制、经济体制改革，成了这一时期的主流思潮。随着日本经济体制的改革，日本政府与金融业的关系、银企关系、企业间关系、企业内制度等开始发生变化。这就意味着由这些子系统构成的“日本型经济体制”开始走向瓦解。传统型日本经济体制的特点之一就是对外压具有强抗冲击性。因此传统型日本经济体制的解体，也就预示着日本经济将很难像第二次“石油危机”时代那样独善其身了。日本经济将成为世界经济的一员，与世界经济同呼吸共命运。在1991—2001年的十年期间，每当日本经济稍有起色的时候，就会受到突发事件的影响，使日本经济再次跌入低谷。例如，在日本经济刚有起色的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不但使日本经济在1998年出现了负增长，而且使本来就脆弱的日本银行系统再次受到冲击，到2001年，主要银行的不良资产达到了26.8万亿日元。^[7]再如，2001年初，美国以高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股市暴跌和同年的“9·11”事件的爆发，使日本股市先是跌破13 000点然后又跌破10 000点大关，使日本经济历经多年萧条之后，再次陷入衰退，出现了21世纪的第一个负增长。2002年日本在世界经济走势良好的影响下，终于从泡沫经济的阴影下走出，虽然依然是低速增长，但实现了日本战后最长的持续增长，其持续增长时间已超过了“伊奘诺景气”。可是受此次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日本经济从2008年的第二季度就开始持续出现负增长。随着世界性经济危机的深化，日本经济将走向何处？我们将拭目以待。

从以上对日本战后经济波动的描述中不难看到，以20世纪70年代中期为分界点，虽然80年代的日本经济绩效与此前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但日本经济依然具有对外部冲击的强抗压性。而进入90年代的日本，其绩效进一步下降，对外部冲击的强抗压性逐渐消失的同时，对世界经济的依赖性也在加大，开始出现在世界经济中随波逐流、越来越不可能独善其身的现象。

2.日本经济的后发展性与传统型日本经济体制

以20世纪70年代中叶为分水岭，在相同制度模式支持下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强烈的绩效差异呢？对此，应该从经济形态与经济体制的关系来探究其本质。

（一）后发展经济形态是日本“发展导向型经济体制”成功的前提

所谓后发展经济，就是现代经济增长起步时间较晚、不具有原生性的现代经济制度形态并且与欧美工业化国家相比在向工业化经济转变之前或过渡之中处于相对或绝对落后状态的一种广义的经济类型。^[8]从对后发展经济的定义可以看出，日本与欧美工业化国家相比，除了经济水平落后外，其本质区别在于现代经济制度的非原生性。这就决定了后发展国家中国家现代化面临的致命障碍是市场缺陷。市场缺陷的本质是市场制度的缺乏。而依靠经济的自然演进逐渐实现制度的供给与完备，则需要相当长的时间。^[9]这就造成了日本在向工业化经济迈进的过程中制度缺失的障碍。对于一直具有“产业优先、促进增长”政策倾向的日本政府，当仁不让地承担起了国家发展目标制定者和经济制度安排者的角色。日本政府利用政府的力量强制实行市场制度的供给，以增进市场并动用一切可以调动的资源支持经济的增长，在短时间内实现了工业化。也只有在后发展经济条件下，日本政府才具有强大的资源优势，从而可以利用这些资源优势根据本国国情为全民设计了一个经济发展的蓝图。并通过特定的制度安排，充分调动社会资源，引导企业按政府的发展目标，实现发展规划。正如冈崎哲二所指出的那样，日本经济体制是在政府、产业、各个企业之间保持信息顺畅沟通的基础上，政府的指令和民间的信息汇集为一体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10]“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与战后日本政府强烈的“赶超”冲动相结合，以战时形成的统制经济为基础，通过战后改革中消除的旧财阀对企业的控制，形成了日本特有的金融制度、企业制度、福利制度和劳动制度等，从而逐渐确立了“发展导向经济体制”。换言之，也只有在后发展经济形态下，“发展导向经济体制”才可能支持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

日本政府把发展经济和获得社会稳定作为其宏观政策的两大目标。为此以日本“多元化官僚体制”为制度保障设计了“发展导向型经济体制”。日本政府通过“主管部门”（日语称为“元局”）和行业协会构成的“多元化官僚体制”，了解企业的信息，传达政府的指令，使政府管理层和民间企业实现了沟通。使日本政府对“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管理”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可见，日本的“多元化官僚制”是日本“发展导向型经济体制”形成的基础。但毕竟，企业的目标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因此，要真正使“发展导向型经济体制”实现良好运转，政府必须实现对企业的控制。对于市场经济的日本，不可能像“计划经济”那样直接对企业生产进行干预，那么要实现对企业的控制，使企业按照国家的发展目标来组织生产，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就是调整古典股份公司的治理结构，使之形成适合日本经济发展的日本型企业治理结构，再通过主银行对企业的金融命脉进行控制，从而实现国家的整体发展目标。所以，日本政府并不积极发展资本市场和进行金融自由化，而是积极推行在政府“护送舰队式”管理模式下的以主银行制为中心的间接金融体制。

政府除自己设立政府系银行和建立邮政储蓄外还通过如下方式实现对企业的控制。（1）日本政府为强化主银行对企业的控制，极力弱化股东的控制权。在政府支持下形成的法人间相互持股，正是导致日本企业股东权利弱化，形成“内部经营者支配”企业治理机制的关键；（2）在日本中央银行为商业银行提供资金保障的前提下，通过鼓励商业银行“超贷”，实现了对银行的控制，从而使“窗口指导”成为可能；（3）大藏省通过握有是否允许银行开设分店等权利进一步控制银行。

由于日本中央银行缺乏独立性，所以通过上述手段实质上实现了日本政府通过主银行制对大企业的控制。可见日本型金融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导向型经济体制是分不开的，也正是日本型金融制度和日本型企业治理结构使经理人在稳定获得资金的同时，可以在没有股东压力的情况下，进行有利于企业再生产的内部留存和制定有利于企业长期发展的战略，使日本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不断提高，从而形成了日本经济竞争力的核心，并推动了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从这点也可以说明日本政府成功地实现了“产业优先，促进增长”的制度安排。

日本政府的发展导向政策决定了政府不可能把宝贵的资金用于福利开支。为了维持稳定，日本政府采取了“全体就业”的政策，把社会保障的功能私有化。但把责任推给企业的同时，政府就不得不努力支持企业的生存，并鼓励企业实现对员工的激励机制。不流动的劳动市场、养老金制度、企业内部的年功序列的工资制度和晋升制度，都使员工为中途离职而付出高额代价，形成了使员工与企业共命运的激励机制。这一机制的形成又使得企业对外部的压力具有了强大的抵抗力。从而使日本经济即使在恶劣的世界经济环境下，也能通过内部的调整，实现优于其他各国的经济绩效。因此可以说，不管是由法人间相互持股所造成的“内部经营者支配”“年功序列”等企业内部制度，企业系列制、集团化等企业间制度以及主银行制等的金融制度，还是劳动制度都是与政府的发展导向分不开的。这些制度形成的实质可以理解为政府为控制企业，使企业按照国家的目标制定企业发展战略所作的制度安排。以全体就业为基石的日本民间型保障体制更是日本政府在战后强烈“赶超”冲动下的制度选择。但政府之所以有能力“管理”市场，“诱导”企业，进行上述制度安排，最终确立“发展导向型经济体制”，其根本原因在于当时日本落后的后发展经济形态，也就是说在日本后发展经济形态的条件下产生并与日本后发展经济形态相适应的“发展导向经济体制”促进并支持了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

（二）“发展导向型经济体制”与开放模式下的工业化经济的矛盾

日本型经济体系中的各个子系统是一个相互协调、辅助的整体，它解决了20世纪50年代资金的缺乏、60年代劳动力的短缺和70年代的能源危机，使日本经济得到了迅猛发展。但当日本完成了从后发展经济向工业化经济转型后，在单向开放（进口封闭，出口开放）的经济模式下形成的“发展导向型经济体制”，在开放的条件和新的经济形态下，其制度优势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基础，必然产生制度疲劳。如，随着日本工业化经济的实现，日本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加剧，在世界贸易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的压力下，日本政府选择了金融自由化，而金融自由化又弱化了日本银行对各商业银行的控制权。根据在东京证券市场上市的制造企业的银行贷款和总负债的比例，从1974年的90%以上，下降到了1991年的50%以下^[11]，可以看出，随着日本企业经济实力的增强，出现了企业脱离银行的趋势。主银行制在企业中的地位不断下降，丧失了对企业的监控权，从而导致了日本企业监管制度的缺失。在这种情况下，必然造成整体经济秩序失控的局面，各种“代理问题”相继出现。再如，奥野正宽指出，以“保证雇佣”为基础形成的日本经济体系对外部的压力具有强大的抵抗力。但同时也积累了日本企业结构性生产能力过剩的问题。这一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将造成经济的衰退。日本型经济体制是由各个子制度环环相扣、相互协调而形成的一个整体，所以一旦某个薄弱环节出现问题必将导致连锁反应的出现。当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完成从后发展经济向工业化经济转型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而设计的日本型经济体系的终结。当国际经济秩序发生变化，当日本不再是一个封闭的经济体，当新技术改变世界，技术和组织的变革造成产业变革的时候，当日益弱化的监控和膨胀的财富效应使泡沫经济达到一定程度后，日本政府一旦放弃对银行的“护送舰队式”管理模式，虚体经济的某个环节的危机就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使日本经济陷入低迷，这就不难理解日本从战后恢复到70年代的经济辉煌和日本泡沫经济的形成和破灭了。

在日本经济从战后恢复到实现赶超的过程中，当1975年前后日本经济实现了“质”的转变，即完成了从后发展经济向工业化经济的飞跃时，日本作为发展导向型国家就应该成为历史。但20世纪70年代中叶国际、国内的突发事件使日本“发展导向型经济体制”得到了强化，从而使本应适时进行变革的经济体制，在面临着体制运行环境的重大变化时却开始处于超时效运行状态。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发展导向型经济体制”已经成为一种导致日本经济停滞、生产率下降的制度性因素，成了制约日本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制度瓶颈。

3.危机与日本经济体制

那么既然“发展导向型经济体制”并不适合工业化经济的发展，那么当日本经济完成了从后发展经济向工业化经济的飞跃后，其经济体制为什么没有适时发生变化呢？这可以从制度变迁的成因来寻找问题的答案。因为经济体制的变革实质就是制度的变迁。按照制度变迁的成因划分可以分为需求诱导型和供给主导型。虽然从1974年经济绩效就开始发生逆转，但其逆转的原因被“尼克松冲击”、第一次“石油危机”等危机掩盖。而如上所述，“发展导向型经济体制”具有对危机的强抗冲击性。因此，20世纪70年代中期并不存在能引起制度变迁的制度供给和制度需求的动力，而为了应对危机，反而强化了本应进行变革的“发展导向型经济体制”。

（一）危机对“发展导向型经济体制”的强化作用

以“石油危机”为例，根据宏观经济学理论，由于石油危机造成的石油价格提高，会引起生产函数曲线向下移动，从而导致劳动需求曲线向下移动，使完全雇佣GNP下降。因此石油危机会引起生产成本增加、商品销售价格提升、销售量下降，厂家则会减少产量，造成工人失业、收入降低，需求进一步下降，生产进一步下降的恶性循环。但由于日本的“发展导向经济体制”，使日本通过体制的优势，先于其他西方先进国家战胜“石油危机”，从而在产品竞争上获得优于“石油危机”前的竞争力，使日本产品获得了更大的市场占有率，进而使日本企业竞争力和国家竞争力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

首先，日本的“发展导向经济体制”，可以使日本政府通过产业政策来为企业指明发展的方向。60年代日本政府是通过支持重化学工业来促进日本实现高速增长的，即通过大量廉价石油的进口，以支持日本出口。但“第一次石油危机”，使石油价格上涨了4倍，对于资源贫乏和市场狭窄的日本来说，原材料的廉价优势已经消失，只有通过产业结构的升级，发展节能产业及对节能产品的开发，实现产品从“重大长厚”向节能的“短小轻薄”转型，才是日本企业的出路。企业按照政府的统一指挥共同努力，不但克服了“石油危机”，而且还实现了产品竞争力的飞跃，日本汽车产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其次，终身雇佣制度及企业内工会，使员工在“保证雇佣”的条件下，易于接受实际工资的下降和恶劣的工作环境，并与厂方协力通过提高产品质量和技术革新来降低生产成本。就拿每100辆汽车中的质量缺陷个数来看，日本企业的平均值是52.1个，北美企业平均值为78.4个^[12]，以德法为主的欧洲企业平均值为76.4个。可见，日本产品质量高于美国和欧洲企业。“发展导向经济体制”的子体制——“日本型经营”在使日本企业降低生产成本的同时，为企业实现了人力资源的内部储备。而且由于没有大量裁减员工，保证了市场的需求，所以能更快地摆脱经济危机的影响，比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保持更强劲的发展势头。

再次，企业之间的相互持股，主银行制度，可以降低资金成本。而企业之间的系列化，可以使企业和供应商同甘苦共命运，供应商会尽量降低零部件供应价格，以共渡难关。这样不但保证了上游企业可以降低生产成本，又保证了下游企业有订单，从而不至于出现大批破产的企业。企业不破产，员工就不会大量失业，就会降低陷入上述恶性循环的概率。

最后，虽然企业面临财务危机，但“护送舰队式”行政，使银行依然可以按照政府的意图为企业提供充足的资金以进行技术研发，为实现产品的升级换代和产业升级提供了技术的支持和保障。正如馆龙一郎在其《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金融制度改革》一文中对日本金融制度的概括：“战后日本金融机构经营业务的原则是保证银行不倒闭，银行承担了一部分本应由企业承担的风险，而中央银行和政府则承担了一部分银行的风险。在此基础上，银行才能够积极投资于企业难以单独承受的高风险回报的新兴产业领域和技术部门。”^[13]日本正是通过以上各子系统的相互作用，使日本经济顺利渡过了石油冲击的难关，更为重要的是，日本很好地利用“石油危机”，实现了产业结构的升级，使其产品在世界市场上具有了强大的竞争力。

正如奥野正宽所指出的，日本选择了“日本型所得政策”，即“三方两损”政策，使以“保证雇佣”为原则的日本型企业制度得到确立。员工主权型为主轴的“准统治体制”的“功”，使企业对外部的压力具有强大的抵抗力。不仅在发达国家中最早克服了第一、第二次“石油危机”，而且克服了“广场协议”后日元升值所造成的经济不景气。^[14]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还有一个历史背景强化了日本“发展导向型经济体制”，这就是日本自由化的进程表，特别是“时间表”预定了1976年制造业领域基本都要实现对外资的开放。日本政府担心外资的进入，导致日本企业会被外国资本控制，因此大力鼓励企业间相互持股，从而使企业间相互持股的行为得到了加强。

经济的发展本应促进经济体制的变迁，实现工业化转型后的日本本应会产生相应的群体为获得经济形态变化而引发的获利机会而寻求制度的变革，从而出现对新制度的需求，使日本的制度变迁适应经济形态的变化，开始从“供给主导型”向“需求诱导性”制度变迁进行转换。但危机打破了这一进程。为抵抗危机，反而强化了本应退出历史舞台的“发展导向型经济体制”。危机对制度的强化使本身就具有的路径依赖性及成熟制度的自我“锁定”和自我“强化”的制度特性得到了放大。可见，某些历史的偶然却在制度变迁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二）危机启动对传统型日本经济体制的改革

经济形态与经济体制的矛盾很好地解释了日本70年代经济绩效的逆转，但对泡沫经济破灭后竟然经历了长达10年的经济停滞，后又出现了长期的低速增长等非正常经济周期的解释就显得有些差强人意了。但如果把日本从80年代中叶逐渐从封闭到开放的经济模式变化及经济体制变革的因素考虑进去，就能更接近于真实了。不管是馆龙一郎所指出的“银行替企业承担风险”还是奥野正宽所指出的“日本企业具有的对外部冲击的抗压性”，其成立的前提都是日本具有一个对世界封闭的市场。正如高柏所指出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支持下的固定汇率和对资本流动的严格控制，使日本政府可以采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又用紧缩的财政政策来控制通货膨胀这一政策组合，避免了面对国际金融政策上的蒙代尔-弗莱明三元悖论，得以在不受其他国家金融政策影响的条件下追求经济的高速增长。^[15]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尤其以1983年11月美国总统里根访日为契机，日本金融市场的自由化、国际化步骤开始加速。1984年5月，大藏省发表了《金融自由化与日元国际化的现状与展望》的报告，提出了逐步进行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的步骤，标志着金融自由化的正式启动。同年日本取消外汇实需原则和日元兑换限制，意味着日本与世界金融成为一体的开始。日本的泡沫经济及其破灭，不仅使日本经济遭受沉重的打击，并遗留下了大量的不良资产，而且使日本乃至世界开始对“日本型经济体制”进行反思。新制度经济学指出意识形态对一种制度的形成具有重大的影响。随着反思的深化，开始了对“日本型经济体制”的改革。如1996年大藏省发表了要引入“金融大爆炸”式的改革，1997年秋，一个城市银行的破产和四大证券公司之一的证券公司被吊销了执照及长期信用银行陷入债务问题的曝光标志着“护送舰队式”金融行政的结束。^[16]

再根据系统论原理，一种社会经济体制之所以能形成并存续下去，是因为构成该体制的各种制度之间存在着制度互补性。日本型市场经济体制正是一种具有较强的互补性结构的体制，才得以在战后日本经济的赶超战略中充分发挥了其体制功能，实现了战后日本赶超的战略目标。^[17]寺西重郎也指出，日本高速发展时期的经济体制是由相互支持的子系统所组成（见表1-9）。^[18]由此可见，当日本型经济体制的某个子系统开始变革或瓦解时，其整个经济体制的绩效就会下降，直至形成新的子系统间出现新的互补性均衡后，在新体制的支持和保障下，日本经济绩效才会逐渐上升。在新旧体制的过渡期，日本经济很难表现出良好的绩效。而过渡期的日本经济体制，由于传统型经济体制已经开始瓦解，因此改革中过渡期的经济体制失去了日本传统型经济体制具有对外部冲击的强抗压性优势，使日本经济对世界经济产生了严重的依赖性，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和金融自由化的背景下世界经济的走向将左右日本经济的绩效。

表1-9 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体制

资料来源：寺西重郎『日本の経済システム』岩波書店、2003年、第4頁。

失去体制保护的日本，其经济就完全暴露于世界经济的洗礼之中了。只要世界经济出现一些异常，都会在日本经济中得到放大的反应。日本经济与世界经济产生了强联动性（见图1-2）。经济的波动与对外贸易发生了强相关性的联系。泡沫经济之后的所谓“失去的十年”的20世纪90年代，在日本经济每一次试图脱离低迷的关头，都在世界经济意外事件的影响下，再一次衰落。因此，正如上文所描述的，只要世界经济有所波动，就会打断日本经济本身正常的经济周期。而2002年后日本经济之所以能实现如此长时间的持续增长，是因为有旺盛的世界市场作后盾。2002年起，在世界经济繁荣的背景下，日本经济逐渐复苏并实现了战后最长的一次经济增长，而从2008年第二季度开始的经济下滑，其直接原因正是受美国次贷危机造成的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影响就是强联动性很好的例子。

图1-2 世界经济对日本矿业、工业的影响

注：1.本图根据经济产业省《矿业工业生产》做成；2.季节调整值（后3个月的移动平均）。

资料来源：日本内閣府：『平成20年度年次経済財政報告（経済財政政策担当大臣報告）—リスクに立ち向かう日本経済—』，2008年7月，http://www5.cao.go.jp/j-j/wp/index.html

美国次贷危机给日本经济造成的影响，导致日本企业面临资金困难、企业裁员的消息也充斥了日本各大媒体。这更证明了日本受世界经济冲击的脆弱性。正如《朝日新闻》所报道的，在离2009年新年还有10天的日子里，被突然解雇的和解除派遣合同的职员正面临失业和流浪街头的困境。在今天3个劳动者中就有1个非正式员工的日本，企业可以很轻易地解雇非正式员工。此次企业解雇员工的速度也是从来没有经历过的。^[19]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否意味着日本经济的冬天才刚刚开始呢？

一国的经济制度，是指在长期经济活动中形成的为保证个人或组织在此经济体中开展经济活动的法律化或非法律化的行为方式及主体间的关系模式。^[20]而日本传统型经济制度正是以各种法律化的条文或非法律化的行为惯例为基础，由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企业内工会等构建的日本独特的企业内部制度，通过相互持股和长期采购形成的集团制和系列化的企业间关系，以主银行制为中心的银企关系，和“护送舰队行政”为基础的政企关系等各个经济主体的有机构成。

基于此，可以认为，以20世纪70年代中叶为分界点，日本经济形态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即完成了从后发展经济向工业化经济的转型。而80年代中叶的金融自由化，打破了日本对内封闭、对外开放的经济模式，从半封闭（单向开放）走向了开放。经济形态和经济模式的改变必然要求产生新的制度模式与之相适应。但由于偶然事件的影响、制度的路径依赖性及成熟制度所具有的自我“锁定”和自我“强化”的制度特性使日本型经济体制没能适时地进行自我修正和变革。即在半封闭和后发展条件下形成的“发展导向经济体制”，在失去支持日本经济继续取得极优绩效的同时，改革过渡期的经济体制失去了日本传统型经济体制所具有的对外部冲击的强抗压性优势，使日本经济对世界经济产生了严重的依赖性，在金融自由化的背景下其经济绩效为世界经济的走势所左右。

日本经济绩效变化的三个阶段恰巧是日本传统型经济体制形成、强化和变革的三个时期。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验证了新制度经济学制度是重要的经济增长的源泉，一个国家的基础制度决定了它的经济绩效的观点。“发展导向型经济体制”与日本的后发展经济形态相适应，因此日本经济表现出了极优的绩效。而当日本实现从后发展经济向工业化经济转型后，经济形态的变化使其与原有经济体制产生了矛盾，但作为突发性的危机却掩盖了这一矛盾，并强化了这一本应改革的经济体制。各种危机实际上就是一种偶然性，这恰好证实了诺斯所指出的偶然性在制度变迁中可以发挥决定性作用的观点。而当日本经历了泡沫经济破灭和长时间的萧条后，具有了制度变迁的动力，但在传统制度瓦解而新制度还没有最终被确立的过渡期，这样的绩效表现也属正常。日本经济所表现的增长性衰退，正是对战后日本经济体制制度变迁的客观评价。

支撑日本完成从后发展经济向工业化经济转型的日本传统型经济体制本应在20世纪70年代中叶适时地退出历史舞台，但“尼克松冲击”、第一次“石油危机”等危机强化了“日本传统型经济体制”。在70年代中叶到日本泡沫经济崩溃的20多年时间里，“日本传统型经济体制”支撑日本成功抵抗外部危机的同时，也使日本经济绩效发生了逆转，并直接导致了日本泡沫经济的产生和破灭。日本泡沫经济的破灭，标志着日本传统型经济体制解体的开始，并迫使日本经济不得不在世界经济中随波逐流。泡沫经济崩溃后的所谓“失去的10年”“失去的20年”，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一种经济体制变革和治理结构调整的阵痛。以中国为中心的新兴经济体的强势崛起，为日本经济走出“萧条”创造了巨大商机和市场动力。经过20多年的政治经济制度调整，日本社会虽然依然面临着“老龄化”社会等种种复杂课题，但其内部经济结构已经日趋合理，全球性产业链布局已经全面形成，未来的日本企业或许会以一种更加精准、凝练和成熟的姿态展现在世界面前。

注释

[1]约翰·N·德勒巴克、约翰·V·C:《新制度经济学前沿》，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33页。

[2]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卡尔·E·沃尔什：《经济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629页。

[3]橋本寿朗『戦後日本経済』岩波書店1996年、第36頁。

[4]李公绰：《战后日本的经济起飞》，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96页。

[5]王厚双、邓晓馨：《日本“三位一体联动”应对国际贸易摩擦的经验与启示研究》，《东北亚论坛》2008年第2期，第99页。

[6]金森久雄、香西泰、大守隆『日本経済読本』（第16版）東洋経済新聞社2004年、第50頁。

[7]同上、第20頁。

[8]莽景石：《后发展经济的观点：一个核心概念的解析——日本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的案例分析》，《日本学刊》2001年第5期，第14页。

[9]李赶顺：《现代日本型市场经济体制及其经济政策——历史的合理性与局限性》，北京：中国审计出版社，2001年，第7页。

[10]寺西重郎『日本の経済システム』岩波書店、2003年、第253頁。

[11]青木昌彦、ロナルド·ドーア編、NTTデータ通信システム科学研究所訳『国際·学際研究システムとしての日本企業』NTT出版、1995年、第374頁。

[12]王保林：《日本的企业改革与终身雇佣制的新动向》，《现代日本经济》2008年第1期。

[13]徐梅：《日本的规制改革》，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3年，第130页。

[14]村松岐夫、奥野正寛『平成バブルの研究』東洋経済新報社、2002年，第13頁。

[15]高柏：《日本经济的悖论——繁荣与停滞的制度性根源》，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21页。

[16]青木昌彦『比較制度分析に向けて』滝沢弘和、谷口和弘译、NTT出版、2003年、第374頁。

[17]李赶顺：《现代日本型市场经济体制及其经济政策——历史的合理性与局限性》，北京：中国审计出版社2001年，第32页。

[18]寺西重郎『日本の経済システム』岩波書店、2003年、第4頁。

[19]「政治があまりに遠い」『朝日新聞』2008-12-20.

[20]村松岐夫、奥野正寛『平成バブルの研究』東洋経済新報社、2002年，第31頁。

二、经济波动与经济体制变革

二、经济波动与经济体制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