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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日本政府强行“废琉置县”
- 七日本政府强行“废琉置县”
- 📚 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全套 18 卷）

作者：吴廷璆等

七日本政府强行“废琉置县”

1 切断中琉关系的谋划与实施

1874年日本新政权通过出兵入侵台湾，并在10月31日的台事条约中，攫取了赔偿和所谓“保民义举”的名义后，则试图加速实现所谓“断绝琉球两属之渊源”，以期完全占有琉球。因此，大久保利通归国后不久，便于同年12月15日，向太政大臣三条实美，提出了有关处置琉球的新建议。内称：

琉球藩历来为本朝与中国之两属，其人民受本邦保护，其正朔又受之于中国。明治五年〔1872年〕，琉球使臣来朝之际，赐以册封，尚泰列为藩王，但仍未能脱离中国管辖，暧昧模糊，何属不定，甚不体统。但其数百年之惯习，顽固僻陋，墨守旧章……仅以名分条理论之，决难更动，当渐进积成。此次对清交涉之后，征讨番地，使之认作义举，为受害难民支付恤银，虽表几分为我国版图之实迹，但仍难以达到判然定局，也难免各国无有异议。值此万国交际之日，如斯搁置，难料他日不生故障。征番之举，出自保护琉球难民不得已之义务，费金巨万，藩主等人理当深表感激，从速进京谢恩。但因其历来旧习，恐惧中国，思虑他日，处于知而不知状态。曾命藩主进京，但其至今不来朝见，万一托辞左右，不立即进京，则唯有加以谴责。以往用赦，格外处置。此时，宜遣轮船一艘，传唤其通达时世之二三要人，恳切交谈征番始末，使之知晓对清谈判曲折，方今形势，名分条理，归藩之后，激励藩王，进京谢恩。倘若此时唤之琉官进京，则应谕示：肃清与中国之关系，在那霸港内，设置镇台分营，其余刑法教育等等，顺次改革。至其与美国、法国、荷兰缔结条约之事，难以搁置，政府应从速实施交替手续。^[1]

大久保利通的上述意见，实际是企图通过更为具体的手段措施，切断中琉历史关系，变琉球王国为日本所有。

1875年3月，大久保在上述意见获得政府同意的前提下，传令琉球官员池城亲方、与那原亲方、幸地亲云上等进京，并向他们宣布：“去年我政府所行义举，原本为了琉球人民。维新以来，与外国交涉之事，悉依万国公法，而琉球藩尚为两属形式，今日若不改革，则将受到中国干涉，且有他日滋蔓纠葛之患。我政府有此忧虑，意在那霸设置镇台分营，以保护琉球人民。又因琉球舟楫之利薄弱，特赐给汽船，亦可支给粟米若干，以救恤难民，宜体此意，再谕藩王入朝。”^[2]

大久保利通的上述说教，实可谓“指鹿为马”。因为明明是日本政府借故入侵台湾，旨在造成占有琉球的“依据”，反倒声谓“原本为了琉球”；明明是中琉两国保持了上下五百余年的主从关系，反倒言称“将受到中国干涉”；明明是中国清政府支给琉球难民银两，反倒成了日本政府对琉球的恩惠。但其首先要在那霸“设置镇台分营”，以迫使琉球王国就范，却是实情。

据称，大久保利通在如何处置琉球问题上，曾经征询过当时日本政府的法律顾问、法人保索纳德（Boissonade）的意见。大久保利通所提出的问题是：（一）日本在琉球扩张权利是否合法；（二）琉球的现状没有多大变化，日本应如何扩大在琉球的权力；（三）日本应如何处置琉球历来与中国的关系。^[3]这些问题本身表明：当时的大久保利通，在处置琉球的问题上，也感到气虚理亏，^[4]不得不想方设法寻求“理由”或“依据”。

同年3月17日，保索纳德向大久保利通作了如下答复。关于第一点，保索纳德认为：由于中日台事条约中所说的“日本国属民”，是指琉球人，所以中国应该承认日本对琉球的主权。关于第二点，保索纳德认为：琉球现今业已失去独立存在，应从属于日本。但从历史情况看，不宜急剧施加压力，可在租税、兵事、裁判等方面，依然保留一些独立性，以取得居民的信任为得策。承认现在的藩王任命诸官吏的权力，〔日本〕政府拥有其认证权，宜在〔琉球〕官吏中逐渐加入内地之人。在此之前，可首先派驻理事官，使之监察岛政，创办配备直接有利于岛民生活的灯塔、电讯等事业，若将之作为理事官直接负责的事务，其驻在名义也可合理化。另外，为了增大日本领有〔琉球〕的客观性，要注意在日本的地图中，必须绘有琉球，并要促使藩王进京，使之对政府保护表示谢忱。关于第三点，即如何处置中琉关系问题，保索纳德认为：应该废止琉球对中国献纳贡物，及派遣庆贺使等臣从性的交际活动。但应强制琉球实施，还是应由日中两国政府充分交涉实施，则仍有研究考虑的余地。对此，保索纳德认为，或许后者为宜。^[5]

保索纳德的上述三条意见，可谓向日本政府提出了如何处理琉球问题的具体方案。但同时也从另一侧面，反映了当时日琉关系的实际情况。也即当时的琉球，在租税、兵制、法律裁判，以及任命行政官员等方面，确实拥有自身的独立性，是属“自为一国”。而当时的日琉关系，也绝不是日本政府尔后对华交涉时所说的，业已达到了所谓“派官设治、遣兵戍边”的程度。

同年5月8日，大久保利通向政府报告了会见池城等人的情况，并再次提出了有关处置琉球的意见。其主要内容是：“藩王入朝之事，可暂付他日再议，于官员赴任之后，再加说谕。然设立分营之事，乃是现今当务之急，无暇待其遵命。又如禁止其朝贡清国，撤销福州琉球馆之事，关系颇为重大，欲全然尽保护之道，粗订藩治政体，渐次推及。据闻，去岁藩王向清国北京派遣贡使，受到优惠礼遇。今又有清帝即位之报，料其必遣庆贺之使。我朝处分琉球，乃欧美各国所注视者，若默许派遣，则与国权相悖……。关系清国之事，欲最终按照政府之目的，预先确立标准，内定施设顺序”等等。^[6]次日，大久保利通又专门列举了若干具体事项。诸如：禁止琉球隔年向中国遣使朝贡，以及清帝即位派遣庆贺使等；废除福州琉球馆；禁止琉球接受中国册封；派遣官员调查琉球改革事项；今后琉球与中国的关系，概由外务省处理等等。^[7]这些具体事项表明，当年日本政府所谓处分琉球，不仅是否定琉球“自为一国”，而且是针对中琉关系的。

2 派遣官员压迫琉球就范

1875年7月10日，在大久保利通的直接操纵下，内务大丞松田道之、内务六等出仕伊地知贞馨等，与池城亲方等人一道抵达琉球那霸。这是因为同年3至5月间，尽管大久保利通多次对池城亲方等人“谕以庙议所在”，但是池城等人始终坚持不受。用松田道之的话说，“（池城等人）意见固陋，苦情百端，卿〔大久保〕虽费数日，最终仍是声谓不归藩告诸藩王，不能决定答复”。因而，“莫如将官吏派至彼地，直接向藩王传达，且辩论说谕”。^[8]

7月14日，松田道之向琉球王代理今归仁王子尚弼、摄政伊江王子尚健、三司官浦添亲方、池城亲方、富川亲方等，宣读日本政府五六月间作出的决定，也即：今后禁止隔年向中国朝贡、派遣使节，或清帝即位时派遣庆贺使之例行规定；今后藩王更替时，禁止接受中国册封；琉球应奉行明治年号，年中礼仪概当遵照布告行事；为调查实施刑法定律，当派遣二三名承担者进京；废止福州琉球馆；在琉球设置镇台分营；以及要求琉球王进京谢恩，按照另纸规定，实行藩制改革等。^[9]但是，琉球方面并未从命，而是“直接表示了不奉命之意”。^[10]根据松田道之出使琉球的记载，在其抵达那霸以后，琉球摄政、三司官等，确实与其进行过反复交涉，而交涉的重点，又正是不肯断绝与中国的关系。

8月5日，琉球王尚泰特意致书松田道之，内称“关于太政大臣三条公及阁下所谕示的禁止本藩隔年向清国进贡，或清国皇帝即位之时，派遣庆贺使，以及今后不得接受清国册封，藩内奉行明治年号，年中礼仪遵行布告，且改革藩制等等，业已知悉，与诸官评议之后，兹恳请如左：

一、本藩往昔政体礼仪不备，诸多不便，故而从属皇国与中国，承蒙两国指导，渐成政体。藩内所用物件，也从两国筹办。此外，经常蒙受两国仁惠抚恤，皇国与中国之厚恩，罄竹难书，两国实为父母之国，举藩上下，莫不仰奉。深愿万世不替，以励忠诚。今后不得向中国进贡，不得派遣庆贺使节，禁止向中国请求册封，必然弃绝父子之道，忘却中国累世之厚恩，失却信义，实乃心痛。请谅察前情之实，准允向中国进贡、派遣庆贺使节，以及接受中国册封等，一如既往。

又，从属皇国管辖之地鹿儿岛县之事，以往对中国隐匿，恳请对中国说明，采取明确处置，愿对两国奉公，永久勤勉。

二、本藩之事，有如前述，因从属皇国与中国，故而恳请对皇国使用皇历，对中国使用中国历法，年中礼仪按照两国格式。至于祝贺新年、纪元节、天长节等，当按布告实施。其他恳请一如既往。

三、关于职制之事，乃是应乎国情、顺乎民心而定，自古从无变易。现今政府虽直接管辖，但谓国体、政体永久不变，藩内一同闻知，难得之安宁。而谓藩制改革，则小邦人心迷乱，每事不周……。请与内地有别，一如既往。^[11]

同日，琉球摄政伊江王子、三司官浦添亲方、池城亲方和富川亲方等，也联名申诉与中国不可断绝关系，以及无意改革藩政的理由。于是，松田道之则再次召集琉球摄政、三司官等五十余人，“历述世界形势”，并要求他们作向导，直接面见琉球王尚泰，但无一人答应。^[12]

8月8日，松田道之致书琉球王尚泰及摄政、三司官。内称“（前略）从前我政府默许两属之国体，系因时势所致，幸无重大障碍。现今皇政一新，成万机亲裁之世，万国交际益加密切之时，从达到独立国之宗旨而言，准照世界条理、万国公法，其权利不备，则国不为国。尔藩为我国之版图，若臣事他邦，成两属之体，则是国家权利不能确立之最，不从速改之，则无以对答世界舆论，是不独我政府之缺乏典章，且关系尔藩之存亡，岂可不戒？是乃有此番通知下达之一大目的也。今阁下所陈，乃是不问此等条理，唯是因袭旧格，不欲就范新规，终究属于自私之苦情。而且，就琉球地理、人种、风俗、语言，以及受到我政府保护而论，原本也为我国之版图，成所谓地理上之管辖。将之询于世界公论，孰能谓之不属管辖、不在版图之内？

“至于清国，地理、人种、风俗、语言等等，一概与之无缘，唯是中古之际，尔国主自行应乎诏谕，受彼册封，但未曾受彼政府之保护，似是政令管辖，而无其实。将之询于世界公论，谁人谓之版图？必谓其实无管辖之权。故而，清国若谓琉球系自身管辖，只能对尔藩言之，对我政府不能言之，对世界不能言之。因中古明主之诏谕，并未断绝我之管辖，又未得到我之许诺，唯是琉球国主以滥自应谕为幸，与之结成私义。准照世界条理，更无可取之名分。我征伐生番之役，彼视为义举，向我政府支付尔藩遇难遗族金额，若是清国可向世界公开表明琉球为自身管辖，何不自行处置牡丹社，保护尔藩人民？又为何向我政府支付尔藩遇难遗族金额，而不自行向尔藩支付？且又为何将我征伐生番之役视为义举？琉球不受清国管辖之条理，历历在目，我政府于征伐生番之役，与清国谈判之结局，也可明证矣。由是观之，清国于尔藩之情意、名分早已废绝。尔藩言清国之情意，乃一己之私情耳（中略）。

“我政府若是不断绝尔藩臣事清国诸事，则失去所谓地理上之管辖权利，也即损失天皇陛下之权利。其对世界之关系，意义沉重而且广大，与尔藩对清国之情义相较，孰轻孰重？唯是主张自私之苦情，不问此中条理，见识谬矣。尤其是所谓向清国言明尔藩属我政府之事，更为最大之荒谬，对我政府失敬之甚。尔藩为我之版图，万国皆知，最近征伐生番之役，我政府对清国也有明确表示，何需依照阁下之漫言而告诸彼耶？勿复出此不敬之言”。

继而，松田道之又称：“尔藩国体、政体永久不变之命令，未曾有之。既或以明治六年外务省官员依照外务卿副岛种臣之命，给尔藩官员信中所揭之事，也与阁下所论宗旨不同。信中之意，乃是藩制不可轻易变更之意。而现今下达之通知，原本也非变革藩制，而是实施属于藩制之职制，有此藩制则不可无有此种职制。国家之政体，原本系于时势沿革，基于国家经营之便，不可不变者，不可永世墨守陈规……。尔藩亦然，故而，唯有从速遵旨奉行”云云。^[13]

松田的上述说教中，所谓“尓藩为我之版图”，琉球王“滥自应谕”，与中国“结成私义”，以及所谓琉球地理、人种、风俗、语言概与中国“无缘”，“清国于尓藩之情意、名分早已废绝”等等，准照琉球社会发展史，实属无稽之谈。但其内中必欲废绝琉球社稷、切断中琉历史关系之心，却亦“历历在目”。

然而，松田道之的威严示谕，并没有改变琉球王国的意愿。8月10日，松田道之在给大久保利通的报告中谈道：琉球对设置镇台分营，派遣人员进京，调查实施日本刑法定律等事，可以遵照奉行，但“有关清国诸事，则不仅不愿从命，而且在其请愿之意中，不合条理者甚多。为此，下官在会晤席间，陈述不能听许之旨，且列举条理、名分反复论辩……。又于8日向藩王、藩吏，递交第28、第29号文书，督责其条理大义，并要求19日午前，作出决定性答复。其能否从命，此后之方向犹难预料，藩情颇为困难”。随后，他还谈道：“倘若该藩拥有兵力，人民强悍之时，难保不反我国政府。幸而藩无兵力、人民柔弱纯朴，条理势力无敌于我。故有关清国之事，既或再行数百次恳切议论，也决难心服，唯有依照条理，坚持不动，莫如威严论辩，使之威服……”^[14]由此可见，日本政府占有琉球之念并未放松，而琉球对日本政府的强行意旨，也没有放弃抗争。

8月20日，琉球摄政、三司官等，在要求延期作出答复的情况下，又同松田道之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涉。其间，除了继续申诉不肯断绝中琉关系的理由之外，还针对松田道之所谓琉球“为皇国之版图”，“成所谓地理上之管辖”的说法，言称“本藩地处皇国与中国中间，地理气脉与两国连续，人种、风俗也与两国相似，语言无有变化，交通频仍，难谓因与皇国相似而归结为一定之何方”。进而又称“本藩自弘化至文久年间〔1844—1863年〕，外国船只频繁渡来，要求和好交易，小邦难于应付。尤其英、法、美国之人，相继逗留，藩中忧虑至极。但经向中国申诉，与渡来长官示意相谈，而归于平安无事，是有确实保护”。再者，“本藩进贡之规则，载于明清会典，各国一同明了知之。前述逗留之英、法、美国人，也依照中国之示谕办理。而且，本藩往昔交通皇国、中国、朝鲜、暹罗、爪哇国之前，何方也不服从。由于中古明主诏谕，开始进贡。是时，中国业已断绝皇国之管辖，无有得到皇国许诺之条理，也无滥自以应谕为幸，结成私义之事，不可视为无有可循之名义”。此外，“征伐台湾，系由皇国处置者，故而抚恤银两也当如是向皇国交接。且生存者也受到中国之格外保护，在送达本藩的咨文中，有向台湾府纠诘、儆惩强暴，以示怀柔之意。又，征伐台湾以后，中国对本藩没有任何指令，贡使进京、受纳文表贡物，对藩王、使者赐物及接待等等，一如先例，亲切相待，且发来皇帝殂落之白诏、新帝即位之红诏，先规无所更替，是以不可谓为清国对本藩之情义名分业已废绝”等等。^[15]

上述情况表明，日本政府旨在断绝中琉关系的筹划，并没有得到琉球王国的认同。因此，松田道之在拒绝听取琉方意愿的同时，则开始采取所谓“使之威服”的手段。据《琉球见闻录》记载，其“怒声喝叱，极度苛责，宛如对待三尺儿童。众官吏因被松田斥责，夜不能寝，昼不能息。每日从早到晚进行协议，心急如火，肝胆皆裂，食不能咽”，以致“精神困倦，身体疲惫，如醉如狂，面色铁青，唯有叹息”。^[16]然而，琉球官员并没有因此而放弃保持中琉关系的意愿，并继续要求直接向东京申诉。时至9月中旬，松田道之终于不得不同意琉球派遣三司官池城亲方等人前往东京。

3 琉球王国的不服与论争

1875年11月间，业已抵达东京的池城亲方等人，继续向日本政府递交请愿书，要求保持中琉关系，不变琉球国体、政体。内称“琉球与中国，有五百余年的恩德情义。断绝之，乃是背恩弃义，废绝为人、为国之道。况且，往古之两属，各国知悉明了，并非重新改为臣事他邦。而今亲政，各国交际，专以信义行事，祈望宽洪处置，使彼藩与中国之关系，也不失却信义。天皇陛下大德益彰，对世界舆论也可谓不失条理。遐陬僻居之小邦，依赖两国而立国，无故俄然断绝五百年来之礼节，即便是得以船舶往来，随意需用万般货物，又有何等脸面前往中国焉？”^[17]

进而又称：“交通服属中国之事，有如前述，五百年来，受彼册封，向彼朝贡，在彼处设置官邸，以至于今，绵绵不绝。受彼之恩德，蒙彼之爱顾，原本为天朝所洞知、万国所察观者”。本藩“介于皇国与中国两大邦国之间，服事两朝，数百年如一日，更无薄厚。今若服从严命，对中国失去信义，则国情纷纭，上下错愕，不知如何处置。故而，藩王命臣等向阁下哀请，以天朝之威德，解救小藩之艰难危惧……。天朝可否以专使，将此特别意旨示教于清朝，得其承诺之书信，或了解彼之朝旨，告诸敝藩，明确永归天朝专属？若出此两者，则丝毫不失信义，阖国可得稳定，上下始安苏息之地。若不告诸中国，而唯是天朝之命，则吾负中国，不信不义，届时复有何辞？此等情势，祈望悯察。其他如职制改革，也难实施”等等。^[18]

总之，琉球王国不愿断绝中琉关系，也不愿改变本国的国体和政体。然而，日本政府的主脑人物大久保利通，却认为中国业已承认琉球为日本版图〔实际并非如此——本书注〕，琉球问题纯属内政，日本没有必要求得中国方面的谅解。^[19]因此强硬地拒绝了琉球方面的要求，并于同年10月18日向太政大臣表示：琉球不遵从松田〔道之〕之言，企图直接诉讼，“强行进京的内心，必有依赖之处”，故而对中国当“想方设法”，“祈望在此一方面从速断然指挥”。^[20]为此，1876年5月，日本政府先是命令池城亲方等人归国，进而于同年6月间，派遣内务少丞木梨精一郎，率领警官、巡查若干人前往琉球，以期把持琉球的司法裁判权，并迫使琉球就范。是时，日本政府强行规定：“藩内〔琉球〕人民相互发生刑事案件，当由藩厅审讯，然后请求〔日本〕内务省派出所裁判”；“藩内人民相互发生民事纠纷，及藩内人民与其他府县人民（不论兵员与普通人民）之间的刑事案件和民事纠纷，皆当直接向内务省派出所申诉”。^[21]及至1877年10月，日本政府又把琉球的司法权，纳入大阪高等法院的管辖之内。与此同时，则在琉球强制实行“海外旅行券制度”，凡是琉球人前往中国，必须向日本政府请发护照，以加强对中琉往来的控制。

在这种情况之下，琉球预定在1876年派往中国的接贡船只受到梗阻。同年，福建布政使在送还琉球漂流民之际，曾询问事情的原由。而琉球要求给予回信答复，也遭到日本政府的禁止。^[22]为此，琉球王尚泰于12月10日，派遣姐婿幸地亲方（紫巾官向德宏）等，秘密前往福州。由于风浪险阻，向德宏等于翌年四月抵达福州，面见福建布政使，递交琉王尚泰密咨，“禀请吁恳详咨，给凭赴部沥情”。^[23]

1877年6月24日（旧历五月十四日），闽浙总督何璟、福建巡抚丁日昌，将此事上报总署，请求“饬知出使东洋侍讲何如璋等，于前往日本之便，将琉球向隶藩属，该国不应阻贡，与之恺切理论，并邀集泰西驻倭诸使，按照万国公法，与评曲直”。^[24]为此，清政府指令何如璋，于到任之后，可采取适当处置。这也是第二年何如璋对日强硬交涉的背景。

在此期间，琉球王国面对日本政府的百般逼迫，在不断请愿的同时，也希望得到国际社会的声援，以保持“自为一国”的状态。据日本《朝野新闻》（1879年1月10日）报道，1878年抵达东京的琉球三司官毛凤来和马兼才，向西方驻日各国公使，递交了如下内容的投诉。其中言称：

“琉球国法司官毛凤来、马兼才等，为小国危急，切请有约大国俯赐怜鉴。窃琉球小国，自明洪武五年（即1372年）入贡中国，永乐二年（即1399年），我前王武宁，受册封为中山王，相承至今，向列外藩。遵用中国年号、历朔、文字，惟国内政令，许小国自治。大清以来，定例进贡土物，二年一次。逢大清国大皇帝登极，专遣陪臣，行庆贺之礼。敝国国王嗣位，请膺封典，大清国大皇帝遣使，册封嗣王为中山王。又时召陪臣子弟，入北京国子监读书。遇有漂船遭风难民，大清国各省督抚，皆优加抚恤，给粮修船，妥善遣送回国。自列中国外藩以来，至今五百余年不改。此前咸丰九年（即1859年、日本安政六年），大荷兰国钦奉全权公使大臣加白良〔capeiien〕，来小国互市，会蒙许立条约七款，条约即用汉文及大清国年号。谅贵公使有案可以查考。大合众国、大法兰西国，亦曾与敝国立约。敝国于日本，则旧与萨摩藩往来。同治十一年（即1872年），日本废萨摩藩，逼令敝国改隶东京，册封我国主为藩王，列入华族，事与外务省交涉。同治十二年（即1873年、日本明治六年），日本勒令将敝国与大荷兰国、大合众国、大法兰西国所立条约原书，送交外务省。同治十三年（即1874年、日本明治七年）九月，又强以琉球事务改附内务省。至光绪元年（即1875年），日本太政官告诸琉球国曰：琉球进贡清国及受清国册封，自今即行停止。又曰：藩中宜用明治年号及日本法律，藩中职官宜行改革。敝国屡次上书，遣使泣求日本，无奈国小力弱，日本决不允从。切念敝国虽小，自为一国，遵用大清国年号，大清国天恩高厚，许敝国自治，今日本国乃逼令改革。查敝国与大荷兰国立约，系用大清国年号、文字，今若大清国封贡之事，不能照旧举行，则前约几同废纸，小国无以自存，即恐得罪大国，且无以面对大清国，实深惶恐。小国弹丸之地，当时大荷兰国不行拒弃，待为列国，允与立约，至今感荷厚情。现今事处危急，唯有仰仗大国劝谕日本，使琉球国一切照旧。阖国臣民，戴德无极。除别备文禀，求大清国钦差大臣及大法兰西国全权公使、大合众国全权公使外，相应具禀，求请恩准施行”等等。^[25]

人们知道，国家有大小，实力有强弱。弱国有权决定本国的事务，强国没有理由按照一己之利，把本国的意志强加给弱国。琉球王国的上述文书，既是请援，也是向西方立约各国，正式宣布琉球“自为一国”，并坚持对华关系“一切照旧”。然而，当年日本《朝野新闻》在报道此事时，却谓之“琉奴蔑视我日本帝国甚哉”。^[26]用当代日本学者的话说，“这从整个明治时代，极其旺盛的国权扩张的气氛来考虑，是很自然的事情”。^[27]然而，这只能说明：日本政府强行实施的“琉球处分”，是近代以来国际关系中的强权与暴力。

4 日本强行“废琉置县”

1878年琉球王国对荷兰及美、法公使的投诉，引起了某种反响。当时，美国公使表示，要将此事报告本国政府，请求指示。^[28]而中国驻日公使何如璋，也开始对日交涉。这样，琉球问题出现了所谓“国际化”趋势。这使日本政府感到忧虑。于是，新任日本内务卿的伊藤博文，则命令松田道之，迅速研究处理琉球的方法问题。

同年11月，松田道之向伊藤博文提交了《琉球藩处分案》。这一方案，实际是日本政府于1879年“废琉置县”的蓝本。为具体了解当年日本政府究竟是以何种“理由”，如何强行占有琉球的，现将松田道之拟定的方案要点，收录如下：

首先，松田道之在其方案中，就琉球的历史作了如下概述：“该藩自中兴国王舜天开始，至当今藩王尚泰，世数三十八代，历年六百八十六年（据称国祖天孙氏二十五世，纪年凡一万七千余年）。王统连绵不绝，土人长期在其统治之下。昔时在我版图之内，中时受萨摩藩主管辖，近时受政府直辖，但除裁判、兵权、货币、颁布历法之外，一切政务委任藩王。是以，土人知有藩王，而不知有天皇陛下，知有藩政府，而不知有本邦政府。其尊信藩王之深厚，实为无量。为了藩王，有弃命舍财也不足惜之情。故而，其藩政虽然极为压制苛酷，但因土人尊信藩王深厚，数百年来习惯既久，并无特别厌苦之情。然而，若仔细分析，尊信藩王者，乃是一般士民……其土民并非没有多少厌苦。

“至其风俗，士族以上者，娴雅清洁，衣食住行，并非鄙野，自有上等人士之风。但土民不学，识字者少，弊衣徒跣，起卧于土间，有野蛮之风。其语言，为本邦古语和彼之方言与中国语言相混淆，但为一种方言，更与本邦之人不通（虽然官吏皆可使用本邦语言）。其人情温顺、俭朴，崇尚礼让信义（虽然藩吏因苦苦仕于本邦与中国之间，颇能狡猾行事，商贾为免于鹿儿岛商贾之笼络，善用黠诈），且坚忍耐久，有劳力营生之质，又有固陋因循、忌讳新规之癖。其民力贫困（虽然处处有豪富者），官吏多富（虽然政府经常穷困）……。其政治以文教人伦为本，政教不分，兵备不用，土人不带寸铁，有敬神信佛之风，但不与土人宗教自由。文学以讲究孔孟之道为主。官府民间帐簿、书札，皆与本邦相同，门阀子弟及久米村人（闽之人种），学清国书法，官吏概用本邦家流及俗文。其土地制度、税法、殖产、贸易法等，因其国势，颇为注意，且有往往使用本邦之制者。其中，税法、祭祀、度量衡等，虽多是依照本邦之制，但百事皆不免压制主义。”

进而，松田道之预计了处分琉球的后果问题。他认为：“根据前述情况，其处分之初，一时将出现非常形势，也即一般士民哀痛，不知所措，弃业忘食……，将以必死之心，抗拒处分。然而，其无兵力，无法行干戈之为（虽然土人相斗，有掷石之癖），但将啸聚强诉，纷扰百事，几呈反状。不过，孤岛人民，终究无有抗拒之力，必将从命。至于处分之后，因其原本畏服，而非心服，所以明暗百般，不再妨害政治，最为困难。而土民识字者少，且语言不通，布令施政，又不得不以士族以上者为媒介。但其士族为不平之徒，难免伪传上意，欺诈下情……。总之，在通畅施行政治期间，始终难免障碍，不能与内地轻易废藩置县相比……。”

最后，松田道之则提出了所谓“可适当处分之方略”。内称：“该藩之处分，虽专属内政自主之权，但其条理出自国宪，其事由也可成为世界之议题，既令是微力之孤岛，也不可以非条理加之。然而，原本为非常之变革，又不可以平时而论。倘若仅仅拘泥于条理，而不能活用变通事宜之法，则不仅有误处置，而且有失条理之当。故而，为达到政府适当之目的，即使一时出于严酷处分，也当不背大体之条理，有可断然实行之理。

因此，在该藩处分之际，当以如何方法呢？”

“窃以为，该藩往昔之事，不可不暂且搁置，不可不以中时之事，尤其不可不以维新以来之事为基。然而，该藩不是万国公法所论之隶属国，也即不可以半主国而论，若纯然以之为内国藩地，恰如对马一般，则改革该藩现今不适合我国体之体制，有何惮哉？先前，副岛种臣任职外务卿时，对该藩说过：其国体政体永久不变。此言虽说不是永远不变之官令，但此言出于外务卿之职，不可谓为全无效力。故而，该藩将之作为金科玉律，经常作为维持旧制之辞。而且，政府也长期将该藩置于制度之外，使之处于暧昧之间，有欠典章。故而，现今俄然变革，不可无有适当之条理与言辞，而求其条理与言辞，则当以明治八年〔1875年〕对该藩命令，禁止其隔年向清国派遣朝贡使，禁止其在清国皇帝即位时派遣庆贺使节，禁止藩王更替时接受清国册封之事，而该藩只是请愿，至今未呈从命文书。明治九年〔1876年〕在该藩设置裁判官，该藩理当引渡裁判事务，但又是口称请愿，至今不予从命。此两者最为重要，不可荏苒不问。

“此外，派遣幸地亲方，暗中向中国投诉，指使在留府中之藩吏，向驻在中国公使密诉，且出入各国公使馆，要求各国公使斡旋。如此隐匿行为，不胜枚举。当以此等事件，作为施行变革之条理名义，以断然废藩置县，行使藩王住居东京等处分，或先以御用之名义，将藩王召至东京，遂加拘留，废藩之事甚为容易，但其航渡数百里远洋而来，阖藩士民恐惧，藩王必将称病推辞，若强行使之服从，则不可不强迫处置，土人不免动摇……，莫如省去此等手续，直接下达废藩置县、藩王居住东京之命令。然而，废藩置县若止限于藩王住在东京，则得失参半。因只是废藩也可预知土人动摇，加之令藩王脱离其地时，不问有无条理、政治利害，则是逐本求末。藩王若殊死不离其地，则将酿成几重纷扰，终究不可不以强迫处置，遂以兵威一并拘留反人。故而，废藩置县当首先让藩王退离居城，止让其住在别墅，使之无复妨害县治。倘若出现妨害之势，则不问何时，皆当断然采取严酷处置，而使之住在东京之事，也不宜迟。然而，土人气质，坚忍因循，得寸进尺，反复谴责，难见结局。因当初命令藩王住在东京，则有种种请愿，当制订许可藩王暂且滞在其地之顺序（依照岛津氏许其滞在鹿儿岛之先例），可否使之逐渐退离居城，住在别墅。又，以上诸事之处置，抑或将来施行县治，皆当示以威严，不可不准备实力，以预防凶暴，保护安宁，且需要相应之戍兵。”

至此，松田道之又提出了14条具体方法。诸如：“若在发布命令、废藩置县的同时，派遣兵员，将被误认为讨伐，而招致无谓之动摇。故而，当在发布命令之前，向该地分营增派若干兵员，而后任命负责处分之官员与县令，并使之同时进入琉球，处分长官奉命事情完了，当向县令交接。将来之县治，决不可急于施行完美之治，土地制度、风俗、营业，凡是该藩历来士民习惯者，当以尽力不予破坏为主。尤其是家禄处分、寺社处分、山林处分等等，当避免重蹈内地旧藩处分之覆辙……”此外，还有所谓通知琉球“废藩置县，县厅设在首里城”（第二条）；禁止琉球官吏滞在东京，并迅速返回琉球（第六条）；当向琉球王宣布：自今而后住在东京，公开交出首里城，前往东京之前，可住在别墅，“将原本属于琉球藩的房屋、仓库、地产、金银、谷物、船舶等，与原本属于藩王尚氏者，分开呈报”；“有关租税、秩禄等其他需要将来处分者，处分长官当进行调查，并与县令协商后，上报主管省”；“处分之际，土人必然狼狈骚扰，应尽力说谕，若有视为凶暴谋反时，可与分营协商，以兵威镇抚”；“藩王若不离开居城，不遵行传达条件，且有背反行为时，也可与分营协商，以兵威处分”；“藩王若不进行诸种交接，县令当向人民传达命令，警察之事，最为不可怠慢”（第八条）；“当在长崎至琉球间，铺设海底电线”（第十二条）；“当在琉球县设置裁判所”（第十三条）等等。^[29]

上述种种，则是松田道之《琉球处分案》的基本内容。其中，所谓琉球“昔时为我国版图”的说法，有如前述，毫无根据。而日本天皇始封琉球王，随后强行控制琉球司法权，强制琉球使用日本年号、历法，并向琉球派遣警官、巡查等情况，则是1872年以后实施的。除此之外，似乎难以找出日本政府强行处分琉球的理由。而且，松田道之也承认，在其此前出使琉球之际，之所以反复论辩日本维新以来，对琉球所采取的强行措施，正是因为“根据〔琉球〕摄政、三司官的……书面意见，我国政府管辖琉球，远在清国管辖之后……，岂敢喋喋不休徒论往昔耶”，“是为余所深深注意者也”。^[30]由此可见，日本政府所谓处分琉球的理由，自始便是牵强的。

1879年1月，松田道之奉命第二次出使琉球。25日，松田道之及其随行人员抵达那霸，其受命的任务是：“督责”琉球断绝与中国的关系，且向日本交接裁判事宜。^[31]为此，1月26日，松田道之向今归仁王子，递交了写给琉球王尚泰的书面材料，内称：“去年敝人出差尔藩，与阁下数次应答，但不从命，迁延几至六旬有余，故而敝人中止应答。决然离去之际，因藩吏衷情恳请，遂允阁下致书太政大臣，令藩吏径直进京请愿，并约定倘若仍不听许，则可命进京藩吏直接从命。敝人与藩吏同时归京，政府果然不听请愿。然而，后来依然言称请愿，不予从命。延缓至今，实在使政府感叹，也可谓对敝人之食言……。又据敝人所闻，幸地亲方暗中前往中国，向彼政府投诉，又指使在京亲方，依赖某些驻在外国公使，有种种隐匿行为。若果真如此，则实乃对政府之最大不敬，而且严重违反国宪。现今政府严加督责，乃是阁下咎由自取，祈望自省”。进而则称：“关于另纸下达之条件，当从速进呈从命文书，庙议决定，若是仍不从命，则将严加处分……。对另纸通知书之答复，当限定为下月三日，过期仍不回答，则视为不予从命，敝人将立即归京复命。”^[32]

然而，时至2月3日，琉球王国依然拒不从命。同日，琉球王尚泰通过代理人具志头按司，向日本太政大臣三条实美递交了如下文书，内称：“关于敝藩与清国之事，以及裁判事务等，有如近顷百般申请，于情义上有难以实施之由。因清国驻东京公使向敝藩使者查问实情，故而明确告之。既然已照会外务省，若在尚未达成协议期间从命，则不仅不能向清国交代，而且将受到彼之谴责，敝藩必定进退两难，不堪愁叹，实在不能从命……”^[33]

对此，松田道之在同日致书尚泰，言称“今日对下达条件之答复，可视为拒不从命之意。尤其是言称清国驻日公使对我外务省，发出照会云云。我国政府与清国政府间的事情，与阁下对我政府奉命答复之事，并无关系。然却专门以之为口实，拒不从命，甚不条理，我政府终究不能容许。阁下之代理人及三司官等，请求敝人宜加考虑，但对敝人前日参城时的诚恳说谕，以及敝人所呈文书之宗旨，俱不贯彻。事已至今，敝人已无斟酌余地，当迅速归京复命，阁下可待后命耳。”^[34]与此同时，则是迫令琉球施行前述的护照制度，言称：“自今而后，大小藩吏，不问公私，凡是进京或旅行外地，皆得向内务省提出申请，未经许可，不得外出。其申请书，当经由当地之内务省派出所提出”，并指责琉球，至今依然使用光绪年号，是为“反政府行为”。^[35]2月4日，松田道之愤然离开那霸。13日到达东京，次日向日本政府进呈《复命书》，内称：“希望迅速决定庙议，实施伊藤内务卿之处分建议，实为今日之急务”。^[36]

同年2月18日，日本政府决定“处分”琉球，命令内务省调查实施手续。松田道之再次受命起草“处分方法”，并具体负责“处分”事宜。3月8日，日本政府命松田道之第三次出使琉球。11日，由太政大臣向其指令“处分”事项。除与前述内容相同者外，尚有“让旧藩王履行向县令交接土地、人民及官方帐簿等手续”；“在处分问题上，可对旧藩王行使指挥权”；“旧藩王或旧藩吏若抗拒此一处分，拒不退离居城，拒不交接土地、人民及官方帐簿等，本人可交付警察部拘留，若有谋反凶暴行为，则当与分营商议，使用武力处分”；“土人狼狈骚扰时，当尽力诚恳说谕，采取适当方法加以镇抚，若有谋反凶暴行为，则由警部加以逮捕，或与分营商议使用武力，可依据情况采取相应处分”；“旧藩王及王子等，即使就居住东京之事请愿推辞，也决不可容许，若有伪诈逃避规定行为，在不得已时，可拘留送往东京。但若因病实在难于启程时，当呈报政府接受指令”。^[37]如此种种，进一步说明了日本政府所谓的“处分琉球”，全然是一种暴力的强制。

3月12日，松田道之等率领160余名警视、警部和巡查，从横浜出发，前往琉球。随后，又有分遣部队向琉球进发。20日，松田道之向随行人员讲述“处分梗概”，并为了预防泄漏消息，禁止随行人员与家中通信。25日，松田等人抵达那霸。27日，在首里城向琉球王代理今归仁王子宣布“废藩”决定，命令交出有关土地、人民等一切文书，并当即责令藩吏作向导，由随行人员加封、监管，且指令琉球王尚泰移居东京，此前应先行退出首里，可暂时住在嫡子中城王子尚典的住宅内。为了防止琉球方面的对抗，松田道之还特意责令封锁首里城门，没有证件者不得通行，以行镇压和防止琉民向中国逃散。^[38]

面对这种形势，琉球摄政伊江王子、琉王代理今归仁王子和三司官等，以及各地50余名士族代表，依然坚持抗争，反复陈述请愿，但最终无济于事。卧病中的尚泰王，被迫于3月29日夜间10点退出居城，“士族官吏数百人围着驾舆，妇女和众人哀号者不知几许，实在目不忍睹”。^[39]据载，这种强行的暴力曾在琉球产生了无形的抗拒。为此，松田道之还专门以所谓县令代理木梨精一郎的名义，向首里、那霸、久米和泊村等地的村镇官员，发出当依照往常工作的任命书，并将随从的内务省官员三人一组，配备翻译，派往国头、中头和岛尻等地的“间切”，向地方官员颁发任命书，以使之向琉球民众传达“废藩”之事。

然而，各地的琉球官员，依然继续要求保留琉球王位，对日本采取“废藩”之举，不予合作。诸如，有的不听告谕、拒绝接受任命（如岛尻的半见城）；有的拒绝移交各种公文（如中头的胜连和国头各郡）；有的在日方宣读告谕时，傲然居座，乃至煽动下属，实行总体退席，公然表示反抗（如中头的西原、国头的羽地、久志、金武和岛尻的知念）。更有的士族相互发誓：不作日本人的走狗，在被要求向日本政府纳税时，则表示“既使如何威胁，也要予以拒绝”，倘若以武力相威胁，则以“是乃岛中存亡之际，当不惜身家性命”，“不作任何与大和人内通之事”，倘若违背，则“本人性命听其自然，父母妻子受到流刑”，也在所不辞。^[40]总之，日本强行“废琉置县”，是在琉球政府的抗争和农民阶层也有动摇，“全岛陷入异常紧张和不安的状态”中进行的。^[41]

1879年4月4日，日本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宣布将琉球改为冲绳县，并公布锅岛直彬为第一任县令。为了迫使尚泰进京，日本政府随后又派出敕使富小路敬直，前往琉球。但尚泰王依然以疾病为由，拒绝前往东京。4月16日，伊江王子、今归仁王子等38人，以及那霸、久米的士族代表105人，继续联名请愿，并提出了让中城王子尚典进京请愿的要求。是时，松田道之为了镇压琉球士族的反抗，认为让王子尚典进京也是使琉球士族失去拥立有力人物的“一举两得”之策。^[42]于是，在政府的同意下，由富小路敬直与王子尚典一同进京。5月2日，尚典到达东京，日本政府不仅没有准许延缓琉球王进京的要求，反而就此把尚典留在东京，并指令松田道之按既定方针施行。以致5月27日，尚泰王也被迫前往东京。

据琉球耳目官毛精良、通事蔡大鼎等三人于同年九月间（旧历）向中国总署告急的情况来看，日本政府在“处分”琉球的过程中，可谓无所不用其极。毛精良等人言称：“本国官员……来闽传报，敝国惨遭日本侵灭，已将国主世子执赴该国，屡次哀请回国，不肯允准，乃谓现与中国相互葛藤，应候大局已结，饬行复国。本年五月王弟尚弼等，业经特饬向廷槐等，抵闽请教，举国昕夕，实深盼望。讵意日人于六月十四日，率领巡查兵役，突入世子宫，先将各门紧守，迫索历朝颁赐诏敕。此乃小邦镇国之宝，虔诚供奉，岂敢轻示于人。当即再三恳请，日人不听，各官与之据理论争。日人大怒，立召巡查数十名，毒打各官，直行胁去，至天朝钦赐御书、匾额、宝印，亦恐被其夺掠……。又近日上自法司等官，下至绅耆士庶……多被日人劫至各处衙署，严行拷审，或有固执忠义，自刎而死者。又将诸署所有簿册暨仓库所藏钱粮，一概胁取，且驰赴诸郡，迫以投纳赋税，即行严责，复将所积米谷，擅行劫去……。既吞国执主，复囚官害民，苛责掠夺，无所不至。”^[43]

由此可见，当年日本政府的废琉之举，不仅是恣意强行，而且收掠中琉往来的历史见证，以及琉球“自是一国”的钱粮、帐簿、文书，以期消凭匿证。如是手段，实可谓首开近代以来日本对外兼并、占有的恶例。

注释

[1]全文见《大久保利通文书》第六，第237—239页。

[2]见岩仓公实迹保存会编：《岩仓公实记》下卷，第572页。

[3]见佐藤三郎：《近代日中交涉史研究》，第110页。

[4]关于这一点，日本白川县住职佐田介石，当年写给左院的意见书中也称：“琉球素奉中国正朔，且久已事奉册封，其为中国之属国，无需再论。据此理而言，杀害琉人之罪，非我国当问之事。”与此同时，佐田还质问政府此前介入琉球之事，认为琉球既然为中国属国，日本何又介入其间，授予琉王藩号，清国若以此理相责，届时日本“不但征台无名，而且有押领中国属地之罪”。据色川大吉等监修：《明治建白书集成》第3卷，第877—878页。见吴密察前揭论文，中琉文化经济协会编：《第二届中琉历史关系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第262—263页。

[5]见佐藤三郎：《近代日中交涉史研究》，吉川弘文馆1984年版，第110页。

[6]见《明治文化资料丛书》第四卷外交编，第84页及《岩仓公实记》下卷，第572—573页。

[7]见《明治文化资料丛书》第四卷外交编，第84—85页。

[8]见《明治文化资料丛书》第四卷外交编，第95页。

[9]见《明治文化资料丛书》第四卷外交编，第104—107页。

[10]东亚同文会编：《对华回忆录》中译本，第101页。

[11]见《明治文化资料丛书》第四卷外交编，第118页。

[12]据东亚同文会，前揭书，第102页。

[13]见《明治文化资料丛书》第四卷外交编，第121—123页。

[14]见《明治文化资料丛书》第四卷外交编，第124—125页。

[15]见《明治文化资料丛书》第四卷外交编，第127—128页。

[16]喜舍场朝贤：《琉球见闻录》，第98页。

[17]《琉球处分》，见《明治文化资料丛书》第四卷外交编，第165页。

[18]见同上书，第四卷外交编，第166页。

[19]见佐藤三郎：《近代日中交涉史研究》，第112页。

[20]同上。

[21]《琉球处分》，见《明治文化资料丛书》第四卷外交编，第174页。

[22]见佐藤三郎，前揭书，第113页。下村富士男氏编：《明治文化资料丛书》第四卷外交编，第173—174页，收有光绪十年（1876年）十月十五日，尚泰王“特遣”向德宏等“细备情状，投请督抚两院，奏请圣猷”的书信，内中载有“幸经贵司照料周详，行咨探问，遂将行其咨复之处，报知倭国，方得告情之便”云云。两者显有差异，这里存疑。但据当时情况，“方得告情之便”一语，似为不确。

[23]见《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一，第21页。

[24]见《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一，第21页。

[25]见《明治文化资料丛书》第四卷外交编，第179—180页。

[26]见芝原拓自等编：《日本近代思想大系12对外观》，岩波书店1988年版，第425页。

[27]佐藤三郎：《近代日中交涉史研究》，第127页。

[28]据喜舍场朝贤：《琉球见闻录》，第142页。

[29]全文见《明治文化资料丛书》第四卷外交编，第201—213页。本书分段，稍有删节。

[30]见《明治文化资料丛书》第四卷外交编，第123页。

[31]据日本太政大臣1879年1月8日签署的文件，见同上书，第四卷外交编，第189页。

[32]见《明治文化资料丛书》第四卷外交编，第189页。

[33]见《明治文化资料丛书》第四卷外交编，第191页。

[34]同上。

[35]同上。

[36]见同上书，第193页。

[37]见《明治文化资料丛书》第四卷外交编，第217页。

[38]参阅《明治文化资料丛书》第四卷外交编，第219、222页。

[39]横濑夜雨：《明治初年の世相》，第233页。见佐藤三郎：《近代日中关系史研究》，第116页。

[40]据横濑夜雨，前揭书，第234页；币原坦：《南岛沿革史论》，第209页等，见佐藤三郎前揭书，第116—117页。

[41]见佐藤三郎，前揭书，第117页。

[42]同佐藤三郎：《近代日中关系史研究》，第118页。

[43]见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1卷，第131—132页。

七日本政府强行“废琉置县”

七日本政府强行“废琉置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