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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近世的日琉关系
- 四近世的日琉关系
- 📚 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全套 18 卷）

作者：吴廷璆等

四近世的日琉关系

1 日本庆长年间之前的对琉关系

有如前述，十五世纪初期，琉球曾向日本派遣官船从事贸易，后因“应仁·文明之乱”，日本对琉贸易的控制权逐渐落到了萨摩岛津氏的手里。但是，西海豪族大内义兴、筑前太守藏亲家、九州探题（地方官称）涩谷义俊等，也向琉球派遣船只。琉球从日本输出刀、扇、屏风、漆、砂金和铜等，并将之向中国和南方各国输送。据称，当时的琉球曾在那霸亲见世地方建有掌管贸易的机构，并设有保管贸易品的仓库（称作“御物城”），由“御锁侧官”的下属负责具体事务。^[1]

据《中山世谱》附卷记载，琉球与萨摩岛津氏的官方往来，是在尚真王之子尚清在位期间。内称：“嘉靖年间（1522—1566），为纹船使事，遣天界寺月泉长老、世名城主良仲，到萨州”。但具体年月不传。^[2]其中所谓的“纹船”，实际是船头绘有青雀黄龙的官方贸易船。日本学者将之称为“是对岛津氏的正式的官贡船”，不知依据何在。又据《岛津国史》卷十二记载，琉球最初向萨摩派遣“纹船”，是为日本文明十三年（1481年）。^[3]两者有几十年的差距。但当时萨摩岛津氏对琉球的关系，基本上是对等的。

如日本永正五年（1508年）三月十二日，岛津忠治在写给琉球王的信中便有“抑我国以贵国为善邻焉，实〔非〕他国之可比量者”。^[4]日本天文三年（1534年）的书信中，又谓“本藩以与贵国同盟之故”。^[5]及至永禄十一年（1568年），琉球宫古岛的运租船漂至萨摩领内，后被岛津忠良送还。翌年，琉球王尚元遣使谢忱之际，三司官致鹿儿岛奉行所的书信中，也称两国“往古之坚盟，有连续者也”。^[6]永禄十三年（1570年）三月二日，萨摩藩主岛津贵久致聘琉球王尚元，告诸将萨摩、大隅、日向三州的守护职让给义久的信中，也称萨摩、琉球的关系，乃是“自他和好，共全唇齿之邦者也”。^[7]至于岛津义久在给尚元的信中，用语更为谦和，内称“贵国与陋邦，虽隔鲸海千里，〔但〕从往昔〔便〕有昆弟之约”，并表示欲“修邻好之交义”云云。^[8]

此外，岛津氏对琉球王的称谓，则是多用“殿下”，少用“中山王阁下”。但永禄十三年（1570年）三月一日，日本越前守村田经定致琉球王的信中，则称“陛下”，而天正十三年（1585年），岛津义久在致琉球王的信中，也有“抑加敕谕”字样。^[9]对此，日本学者东恩纳宽淳氏指出：总之，时至〔日本〕庆长之前，萨摩对琉球“使用善邻、同盟、昆弟之对等文字”，“岛津氏对琉球的地位，并不甚高，莫如说是对等的国际关系。因此，在相互往来的文书中，常用对等之礼，毫无命令或下达的意味”。^[10]

那么，琉球对岛津氏的地位又当如何呢？据东恩纳氏研究，日本大永六年（1526年）尚真王在给岛津氏的回信中，则称“琉球世主返报岛津相模守殿”。同样也是对等通交，而且是基于岛津氏的要求，仅表同意修交而已。^[11]又如，日本元龟元年（1570年），琉球王尚元在给岛津氏的回信中，自称“中山王进献岛津修理大夫殿围章”。而内中则称：“殊修邻好之交仪，倍联绵事，此方以为可同意也。”^[12]再如，日本天正十二年（1584年），琉球三司官致鹿儿岛奉行的书简中，又有“尚〔倘〕自今以后，不违旧规，可修邻好，事所庶冀”字样。^[13]这进一步表明了琉球对萨摩的地位。同样，当时琉球对其他日本大名，也是对等关系。如大永元年（1521年），琉球王尚真在通知武藏守种子岛时尧，准其船舶来航的书翰中，则有“贵国船舶贩运之事，妙满寺业已通知我方，那霸奉行据以呈报三司官。种子岛以往对琉球有忠节之义，自今年起，可准许贵国一艘船舶贩运之事，特此谕知”。这一信件说明，当时的“琉球完全是以本国的权能来准许交通贸易的，从琉球来看，岛津氏也不外是一贸易国而已”。^[14]

此外，日本天文三年（1534年），日本地方豪族和泉守三宅国秀，试图出兵征讨琉球。岛津氏在将此事报知琉球的书简中言称：“此辈〔虽〕借得命于幕府，不得假道于敝邑，其无如贵国何。”^[15]用现代的话说，即三宅国秀虽假命于幕府，但其不能通过我之领地，又能对贵国如何呢？对此，日本学界有人认为，这是岛津氏对琉球“卖恩”。但东恩纳氏认为，从上述行文可知，“既使是岛津氏本身，也不认为琉球全然在自家领内”。^[16]日本明治初期完成的《南聘纪考》（编者伊地知季安父子），在嘉吉元年（1441年）条内记称：“琉球国，原冲绳岛。自往古列（入）十二岛，附庸于萨摩方者久矣。事见长州藏本《平家物语》。自得佛公（久经）补之地头，大抵二百五十余年。其间，渐为战国、南北分朝，我藩亦剧扰，未暇以怀远邦。由是，琉球遂臣外国”云云。^[17]用当代学者的话说，这种说法，乃是为了“使后世的事实正当化”。^[18]进而，从东恩纳氏的上述研究来看，显然也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东恩纳氏认为：“总之，室町氏初叶以来〔指十四世纪中期足利氏建室町幕府以后——本书注〕，盛行奖励外国贸易，诸国诸岛商船往来之时，琉球商船也来兵库或萨州之坊津从事交易。细川、今川、山名、大内等西国大名，据以博得巨富，自不待论。因此，是等诸大名觊觎室町氏之利，也是事实……。于是，幕府实施有利监视，以保护其利润。然而，明德二年（1391年），山名伏诛，应永七年（1400年），今川、大内相次灭亡，幕府论功，将琉球给予岛津氏，以委任其监视贸易。嘉吉元年（1441年），幕府将琉球让与岛津氏，实际也依然不是将全部所有权转移，不是将琉球置于岛津氏的政令之下。就幕府本身而言，其历来承认琉球独立，对之绝没有纯然的所有权。室町氏历来的主义，与其说重视其土地，莫如说重视贸易之利。因此，即使说将琉球给予岛津氏，其实也只是针对琉球贸易，付以特别权利而已……。《通航一览》的作者论定：‘彼国〔琉球〕，在萨摩方面徒谓附属，但无现今君臣附属之姿’，可谓揭穿真相之言。”^[19]

再者，日本天正十年（1582年），武藏守龟井兹矩向丰臣秀吉请赐琉球时，丰臣秀吉为了获得地方大名的支持，曾经取下腰扇，为其写上“龟井琉球守”字样。其意思是，征服后予之。姑且不论这是当时的“风习”，仅就此事而言，也可说明当时的琉球，并非萨摩附庸。^[20]因此，东恩纳氏明确地认为：“（日本）庆长以前的萨琉关系，有如学者历来所说的，并没有政治性的意义，莫如说是经济性的”。而所谓“彼琉球国，附庸于我藩久矣”等等，“显然是庆长以后，岛津家的政治学者人为的豪言壮语”。^[21]

2 1609年萨摩藩出兵琉球

日本庆长十四年（1609年、万历三十七年），萨摩岛津氏在业经幕府许可的情况下，出兵入侵琉球。对此，日本学界有人将之称为“岛津氏入琉球”。显然，这是含糊不清的。

关于这次入侵事件，专门研究萨摩岛津氏的三木靖氏，在著书中作了如下记载：“庆长十四年三月四日，大将桦山久高、副将平田增宗和士兵三千人，搭乘兵船一百余只，自九州山川港出发，平定大岛、德之岛、永良部岛，二十五日从古宇利岛登陆，四月五日占领首里城，最终平定琉球。五月十七日〔萨军〕带着尚宁王、具志头王子朝盛以下一百余人质，从今归仁出航，二十四日返回山川。六月二十三日尚宁进入鹿儿岛，会见岛津氏。因平定琉球的消息，七月五日将军秀忠下书岛津氏，七日家康下达了书简和领有统治琉球的黑印状。岛津家久和尚宁一道，于庆长十五年（1610年）五月从鹿儿岛出发，在骏府见家康，在江户见秀忠。十二月返回鹿儿岛。翌年九月，尚宁归还琉球”。进而，三木氏又称：“这次平定琉球之策，系因尚氏对岛津氏负债不还，对幕府诸藩对〔琉球〕漂流民之好意有欠礼节，但目标是以琉球为中介而开始日明贸易。至此，业已支配了二国一郡的岛津氏，又增加了一国的统治，扩大了领国范围”。^[22]三木氏的上述记载，应该说是比较具体的。但是，其中也留下了重大疑问。其一，何谓“平定琉球”？令人不解。因为萨摩入侵琉球之前，琉球王国对日本既没有骚扰，也谈不到什么反叛之罪。“平定琉球”的说法，虽是源于当年萨摩向幕府的呈报，但不符合日琉之间的实际关系。其二，文中所谓“〔庆长十四年〕七月五日将军秀忠下书岛津氏，七日家康下达了书简和领有统治琉球的黑印状”，用语亦属含糊不清。因为秀忠下书系给何人、所谈何事不明。又谓家康下达领有统治琉球的黑印状，在日期上虽属明确，但谓何人领有？且无所据资料来源。因而，有关事件仍需考证。

总之，1609年萨摩入侵琉球，在近世日琉关系史上是件大事，也是现今学界研究琉球历史的焦点问题。诸如萨摩何以入侵琉球、目的何在？萨摩入侵后的日琉关系如何？以及萨摩所谓“领有”琉球的依据何在等等。为此，本书试从现今日本学界的研究谈起，以期寻求上述问题的历史真相。

首先，关于萨摩何以入侵琉球、目的何在问题。就笔者所接触到的著书而言，日本学界可谓因人而异。如大城立裕氏在著书中认为，萨摩入侵琉球的真正原因，一是基于确保并发展日本对明贸易的意志和欲望；二是借助日本战国之“余势”，与丰臣秀吉入侵朝鲜具有共同的性质。^[23]但宫城荣昌氏认为，“萨摩侵略琉球的真正目的，在于以支配异国的事实，向诸国大名夸耀萨摩的权威，并垄断对明贸易利益”。^[24]而比嘉春潮氏则强调，因为萨摩“入琉球的主要目标，在于夺取中国贸易的利权，所以岛津氏首先要把琉球置于自己的统制之下”。^[25]

此外，前述三木氏又称：出兵琉球的计划与实施，是由岛津氏进行的。“就此而言，所谓平定琉球攻击尚氏，与为了平定大隅而攻击蒲生氏，或为了平定北萨摩而攻击入来院氏相类似”。“但是，没有统一政权的稳定，没有统一政权的支援，则不能平定琉球”。当时的岛津氏完全被组织在统一政权之下，没有出兵和开战的权能，岛津氏作为战国大名的性格几乎消失了，但在这次平定中所发挥的，则是其保存的某些性格，“从这个意义上讲，平定琉球是战国大名岛津氏所进行的〔诸侯〕会战的终结”。^[26]

与三木氏上述观点相近的，是被誉为具有敏锐洞察力的仲原善忠氏。仲原氏认为，萨摩出兵琉球的动机，“全然是日本全土的统一运动，贸易问题不过是附带性的”。至于“直接动机”，仲原氏则列举了以下具体事例。诸如：琉球没有负担所谓“朝鲜之役”（指1592年丰臣秀吉出兵入侵朝鲜战争）的义务，岛津氏为之垫付，但琉球不予偿还，成为悬案；日本庆长七年（1602年）冬，琉球船漂至奥州，幕府将之送往萨摩，萨摩遣舟送还，要求琉球对幕府还礼，但琉球没有实施；庆长八年，琉球报恩寺的忍文长老，到萨摩祝贺岛津家久就任藩主，是时，萨摩也曾要求琉球向德川家康致礼，翌年二月，岛津义久致书尚宁王催促此事。但琉球依然未予回应；庆长十年（1605年）七月，琉球船从福州返航途中，漂至日本平户，平户方面将此事报告骏府及江户，幕吏指令予以就济、送还，并要求琉球对以往送还漂流船之事“谢恩”等等。根据以上事例，仲原氏认为：“〔琉球〕伤害了幕府和萨摩的威信，是极为非礼的。因而，也就有了讨伐琉球的充分理由。”^[27]

如果将上述各家见解稍加归纳一下，可谓有两点比较接近的地方：一是认为萨摩入侵琉球，目的在于保持对明贸易；二是认为萨摩入侵琉球，乃是日本国内的统一战争。显然，这是两种不易协调的见解，又都有另行分析的必要。

首先，就萨摩入侵琉球是所谓“统一运动”而言，有如前述，十六世纪中后期的琉球，与日本萨摩藩的关系，基本上是对等的。琉球王国拥有自身的统治体制，对内对外实施本国的“权能”。如东恩纳氏所说的，“就幕府自身而言，也是历来承认琉球的独立，对其绝没有纯然的所有权”。^[28]而且，当时的琉球早已同中国形成了君臣关系，接受中国册封，奉行中国正朔等等。琉球既不是日本的“战国大名”，也不是日本的一部分，从何谈起“统一运动”？又如前述日本天正十年（1582年），龟井兹矩向丰臣秀吉请赐琉球时，便曾明确言称：“公若能诛杀〔明智〕光秀，则日本六十余州将归于掌中。我在国内无所希求。请赐给琉球”。^[29]显然，这是把琉球作为日本国外的又一证据。同样，前述日本永禄十三年（1570年）三月初二，萨摩藩主岛津义久在致琉球王的信中也称：“贵国与陋邦……从往昔〔便〕有昆弟之约”，也是把琉球作为与日本不同的国家。

上述事实，证明琉球“自为一国”。至于龟井、三宅等战国大名均有出兵琉球的欲望，以及所谓岛津氏自认为与琉球拥有“特殊关系”等等，则只能说明日本的武家势力企图染指琉球，并不能说明琉球是日本的一部分。若谓日本全土的“统一战争”，不论是“余势”还是“大势”，皆应在日本领土范围内进行。因此，所谓“全然是日本全土的统一运动（或统一战争）”，毫无根据。而谓其“与丰臣秀吉的征韩之役具有相同的性质”，^[30]则恰是切中要害。但人所共知，丰臣秀吉所发动的两次“征韩之役”，绝不是日本国内的统一战争，而是对外发动的侵略战争。

其二，关于萨摩入侵琉球是为了保持对明贸易的见解，也当另有说明的必要。对此，仲原氏在有关研究中指出：“不能否定岛津氏希望贸易利益”，但“当时还没有锁国的想法，德川家康和岛津氏都在致力于海外贸易，而且是正在实行的时代”。^[31]日本历史表明，德川幕府发布“锁国令”，起于1624年禁止西班牙人来日本通商；继而1633年，禁止持有“奉书”以外的船舶出海；及至1635年（宽永十二年），全面禁止日本人出海，也不准在外居住的日本人归国，从而构成了全面的锁国政策。^[32]从这个意义上讲，仲原氏所说的“贸易问题不过是附带性的”，有一定的理由。但所谓萨摩“出兵琉球的动机，全然是日本全土的统一运动”，则有如前述，与事实不符。

那么，萨摩入侵琉球的原因何在，其根本的目的是什么呢？对此，大城立裕氏在其著书中，列举了90件有关日琉关系的大事。现以之为主要线索，将其中临近萨摩出兵的大事，依次说明如下：

1572年（日本元龟三年），萨摩藩致书琉球三司官，内称“由于三州〔萨摩〕兵火不断，近年前往琉球的海船规制不足。今后无有萨摩正印之渡琉船只，可没收财物，充作贵国公用。有关规制渡琉船只，请充分注意管理为要”。^[33]对此，大城氏认为，此时的萨摩岛津氏有北进“制霸”九州之势，并有“支配渡琉船只的动向”。^[34]继而，1574年（日本天正二年）岛津家老致书琉球，认为琉球接待萨摩使者有违旧历，促其反省。翌年，琉球王尚永遣使至萨摩，经解释情由，缓和了双方的矛盾。

1579年（日本天正七年），萨摩派遣使者山下筑后向琉球王国报聘平定九州，以修旧谊。并称“九州大半，已被置于岛津伞下。以往贵国误以为是本国也让商船往来，但经屡次恳切希望，郁愤全消，今遣国吉丸前往，在待遇方面请予关照”云云。但有如同年中国册封使谢杰归国之后所说的，“琉球有日本馆，数百众人等待册封使船。当地成为商卖之市，但出入者携带刀剑，琉人畏之”（《福州府志》）。这说明当时萨摩对琉球的贸易活动，已带有以强凌弱的非和平气氛。^[35]

1587年（日本天正十五年），丰臣秀吉平定九州，岛津氏也屈从于丰臣秀吉的旗下。翌年八月，岛津义弘进京谒见秀吉之际，秀吉告以欲使琉球“服属”之意，并让岛津义弘遣使，催促琉球前来通聘，献纳对明贸易“勘合符”。同年年末，岛津义弘派遣大慈寺僧龙雪，持书赴琉。其书信中披露了丰臣秀吉企图征伐朝鲜、中国，并称“且屠汝国〔琉球〕，及今之时，宜其遣使谢罪，输贡修职，则国永宁矣”。^[36]天正十七年（1589年），丰臣秀吉的手下奉行石田三成等，也致书岛津义久，言称琉球若是依然迟误，则可用兵。^[37]

1591年（日本天正十九年），丰臣秀吉决心入侵朝鲜，并以岛津氏为中介，要求琉球出兵。同年九月（也有记作十月者），岛津义久致书琉球王尚宁。内称秀吉“命令两国合计出兵一万五千人。此事由萨摩承担，琉球应代之以运送七千人十二个月的军粮，于来年二月之前，送到坊津。过后则要送往高丽、唐土。此外，名护屋正在筑城，琉球当以金银米谷扶持劳务”。^[38]当时，丰臣秀吉也致书琉球王。言称“吾起于卑微，入主日本六十余州。遐迩之地，无有不朝贡者。汝琉球王，据弹丸黑子之地，依仗远海，尚未入贡。吾告诸汝，明年春季，吾将先伐朝鲜，汝当带兵来会。若不奉命，则先灭汝国，玉石俱焚。汝当好自为之”。^[39]据称，琉球三司官见信后大为惊愕，并通过明代商船，将此事告诸中国。^[40]

又，《琉球萨摩往复文书案》记载，龟井兹矩在同年（1591年）曾向丰臣秀吉要求准其征伐琉球。据说，由于岛津义久和岛津义弘通过幕府奉行石田三成等，陈述萨摩历来与琉球拥有“特殊关系”，才得以中止。^[41]而大体在此期间（年号不明），岛津义久在给琉球王的信中也说：“龟井武藏守，望为琉王，其意已决，欲赴渡楫。予闻之依讼，属化遁其难。琉国之安全，岂非吾计乎？”^[42]这可能是岛津氏自以为对琉球拥有“特殊关系”的原因。然而，据比嘉春潮氏研究，当时的丰臣秀吉，并没有把琉球作为萨摩岛津氏的领国，而是命令岛津氏代为“协力处置”，并企图根据情况，“改易”琉球王。丰臣秀吉的这种态度，使萨摩岛津氏感到不安。其意图虽然没有实现，但结果却强化了日本统治者对琉球国的政治性支配的欲望。^[43]

1593年（日本文禄二年），琉球王尚宁在岛津氏遣使督促之下，派遣天王寺菊隐、摩文仁亲方安恒，向萨摩运送军粮，但只有预定数额的一半，而其余的则成了琉球对萨摩的“负债”，同年，由于日明议和，丰臣秀吉撤兵。但九州诸侯（包括萨摩）的入侵部队，依然留在朝鲜。因而，是年十二月，岛津义久督促尚宁运送军粮。翌年（1594年）六月，尚宁王遣使赍书，内称“国穷岛疲，民无计偿出”，“只愿悯察，以加恩优，邻好益修，永奉聘贡”。^[44]这是根据《南聘纪考》一书的记述。但日本学界认为其可信程度不高。^[45]据琉球王侍从《喜安日记》的记载是，尽管萨摩岛津氏加以催促，但琉球王依然不应，以致萨摩岛津氏迫使琉球，在“执行徭役，还是割让大岛”上作出选择。对此，当时身为琉球三司官的谢名亲方，加以断然拒绝。^[46]因此，比嘉春潮氏认为，无论是“负债”，还是拒绝萨摩的要求，都加深了琉球与萨摩的疏远，并造成了萨摩“入琉球的口实”。^[47]

1597年（日本庆长二年），丰臣秀吉第二次遣兵入侵朝鲜（日本史称“庆长之役”）。但在中朝联军的抗击之下，侵朝日军未能达到目的。翌年，丰臣秀吉死去，日军退回国内。此后，日本国内又出现内战。而此时中国的明王朝，因丰臣秀吉两次入侵朝鲜，故而愈发严厉禁止对日贸易。比嘉春潮氏认为，这对于先前因中国船只往来通商，而领有繁荣港口的岛津氏来讲，如何获得琉球在对明贸易上的地位，则成了财政上的“切实要求”，以及“愈发决定处置琉球国的机缘”。^[48]

1603年（日本庆长八年），德川家康经过“关原之战”（1600年）后，正式建立幕府政权。是时，幕府向萨摩岛津忠恒（义弘之子，后改名家久）颁发“朱印状”，使萨摩得以派船前往现今的泰国、柬埔寨、越南和“西洋”等地。

1606年（日本庆长十一年、明万历三十四年），德川幕府命令岛津忠恒，凡是到达萨摩领内的外国船只，皆要遵照长崎奉行的指挥处置。同年四月，萨摩岛津义久、岛津义弘与岛津忠恒等，共同商议入侵琉球北部的大岛。据称，这是为了“解救慢性的财政穷困”。^[49]其计划的内容是“占领大岛”。^[50]同年六月，岛津忠恒改名家久，并通过幕吏山口直友，而获得幕府的许可。但因准备尚未就绪，故而未能立即实施。同年九月，岛津义久根据幕府的意见，致书琉球王尚宁，内称“我将军忧虑〔指明代禁止日本商船往来——本书注〕之余，欲使家久与贵国协商，让大明商船年年到琉球，且与日本商贾互通财货之有无”。继而又称，此种贸易不仅富裕日本，且使“贵国之人共富润室，而民亦歌于市、忭于野，岂非太平之象哉”。^[51]与此同时，岛津家久也致书中国册封使夏子阳，要求派船前来萨摩。但夏子阳禁止册封船的随行人员与日本人通商，并对日本人在琉球携持刀剑进行贸易表示反感。^[52]据称，当时的琉球也没有“关心”岛津义久促使向幕府致聘的要求。至此，比嘉春潮氏认为，此时的“幕府似乎对琉球在理应致聘上的缺欠表示意外，并为了使琉球成为对明贸易的媒介者，遂对岛津氏征讨琉球作了秘密许诺”。^[53]据称，此时幕府预定次年在骏府筑城，为了使萨摩专心征讨琉球，还免去了萨摩的筑城负担。^[54]

1608年（日本庆长十三年），岛津氏根据幕府的命令，派遣大慈寺僧龙云前往琉球，再次督促来聘。而幕吏山口直友则在同年八月十九日和九月五日，致书岛津家久，要其在完成出兵准备之后，应对琉球进行交涉。^[55]这说明幕府对如何实施的问题也有考虑。

1609年（日本庆长十四年、明万历三十七年）二月，岛津义久致书琉球王尚宁，大意是：“业已再三通信。龟井武藏守想作琉球王，是我因旧情向太阁〔丰臣秀吉——本书注〕请求而中止的，但却忘记恩情。又，追惩朝鲜之时，殿下也有违尊命。前年琉船漂流之际，将军将之送还本国，但有欠回报之礼。加之将军欲使贵国为媒介，使大明国与日本通商之事，虽经遣使相告，但也疏略，实属非理。故而，现已获得诛惩琉球国之朱印，正在急速准备兵船渡海。贵国自灭，怨恨于谁？不过，倘若努力通融日明，本人将尽心谋求琉球国之安泰。因难舍往古之好，故而投书”云云。^[56]至是，未及琉球作出反应，萨摩便已兵船过海入侵大岛了。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1609年萨摩入侵琉球，实际是早有蓄谋。其直接原因，似因琉球自为一国，没有完全依照日本幕府和萨摩的意志行事，诸如拒绝如数提供侵朝军需，并将情报通知中国，从而“得罪”了日本。而中琉之间的相互贸易，更使幕府和萨摩的统治者垂涎欲得。前者可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而后者则是追求实际物质利益之所在。宫城荣昌氏指出：“特别是由于萨摩岛津氏参加文禄、庆长之役和关原之战，支付了大量的军费，苦于填补。为了解决这一危机，除了将琉球置于领国之下，使之作为对明贸易的中介而自由颐使之外，别无他策。”^[57]这恐怕正是萨摩入侵琉球的基本原因之一。由此可见，所谓“垄断对明贸易”，当是夺取琉球对中国贸易的实际利益，以弥补自身的财政困境。这一点也就决定了萨摩入侵后，对琉球所采取的掠夺方式。而所谓日本全土“统一运动”的说法，恕我直言，不过是为近代日本政府强行占有琉球，寻求历史“根据”而已。

3 萨摩入侵后的日琉关系

关于萨摩入侵后的日琉关系，有如前述，由于日本学界在何以入侵琉球问题上的多种见解，因而也是众说纷纭，记述不一。如仲原氏的结论是：萨摩入侵琉球之后，“出现了残存所谓王国外表的岛津支藩化的新琉球”。但也承认“对于这个问题的评价，是相当困难的”。^[58]为了便于陈述，本书拟就琉球国史《中山世谱》等原始记载，结合日本学界的研究成果，分次说明如下：

其一，萨摩入侵琉球，首先是给琉球王国带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浩劫。据佚名作者《琉球渡海日记》记载，当年四月一日，萨军三千余人在大湾（渡久地）登陆后，便是一边到处放火，一边向首里城逼近，以致沿途百姓弃家逃奔。四月五日，萨军进入首里后，说是接管首里城，而实际是进行洗劫。据载，当时萨军以桦山久高为首的主要将领分为四组，分别带领入侵士兵，将首里城中的金银、丝绸和珍贵物品，凡是“在日本没有见过、没有听说过的”，概行登记造册，攫为萨摩所有。仅此一事，便花费了七、八天的时间。然后，则是将之分批运往那霸，再从那霸运往鹿儿岛的山川港。^[59]也就是说，琉球国中的金银财宝，凡是有价值的物品，尽被萨军掠劫而去。前已提及的《喜安日记》中也称：“有如家家日记、代代文书、七〔奇〕珍万宝，尽失无遗。”^[60]致使后世琉球连编修国史，也极为困难。

关于萨摩对琉球的洗劫，琉球国史未敢明确记载。因为有如前述，萨摩入侵后，琉球国史所载，需呈送萨摩藩主审视。但《中山世鉴》还是隐含地记载了这一事实，内称：“琉球往古满是金银，或制簪，或作祭器，又与大明、暹罗、日本等等往来商贾……数百年后传至尚宁，失于己酉之乱”。^[61]这“己酉之乱”实际便是日本庆长十四年萨摩入侵琉球。后来，乾隆十年（1745年）成书的《球阳》中，在尚宁王卷内，也记述了那霸金库被毁的事情，内称：“万历年间，亲见世地内，有一公藏，名之曰金库，有大屋子笔者，属于锻冶奉行，办理此事。但至于近世，毁其公库”。^[62]亲见世公库乃是琉球储藏财物和贸易物资之地，所谓“近世”被毁，实际也是萨摩的浩劫，唯是依然没有公开指明而已。

现今，日本学界注意到了十六世纪中后期，葡萄牙商人东进，以及中、日两国对外贸易等等，对琉球从事中介贸易所造成的影响，但却没有意识到1609年萨摩对琉球金银财宝的掠夺，对其国势衰落所造成的影响，这显然是一大缺憾。

其二，扣压人质、迫使琉球王尚宁屈从。有如前述，萨军入侵琉球后，将尚宁王等一百余人俘至鹿儿岛。在此期间，除了将尚宁等人带往骏府、江户，谒见幕府将军而外，实际是将之扣压在萨州，使之不得生还。据载，及至日本庆长十六年（1611年）九月十九日，尚宁王等在被迫出具“誓文”的情况下，才得以生还，前后被拘留长达二年五个月之久。

日方记载，当年琉球王尚宁在写给岛津家久的“誓文”中言称：“琉球自古为萨州岛津氏之附庸，故而太守让位之时，舣船奉祝，或时以使者、使僧，献纳隔邦之方物，其礼仪终无怠矣。尤在太阁秀吉之时，被定置附于萨州，有相勤诸役之旨，虽无其疑，但远国之故，不能相达右之法度，多罪多罪。因兹琉球国被破，且复寄身于贵国，永止归乡之思，宛如鸟在笼中。然有家久公之哀怜，匪啻遂归乡之志，且割诸岛以赐我。如此之厚恩，当何以奉谢之哉。世世代代对萨州之君，不可有丝毫疏远之意。子孙传让，不可忘却此一灵社誓文，厚恩之旨，可令相传。以往所定之法度，不可违乱……”云云。^[63]这是《仲原善忠选集》中的记述，而比嘉春潮氏在《新稿·冲绳の历史》一书中，又记作九月六日。^[64]两者有十三日之差。这或许是印刷上的失误。但是，如此重大的、可谓关系琉球国家命运的事情，何以都没有史料的原始出处？而在琉球三部国史中又何以都没有记载？^[65]是萨摩岛津氏不准琉球国史记载，对幕府及中国隐瞒实情，抑或内中另有蹊跷？显然仍是有待考察的疑惑。^[66]

据《中山世谱》记载，尚宁王被放回之后，依然不得不向萨州派遣“国质”。如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为国质事，遣金氏摩文亲方安恒，六月到萨州。翌年，安恒沾病回国。嫡子松金安基，代父留萨州。癸丑（1613年）十二月回国”；^[67]“四十年壬子，为国质事，遣向氏伊江按司朝仲、向氏羽地按司朝安到萨州。至甲寅年（1614年）回国”等等。^[68]这实际是对琉球王国的挟持。而尚宁王去世后，则被改为每年向萨州派遣“年头使”，以行聘问之礼。

此外，则是要求琉球遣使谒见幕府将军。此事被称为“上江户”。据宫城氏的研究统计，除了1610年萨摩藩主岛津家久将作为俘虏的尚宁王等，带至江户、进见幕府将军，以及1872年日本新政府传令琉球派遣庆贺使之外，从1634年至1850年的二百余年，琉球先后以所谓“谢恩使”和“庆贺使”的名义，派遣“上江户”的使节，前后合计18次。^[69]

从《中山世谱》附卷的记载来看，其中所谓的“庆贺使”，是指历代幕府将军更替或有其他事宜时，琉球派往江户予以祝贺的使节；所谓的“谢恩使”，是指琉球王即位或接受中国皇帝的册封后，派人前往江户报告的使者。如尚丰王崇祯七年（1634年）条记载，“为谢礼待敕使者，原出太守公〔即岛津氏——本书注〕之恩事，遣尚文公佐敷王子朝益，春到萨州。此时太守公扈从将军在二条城，即赴京都，见朝将军家康公，并中纳言家久公。礼式全竣，其冬回国”。^[70]这也是宫城氏上述统计中的第一次。进而，在尚贤王崇祯十六年（1643年）条内记称：“为贺家纲公（将军长子）诞生事，遣尚氏金武王子朝贞，五月到萨州，随太守公翌年夏到江府，其冬回国。”^[71]是为宫城氏统计的第二次。又如尚质王顺治六年（1649年）条记载：“为谢尚质王即位于太树公并太守公事，遣尚氏具志川王子朝盈五月到萨州，随太守公七月赴江府，十一月回到萨州，翌年四月回国。”^[72]是为宫城氏统计的第三次。如此等等。

根据上述情况，宫城氏认为，琉球使节“上江户”，是萨摩入侵后强制要求的，其中含有萨摩岛津氏借以炫耀自身“特殊奉公”的意图。^[73]而东恩纳氏认为，“历代萨摩藩主都希望晋升为与家久一样的官位，因而讲究种种苦肉之策。最为巧妙运用的，是〔岛津〕吉贵。而故技重施的，则是〔岛津〕齐兴”。^[74]也就是说，萨摩强制琉球使节“上江户”，带有自身炫耀和企图晋升之意。但下村富士男氏在编纂史料丛书的解题中言称：“萨摩藩主受幕府之命，在新国王承嗣之时，给予承认（给予任命国王的命令），国王向藩主派出谢恩使，宣誓忠诚，向幕府也派遣谢恩使，另外将军袭职或藩主有喜庆之事，则派遣庆贺使”。进而又称：“作为反映这种关系的，则是庆安三年（1650年）完成的琉球第一部正史《中山世鉴》中，将源为朝渡琉、娶大里按司之女，其子称舜天王继承王位，子孙相继的传承，作为事实来记载。”^[75]这种说法，可谓牵强附会。因为把传说当事实来记载，与琉球使节“上江户”，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而所谓萨摩藩主受幕府之命，“给予任命国王的命令”，则更是值得另行研究的。如《中山世谱》附卷一，只是记称：泰昌元年（1620年）“为禀报尚宁王薨，尚丰王即位事，遣法司毛氏读谷山亲方盛韶到萨州，翌年回国”；“天启元年辛酉，为谢尚丰王即位事，遣尚氏久米中城王子朝贞七月到萨州，翌年四月回国”。内中并无岛津氏任命琉球王的记载。^[76]

其三，强占琉球北方五岛，迫使琉球对萨摩纳贡。《中山世谱》附卷中记载，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萨州太守遣本田伊贺守等，都鄙有章、上下有分。又遣阿多氏等，均井地，正经界，而始为赋税。从此每年纳贡于萨州，永著为例”。继而又称：“三十九年辛亥〔1611年〕，家久公出赐琉球一纸目录。此时，鬼界、大岛、德岛、永良部、与论，始属萨州”。但在这一记载之后，又谓“然彼五岛，原系吾国管辖之地。故容貌衣服，迄今留（存），与吾国无以相异”。^[77]随后，在尚丰王附卷内，又称“崇祯元年戊辰〔1628年〕，为再乞琉球一纸目录事，遣波上山赖翁法印，年头使向氏玉城亲方朝智，二月到萨州，十月十八日回国（一纸目录，原在本国，偶为逆徒被盗。故遣使以请）”云云。^[78]

从上述记载来看，1609年萨摩借入侵琉球之机，强占琉球北部五岛，是属事实。而且，与萨摩岛津氏入侵琉球之前，意欲占有琉球北方“大岛”的计划相符。但何以有关一纸目录又被失盗，可谓迄今又留下了一个历史之谜。

据日本学者研究，在琉球王尚宁归国之前，岛津家久便已指令割让奄美大岛等五岛，且在同年八月“检地”完了的基础上，将琉球年产量定为八万九千余石。其中，五万石作为王室收入。其余作为三司官以下诸士的“知行地”（俸禄）。与此同时，责令琉球每年向萨摩缴纳约六千石的“贡米”。此外，还要缴纳芭蕉布三千段（每段约一个成人用的布料长度）、琉球上等布六千段、下等布一万段、唐芋一千三百斤、绵子三贯（每贯十石）、棕榈绳一百捆、黑网一百条、牛皮二百张、席三千八百张。^[79]后来，琉球土地年产量的评定有所更动，其负担也有变化。如前述的实物贡品，由于筹措困难，日本庆长十八年（1613年）六月，又被全部改为银两。但芭蕉布和其他指定的萨藩用品，又必须缴纳实物。^[80]显然，这是强行勒索。因为即便是所谓岛津家的“支藩”，恐怕也未必要向本家缴纳如此沉重的负担。

日本文学士菊池谦二郎氏早在1896年撰文，认为“断定国土所属如何”有三个重要条件，一是“琉球对本邦或中国是否纳税”，二是“琉球是否奉行本邦或中国之法令”，三是“琉球之主要统治者是否由本邦或中国任命”。^[81]这种说法，从理论上讲是可行的，但是征诸萨摩入侵琉球后的史实，则是行不通的。因为萨摩对琉球索取的是贡物，而不是按照日本国内或萨摩境内的地租制缴纳租税。日本近代政权要人大久保利通，1874年来华交涉日军侵台事件时，曾针对台湾番地“力能输饷者，岁纳社饷”之事，言称“夫国之征税，起于君民相约者也。所称社饷者，税之类欤，抑馈献之类欤？如弱者而馈献于强者，不得称为税也。其或不出于民，独出于酋首，或有往来两国贸易，私垄断者献其所获，籍名社饷，以图混冒……”云云。^[82]这对于理解和说明萨摩强制索取琉球贡赋，倒是最为恰当。至于萨摩入侵琉球之后，是否奉行日本法令、主要统治者是否由日本任命的问题，也是应该另行别论的（见下文）。

其四，萨摩入侵琉球后，岛津氏变成了介在中琉贸易之间的盘剥者。据《中山世谱》附卷记载，“万历己酉（1609年），安赖扈从尚宁王在萨州，家久公遣伊势兵部少辅镰田左京亮曰：中国若闻中山为我附庸，嗣后不可以为进贡，当早遣安赖以为纳款云”。^[83]这一记载，表明了两种含义：一是岛津氏确想介入中琉贸易；二是表明萨摩认从琉球对中国皇帝朝贡，保持臣从关系。在这个前提下，安赖于第二年正月“奉命为王舅，同长史金应魁……等，坐驾楷船，入闽赴京”。^[84]但当时明代神宗皇帝，鉴于“琉球新经残破，财匮人乏”，谓之“俟十年之后，物力稍完，然后复修贡职，未为晚也”。^[85]这意味着当时的中国皇帝业已知晓琉球遭到萨摩的劫掠，并出于体恤藩属之意，而滞缓了琉球的入贡时间。及至崇祯六年（1633年），尚丰受封为王，再次遣使“谢袭封恩”，并“附具奏，乞贡朝如旧制”之时，“怀宗才允其请”。^[86]此后，琉球又恢复了对中国的二年一贡，而萨摩也成为介在其间的盘剥者。

据日本学者研究，当年萨摩岛津氏通过琉球对中国的贸易，可以从中获得“唐十倍”的利润。因而，岛津氏千方百计地控制琉球对中国的贸易。如1683年（日本天和三年），琉球购买了中国册封船所携带的货物，未经萨摩而直接转销京都、大阪、长崎之后，萨摩岛津氏则发出“禁令”，要求琉球只能在鹿儿岛出售。至于琉球特产的出口，岛津氏也要求限定在萨摩藩交易。^[87]再者，萨摩入侵后，更是利用琉球遭到劫掠的财经困难，由萨摩藩筹款或由萨摩商人出资，使琉球从事“傀儡贸易”，以致形成琉球依靠萨摩的银两才能来中国进行贸易的局面。^[88]

此外，萨摩岛津氏为了长期介在中琉之间，获得实际利益，从1632年（日本宽永九年）开始，还在琉球那霸设置了任期三年（也有任期二年的说法）轮换的“在番奉行”，其馆舍称作“假屋”。对此，日本学界的看法比较一致。如宫城荣昌氏认为，“在番奉行的职务中，以监视〔琉球〕内政和督励进贡贸易最为重要”。^[89]后来，宫城氏在其编著的《冲绳历史地图》中，又称“在番奉行的工作，主要是监视王府的政治、外交，并向萨摩藩呈报异国船只来航始末等”。^[90]比嘉春潮氏也认为，岛津氏“为了监视和督励〔琉球〕进贡贸易”，因而在1631年以后，向那霸派驻了在番奉行。^[91]同样，东恩纳氏更为明确地认为，“在番奉行统监政治的主要目的，在于萨摩垄断锁国下的海外贸易”。^[92]征诸1631年以后日本幕府所推行的锁国政策，着眼于萨摩从中占有贸易利益，是有道理的。但是，将萨摩“在藩奉行”的作用，称之为“统监政治”，似乎有所过分。一者，日本的“奉行”之职，乃是从事具体事务者，不具备“统监”的身份、地位；二者，“监视”与“统监政治”的含义有别，不能通用。再者，就琉球国史所记载的具体情况而言（见下文），萨摩“在藩奉行”的实际作用，也与近代日本兼并朝鲜之前的“统监政治”不同。

这里，应该就便谈到的是：据称，日本庆长十六年（1611年）九月十九日，萨摩确定放还尚宁王时，又以桦山久高等人的名义，^[93]向尚宁出示了如下十五条规定。按照后来日本对清政府交涉时（1879年）的说法是：（一）非萨摩之命，禁止购买他国货物；（二）不堪使用者，虽旧勋也不可予禄；（三）婢妾不可予禄；（四）不可私约主从；（五）不可多设寺院；（六）商人不带萨摩印契，不许市易；（七）不可略买琉球人送至内地；（八）岁税及其他公物，必遵我官吏所定，据法收纳；（九）禁止不经由三司官而任用他人；（十）禁止强行买卖；（十一）禁止斗争；（十二）农商定税之外，有非理征收者，可告发于鹿儿府；（十三）不可自琉球向他国发〔遣〕商船；（十四）斗升用京量，不可用他量；（十五）禁博奕非僻之事。^[94]诚如是，则可谓萨摩入侵琉球之后，对琉球王国的内政干涉。

对此，有如前述，菊池氏认为是“奉行”日本法令，并将之作为琉球是日本所属“国土”的三项条件之一。然而，就当时的日本法令而言，应是出自德川幕府，桦山久高不过是入侵琉球军的大将而已，就是萨摩藩主岛津家久，似也无权制定日本法令。再者，就上述十五条而言，显然是诸种杂项事务的罗列，并未涉及琉球的归属问题。用仲原善忠氏的说法是：“岛津氏的对琉政策，有如十五条规定那样，是明确的。”但是，随后又称：“其中，空文化者不少，也有未必成为后世规范者。”^[95]也就是说，把上述十五条作为萨摩入侵后的“对琉政策”，向琉球王国提出种种要求是可以的。但若将之作为奉行日本法令，乃至将之作为琉球属于日本国土的重要条件，则属言过其实，在日本学界也是难以首肯的。

此外，萨摩入侵后，为什么以桦山久高等人的名义，出示上述十五条“规定”？现今日本学界似乎没有触及这个问题。而琉球国史《中山世鉴》和《中山世谱》，又都没有记载此事。这意味着什么呢？进而，有如前述，萨摩入侵琉球，是基于所谓琉球没有如数负担指定的“义务”，以及对幕府有欠礼仪等等，而当初所议定的计划，是要“占领大岛”。对此，幕府也曾命其先行交涉。就此而言，幕府似没有给予萨摩更多的权限。

日本庆长十五年（1610年）十二月，也即萨摩入侵琉球之后，德川幕府老中本多正纯，曾“奉旨呈书”明代福建总督，希望对明贸易。该书信的原稿内言称：“日本国主源家康一统阖国，抚育诸岛……其化之所及，朝鲜入贡，琉球称臣，安南、交趾、占城、暹罗、吕宋、西洋、柬埔寨等蛮夷之君长酋帅，无不上书输宾。由是，益慕中华，而求和平之意，无忘于怀。今兹应天府周性如者，适来于五岛，乃诣上国，困及此事，不亦乐乎？明岁福建商船来我邦，期以长崎港为凑泊之地，随彼商主之意，交易有无，开大哄市，岂非二国之利乎？所期在是耳……”^[96]但在正式向中国方面递交的书面中，又将“朝鲜入贡，琉球称臣”的内容删掉，改为“其德化所及，朝鲜、安南、交趾……等蛮夷之君长酋帅，各无不上书输宾”。^[97]姑且不论这封书信是否转到了中国皇帝的手中，仅就幕府本身删掉上述内容而言，则可说明连德川家康也未敢骤然言称琉球为臣。进而，其试想恢复对中国的贸易，与萨摩上述十五条要求中的第一条，也即没有萨摩的指令，琉球不得向中国订购货物，也是有区别的。由此可见，桦山久高等人提出的上述十五条的实际价值，是值得怀疑的。

总之，萨摩入侵琉球之后，改变了以往日琉间的对等关系。多年从事史料编纂、现在东京大学任职的鹤田启氏认为，“1609年（庆长十四年）征服、侵略琉球的萨摩藩，当初的方针是在政治体制和风俗两个方面，谋求将琉球同化，并在征服之后，便迅速进行琉球各岛的土地测量，计算产量数额。然而，在秉承幕府的意旨，于1611年至1614年让琉球进行的对明交涉（实现勘合贸易或在琉球进行碰头贸易）完全失败后，为了利用琉球的朝贡关系保持对明渠道，又撤回了同化政策。琉球检测土地的结果，反映在1635年（宽永十二年）发给岛津氏的领知判物中。此后，包括奄美五岛的琉球，则被记作萨摩藩的领地。然而，另一方面，琉球本身拥有独自的体制和文化，并继续着与中国（先明后清）的册封、进贡贸易关系，幕府和萨摩藩都认识到，琉球是不能与其他地区同样被控制的存在。整个近世，琉球之所以被称为‘幕藩体制国家中的异国’，就是因为琉球这种固有的条件。再者，关于琉球与中国的册封关系，虽有认为不过是形式的、礼仪性的见解，但册封与进贡贸易有不可分的关系，并构成了岛津氏支配下的琉球具有一定主体性和自主性的根据。因而，应该视为具有现实的政治与经济的意义”。^[98]

进而，按照东恩纳氏的说法是，“因为在藩奉行统监政治的主要目的，在于萨摩垄断锁国下的海外贸易，所以万事都是沿着这个路线运营的。不用说身为政治中枢的摄政三司官，及其以下十五人的职务，就是王位也要获得萨摩的承认，但其用心是为了顺利运行萨摩的贸易政策，只要此事顺利进行，并不干涉〔琉球〕内治。为此，其政治虽说勉强，但仍独自筹措，并整顿了独自的态势”。^[99]

上述两者，可谓对萨摩入侵后的日琉关系，作了具体陈述。但其中谓之幕府和萨摩藩都认为琉球“是不能与其他地区同样被控制的存在”，与所谓“构成了岛津氏支配下的琉球……”是有矛盾的，所谓“统监政治”的说法，有如前述，并非事实。所谓“就是王位也要获得萨摩的承认”，以及宽永十二年幕府发给岛津氏“领知判物”之事，也当另行考察。

4 萨摩“统治”琉球说质疑

现今，有的日本学者认为：“由于岛津氏侵略琉球，‘琉球王国’的性质，与以往根本不同了。首先，岛津氏于1611年（庆长十六年）发布《十五条规定》，掌握了首里王府的贸易权。此外，以‘国王’为首的摄政三司官就任时，要提出申请并使之宣誓忠诚，且每年附有缴纳名为仕上世的义务。而且派遣在藩奉行以下的官员，使之指挥、监督首里王府的政治。也就是说，1609年（庆长十四年）以来，‘琉球王国’已服从岛津氏的实质性的统治”。^[100]

此外，佐藤三郎氏在《近代日中交涉史研究》一书中言称：“庆长十四年的征服之后，幕府将〔琉球〕全岛123000石给予岛津氏，岛津氏将与论岛以北计35000石收为直辖地，将以南的88000石，以每年缴纳8000石地租为条件，承认琉球王统治，代之以经常发布法令干涉琉球内政，并在岛内的主要之地，经常派驻藩吏，指导监督其内政。其结果是强化了日本对琉球的权威，新国王继位之际，岛津氏接受幕府命令给予册封，琉球王必须向岛津氏派遣谢恩使表示忠诚之外，还向幕府派遣谢恩使……”等等。^[101]

这里，本书试想就此提出两点疑问。其一，关于琉球国王就任时，要向萨摩“提出申请”的说法，似乎与琉球国史的记载有所不同。据《中山世谱》专门记述日琉关系的附卷（尚宁王条内）记载，泰昌元年（1620年）“为禀报尚宁王薨、尚丰王即位事，遣法司毛氏读谷山亲方盛韶到萨州。翌年回国”。^[102]对此，第三部琉球国史《球阳》，在尚丰王条内又作了更为详细的附记，内称：“先王尚宁无有生男育女，王之亲族、法司、群臣相议，擢尚恭公浦添王子以为世子。已以其事奏闻萨州太守家久公，已登世子位。泰昌元年，尚宁王薨，世子尚恭公九岁，不能治国教民。由是，法司官毛凤朝读谷山亲方盛韶，与同僚相议曰：世子尚恭公幼稚，不能任国政、举贤退不肖。先以其父尚丰公中城王子朝富举登宝位何如？同僚尽心极思曰：公之所言诚是也。然而事已奏于萨州，如何可易？毛凤朝曰：今奉尚丰王即位而后，予赴萨州启奉此事。若事有不成而责咎之罪，则不管〔关〕同僚，予身甘受而已。三法司相议，招集群臣，嘱以丰王登极缘由。群臣佥以心服，即请尚丰王登极位……。于是乎，盛韶赴萨州，启奏太守家久公。泰昌二年，太守公遣川崎骏河殿，与凤朝同来球阳，进香于尚宁王，亦庆贺〔尚丰〕王即位”。^[103]

同样，崇祯十三年（1640年）尚丰王逝世、尚贤即位，《中山世谱》附卷也只是记称：“本年，为讣闻尚丰王薨事，先遣潘氏……五月到萨州，本年回国。”“本年，为禀明尚贤王即位事，遣尚氏具志川王子朝盈……七月到萨州。翌年十一月回国。”^[104]此外，别无其他记载。由此可见，琉球王的承嗣，当是向萨摩“禀报”“启奏”或“禀明”，也即报知萨摩岛津氏而已。

其二，所谓琉球新国王继位之际，“岛津氏接受幕府命令给予册封”的说法，也当另行明辨。日本德川幕府末期成书的《通航一览》卷七“琉球国部”记载：“宽文九己酉年（1669年）七月十一日，松平岛津光久请示中山王袭封，旨命任从旧例”。随后，又以小字体补充记载：“前王尚质去年卒，世中（子）尚贞今年袭封。然如前册所载，中山王卒，岛津氏先命袭封，而后进呈此意，是为旧例。此次请示袭封，不知何故。前后无复此事。”^[105]

上述记载，或许正是所谓岛津氏接受幕府的命令，“册封”琉球王的依据。然而，有如前述，专门记载日琉关系的《中山世谱》附卷中，并无琉球世子通过岛津氏向幕府请求册封的记载。《通航一览》所谓“岛津氏先命袭封……是为旧例”，当是先命琉球世子沿袭旧例、继续向中国皇帝纳贡称臣之意。如《中山世谱》附卷一记载：“万历己酉（1609年），安赖扈从尚宁王在萨州，（岛津）家久公遣伊势兵部少辅镰田左京亮曰：中国若闻中山为我附庸，嗣后不可以为贡，当早遣安赖以为纳款云。由是……翌年正月二十日，安赖为体恤遭难，兼续修贡职事，奉命为王舅……坐驾楷船，入闽进京。辛亥夏，事竣回国，即赴萨州复命。又赴骏府，以闻将军家康公而回国”。^[106]也就是说，萨摩岛津氏入侵琉球后，依然认从琉球对中国的臣属关系，认从琉球国王对中国皇帝纳贡称臣的旧例，唯是基于自身的利益和入侵的背景，而附加了认从和责令的成分。如《中山世谱》记载，尚宁王逝世后，天启元年（1621年）琉球“为谢尚封王即位事，遣尚氏久米中城王子朝贞七月到萨州”，^[107]而翌年则向中国“遣王舅毛凤仪……等，奉表贡马及方物，并以尚宁王讣告，兼请袭封”。^[108]由此可见，岛津氏受命“册封”琉球王的说法，并不准确。此外，《通航一览》“琉球国部”卷七所收录的、中山王尚贞于日本宽文十年（1670年）致幕府大老酒井的书简中所谈到的：“抑去岁吾萨州之太守光久，奉台命而令予嗣琉球国王之爵位……”云云，^[109]也不等于“册封”。而且，这封书简的落款是“中山王尚贞”，其可信程度也是值得怀疑的。因为据琉球国史《球阳》记载，尚贞王在位期间正是“萨州以国王改称国司”之时。^[110]

其三，关于岛津氏派遣在番奉行“指挥”首里王府政治，或所谓对琉球进行“实质性统治”问题，这涉及萨摩藩是否拥有统治琉球的权限和事实依据。对此，人们从《明治文化资料丛书》第四卷外交编的解题中可以看出，作为编者的下村富士男氏，似在力图论证萨摩领有琉球的依据。其中写道：“刚进入十五世纪，室町幕府的足利义教将军，便将琉球加封给萨摩的岛津忠国，琉球国王对幕府三年一贡，对岛津氏也缴纳贡物”。阿弥陀佛，幸而下村氏没有走得更远，随后又加上了“然而，这种关系不是持续性的，至室町末期中断”。^[111]从历史年表上看，足利义教成为幕府将军应是1429—1441年，而不是“刚进入十五世纪”。至于岛津忠国被补任为日向、大隅、萨摩三国守护之职，有如前述，是为日本应永三十二年（1425年），但没有将琉球一并加封给岛津氏的记载。^[112]

进而，下村氏又称：“以后，就幕府对萨摩藩主岛津氏的领知判物而言，则是‘配给’琉球国。例如宽文四年（1664年），四代将军家纲致（萨摩）藩主的领知判物中记载，萨摩、大隅两国并日向诸县郡之内，合计六十万五千余石。此外，琉球国十二万三千七百石（另有目录），依先前宽永十一年（1634年）八月四日判物之旨，业已配给，可如件全然领有统治之。其目录载有琉球国诸岛十五岛，石额十二万三千七百石。琉球国和萨摩、大隅、日向诸国，同时被记作领地”云云。^[113]这可以说是一段相当明白的解释。但是，在现今出版的《大日本古文书·岛津家文书》中，却没有下村氏所说的那种“领知判物”。而下村氏在论证这一重大问题时，也没有注明所据资料出处。历史研究者有一种“打破砂锅纹〔问〕到底”的职业追求，论证这么重要的历史问题，不能明确标出所据原始资料出处（其他事项有所标注），显然是不够严谨的。

此外，仲原氏在论证这一问题时也说：“平定琉球的消息，被传到骏府和江户。〔同年〕七月七日，德川家康便迅速表示出将琉球给予家久之意”。然后，则称“以下文书可以为证”。其内容是：“报告琉球迅速平定，系尔之功。因尔进呈彼国，命尔益加处置。”^[114]这是仲原氏用来作证的文书。但不知是仲原氏的记述有误，还是排版印刷有误，上述用来作证的文书日期却是“庆长十四年七月五日”，与仲原氏的记述相差两日。而且，上述《岛津家文书》中，依然没有这样的文书。对此，笔者感到疑惑不解，何以如此重要的历史文献，竟然找不到出处？退而言之，即或有过这一文书，似也不能说明琉球变成了萨摩的领地，因为只是让其“益加处置”而已，并非“封土”。再者，前述三木氏在《萨摩岛津氏》一书的年表中也称：1609年7月7日“家康奖赏家久平定琉球之功，授予琉球。秀忠也赐书嘉奖”云云。^[115]从其主要依据来看，是为《萨摩旧记杂录》。但这部《杂录》是从日本文化年间（1804—1817）由萨摩藩士伊地知季安开始编集，时至1897年由季安之子季通完成的。^[116]而这个过程，恰是经历了中日关于琉球归属问题的交涉，很难认为是价值很高的史料，而且《岛津家文书》中，也没有明确此种内容的文书。

现今出版的《大日本古文书·岛津家文书》中，收录了有关萨摩入侵琉球的文书。如庆长十四年七月五日，德川秀忠致书岛津义久，内称“派遣兵船至琉球，征讨捕获彼党多人，乃至彼国王降服、三司官以下近日到岸，实为稀有之事，详情告诸本多佐渡守〔正信〕”。^[117]同日，德川秀忠又致书岛津义弘，所谈内容基本相同。^[118]这说明岛津家久入侵琉球，确实得到德川秀忠的嘉奖。但是，在此前后，没有“大御所”（德川家康）把琉球给予岛津氏的信件或文书。同年七月十三日，家康近臣本多正纯〔正信之子〕致书岛津家久，内称已将所报用兵琉球之事，“一一恳达上闻，大御所感到欣慰，心情甚好……谓为远渡异国，无与伦比，功劳非浅，料君理当满足。琉球之事，有给予之意，将遣内书，君之声誉实在莫过于此。进一步呈报彼地情况，是为肝要”云云。^[119]这是现今可以查到的有关文书。据此，所谓七月七日德川家康把琉球给予岛津家久，岂不是与这一原始文书的日期相矛盾么？

再者，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德川家康在给岛津家久加盖“黑印”的书简中谈道：“告诸琉球可被领有统治之意，理当祝贺，送来佛桑花、茉莉花及硫黄千斤、唐屏风、绸缎五匹，欣慰也。”^[120]这是否就是日本学界所说的“领知判物”，也即让岛津氏可以领有琉球的文书呢？笔者不敢妄加结论。唯是以为：关于萨摩领有琉球（除了割占五岛之外）的说法，实在纷纭。有谓庆长十四年（1609年）七月德川家康给予岛津氏的；有谓同年五月下旬，“岛津义弘向本多正纯报告平定琉球，从家康那里得到作为自领的非正式的许可”的；^[121]有谓宽永十一年（1634年）八月“配给”的；有谓宽永十二年（1635年）幕府发给“领知”的；有谓宽文四年（1664年）“配给”的；还有所谓庆长十四年七月，“征夷大将军德川秀忠赐教书于〔岛津〕家久，褒奖其功，以琉球为岛津氏之附庸”的。^[122]总之，五花八门，似乎没有明确的、可为学界共认的原始文书为证。

对于上述情况，本书认为不能不考虑当时的历史背景：其一，明代的中国，在东亚是一先进的封建大国，萨摩入侵琉球前后，国力尚未衰竭。而当时的日本幕府也确有利用琉球恢复对中国贸易的意图，前述幕府致福建巡抚转呈中国皇帝的书信可以为证。但在正式递交的书信中，又删去了“琉球称臣”的内容。这说明幕府在处置琉球问题上有所顾虑，更不要说宣布萨摩统治琉球了；其二，当时的中国政府，对于萨摩入侵琉球并非不闻不问。据《中山世谱》记载，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冬，“王遣王舅毛凤仪、长使金应魁等驰报兵警，致缓贡期。福建巡抚陈子贞以闻”。^[123]《明史》记载：万历“四十年，日本果以劲兵三千入其国，掳其王，迁其宗器，大掠而去。浙江总兵官杨宗叶以闻，乞严饬海上兵备，从之”。^[124]这说明在萨摩入侵琉球之后，当时的中国政府对于日本已有戒备。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尚宁王遣使，告诸日本有取鸡笼山（台湾）之谋，明神宗又“诏海上警备”。^[125]天启二年（1622年），琉球世子尚丰遣使“以尚宁王讣告，兼请袭封”，四年（1624年）福建布政使则奉旨，“仍遣卫指挥萧崇基赍登极及大婚之诏”前往琉球。^[126]稍后，天启五年（1625年）尚丰遣使乞封。崇祯元年（1628年），又是派遣卫指挥闽邦基，赍诏至琉球国。^[127]这连续进行的海上警备以及派遣武官出使琉球，对于日本幕府和萨摩不能说没有影响。这恐怕也是前述萨摩入侵琉球后，幕吏本多正纯告诸岛津家久，德川家康“将遣内书”，但又没有明确将琉球给予萨摩的根本原因。

再者，萨摩入侵琉球时的日本，适值德川幕府创建不久，德川幕府对于萨摩藩也有戒备。这是因为1600年在美浓（今歧阜县）关原，德川家康率“东军”七万，与石田三成等诸侯大名的“西军”对阵之际，岛津义弘站在石田一边，是为“西军”成员。后来“西军”崩溃，岛津义弘（家久之父）被迫隐退，将家嗣让给三男家久（时称忠恒）。^[128]这说明岛津家与德川家康曾有前嫌。时至日本庆长十九年（1614年）、元和元年（1615年），德川家康的势力最终制服反对派后，国内的政治形势得以稳定下来。但在各地诸侯领地的配置上，也极尽苦心，务求“亲藩”（本家）、“谱代”（家康的嫡系部下）的领地，与“外样大名”的领地相互交错，以利于钳制。而所谓的“外样大名”，则是“关原之战”后臣服于德川家的诸侯大名。内中的岛津氏（萨摩藩），更可谓是德川幕府防范的重点。元和元年（1615年），德川家康还专门在伏见城召见各地诸侯大名，向他们宣布了不得私自联姻、不得构筑新城、没有幕府命令不得向藩外出兵等十三条法规。^[129]可见，这也是德川幕府极力避免“外样大名”势力膨胀的手段。从现今保存的岛津家的古文书来看，当年萨摩入侵琉球后，似也没有向幕府如实呈报其掠夺的金、银、珍宝，而只是呈报了入侵的简单过程。^[130]这可谓也是两者相互“谨慎”的表现。因而，所谓萨摩领有琉球的说法或依据，依然是个有待考察的课题。

总之，1609年萨摩入侵琉球后，改变了以往的日琉关系，使之从对等关系变成了以强凌弱的关系，并使琉球王国受到了萨摩藩的制约。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琉球王国的独自体制。时至日本明治维新政权建立后，日本外务省官员森山茂在1874年3月向外务卿提交的《琉球藩改革之议》中，依然提出必须改变琉球“父皇母清”“一国奉二帝”的状况，以及废除摄政三司官等称呼，将琉球进一步归内务省管辖等意见。^[131]这虽说是后话，但这正好“反证了当时琉球并未实际归属于日本，因此森山茂才建议必须造成琉球归属于日本的诸种形式”。^[132]

注释

[1]参阅宫城荣昌：《琉球の历史》，第70、74页。

[2]见《琉球史料丛书》第五，附卷部分，第4页。

[3]见宫城荣昌：《琉球の历史》，第95页。

[4]见《东恩纳宽淳全集》第2卷，第一书房发行，1978年版，第17页。

[5]同上。

[6]《琉球萨摩往复文书案》，《岛津国史》卷一八。见宫城荣昌：《琉球の历史》，第96页。

[7]见宫城荣昌，同上书，第96页。

[8]同上，第96页及《东恩纳宽淳全集》第2卷，第17页。

[9]见《东恩纳宽淳全集》第2卷，第17页。

[10]同上。

[11]见《东恩纳宽淳全集》第2卷，第17页。

[12]同上。

[13]同上，第18页。个别文字、断句，稍有改动。

[14]同上，第18页。

[15]同上。

[16]同上。与此同时，东恩纳氏还谈道：日本永正十三年（1516年），备中莲岛的三宅国秀欲征琉球，并在萨州的坊津整备舟师，萨摩岛津忠隆向幕府请命讨之。“如果当时一般承认琉球纯然是岛津氏的附庸国，那么〔三宅国秀〕有胆量在岛津领内整备军旅吗？”见同上书，第16页。

[17]见宫城荣昌：《琉球の历史》，第94—95页。

[18]同上，第95页。

[19]见《东恩纳宽淳全集》，第2卷，第18—19页。内中所谈到的《通航一览》是1853年由德川幕府大学头林炜主持编纂的。

[20]参阅《东恩纳宽淳全集》，第2卷，第18页。

[21]见同上书，第19页。

[22]见三木靖：《战国史丛书10·萨摩岛津氏》，新人物往来社1972年版，第267—268页。

[23]见大城立裕：《冲绳历史散步》，第62—63页。

[24]见宫城荣昌：《琉球の历史》，第106—107页。

[25]见《比嘉春潮全集》第1卷，第554页。

[26]见三木靖：《萨摩岛津氏》，新人物往来社1972年版，第268页。

[27]见《仲原善忠选集》上卷，冲绳タイムス社1969年版，第255—256页。

[28]见《东恩纳宽淳全集》第2卷，第19页。

[29]见比嘉春潮：《新稿·冲绳の历史》，三一书房1970年版，第159页。

[30]见大城立裕：《琉球の历史》，第63页。

[31]见《仲原善忠选集》上卷，第259页。

[32]参阅田名网宏：《新日本史研究》，旺文社发行1964年再版，第215—216页。

[33]见大城立裕：《冲绳历史散步》，第72页。

[34]同上。

[35]同上，第74页。内中《福州府志》所载，未及查阅原文。

[36]见宫城荣昌：《琉球の历史》，第98页。

[37]同上。

[38]同上，第99页。

[39]见《仲原善忠选集》上卷，第250—251页。

[40]见宫城荣昌：《琉球の历史》，第99页。

[41]同上。

[42]同上，第100页。

[43]见比嘉春潮：《新稿·冲绳の历史》，第163—164页。比嘉春潮氏的这一见解，似根据小叶田淳氏的著书《中世南岛通交贸易史の研究》而立论的。见大城立裕氏前揭书，第78—79页。

[44]引据《文南聘纪考》，见宫城荣昌：《琉球の历史》，第100页。

[45]见大城立裕：《冲绳历史散步》，第65页。

[46]见宫城荣昌，前揭书，第101页。对此，仲原氏在前揭书中谈道：《喜安日记》把谢名一人作为萨摩入侵琉球的责任者，加以非难。但其任职三司官的时间为1606年（庆长十一年）。然而，《中山世谱》附卷尚宁王条内，也称“原是本国与萨州为邻交，纹船往来者，至今百有余年，奈信权臣邪名之言，遂失聘问之礼。由是，桦山……等奉命来伐”（见《琉球史料丛书》第五，附卷部分，第5页）。

[47]见比嘉春潮：《新稿·冲绳の历史》，第164页。

[48]见比嘉春潮：《新稿·冲绳の历史》，第164页。

[49]见大城立裕：《冲绳历史散步》，第80页。

[50]见《仲原善忠选集》上卷，第256页。

[51]见宫城荣昌：《琉球の历史》，第102页。

[52]见大城立裕，前揭书，第80—81页。

[53]见比嘉春潮：《新稿·冲绳の历史》，第164—165页。

[54]见《仲原善忠选集》上卷，第256—257页。

[55]同上，第257页。

[56]见大城立裕，前揭书，第82—83页。

[57]宫城荣昌，前揭书，第102页。

[58]《仲原善忠选集》上卷，第271页。

[59]《琉球渡海日记》，见同上书，第265页；宫城荣昌：《琉球的历史》，第108页。

[60]见宫城荣昌，前揭书，第107页。

[61]见《琉球史料丛书》第五，第35页。

[62]见球阳研究会编：《冲绳文化史料集成5球阳》卷四，角川书店1974年版，第211页。

[63]见《仲原善忠选集》上卷，第240页。

[64]见比嘉春潮：《新稿·冲绳の历史》，第169页。

[65]如《中山世鉴》记称：“家久公垂仁厚礼，解吴囚尔来，琉国入贡于萨州，每年也”（见《琉球史料丛书》第五，第12页）；而《中山世谱》只是记称：“王留萨州二年，王言吾事中朝，义当有终，卒被放回。然后国复宴然”（见《琉球史料丛书》第四，第110页）。《球阳》卷四中称：“王留萨州已经二年，王言吾事中朝义当有终，太守公深嘉其忠义，卒被放回，然后国复宴然”（见208页）。

[66]这里，应该就便谈到的是，据《琉球属和录》（收入《通航一览》三）记载，“〔德川〕秀忠公〔对尚宁〕大为怜悯，虽说是萨摩侯的附庸之国，但与诸大名并列，位于老中之次，被定为十万石以上之格”（见宫城荣昌：《琉球的历史》，第105页）。按照这种记载，当是德川秀忠“怜悯”尚宁王，并非岛津家久。再者，《中山世鉴》（编者向象贤）最先将传说中的源为朝渡琉说当作历史记载，称琉球王为日本人皇后裔，主张“日琉同祖”论。这究竟是为什么？日本学界有人认为向是“亲日派”。但是，如果从相反的角度来考察，“日琉同祖”论岂不是对所谓琉球“自古为萨摩附庸”的否定？

[67]见《琉球史料丛书》第五，附卷部分，第5页。

[68]见同上书第五，附卷部分，第5页。

[69]见宫城荣昌：《琉球使者の江户上り》，第一书房1982年版，第11—12页。

[70]见《琉球史料丛书》第五，附卷部分，第9页。

[71]见同上书第五，附卷部分，第14页。

[72]见同上书第五，附卷部分，第16页。

[73]见宫城荣昌：《琉球使节の江户上り》，第1页、第21页。

[74]东恩纳宽淳：“关于琉球物之杂本”（收入《南岛论考》），见宫城荣昌同上书，第102页。

[75]见下村富士男编：《明治文化资料丛书》第四卷外交编，开明堂1962年版，解题第5页。

[76]见《琉球史料丛书》第五，第7页。

[77]见《琉球史料丛书》第五，附卷部分，第5页。

[78]同上，第8页。

[79]这是根据日本《萨藩旧记杂录》后编卷六十六、《南聘纪考》卷下、《西藩田租考》卷下、《琉球杂记》的记述。见宫城荣昌：《琉球的历史》，第105页。

[80]见宫城荣昌，同上书，第113页。

[81]见《史学杂志》第七编第九、第十号所刊论文：“论琉球对本邦及中国之关系”。

[82]金井之恭：《使清办理始末》，见《明治文化全集》第11卷外交篇，第96页。

[83]《中山世谱》附卷，见《琉球史料丛书》第五，第5页。

[84]同上。

[85]见《琉球史料丛书》第四，第110页。

[86]同上，第115页。

[87]见宫城荣昌：《琉球の历史》，第121页。

[88]参阅宫城荣昌等编：《冲绳历史地图》，柏书房1983年版，第125页。

[89]见宫城荣昌：《琉球の历史》，第108页。

[90]见宫城荣昌等编：《冲绳历史地图》，第22页。

[91]见比嘉春潮：《新稿·冲绳の历史》，第174页。

[92]见《东恩纳宽淳全集》第5卷，第一书房1978年版，第326页。

[93]见同上书，第105页。

[94]见岩仓公实迹保存会：《岩仓公实记》下卷，第569—570页。大城立裕氏在《冲绳历史散步》一书的93页，载有该十五条原文。其中，第一条应该是“没有萨摩的通知，禁止向中国购买货物”之意；第七条原文：“琉球人买取日本に渡る敷く事”，大城氏译为：“琉球人不可到日本去做买卖”（见第92页）。此外，还将第四条原文译作：“私に人を奴仆にしてはいけない”者（见《比嘉春潮全集》第1卷，第553页）。

[95]见《仲原善忠选集》上卷，第241页。

[96]见荒野泰典：《近世日本与东アジア》，东京大学出版会1990年版，第179页。

[97]见朝尾直弘等编：《岩波讲座日本通史》第12卷，岩波书店1994年版，第39页。

[98]见荒野泰典等编：《アジアのなかの日本史2外交与战争》，东京大学出版会1993年版，第303—304页。对此，鹤田氏在文末的附注中，特意写明参阅纸屋敦之：“萨摩の琉球侵入”（收入《新琉球史·近世编上》）、上原兼善：“琉球の支配”（收入《讲座日本近世史2锁国》）、丰见山和行：“近世琉球の外交と社会”（收入《历史学研究·1988年度大会报告特集号》）。

[99]见《东等恩纳宽淳全集》第5卷，第326页。

[100]仲地哲夫氏解说，见宫城荣昌等编：《冲绳历史地图》，第125页。

[101]见《近代日中交涉史研究》，吉川弘文馆1984年版，第99—100页。

[102]见《琉球史料丛书》第五，《中山世谱》附卷一，第7页。

[103]球阳研究会编：《冲绳文化史料集成5·球阳·原文编》，角川书店发行1974年版，第587—588页。

[104]见《琉球史料丛书》第五，《中山世谱》附卷一，第12页。

[105]见《通航一览》卷七，国书刊行会1912年版，第59页。

[106]见《琉球史料丛书》第五，《中山世谱》附卷一，第5页。

[107]见《琉球史料丛书》第五，《中山世谱》附卷一，第7页。

[108]见《琉球史料丛书》第四，《中山世谱》卷八，第113页。

[109]见《通航一览》第七，第63页。

[110]据《球阳》附卷，第590页及601页。

[111]见下村富士男编：《明治文化资料丛书》第四卷外交编，风间书房1962年版，解题部分，第4页。

[112]据《大日本古文书·岛津家文书之一》，第45页。

[113]见下村富士男编：《明治文化资料丛书》第四卷外交编，解题部分，第5页。

[114]见《仲原善忠选集》上卷，第267页。其引用的内容原文是：“琉球之义、早速属平均之由、注进候、手柄之段、被感思食候、即彼国进候条、弥仕置可被申付候也庆长十四年七月五日家康印”。据1994年版的《岩波讲座日本通史》第12卷第42页可知，仲原氏的上述引文来自《后编萨摩旧记杂录》。其成书当在《萨摩旧记杂录》之后，也属中日关于琉球归属交涉之后所编。

[115]见三木靖：《萨摩岛津氏》，第316页。

[116]据《日本史辞典》，角川书店1983年版，“萨摩旧记杂录”条。

[117]见《大日本古文书·岛津家文书之一》，第74页，第124号文书。

[118]见同上书，第75页，第125号文书。

[119]见《大日本古文书·岛津家文书之二》，第335—336页，第1043号文书。同日，本多正纯在给岛津义久的信中，虽然又重复此事，但在岛津家的文书中依然没有其所谓的这一“内书”。

[120]其原文是：“琉球国可被领知之旨、申遣候处、祝着之段尤候、仍为音信、佛桑花、茉莉花并硫磺千斤、唐屏风、织锦五卷到来、悦思食候也”。见《大日本古文书·岛津家文书之一》，第76页，第128号文书。

[121]见山冈庄八：《德川家康》（21），讲谈社1964年版，第227页。

[122]见岩仓公实迹保存会：《岩仓公实记》下卷，第569页。

[123]《中山世谱》卷七，见《琉球史料丛书》第四，第110页。

[124]见《明史》卷三二三，列传二二一，外国四，中华书局刊本，第8369页。

[125]同上。

[126]《中山世谱》卷八，见《琉球史料丛书》第四，第114页。

[127]同上。

[128]见《仲原善忠选集》，第244页。

[129]参阅田名网宏：《新日本史研究》，第208—209页。

[130]据《大日本古文书·岛津家文书之二》，第335—336页，第1043号文书。

[131]据色川大吉、我部政男监修：《明治建白书集成》第3卷，247—248页。见吴密察：“《建白书》所见的征台之役（1784年）”，台北中琉文化经济协会编：《第二届中琉历史关系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1990年版，第262—263页。

[132]吴密察同上论文，见台北中琉文化经济协会编：同上书，第263页。

四近世的日琉关系

四近世的日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