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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同时代“京都支那学者”眼中的内藤湖南——以《支那学》第七卷第三号中的《内藤湖南先生追悼录》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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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全套 18 卷）

作者：吴廷璆等

三同时代“京都支那学者”眼中的内藤湖南——以《支那学》第七卷第三号中的《内藤湖南先生追悼录》为中心

内藤湖南（1866—1934）是“京都支那学”的奠基者之一。随着中日两国对内藤湖南研究的不断深化，内藤湖南的各个不同的侧面被不断放大，颇有“横看成岭侧成峰”之势。如果我们回到当时的“京都支那学者”中，探寻一下他们眼中的内藤湖南像，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内藤湖南，或许不无借鉴意义。而在内藤湖南1934年6月26日逝世后，次月发行的《支那学》（京都大学“支那学会”机关刊物）第七卷第三号中附录的《内藤湖南先生追悼录》（以下简称《追悼录》，其中之引文只注作者姓名与页码），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材料。^[1]

（一）《内藤湖南先生追悼录》所收文章与同时代的“京都支那学者”眼中内藤湖南的总体形象

《追悼录》由1934年4月9日内藤湖南的遗像、其《病中读尔雅》的笔迹和序、《内藤湖南先生略历》、《内藤湖南先生著述目录》以及十七篇追悼文章组成。十七篇追悼文按照顺序分别为：

狩野直喜：《内藤君を偲んで》；

冈崎文夫：《内藤先生の思ひ出》；

青木正儿：《湖南先生逸事》；

丹羽正义：《先生を懐ふ》；

松浦嘉三郎：《志を抱いて逝かせらる》；

石滨纯太郎：《僕の憂鬱》；

新城新藏：《欽若昊天内藤博士の思ひ出》；

那波利贞：《内藤先生を憶ひ奉る》；

仓石武四郎：《雪屐尋碑録の跋に代へて》；铃木虎雄：《内藤博士の近什》；

小川琢治：《内藤湖南先生の追憶》；

本田成之：《湖南先生と余》；

武内义雄：《湖南先生の追憶》；

神田喜一郎：《内藤先生を憶ふ》；

羽田亨：《史料蒐集家としての内藤博士》；

小岛祐马：《湖南先生の『燕山楚水』》；

梅原末治：《内藤先生を憶ふ》。

十七篇追悼文的作者中有十一人被收入江上波夫编的两本《東洋学の系譜》中，^[2]都是日本近现代中国学研究的重镇。而其中狩野直喜与内藤湖南同为京都“支那学”的奠基者，其他均为其门下知友。在同时代的“京都支那学”者眼中内藤湖南的总体形象如何呢，这从《追悼录·序》中的一段文字可见一斑。曰：

“昭和九年六月二十六日内藤湖南先生卒。我等同人哀痛何堪。先生以绝伦之资，笃学好古，并包六艺，贯穿百家，特于乙部之书用力最深。学问之渊博、识见之高迈，盖前古匹俦者稀也。尝从事操觚之业，挥笔于东都浪华。议论压时流，文章仰山斗。后奉职于京都大学，主讲席十有七年。所说富于启迪，史眼不逊班马。平生接人宽和，未曾言人之短。尤用意于奖掖后进，耳提面命，谆谆不倦。是以诸生慕其德，皆以为恩己殊厚。”^[3]

就学问而言，对其史学（“特于乙部之书用力最深”、“史眼不逊班马”）尤其赞佩。而松浦嘉三郎在文中提出“内藤学”的概念，而指出“支那上古史”和“支那史学史”为“内藤学的核心”。^[4]“内藤史学”作为一个专有名词不知出自何时、由何人提起，寡闻所及，1956年京都大学文学部出版的《京都大学文学部五十年史》中这样评价内藤湖南的学问：“（内藤湖南）教授的学问从古代到现代，并且在史学史、绘画史、考证学、思想史诸研究领域皆有新的开拓，而且打破了此前以王朝为单位的所谓断代史研究，以发展的眼光来把握复杂的中国史，其学风创造了内藤史学的一个体系，在今天仍然绽放着不灭的光辉。”^[5]把内藤史学作为一个独特的学问体系来看待，并充分肯定其在学术史上的地位，这在《追悼录》中已经初见端倪。

（二）“京都支那学者”眼中的内藤湖南

1.狩野直喜眼中的内藤湖南

从《追悼录》中狩野直喜的纪念文章来看，首先，狩野是把内藤作为值得敬佩的知己来看的。他说：

“京都文科大学成立于明治三十九年。此前不久，君于《朝日新闻》社论栏目在《朴学论》^[6]的标题下，强调学问的研究必须讲求科学、实事求是。京都大学如果设立文科，希望其学问的研究以此为方针推进。我视此为知己之言，非常敬服。”^[7]

其次，狩野在评价其学问时，将内藤比作宋代的王应麟一样的人物，对其学问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为非常博闻强记、透彻明敏之人，不仅在专业的史学领域，还是在经学、词章、书画鉴赏方面，而且还擅长书法，众所周知，在中国来说的话，可以说是如宋代王伯厚^[8]那样的人物。而且，其学问不单单局限于明白事物。而且其中有一贯的主张。决非杂学者。种种知识皆为专门之史学所活用，闻君晚年讲中国之史学史，此等如往昔所谓汉学者流仅读史类之书，以此为基础而研究中国史者所不能为。如君之有博大学问之人方有可能。此乃他们所难以企及，亦不易模仿之处也。”^[9]

而对于内藤湖南成就学问之途径，狩野认为内藤虽然不是出自正统的官学之途，但也正是其新闻记者的特殊经历，成就了他“博大的学问”，为他增加了光彩，而这也正是常人难以模仿的所在。他这样写道：

“内藤君曾对我说：‘自己自年轻时开始做新闻记者，未走普通官学之途。因此读了些没用的闲书，这些在今天看来似乎也发挥了某些作用。’普通学历者，从学生时开始就没有机会读闲书，很快成了专家，更没有空去读闲书了。内藤君长期在新闻界，没有很快成为职业的专家，有读闲书的自由。这样读闲书而积累各方面的知识，等到进入大学，这些知识为君史学上活用。当然此活用也只有内藤君这样的人才可能。像内藤君这样的人，对像我们这样走官学之途的人而言，也是了不起的学者。从另一面来看，经历这种不规则的途径，更是给了他增加光彩的机会。这只有内藤君能够做到，常人到底模仿不来。”^[10]

狩野直喜与内藤湖南同为“京都支那学”的奠基者，他们学问的相通、相似之处，如文史哲的贯通、重视考证而强调实事求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充满同情的理解等方面，早已经为其后学所道破。^[11]而他们为人为学的各自特色，则有待进一步研究。

2.生活中的内藤湖南

因为《追悼录》中的作者都是与内藤湖南有亲密接触的知友门下，因此，他们所看到的内藤湖南的各个侧面，特别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相关细节，对于我们重新认识这样一位历史人物，可以增加许多鲜活的感性材料。

比如，从体态特征看，内藤在学生的眼里“短躯肥满”“疏髯”，走路稍微低头。^[12]在作息时间方面，内藤湖南常常是彻夜读书、鸡叫了才睡觉，起床晚。上课一般安排在10点钟开始。这样也常常迟到。特别喜欢泡澡，而且泡的时间很长，也不搓洗，只是泡着不时地拨弄池中的热水，这样来给自己解乏。^[13]

作为教师，与学生交流是日常生活中的重要一环，内藤湖南也是如此。因为其名声与社会地位，日常各种访客不断，可以想见。为了与学生交流，他一周专门抽出一天时间（星期五）闭门谢客，只接待学生。而且是在晚上，话题从具体的解惑答疑，到各种书籍的解说，甚至历史观、人生观，经常谈到深夜十一二点，使学生感到“学问的无限乐趣”。^[14]即便在平时，在与学生交流时，往往也是不愿为访客打断而任其在门外久等。其来访的客人中往往有商贾名流，穿着粗布服装的学生，想要给穿着华丽的来客让座，也多被制止，因此使学生感叹这样的先生真是“爱学士胜于爱商人”。^[15]

内藤湖南对佛学的兴趣，曾经因为富永仲基的《出定后语》而在学问上大受启发。到晚年，又对佛学感兴趣了，发现了神会大师的著作，劝学生阅读。而且对《观无量寿经》有一大创见，但最终未见发表。^[16]内藤晚年对佛教的兴趣，是学问上的关心，还是信仰上的关心，尚有待研究。

内藤湖南不仅对书画颇有研究，著有《中国绘画史》，而且自身的书法造诣也有相当高的水平。他不喜欢当时流行的北碑而喜好王羲之等南帖，其书画鉴赏水平也很出色。^[17]这些对他而言，均为一种文人的修养。他并不崇尚职业的书家或画工，因此尽管富冈铁斋和狩野直喜都劝本田成之以画技作为立身之本，内藤湖南却并不赞成。^[18]

在日常的待人接物中，前文提到内藤“平生接人宽和，未曾言人之短”。他遇事沉着而不慌乱，不纠结于他人的瑕疵而是看到其长处并加以提携帮助，甚至被说成“清浊并吞”。据松浦嘉三郎说，他听过内藤湖南骂人时用的最狠的话是：“那是毫不讲理的蠢物。”所谓蠢物并不是说人愚钝，而是指“没有自知之明而自命不凡的人。”^[19]

3.书痴

内藤湖南的恭仁山庄现在还挂着林则徐的“拓室因添善本书”的字幅。恭仁山庄所藏善本，由杏雨书屋编的《新修恭仁山庄善本书影》（武田科学振兴财团1985年发行）可见一斑。

内藤湖南与书（古籍）的故事，是《追悼录》中反复出现的一个话题。除了羽田亨撰文专门谈“作为史料搜集家的内藤湖南”之外，那波利贞、小川琢治、武内义雄、青木正儿、神田喜一郎、仓石武四郎等，所谈皆无不与书籍、史料有关。

内藤的学生那波利贞是那波活所（1595—1648，江户初期儒者）第十世孙，他与内藤直接相识，是在1909年8月中旬。当时刚任京都大学讲师的内藤，到德岛出席加藤清正三百年祭的纪念讲演会，听说那波家族藏有活所以来所搜集的许多汉籍，便特意到那波家里探访。那一年那波利贞19岁，后来考入京都大学随内藤学东洋史，的确是缘分不浅。^[20]神田喜一郎初识内藤也是内藤到神田家来借印其祖父神田香岩（1853—1918）所藏的唐抄本《翰林学士集》断简。^[21]而小川琢治所述内藤来访，灯下展读宋人《辋川图》（王维晚年居辋川时所画）摹本的情景很有意思，从晚上9点观赏到11点，从“皇姊图书”的藏书印研究该书收藏的经纬，从岩石的描法考察宋代皴法发明之前古法之遗存，等等，意犹未尽，还借回去观看。^[22]

以书会友，不仅书在哪里便访到哪里，知友门下来了，也常常以共享最近获得的图书为乐，一一说明其价值所在，这对学生而言，不仅可以培养古籍的知识，而且对文献的选定鉴别，也是历史研究的一项基本功。^[23]平时内藤湖南在家里或讲台上，慢条斯理或不修边幅，看上去无精打采的样子，如在家里袜子的纽扣也懒得扣，就任其耷拉着。但是一到搜集史料的时候，便聚精会神、不辞辛苦，像是换了一个人。羽田亨的文章这样开篇，专门讲述了1912年4月初奉命协助内藤在奉天拍摄《满文老档》及《五体清文鉴》的情况，其中的一些细节可以补内藤自身所述该事件的不足。^[24]如一天羽田感冒了，内藤就亲自接替其暗室冲洗胶片的工作，累得腰酸背痛。一天要拍摄四五百来张，这样持续了两旬多，当时天寒地冻，其劳动强度与辛苦可想而知。拍摄结束时，一位陆军军官说：“这样的事让别人去做，自己在宿舍里休息好了。这好像不是学者要亲自去做的工作。”内藤湖南为什么要自己亲自去做，羽田经历了之后才领会到其重要性。他谈到以下几点：

第一，考虑到争取到允许摄影的过程，必须对此谨慎从事。第二，考虑到如果万一有遗漏，几乎不可能弥补。而且这样一页一页地本人亲自翻阅过后，可以留下鲜明的记忆，可以保留只是通过照片而得不到的史料原件的印象。进而还有要附加说明的是，当时为此事能够支出的经费实际上很少，与今天的情况——尽管今天也不是很宽裕——无法相比。^[25]

对于珍贵的史料，一定要设法与第一手的原始资料接触。对于像《满文老档》《五体清文鉴》这样的无价之宝，无法得到原本，那么无论如何也要复制到手。这种精神不能不令人感动。而对于有价的图书，内藤的态度，如小岛祐马所言：“湖南购书不论价，只要一见如意，不惜倾囊也要购得。”^[26]

关于购书之事，青木正儿《湖南先生逸事》中记载有这样一件事趣事。1914、15年间，内藤湖南购宋本《史记》，一时成为议论的话题。据汇文堂说，该书最初只花十几圆从古董商那里买来，典当到神田香岩翁那里也只有三四十圆。后来香岩翁想购入，不肯而赎当，拿到东京，龟田某（据说是鹏斋之子）以百圆买下。后经十数年，文求堂以六百圆得手，而标价一千五百圆出售。北京的董康（1867—1947，法学家、法制史家、藏书家）知道之后托人向汇文堂商量购买此书。在已经商量要卖出的时候，碰巧内藤湖南来到汇文堂，听到此事，说：“此事非同小可。该书如落入中国人之手，那太可惜了。请稍候。”便与大阪某某氏商量，最终自己买下。但此前内藤湖南在文求堂看见此书时，店主说：“如果先生要，愿以千圆奉上。”据说此时内藤湖南应该是以此价拿到该书。对此，青木正儿评价说：“我曾听说先生求此书之事，只不过认为那是爱书成癖。知道了其中原委，才深为其侠气所感动。至此，才可谓真正的爱书家，实乃不逊于古人之美谈。”^[27]宋本《史记》当然是中国的书，中国的书被中国人买回去，他觉得太可惜了，毅然插手此事，抢购此书。而此举在当时一些京都支那学者眼中被视为富于“侠气”之举，传为“美谈”。要是董康本人知道此事，不知作何感想。如果此事属实，那么，“董康与内藤湖南的书缘情谊”恐怕也不仅仅只有“相互信赖、彼此倚重”的“惺惺相惜”的一面；而且内藤湖南戏称董康为“文化侵略大将”，看来内藤也不只是“大力帮助他日本访书的书友”，^[28]在关键的时候，也是抵制和破坏他在日本访书的急先锋。或许，在那个时代，这对于一个具有强烈的“经世意识”的“志士”型的爱书家来说，也是无可厚非的。如果说当时的“侠气”今天来看变成了一种“狭隘之气”，而当时的“美谈”今天来看变成了“笑谈”的话，这是历史开的玩笑，大概也正是历史变迁的兴味所在。

4.经世家

作为具有强烈的经世意识和志士热情的内藤湖南的形象，在《追悼录》中也展示无遗。只要读一读松浦嘉三郎的如下这段文字就可以一目了然。

三十岁前后时，占领台湾后只身赴台，为台湾统治献言献策；日露战争之际，率先倡导开战论；寺内内阁^[29]时，参与外交调查会的机密，先生决非只是冷静的有批判精神的读书人。像先生这样知识欲旺盛的人，无论以什么途径，最终都会成为学者。但是在其胸底常常热心地关心国家之事，具有一股志士的热情。他考虑的不只是眼前的政策，而是东洋的将来、民族的兴亡这些富于启发性的问题。《支那论》《新支那论》这些与教室里的先生几乎无缘的著述，其意图也是这种热情迸发的结果。满洲事变发生之后，他加倍地担心满洲的将来。去年十月，他不顾以主治医为首的所有医师的反对，到满洲为日满文化协会的成立而尽力，也是出于最后的奉公之一念。回到山庄之后也事无巨细地加以指导，对满洲国的问题，甚至感到就像青年一样激动。^[30]

学生经常向内藤请教时事问题和经世论，而他对时事问题的分析和经世论的展开，使学生认识到，对时事问题的兴趣，“如果不最终落实到充分了解中国的人文生活，并与之联系起来，那么对时事的理解都没有意义。”^[31]这一方向的指点应该也是很有意义的。只是如果这种志士的豪情甘愿为军国主义者所御用，那么一个历史学家的良识就容易被时代的烟幕所蒙蔽。关于这一点，中国学者的论述已经很多了。^[32]

5.大学教授

作为一个大学教授，能够在每一个领域具有奠基之功并与同道开创出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派，这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成功并令人羡慕的大学教授了。内藤湖南应该说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大学教授。

教授的最本质工作，应该是在课堂上授课。内藤湖南因为不是正统的官学出生，而是京都大学不拘一格将其从新闻记者的岗位调进大学的，因此为了适应授课的新岗位，内藤湖南还是非常用心学习和探索的。据西田直二郎^[33]回忆，内藤1907年刚刚进入京都大学不久，开始讲授“清朝建国史”时，因为课上用了很多难懂的满洲语，引起了一些学生的议论。西田这样说道：

有一次国史专业的学生M君半开玩笑地说：“听先生讲课，如坠五里雾中。”这与其说是其讲义难懂，不如说是听到的一切都是新鲜的，如某种神韵飘渺。即便如此，先生也可能是在意这句话了，后来问到：“哪位教授上课讲得好？”此后不久，哲学科的大教室中，有谷本富^[34]教授的“教育学及教授法”的课时，内藤先生突然开门进来，在教室中靠近火炉的地方坐下来，听教育学的讲义。谷本教授这时以雄辩天下第一自任，自称其教育学的讲义本身就是其教授法的体现。内藤教授即为观摩而来。讲台上的谷本教授越来越得意，声音也更大，就这样讲授了示教授法之范的教育学。讲义期间，不时地从高高的教坛上往下看，还问道：“怎么样？谷本的讲义不错吧？”而内藤教授，一边将手伸向火炉，一边童颜绽放，满面笑容地仰视着讲台。^[35]

谷本教授的讲授固然精彩，而谷本教授课上内藤教授的单纯的笑容，对于学生而言，岂不是一种更好的启示心智、愉悦心性、丰富心灵的滋养？一种饱满的人性光辉，绽放在内藤的脸中，映照在学生的心里。

正如丹羽正义所言：“对于浅学不才的我而言，与其说先生是稀有的海内硕学，不如说先生就是作为人的先生。他交给我读书的方法、思考问题的方法，教给我所谓人生和世界。（中略）关于司马迁、杜佑、章学诚，多次听先生谈到。其人之亡，同时也成绝学。这些人的学问与先生的学问一脉相传。其点点滴滴不时地通过口传恍惚记住了。正是这一滴半滴，对我而言乃生命之粮。”^[36]其学问与人性、人格，作为一个大学教授，他在哺育后学上的确师德可嘉。

在教室里，内藤的风采如何呢？可以说是非常严谨而循循善诱，朴实无华而富于启发。松浦嘉三郎这样回忆：

在教室里，先生实际上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恐怕听讲的人谁都会有深刻的印象。一般是穿着带有家徽的和服，平时的和颜悦色，到教室里变得十分谨严。上课跑题，或情绪激昂之类，一概没有。也不是那种读教案式的照本宣科，而是与平时谈话的调子无异。学生时代聆听过古代史，后来又听了特别讲义的史学史。先生将包袱皮中的一抱参考书一一打开并排放在桌子上，以极为缓慢的语调，很有顺序地给我们讲解，不知道时间是怎么过的，经常是一点钟才吃午饭。……讲到得意之处，会从椅子上站起身来，脱离参考书，静静地面向一旁，进行构想，同时极为有序且平易地给我们讲述从其巨大的头脑中流出的如同山泉一样滚滚不尽的思绪。^[37]

武内义雄亦曰：

先生的讲义不是章节分明的照本宣科，总是带着许多书到讲台上，一边翻着这些书籍，一边一点一点地讲解。虽是很质朴的讲义，但充分显露了该博的学问与深渊的见识。认为是非常致密的考证吧，又有透彻的概观；不时地还会暗示：这在学界尚未有充分的研究，如果以如此手段加以研究必定可以得出有意思的结果。授业门生的研究出自这种暗示的，我认为不少。^[38]

当然作为教师，课下与学生的交流也是其生活中的重要一环，这方面已经在前面论及，不再重复了。

（三）《内藤湖南先生追悼录》对理解内藤湖南的意义

在《追悼录》中就已经有人提出：“后来的研究内藤湖南的人，还需要从其既刊的著作论文之外去寻求先生之伟大。”^[39]所谓“既刊的著作论文之外”，不仅包括内藤湖南的生平与学术背景，也包括他广泛的交友与社会、学术活动，还有当时的时代氛围以及他的个性等等。《追悼录》为我们进一步理解内藤湖南提供了“其既刊的著作论文之外”的丰富、鲜活的感性材料，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当然，像所有的史料都需要甄别辨析一样，这些感性材料，也不例外。

作为大学教授、作为“人师”的内藤湖南的典范意义，在《追悼录》中得到了充分的彰显，即便在今天，也同样值得我们学习。“《支那论》《新支那论》这些与教室里的先生几乎无缘的著述”，既是内藤湖南“代中国人为中国思考”，也是他代日本官方为日本的将来思考的结晶，都是作为“国师”的内藤湖南的经世意识的表现。经过一个世纪的历史变迁，其时代意义也逐渐明显。内藤湖南曾对武内义雄说：要“把思想看成发展的东西。在思考文献不足胜的古代文化时，一定要对思想的发展找出一个规范。加上的法则即是其规范。”并强调：“做考证学，也需要读朱子的语类。朱子虽尚未能进行充分的考证，在应对古书时，尚未读古书，已经具备了力彻纸背的眼光。考证家如果能够很好地利用这一点的话，确乎可以凌驾前人。”^[40]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在学问的方法和实践中，既重视史料、考证的重要性，同时也能够注意到其局限性，以力透纸背的眼光发现“在考证之上，比考证更高的东西”，即力图找出历史发展的“规范”，这不仅是“内藤史学”的宝贵精神遗产，也是具有普遍借鉴意义的学问之道。

当时还是燕京大学历史系本科生的周一良，在读了刊有此《追悼录》的1934年7月号《支那学》之后，随即写了一篇《日本内藤湖南先生在中国史学上之贡献——〈研几小录〉及〈读史丛录〉提要》，该文刊登在两个月后，即9月份出版的燕京大学历史学会编《史学年报》第2卷第1号上。十年前王国维在给内藤湖南的信中说：“先生大著多以贵邦文字书之，若能将重要者译成汉文，都为一集，尤所盼祷也。”^[41]周一良的文章是比较全面地向中国学界评介内藤湖南中国史研究成果之开始。他将《研几小录》与《读史丛录》中的相关文章分为“中国古代史”“清初史地”“其他时代”“史料之介绍”四个方面，择其要者加以评介，并将《追悼录》中所载《内藤湖南先生著述目录》“附于篇末，以供稽考探索”。^[42]该文将内藤湖南的时事之论与史学研究分开，指出“其初期著述偏重于论列中国时事，富有宣传性质。如《清朝衰亡论》《支那论》《新支那论》诸书，固不无针砭得当处；然究其用意，则在导谕日本人士以常识，作来华之基础，迥不足与言学术。”而对其中国史学的学术研究中，他认为内藤湖南“最致力于中国上古史及清初史地”，在上古史方面，“虽罕积极之结论，然所持治古史之态度方法至为周密合理，与我国近年学风颇有不谋而合者。”^[43]而“考其所以致意清初史地之由来，仍不外日人经营我东三省政策之一面”，周一良联系内藤服膺杜佑（735—812，字君卿）并为天皇进讲过《通典》章节，接着对内藤湖南的这种“用意”，不无揶揄而又意味深长地感叹：“探讨我东北史地，不遗余力者，斯又君卿述作之征诸人事，施于有政，以经邦致用为根柢之意欤。”^[44]周一良在评介内藤史学时所表现出的这种大气与包容，当然源于其学养与自信，而这种学养与自信的养成，除了其家学渊源之外，也得益于他身边邓之诚、洪业、顾颉刚、钱穆这些名师和“风义平生师友间”的谭其骧等学风的熏陶。

内藤湖南去世已经八十年了，随着国内对内藤著作翻译和研究的不断推进，有鉴于眼下世风学风，为了避免对内藤其人其学理解的片面化，重读此《追悼录》和周一良先生当时的评介，不胜感慨系之。

（原载于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编：《世界近现代史研究》第11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

注释

[1]据统计，内藤湖南去世后不久，除《支那学》之外，还有《旭水会志》《书艺》《怀德》《歴史と地理》等七种杂志刊出了追悼专号或追悼录。见砺波护：《内藤湖南》，砺波护、藤井让治编《京大東洋学の百年》，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2年，第63页。

[2]以上作者中，江上波夫编的《東洋学の系譜》（大修馆书店1992年）中收入狩野直喜（1868—1947）、新城新藏（1873—1938）、铃木虎雄（1878—1963）、羽田亨（1882—1955）、武内义雄（1886—1966）、青木正儿（1887—1964），其所编《東洋学の系譜[第2集]》（大修馆书店1994年）中收入小岛祐马（1881—1966）、石滨纯太郎（1888—1968）、梅原末治（1893—1983）、仓石武四郎（1897—1975）、神田喜一郎（1899—1984）。其他六人冈崎文夫（1888—1950）、丹羽正义（?—?）、松浦嘉三郎（1896—1945）、那波利贞（1890—1970）、小川琢治（1870—1941）、本田成之（1882—1945）亦为一时之选，未列入上述著作中。

[3]《追悼录》，第1页。

[4]《追悼录》，第50—51页。

[5]京都大学文学部：《京都大学文学部五十年史》，1956年，第159页。

[6]1901年内藤湖南在《大阪朝日新闻》上发表《京都大学与朴学之士》（8月14、15日，《内藤湖南全集》第3卷，第271—275页），他认为在新时代，培养朴学之士是京都大学的天职。他希望京都大学的教授“保持朴学钻研之风，摆脱考证烦琐之弊，自文明之批评、社会之改造起见，如果能够发扬古来关西学者所特有的宁固勿杂、宁峻勿泛的学风，那么世人所期待的新思想，或将出自此间，亦未可知。”甚至将“京都大学学风的倾向”提高到“关系我邦学者品味问题”的高度。

[7]《追悼录》，第30页。

[8]王伯厚（1223—1296）即王应麟，字伯厚、号深宁。学术上“私淑东莱”（《宋元学案》卷十八），兼绍朱、陆，旁逮永嘉之学。对天文地理、经史百家均有研究考证，开清初考据学之先河。著作有《困学纪闻》《玉海》《论语孟子考异》《汉制考》《六经天文编》《通鉴地理通释》《深宁集》等三十余种。——据《中国历史大辞典》“王应麟”条目。

[9]《追悼录》，第31页。

[10]《追悼录》，第32页。

[11]参见小岛祐马：《開設当時の支那学の教授たち》，载京都大学文学部：《京都大学文学部五十年史》，1956年，第435—437页。

[12]《追悼录》，冈崎文夫，第33页。

[13]《追悼录》，青木正儿，第39页。

[14]《追悼录》，松浦嘉三郎，第46页。

[15]《追悼录》，冈崎文夫，第35页。

[16]《追悼录》，本田成之，第72页。

[17]参见陶德民编著：《内藤湖南と清人書画—関西大学図書館内藤文庫所蔵品集—》，大阪：関西大学出版部，2009年。陶德民编：《大正癸丑蘭亭会への懐古と継承―関西大学図書館内藤文庫所蔵品を中心に―》，大阪：関西大学出版部，2013年。

[18]《追悼录》，本田成之，第72页。

[19]《追悼录》，松浦嘉三郎，第47—48页。

[20]《追悼录》，那波利贞，第58—60页。

[21]《追悼录》，神田喜一郎，第78—79页。

[22]《追悼录》，小川琢治，第70页。

[23]《追悼录》，武内义雄，第75页。

[24]参见内藤湖南等著，钱婉约、宋炎辑译：《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记》，中华书局，2006年。钱婉约：《内藤湖南奉天访书及其学术意义》，《沈阳故宫博物院院刊》第六辑，中华书局，2008年。

[25]《追悼录》，羽田亨，第84页。

[26]《追悼录》，小岛祐马，第89页。

[27]《追悼录》，青木正儿，第38—39页。

[28]钱婉约：《董康与内藤湖南的书缘情谊》，《中华读书报》2012年4月18日。

[29]寺内正毅（1852—1919）于1916年10月—1918年9月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

[30]《追悼录》，松浦嘉三郎，第51页。

[31]《追悼录》，冈崎文夫，第35—36页。

[32]参见杨栋梁：《民国初期内藤湖南的“支那论”辨析》，《南开学报》2012年第1期。实际上，1960年宫崎市定在谈到其师内藤湖南时就已经指出：“到最后还对现实的政治抱有兴趣，这恐怕也是利害参半的事。”他特别强调：“这一点对我们这些不及先生（内藤）才识的后生而言，是必须认真反省的。”（《京大学园新闻》1960年5月9日“师”栏，引自《宫崎市定全集》第24卷，岩波书店，1994年，第233页。）明确批评“过深介入政治”是内藤学问的局限性之一。（同上，《宫崎市定全集》第24卷，第248页。）

[33]西田直二郎（1886—1964），文化史学家。1910年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国史学科，1919年任该校副教授，1924—1946年任教授。主要著作有《日本文化史序说》（1932年）、《京都史迹之研究》（1961年）、《日本文化史论考》（1963年）等。

[34]谷本富（1867—1946），日本近代的教育家。时任京都帝国大学教育学教授法讲座教授。明治20年代介绍德国的赫尔巴特（Johann Friedrich Herbart，1776—1841）学派的教育学，著有《科学的教育学讲义》《实用教育学及教授法》。后来主张新教育，即强调个别教育，且重视道德教育、宗教教育。到1913年因京都大学的“泽柳事件”辞职，在京大任教九年间，其主要研究成果结集为《大学讲义全集》出版。参见京都大学文学部：《京都大学文学部五十年史》，1956年，第268—269页。

[35]西田直二郎：《史学科創設のころの歴史学を思う》，京都大学文学部：《京都大学文学部五十年史》，1956年，第462—463页。

[36]《追悼录》，丹羽正义，第40页。

[37]《追悼录》，松浦嘉三郎，第46—47页。

[38]《追悼录》，武内义雄，第73—74页。

[39]《追悼录》，松浦嘉三郎，第52页。

[40]《追悼录》，武内义雄，第77页。

[41]王国维：《致内藤虎次郎一九二四年一月三十日》，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十五卷，浙江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88页。

[42]周一良：《日本内藤湖南先生在中国史学上之贡献——〈研几小录〉及〈读史丛录〉提要》（燕京大学历史学会编《史学年报》第2卷第1号，1934年9月），《周一良集》第4卷，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470页。

[43]同上，《周一良集》第4卷，第476页。又说：“诸篇结论，自今观之，容有待商榷者，然先生治学之途径与态度，这永足为吾人楷模也。”同上，第470页。

[44]《周一良集》第4卷，第468页。

三同时代“京都支那学者”眼中的内藤湖南——以《支那学》第七卷第三号中的《内藤湖南先生追悼录》为中心

三同时代“京都支那学者”眼中的内藤湖南——以《支那学》第七卷第三号中的《内藤湖南先生追悼录》为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