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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民党政权的巩固
- 二自民党政权的巩固
- 📚 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全套 18 卷）

作者：吴廷璆等

二自民党政权的巩固

（一）岸信介内阁及其“岸体制”

石桥内阁成立仅1个月，石桥湛山便因病不能理政，这期间，外相岸信介被指定为临时代理首相。因此，石桥提出辞职后，以7票之差败给石桥的岸信介，顺理成章地被国会指定为首相接班人。1957年2月25日，第一届岸信介内阁（1957.2.25—1958.6.12）诞生。新内阁除增加石井光次郎为副首相外，石桥内阁的原班人马都保留下来，岸信介兼任外相。岸出任日本首相，有诸多偶然因素在起作用，先是1956年绪方竹虎去世，然后是1956年末岸作为副首相规格的外相加入石桥内阁，接着便是石桥病倒，这也许就是命运使然。

在3月21日的党大会上，岸在投票总数476票中获得471票，出任了自民党第三任总裁。虽说是第三任总裁，但第一任鸠山可以说是“临时总裁”，第二任石桥又是如此短命，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岸信介是自民党的首任总裁似也不为过。而且，在岸任总裁的3年半时间里，基本上确定了自民党的政治方向。岸信介在保守党合并以及自民党走向方面，应该说是发挥了重要作用的。

在自民党历届总裁中，岸信介是一个具有特殊经历的人。为了更好地理解作为自民党总裁和内阁首相的岸信介的政治理念和所作所为，有必要简单回顾一下他的个人历史。

岸信介1896年出生于山口县，父亲佐藤秀助原姓岸，后为佐藤家养子，故改姓佐藤，以酿酒为业。岸信介兄弟3人，哥哥佐藤市郎，少年聪慧过人，升至海军中将，后因病退役。弟弟佐藤荣作是继他之后的首相。岸信介本人因又回到岸家做养子，所以改姓岸。岸信介于1920年从东京帝国大学法学科毕业后进入农商务省。当时，立志从政的年轻人一般都去内务省，以便将来当知事。农商务省的任务是领导、发展日本的产业，岸大概是有志于此，才决定进农商务省的。

后来，农商务省分为农林省和商工省，岸被划归商工省（现在的通商产业省）。1926年他视察德国时，对德国的产业合理化运动留下深刻印象，回国后与他的上司吉野信次等人积极推进产业合理化政策，制定了《重要产业统制法》《工业组合法》《商业组合法》等。随着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抬头，岸一头扎进军国主义的怀抱。1936年，岸退出商工省，先后担任“满洲国”实业部次长、总务厅次长（相当于伪满副总理），成为日本在“满洲国”产业方面的最高负责人，亲自制定并推行了《满洲国产业开发五年计划》。

1939年，岸晋升为日本商工省政务次官，1941年44岁时任东条英机内阁的商工大臣，是东条内阁的得力干将之一，1942年在“大政翼赞会”的支持下当选为众议员，后任东条内阁国务大臣兼军需省次官，全面负责制定战时经济统制计划，指挥军事产业和战争物资的调配。但在东条内阁后期，岸与东条发生政见分歧，成立“护国同志会”，与东条的“翼赞政治会”相抗衡。

日本战败后，岸信介作为东条内阁重要成员的岸被定为甲级战犯，入狱三年多，1948年12月获释。1952年4月，岸信介解除“整肃”后组织“日本再建同盟”，继续从事政治活动，1953年4月当选众议院议员并加入自由党，1954年与鸠山一郎创建日本民主党，先后任日本民主党和自民党干事长。岸信介是日本战后唯一因甲级战犯入狱而又担任内阁首相的人。他之所以能在战后迅速崛起，主要是依靠他在商工省任职多年，与日本经济界建立了广泛、密切的关系，因而有着雄厚的财力支援。当然，作为政治家，岸信介有坚定的政治抱负，那就是，要重建日本，必须有根本性措施和建立强有力的体制，为此，必须实现保守政党的统一。

从个人经历看，岸信介与石桥湛山完全是两种类型的人。岸自知个人历史不光彩，所以刚上任时不得不谨言慎行，一方面保留石桥内阁原班人马，一方面声称要继承前内阁的方针政策，采取所谓低姿态。组阁时他表示：“我和国务大臣，大都是石桥内阁的阁僚，所以新内阁的施政方针与前内阁无异。……我希望与日本社会党创造更多的对话机会，以使国政大局不出差错。”^[1]

经过几个月的准备，统治基础有所巩固之后，他便于1957年7月对内阁进行了大幅度改组。首先，他任命大野伴睦为自民党副总裁，干事长由岸派的川岛正次郎取代三木武夫。在阁僚方面，增设副首相职位，由石井光次郎出任。任命党外人士、日本商工会议所首脑藤山爱一郎为外务大臣。藤山是岸的老朋友，财界资深人士，岸启用藤山的目的，一是为了在政治资金方面寻找靠山，二是为了在外交政策方面能自由贯彻自己的主张。通过改组内阁，佐藤（荣作）派和河野（一郎）派的势力明显增强，而原大藏大臣池田勇人和干事长三木武夫受到冷遇，因此，作为石桥内阁主流的池田派和三木派被置于反主流派的地位。

改组内阁以后，岸信介所标榜的“独立自主”路线尚没有充分体现出来，所以岸的下一个目标是第28次大选之后的第二届岸内阁。自从1955年2月举行了第27次大选以后，日本内阁经历了第二届和第三届鸠山、石桥、岸这四届内阁的更迭，政党方面经历了保守党合并和社会党统一等重大变动，所以，应相机解散国会的呼声日益高涨，对岸信介来说，更希望通过大选进一步巩固党内基础，只是由于党内反主流派的抵制，解散国会才有所推迟。1958年度预算通过之后，解散国会、举行大选的时机基本成熟。1958年4月18日，岸信介首相在内阁会议上宣布：“25日以后随时解散国会。”至于具体解散时间，由自民党总裁岸信介与社会党委员长铃木茂三郎协商决定。采取这种“协商解散”的形式在日本还是没有先例的。

1958年4月，岸信介解散国会，5月22日举行大选。这次大选实际上是自民、社会两大政党进行首次较量的大选。自民党在这次选举中得287个议席，虽然比解散时的290席减少3席，但无所属当选者几乎都在国会召开前加入自民党，所以包括这“追加公认”的11个议席共298席，超过解散前的议席总数。社会党也获得166票，比解散时增加8席，但比原来预计的要少。此次选举，是“五五年体制”形成以后的第一次众议院选举，在这次选举中，自民党成功地抑制了社会党的发展，巩固了其长期政权的基础，所以对自民党来说是一次极其重要的选举。

从自民党派阀的角度来分析，1958年大选呈现如下状况：

表3.3 1958年大选前后的派阀变化

这表明，通过这次大选，旧自由党系统的佐藤、池田和大野派获胜，旧民主党系统的岸、河野、三木·松村和石桥派失败。这和上次选举中民主党乘“鸠山热”大胜，自由党大败的情况正好相反，由此可见，自由党已经恢复了元气。

总之，岸信介内阁成立之后，意味着“五五年体制”从政治上所要达到的目标基本完成。也就是说，日本形成了这样一个政治体制：一方面政权由保守政党牢牢地把握，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一员，同时也包容了一部分社会民主主义的内涵（构建福利国家、救济弱势群体等）。为此，一方面彻底镇压日本共产党过激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这一点在“五五年体制”成立之前久基本做到了），一方面允许稳健的社会主义政党（具体说是社会党）在议会制民主范围内的活动，实现了保守党优位的“两大政党制”（实际上是一又二分之一政党制）。^[2]

第29次特别国会于6月10日召开，12日国会通过岸信介组阁协议。众议院投票结果是：岸信介得290票，社会党的铃木茂三郎得162票；参议院投票结果，岸信介132票，铃木茂三郎74票。当日，立即成立第二届岸内阁（1958.6.12—1960.6.23）。内阁主要成员是：外务大臣藤山爱一郎、大藏大臣佐藤荣作、通产大臣高碕达之助等，从此确立了所谓“岸体制”。

如前所述，第一届岸内阁时期，岸信介采取低姿态，谨言慎行，低调处理国内问题和与社会党的关系。但是，通过这次选举，岸信介感到自民党的江山已经稳固，增强了信心，所以态度为之一变，改为强硬姿态。

首先，在第29次特别国会上，岸信介决定，议长、副议长、常任委员长等所有国会重要职位全部由自民党独占。根据惯例，副议长和部分常任委员长由社会党出任，因此，岸信介的做法引起社会党的强烈不满，国会出现混乱局面，但最后自民党还是全部霸占了这些重要职位。

其次，在第二届岸内阁组阁问题上，也可以看出岸信介的霸气。他决定，这次组阁的方针是，除外相藤山爱一郎留任外，其余阁僚全部换成新人，副首相职位空缺。这样，石井光次郎被排除在内阁之外，大藏大臣由他的胞弟佐藤荣作占据，在19名内阁成员中，岸、河野、大野、佐藤等主流派便占据了14名。反主流派池田勇人和三木武夫也都被纳入内阁，目的是便于控制反主流派。

在第29次特别国会上，岸信介发表了施政方针演说，其要点是：一、拥护民主政治；二、维护外交三原则（以联合国为中心、协调与自由阵营的关系、坚持作为亚洲一员的立场）；三、适时采取经济正常化的措施；四、减税与建立国民退休金制度。尤其是关于拥护民主政治，岸信介谈到：“为了谋求我国民主政治的健康发展，必须抑制极左和极右活动。最近，有些人公然无视法律秩序，或受到集团的压力，出现不当掣肘国会活动的倾向，这是令人遗憾的。对这种非民主的活动，要以断然态度对待之。”^[3]这些言论明确表示出岸信介对“极右和极左”针锋相对的姿态，实际上是针对革新政党和人民群众运动的。

岸政权的这种强硬姿态，在特别国会上引起在野党的强烈不满，导致执政党与在野党之间的激烈冲突。岸内阁向国会提交了《市町村立学校职员工资负担法修正案》（向市町村立中小学校长支付管理津贴的法案）。社会党认为，该法案是企图分化校长和教员的反动文教政策的体现，持坚决反对的态度。该法案虽然在众议院获得通过，但参议院的文教委员会委员长是社会党议员，所以根本没有审议。这样，在未经文教委员会审议的情况下，自民党便强行提交国会大会通过。

岸内阁时期，执政党与在野党之间的对立，更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问题上。

（1）教师考核制度问题

早在《旧金山和约》生效后不久，日本政府就开始加强对教育制度和教育内容的统制以及对教师自主活动的限制。1954年2月，国会通过了《关于确保义务教育学校教育政治中立的法案》和《关于部分修改教育公务员特例法的法案》，这两个法案都是旨在加强对教师政治活动的限制，剥夺了国民直接参加教育行政的权力，确立了中央集权式的教育统治体系和文部省→教育委员会→校长→教员这样一种纵向管理序列。鸠山内阁时期，文部省修改了“学习指导要纲”，使其具有了强制性，并加强了对教科书内容的检查审订制度。

岸内阁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国民思想的统治和削弱革新势力的基础，一直把在教师中有影响的“日教组”视为眼中钉，推行“教师考核制度”就是政府打击“日教组”的一项重要措施。

“教师考核制度”首先由爱媛县教育委员会于1956年11月发起。当时以县财政赤字为理由，试图将教师晋升工资的幅度限制在教师总数的70%，为此对教师进行考核，以拉开其工资级差。具体考核办法是由校长一人说了算，对本人保密，本人无申辩权。这样，在提薪教员和未提薪教员之间制造矛盾，从而达到分裂教育工会的目的，同时也可以对教育内容进行严格的统制。

战后日本教育改革的基本原则是实行彻底的分权主义，即重视教育第一线教师们的自由和责任，尊重地方各教育组织的自主性。但是，岸内阁认为，要加强教育“质量管理”，必须克服分权化现象，加强对教育的统制。所以，教师考核制度与日本战后教育改革基本精神是背道而驰的。

“日教组”是以战后改革为背景发展起来的教育工会组织，成员包括全国大多数中小学教员和部分高中、大学教员，会员达50余万人，遍及全国城乡各地，是一个颇具影响的左派工会组织。岸内阁推行教师考核制度，目的就是削弱“日教组”在组织上和政治上的影响，进一步加强对教育的统制。因此，以“日教组”为核心，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一场反对对教师考核的斗争。1958年4月，岸内阁决定在全国全面实施考核的方针。12月22日，“日教组”召开临时大会，提出“坚决反对考核、与岸内阁针锋相对”的口号，全国各地都相继举行了“日教组”的集会、静坐和游行。到1959年底以前，“日教组”共组织了5次全国性阻止考核统一行动。但最终结果，全国除京都府以外的所有都道府县，都推行了政府规定的教师考核制度。

（2）修改《警官职务执行法》

修改《警官职务执行法》（简称“警职法”）是岸信介政府为修改《日美安保条约》所做的准备之一。修改《日美安保条约》是岸内阁的既定目标，但又预料到必然要引起社会党、共产党和“总评”以及广大日本人民的反抗，所以在与美国开始谈判修改条约4天之后的1958年10月8日，岸内阁突然向第30次临时国会提交了《警官职务执行法修改法案》。

现行“警职法”是1948年7月制定的。该法作为战后民主化的一环，从优先保障国民的自由和人权的观点出发，对警察的职务权限做了严格限制。自民党在解释修改“警职法”的声明中说：“过去由于警职法不完备，不能预防犯罪，在现行法中没有维护社会、公共安全和秩序的法律依据，所以暴力事件和最近的反对教师考核的斗争、反对道德教育的斗争等集体非法暴力事件、流血事件不断发生，必须采取对策。”^[4]岸信介也承认：“从我的全部施政来说，修改‘警职法’的提案也是一项重要法案。预感到修改《安保条约》将会遇到相当激烈的反对，但我决心要把这种反对顶回去，并拼命干到底，所以我当时认为，作为维持这种秩序的前提，无论如何要修改‘警职法’。”^[5]由此可见，修改“警职法”的重点，是从保护个人生命、财产改为维护公共安全与秩序，目的是扩大警察镇压群众运动的权限。

自民党突然提出该法案，并表示出强硬态度，目的是使社会党措手不及，没有时间唤起舆论，迫使社会党妥协。但是，自民党的强硬态度并没有吓住社会党，反而使它更加团结了。社会党立即发表声明称：“该法案是违反宪法、侵犯国民权利与自由、从根本上破坏民主的恶法，是《治安警察法》和《行政执行法》的战后翻版。”^[6]并指出，只要政府不就立即撤销该法案与社会党对话，社会党则拒绝一切审议事项。政府和自民党也不示弱，于是双方形成对峙，国会出现即将大打出手的混乱局面，直至10月18日，众议院才开始审议该法案。一直持观望态度的日本财界，于10月30日表态支持岸信介内阁，使本来态度强硬的岸信介和自民党领导核心更加有恃无恐，11月1日，自民党突然宣布延长国会会期30天，以图通过该法案。

反对修改“警职法”的群众运动迅速席卷全国。10月13日，以社会党和“总评”为中心的65个团体组成“反对修改警职法国民会议”。10月中旬以后，在44个都道府县相继建立起反对“警职法”的共同斗争组织。10月25日以后，“反对修改警职法国民会议”连续组织全国统一行动，开展集会、游行和罢工等活动。11月15日，全国1500多万工人、农民、学生、妇女和市民举行统一行动，规模巨大，气势磅礴。据说参加这一系列反对运动的群众团体达604个，其中学术团体85个、文化艺术团体123个、宗教团体15个、工人团体221个、妇女团体52个、学生团体33个，人数和范围远远超过了1952年的罢工运动。^[7]社会党发表“延长会期无效”的声明，并从11月8日起拒绝出席国会，国会处于瘫痪状态。舆论界也强烈谴责自民党一意孤行，强行延长会期的做法。

面对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自民党和岸内阁陷入困境。于是，自民党反主流派开始着手倒阁。他们的倒阁活动随着全社会反对运动的广泛展开而更加活跃。反主流派的经济企划厅长官三木武夫建议收回延长会期的成命，从而与岸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松村等人反对自民党单独审议，主张使国会的工作正常化，建议与社会党坐下来谈判。鸠山、石桥等人也劝告岸信介及早以“审议未完”形式摆脱困境，稳定局势。四面楚歌的岸信介被迫同意修改“警职法”以“审议未完”收场。11月21日，自民、社会两党举行会谈，达成以下协议：一、同意“警职法修改案”以“审议未完”结束；二、同意众议院自然休会；三、同意参议院审议补充预算后休会。^[8]另外，为使国会工作正常化，还决定由社会党人出任众议院副议长。社会党在阻止修改“警职法”上取得了成功。

“警职法”修改案从提出到形成废案，引起历时一个半月的动荡，最后以人民斗争的胜利而结束。这是战后日本人民斗争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通过这一事件，岸信介的反动形象在广大人民中间进一步加深；反体制势力也通过这一事件进一步扩大了基础，在斗争中团结了各阶层甚至是思想、观点不同的人民群众，积累了斗争经验。

本来，岸信介看到围绕教师考核等问题出现的“日教组”和在野党势力的激烈反抗，预感到《安保条约》的修改和批准都会阻力重重，所以要一举实现“警职法”的修改，加强警察权力，以有效地压制人民的反对运动。但是，这种加强警察权力的做法会动摇战后民主的根基，招致人民的强烈反抗，反而形成了规模空前的全国性反对运动，为反对修改《日美安保条约》的斗争打下广泛的群众基础，这一点是岸信介所始料未及的。

这一斗争打乱了岸信介推行的从修改“警职法”到修改《日美安保条约》，而后再修改宪法的时间表，使日美两国政府预定在1959年1月签署《新日美安保条约》的计划落了空。同时，岸信介在修改“警职法”问题上的失败，使自民党内派系斗争加剧，要求追究岸信介责任、刷新党政领导机构的呼声高涨起来。反主流派阁僚池田勇人（国务大臣）、三木武夫（经济企划厅长官）和滩尾弘吉（文部大臣）于1958年12月27日提出辞呈，挂冠而去，成立了反主流联合俱乐部——“刷新恳谈会”，要求刷新党的人事，党内抗争趋于表面化。

在反主流派的强大攻势下，岸信介不得不于1959年1月12日对内阁进行改组，这表明岸政权在党内的支持基础在不断动摇。而且，河野和大野与岸也有矛盾，如果他们也出来反对，岸内阁便会马上垮台。为了维持政权，有必要进一步加强主流派的团结。于是，岸信介对河野和大野两派进行了收买和拉拢。为此，岸不得不与他们订立“密约”。1月16日，岸与副总裁大野、总务会长河野、大藏大臣佐藤在帝国饭店举行四人会晤，席间，岸立下书面字据如下：

誓约书

昭和三十四年1月16日，立誓约如下：我们发誓一致协力实现在荻原、永田、儿玉三君见证之下约定的事项。

誓约书的日期为1月16日，署名人为岸、大野、河野、佐藤4人，在岸和佐藤的署名下有画押。^[9]所谓“约定的事项”，简单说来就是在岸之后，按大野、河野、佐藤的顺序私下相互授受政权。据说除了这份誓约书外，还用另一张纸写出了这一更迭顺序。^[10]在这次会晤之前，岸就约见大野，以恳切的语气对他说：“请您帮一帮岸内阁。我要充实地度过这短暂的一生。我并不想永远对政权恋恋不舍，但现在下台，人们会说岸内阁一事无成，被世人耻笑。我只想在岸政权的历史上留下一件事，那就是修订《安保条约》。如果修订《安保条约》大功告成，我立即下野。在推举谁做后继人的问题上，我认为您大野君最为合适，我肯定推举您为后继总裁……”^[11]

大野虽然并非首相之材，但送上门来的东西是没有人不接受的。“密约”的效果立即显现出来，大野和河野开始为岸的连任而去努力统一党内意见。在1月24日的党大会上，经过公选，岸以320票再次当选为总裁，反主流派推选的松村只得166票而落选。

上述“密约”可以说使岸信介暂时避免了党内危机，但主流四派的团结在参议院选举之后再次出现裂痕。

1959年6月2日，举行第五届参议院议员通常选举，选举结果，自民党在127个改选议席中获71席，取得压倒性胜利。这次胜利恢复了岸的自信，于是开始了更换党的主要干部和改组内阁的工作。在内阁方面，除了外相藤山爱一郎和藏相佐藤荣作外，对其他阁僚进行了大换班，这次改组，实际上也可以说是成立第三届岸内阁。在这次改组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直扮演主流派角色的河野一郎既没有入阁，也没有成为党的“三巨头”（干事长、政调会长和总务会长）之一，而成为半主流甚至反主流派。而一向处于反主流地位的池田勇人在高中时代同学佐藤荣作的鼓动下，作为通产相入了阁，与岸、佐藤两派成为主流派。河野自1955年9月与岸结盟以来，便一直支持岸，所以河野一直认为，岸决不能中途换马甩掉他而去启用池田，但最后看到岸不再依靠他，也不想让出政权，便拒绝入阁，而要求按照原先的“密约”出任将来最有可能获得政权的干事长，结果未能如愿。

岸信介一直主张修改日本宪法。在创建“日本再建同盟”时，他便把改宪主张写入同盟纲领之中。担任自由党宪法调查会会长时，他一再主张“改宪论”。组阁以后，又把鸠山内阁时制定的《宪法调查会设置法》付诸实施，于1957年8月正式成立了宪法调查会，为改宪做准备。岸信介的主要目标，是修改宪法第九条中关于放弃战争和军备的内容，为重建军备扫清道路。1958年8月，岸信介在记者招待会上公然声称：“废除日本宪法第九条的时代已经到来。”^[12]本来，成立宪法调查会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修改宪法，但修改宪法必须得到议会中三分之二以上议员的同意。而议会中社会党等反对修改宪法的议员始终占据三分之一以上的议席，所以岸信介的改宪主张一直没有实现。

宪法修改不成，只好退而求其次，在现行宪法的解释上做文章，以达到扩充军备的目的，这就是所谓“事实上的改宪论”。1957年5月15日，岸信介在会见记者时说：“为了自卫，即使在现行宪法下也允许持有核武器。”6月14日，岸内阁公布了《防卫力量整备目标》，这就是《第一次防卫力量整备计划》（1958—1960年，简称“一次防”）。“一次防”规定，在1958—1960年的三年内，使陆上自卫队达到18万人；海上自卫队舰艇吨位达到12.4万吨，飞机约200架；航空自卫队飞机达到1300架。^[13]1957年12月决定购买空对空导弹，1958年进口地对空导弹，使自卫队的导弹装置向前大大推进一步。

（二）修改《安保条约》与新安保体制

岸信介上台时，正赶上“神武景气”时期。^[14]按照石桥内阁既定的“积极财政”方针，岸主持制定了1957年度国家财政预算。这个战后以来最为庞大的预算，导致设备投资和技术引进规模急剧扩大，引起国际收支不平衡，日本经济由“神武景气”转入“锅底萧条”。

为了改变国际收支恶化局面，岸内阁于1957年6月制定了《综合紧急对策纲要》，采取了削减财政投资15%、限制进口振兴出口、拯救中小企业等综合治理对策。1957年底又推出了《新长期经济计划》，提出自1958年后的五年内，实现6.5%的经济增长率。但实际执行结果，经济增长速度大大超过政府的预料，1959年，日本经济又出现“岩户景气”。^[15]可以说，岸信介时期日本经济的发展，是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起飞期，为其后任池田勇人内阁制定《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并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奠定了基础。

但是，对政治中心主义者的岸信介来说，发展经济只不过是谋求政治“自立”的必要前提和资本，他的工作重心一直放在外交方面。

岸信介上台不久，便展开积极的外交活动。岸外交的基本方针是“自主外交”，其着眼点就是修改《日美安保条约》，协调与美国的关系，实现日本的“自主”，并在日美安全体制之下，封锁、敌视中国，改善同韩国的关系，向东南亚国家渗透、扩张，从而达到做亚洲盟主的目的。为此，岸信介组阁后不久，便于1957年5月20日至6月4日和同年11月18日至12月8日，两次出访东南亚等15个国家和地区。

岸信介出访东南亚的目的，就是“代表亚洲的日本……会见这些国家的首脑，考虑亚洲的未来，加强同美国的关系”。岸信介出访东南亚的当天，也就是1957年5月20日，日本内阁通过了《国防基本方针》。岸回国后又立即通过了《第一次防卫力量整备计划》，接着又访问美国。由此可见，岸信介出访东南亚，是和他急于做“亚洲盟主”并建立日美新关系的大目标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岸信介在1957年5、6月间第一次访问的所谓“东南亚六国”，是缅甸、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泰国和中国的台湾省。这6个国家和地区实际上包括东南亚、南亚和远东。从严格意义上讲，只有缅甸和泰国属于东南亚。11月18日至12月8日，岸信介又访问了南越、柬埔寨、老挝、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9个国家和地区，先后共访问15个国家和地区。这是战后日本首相首次访问亚洲各国。

岸信介访问东南亚的目的，表面上是为增进日本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关系，表明日本重视亚洲，淡化对美一边倒的外交形象，实质上是表明日本积极遏制亚洲共产主义的姿态，为修改《日美安保条约》创造有利条件。

岸信介一贯采取敌视中国的政策。本来，日苏邦交正常化以后，恢复日中邦交理应提到日本外交的议事日程。但岸信介上任后，继承吉田茂的衣钵，为与美国保持同一步调，多次表示无意与中国复交。两次访问东南亚，都跑到台湾与蒋介石会谈，发表攻击中国政府的言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尽管美国“遏制中国”的政策和禁运措施为中日之间最初的贸易往来设置了种种障碍，但由于日本各界有识之士的努力以及企业界迫切寻求海外市场的实际需要，从1950年代初开始就出现中日民间贸易往来的迹象。1952年6月1日，双方签署了《第一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1953年10月和1955年5月，又分别签署了第二、第三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这些贸易协定，在鸠山内阁时期，比较顺利地得以实施，但第三次《贸易协定》1957年6月期满（协定延长1年）以后，岸信介却极力阻挠第四次《贸易协定》的签订，并百般刁难来日参加中国商品展览会的中方代表，迫使商品展览会无限期延期。

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日本“神武景气”逐渐消失，日本财界迫切希望重新签订《贸易协定》，尤其是钢铁行业，想从中国进口铁矿石和煤炭等原料，以便降低成本，加强国际竞争力。经过双方经济界的努力，于1958年2月在北京签署了钢材和钢铁原料的长期换货协定，并于3月5日签署了第四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该协定规定：“对贸易办事处，给予悬挂国旗和承认其他外交特权的准外交机构待遇。”^[16]

但是，岸内阁出于其反华立场，加之台湾当局的压力，通过官房长官爱知揆一发表谈话的形式，声明日本政府没有同意给中国“悬挂国旗的权利”。^[17]同年4月13日，中国贸易促进会发表声明，反对日本政府的倒行逆施。第四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也因此无法执行。

在岸信介内阁反华政策的影响下，1958年5月2日，在长崎举办的中国邮票展览会上，发生了一反华暴徒撕毁中国国旗的事件。岸信介又公然包庇罪犯，说什么既然日本政府没有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五星红旗就不视为国旗，认为肇事者只是“损坏一般器物罪”，拒不接受中国政府提出的合理要求。对此，陈毅外长代表中国政府严正声明，谴责“岸信介政府敌视中国的态度，已经到了令人不能容忍的地步”。《人民日报》也发表声明说：“中日来往全面中断的责任，应该全部由岸信介政府担负。”由于岸信介拒不改变敌视中国的立场，中国不得不决定全面取消对日贸易谈判和《贸易协定》，中日关系恶化到战后以来的最低点。

为了打破中日关系的僵局，中国政府于1958年8月提出了“政治三原则”作为前提条件：一、立即停止并不再出现敌视中国的言论和行动；二、停止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三、不阻挠恢复中日两国正常关系。但由于岸信介坚持“不承认共产党中国，但将设法扩大和共产党中国的贸易”的“政治经济分离”原则，岸信介内阁时期的中日关系陷于全面中断。

如果说岸信介在内政方面的最大宿愿是修改宪法，那么他在外交方面的最大课题则是修改《日美安保条约》。岸信介修改《日美安保条约》的目的，是想在日本经济恢复并开始起飞的基础上，改变条约的不平等性，缔结更平等的条约，实现“完全独立”，与美国在平等的地位上进行政治、经济以及军事方面的合作，借以提高日本的国际地位。

1950年代初期，日本人民进行了多次反对美军基地的斗争，著名的有1953年的“内滩基地斗争”和1955年的“砂川基地斗争”等。日本人民反对美军基地的斗争逐渐演变为反对《日美安保条约》的运动。所以，通过修改条约，缓和日本国民的反美情绪，巩固岸政权，也是岸信介修改《日美安保条约》的目的之一。

修改《日美安保条约》的动向非自岸信介内阁始。早在1955年8月，鸠山内阁外相重光葵访美时便向美国提出这一要求。当时美国政府虽然表示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将现行《安保条约》改换为相互性更强的条约”，但实际上拒绝了日本政府修改条约的要求。1957年6月，岸信介首相打着“日美新时代”的旗号访美，同艾森豪威尔总统和杜勒斯国务卿进行了会谈，再次提出这一要求。美方虽然没有答应修改《安保条约》，但同意在两国间设立一个委员会，以研究处理由《安保条约》所产生的各种问题。

7月，由美归国的岸首相，为巩固自己的政权，对内阁进行了改组，除石井国务相外，其余阁员一律更换。原日本银行总裁一万田尚登（河野派）取代池田出任藏相。河野派包括河野本人有5人入阁，故世人称这次内阁为“岸河内阁”。从佐藤派中提拔39岁的田中角荣出任邮政相。原来由首相兼任的外相，这次起用他的挚友“日商”会头藤山爱一郎出任。党的主要干部安排是：副总裁为大野，干事长为川岛正次郎（岸派），总务会长为砂田重政（河野派），政调会长为三木武夫。

1958年8月，驻日大使麦克阿瑟拟定一新条约草案，该草案就条约的“相互性”这一难点问题，提出可以采取“美国保护日本，日本保护驻日美军”这一形式来解决。8月15日，岸信介表示“只要排除困难，真正的日美新时代就会到来”，表明要修改条约的决心。1958年9月，日本外相藤山爱一郎访美，重新提起修改《安保条约》时，美国表现出意外的积极态度。

藤山外相在回忆录中写道：

……岸先生在（昭和）三十二年6月以首相身分初访美时，成功地将“现行的《安保条约》是暂时的”这句话加进了《日美共同声明》。其后，我就任外相一个月后，开始了使“日美安全保障委员会”具体化的谈判，并于8月6日发表了共同声明。接着，在9月14日，我和美国驻日大使戴维·麦克阿瑟在《关于〈安保条约〉与〈联合国宪章〉的关系》的换文上签字。这一切在表面上是我履行了手续，实际上是岸先生访美的成果。

……岸先生的想法是：在他执政期间解决作为全民的悬案的《安保条约》改订问题，作出“日美新时代”的实际成绩；请艾克（艾森豪威尔的爱称）来日参加签字，实现美国现任总统首次访日，以证实日美合作体制；再以这些成果为基础，保持政权长期存在。可以说他就是为这一伟大构想布棋，而考虑改订《安保条约》的。^[18]

美国改变态度的原因，首先是由于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1957年8月，苏联洲际弹道导弹试验成功；10月，又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这标志着美国核优势行将丧失。同时，1950年代中期以后，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兴起，也给美国企图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以沉重打击。在这种形势下，美国政府认为有必要提高日本的国际地位，使日本尽快建立起自卫体系，实现其“亚洲人打亚洲人”的策略。为此，必须对现行《日美安保条约》进行修改。其次，日本国内反对美军基地的斗争不断扩大，美国担心如果发展下去，反美情绪会日益高涨，所以有必要对条约进行修改。

美国政府态度的变化，增强了岸内阁修改条约的信心。岸内阁提出如下具体修改方针：一、明确该条约与《联合国宪章》的关系；二、在明确表示美国对日防卫义务的同时，也应表明日本在宪法范围内所应承担的义务；三、驻日美军在日本领域以外采取作战行动时，要事先同日本政府协商；四、取消允许美军镇压日本国内暴动及内乱的条款；五、规定条约期限。^[19]

当时，在自民党内部，在修改《安保条约》问题上有两种意见：一种主张全面修改；另一种主张条约本身不修改，通过交换公文等形式进行“修补”。后者的理由是：新条约虽然效果大，但需经美国参议院批准，手续上困难很大。自民党的吉田派倾向于后一种意见。他们认为：一、日美双边遵守现行条约可以增进两国之间的信任关系；二、国际形势尚未出现需要修改条约的变化；三、不平等条约在英美之间也不乏其例；四、在集体共同防务时代，单靠一国力量，防卫能力是不完备的。因此，他们主张，应以不断加深相互信任的方式去争取实质上的对等，而不必靠修改条约来实现。

但是，岸信介采取强硬姿态，坚持修改条约。日美双方经过25次正式会谈，历时一年零三个月，于1959年10月，自民党总务会才做出新条约和新协定的定案，并得到党总部的认可，12月达成协议，1960年1月19日在华盛顿签字。日本政府于1月30日把它提交给第34届通常国会，国会就相互防卫义务、“事前磋商”、条约适用区域、自卫力渐增义务等展开了论战。

在这期间，自民党内企图在岸之后上台的各派，也在各打主意和进行策划。3月21日的党人派四方会谈（大野、川岛、河野、三木），第二天（22日）反主流派四方会谈（池田、三木·松村、石井、石桥），虽然都一致主张早日通过条约，但反主流派却同时合谋阻止岸第三次当选。在总务会和党议员总会决定延长国会会期的第二天（5月18日），池田、三木·松村、大野、河野、石井、石桥6派就阻止岸第三次当选问题达成协议。各派对政局的转变各有自己的想法，但一致认为应当使早日通过条约和阻止岸第三次当选配套进行，重点是阻止岸第三次当选。

1960年2月，国会开始审议新条约和新协定。5月19日晚，岸内阁在没有同自民党议员商量的情况下，就强行延长国会会期，由众议院表决新条约、新协定和有关法案。因为岸信介需要在艾森豪威尔总统来日访问（预定在6月19日）之前完成新条约的批准手续。

在“《日美安保条约》特别委员会”上，新条约经过37次审议，直到5月19日才强行通过。这是一次十分反常的强行表决。19日中午召开的议院运营委员会理事会，对可否延长会期的问题争论不休，而于下午4时28分散会，但几名自民党委员在争论没有得到统一结论的情况下，就自行召开运营委员会，在一片混乱之中强行表决延长会期的决定。政府和自民党也提出动议，主张只用两分钟的质疑时间，就表决《要求承认新条约之议案》《要求承认新协定的议案》和《新条约和新协定的有关法令整理法》3项议案。

与此同时，清濑一郎众议院议长叫来500名警察开进院内，将静坐在议长室前阻止正式会议开会的社会党议员和秘书们一个一个强行拉走，11时49分正式会议开会。由自民党议员单独表决将会期延长50天，随即在20日0时6分再次开正式会议，对新安保条约和有关法案进行表决。结果共用了12分钟就全部通过。在野党没有出席，自民党也有三木、松村、石桥、河野等26人“光荣缺席”或中途退场。在院外，有3万多名冒雨示威的群众包围了议事堂。国会院内有3500名警察。

20日早晨，日本各报均刊出抨击这种强行表决的社论。《朝日新闻》说：“无论怎么说，这也是一次没有辩解余地的非民主的行动。”《每日新闻》说：“无妨说这是既不让提问也不作解答的多数党强暴行为。”《读卖新闻》说：“这也太不尊重议会政治的权威了。”等等。^[20]

日美双方交涉中最大的问题是上述日本方面提出的“基本方针”第二、三条所涉及的双方责任和义务的问题。该条约虽然名为《相互合作及相互安全保障条约》，但这对不能向海外派兵的日本来说，是不能承担保护美国的义务的。所以美国认为，美国单方面的义务过大，而并非是“相互性”的。美国为了赋予条约以“相互性”，给日本加上一条新的义务，那就是“远东条款”。条约规定：“不仅在日本防卫方面，美军为了远东的安全也可以驻扎日本并使用驻日基地。”^[21]岸内阁对“远东”范围的解释是“只就这一条款而言”，“大体上”是指菲律宾以北、日本及其周围地区，也包括韩国和“中华民国”，“但对这一地区发动武力攻击，或这一地区的安全因周围地区出现的事态而受到威胁时，美国的……行动范围……就不一定要限于上述区域”。^[22]

新安保条约的全称是《日美相互合作及安全保障条约》。如果说旧条约是单方面承担义务，具有明显的不平等性，那么新条约则是由日本主动缔结的军事同盟条约，形式上表现为双方承担义务的对等关系。新条约与旧条约的相同之处是，都规定美军常驻日本，日本必须向美军提供军事基地。不同之处是：一、新条约明确了与《联合国宪章》的关系，即规定“两国具有宪章所规定的进行单独或集体自卫的固有权利”，以及用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端；二、明确了美国有保卫日本的义务和日本在其行政管辖区内有保卫美国的义务；三、日本承担增强军备的义务；四、扩大了协商范围并且新规定了对军事设施与行动的事前协商制度；五、确定了政治、经济方面的合作关系；六、明确了冲绳、小笠原与条约的关系，规定条约适用于日本全部领土，但对尚未实施行政权的地区暂不包括在内，待将来归还施政权后再纳入条约区域；七、删掉了关于美军镇压日本暴动和骚乱的条款；八、规定条约有效期限为10年，如若废除，需在届满前1年通知对方。^[23]

《新安保条约》积极的一面，是它改变了旧条约的片面性，成为日美对等的双边条约。它剔除了美军可以镇压日本“内乱”的条款，规定了条约的期限，改善了《行政协定》等，克服了旧条约的若干不平等性，使日本处于较为平等的地位。这些都是可取的一面。

但另一方面，也确实增强了日美军事同盟的危险性。这种危险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新条约仍然允许美军使用日本的区域和设施。条约规定：“为维护日本国的安全以及远东的国际和平与安全，美国的陆、海、空军可使用日本国的设施及区域。”这就是通常所说“远东条款”。这一条的核心是，美军驻扎日本的目的，不仅为保卫日本，而且还要维护远东的安全。就是说，朝鲜半岛和台湾海峡等地一旦发生战争，要求能随意使用美军基地。这样，如果使用美军基地向其他国家出动美军时，日本就有可能被卷入战争。所以，“远东条款”实际上把日本更牢地拴在了美国的战车上，纳入美国的世界战略体制之中。加之美日军事力量悬殊，日本又主要靠美国的核保护伞，所以日本仍然摆脱不了对美国的从属性；第二，条约规定，日美双方确认，驻日美军的部署、装备发生重要变化，以及在日本国内进行作战行动时，要同日本进行“事前协商”。这种措词模棱两可的所谓“事前协商”，实际上是加强了日美的军事同盟关系。由于《新安保条约》的军事同盟性质，有可能使日本走上重新武装的道路。

（三）反对修改安保条约的斗争

岸信介修改《日美安保条约》的主要目的是企图在美国新的亚洲战略之下，加强日美军事同盟，让日本在亚洲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不仅使日本宪法第九条的非武装条款变成为一纸空文，而且有使日本重新被卷入战争的危险。因此，从日美开始谈判时起，一直到新条约自然生效，日本国内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反安保群众运动。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日本全国共组织了23次统一行动，有1000多万人参加了这一斗争，是战后日本人民掀起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斗争。在这次斗争中，日本人民建立了全国统一领导机构，创造了统一行动这一斗争形式，形成了超越党派、阶层和信仰的统一战线。这不仅在日本，就是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

反安保斗争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谈判阶段、签署阶段和签署以后。

1958年10月4日，岸信介首相、藤山爱一郎外相就修改《安保条约》问题与美国驻日大使麦克阿瑟开始正式谈判。此后，藤山外相与麦克阿瑟大使又接连举行谈判。此间，岸内阁向国会提出了“警职法”修改案，曾引起了一场日本人民反对修改“警职法”的斗争。可以说，反对“警职法”的斗争也就是反安保斗争的序幕和前哨战，并为之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日美之间修改《安保条约》的正式谈判开始以后，日本国内反对《新安保条约》的斗争便如火如荼地展开。在这场群众运动中发挥领导作用的是“阻止修改《日美安保条约》国民会议”。

1959年3月28日，以社会党和“总评”等为首的134个团体联合召开了“阻止修改《日美安保条约》国民会议”（简称“国民会议”）成立大会，通过了“以国民的力量阻止修改《安保条约》，争取废除《安保条约》”的中心口号，同时指出，日本“不得参加任何军事集团和军事同盟”，“只有保持中立才是真正保证日本安全的道路”。“国民会议”从1959年4月15日组织第一次统一行动到1960年10月的一年多时间里，共举行了23次包括集会、游行、罢工、集体休假等在内的统一行动。

“国民会议”成立伊始，1959年3月30日，东京地方法院审判长伊达秋雄宣布：因“美军驻扎日本违反宪法”，故对因参加反对砂川基地的斗争而被起诉的7名被告宣判无罪。这就是有名的“伊达判决”。这一判决虽然后来被最高法院驳回，但它在宪法和《安保条约》的关系方面做出了一个法律上的解释，反映了日本人民的愿望，鼓舞了斗争士气，有力地支持了反对美军基地的斗争和反安保斗争。

反安保斗争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一开始便与其他斗争结合起来，推动了运动不断向前发展。例如，第四次统一行动（1959年7月25日）与煤炭工会斗争，第五次统一行动（8月15日）与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第六次统一行动（9月8日）与反对“教师考核评定”斗争，第七次统一行动（10月20日）与煤炭工会斗争相互配合等，壮大了声势，促进了运动的广泛发展。当然，反对“警职法”的斗争和“伊达判决”也是与反安保斗争相互结合的很好例证。

1959年秋季以后，日美之间的谈判基本达成一致意见，双方拟定将于1960年初签署《新安保条约》。为此，日本的反安保斗争也进入一个新阶段。11月27日，“国民会议”举行第八次统一行动。据说游行队伍有两万多人冲入国会院内。当时国会正在审议日本与南越当局的赔偿协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受日军蹂躏最严重的是越南北方，在南北越南分裂的情况下，应给北方以更多的赔偿，但日本政府追随美国的越南政策，只与南越签订赔偿协定，并视南越为整个越南的代表。这个问题暴露了岸内阁东南亚政策的本质，招致在野党及广大民众的不满，由此也产生对修改《安保条约》不满，引发了游行队伍冲击国会的事件。

在这关键时刻，“国民会议”内部围绕安保斗争的策略问题发生分歧。1960年1月，岸信介将率团前往美国签署条约，“国民会议”原准备在羽田机场发起的阻止岸赴美的活动因意见不一致而被取消。但日本学生组织“全国学生联合会”（简称“全学联”）不同意“国民会议”的方针，于1月16日岸信介赴美这一天，“全学联”的700名学生在羽田机场静坐，阻止岸信介一行去美国签署新条约和新协定，同警官队发生了冲突。岸信介在严密的防范措施下像逃跑一样离开日本。1960年1月19日，《新安保条约》和《新行政协定》在华盛顿签字。

1960年2月5日，岸内阁将《新安保条约》提交国会。反安保斗争也从阻止签订进入到阻止批准的阶段。《新安保条约》在国会审议阶段，朝野政党之间争论的焦点是“远东范围”条款问题。岸信介内阁在国会答辩时表达政府统一见解认为“菲律宾以北，日本及其周围地区”，台湾、韩国及苏联的沿海州“也包括在内”。这更激起了日本人民的不安。

在1960年4月15日至26日的第十五次全国统一行动中，群众高呼“阻止批准《新安保条约》”“打倒岸内阁”“解散国会”等口号，递交了有330万人签名的17万份请愿书。4月26日，出现了8万名请愿者终日不断涌向国会的局面。这天中午，“全学联”主流派约5500人在国会正门前与警官队发生冲突，结果有28人受伤。到5月14日为止，请愿签名人数达1350万人。“全学联”主流派游行队伍在国会周围同警察和右翼分子再次发生激烈冲突，国会内外相互结合，使自民党强行通过的企图受挫。

但是，5月17日，自民党要求延长国会会期，以便在5月19日的国会上强行通过《新安保条约》及其有关法案。此间，国会门前每天都有从东京附近各县来的请愿者乘坐的成排的汽车和穿着各种服装的大队人群。在众议院安保特别委员会理事会上，朝野政党之间也发生了严重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如前所述，自民党议员单独表决通过了《新安保条约》及其相关法案。

这一事件彻底暴露了岸内阁利用议会多数派的形式，践踏议会民主政治的伎俩。同时也说明，岸信介修改《安保条约》的紧迫性已经达到不顾一切的地步，连自民党的重要派别、岸派的合作者、通产大臣池田勇人在表决当天接见记者时都说：“今天这样通过安保，我是没有想象到的。”^[24]同时，这一事件也充分暴露了自民党的议会政治观、政党观和政治道德观。这样做的结果，说明议会不是审议的场所，而是沦为以表决形式使内阁强权政治合理化的场所。

岸内阁的倒行逆施，激起了日本社会各界和舆论界的极大愤慨和批判。5月20日，“国民会议”发表声明称：“今天，充分暴露了岸信介与韩国的李成晚完全相同的本质。我们绝对不承认这样非法延长会期。我们要求否认议会政治、践踏民主的岸内阁总辞职，立即解散丧失权威的国会。”“总评”也发表声明表示：岸内阁“已具有法西斯性质”，“30天以内打倒岸内阁，为粉碎昨天的表决而斗争”。当天，各大报纸纷纷发表了抨击自民党强行表决的社论。

正当岸信介热衷于修改《日美安保条约》的时候，国际上也在发生着不利于岸政权的变化。1960年5月5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上宣布说，苏联用火箭击落了侵入苏联领空的U-2型美国间谍飞机；9日，又警告说：“如果再从空中对苏联进行挑衅，苏联将在击落入侵飞机的同时，把火箭的矛头对准飞机的基地。”当时人们都知道，美国在海外基地共驻有7架U-2型飞机，其中3架就驻在日本。这一事件表明，《新安保条约》的签订，显然会增加日本被卷入战争的危险。与此同时，从1960年4月开始，韩国人民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反对李成晚傀儡政权的示威游行（所谓“四月革命”），为此，韩国议会被迫做出要求李成晚总统立即辞职的决议。李成晚于4月27日提出辞呈，随后流亡美国。

在这一国际形势下，岸信介在修改《日美安保条约》问题上采取的孤注一掷的行动，更激发了日本人民的反岸情绪。许多群众团体纷纷发表反对声明，连日举行游行静坐示威，要求岸信介下台。但岸信介态度强硬，他在5月23日对自民党“三巨头”表示决心说：“在新安保批准之前，既不总辞职，也不解散众议院。”并在记者面前狡辩说：“日本是实行议会政治的国家。在议会中占绝对多数的自民党议员，大多数参加了《安保条约》的表决。因此，从法律上讲，这次表决是没有错误的。”^[25]

众议院强行通过新安保之后，反安保斗争更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5月31日开始开展第十七次统一行动。6月4日，举行了以“国铁”工会和动力车工会为中心的政治大罢工。在此之前，日本提出过明确政治目标的罢工只有两次：一次是1952年的“劳斗”罢工（反对《破坏活动防止法》和反对修改《劳动关系法》），另一次是1958年反对把“警职法”改得更坏的罢工。这次“六·四”大罢工是战后规模最大的罢工，据说有76个行业工会和460万人参加。这次罢工说明，“反岸情绪已根深蒂固地渗透到一般群众之中”。与此同时，商店也“罢市”，据说在全国达2万家。6月10日，美国总统特使哈格蒂为安排艾森豪威尔总统访日来到东京，被15000人的游行队伍所包围，哈格蒂被警察救出，乘直升飞机逃进美驻日使馆，被迫于翌日离开日本。6月12日，艾森豪威尔开始了包括访日在内的远东之行。6月14日，美国参议院批准了《日美新安保条约》。6月15日，日本全国110个工会、560万人举行第二轮罢工。游行队伍在国会前同警察和右翼分子发生冲突，造成东京大学学生桦美智子死亡、182名学生被捕和1000多人负伤的流血惨案，激起了人民群众的更大愤慨，也轰动了全世界。

岸信介内阁决心不惜代价于5月19日通过《新安保条约》，本来是想作为艾森豪威尔6月20日访日的见面礼。但是，自从5月19日强行表决通过《新安保条约》后，要求中止或延期艾森豪威尔访日的运动更加活跃。5月25日，社会党代表会见麦克阿瑟大使时，递交了要求艾森豪威尔延期访日的公开信。学者和知识分子团体也发表了许多要求艾森豪威尔延期访日的声明。另外，自民党内部和财界对艾森豪威尔访日也发生了动摇。总务会长石井光次郎向岸信介建议延期，内阁成员中不少人也主张艾森豪威尔延期访日，经济同友会也提出类似要求。在此期间，岸信介曾多次要求防卫厅长官和国家公安委员长出面收拾局势，维护治安，以实现艾森豪威尔访日，但均以警备力量不宜过多干预政治为由被拒绝。所以在人民群众的迫使和内部势力的抵制下，岸内阁不得不在16日夜召开紧急内阁会议，决定推迟艾森豪威尔访日（实际上是中止）。

6月19日零时，《新安保条约》自动成立。岸在回忆录中对当时的情景作了如下描述：

……最近发生的事情，现在回想起来，都使我感慨无量。从6月18日到19日早晨，我是在永田町的首相官邸度过的。到了18日晚间，我让聚集在官邸的各位阁僚回到各自的机关去了。这是因为官邸有被暴徒袭击的危险……只有我的弟弟佐藤荣作留下了……

我已下定决心，只要完成了安保条约的修改工作，被人杀了也没有关系。死在首相官邸反而可以瞑目。因此我在想，如果要杀的话，杀我一个人好了。但是弟弟说“不能把哥哥一个人留在这里”，于是就两个人困守在官邸里了。当19日零时自动通过的时刻到来的时候，这才真正松了一口气。^[26]

6月20日至23日期间，仍有数十万工人和学生上街游行示威。22日，“总评”等工会组织620万人举行了大罢工。“国铁”有近1100次列车停驶或晚开，东海道线处于全线瘫痪状态，这种局面还是有“国铁”以来的第一次。

23日，日美双方在极其严密的防范措施之下交换了批准书，《新安保条约》生效。以修改《日美安保条约》为政治赌注的岸信介内阁终于完成了其政治使命，在交换批准书的当天正式宣布辞职。从1957年2月15日成立到1960年7月15日辞职，历时三年多的岸信介政权就此结束。

岸信介外交的基本路线，是日本民主党时代提出、自民党继承下来的所谓“自主的国民外交”。但是，《新安保条约》是以坚持日美军事同盟为前提的，如果条约中写明美军对日本的防卫义务，也就必须要写上日本对美军的“合作”义务，而且这种对美从属关系是以反华反苏为其前提条件的。岸信介不摆脱日美同盟的框架，不独立自主地考虑日本的和平战略，就谈不上是什么“自主外交”。当然，岸信介作为统治所谓“满洲国”的实力人物和东条内阁的阁僚，更不可能推行真正的“国民外交”。

有人认为，如果不全面修改《安保条约》，不为向访日的艾森豪威尔献“见面礼”而强行延长国会会期并强行通过《新安保条约》，岸信介内阁肯定还能继续维持下去，或许能做更多的事情。^[27]但是，作为一个政客，岸信介始终坚持“政治主义”的信条，他认为，首相就该在外交和政治上下功夫，不能专搞经济，经济工作是官僚们做的事。所以岸信介修改《安保条约》是必然的。但是，由此而引起规模如此巨大的反安保斗争，却是岸信介未曾料到的。其后的历届内阁（从池田勇人到福田赳夫）都接受岸信介的教训，不敢把这种“政治主义”放在首位，而是推行经济优先的路线，这可以说是岸信介的一个“反面贡献”了。

我们姑且把修改《安保条约》问题从开始到结束的纷争过程称为“安保修改型政治过程”。它与前述的“警职法”修改问题的纷争过程有诸多相似之处。参与纷争的主要势力有：1.政府与自民党主流派；2.自民党反主流派；3.社会党；4.院外群众运动。

在这次斗争中，首先暴露了执政党内部的政府·主流派与非主流派之间的矛盾。政府·主流派是为了实现其政策目标、巩固长期政权而提出该法案的；而反主流派则是一方面施以牵制之术，一方面等待时机，认为不论政府失败还是成功，都会对自己有利。所以时而采取合作态度以图承袭胜果，时而通过倒阁手段摘取政权。总之，岸内阁在修改《安保条约》的问题上未能取得执政党的充分合作。加之岸信介与其胞弟佐藤荣作关系过于密切，疏远了其他派阀，从而也加深了党内矛盾。

其次，社会党在这次斗争中，一方面在议会内部强烈反对政府的提案，在议事安排上拖长了会期，同时又使国会的审议陷入混乱无序而又议而不决之中，迫使自民党采取了延长会期并强行通过法案的非常手段而引起公愤，充分发挥了第一大在野党通过议会开展斗争的作用，体现了“五五年体制”的基本特点。

声势浩大的院外群众运动是这次反安保斗争的突出特点。反对新安保的斗争，是战后日本人民在经济走向繁荣的情况下进行的一次伟大的政治斗争，是战后日本人民争取独立和平运动的最高峰。在这场斗争中，建立了“国民会议”这样一个统一领导机构，创造了“统一行动”的斗争方式，有鲜明的斗争目标和口号，实现了议会内外斗争相结合。这场斗争参加阶层之广、斗争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都是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未有的。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广泛的群众运动，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当时日本正处于经济高速增长的起飞阶段，农村人口（第一产业人口在1960年占日本总人口的32.6%）大批流入城市，城市急剧膨胀，社会的多元化和流动化即“大众社会化”正迅速发展。在繁荣带来的激变之中，社会的失范现象扩大，人们渴望打破传统的旧秩序，建立一个新秩序；第二，日本人民对15年前的战争尚记忆犹新，修改“警职法”和《安保条约》，不管有其多么冠冕堂皇的理由，仍会勾起人们心中的创伤和不安。而且，战后15年来已经接受“民主教育”的日本人民，不能再容忍无视议会民主、强行表决这种独断专行的做法。如果把日本人民的这种不安和不信任感再同岸信介的战犯形象联系在一起的话，那就对出现如此强烈的反抗运动不会感到不可思议了。岸信介的亚洲政策使人们联想到他当年的“大东亚共荣圈”思想，他一味追随美国、一心想修改宪法第九条的行为，更失去了人们的信任感；第三，从国际上看，当时苏联和中国对岸信介修改《安保条约》都做出强烈反应，一致认为新安保是一种以中苏两国为假想敌的日美军事同盟，“远东条款”便是一个有力的例证，当时的U-2型飞机事件更加深了人们的这一印象。《安保条约》加剧了两大阵营的对立，增大了战争的危险性。因此，日本人民坚决反对岸信介再次把日本带进战争的深渊；第四，大众宣传媒体对这次反安保斗争起到了鼓舞士气、沟通信息和推波助澜的作用。当时，日本全国的新闻广播网已经建立起来，电视网也正在全国形成（1960年的电视普及率为33.2%）。电视所传达的游行示威等场面，给观众留下深刻而鲜明的印象，无形中起到鼓舞人心和发动群众的作用；第五，以“总评”为核心的工会组织在反对修改“警职法”和修改《安保条约》的斗争中都发挥了重要的组织作用。

但是，在反安保斗争中，也始终存在着内部意见不一致、行动不协调的现象，甚至出现了在斗争目标和手段上严重对立的情况。在社会党内部，围绕修改《日美安保条约》，左右两派的分歧又突出出来，最终导致以西尾末广为首的右派于1960年1月24日正式成立民主社会党（后称民社党）。

反安保斗争作为日本“战后”型反体制斗争，是最大的一次，同时也是最后一次。以后随着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和人民生活的迅速提高，再没有出现过如此大规模的群众运动。

概而言之，岸信介政权与修改《日美安保条约》的关系，犹如鸠山内阁与日苏关系正常化、池田内阁与《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田中角荣与“日本列岛改造计划”等的关系，二者密不可分，其结果不论成功与失败，作为历史的一页，将永远留下浓重的一笔。

对岸政权的是非功过，这里无意做全面的评价。但至少在以下几点是值得回味和思考的。

第一，岸政权确立了“保守本流”的地位。所谓“保守本流”，一般是指相对“党人派”而言的官僚派，尤其是与吉田茂关系密切的官僚势力。但是，根据日本著名政治学者北冈伸一教授的理解，所谓保守本流，首先应该从外交的角度来界定。由吉田茂铺设的日美协调路线应视为保守本流的本质，而是否官僚出身以及与吉田茂关系等方面则是次要的。至于是经济重视型对美协调还是安保重视型对美协调，也应放在次要地位，因为这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政策的变化和国际环境的影响。^[28]如果把保守本流定义为“试图维持、加强日美协调路线的势力”，那么，保守本流的确立可以定在1959年6月，因为这时岸信介完成了参议院选举之后的内阁改组，反主流派池田勇人力排众议，毅然入阁，从而岸·佐藤·池田三派在修改《安保条约》问题上达成共识，为后来日本长期推行日美协调路线打下了基础。

第二，如果把短命的石桥内阁忽略不计，那么岸内阁则是战后日本唯一在两大政党体制下诞生的内阁。不过，在岸内阁的末期，民社党已经成立，所以严格说来，两大政党制下的岸内阁是截止到1959年11月。但无论如何，过去多元化的保守势力统一归入自民党这一单一政党之下，形成一元化政党，这是事实；通过一元化政党，集约、强化了保守势力的影响，也是事实。岸政权正是以这种集约、强化的保守势力为背景而推行其强权政治的。

岸信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培养起来的官僚、政治家，所以战后复出以后，他还是靠政治官僚的老一套办法行事。战前的日本，官僚政治得以顺利推行的前提是法西斯式的所谓“灭私奉公”的原则，所谓“公”，无非就是官僚的意志。在岸信介看来，与战前官僚统治格格不入的新生政治势力，诸如社会党、“总评”“日教组”等，都是社会秩序混乱的元凶，是扰乱社会治安的万恶之源。在“教师考核”和“警职法”修改等问题上岸政权的所作所为就充分地反映了这一点。但是，历史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经历了战后改革的日本，民主化思想已经深入人心，岸信介的强权政治和“政治中心主义”理所当然地遭到国民的抵制和反抗。“警职法修改案”以审议未了而收场和反安保斗争最终迫使岸信介下台，证明战后日本民主势力已经形成一股强大的历史潮流。作为战前官僚政治家的岸信介看不到这一时代的变化，试图把“现在”拉回到“过去”，这就注定了他失败的命运，并把自己定位于反动立场。反动者，逆历史潮流而动也。

当“反动”终于不能改变现状这一事实被证明之后，就出现了试图把无法改变的现状保留下来的所谓“保守主义”。岸信介之后的池田勇人，就是这样一个把保守主义具体化了的政治家。从这一意义上说，岸信介作为反面教材，使自民党接受了教训，从而构筑了池田和佐藤时期这样一个自民党的黄金时代，出现了长达30多年的自民党长期政权。这也可以说是岸信介对自民党的一大贡献。所以日本有人认为，如果再把岸信介在保守党合并方面所起的作用一并考虑进去，岸信介可谓“自民党长期政权之父”。^[29]不过，这一长期政权到头来也未能实现岸信介所力主的“修改宪法，从根本上重建日本”的初衷。

注释

[1]白鸟令编：《日本的内阁》第二卷，新评论社1986年版，第192页。

[2]田中浩：《战后日本政治史》，讲谈社1996年版，第129、130页。

[3]白鸟令编：《日本的内阁》第二卷，新评论社1986年版，第201页。

[4]正村公宏：《战后史》下卷，筑摩书房1985年版，第100页。

[5]岸信介、矢吹一夫、伊藤隆：《岸信介回想》，文艺春秋社1981年版，第196页。

[6]白鸟令编：《日本的内阁》第二卷，新评论社1986年版，第206页。

[7]同上书，第208页。

[8]升味准之辅：《现代政治》上卷，东京大学出版会1986年版，第51页。

[9]升味准之辅：《日本政治史》第四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023页。

[10]岸信介：《岸信介回顾录》，广济堂1983年版，第454—455页。

[11]大野伴睦：《大野伴睦回想录》，弘文堂1962年版，第145—147页。

[12]白鸟令编：《日本的内阁》第二卷，新评论社1986年版，第214页。

[13]藤原彰：《日本军事史》下卷，战后篇，日本评论社1987年版，第80页。

[14]1956年至1957年5月，日本出现前所未有的经济景气，一般称作“神武景气”。“神武景气”意即自神武天皇以来未曾有过的繁荣。

[15]1958年6月至1961年12月，日本经济又出现前所未有的长期繁荣，历时长达42个月之久，通常称作“岩户景气”。“岩户”在日本传说中，是皇室神祖——天照大神开辟岩石，降临人世，开创了日本历史的神话。“岩户景气”意为开天辟地的繁荣。

[16]田中明彦：《日中关系1945—1990》，东京大学出版会1991年版，第49页。

[17]日本外务省亚洲局中国课监修：《日中关系基本资料集1949—1969》，霞山会1970年版，第135页。

[18]藤山爱一郎：《政治：我之道》，朝日新闻社1976年版，第60—61页。

[19]正村公宏：《战后史》下卷，筑摩书房1985年版，第104页。

[20]升味准之辅：《现代政治》上卷，东京大学出版会1986年版，第65页。

[21]白鸟令编：《日本的内阁》第二卷，新评论社1986年版，第218页。

[22]升味准之辅：《日本政治史》第四卷，东京大学出版会1988年版，第254、255页。

[23]王振锁：《日本战后五十年》，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第175页。

[24]日本历史学研究会编：《日本同时代史》第三卷，青木书店1990年版，第296页。

[25]升味准之辅：《日本政治史》第四卷，东京大学出版会1988年版，第260页。

[26]岸信介：《岸信介回顾录》，广济堂1983年版，第562—563页。

[27]北冈伸一：《自民党》，读卖新闻社1995年版，第95页。

[28]北冈伸一：《自民党》，读卖新闻社1995年版，第91页。

[29]北冈伸一：《自民党》，读卖新闻社1995年版，第96页。

二自民党政权的巩固

二自民党政权的巩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