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 鹿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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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廷璆 等
选自《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
第六章 多党联合政权时代
第六章 多党联合政权时代
一 新党的分化组合与联合政权的更迭
（一）新党的联合与细川、羽田内阁
1990年代初，日本政党出现分化组合的大动荡局面，尤其是自民党的分裂最为突出。自1992年至1993年的1年多时间里，自民党连续出现大小分裂达7次之多。除日本新党、新生党和先驱新党之外，还有改革之会（原自民党总务会长西冈武夫为会长）、自由党（原渡边派骨干柿泽弘治为党首）、新党未来（前总务厅长官鹿野道彦为党首）、高志会（前首相海部俊树为会长）。当然，在上述7次分裂中，新生党和先驱新党的另起炉灶对自民党的打击最大。
自从宫泽首相宣布解散众议院以后，各政党便以大选后的联合政权为目标，展开了紧锣密鼓的活动。作为看守内阁的自民党，预感到大选后议席将低于半数，便积极开展针对日本新党和先驱新党的工作，企图建立一个同宗同质的三个保守党的联合政权。以羽田为首的新生党，则计划与原来的四个在野党（社会、公明、民社和社民联合）建立五党联合政权。但经过测算之后，新生等五党议席总数只有195席，不但不足半数，而且少于自民党的223席。于是，新生党代表干事小泽一郎决定调整战略，放弃由羽田出任首相的主张，推举日本新党代表细川护熙出任首相。这样，共有48个议席的日本新党和先驱新党便成为联合政权的决定性因素，他们倒向谁，谁便可以组阁。
日本新党在1992年5月成立时曾强调，为打破事实上长达近半个世纪的一党支配体制，必须进行政治改革。此后，细川又提出，日本新党的首要任务是建立取代自民党的政权。他在1993年5月庆祝日本新党成立一周年时又提出，为了完成政权交替的战略任务，应建立一个“政权交替期成同盟”。[1]
但是，新生党成立后，非自民联合政权即将诞生之际，细川又表示要与新生党和其他现有的在野党划清界限，甚至说什么“如果后藤田正晴或海部俊树这样的改革派掌握了自民党的主导权，也有可能与自民党联手”。[2]这样一来，就等于细川自己主动放弃了原先他反复强调的政权交替主张。
细川的这一态度起到了阻止现有在野党加新生党加日本新党和先驱新党通过大联合有可能建立新政权的作用。因为如果日本新党和先驱新党不参加联合政权，那么，非自民联合在数量上就不可能超过自民党。而如果日本新党与自民党联手，自民党就可能获得过半数议席而继续维持政权。
从细川的言行看，日本新党有可能选择以下三条道路之中的一条：第一，采取完全中立主义，充当第三势力，当自民、非自民联合都未能过半数的情况下，日本新党则可以掌握主导权，倒向哪边，哪边就可以掌权；第二，作为自民党的补充势力，实行阁外合作。但是，日本新党一向标榜自己是非自民党势力，如若支持自民党，则有欺骗国民、自食其言之嫌，一旦选择这条道路，日本新党便会失信于民；第三，参加非自民联合政权。细川并没有否定参加联合政权，而且可能性还是有的。
日本新党和先驱新党经过反复权衡，认为加入自民党的联合内阁，最多只能分到二三个阁僚的职务，而且有损于形象；与五党联合，则可以得到首相交椅，而且可以实现建立“政治改革政权”的夙愿。7月22日，日本新党代表细川护熙明确表示：“希望建立非自民党政权。”随后，先驱新党党首武村正义也表示：“非自民党势力更热心于改革，应成为新政权的核心。”[3]7月23日，日本新党和先驱新党召开联席干事会，细川、武村两代表会见记者时，表示要建立“政治改革政权”，并发表了拟定以小选举区比例代表并立制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改革法案等的基本政策。第二天，社会、新生、公明、民社、社民联等非自民五党召开会议，决定原则上同意接受日本新党和先驱新党的主张。7月27日，细川、武村代表决定参加七党联盟。28日，七党首脑就建立非自民党联合政权达成一致意见，于是，建立非自民党政权始成定局。同一天，新生党代表干事小泽一郎会见记者时表示，非自民党政权首相人选不一定非羽田孜不可，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暗示（据说早在7月22日细川、小泽会谈时就已定下了这一意向），这时人们已经预感到细川护熙将出任首相。7月29日，非自民“七党一会派”举行党首会谈，决定日本新党代表细川护熙为统一首相候选人，众议院议长候选人则从社会党里产生（8月3日，社会党委员长土井多贺子同意出任议长）。至此，人们终于明白，这一结果完全是按照小泽一郎的谋划进行的。
1993年8月5日，宫泽内阁总辞职，从而自民党成为日本宪政史上最大的在野党。日本新党和先驱新党成立院内统一会派“先驱日本新党”，社会党和社民联也继续维持统一会派。6日，日本新党、新生党、先驱新党、社会党、公明党、民社党、社民联和参议院民主改革联盟这七党一会派所推荐的首相候选人细川护熙当选为日本第79任首相。8月9日，以细川为首相的八党派联合内阁成立（1993.8.9—1994.4.8）。新政府的成立，打破了1955年以来自民党独掌政权的局面，38年来在日本出现了第一个“八党派”联合政权。同一天，社会党委员长土井多贺子被选举为众议院议长，形成了“吴越同舟”的局面。
在这次政权更迭中，小泽一郎是个呼风唤雨的关键人物。他首先把出任首相呼声很高的羽田孜压下去，再把细川护熙抬出来，然后又推举土井多贺子为众议院议长。细川当时人气正旺，被视为“平成时代改造社会”的带头人。土井多贺子则在1989年（平成元年）参议院选举时，因展开反对消费税斗争而名噪一时，在日本国民中的形象不亚于细川。小泽一郎的这两手都很高明：推出细川当首相，切断了日本新党与自民党的联系；推出土井当议长，控制了社会党左派的“造反”。这两手引起自民党内部的混乱，自民党陷入无政府状态，而细川联合政权趁此机会得以顺利启航。
非自民联合政权成立的真正原因，是自民党领导层的无能、无所作为和缺乏维持政权的信心。换言之，是自民党自我崩溃所导致的结果。这便是1993年夏细川联合政权诞生的秘密所在。
在联合政权中，除首相一职出于战略考虑由日本新党代表细川护熙担任外，副首相、外务、大藏、通产、防务等重要职务均由新生党出任，说明新生党处于政权的核心地位，新生党党首羽田孜任副首相兼外务大臣。而内阁中的第一大党社会党也获得6个职位，数量上最多，起到安抚和牵制社会党的作用。其他各党则处于相对次要和从属的地位。
社会党加入细川联合政权，是以放弃其一贯主张为前提条件的，换言之，社会党参加联合政权本身，便说明原来的社会党已不复存在。
由包括部分自民党在内的非自民势力组成的细川联合政权的最大功绩，就是把连续执政38年的自民党推向了在野的地位。自民党迎来了建党以来痛苦而暗淡的“严冬时代”。
在长期执政的几十年内，自民党并非一无是处。但是，大凡长期政权，容易派生出既得权益结构。财界、业界、官僚机构等既得利益集团是支撑自民党统治的前提条件，但同时也是不思改革和相互勾结的温床，而且，由于新鲜血液难以注入，“密室政治”横行，制定政策缺乏透明度。非自民势力正是为了改变这一状况才联合在一起的。
细川联合政权的诞生，使原本默默无闻的细川护熙，一时间成了“日本政坛新星”。
细川出身于豪门世家，其祖父原为日本侯爵，外祖父近卫文麿曾任日本首相。细川早年毕业于日本上智大学，曾任《朝日新闻》社记者。步入政坛后属于田中派。1983年45岁时竞选担任熊本县知事，是日本最年轻的知事。但是，担任两届知事之后，留下一句“权不十年”的名言而辞职。[4]辞职后，他提出要改变日本政治必须实行政权交替的主张。为此，他于1992年5月组建日本新党，并自任代表。由于日本新党自成立之日起就主张改革，赢得很多欢迎革新的日本选民的支持，因而在1993年7月的大选中，一举获得36个众议院议席。细川主张摧毁政界与财界之间的腐败政治结构，改革政治制度，尊重日本现行宪法。所以，细川的上台，与其说他得益于贵族出身的背景，不如说他作为战后派政治家，正好赶上了政治转换期，广大国民寄希望于像他这样的新型政治家。从这一意义上讲，细川可以说是“时代之子”。[5]
细川内阁成立后，国民对新政府表示出很高的热情。《朝日新闻》9月8日的民意测验表明，新政府的支持率为71%，NHK的类似调查为70%，而其他机构的调查结果，有的甚至高达83%。这是对历届内阁在“刚成立时的支持率”调查史上的最高值。堪与细川内阁相比的是1972年田中内阁成立时62%的支持率。如此高的支持率，反映出日本国民对自民党政治的强烈不满和要求变革的愿望。在“支持理由”中，37%的人是“因为希望政治能有所改变”。[6]
细川内阁获得高支持率的另一个原因，是细川首相个人所具有的新形象博得了日本女性和年轻人的好感。细川自然而睿智的形象符合现代人的口味。在现代政治中，政治家的形象具有决定性意义。细川的个人形象与金丸信、竹下登、宫泽喜一等自民党政治家的古板、缺乏活力形成鲜明对照，给人以新鲜、爽快和充满活力的感觉。
但是，细川政权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它的双重权力结构。所谓双重权力，就是一方面细川作为首相表面上享有最高权力，一方面小泽一郎在背后掌握着实权。在民主政治的体制下，权力和责任必须是一体的。但在双重权力结构之下，权力和责任是分离的，背后的实权者并不负公开的责任，就是说，出了问题他可以逃避责任。这种状况必然导致政治的倒退和腐败。在战后日本政治中，这种双重权力结构不乏其例，田中角荣下台以后，长期操纵日本政坛便是突出的例子。
细川内阁面临许多难题，其中最重要、最需优先解决的问题当属政治改革。
政治改革的口号是田中角荣因“洛克希德事件”下台后，1974年三木内阁上台时提出的，是一个已经议论了近20年的悬而未决的问题。但是，当时自民党内正处于“三角大福中”的派阀抗争之中，政治改革的核心是要解决导致自民党腐败最大原因的政治资金问题。而政治资金是自民党政权久治不愈的痼疾。作为执政党，解决政治资金问题犹如用刀子割自己身上的肉，所以实行起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三木之后的福田、大平、中曾根等历届内阁，不但政治改革毫无进展，而且政治腐败愈演愈烈，及至海部内阁，政治改革问题才又重新提到议事日程。而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支持、促进政治改革问题的却是自民党内最大派阀——竹下派内分裂出来的小泽、羽田等人，到这时，自民党才不得不开始认真考虑“自我净化”问题。
政治改革是联合政府的旗帜，也是内阁中各党政策方面最大的一致点。因此，能否实现政治改革，便成了细川内阁的一块试金石。细川内阁成立伊始，细川首相便在8月10日就任后首次记者招待会上许诺：政治改革法案将在年内成立，如若不能实现，政府将承担政治责任。可见，细川内阁是以政权的命运作赌注来实现政治改革的。为了表明联合内阁对政治改革的重视，还特设一个专门负责政治改革的国务相，由社会党委员长山花贞夫出任。在9月17日召开临时国会的当天，内阁会议便通过了“政治改革相关四法案”，并提交众议院。
政治改革的核心是改革选举制度，建立一种小选区比例代表并立制。法案的核心内容为：众议院定员，小选举区250人，比例代表250人，投票方式为记号式二票制。自民党提出的方案是，小选举区300人，比例代表171人，投票方式为记号式一票制。这两种方案在10月13日开幕的众议院同时开始审议。
临时国会召开3天后的9月20日，细川内阁政治改革大臣易人，新当选社会党委员长的村山富市取代了社会党原委员长山花贞夫。当时，谁都不会想到，就是这位默默无闻的长眉毛老人不久竟登上了首相宝座。
11月18日，众议院全体会议以270票对226票通过了细川内阁提出的政治改革法案，其中13名自民党国会议员投了赞成票，5名社会党议员投了反对票。这是自1988年日本国会开始讨论政治改革问题以来，众议院通过的第一部政治改革法案。但是，细川政府这次通过的“政改方案”，其实是出自当年自民党要推行的“小选举区”制度，以及后来自民党草拟的“政治改革方案”，改革的核心是将原来一个选区选2至6名议员的“中选举区”制，改变为一区只选1名议员的单纯“小选举区”制。日本舆论界认为，法案的“内容距离人们的期待甚远”，实际上是国民的政治改革要求“被改变选举制度所取代”。
但是，众议院通过的上述政改方案，在1994年1月21日参议院全体会议上，又以118票赞成、130票反对被否决。主要原因是不但自民党的参议员反对，社会党中反对引进小选举区制的部分议员也投了反对票，因为在他们看来，该法案一旦通过，社会党就有可能会永远退出政治舞台。
日本法律规定，众议院和参议院对某法案做出不同裁决时，可召开两院协议会协商，协商不成时出现两种可能：要么众议院重新表决，以三分之二以上通过而形成法律；要么成为废案。1994年1月26日，两院协议会召开，协商未果而于27日决裂。于是，28日，细川首相和自民党河野洋平总裁斡旋，通过细川和河野洋平的私下交涉终于达成妥协方案，该方案内容做了有利于自民党的大幅度修改。主要包括：第一，议员名额问题。改为小选举区300名，比例代表区200名，并且将全国划分为11个比例代表区；第二，政治资金问题。对企业的政治捐款加以限制，政府对政党的补助金总额为每年309亿日元（国民人均负担250日元），相当于上一年政党总支出的40%。[7]
1月29日，参众两院全体会议分别以多数赞成通过了这一自三木内阁以来悬而未决的政治改革法案，其中包括《政治资金规正法》和《政党助成法》。最后通过的法案表明，细川内阁向自民党作了大幅度的让步。政改方案的妥协与通过，使朝野政党之间及其内部的矛盾暂时得到了缓和，细川内阁渡过了一次危机。如果该法案成为废案，将导致解散国会或者细川内阁总辞职后的结果。
如何看待细川内阁的这次政治改革，一般认为，这次改革是“保守维新”，即在保守政治的大框架内进行的改革，它推动了日本保守政治的进一步发展，有很大的局限性。实施新选举制度对大党有利，更多地照顾了自民党的利益。政治捐款和政治资金制度的改革，亦不可能切断政治家与金钱的关系，更不可能彻底消除政治腐败。概言之，这次政治改革不是要否定几十年的保守政治，而是要完善和补充之，以建立新型的保守政治体制。
围绕政治改革法案，日本各政党和各界存在着严重分歧。当时，日本的完全失业率为2.6%，景气低迷日趋严重。自民党为了阻止政改法案的通过，提出寻求景气对策应优先于政治改革。但舆论界支持细川等人的政治改革重视派，连一向主张景气对策优先的“经团联”也全力支持政治改革法案的通过。
在联合执政党内部，在政治改革法案问题上也存在严重分歧。官房长官武村正义同意自民党的主张，认为应优先制定有利于景气对策的预算案。但小泽一郎和市川雄一等人支持细川的主张，为此，新年度预算延至年初审议。但是，通过这件事，在政权内部，小泽和武村的矛盾明朗化而且日益加深。
政改法案通过之后，细川内阁并没有从“过渡性内阁”转变为“正式政权”。不久，执政联盟内部的矛盾进一步激化，这主要表现为武村与小泽之争。先驱新党党首武村正义和新生党代表干事小泽一郎原本在政治立场和政策主张上就很不相同。联合政权成立后，二人已有多次交锋，小泽一郎一直把武村正义视为眼中钉，企图借细川之手除掉武村。细川迫于小泽的压力，试图通过内阁改组免去武村的内阁官房长官之职，但遭到社会党、民社党和先驱新党的激烈反对，细川不得不放弃内阁改组。细川内阁改组未成，社会党、民社党和先驱新党与新生党和公明党之间的矛盾却公开化了，双方明争暗斗，使联合政权处于分裂的边缘。
联合政权中第一大党社会党与小泽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深。在参议院审议选举制度改革法案时，有17名社会党议员违反执政党决定投了反对票，结果致使法案被否决。所以，在小泽看来，社会党在确保执政党国会议员人数方面是必要的，但在改革方面越来越成为“包袱”，只要社会党左派在联合政权中占有一席之地，改革就难以进行。
政治改革法案刚刚公布后的2月3日，细川突然宣布引进税率为7%的“国民福利税”，这一决定既没有和先驱新党党首、官房长官武村正义商量，也没有同联合政权的最大政党社会党打招呼，完全是按照小泽一郎等人的谋划，一时心血来潮决定的（国民消费税于次日撤回）。甚至想通过改组内阁的手段，把细川昔日的盟友、反对国民消费税的武村正义从官房长官的位子上拉下来，当然这又是小泽一郎等人的主意。细川的这些随意行为，大大损害了他在公众中的形象，也引起社会党和先驱新党的不满，执政党内部裂痕越来越大。
正当细川政权岌岌可危的时候，细川“借佐川快递公司1亿日元”和“参与不正当股票交易”等涉及金钱的问题又被揭露出来。在野的自民党趁此机会穷追不舍，坚持要在国会上传唤证人，细川则严词拒绝，双方争执不下，国会对预算的审议无法进行下去，陷于“空转”状态。在这种情况下，细川不得不宣布“承担政治和道义上的责任”，于1994年4月8日突然辞去首相职务。把在位38年的自民党政权赶下台，具有历史性意义的细川联合政权仅仅存在了不到5个月就这样降下了帷幕。细川的辞职出乎人们的意料，这究竟算是干得漂亮还是果断，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总归说明细川其人这种拿得起放得下的作风非同一般。但是，从另一方面讲，细川政权的草草收场，又反映了缺乏政治经验的细川护熙终归不是老道的阴谋家小泽一郎的对手，也无力实现国民的深切期待。
率领众多在野党、高举“政治改革”和“非自民”大旗上台的细川政权何以如此短命？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要而言之，可以归纳为以下4点：一、如前所述的“金钱丑闻”的影响；二、直接影响国民生活的1994年度预算在国会审议时受阻；三、在联合政权中各执政党之间，尤其是先驱新党党首、官房长官武村正义和新生党代表干事小泽一郎的矛盾日益尖锐；四、在消费税问题上与社会党意见相左，不能达成共识。也就是说，主要原因是细川过多地受到了小泽一郎等人的摆布。这正是双重权力结构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细川表明辞意之后，执政各党内部在谁继任首相的问题上发生分歧，新生党、公明党、日本新党与社会、先驱、民社等四党派处于分裂状态。“呼风唤雨”的小泽一郎再次谋划“细川之后”的首相人选。起初，小泽曾打算让自民党的渡边美智雄出任首相，条件是渡边拉出40名自民党议员加入新生党。这一计划遭到社会党、先驱新党和公明党的反对而流产。在联合执政党就新首相人选之事争吵不休之际，4月12日，自民党总裁河野洋平出马竞选首相。执政各党为了保住政权，一致推举羽田孜为首相候选人，细川也出面呼吁，“要在政界变化的惊涛骇浪之中坚持一致，使改革政权再次扬帆启航”。表示出希望羽田孜接替他执掌政权的意向。于是小泽一郎改变战略，决定由羽田出山。但先驱新党决定，在下届政权中只进行“阁外合作”。
1994年4月25日，国会选举新生党党首羽田孜为第80任首相（众议院首相指名选举，羽田获274票，自民党总裁河野洋平获207票，共产党委员长不破哲三获15票），羽田内阁（1994.4.28—1994.6.26）随后成立。但是，在羽田内阁尚未最终形成时，在小泽一郎等人的谋划下，由新生党、民社党、日本新党、自由党以及“改革之会”联手，撇开社会党，组成国会统一会派“改新”，于是触怒了社会党，导致执政党中的最大政党社会党于26日退出联合政权，先驱新党也已决定离开联合政权。27日，自民、社会两党决定，在今后的国会运营中采取协调方针。这样，羽田内阁便沦为由新生党、公明党、民社党等联合组成的国会少数派内阁，执政党议员只有200人，大大少于过半数的253人，这一结果注定了羽田内阁前途不妙。
羽田孜是自民党长老羽田武嗣郎的长子，与小泽一郎、桥本龙太郎一样，是典型的“二世议员”，这三个人一度都是田中角荣的“宠儿”，羽田虽不像小泽和桥本那样锋芒毕露，但曾在中曾根内阁和竹下内阁任过农林水产大臣，在宫泽内阁任过大藏大臣等要职，也是一位具有一定实力的政治家。
羽田的绰号为“政治改革先生”。早在自民党内阁任职时期，他就极力主张改革，以实现与庶民“语言相通”的政治。为此，他离开了对改革不太热心的竹下登，并在对宫泽内阁的不信任投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最终于1993年6月23日与小泽等人组建“新生党”，并被推举为党首。羽田与小泽的形象迥然不同，而且也没有桥本那种傲慢之气，给人以温厚、诚实的印象，是一种容易给人好感的类型。然而，既当上了“核心”，同时也便成了众矢之的。加之羽田“受命于危难之时”，在国会处于少数派，显然日子是不好过的。
4月28日，作为国会少数派内阁的羽田内阁成立。由于社会党和先驱新党的退出，新生党和公明党在羽田内阁中的地位比细川内阁时更加突出。内阁成员中，新生党有9人，而且占据通产、大藏、农林水产、内阁官房等重要职位；公明党6人，民社党2人，日本新党1人，自由党1人。[8]
羽田内阁成立之后，羽田首相提出“改革与协调”的口号，并试图与社会党重新合作。但决心不与社会党为伍的小泽一郎，打算分化自民党的一部分势力加入联合政权，羽田和小泽二人的想法南辕北辙，矛盾明显加深。社会党对小泽一郎的所作所为极为反感。6月25日，执政党和社会党关于社会党重新加入执政联盟的谈判宣告破裂。自民党和社会党拟向国会提出对羽田内阁的不信任案，一旦提出，必然能通过。因此，仅维持不到两个月的羽田内阁于6月26日宣布总辞职，成为日本战后第二个短命内阁。从此，新生党又沦为在野党。
新生党沦为在野党后，小泽曾提出辞去新生党代表干事职务，但既未获准亦没有撤回便不了了之。新生党党内对小泽的专权行为越来越不满。进入8月，小泽与反对派妥协，开始实行民主的集体领导体制。
（二）村山联合政权与社会党的蜕变
羽田首相的辞职又引发了一场激烈的权力之争。
羽田内阁辞职后，原本是想重新把社会党拉入多党联盟，以便重建稳定的联合政权。社会党当时也倾向于回到联合阵营，它之所以投对羽田内阁的不信任票，也只是迫使羽田内阁辞职后，再建立一个社会党拥有更大发言权的非自民党政权，尤其是社会党书记长久保亘坚持“反自民党”的立场，一直采取否定自、社大联合的态度，摸索重建联合政权的途径；另一方面，作为下策，社会党也不是完全不考虑同自民党合作。总之，当时的社会党掌握着左右政局的主导权，哪方给的实惠多就与哪方合作。
鉴于自民党尚不能建立以自己为核心的政权，便暗中与社会党谈判，6月28日，自社两党首脑会谈时，自民党政调会长桥本龙太郎明确表示：“如果建立（自、社两党）新政权，原则上可以接受，细节问题再商量。”不久，自民党同意以社会党委员长村山富市出任首相作为两党合作的前提条件，经过一番紧张的“连横合纵”和幕后交易，社会党欣然同意与自民党合作。
1994年5月29日，社会党中央委员会表示：社会党“不再回现政权，羽田内阁若不辞职，则要求解散众议院，举行大选。”[9]这一表态看起来虽然有些暧昧，但实际上已经基本上确定了建立自、社联合政权的方向。但是，社会党内部部分议员反对建立村山政权，6月19日，社会党书记长久保在朝日电视台仍公开表示要回归羽田联合政权。6月23日，先驱新党做出决定：若以村山出任首相为前提条件，则准备加入自社联合政权。先驱新党的这一决定，一下子加速了自、社大联合的步伐。6月28日（一说6月27日），自民党总裁河野洋平公开表示，同意推举村山为下届总裁。6月29日，自民党同社会党、先驱新党三党联合推出社会党委员长村山富市为首相候选人。但在投票之前，小泽等执政党方面又推出刚刚脱离自民党的原自民党总裁和首相海部俊树为首相候选人。自民党前总裁退党，并成为对立阵营的首相候选人，这在自民党历史上还是头一次。于是，自民党总裁接待室里历代总裁的照片中，海部的照片从此被撤了下去。
这样，国会第一轮投票结果，村山富市得241票，海部俊树得220票，双方均未超过过半数的253票，于是又进行了第二轮投票，投票结果，村山在众议院获261票，海部只得214票。村山以多数票当选为日本第81任首相。30日，村山内阁（1994.6.30.—1996.1.11.）成立，于是，在“五五年体制”下势不两立的自民、社会两党，加上先驱新党，取代非自民的细川、羽田内阁，组成了以村山富市为首相的自民党、社会党、先驱新党三党联合政权。自民党总裁河野洋平出任副首相兼外相，先驱新党党首武村正义担任大藏大臣。自民党在下野一年之后终于又回到了政权中枢，虽然不是单独执政，但毕竟从在野党又变为执政党。事实上，自民党以其第一大党的实力，在内阁中占有明显优势，仍起着主导作用。
对自、社联合政权，日本舆论哗然，新闻媒介认为社会党与自民党联合纯属“野合”。这是自1947年片山哲内阁以来，时隔47年后社会党重登首相宝座。这也是自1993年8月细川政权以来，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日本出现的第三个联合政权，所不同的是，下野的自民党这次又成为执政党之一。
应该说，村山政权的诞生，也有其一定的原因，并非完全出于偶然。细川联合政权是在“反自民”的大旗下纠合在一起的，但是，由于各政党之间“同床异梦”，很快导致分道扬镳，造成这一局面的关键人物就是新生党的小泽一郎。
小泽从一开始就和公明党书记长市川雄一打得火热，形成所谓“一·一阵线”（即新生党代表干事小泽一郎和公明党书记长市川雄一结成联合阵线），左右内阁事务和政策。小泽的打算是，拉拢公明党，摧毁高举护宪和反安保大旗的社会党左派分子，确立新生（后改为新进党）、自民两大保守党体制，并加强日美安保体制，扩大自卫队力量，把日本改造成一个“能够做出国际贡献”的“普通国家”。日本新党出身的细川护熙，最初也主张温和的多党制，与第三势力的先驱新党和社会党步调是一致的，但担任首相以后便倒向“一·一阵线”，想甩掉先驱新党和社会党，显然这是中了小泽的离间之计。所以先驱新党和社会党就从“反自民”立场改为“反小泽”立场，这便是村山政权诞生的导火线。
在羽田内阁从上台到下台以及村山内阁上台的整个过程中，在非自民执政党方面，虽然在通过各党合作以巩固权力基础这一总目标上是一致的，但在做法上存在根本分歧。新生党代表干事小泽一郎和公明党书记长市川雄一极力排斥社会党，而羽田孜始终想把社会党拉过来。另一方面，社会党也逐渐分裂为两派：一派以右派为中心，倾向于细川内阁时代的联合执政党；一派以左派为中心，对自民党更有亲近感。村山政权的诞生，就是自民党和社会党左派撮合，并使之成功的结果。以收复政权为当务之急的自民党，肯于将首相宝座让位于第二大政党的社会党委员长，显然是作了大幅度让步。
从细川内阁辞职（1994年4月8日）到村山政权诞生（1994年6月30日），在短短的两个多月时间里，日本政局发生了羽田政权的昙花一现、先驱新党脱离联合政权、社会党脱离联合政权等重大事件。在这些事件当中，一直贯穿着新生、自民两党为了取得政权而展开的争夺社会党之争。因为“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社会党毕竟还是一个拥有70个席位的大党，谁能争取过来，谁就可以在国会成为多数派。
年届70的村山富市，出身贫寒，一生平凡无奇。1945年明治大学政治经济学科毕业后，回家乡大分县组建渔民工会。1963年当选大分市、县议员，1972年首次当选众议员，1991年任社会党国会对策委员长，1993年9月，原委员长山花贞夫因社会党在众议院选举中失败而辞职。为人正直、廉洁，性格随和的村山富市，受到党内左派和中间派的支持，当选为社会党委员长。但村山从未在内阁担任过任何职务，几乎没有处理国际事务、决策或立法方面的经验。
成立于1945年的社会党，在近50年的历史进程中，除1947年的短暂执政外，一直处于在野党地位，有“万年在野党”之称。社会党党纲中规定的三大任务是：一、保障国民政治自由，建立民主制度；二、排斥资本主义，推行社会主义，提高国民生活水平；三、反对军国主义，团结各国人民实现永久和平。几十年来，社会党一直保持着日本第一大在野党的地位，并在反对《日美安全条约》、反对向海外派兵等重大政策问题上，与长期执政的自民党进行斗争，在客观上对自民党起到了一定的制约作用，这就是所谓的“五五年体制”。
冷战结束后的国际环境和社会党缺乏现实性的一贯政策，使该党在国会中的议席大幅度减少。村山登上首相宝座之后，社会党地位发生变化，从而使社会党面临一个是否需要彻底转变党的方针政策的难题。
村山联合政权的诞生，意味着社会党在经历了历史上最大失败后赢得政权的同时，同时也失去了原有的本色，与多年的冤家对头自民党完全走到了一起。村山联合政权成立不久，社会党的基本政策出现重大调整，这主要表现在非武装中立问题、自卫队问题、《日美安全保障条约》问题和关于国旗、国歌问题。社会党在野时的防务政策是：认为“自卫队违反宪法”，主张废除《日美安保条约》，解散自卫队，实行“非武装中立政策”。1980年代以来，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该党在安全防务问题上也作了一些调整，但基本政策没有发生变化。村山上台伊始，便连连声称：非武装中立政策过去在保卫日本和平和推行轻武装政策上曾发挥过作用，但“在冷战体制崩溃的今天，它的政策作用已经完结”；“自卫队是自卫所需要的最低限度的实力组织”，是“宪法所允许的”；“《日美安全条约》是确保日本安全所需要的”，本届政府对《日美安全条约》重要性的认识“基本上没有变化”，“日本要继续坚持日美安保体制”。此外，村山首相在把太阳旗定为国旗，把《君之代》定为国歌等问题上也改变了社会党原来的立场，认为国旗、国歌“已在国民中扎下根，应予尊重”等；[10]在向海外派兵问题上一改以往反对的态度，表示支持，并在执政中积极推行；在关于日本争取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问题上，与自民党的态度也达成一致。这意味着社会党与自民党，从更大范围讲，与日本保守势力相对立、相抗衡的政治地位的消失，从而社会党的历史作用宣告终结。
社会党这一基本路线的改变，从近期看，是为了维持其政权。因为社会党和自民党联合成立内阁没有政策基础，因此被原联合执政党方面批评为“野合”。在联合政权中占据首相位置的社会党，如继续主张“自卫队违反宪法”，那么在野党就会追究社会党与自民党观点有分歧，可能使联合政权面临危机，村山为避免授人以柄，防止对手在社会党和自民党之间挑拨，不得不改变政策，向自民党政策靠拢。在细川联合政权时，社会党的立场是：“作为党的立场，认为自卫队违反宪法，但是从阁僚的角度则认为自卫队符合宪法。”然而，村山担任首相之后，这种自相矛盾的说法显然就行不通了。而且，社会党委员长担任日本首相后，也便成为日本海陆空三军自卫队的指挥官。这一地位的改变，也使它难以坚持过去的观点。但是，社会党基本政策的改变从根本上讲是客观形势发展变化所迫，这才是更深层次的原因。
实际上，社会党在其成立后不久就出现了走下坡路的趋势，而且这种趋势长期伴随着社会党的发展。在“五五年体制”形成后的10年时间里，它的社会支持率总体上保持在30%左右，1960年代中后期，它的社会支持率降到20%—30%左右；到1970年代中期，它的社会支持率进一步降到10%—20%这个区间。社会党的这一发展趋势，客观上为自民党的一党长期统治提供了重要条件。社会党走下坡路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组织上的原因。如前所述，社会党从成立时起成分就比较复杂。由于立场和观念的差异，成立后不久就矛盾重重，不久分裂为左派社会党和右派社会党。后来，由于形势的需要，实现了两党的统一。但是，统一后的社会党，并没有消除党内左右两派之间的对立和矛盾，充满着激烈的党内斗争，这就使得社会党成立后不久便开始了走下坡路。
第二，社会党虽然把自己定位为“阶级的群众性政党”，但事实上它还是一个“议员政党”。1970年代，在人口有1亿多的日本社会中，社会党党员仅有4万人，到1990年代也不过12万。在党员有限的条件下，社会党主要依靠党外的工会组织，而日本工会组织是独立的政治组织，内部派系林立。因而，复杂的工会组织在支持社会党的同时，也给社会党党内增加了更多的矛盾和斗争。
第三，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作为革新力量的主要代表，社会党在长期斗争中，高举理想主义旗帜，这固然是十分可贵的。但脱离现实的理想一方面会陷入空想和乌托邦，另一方面导致党内斗争体现为不同理论主张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由于在这种斗争中，意识形态成为斗争的工具，所以各派所主张的意识形态就在斗争中教条化，从而使社会党所坚持的理想空想化；而教条化的意识形态又进一步加剧了党内斗争，于是社会党在意识形态教条化下陷入了难以自拔的恶性循环。因而，意识形态的教条化导致社会党的政策主张陷入严重的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之中，以至脱离现实，脱离选民。教条化使社会党失去了团结和联合其他在野党的基础和条件，同时使社会党内部时刻都处于一种矛盾对立的状态。
社会党的衰败只是实力上的变化，而社会党的蜕变则是性质上的变化。和社会党实力上衰败一样，社会党蜕变表面上是在短时间内完成的，但实际上已经历了较长时间的积累，它一方面与自身实力严重衰败有关，另一方面则与社会党本身的右倾化有关。1960年代初的反安保斗争中，在左派力量的主导下，社会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在自卫队、《日美安保条约》、日本的国旗和国歌、修改宪法等问题上与自民党针锋相对，从而树立了革新政党的形象。但是，到了1970年代，日本比较全面地实现现代化后，随着形势的变化，社会党左派力量开始削弱，右派力量相应地在逐渐上升。到1980年代中期，社会党在其提出的《日本社会党新宣言——爱、知、力的创造》中，已明确表现出放弃马克思主义，否定阶级斗争的倾向。社会党开始从马克思主义转向民主社会主义，这可以说是社会党发生全面蜕变的前奏。在这一时期，社会党虽然在理论和意识形态上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但在基本政策上还没有什么松动，依然与自民党针锋相对。
社会党的全面蜕变是在自民党下台后出现的。1993年的选举，对自民党的打击是致命的，同样对社会党也是致命的。这次打击后，社会党在日本政治舞台上的势力开始面临从未有过的挑战，这种挑战主要来自新成立的各保守政党。
首先，1980年代以来，尤其是冷战结束后，日本国内的政治思潮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政治斗争中，意识形态的因素日趋淡化，国民中保守意识逐渐增强，从而对自卫队和《日美安全条约》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据日本首相府1994年初所进行的调查，认为“按现状坚持日美安保体制与自卫队相配合保卫日本安全”的人占69%，认为现有防务力量比较适当的人占66%。[11]日本舆论认为，社会党的非武装中立政策脱离现实，近年来社会党在大选中屡屡受挫，原因之一就是“非武装中立政策在国民中已失去往日的号召力”。
其次，作为社会党阶级基础的工人运动明显衰退。1970年代以前，日本劳资关系紧张，社会党的基本政策得到工人群众的广泛支持和拥护。1980年代中期以后，中曾根内阁通过行政改革，对国营铁路和其他国营企业实行民营化，劳资关系趋于缓和，使工人运动大大削弱，从而动摇了社会党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在这一背景下，社会党后援团体“日本工会总联合会”和社会党内部右倾思潮滋长蔓延，要求社会党改变政策的呼声日益高涨。1992年5月，日本工会总联合会决定：“承认国家自卫权，制定防卫基本法，确立自卫队的法律地位和依据。”此后，该联合会会长山岸章一再敦促社会党改变对自卫队和《日美安全条约》的政策。在社会党内部，上层人士大都主张改变政策。据《朝日新闻》对社会党142名众参两院议员所进行的问卷调查，在做出答复的94张问卷中，赞成村山关于“自卫队符合宪法”，或认为村山有关讲话是“不得已”的人占91%。[12]由工会总联合会支持的“民主”派等右派，也极力主张社会党修改安全防务政策。
另外，冷战格局的崩溃，使自民党和社会党在政策上的障碍减少，形成了社会党易于主张自卫队符合宪法的环境，出现社会党内的左派和中间派全面支持村山的局面，这使其转变路线变得容易起来。在1994年9月3日举行的社会党临时代表大会上，与会代表以表决的形式通过了该党中央提出的《我党对当前政局的基本姿态》，追认了村山首相在国会上的答辩内容，这标志着上述讲话内容已成为社会党的新政策。
众所周知，社会党在战后日本政治史上，曾在牵制自民党长期政权方面发挥过巨大作用。但是，随着社会党基本政策的改变，这一维持近40年之久的政治格局被打破。尤其在防务政策方面，“非武装中立”一直是社会党的一贯基本方针，是该党在安全和防卫政策上的理论支柱。社会党改变政策以后，在安全防务政策方面，除日本共产党和社会党左派之外，日本其他各政党已不存在根本分歧，“革保”界线越来越模糊。就社会党而言，已失去其历史作用和存在意义，具有50年光荣“护宪”传统的“日本社会党”已不复存在，社会党的解体也就指日可待了。
社会党基本政策的改变，曾引起党内外诸多人士的非议。围绕自、社大联合问题，社会党内意见不一，争吵不休。社会党原委员长山花贞夫和原书记长赤松广隆等人一度打算退出社会党，但由于山花等人优柔寡断，迟迟未见行动。正在这时，日本连续发生天灾人祸。1995年1月17日发生了死亡6000余人的“阪神大地震”，随后，3月20日又发生了奥姆真理教制造的“地铁沙林毒气事件”，因此，山花等人的“离党事件”暂时被搁置在一边。到5月10日，山花等人终于脱离社会党。舆论界认为，社会党阁僚为保住大臣席位，采取在党内反对《自卫队修正法案》的立场，但在内阁却采取承认自卫队法修正案的立场，因而成为“双重人格、双重标准”的政党：“在反对党时代，社会党无所不反对；一旦加入联合政府，却无所不全面赞成。”不过，客观地讲，既然与老对手自民党握手言和，社会党也便只有转变政策这一条路，别无选择。
但是，与前两届联合政权相比，村山内阁有以下几个有利条件：第一，在国会内拥有稳定多数议席。日本国会内执政党和在野党的较量，最终决定胜负的一般不在政策方面，而是依靠“数”的力量，谁拥有多数议席谁就会在表决中取胜。由自民、社会、先驱新党联合的村山内阁共拥有众议员295人，参议员163人，只要三党内部不发生分裂，在野党的倒戈攻势就难以实现。加之社会、自民两党又占据着众参两院议长和多数委员会委员长之职，有利于控制国会。第二，联合执政三党领导人合作关系较前两届联合政权紧密。前两届联合政权虽然在“反自民党”的统一目标下走到了一起，但“同床异梦”，矛盾重重。尤其是新生党代表干事小泽一郎和公明党书记长市川雄一相勾结形成的“一·一阵线”，在幕后操纵联合政权，引起社会党和先驱新党的强烈不满，最后导致分道扬镳。社会、自民、先驱新党联合政权虽也有矛盾，但在从原联合政权手中夺取政权这一根本目标上是一致的。而且，三党之间都有相互利用的一面。就自民党而言，虽有假借社会党“东山再起”的打算，但一时还难以独掌政权，必须“先抬轿子后坐轿”，虽说没有当上首相，但已有13人进入内阁并占据重要职位，总比在野要好。就社会党而言，参加联合政权，一可以摘掉“万年在野党”的帽子；二可以稳定党内局势，增强党内左、中、右势力的向心力，因为社会党委员长毕竟当上了多年梦寐以求的首相，并有多人入阁，这对党内各派都具有吸引力；三可以为翌年参议院和下届众议院选举创造有利条件，保住并扩大社会党的地盘；四可以借党首出任首相之机顺势转换党的政策。就先驱新党而言，通过参加联合政权可以提高身价，巩固内部团结，增强实力。第三，由于社会党大幅度地修改了其基本政策，先驱新党本来就与自民党没有根本分歧，所以联合政权政策趋于一致，有利于三方合作与协调，各方能够向相互理解的方向发展。
村山内阁强调内政外交政策上的连续性。村山主张新联合政权要尊重现行宪法，继续推进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和行政改革。经济政策要以公正的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为基点，利用日本的经济实力与技术，为冷战后新国际秩序的形成做出积极贡献。向世界表明日本不走军事大国的道路，没有实现核武装的意图。在外交和安全政策方面，基本上继承以往政权的政策，坚持日美安全体制，保持日本外交的连续性，努力消除各国对新政权的疑虑。主张与各国建立平等的外交关系，以“对话与协调”为基础，开展有日本特色的和平外交。
村山内阁重视改善日美经济关系，以纠正贸易不平衡问题。主张日本努力扩大内需，放宽限制，促进美国对日进口，缓和两国的矛盾。同时主张加强与亚洲各国的关系，明确表示对日本给亚洲各国带来的战争责任，“要以谦虚的姿态进行反省，并在此基础上认真考虑日本怎样才能成为令这些邻国信赖的国家”。1994年8月23日至30日，村山首相访问了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四国，目的是以经济合作为基础，密切同印支及东盟的关系，确立与“东南亚新时代”相符的伙伴关系。关于朝鲜半岛问题，村山主张实现日朝关系正常化，反对孤立朝鲜，主张推动美朝会谈，通过对话解决朝鲜研制核武器问题。
为了表示对过去战争的人道反省，村山内阁决定政府出资1000亿日元，建立“亚洲交流中心”，以支援从亚洲地区来日本学习的留学生和青年的相互交流。这项长达10年的“和平友好交流计划”从1995年度开始实施，并以日本投降50周年为契机，在亚太地区开展“未来导向型事业”。
对毫无思想准备就登上首相宝座的村山来说，上任后虽然处理了一系列国内外和党内外的重大问题，但上届内阁遗留下来的提高消费税、规制缓和、行政改革等棘手问题以及诸如阪神大地震和奥姆真理教等突发事件的发生，确实使村山感到应接不暇，力不从心。所以执政一年之后的1995年7月，由于社会党在参议院选举中失败，村山一度产生将首相宝座让给自民党总裁、副首相兼外务大臣河野洋平的想法。只是由于自民党未置可否，加之大藏大臣武村正义的反对，此事才不了了之。
但是，村山政权始终面临着原联合政权在野党的强大攻势。加之并非首相之器的村山在处理阪神大地震和冲绳驻日美军强奸日本少女等突发事件的迟缓，遭到在野党和社会舆论的批判，村山政权颇感举步维艰，1996年1月5日新年伊始，村山首相在记者招待会上突然宣布：“今天，我决定辞去首相职务。担任首相之重任不知不觉已经度过了一年半，在最初的半年时间里，努力推行了税制改革、年金改革和政治改革。去年1月的阪神大地震，6000余人失去了生命，此事至今在脑际缭绕。”[13]
村山联合内阁的下台与细川、羽田两内阁有所不同，并不是在野党直接倒阁的结果。由于社会党改变了方针政策，主动与自民党“接轨”，在村山内阁中，自民、社会两党议席大大超过半数，任何法案都能够通过，应该说村山政权比人们预想的要稳定。那么，为什么村山迫不及待地宣布自己下台呢？按照村山本人的说法，原因有三：一、景气开始回升，正是人心一新的大好时机；二、重建社会党是当务之急；三、自身能力有限。
不过，从根本上讲，村山内阁从成立时起就是一个特殊情况下的特殊产物，注定它不可能是一个长期政权。成立之初，自民、社会、先驱三党事先并没有充分的时间进行基本理念和基本政策方面的协商。如前所述，自民党只不过是在内阁成立前夕才大体上认可了社会党和先驱新党的政策，但并没有涉及细节问题，三党联合只是一种“应急之举”。正如时任自民党干事长的森喜朗所说：“自民党有可能在新的选举制度下处境不利。但是，我们不可能与以宗教团体为基础的公明党搞联合，那么剩下的只有社会党了。”[14]所以，“五五年体制”下势不两立的自民、社会两党联合从一开始就遭到旧执政党方面的激烈批判。他们认为，社会党和先驱新党当初都是批判自民党而上台的，如今又同批判对象自民党联合，这种联合难道不是欺世盗名的“野合”吗？另外，村山首相在未经党内正常手续就擅自改变社会党在《日美安保条约》、自卫队、日本国旗等问题上的主张，对此，村山也受到来自党内外的批判。因为这些主张都是与社会党命运息息相关的基本政策，这些基本政策的改变，意味着社会党失去作为政党而存在的意义。
不过，在自民党看来，与社会党联合也并非一点根据也没有。例如在《安保条约》和《日韩条约》等问题上，社会党与自民党之间虽然还有分歧，但当时社会党已经摈弃了过去的教条主义想法，双方在向一起靠拢，因此，在自民党尚不能单独执政的情况下，与社会党联合，建立一种超越“五五年体制”的体制，也不失为一种现实的选择。自民党国会议员、村山内阁自治大臣野中广务认为：“与前面的八党派联合内阁相比，现在的三党联合更容易勾通……自社两党摆脱原来的隔阂，不断协调、磋商，把政权维持下去。希望先驱新党继续发挥调节的作用，结束“五五年体制”，打开一条新的政治道路。”[15]
野中所言，确有一定道理，由三个政党组成的联合政权，当然要比八党派组成的联合政权容易勾通。当年细川内阁为了确保过半数势力，必须联合八个党派，其唯一的共同目的就是为了打倒自民党一党统治，一旦这一共同目标达到，在政策上就很难再达成一致。村山内阁则不同，自、社两党已经控制了国会半数以上，在数量上并不需要先驱新党。又由于社会党自身政策上的转变，两党有了共同语言，所以联合政权比预想的要顺利。但是，一直力主政治改革的先驱新党，虽然说在自、社两党之间发挥了一定的调节作用，但在规制缓和、行政改革等政策方面也不时与自、社两党发生冲突。
对接任首相的村山来说，在与自民党联合问题上也还是有顾虑的。但同细川政权时代的小泽一郎和市川雄一等的人的专横跋扈相比，自民党还是可以接受的。而且，村山还希望通过与自民党联手来改造社会党。因为国际形势也发生了变化，通过与有执政经验的自民党联合，可以改变社会党的形象，表明社会党并不是专门在意识形态上与自民党搞对立，还是可以在政策上相互竞争的。
从社会舆论来看，村山内阁成立3个月后的1994年9月，《朝日新闻》所作的舆论调查表明，村山内阁的支持率为40%，比刚成立时增加了5个百分点（不支持率为36%，减少8个百分点）。但在与自民党联合的问题上，49%的人认为“不好”，大大超过认为“好”的19%。支持村山内阁的理由不是对其政策有好评，而是大都认为村山本人“和蔼可亲”，可见，对村山内阁的评价，主要源于首相个人的人气。但是，一年多以后的1995年10月，支持率降至34%，不支持率上升到47%，[16]这从另一个侧面也可以说明村山内阁辞职的原因。
（三）新党的重组与新进党的成立
早在村山内阁成立之前，1994年4月8日，即细川内阁辞职的同一天，统一会派“先驱日本新党”分离，日本新党和社民联的40名国会议员成立新会派“改革”。13日，部分议员打出“日本新党有志议员俱乐部”的旗号，20日，这些人又组成新会派“青云”。25日，新会派“改革”解散，成立“改新”。5月22日，社民联解散，与日本新党合并。
除日本共产党以外的9个在野党为了加强实力，与执政党一决高低，村山内阁成立不久便酝酿合并成立联合政党。向村山内阁发动攻势的主力除公明党外，主要是从自民党分裂出来的新党派，其核心人物是原自民党总裁、首相海部俊树，干事长小泽一郎，总务会长西冈武夫，政调会长加藤六月等人。
1994年7月4日，新生、公明、民社、日本新党就筹建新党达成一致意见。7月25日，日本新党和民社党加强联合。8月31日，日本新党常任干事会确认在年内建立新党。9月5日，旧联合政权各政党召开首脑会议，会议提出了“谋求负责任的政治——建立新党”的基本理念。基本理念的主要特征是提出了“负责任的政治”和“坚持不懈的改革”的口号。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政治改革，行政、财政改革，确立地方分权，经济改革，教育改革。并提出了“确立长寿福利社会的基础”“男女共同参与社会”，以及“与一国和平主义和一国繁荣主义诀别”等口号。[17]9日，在新党协议会第二次召集人会议上，选举新生党代表干事小泽一郎为召集人会主席。22日，公明党扩大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决定加入“新·新党”。9月28日，新生、公明、日本新、民社等除共产党之外的各在野党共有225名众参议员（众议员186人，参议员39人）参加“新党筹委会”。新生党代表干事小泽一郎任“新党筹委会”实行委员长。
1994年10月30日，成立两年半的日本新党在东京召开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党大会，党代表细川护熙宣布“日本新党解散”（12月1日正式解散）。11月16日新生党决定解散并加入新党。24日，在第二次新党筹备会上，根据公开征集意见，将“新·新党”改名为“新进党”，并决定了党纲、党章和当前重点政策。在这次大会上，决定以“自由、公正、友爱、共生”为基本理念，提出了“有志向的外交”“有活力的福利社会”和“能向世界传播媒介的文化国家”的构想。
12月5日，公明党召开第34届临时全国大会，公明党分别改组为参加新进党的“公明新党”和地方组织“公明”。8日，在第三次新党筹备会上，新进党选举党首，海部俊树、羽田孜和民社党委员长米泽隆争夺党首职位，结果，海部俊树当选为党首。未经投票，小泽一郎便当选为干事长。12月9日，民社党召开第40次临时全国大会，决定解散民社党。12月10日，“新进党”在横滨召开成立大会，参加大会的有来自原新生党（众议员61人、参议员13人）、公明新党（众议员52人、参议员12人）、日本新党（众议员26人、参议员2人）、民社党（众议员17人、参议员7人）、原自由改革联合（众议员15人）、原自由党（众议员5人）以及一些小党派，共有众参两院议员214名，大会通过了《成立宣言》和党纲、党章。新进党已成为仅次于自民党的第二大党。
新进党为什么在横滨而不在东京召开成立大会，据说是“为了强调有别于现有政党的清新感”，[18]可见用心之良苦。但是，新进党的成立，在社会上并没有引起轰动效应。据当时的舆论调查，自民党的支持率为36%，而新进党只有21%。[19]
新进党是战后日本第一个以夺取政权为目标而建立的政党。要夺取政权，必须在国会占据多数席位。公明、民社、日本新、新生等各在野党之所以能团结一致，组建新进党，就是为了夺取政权，最终实现与自民党相对峙的两大政党制。
新进党刚成立不久，便设立了“明日内阁”（影子内阁），着手研究、制定政策，意在为夺取政权做准备。“明日内阁”的“政权筹备委员会”委员长（相当于首相，后改名为总理大臣）最初是海部俊树，1996年以后是小泽一郎。“内阁”还设有“副总理”，下设“综合调整”（相当于内阁官房）、“行政改革”（相当于总务厅）、“外交政策”（相当于外务省）、“安全保障政策”（相当于防卫厅）、“人权·秩序·地方自治”（相当于法务省·自治省）、“经济·财政政策”（相当于大藏省·经济企划厅）、“教育·文化·体育·科学·技术政策”（相当于文部省·科学技术厅）等与内阁各省厅相对应的十多个机构。每个机构中设有“担当”“副担当”（相当于大臣、副大臣）、政务次官、政务审议官等。在国会，并非首相的新进党党首，在回答代表质询时，还发表了类似施政演说的讲话。
1995年是新进党飞跃发展的一年。1月6日新年伊始，新进党总部事务局60余人开始办公。在2月5日青森县知事的选举中，新进党众议院议员木村守男当选。4月，在岩手县和三重县知事的选举中，新进党推荐的候选人也大获全胜。另外，在一些中小城市的市长、市议会议员的选举中，新进党推荐的候选人也大都当选。
1995年6月30日，新进党公布了中期政策《21世纪改革构想》。该构想是以细川护熙为主席的“21世纪改革构想委员会”制定的，目的是确立经济结构改革和危机管理体制。该构想还提出了以“尊重市场机制和人的创造性的新自由主义”为政策理念。特别提出要在信息、金融、住宅三个方面重点实施放宽管制政策。并要求制定在紧急状态时授予首相以直接指挥各省厅权力的《危机管理法》。
在7月23日举行的第17届参议院通常选举中，新进党在比例区超过了自民党，议席数由原来的19席一跃而达40席（比例区占18席，选举区占22席），成为参议院中的第一大党。12月8日，新进党党员发展到49万人。不过，根据1995年10月的舆论调查，新进党的支持率只有19%，而自民党高达43%。[20]可见，在日本的国民心目中，新进党还不具备与自民党分庭抗礼的能力。
新进党虽然有一套看似完备的组织机构，但是并没有提出有别于自民党的纲领、政策。其建党宣言也过于抽象，内容欠具体，实际上是一个各党派的折衷方案。这些政党之所以走到一起，只是为了打倒村山政权。它们结合的原则只是“敌人的敌人便是朋友”，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的凝聚力，在政策方面压根就难以统一。从支持新进党的群体来看，成分也很复杂，有支持民社党的工会和支持公明党的宗教团体，也有无党派阶层和旧自民党支持者。新进党提出的口号，实际上是个大杂烩。例如，新进党提出的国际社会中国家与地区的“共生”，在福利社会中个人的“自立”等等，是继承了旧新生党“自立与共生”的口号，而保障“信仰自由”则是为了迎合旧公明党的支持团体创价学会。尤其在安全保障问题上，新进党事实上的最高负责人小泽一郎的“日本自卫队应加入联合国部队”等主张，显然与加入新进党的其他政党不合拍。所以，新进党从建党时就埋下了分裂的种子。
新进党成立后不久，党内“亲小泽派”和“反小泽派”的矛盾便暴露出来，出现路线对立。1995年1月13日，反小泽派的爱知和男、爱野兴一郎等人成立“学习会”，同一天，旧民社党的川端达夫退出新进党。此后，又先后有山口敏夫、野末陈平、太田诚一、小林正等人退出，新进党因争夺主导权而陷入混乱，被舆论界称为“乌合之众”。
1995年12月，新进党以不算彻底的“一般投票制”举行了党首公开选举，凡18岁以上、交纳党费1000日元者均可参加竞选。通过选举，小泽一郎以112万票对56万票击败羽田孜当选为党首，米泽隆任干事长。这一做法，显然是为了吸引已经远离政治的日本国民的兴趣，试图努力建立与自民党相对抗的势力基础。
但是，这次选举之后，新进党核心内部的鸿沟也加深了。不但羽田和小泽之间产生了隔阂，而且，曾有意参加竞选的海部俊树、船田元、鸠山由纪夫等人，也产生了离心倾向。选举之后，小泽进一步重用亲信，更加深了党内矛盾。
总之，新进党的成立为1994年日本政坛的动荡画上了句号，也为日后的政治较量埋下了伏笔。新进党虽然打出了“负责任的政治”和“不断改革”的口号，但实际政策主张与以自民党为核心的执政党并没有太大的区别。所以，从形成两大政党制的角度讲，新进党的成立标志着日本政治将走向两大政治势力对峙的时代，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但从本质上讲，则意味着日本政党的“自民党化”和日本政治趋势的“总保守化”。大国主义路线抬头，改变战后以来日本历届政府所推行的优先发展经济的吉田路线，以图推动日本走向政治大国，便是其中的主要表现之一。前自民党干事长、新生党代表干事、新进党干事长小泽一郎是这一政治势力的代表人物。
小泽一郎在1993年出版的《日本改造计划》一书集中反映了他的上述政治理念。他说：“日本优先发展经济的政策……又不是一成不变的政治原则……在冷战结束后的今天，应毫不迟疑地摆脱对吉田路线的误解，树立新的战略。”这一新的战略，就是他所说的“普通国家”路线。所谓“普通国家”，按他的解释，是“在国际上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日本）也要视为理所当然，并理所当然地去做”。也就是要摆脱和平宪法的束缚，像欧美发达国家那样在国际上发挥政治和军事作用。具体说来，他的“普通国家”的主张包括如下一些内容：一、主张日本在国际上发挥军事作用。他说，作为普通国家，不能把安全保障问题“排除在国际贡献的对象之外”，日本要“建立相应的体制，在安全保障方面做出与自己的国际责任相应的贡献”；二、主张改编自卫队，使自卫队“积极参与构筑（世界）新秩序”，要把过去的“被动专守防卫战略”改变为“能动的和平创造战略”，使自卫队能够参加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三、认为发展同美国的关系“是日本对世界和平做出贡献的最合理、最有效的政策”；四、认为“宪法不是千古不变的法典”，主张修改宪法第九条；五、主张打破现状，实行政治改革，建立“权力集中的强有力的国家领导体制”。
小泽一郎的《日本改造计划》出版后，在日本引起巨大反响，发行量达70万册，尤其在政府官僚和中青年阶层引起共鸣和好感。但在原保守阵营内部也遭到反对。前副首相后藤田正晴发表谈话称：小泽的“普通国家”论是“大国主义、霸权主义，搞得不好有可能导致日本走向依靠军事实力的方向”。[21]前首相宫泽喜一则担心小泽的主张“会突破以往执行的路线，实行军事国家所需要的装备”，其结果“会引发一场（日本实行）核武装的争论”。[22]先驱新党党首武村正义表示：日本“没有必要使军事力量随着经济的发展而膨胀”，不赞成日本在国际上“做出与国力相应的军事贡献”。[23]
自民党的分裂和新党的诞生表明，在长期“一党优位制’下，自民党靠”自我净化“式的”政治改革来解决自身的腐败问题是行不通的。
所谓政治改革，从广义上讲，一般应包括一下几个方面：一是围绕选举和政治资金问题等这些政党之间竞争规则的改革；二是与国会或政府发展方向相关的改革；三是行政机构的改革；四是政治主体的改革。但是，日本通常所说的政治改革是指第一层意思，即选举制度改革、《政治资金规正法》的修改和防止政治腐败等与政党政治的具体规则有关的问题，不可能触及政治制度等根本问题。
政治改革的口号是在田中角荣因“洛克希德事件”下台后，1974年三木内阁提出以来议论了近20年的悬而未决的问题。当时，政治改革的核心是要解决招致自民党腐败最大原因的政治资金问题。但是，“廉洁”的三木不但一无所获，反而导致引火烧身，被迫下台。三木之后的福田、大平、中曾根等历届内阁，不但政治改革毫无进展，而且政治腐败愈演愈烈，及至海部内阁，政治改革问题才又重新提到议事日程。
进入1990年代，自民党派系斗争加剧，竹下派正式分裂为羽田派和小渊派。竹下派分裂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对政治改革看法的不同。小泽等人极力主张政治改革虽另有其目的，但自民党政权的崩溃和“新党”的诞生确实是在政治改革这面大旗下决出其胜负的。
政治改革是非自民党政权细川联合内阁的旗帜，也是内阁中各党政策方面最大的一致点。因此，能否实现政治改革，便成了细川内阁的一块试金石。内阁成立伊始，细川首相便以政权的命运作赌注着手进行政治改革并最终通过了“政治改革相关四法案”。
冷战结束后，日本政治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保守倾向的加强。自民党分裂之前，“新保守主义”势力就在兴起。早在海部内阁时期，小泽一郎就主张，日本必须通过政治改革，建立两大保守政党轮流执政的体制，以适应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的新变化。为此，必须抛开社会党左派，把公明党和民社党拉过来（吸收、合并），也就是借政治改革之名，行扩大保守党之实。在小泽看来，“政治改革”是一块金字招牌，它既顺应了自民党内部“良心派”净化政界的要求，也满足了在野党批判自民党一党统治的愿望，最终达到扩大保守势力的目的。
自民党的分裂、社会党的退势和“新党”的诞生，标志着日本政治格局中原有的保革之争，已被两大保守势力之争所取代。后来的政治势力的进一步分化组合更证明了这一点。社会党不但改为“社民党”，而且也改变了性质。从前一些所谓“中道政党”也大多为保守势力所融合，甚至追随新保守主义，这意味着日本政治向着“总保守化”迈进。
桥本内阁之后，自民党又处于政权的中枢地位，在多党化现象的背后，实际上又形成了“后自民党时代”，开始了自民党的“新一党优位体制”。看来，日本要实现美国式两党制还需要相当的时日。
注释
[1]森田实：《政界大乱》，东洋经济新报社1993年版，第27页。
[2]同上书，第26页。
[3]田中浩：《战后日本政治史》，讲谈社1996年版，第366页。
[4]森田实：《联合政权—我的细川内阁论》，日本评论社1993年版，第76页。
[5]田中浩：《战后日本政治史》，讲谈社1996年版，第356页。
[6]森田实：《联合政权—我的细川内阁论》，日本评论社1993年版，第33页。
[7]政府大幅度增加对政党的补助金，目的是想防止议员为筹集政治资金而发生的贪污、腐败现象，这一向被认为是政治改革的核心内容。但日本共产党的政治资金一向依靠其党费和党报、党刊等事业活动募集，坚决反对政府向政党提供补助金。日共认为，政府的政党补助金实际上是来自于全体国民的纳税，而国民向违背自己意愿的政党提供税金的做法是不妥的。同时，“天上掉馅饼式”的巨额政党补助金有可能会宠坏政党，养成不断向国民勒索、强求的风气，而且会围绕补助金的分配问题强化政党负责人的权力。
[8]田中浩：《战后日本政治史》，讲谈社1996年版，第377页。
[9]田中浩：《战后日本政治史》，讲谈社1996年版，第378页。
[10]田中浩：《战后日本政治史》，讲谈社1996年版，第381页。
[11]日本防卫厅编：《防卫白皮书》，1994年版，第246页。
[12]1994年7月27日《朝日新闻》。
[13]草野厚：《联合政权——日本的政治1993—》，文艺春秋出版社1999年版，第48页。
[14]《自由新报》，1994年7月19日。
[15]草野厚：《联合政权——日本的政治1993—》，文艺春秋出版社1999年版，第55页。
[16]草野厚著：《联合政权——日本的政治1993—》，文艺春秋出版社1999年版，第54页。
[17]同上书，第97页。
[18]羽田孜语，草野厚：《联合政权——日本的政治1993—》，文艺春秋出版社1999年版，第97页。
[19]1994年12月22日《朝日新闻》。
[20]1995年11月1日《朝日新闻》。
[21]1994年5月25日《朝日新闻》。
[22]1994年5月25日《朝日新闻》。
[23]日本《诸君》杂志1994年5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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