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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民党长期政权的崩溃
- 二自民党长期政权的崩溃
- 📚 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全套 18 卷）

作者：吴廷璆等

二自民党长期政权的崩溃

（一）竹下内阁与“利库路特事件”

在中曾根内阁任期届满行将卸任之前，自民党各派分别推出竹下登、宫泽喜一和安倍晋太郎3人作为自民党总裁候选人。为了避免自民党分裂，在正式选举前党内曾经做过多次“调整”，试图通过协商确定一个总裁候选人。但由于各不相让，“调整”失败，最后三方一致同意，由即将卸任的中曾根康弘“指定”后继总裁，3人中没有被指定者，保证全力支持新总裁的工作。

1987年10月20日午夜0时30分，自民党政调会长伊东正义将3名总裁候选人召集到一起，当场打开中曾根首相交给他的一个密闭信封，宣布道：“我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决定由竹下登作为总裁候选人。”^[1]于是，竹下登就在这一瞬间成为自民党的第十二任总裁（日后的选举只是形式上的认定）。随后伊东正义又补充说：中曾根总裁“希望没有被指定的安倍和宫泽分别担任干事长和副首相”。中曾根为什么指定竹下为总裁，至今没有确切的解释，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在竹下、安倍和宫泽3名候选人中，竹下势力最大，指名竹下最保险，其他2人也可以合作。另外，如果指名安倍或宫泽，竹下本人和竹下派都会不满，这对中曾根也是不利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其他条件都差不多，选择势力最大者，当在情理之中。

竹下内阁（1987.11.6—1989.6.2）的成立，意味着自民党“总主流派”体制的确立，换言之，也就是意味着田中派正式走上前台进行统治的形成和确立。但是，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一“总主流派”体制的成立，却导致自民党的内部分裂，实际上是带来了竹下派内部的权力斗争，形成自民党一党统治的终结和细川护熙联合政权的出现。这是后话。

竹下早年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商学部，曾任中学教员、县议会议员。1958年后16次当选众议员，最初属佐藤派，曾任佐藤内阁和田中内阁官房长官，三木内阁建设大臣、大平内阁和中曾根内阁的大藏大臣。是田中派骨干人物，1985年2月成立“创政会”，不久被田中强行解散。随后田中病倒，事态向有利于竹下方向发展，1986年终于当上自民党干事长要职，这是一个距自民党总裁和首相最接近的职务。1987年7月，竹下与二阶堂系分道扬镳，拉出田中派大部分人马（众议院议员69人、参议院议员44人，共113人）成立竹下派，取名“经世会”，成为自民党内最大的派阀。

竹下以做事认真和善于处理人际关系而著称，与自民党各派、各在野党以及政府部门的官僚都有很深的交往，是一个在各方面都树敌不多的人。在政治资金方面也很充足。虽说谋略不深，但可以说是一个善于协调的政治家。竹下对中曾根言听计从，中曾根也认为他是一个能继承自己路线的人。

竹下登内阁为建立“举党体制”，遵照中曾根的提议，竹下提名宫泽喜一为副首相兼大藏大臣，安倍晋太郎为自民党干事长。铃木派的伊东正义出任总务会长，政调会长则起用了中曾根派的渡边美智雄。在20名内阁成员中，竹下派5人，中曾根、安倍、宫泽派各4人，可以说是一个具有竹下特色的典型的“派阀均衡”内阁。

竹下上台之后，不负中曾根的厚望，继续推行中曾根内阁路线，拟完成其未竟的事业。内政方面表示继续推行行政、财政和教育三大改革，外交方面则启用中曾根派的宇野宗佑担任外相，继续推行中曾根外交路线。加之适逢日本经济渡过日元升值难关后正顺风满帆，一时颇得社会好评。当时，日本政治评论家预言，鉴于自民党第一大派掌权，又确立了“举党体制”，而且竹下一向擅长内政，与在野党联系广泛，素以忍耐著称，竹下内阁将是一个长期政权。

竹下内阁成立伊始，竹下首相便在临时国会上发表施政演说时提出了“引进消费税”（新型间接税）的构想。

引进消费税的真正目的，是力图减少日益膨胀、已达天文数字的财政赤字，健全财政，为建设福利国家和福利社会打下坚实的财政基础。但是，引进消费税显然会增加一般国民的负担，在日本国民看来，造成庞大财政赤字的责任在执政的自民党，自民党屡屡败露的“金权政治”、政官财勾结以及腐败渎职行为早已引起广大国民的不满和愤怒，因此，对直接加重国民负担的消费税，理所当然地采取了坚决抵制的态度。

但是，要健全国家财政，重建日本经济，进而将来向福利国家迈进，引进消费税将是必然之势。诚然，使日本经济陷入困境，导致国民生活不安的主要责任在自民党，但如果日本经济乃至国家安全由于财政破产而陷入危机，那么，自民党和日本国民都将同归于尽。因此，总得有人要充当“恶人”，解决“消费税”问题。竹下内阁充当了这一角色。

1988年6月14日，自民党税制调查会提出了一个《税制改革大纲（要点）》。7月下旬，众参两院大会分别通过了1988年度的《所得税临时特别法案》，朝野各政党一致确认第二年以后继续减税。政府向国会提交了所得税·居民税减税、法人税减税、继承税减税、既存间接税减税、通过引进消费税增税等内容的《税制改革相关六法案》。“六法案”提交国会3个月后的11月，虽然遭到在野党的强烈反对，但最终还是在众议院和参议院强行通过。

这次“六法案”的通过，已是大平正芳首相表示引进消费税以来的第九个年头，而且，也是所有在野党统一步调在国会内外采取一致反对行动的最后一次。所以，这次引进“消费税”的政治过程，在日本战后政治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这一新时代的主要特点就是自民党开始走向“半永久性政权”。

竹下上台以后，踌躇满志，准备大干一场，引进消费税法案的强行通过，遂了竹下内阁的心愿，但是，“利库路特事件”却把他搞得焦头烂额，乃至最终导致下台，这是竹下所没有预料到的。

利库路特公司是日本一家新兴信息产业公司，由1960年代初只有3个人的广告代理店迅速发展成为涉足广告、信息、不动产和旅游等多种行业的企业集团，年营业额达5000亿日元。创始人江副浩正1960年从东京大学毕业后，创办“大学新闻广告社”，半年后改名为“大学广告公司”，1963年改称“利库路特中心”。“利库路特”是日语外来语，即英语的recruit，有征募、招聘、发掘人才之意。1970年代以后，公司得到迅速发展，开始插手环境开发事业，成立利库路特宇宙不动产公司。1980年，成为营业额达500亿日元的大企业，随后又向5000亿日元的目标迈进。

利库路特公司发迹的最大奥秘是向财界和政界高层人士行贿，行贿的主要手段是利用股票和现金。该公司在中曾根内阁时代，一方面向政界人士提供违反《政治资金规正法》所规定的超额“政治捐款”；一方面向政官财各界人士提供该宇宙不动产公司的未上市股票作“内线交易”，使该股票上市后，内线交易者获取暴利。

江副浩正通过行贿政要，很快取得名利双收的效果，先后挤进内阁税制调查特别委员会、土地临时调查审议会、教育课程审议会和大学审议会，成为日本财界的名人，并利用在这些机构中谋得的头衔，为利库路特公司谋取了巨额利益。到1980年代后期，利库路特公司发展成为拥有23个子公司和近万名职工的综合信息公司集团。

利库路特股票丑闻初步披露之后，江副浩正于7月6日引咎辞职。7月23日，江副浩正接受《朝日新闻》记者采访时承认，1984年12月，其下属的宇宙公司曾向76名政界要人“转让”过股票，并指示其下属金融公司向上述购买股票的人提供贷款。转让的这批股票共达125.6万股，平均每人1.6万股，转让价格每股1200日元。到1986年10月公开出售时，每股5270日元，是原价的4.4倍。每人平均获得纯利6700万日元。

此后，“利案”作为一大政治问题，成为全国上下朝野人士议论和关注的焦点。各在野党相继成立专门机构，着手调查案情，并要求国会查明此案。东京地方检察当局经过近9个月的调查和社会上的广泛揭发，于1989年5月29日宣布案情调查工作大体告一段落。其间，从事调查的检查官52人，参与调查的工作人员159人，证人达3800人，调查场所80处，没收证据物品约9000件，起诉17人，先后逮捕14人。^[2]涉及“利案”的政界、财界要人数十人，其中多为自民党议员。

“利案”从1988年6月18日首次曝光，到1989年6月12日法务省提出“最终报告”，历时整整一年，此后转入法庭审理阶段。从揭露出来的事实来看，这无疑又是一次“金权政治”的大暴露。不过，此次与以往其他渎职受贿案件相比，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贿赂手段不同。以前的重大受贿案件，大多是行贿者直接把现金交给受贿者，这次主要是以股票形式进行权钱交易。从法律上讲，公司转让股票属于合法的交易行为，在一般情况下，股票价格可升可降。所以，如果找不到转让股票者的特定目的，则很难定为贿赂行为。第二，这次行贿一般没有特定或直接的行贿目的。这次行贿案中，行贿者除对个别人提出过具体要求外，在转让股票和提供政治捐款时，一般都未提出明确要求，这与过去的行贿案有所不同。第三，行贿对象多为政界新领袖和财界新实力人物以及舆论界和学术界的“新秀”。行贿者瞄准这些人物的目的，一是“放长线，钓大鱼”，即使得不到近期“效益”，将来也有可能是用得着的人；二是从经济上扶植这些人，使他们更具经济实力，以便在未来的政治角逐中立于不败之地。这说明行贿者更具远见性和战略性。第四，这是日本战后最大的一次结构性贿赂案。“利案”不仅贿赂数额空前之大，数倍于洛克希德案，而且牵涉范围也广，上至首相，下至次官（副部长），涉嫌国会议员44人，高级官僚16人。除执政的自民党外，还有在野党领导人。甚至以揭露丑闻为己任的舆论界负责人也被卷入其中。在同一贿赂案中卷入人数如此之多，涉及领域如此之广，都是前所未有的。

利库路特股票事件披露之初，并未引起政界的重视。但是，事件很快波及权力中枢。在东京地方检察院锲而不舍的追查下，日本政界、财界和新闻界的许多头面人物都因牵连此案而接连下台。前首相中曾根康弘、自民党干事长安倍晋太郎和大藏大臣宫泽喜一等人都以各种名目购买过股票，从中谋利数千万日元，甚至竹下登本人都涉嫌其中。

1988年10月下旬，东京地方检察当局开始对“利案”有关人员进行搜查。进入11月，案情有了较大进展，国会围绕“利案”的议论进入白热化阶段，到11月中旬，国会的审议工作难以正常进行，处于“空转”状态。为了打破这一僵局，自民、公明、民社三党于11月15日商定在众议院成立“利库路特问题调查特别委员会”。12月9日，副首相兼大藏大臣宫泽喜一因涉嫌“利案”而辞职。宫泽在“举党体制”下的竹下内阁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当时国会正审议以引进消费税为主要内容的税制改革，主管税务的副首相兼大藏大臣辞职，对竹下内阁无疑是一大打击。

随着“利案”的深入发展，竹下内阁的威信急剧下降。据《朝日新闻》社调查，内阁支持率由成立之初的48%，降至1988年12月的29%，不支持率则由22%上升为31%。为改变内阁的不良形象，竹下于12月27日改组内阁，除竹下本人外，凡与“利案”有牵连的人一概未予启用。但两天之后的12月29日，新入阁的官房长官小渊惠三和法务大臣长谷川峻都被迫供认曾接受过利库路特公司的政治捐款。政治家接受限额以内的捐款，在日本本来是无可非议的。但问题是，他们在入阁时都信誓旦旦地表白自己与利库路特公司毫无瓜葛，上任伊始却被揭露出来，这等于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尤其是对于司法部门最高行政长官的法务大臣来说，这是很难自圆其说的。为此，在野党决定在国会追究其责任，舆论界也为之哗然。

身为法务大臣的长谷川峻因自食其言而处境尴尬、无地自容，虽然仍辩解说“由于自己事先不知，导致了说谎”的结果，但是很难恢复国民的信任。所以上台后的第四天，即12月30日，长谷川不得不在舆论压力下辞职。竹下首相和自民党为了减少“利案”带来的种种麻烦，也只好“挥泪斩马谡”，同意长谷川辞职。战后日本历届内阁中任内辞职的国务大臣共57人，但就职仅3天即卸任的尚无先例。

进入1989年以后，涉嫌“利案”的政界要人仍在不断被抛了出来。经济企划厅长官原田宪1月24日承认，在利库路特宇宙公司转让未上市股票问题暴露之后的1988年夏天，他仍接受了该公司的政治捐款，为此提出引咎辞职。这是竹下内阁成立一年多来因涉嫌“利案”而辞职的第三个内阁成员。

正当“利案”闹得沸沸扬扬、竹下内阁穷于应付的时候，昭和天皇裕仁于1989年1月7日“驾崩”，因此，全体国民和舆论界的注意力便由利案转到天皇问题身上。内阁和国会更是全力以赴安排天皇后事，所以1月份竹下内阁就在这“有惊无险”中度过去了。

进入2月，“利案”有了重大突破，日本政局也随之出现大动荡。2月13日，日本检察机构和法务省举行联席会议，一致认定江副浩正转让未公开股票是一种行贿行为。翌日，利库路特公司前董事长江副浩正等4人被捕，“利案”进入强行搜查阶段。3、4月间，有关政、官、财界人士也相继被捕。自民党和在野党在“国会是否传唤前首相中曾根”的问题上意见相左，使国会审议该年度预算陷入僵局，加之竹下本人在接受利库路特政治资金方面又被发现有新的瓜葛，这一切，不但招致国民的不信任，也引起自民党下层的不满，不少地方议会和自民党地方组织要求竹下内阁辞职，并要求自民党领导人向党内做出像样的解释和交代。3月23日，一百多名国会议员组成超党派的“政治净化联盟”，试图改善日本政治过分依赖金钱的状况。

一向以忍耐著称的竹下登，起初并无辞职之意，准备硬着头皮顶过去，他曾表示：“我的特点就是善于忍耐，我想竭尽全力度过难关。”4月1日，消费税正式启动，然而，力主实施消费税的竹下首相于当月11日承认，他本人及其秘书曾接受利库路特公司捐款1.51亿日元的事实。这样，时至4月24日，竹下还矢口否认内阁辞职之事，但到第二天即4月25日上午，竹下登突然宣布辞职。他说：“以利库路特事件为发端，招致国民对政治的不信任仍在扩展。作为政府最高负责人和自民党总裁，对此痛感负有责任，向国民深表歉意，为恢复国民对政治的信赖，我决意引退。”

竹下放弃政权实出无奈，3月以后，竹下内阁的支持率直线下降。3月12日为13%，3月29日为9%，4月14日为3.9%，创日本历史上最低记录。一个政权到如此地步，也只有辞职这一条路可走。

但是，事态并没有因为竹下辞职而平息。4月26日，也就是竹下表明引退的第二天，曾任竹下秘书的青木伊平自杀身亡。青木在任竹下秘书期间，实际上是竹下的财务大管家，“利案”中涉及竹下的未上市股票和政治资金，都由青木一手操办，为此，检察当局对他进行过多次调查。青木的自杀为“利案”平添了一层迷雾，对日本政界也是一次新的冲击。

在“利库路特事件”中，中曾根康弘一直是核心人物之一。这是因为：第一，该事件发生在他的任期内，作为首相，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第二，中曾根本人在这一事件中也陷得很深，因此，在野党一直要求他到国会作证。起初，自民党和中曾根本人拒不答应这一要求，后在在野党的坚持下，中曾根被迫于5月25日到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作证。在历时2小时40分钟的传问中，中曾根一方面原则上承认丑闻发生在自己任内，负有政治和道义上的责任，一方面否认自己与“利案”有牵连，并表示无意辞去议员职务。但在舆论的强大压力下，中曾根表示辞去自民党中曾根派会的会长职务，并提出脱离自民党。5月31日，在他正式宣布退出自民党后对记者说：“过去有喜剧也有悲剧，因为（人生）就是在演戏。我是上天堂下地狱，忽上忽下型的人物，挺有意思。今后还会出什么事，不得而知。”

利库路特案件是继洛克希德案件之后，日本战后又一次“金权政治”的大暴露。在自民党五大派系中，有四个派的领袖都被卷进来。一个政党如此大规模地被卷入一个受贿丑闻事件，这在日本政治史和世界政治史上都是罕见的。执政不到一年半的竹下内阁因此被迫下台。从“党内力学”的角度看，竹下内阁可以说是一个无隙可击的内阁，但从国民支持的角度讲，却创下历届最低水平。竹下内阁倒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原因还是“利案”的曝光、增设消费税和竹下本人涉嫌利案丑闻。

（二）“平成”伊始的政治危机

1989年是国际社会剧烈动荡的一年，同时也是日本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年份。新年伊始的1月7日，在位64年之久、享年87岁的昭和天皇裕仁“驾崩”，皇太子明仁就任皇位，称“明仁天皇”。从此，日本的年号由昭和改为“平成”。

然而，“平成”之年不太平，平成元年自民党政权更是动荡不安。正如中曾根所说，日本的政局的确就像演戏一样，连续出现了几件颇带戏剧性的事件。

首先是继任总裁的人选问题。

“利案”把自民党搞得晕头转向，遍体鳞伤，使自民党政权陷入空前的政治危机之中。如何摆脱这场愈演愈烈的政治危机，刹住自民党威信江河日下的颓势，成为该党领导集团最为头疼的难题。他们相继提出诸如政治改革、修改选举法、限制筹集政治资金、公开政治家财产、党的领导人脱离派阀等等“良方妙药”，但是，竹下首相被迫辞职以后，最要紧、最迫切的还是要选出一位在国民眼里尚属为政清廉的领导人。

当年与竹下竞争总裁的宫泽喜一和安倍晋太郎因涉嫌“利案”而被排除在外，一度被视为接班人的政务调查会长渡边美智雄也不干净，这样，自民党四巨头中只剩下总务会长伊东正义。伊东资历颇深，为人刚直，主张廉政，有“硬骨汉”之称，所以自民党首脑一致请他出山，收拾残局。舆论界也一致认为，总裁非他莫属。

但是，伊东提出他出山的条件是：一、自民党领导和内阁成员要大换班，起用新人；二、解散自民党内的派阀；三、凡涉嫌“利库路特事件”的自民党议员一律辞职。自民党首脑当然不肯答应他的这些要求，所以伊东以年老体弱、健康欠佳为由，坚辞不受，用伊东自己的话说，“只换书皮，不改变书的内容我不干”。^[3]

通常，正如“没有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一样，在自民党内，可以说“没有不想当总裁和首相的议员”。每当更换总裁之际，自民党内便出现你死我活的角逐，然而今天，伊东正义面对唾手可得的宝座却不肯就位，自有其中的苦衷。他说：“如果我当了总裁，就说明我是在竹下、中曾根、安倍、宫泽等与“利库路特事件”有牵连的人的支持下取得政权的，国民会说：伊东也是一丘之貉！”这话的确有道理。应该说，伊东固辞不受是明智之举。历史的经验值得吸取，当年“廉洁的三木”在处理“洛克希德事件”中导致可悲下场，倘若伊东步三木的后尘，后果绝不会比三木更好！

遭伊东拒绝后，自民党领导班子继续物色新的接班人，一度被提名的有竹下派后台金丸信、前首相福田赳夫、前众议院议长坂田道太和前内阁官房长官后藤田正晴等老资格政治家以及桥本龙太郎、河野洋平等新人，但这些人均以种种理由拒绝受命。安倍、宫泽等人也因接受了利库路特公司股票而不敢出马，实际上是面对一个烂摊子，个个都噤若寒蝉，不敢问津。经过1个月的精心筛选，最后只剩下外务大臣宇野宗佑（中曾根派）和大藏大臣村山达雄，而村山作为大藏大臣，正处在消费税问题的风口浪尖上，把他推出来恐怕在3个月以后的参议院选举中通不过，于是，通过“筛选法”，最后只剩下宇野一人。理由是：宇野担任过通产相和外相，具有一定的内政外交经验，美中不足的是，作为中曾根派的一员，与名声不好的中曾根关系较深，一旦掌权，难免不受中曾根的影响和控制，而且在追究中曾根方面会起到“牵制”作用。

但是，“矮子里拔将军”，宇野终于在竹下派的大力支持下被选中。5月底，当得知被内定为继任自民党总裁的消息时，宇野正在巴黎出席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年会，他表示让他出掌政权不啻“晴天霹雳”，“天上掉馅饼”，自当喜出望外，于是风尘仆仆回国上任。6月2日，竹下登宣布正式辞去自民党总裁和内阁首相，宇野接任总裁和新首相，宇野内阁（1989.6.3—1989.7.24）成立。由非派阀领袖人物出任总裁，这在自民党的历史上尚属首次。当晚，新内阁坐席被自民党各派瓜分，一天之内，所有程序进行完毕。随后，宇野发表施政演说，指出“恢复国民对政治的信任是巩固国家和平与繁荣的基础”，“民主的根本就在于不辜负国民的信任和委托，推行诚实而透明的政治”，表示出推进政治改革的决心，声称“为推行政治改革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

从4月25日竹下表明辞意到最后确定下任总裁，用去长达1个多月的时间，足见其难产程度。显然，受命于危难之中的宇野内阁，面临的是艰难的历史使命。

宇野宗佑的从政之路与竹下登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在竹下当选为岛根县议会议员的1951年，宇野也当选为滋贺县议会议员，宇野和竹下一样，都是1958年的大选中出马竞选国会议员，所不同的是，竹下当选而宇野落选，到1960年的大选，宇野才首次当选为国会议员。

宇野宗佑何许人也，当时日本国民大都不甚了解。在第二届田中内阁时，他当过不到一个月的防卫厅长官，福田内阁时期曾任科学技术厅长官，第二届大平内阁时期任行政管理厅长官，在第一届中曾根内阁时，出任过半年左右的通产大臣。宇野虽然多次出任内阁阁僚，但并没有给人留下太深的印象，在政界尚属平庸之辈，不过由于人缘不错，运气好，这次才轻而易举地被推上首相宝座。

宇野内阁的首要任务是如何从政治上与“利案”划清界限，推行政治改革，重新取信于民。为此，首先在人事安排上要求新内阁成员中尽量减少与“利案”的瓜葛，对入阁成员事先逐一进行了审查。例如，原定堀内光雄为法务大臣，但堀内表示，他在1986年选举时，曾接受过利库路特公司100万日元的资助，为避免竹下内阁法务大臣长谷川上任四天便因涉嫌“利案”而辞职的旧剧重演，宇野临时将堀内与内定为劳动大臣的谷川和穗互换，谷川任法务大臣，堀内任劳动大臣。这真可谓“一朝遭蛇咬，十年怕井绳”。

但是，由于自民党上层人士大都被利库路特丑闻“严重污染”，要真正划清界限也不容易。即便是宇野本人，也很难说与“利案”毫无关系。另外，宇野作为涉嫌很深的中曾根前首相的心腹，也受到在野党和部分自民党议员的非议。据《朝日新闻》社的全国舆论调查，对刚成立的宇野内阁，支持率只有28%，不支持率高达44%，创刚成立内阁支持率最低记录，预示着宇野内阁前途不妙。

果然，桃色丑闻对本来名声不佳的宇野内阁起到雪上加霜的作用。

宇野内阁成立4天之后，也就是6月6日出版的《每日周刊》上，刊登了宇野首相曾与一陪酒艺妓“交从甚密”的报道。6月9日，社会党参议员久保田真苗就此事在参议院大会上做了进一步的追究。从此，宇野的这一桃色丑闻迅速传遍全国。

原来，1985年11月，宇野在新宿区某娱乐场所认识了一位艺妓。据该艺妓透露，宇野曾两次给她300万日元，二人多次在饭店或旅馆见面。后来该女人因厌倦艺妓生涯而改行到一家搞设计的公司就职，她得知宇野当首相后，认为像他这样玩弄轻佻女人的人不宜担当首相大任，所以就告发了。

桃色丑闻犹如一颗定时炸弹，把本来根基不稳的宇野内阁搞得无所适从。美英等国的报刊对此事大加报道，在野党穷追不舍，社会各界议论纷纷，尤其妇女界反映强烈，日本各妇女团体相继向宇野首相提出抗议。而且事态很快发展为关系妇女的人权问题。日本妇女一向地位比较低下，据美国“人口危机委员会”1988年调查，在世界99个国家中，经济大国日本的妇女地位居第34位。^[4]虽然日本50年代便制定了《防止卖春法》，但“性产业”仍然比比皆是。男人“买春”、女人“卖春”实际上是一个男女社会不平等的问题，所以这一事件引起妇女界的愤懑和抗议。

随着妇女经济地位的提高和自立意识的增强，日本妇女要求提高社会地位、主张男女平等的呼声日益高涨。政府为改善妇女地位，也成立了“妇女问题企划推进本部”，本部长正是由首相担任。不无讽刺的是，身为本部长的首相，恰恰发生了“用金钱买女人”的事件，由此而引起妇女界的愤懑和抗议便是可想而知的了。

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宇野首相有些招架不住，一度想辞职，后在左右的劝说下打消了辞职念头。但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7月的参议院选举中自民党又遭惨败。

参议院从1983年开始采取选举区和比例代表区两种选举方式。前者是以各都道府县为选区，按人口比例分配席位，后者是以全国为选区，按各政党获得选票的多少来决定其席位数。参议员任期6年，每3年改选半数，称为参议院通常选举。

7月23日举行的选举是第15届通常选举。在改选的126个席位中，选举区占76席，比例代表区占50席。自民党在这次选举中，选举区得21席，比例代表区得15席，共36席，远远低于选举前的72席。加上非改选的73席，共有109席（改选前为142席），大大低于半数的126席和在野党的143席。^[5]因此，此次选举结果导致参议院“朝野逆转”的局面。

在这次参议院选举中，社会党大获全胜，有52人当选，加上社会党系统工会组织“联合”的当选者，共有63席，得到改选议席的半数。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当选者中有22人是女性。这是因为，1986年大选后，土井多贺子取代石桥政嗣出任社会党委员长，成为社会党历史上首任女性党首，在人气颇旺的女党首影响下，社会党一举当选22名女参议员。

自民党惨遭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其腐败的“金权政治”导致广大国民对自民党的不信任。利库路特案件对政界的大面积污染，是这种“金权政治”的又一次突出表现。选举结果表明，不仅与“利案”有关的自民党候选人未能当选，连竹下、中曾根等与“利案”有牵连的议员所推荐的候选人也都落选。

此次失败的另一个原因是，宇野首相桃色丑闻引起日本社会各界、特别是妇女界的愤怒。另外，竹下内阁时期强行通过的消费税（购物时再额外交3%的税）既增加购物者的“重税感”，也造成很大不便，引起消费者尤其是家庭主妇的不满，所以天天购物的主妇们反对消费税的呼声最为强烈。正当这一不满情绪尚未消除之际，又出现“桃色事件”，“新仇旧恨”交织在一起，使一向以弃权来表示自己对政治不感兴趣的主妇们纷纷走出家门，以自己拥有的“一票之权”表达了自己的政治选择。

另外，自民党政府迫于美国的压力，实行农产品进口自由化政策，开放农产品市场，损害了农民的利益，激起了农民的不满，从而使自民党长期以来在农村稳固的“票田”开始瓦解，丧失了农民的支持，也是这次失败的原因之一。

总之，自民党在这次参议院选举中的失败决非偶然，选举结果可以说是一次历史性的突破。自1955年保守党合并以来，自民党一直在众参两院中占据多数席位，处于独揽天下的地位。这次参议院朝野逆转，意味着这一局面已被打破，自民党失去了“半边天下”，无疑是一次重大挫折。虽然日本参议院的权限远不如众议院大，仅在参议院失去多数席位尚不至影响自民党的执政地位，但自民党在参议院的活动受到前所未有的制约和限制。参议院的力量对比格局，从142:110的自民党优势被109:143的在野党优势所取代。这样，在众议院通过的重要法案，提到参议院时如果遇到在野党的一致反对就不可能通过，使自民党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在参议院畅通无阻地为所欲为。

桃色丑闻已把宇野首相搞得焦头烂额，参议院选举惨败更把他推向绝境。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宇野首相于7月24日宣布引咎辞职。宇野内阁从6月2日上台到7月24日宣布辞职，历时不足两个月，可谓“超短命内阁”。

竹下内阁辞职，是因为他一方面继承了中曾根内阁的“遗产”（“利库路特事件”发生在中曾根内阁时代），一方面也由于他自身的原因（涉嫌“利案”），二者兼而有之；宇野内阁亦步亦趋，紧步竹下后尘，辞职原因同样是两个：上届内阁留下的“遗产”（因“利案”和消费税而招致国民的广泛不满）和他自身的“失误”（用金钱买女人）。竹下、宇野可谓同病相怜，宇野内阁的崩溃实际上就是竹下内阁的崩溃。所不同的是，宇野内阁的寿命更短，只是竹下的十分之一。

（三）自民党政权的崩溃

宇野内阁辞职后，与竹下内阁一样，又出现“后继无人”的局面。鉴于后继总裁的先决条件是不涉嫌“利案”丑闻，要给人以廉洁、正派的形象，所以在自民党五大派中，与“利案”有瓜葛的竹下、安倍、宫泽和渡边等派都宣布不推荐本派候选人。这样，58岁的海部俊树被推举为自民党总裁候选人。由于海部得到竹下、安倍和旧中曾根派中大多数人的支持，投票结果以279票的压倒优势当选，随后组成第一届海部内阁（1989.8.10—1990.2.28）。这样，在金钱和女人方面都还算干净的“低年级政治家”海部俊树粉墨登场，这也是一年之内更换的第三任内阁。海部的任期，形式上是到当年10月，但由于没有竞争者，在10月31日的党大会上再次当选为总裁，任期到1992年10月。

海部俊树早年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法学部，1960年以后连续10届当选为众议院议员，曾任自民党副干事长、内阁官房副长官和文部大臣等职，能言善辩，号称“日本政坛一流的雄辩家”。海部自称与数字“29”有很深的缘分，一生中有不少与“29”相巧合的事情：他于昭和二十九年（1954年）大学毕业，29岁时在第29届众议院选举中当选为议员，在人生历程中第二个29年（58岁）出任首相。29年前，他在母校早稻田大学发表演说时曾说，“29”总给他带来好运气，他要争取在29年后当选为日本首相，如今此话果然兑现。^[6]

政治改革是海部内阁成立后首先打出的一张王牌。

为了应付社会舆论对“利库路特事件”的批评，在竹下政权末期便成立了以后藤田正晴为会长的政治改革委员会，开始正式研究政治改革问题。该委员会在竹下内阁辞职后、宇野内阁成立前的1989年5月22日，公布了《政治改革大纲》。

宇野内阁成立后，立即成立了以小林与三次为会长的第8次选举制度审议会，审议会成员中，包括舆论界头面人物多人。因为在鸠山、田中内阁引进小选区制时的失败，舆论界群起而攻之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所以这次先把舆论界拉过来。该审议会于1990年4月26日向海部内阁提交了引进小选举区比例代表并立制的提案《咨询报告》，报告的核心内容是选举制度的改革。所以可以说，海部内阁时政治改革的举动，是以上述政治改革大纲和该审议会的《咨询报告》为依据而展开的。

海部内阁成立约半年后的1990年2月28日举行大选，由于在上次的参议院选举中自民党大败，所以对这次选举仍忧心忡忡。但结果获得275票，总算还说得过去。大选之后，第二届海部内阁（1990.2.28—1991.11.5）成立，并乘大选胜利的余威，在干事长小泽一郎的推动下，开始推行政治改革。但随后海湾危机爆发，海部内阁只好一面应付海湾战争，一面处理政治改革问题。

6月29日，自民党总务会决定向众议院提出以《小选区比例代表并立制》（小选区选出300人，比例代表选出171人，共计471人，投票采取两票制）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改革三法案”（《公职选举法修正案》《政治资金规定法修正案》《政党资助法》）。

对上述三法案，各在野党理所当然地予以反对，就是在自民党内，也有很强烈的反对意见。尤其是《小选区比例代表并立制》法案，早在鸠山内阁和田中内阁时就提出过，在野党一直坚决反对，因为如果采用小选区制，对第一大党自民党绝对有利，而对在野党则十分不利。自民党的有些人之所以反对，是因为在某些选区，对某些派阀也会带来不利影响。

但是，由于小泽一郎的极力坚持，海部还是采取了推行政治改革的行动。7月10日，内阁会议通过了自民党总务会方案，并在8月的临时国会上，向众议院提交了相关法案。

但是，9月30日，众议院政治改革特别委员会，慑于在野党的强大压力，以审议时间不充分为由，否决了上述法案，从而以“审议未了”的形式成为废案。“诚实”的海部看到这一结果，声称“决心要打破僵局”，暗示要解散众议院，举行大选。但是，海部的举动遭到自民党各派的反对，宫泽、三塚和渡边三派联手反对海部连任，甚至一向支持海部的竹下派也准备“抛弃海部”。于是，海部放弃连任首相的打算，于10月5日决意辞职，宣布不参加下届的自民党总裁选举。

海部宣布退出竞选之后，竹下派曾一度想推出前干事长小泽一郎竞选总裁，小泽一郎如果接受出马请求，再有另外一两个派阀支持，小泽有可能当选总裁，但小泽以身体健康欠佳等为由予以推辞。于是，竹下派最后决定支持宫泽出马。1991年10月27日，自民党举行总裁选举。宫泽以压倒优势当选总裁。^[7]随后宫泽内阁（1991.11.5—1993.8.5）成立。

宫泽喜一毕业于东京大学法学部，毕业后考入大藏省，在东久迩宫内阁和吉田内阁时曾任大藏大臣的秘书，33岁辞去大藏省职务进入政界，任参议院议员。1962年43岁时担任池田内阁经济企划厅长官。1967年开始当选众议院议员，以后在数届内阁中历任大藏、通商产业、外务等重要大臣及副首相要职，有丰富的从政和外交经历，是自民党内资深才高的政治家。但因其特有的“官僚气质”和“自鸣清高、孤芳自赏”的性格，迟迟未能登上首相宝座，直至历经36年国会议员生涯，72岁高龄时才如愿以偿登上自民党总裁和内阁首相宝座，可谓“大器晚成”。

日本的政治家大体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注重政策的“理念追求型”，一类是玩弄权术的“权力追求型”，政界的主流是“权力追求型”，而宫泽属于“理念追求型”人物，却又不得不陷入权力之争中，这也许正是宫泽久久不能登上权力顶峰的原因所在。这一方面是由于宫泽长期担任与制定政策有关的职务，但主要还是宫泽的性格不太善于搞权力之争。像他这种性格的政治家居然能登上整天沉溺于权力斗争的自民党的顶峰可以说是非常例外的。

在自民党五大派中处于第二位的宫泽派，一向被称作“鸽派”的代表，继承了自民党的“保守主流意识”，多主张“宽容与忍耐”。宫泽与财界关系较深，所以财界对他出任首相颇为满意，在野党也表示接受。

由于宫泽派人多势众，宫泽本人又长期担任党政重要职务，所以成立之初曾被认为是“重量级内阁”“务实内阁”，重要阁僚多由具有实干精神和实际能力的各派骨干担任。自民党元老之一、竹下派领袖金丸信出任自民党总裁，更为宫泽内阁增添了分量。

宫泽的基本政策理念是承认现行宪法，推行国际协调路线，也就是一方面以现行宪法体制为基本框架，一方面加以渐进式的改良，以便能够适应国际形势的变化。

宫泽内阁成立以后，在内政外交上都取得了一定的业绩，有人认为这是一个“有领导能力的实力内阁”，可能会是一个长期、稳定政权。但是，刚上任不久，宫泽内泽就陷入一场“金权政治”的困扰之中，发生了众议员阿部文男受贿案。

阿部文男在担任北海道和冲绳开发厅长官期间，利用职权向共和公司提供修筑公路和建立体育设施等的信息，并对政府金融机构施加影响，为该公司提供低息贷款，从中收取贿赂。事发后，共和公司曾向10余名政界要人行贿的内幕也披露于报端。1992年1月13日，阿部以受托受贿罪嫌疑被东京地方检察厅逮捕。日本警方逮捕国会议员这还是16年来的第一次。此事给宫泽内阁以不小的冲击，在3月8日参议院的宫城县补选中，自民党候选人因此而落选。

在阿部事件尚未了结的情况下，“东京佐川快递事件”又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

佐川快递公司是一个庞大的汽车运输集团公司，在日本可以说赫赫有名，家喻户晓。东京佐川快递公司是该集团的骨干，有雇员近4000人，营业额占佐川集团的20%。1980年代中期，东京佐川快递公司总经理渡边广康已是与政界有广泛交往的知名人物。1992年2月14日，渡边因向政界要人行贿被捕，罪名是“特别渎职罪嫌疑”。

渡边被捕后，佐川事件迅速升级，核心人物便是竹下派人士金丸信等人。在审理过程中，渡边供认曾捐出22亿日元给12名政治家，其中5亿日元交给了金丸信的秘书。金丸信对此事供认不讳。1992年8月27日，他在记者面前承认，他在1990年2月曾接受渡边5亿日元“政治捐款”，并说：“今天，我猛然醒悟，接受那些捐款是违反有关政治资金规定，违背政治伦理的行为。”为此，他做出决断：辞去自民党副总裁和竹下派“经世会”会长的职务，以表明对此事件负有责任。

金丸声明辞职后，仍表示“将以一名议员的身分，继续支持宫泽内阁”，意思是并无退出政坛之意。司法方面对金丸受贿5亿日元一事，只是决定对金丸罚款20万日元，而且罚金可以通过银行汇付。但10月14日金丸还是被迫辞去了众议员职务。

78岁的金丸信辞职后“告老还乡”，花了3亿日元重修住宅，安逸地度过了1993年元旦。然而，此时东京地方检察厅仍在暗中调查金丸的另一桩大案——偷税漏税案件。3月6日晚，东京地方检察厅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自民党前副总裁金丸信及其秘书生原正久因涉嫌违反所得税法被逮捕。”这条消息犹如晴天霹雳，震惊了日本朝野，日本新闻界连篇累牍地竞相报道金丸案件。

据调查，金丸信在1987年至1989年间，与他的前秘书生原合谋，隐瞒了18.5亿日元的收入，并且购置了日本债券信用银行的减价金融债券，从中偷税近10.5亿多日元。^[8]这种债券在购买时预先扣除银行应付利息，一年期满后银行却照债券面额金额兑现。由于是以无记名方式买卖的，购买者可自行保管或转让，深得蓄意隐瞒财产的人们的欢迎。

3月6日以后，检察部门共派出专业搜查员及检事150人，对金丸的住宅、办公地点和相关企业进行了搜查，共听取了1500余人的证词，收押了有关资料7000件，达900箱之多。3月13日和27日，东京地方检察厅以违反所得税法罪对金丸提出起诉和“追加起诉”。起诉事由要点包括：金丸信于1987年至1989年的3年内，共隐瞒所得收入18.5亿日元，逃税额达10.5亿多日元。经查实，金丸信的私人财产总额不少于100亿日元。这些收入的来源包括，东京佐川快递公司及18家大建筑公司的“政治捐款”。作为回报，这些建筑公司可以得到承揽公共事业的建设工程项目（工程投资由政府拨给，承揽者可以得到数目可观的利润）等好处。^[9]

金丸信生于日本山梨县的一个酿酒商之家，早年大学毕业后应征入伍，后因病返乡承袭父业。1953年弃商从政，多次出任政府要职，历任建设大臣、国土厅长官、防卫厅长官、副首相以及自民党干事长、总务会长、副总裁等职，长期充当日本决策人物的“高级谋士”和“智囊”，被称为权倾朝野的日本政坛“教父”。金丸原属田中派，田中病倒后，金丸遂与儿女亲家竹下登另起炉灶，重立山头，组成自民党内最大派系“经世会”（即“竹下派”），控制着自民党的人事和内务。

金丸擅长处理错综复杂的党内派系纷争，素有“首相制造器”“内阁遥控器”之称，在内阁及党内人事安排上有近乎决定性的发言权，宇野、海部两内阁都是在他和竹下的支持下上台的。宫泽内阁也得到以金丸为会长的竹下派的全力支持，所以宫泽上台伊始，便请金丸出任自民党副总裁，把一切党内大权交付金丸。金丸退出政界，对自民党和宫泽政权都是一个沉重打击。

金丸落入法网后，日本国民纷纷走上街头，举行集会和游行，反对政府和自民党的腐败。3月29日，东京地方法院批准金丸要求保释的申请，金丸缴纳3亿日元保释金后出狱，结束了23天的拘留所生活。但是，这时日本自民党已经处在分裂、瓦解的前夜，自民党政权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

金丸事件给自民党以前所未有的冲击，同时也加剧了党内派阀斗争，最终导致党的分裂。

1992年5月7日，原自民党副干事长、熊本县知事细川护熙率先脱离自民党，成立新党“自由社会联合”，这一党名实际上包含着自由民主党的“自由”和社会党的“社会”两层意思，其用意是，一方面以“自由主义”为基轴，一方面又纳入社会主义的平等理念，不久即改名为“日本新党”，自任党首，在7月的参议院选举中获得4个议席，超过民社党，与日本共产党持平。

1992年10月14日，金丸信被迫辞去国会议员职务，并决定不再参加下届议员竞选，这意味着金丸完全退出日本政治舞台。从此，竹下派分裂加剧，展开了争夺竹下派会长之争。10月21日，支持小泽一郎的竹下派成员召开誓师大会，决定拥立大藏大臣羽田孜为新会长，此举引起派内支持小渊惠三副会长的势力的强烈反对。10月22日，小渊派在小泽一郎缺席的情况下，拥立小渊为后继会长。28日，小渊就任竹下派新会长。对此，推举羽田孜的小泽派表示反对，提出“无效”，并宣布脱离竹下派，成立“改革论坛21”，竹下派走向分裂。12月18日，竹下派正式分裂为羽田派和小渊派，从此结束了竹下派控制自民党的局面。

羽田派由羽田孜、小泽一郎等35名众议员和9名参议员组成。小渊派属于反小泽派，对政治改革持慎重或消极态度，但在人数上处于多数地位，拥有包括小渊惠三、桥本龙太郎等人在内的32名众议员和34名参议员，所以是竹下派主流。^[10]羽田派实权人物小泽一郎声称他代表自民党的“改革派”，他同小渊惠三等人的斗争是“改革派”与“守旧派”之争。小泽认为，苏联解体，美国实力下降，日本要想为国际社会多做贡献，就必须“改革过去的政治体制”，“改变冷战时期形成的政党模式”，建立“两大政党体制”。但是，改革政治体制导致长达38年之久的以自、社对立为基轴的“五五年体制”和“自民党一党统治”的崩溃，意味着“保革联合政权”的诞生，这是当时谁都始料未及的。

总之，掌握这次政治改革主导权的是执政的自民党。围绕政治改革问题，自民党内出现三派势力：一派是旧竹下派的小泽、羽田一伙，加上河本派的海部俊树等人，共约200名国会议员，可称之为“推进派”；与之相对立的一派是竹下派的小渊惠三和梶山静六等人，可称之为慎重派；另外还有一伙特别讨厌小泽一郎的反对派。在这三种类型中又各自心怀鬼胎，打着不同的算盘。与此同时，在各在野党中，也有各种不同的想法，有的坚决反对，有的认为可以进行有条件的改革。总之，当时多数人认为，“政治改革”是必要的，因为“五五年体制”这种不许政权交替的一党统治，必然会压制政治的活力，导致政治腐败。但是，很多人又担心，以小选举区为核心的选举制度的改革，只会更加削弱在野党的力量，导致扼杀反对政治势力的结果。而对自民党来说，采用比例代表制，又有可能对自民党带来不利影响。鉴于此，政治改革究竟如何进行，每个人都心中无数，而在一般国民眼中，当时的所谓政治改革犹如一头雾水，更不知所云。

在这种情况下，小泽、羽田等人，一方面促使自民党内部“自我净化”，一方面向在野党表示将来有可能会出现政权交替的机会；而对广大国民，则极力从理论上宣传政治改革的正当性，以取得国民的支持。为此，他们必须首先阻止竹下派继续掌权，一方面极力诋毁竹下派的主张，鼓吹人事更替的必要性；一方面宣传必须废除形成派阀温床的中选举区制，改为小选举区比例代表并立制。按照他们的说法，每个选区选举3—5名议员的中选举区制，是议员贿选的温床，而且为了争取更多人当选，各派必然争相投入大量选举资金，而这正是贪污的原因之所在。然而，事实上，小选举区所需资金更多，而且即使改变了选举制度，派阀也不可能消除。

面对“改革派”的强大攻势，以宫泽为代表的自民党“守旧派”，承认自民党“犯了错误”，承认自民党在金丸事件后陷入了“严重危机”。但仍然认为自民党是唯一能担当执政任务的政党，主张必须由自民党一党进行政治改革。1993年4月2日，自民党向众议院提出了关于政治改革的4项法案：《公职选举法法案》《众议院选区划定委员会设置法案》《政治资金规正法修正案》《政党助成法案》。社会、公明两党也提出了相应的政治改革5项法案。从4月15日以后，政治改革相关法案在众议院政治改革调查特别委员会开始正式审议。

在野党对日本政府和自民党在政治改革问题上的武断做法极为不满，甚至自民党内的“实现政治改革年轻议员会”也于5月25日将一份有219名国会议员（占自民党381名国会议员的57%）签名的要求“与在野党妥协，在本次国会实现政治改革”的意见书面呈首相。与此相呼应，5月28日，社会、公明、民社、社民联、民主改革联盟和日本新党等六党派首脑举行会谈，就“朝野各党制定小选举区比例代表连立制等法案”取得一致意见。这一举动对当时在自民党内日趋孤立的小泽·羽田派和热衷于政治改革的年轻议员无疑是一大鼓舞。值得注意的是，参加这一会谈的党派，后来大都成为小泽·羽田“新生党”成员和构成细川政权的母体。

宫泽首相看到这种情况，指示梶山静六干事长：“希望尽量制定一个好的妥协方案。”并在朝日电视台公开表示：关于政治改革，“无论如何要在这次国会解决，我们正在做工作”。^[11]但是，梶山干事长和佐藤孝行等实权派人物并没有撤回原来的单纯小选举区方案。因此，自民党政治改革推进本部代理本部长盐川正十郎6月1日提出的朝野党妥协方案“小选举区比例代表并立制”未被采纳（盐川因此而提出辞呈）。6月14日，梶山干事长在新自由主义经济研究会上声称：关于政治改革，“两年以后，我们将在参议院选举中取得胜利，届时我们要完成包括选举制度在内的改革”。^[12]这一发言引起自民党内改革派的强烈不满。翌日，自民党159名改革推进派国会议员成立了“推进政治改革议员联盟”，以对抗自民党当权派。

6月16日，宫泽首相出席自民党总务会，指示单纯小选举区制等4法案要在众议院政治改革特别调查委员会通过。宫泽的做法引起在野党的不满。为此，社会、公明、民社、社民联、民主改革联盟、日本新党等六在野党、会派一致决定，向众议院提出内阁不信任决议案。6月17日，日本共产党除外的各在野党联合提出了对宫泽内阁的不信任案。6月18日，众议院以255票对220票通过了内阁不信任案。造成这一始料未及的结果，是因为羽田派等的39人也投了赞成票。^[13]于是，宫泽内阁不得不宣布解散众议院。

这次内阁不信任案的通过，是战后日本政治史上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事件。因为，首先，这次事件，在自民党内部，是打破原来派系，按照是否赞成“政治改革”的理念重新进行的派阀之间的合纵连横。其次是第一次打破了政党之间的界限，按照问题的性质，产生了连反对党都赞成的行动方式。政界重新组合，没有这种意识上的变革恐怕是不可能的。

羽田派缘何造反？早在2年前，海部内阁曾着手进行选举制度改革，当时羽田孜任自民党选举制度调查会会长，极力主张改革，遭到执政界之牛耳的自民党副总裁、竹下派会长金丸信的反对，致使羽田提出的有关政治改革3项法案归于泡影。如今，金丸被捕，自民党濒于分裂，自然是羽田派“报一箭之仇”的好机会。

另外，在野党方面之所以敢在众议院提出对宫泽内阁的不信任案，就是因为他们与小泽派代表羽田等人早有默契。17日，在野党向众议院议长樱内义雄提交对内阁不信任案之后，羽田便公开表示：如果内阁不采取延长国会的措施使政治改革方案在本届国会内通过，那就只好赞成在野党的不信任案。6月18日，有18名自民党众议员未参加投票，包括羽田派在内，有39人“造反”投了赞成票，此外还有11名自民党众议员宣布退党。投票结果，以255票赞成，220票反对通过了内阁不信任案。所以，对自民党来说，“六·一八政变”不仅意味着宫泽政权的寿终正寝，而且宣布了“五五年体制”的终结。当天日本各大报纸均以“自民党分裂”的大号黑字为标题，抨击自民党的腐败政治及“不思反省的顽固态度”。《朝日新闻》社论一针见血地指出：“政治丑闻难道不是导致这种结果的必然因素吗？”

宫泽首相也自有其难言之隐。他在不信任案通过后，接受电视记者采访时说：“我并非想对国民撒谎。时至今日我更深深地感到了政治改革的难度。”的确，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历届内阁都把政治改革作为最重要的课题，然而最终无不被它碰得头破血流。

随着不信任案的通过，自民党开始走向分裂。不信任案被通过后，自民党政治改革推进本部事务局局长武村正义代表10名众议员提出退党申请，21日宣布成立“先驱新党”。随后，羽田和小泽于23日带领44名国会议员成立“新生党”。同一天，自民党内另外80余名议员以海部俊树为核心宣布成立“自民党政治改革推进议员联盟”，声称与党内“慎重派”划清界限，继续推进政治改革，使自民党孕育着再次发生分裂的危险。

羽田、小泽从自民党拉出队伍后，与社会党、公明党、民社党、社会民主联合四党举行会谈，就大选后建立联合政权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而先驱新党却与日本新党酝酿合作。脱离自民党的新生党和先驱新党分别与在野党以及日本新党讨论合作、建立联合政权问题，这在过去是从来没有过的，此举无疑使自民党陷入更加严重的危机。据《日本经济新闻》6月29日的舆论调查，宫泽内阁的支持率仅为5.8%，比当年的宇野内阁还低。而自民党的支持率仅28.6%。^[14]

经过一个月的躁动，重新确定日本政坛格局的众议院大选终于于7月18日揭晓。结果是：自民党获223席，未过半数；社会党由原来的137席降至70席，成为38年来的最低点；日本新党第一次参加大选就获35席；新生党获55席，比原来增加19席；先驱新党获13席，比原来也增加了3席；民社党15席比原来增加1席；共产党15席，比原来减少1席；社民联4席，与原来持平。这次选举结果，自民党固然由于新生党和先驱新党的“跑票”而大败，但更惨的是社会党，竟减少了将近60席，减少的议席跑到日本新党和先驱新党那里去了。

纵观这次大选，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新党派议员大增引人注目。日本新党、新生党和先驱新党这3个新党派所获议席数占众议院总议席数的五分之一，表明日本国民对传统政治的厌倦心理，希望新成立的党派能在刷新日本政治方面有所作为。三个新党在选举时高举“推进政治改革”和“结束自民党一党统治”的旗帜，起到了鼓动民心的作用；第二、社会党惨败同样引人注目。社会党惨败的原因表面上看是诸多新党夺走了本应属于社会党的票，但实际上是该党的政策走向不明朗，在安全保障、防卫等重大问题上态度暧昧。另外，冷战局势的结束和大批工会会员脱离政党也是导致社会党失败的重要原因；第三、自民党议席虽然未过半数，但获得223席，与议会解散时的222席基本持平。这说明日本选民虽对自民党不满，但也希望政治相对稳定。

总之，这次大选结果所反映出的日本民意基本上是希望稳定和革新。所形成的格局，表面上是自民党、3个新党和社会党的“三足鼎立”，实际上是意味着“五五年体制”的瓦解和自民党一党统治的终结。取而代之的是日本新党和从自民党分裂出来的新生党及先驱新党取得重大胜利。这意味着日本“总保守”势力大增，日本政治向“总保守化”迈进，它标志着日本政局向多党政治时代迈出了第一步。

1993年7月22日，宫泽首相为承担自民党分裂和大选失败的责任而引咎辞职。宫泽在其执政的1年零9个月中，在开展首脑外交和恢复泡沫经济崩溃后的日本经济以及应付冷战结束后的国际形势方面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和一定的成绩，但执政38年的自民党毕竟“毁于”宫泽之手，这不能不说是宫泽内阁的“悲剧”。看到宫泽的下场，于是日本有人将自民党第十五代总裁宫泽喜一比做德川幕府最后的第十五代将军德川庆喜。这种比喻是否恰当姑且不论，而人们更关心的，是宫泽之后日本是否真的能实现政治改革。

这里，我们不妨再简单回顾一下自民党政权的崩溃过程。自民党由于两次金丸事件（1992年夏天曝光的“东京佐川快递事件”和1993年3月的因偷税漏税而被捕事件）的冲击，而完全失去了国民的信任；1993年6月，围绕政治改革问题自民党发生分裂，小泽一郎等改革推进激进派形成，致使宫泽内阁不信任决议案获得通过；随后数十名国会议员集体退党，并打出新生党和先驱新党的旗号，从而自民党在众议院失去了过半数席位，随后在7月18日的大选中只获得半数以下议席。在这一自我崩溃过程中，自民党首脑宫泽首相的优柔寡断最终把自民党送上了“断头台”。

注释

[1]菊池久：《首相竹下登》，皮普尔社1987年版，第24页。

[2]《朝日新闻》1989年5月29日，第14版。

[3]王振锁：《自民党的兴衰—日本“金权政治”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83页。

[4]王振锁：《日本战后五十年》，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第365页。

[5]北冈伸一：《自民党》，读卖新闻社1995年版，第237页。

[6]蒋豫浙：《过渡性首相海部俊树》，见《半月谈》1989年第17期，第50、51页。

[7]北冈伸一：《自民党》，读卖新闻社1995年版，第253页。

[8]《朝日新闻》政治部、社会部编：《权力的代偿》，朝日新闻社1993年版，第55页。

[9]《朝日新闻》政治部、社会部编：《权力的代偿》，朝日新闻社1993年版，第54、55页。

[10]田中浩：《战后日本政治史》，讲谈社1996年版，第344页。

[11]田中浩：《战后日本政治史》，讲谈社1996年版，第348页。

[12]同上书，第349页。

[13]田中浩：《战后日本政治史》，讲谈社1996年版，第350页。

[14]森田实：《政界大乱》，东洋经济新报社1993年版，第19页。

二自民党长期政权的崩溃

二自民党长期政权的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