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 鹿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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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廷璆 等
选自《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
第五章 自民党政权的中兴与崩溃
第五章 自民党政权的中兴与崩溃
一 自民党政权的中兴
（一）中曾根政权的诞生
1982年10月12日，执政两年多的铃木善幸突然宣布不竞选下届总裁。这样，“意外”诞生的铃木政权，又“意外”地从政治舞台上退下来。铃木内阁表明辞意后，自民党内各派势力围绕总裁和首相候选人问题又展开了明争暗斗。
早在铃木宣布退出竞选之前，田中、铃木和中曾根之间已就“下面由中曾根接任”一事取得共识。于是，正当中曾根、河本、安倍、中川四人准备开始竞选时，有人又提出了通过协商产生总裁的主张，并且将预选日期向后推迟一个星期，以便留出充分协商的余地。这是自民党一贯的临机应变的做法。
协商在福田前首相、铃木首相、二阶堂干事长三人组成的调整委员会内进行，有人提出由中曾根任首相，河本任总裁的所谓“总总分离论”，但未取得一致意见。协商继续进行至最后一天即10月22日，仍没有结果，在会谈即将结束的时候，田中派的田村元突然闯进会场，要求协商继续进行，并提出中曾根任首相、福田任总裁的主张。铃木、河本、安倍、中川都接受了这一方案，福田也只好接受。但就要落实此方案时，没有想到田中为了报复福田而指示中曾根拒绝接受此案，致使中曾根首相、福田总裁案流产。
10月23日开始的总裁预选持续了一个月，11月24日开票。投票总人数为974150人（投票率为93.1%），中曾根得559673张票（占57.6%），占绝对优势，这是田中、铃木、中曾根联合的结果，河本、安倍、中川分别得265078张（占27.3%）、80443张（占8.3%）和66041张（占6.8%）。[1]反主流派本想在这次选举中建立反中曾根联合战线，但鉴于选票悬殊，河本、安倍退出第二轮决选，于是没有召开党大会就确定中曾根为总裁。中曾根的顺利当选，显然应归功于田中派的大力支持，而田中之所以支持中曾根，是他本人准备复出政界和等待“洛克希德事件”的判决，以图扩大田中派势力。
1982年11月25日，中曾根在自民党大会上就任总裁之职。27日，第一届中曾根内阁（1982.11.27—1983.12.27）成立。田中派6人参加内阁，加上接近田中派的无派阀2人，实际上田中派共有8人进入内阁，尤其是作为内阁关键职位的内阁官房长官，打破由本派出任的惯例，起用了田中派的后藤田正晴，所以中曾根内阁一度被舆论界称之为“角营内阁”（在日语中，“营”和“荣”同音），又有人戏称为“田中曾根内阁”。
中曾根的这一人事安排，显然是对田中的回报，因为他知道，如果没有田中的支持，他既当不了首相，政权也无法维持下去。当时舆论界普遍认为，新内阁将无疑由田中控制，是“田中内阁的翻版”，中曾根只不过是块招牌而已。因此它将是一个空前不稳定的内阁，最长只能维持两年。但是历史事实却与人们的预料相反，中曾根内阁执政长达5年之久，在自民党的历史上仅次于佐藤政权的7年8个月，超过了池田政权的4年零4个月和岸政权的3年零5个月，即使在自民党成立之前，也只有吉田茂内阁超过了中曾根内阁。中曾根内阁不仅成为佐藤之后执政时间最长的内阁，而且还成为大力推动日本政治转折的重要内阁。
在自民党长期政权期间的15位总裁中，连选连任总裁的只有岸、池田、佐藤、中曾根四人，其中岸、池田、佐藤是在自民党政权的前期，1972年佐藤下台之后只有中曾根一人。中曾根在任期间，不但没有像岸信介那样“坎坎坷坷”，而且在4年届满之后又延长一年任期，并顺利地完成了交接工作，这是自民党的任何一个总裁都没有享受的殊荣。
中曾根得以维持长期政权，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中曾根个人资质方面的条件，客观上也有与此正好相吻合的外部环境。首先从中曾根的从政道路上来分析一下中曾根的个人资质。
中曾根1918年出生于群马县高崎市一个木材商家庭。1941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法律系，曾就职于内务省，一度应召入伍，日本投降后又回内务省工作。1947年首次参加竞选，当选为国会议员，从此进入政界。中曾根的政途比较曲折，最初参加民主党，随后加入改进党，保守党合并后转入自民党，属于河野派。河野一郎去世后，时年不到50岁的中曾根成为本派领袖。
中曾根的行为准则属于“风派”人物，但其思想深处是一位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早在日本被占领时期，便经常系一黑色领带，以示“为被占领的日本戴孝守节”。因此，曾对吉田内阁的追随美国和经济主义政策持批判态度。日本独立后，中曾根一贯鼓吹修改宪法，1956年他写过一首《修改宪法之歌》，在剧场演唱。修改宪法的目的当然是扩充军备。1970年他担任佐藤内阁防卫厅长官后，曾向国会建议设立了防卫委员会，并亲自修改制定了第四次《防卫力量整备计划》，首次提出了“自主防卫五原则”。
1955年自民党成立后，中曾根历任党内和内阁要职，岸内阁时曾任科技厅长官，佐藤时代任运输大臣、防卫厅长官和自民党总务会长，田中内阁时连续出任通产大臣，福田时代任自民党总务会长，铃木内阁时任行政管理厅长官。从佐藤时代开始，以河野派为基础形成中曾根派，1970年代以后成为党内五大派阀之一，开始与其他派系争夺总裁宝座。中曾根从年轻时起就怀有当首相的野心，但终因势单力薄，久久未能如愿。
在自民党激烈的权力斗争中，中曾根一向被认为是一个见风使舵的人，但从另一个角度讲，也可以说他具有把握权力关系平衡的能力。1980年大平死后，中曾根失去了一次当首相的机会，固然有些遗憾，但在铃木内阁时代，他研究了大平时代的各项政策，并作为行政管理厅长官，推行了行政改革，这可以说是为他上台做好了接班的准备。
当然，中曾根长期政权得以维持，仅靠其个人资质是不够的，还要有适当的客观条件。所谓客观条件，就是使中曾根作为民族主义者的能力充分发挥的国际环境，以及在国内推行行政改革的经济条件。另外，更为重要的是，他得到了自民党最大派阀田中派的有力支持。可谓天时、地利、人和均已齐备。
田中派在铃木内阁时已扩大到108人（众议院65人，参议院43人），加上中曾根派，已占自民党的40%，如果再把铃木派拉过来，则完全可以控制自民党。田中派为什么支持中曾根？因为当时党内反主流派主张与深受“洛案”牵连的田中派划清界线，正在“吃官司”的田中派需要有一个能够保护田中的领袖人物，相信与中曾根联合会对自己有好处。中曾根正是抓住了田中派这一弱点，才和田中派联合在一起的。
1983年10月12日，东京地方法院在“洛案”一审判决中以“受托受贿罪”判处田中4年徒刑和罚款5亿日元。为此，在野党在国会提出了《对田中的议员辞职劝告决议案》，并要求解散众议院，国会围绕田中问题发生大乱。《朝日新闻社》的民意测验表明，要求田中“退出政界”的占45%，要求“首先辞去议员职务”的占35%，两者加起来达80%。但田中毫无辞职之意，最后在众参两院议长的斡旋下中曾根决定解散众议院。
众议院于11月28日解散，12月18日举行了大选。在这次大选中，自民党正如预料的那样大败，只获得250席，比上次的284席有大幅度减少，后退到1979年（248席）和1976年（249席）的水平。自民党立即追加公认无党派当选者9人为本派候选人，这才勉强维持了过半数（50.7%）。第二届中曾根内阁（1983.12.27—1986.7.22）成立。不过，颇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次失败的选举中，与解散时相比，铃木派减少12名，福田派减少6名，中曾根派减少6名，而田中派却只减少2名，还占有63席，带罪竞选的田中本人仍以绝对优势当选为众议员。
面对“洛案”的判决和田中派的强大，中曾根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中曾根不得不做出“脱离田中”的姿态，表示要“完全排除田中的政治影响力”。在12月24日的总务会上发表总裁声明时说：“我认为，失败的最大原因是对所谓田中问题的认识不明确，以及在政治伦理方面所作的追究使国民产生了不满。因此，为了一、彻底清除田中的政治影响；二、高扬政治伦理，致力于党素质的根本刷新，确立清廉的党风；三、确立举党一致的体制，必须实行公正的人事和党务工作。”[2]另一方面，对“高位当选”的田中及其百余人之众的“田中军团”又不能不高看一眼，田中派在新内阁中仍然有6人。直至田中病倒之前，中曾根始终借助“田中军团”的力量来维持自己的政权。可以说，在对待田中派上，充分表现了中曾根的看风使舵的特点。
12月26日，政调会长田中六助和新自由俱乐部干事长山口敏夫就确立“政治伦理”等四项政策协定达成协议，随即成立了统一会派“自民党—新自由国民联合”。于是，统一会派在众议院占了267席，阻止了执政党和在野党在预算委员会中力量对比的逆转。
（二）中曾根内阁与“战后政治总决算”
中曾根康弘是自民党成立以来的第11位首相，也是继佐藤政权之后所谓“三角大福中”之争中最后登上首相宝座的一个。中曾根虽然是在田中派支持下上台的，但从自民党的派系沿革来看，中曾根和田中不是一根藤上的瓜。所以当田中在“洛案”中被判刑后，善于顺应形势变化的中曾根，一方面维系与田中派的关系，一方面逐渐采取“脱离田中”的行动，树立自己“独立自主”的形象，先后提出修改宪法、扩充军备、增强防务、建立“国际国家”日本、实行“战后政治总决算”等口号。
中曾根担任首相后，他的国家主义思想主张得以贯彻、发展。1978年，中曾根曾出版一本名叫《新的保守理论》的书，集中地反映了他的政治思想。他在该书中谈到，“在国家主义的时代，国家与个人之间并不存在什么对立，国家就是最终的价值”，但是，“当今的日本是国家观念最为衰退的时代。现在对日本人来说，如果极而言之，国家观念已经淡薄到等于国家根本不存在的程度”。他呼吁必须为“确立国家和国民之间正常关系”“进行艰苦的努力”。[3]因此，中曾根上台伊始，便提出“政治大国”的口号，并成为其在任期间为之奋斗的目标。
中曾根首相以“实干内阁”为标榜，志在“三项改革”：行政改革、财政改革、教育改革。他推行了“临调报告”所建议的三公社民营化，编制了一年比一年缩减的紧缩预算。同时，对各项问题分别设立了数量众多的官方的和民间的审议会或恳谈会，并根据它们提出的报告和建议制定法案并予以实施。根据1983年成立的“文化教育恳谈会”的最终报告书，于1984年设立了“临时教育审议会”。“和平问题研究会”提出了建议重新审查防卫费，使其不超过国民生产总值1%的报告书。1984年，还相继成立了“高度信息社会恳谈会”“中曾根首相经济政策恳谈会”“关于阁僚参拜靖国神社问题恳谈会”，等等。在党内外设置官方和民间的咨询机构，聘请专家为委员，以咨询报告的形式引起舆论界注意，从而形成政策。这种审议会方式，是中曾根首相独特的领导方法，但中曾根的这一领导方式与自民党的事先研究为主的惯用方式不相吻合，所以遭到党内和在野党的强烈抵制。尽管如此，中曾根内阁还是得以维持下来。其原因有二：第一，自民党的新秀们打算在中曾根之后上台，对他给予了支持；第二，保持着稳定的高支持率，首相颇有声望。
中曾根首相善于利用大众传媒来影响舆论。外交是他提高声望的最大资本。
组阁后不久，他便于1983年1月飞往韩国，使恶化了的日韩关系得到修复。1981年，韩国要求日本人提供6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日本予以拒绝，从此关系恶化。这次中曾根以日本首相的身分访韩，答应给40亿美元的援助，并表示“维持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对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和平与稳定至关重要”。这实际上就是谋求加强日韩之间的军事关系。
继访问韩国之后，中曾根立即访美，与美国总统里根举行会谈，双方重新确认“同盟关系”，推进两国间的合作。会谈中，中曾根明确表示“两国是命运共同体”。里根总统要求日本在“防卫”问题上做出更大的努力，中曾根首相则表示，“将根据日本国情和他本人的判断，负起比以往更大的责任”。并毫不掩饰地对美国报界说：“整个日本列岛或日本本土要像不沉航空母舰一样，形成对抗（苏联）反转式轰炸机入侵的巨大防卫要塞。”[4]
中曾根的“日美命运共同体”“不沉航空母舰”“封锁三个海峡”等鹰派言论以及参拜靖国神社和鼓励人们议论宪法等活动，使国内外舆论哗然，内阁支持率开始下降。日本政府过去的防卫基本方针是采取“专守防卫”的立场，不进行进攻性的军备。中曾根的这些言论大大改变了日本政府的一贯立场，因此受到舆论的广泛关注。他在这方面的言行，还引起了担心日本复活军国主义的亚洲各国的担心和反对。但由于他的“国际国家”“战后政治总决算”等论调迎合了日本人的大国意识的增长，所以内阁支持率得以维持在40%以上的水平。
观察一下在野党的动态，可以发现它们要与自民党联合的动向比以前更加明显了。民社党在1985年4月的党大会上，通过了明确表示“不排除同自民党联合”的运动方针。12月，公明党大会的活动方针规定，在联合的问题上，应“迅速做出反应，与大会响应”。
被公、民两党置于运动之外的社会党，也在石桥政嗣委员长的领导下，打出“新社会党”的旗号，开始了由“抵抗政党”向“政权政党”转变的脱胎换骨活动。这实际上就是江田的结构改革路线。随着电信电话公社的民营化和国铁的分批民营化而发生的全电通工会和国铁工会的改组，“总评”的力量削弱了，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党也不得不转而采取现实主义路线。1985年1月的社会党大会通过了把党的基本理念转变为西欧型的社会民主主义的运动方针，决定拟出作为新纲领的《新宣言》。这一《新宣言》，总结了建党以来关于党是阶级政党还是国民政党的争论，把党定义为“向所有人敞开大门的国民的党”，声称只要政策一致，就不排除同保守党联合。这一《新宣言》在1986年1月召开的党大会上全体一致表决通过。[5]
中曾根内阁时期是战后日本政治的重大转折时期，这一转折的重要标志是中曾根提出“战后政治总决算”的口号和日本要成为“政治大国”的国家发展目标。
1982年12月21日，上任不久的中曾根康弘在自民党选举对策本部讲话时，首先提出“战后政治总决算”的口号。他说：“我觉得战后37年，终于迎来了总决算的一年……明年将严肃决定国家的方向。”1983年1月24日中曾根在国会发表施政演说时，又作了一次引人注目的发言。他说：“我深深地感到，日本正处于战后史的重大转折点上。”因此，“对过去的基本规定和结构，应该毫无禁忌地重新认识”。[6]这就是中曾根所倡导的“战后政治总决算”论。
“战后政治总决算”的目的就是决定国家的方向，而这个方向就是政治大国。因此可以说，“战后政治总决算”就是为日本成为政治大国扫清道路和创造条件。
“战后政治总决算”的对象范围很广，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和军事。大体可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进行国内改革；二是向战后“禁区”挑战。国内改革即指以行政、财政、教育三大改革为主要内容的“第三次大规模改革运动”[7]；所谓向“禁区”挑战，就是改变日本“纯”经济大国的形象，增加防卫经费，修改宪法，实现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的“政治大国”的战略目标。“总决算”路线的这两个方面，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
“战后政治总决算”实际上就是政治的右倾化。1982年以来“保卫日本国民会议”等团体编写的历史教科书，肆意歪曲历史事实，公开为过去的侵略战争粉饰、翻案，并得到文部省的审查通过。为此，引起亚洲各国人民的高度警惕和批判。1983年4月12日和8月15日，中曾根以“首相”的身份参拜供有战犯灵牌的靖国神社，自民党内设置的“靖国问题小委员会”还于1983年11月发表了“首相和阁僚参拜（靖国神社）合宪”的见解。早在1975年，三木首相为了迎合党内右派，曾以私人身份参拜过靖国神社。1982年，铃木首相也参拜过，但身份“是公职还是私人未置可否”。因此，中曾根以“首相”身份的参拜，显然又向前迈出一大步，是对“战后重新评价”的重要一环。
中曾根上任后不久，便公然申明自己是“改宪论者”。因此，修改宪法显然是“战后政治总决算”的一大目标之一。关于改宪，他公然声称：“民主政治下无禁忌。正确的态度是，一切规定均可研究和重新评价，宪法也不例外。国民和政党讨论宪法，从民主角度讲应予奖励。”
中曾根上台伊始，在国际、国内两方面提出两大目标。第一个目标是肩负起以“维护紧密的日美关系”为中心的“自由世界一员”的责任；第二个目标是建设“强有力的文化和福利国家”。更具体地讲，前者是日本作为“自由世界的一员”，要负起维持其秩序的责任，成为与日本经济实力相称的政治大国。为此就要增强防卫力量，扩大对外援助；后者则是通过“行政改革”，在对外援助和交流方面增加必要的预算，“以便对国际社会做出更加积极的贡献”。正如中曾根在1983年9月9日国会演说中所说：如果我们“只停留在经济国际化，而不在文化、政治方面为世界做出贡献，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国际国家”。
中曾根内阁为了实现“国际国家”的目标，在各方面都做了切实的努力。在经济方面，为了缓和日益激化的对外经济贸易摩擦，中曾根内阁把“外需主导型”经济政策改为“内需主导型”（又叫“国际协调型”）经济政策，并进一步采取经济自由化路线，降低关税、改善进口制度，开放国内市场。在防卫、外交和文化方面，则摆出主动出击的态势。“防卫费”突破国民生产总值1%的限制，发展日美军事同盟关系，开展“首脑外交”，树立日本的“大国”形象，主张向世界各国输出日本文化，推动日本文化的国际化，等等。
中曾根提出的“战后政治总决算”和日本“政治大国化”等主张，代表了上层垄断资本的阶级利益，也反映了下层民众不断滋长的“大国意识”。
日本经济实力的增强，使它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高。到1980年，在整个世界国民生产总值中，美国约占二成，欧共体占二成，日本占一成。这意味着日本已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美欧日三大经济中心之一。
经济大国地位的确立，使日本失去了追赶的目标而成为被追赶的对象。1970年代日本政局的动荡，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可视为日本摸索新的国家方向的政治过程。大平内阁时期开始对国家发展战略进行研究，并提出了关于国家安全、对外经济发展、科技立国、文化立国等的战略设想。这是日本政府对国家发展战略的一次有组织的探索，但未及实施大平便离开人世，这一历史使命便落在了中曾根身上。
日本经济的发展对国民意识的变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76年以来，日本首相府逐年对国民生活意识进行调查。调查结果表明，被调查者认为自己生活属于中等水平者占80%—90%。所谓中等水平，并非根据具体数据得出的结论，而是一种自我感觉和自我意识，这种意识便是通常所说的“中流意识”。中流意识一般表现为对经济生活的满足感和政治上的“求稳怕乱”心理。这种国民意识的保守化，成为自民党政权的重要社会基础，同时也是滋长“大国意识”的社会基础。
据日本广播协会1983年的舆论调查，认为“日本是一流国家”的人，由1973年的41%上升到1983年的57%；认为“日本民族比其他民族优秀”的人，由1973年的60%上升到1983年的71%；96%的人认为“生活在日本比生活在其他国家好”。日本国民的这种大国意识和优越感，使倡导政治大国的中曾根内阁一直维持了高支持率，这在战后历届内阁中是绝无仅有的。
（三）中曾根内阁的各项改革
在国内政策方面，中曾根内阁除继续推行铃木内阁的未竟事业——行政改革和财政改革外，还提出了教育改革的方针。这三大改革既是“战后政治总决算”的重要内容，又是解决当时所面临困难的重要政策措施。
铃木内阁时期，中曾根出任平时不被人重视的行政管理厅长官，以敢做敢为、雷厉风行的作风推动行政改革。他上台两个月后，便成立了第二次“临调”。但是，行政改革的帷幕刚刚拉开，铃木内阁便宣告结束。因此，真正的改革是在中曾根内阁时期展开的。可以说，中曾根始终是这项改革的设计者、推动者和实施者。
自1960年代以来，日本历届内阁都主张进行行政改革。日本为什么要进行行政改革？一般认为其目的可分为近期目标和远期目标：近期目标是解决财政巨额赤字和政府机构臃肿问题；远期目标则是扩大行政权力，以加强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中曾根本人更多地强调政治方面的原因。他认为，战后以来为了追赶欧美而建立起来的一套行政政治制度，如中央集权、纵式领导、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的“公团”“公社”等正在阻碍日本国家的继续发展，因而必须进行改革。中曾根的这一思想，显然是试图通过改革，建立起一套与政治大国发展相适应的政治体制。
根据战后日本制定的《日本国宪法》和有关法律，日本首相的权力比战前有了很大增强，但仍不像西欧和美国的总统或首相的权力那样大。1983年7月，中曾根内阁通过国会批准了《国家行政组织法》第八条，把原来需根据法律设置各种审议会和各省厅的机构，改为由内阁政令设置。这样，有200多项与各省厅有关的法令，不经国会审议批准，便可由内阁政令加以变更；各种名目繁多的审议会纷纷成立，而中曾根的个人咨询机构，如和平问题审议会、文化教育恳谈会等也陆续成立。这种“审议会政治”，一方面加强了内阁首相的权力和影响，一方面削弱了国会的立法权和监督职能。
1986年6月，内阁会议修改《内阁官房组织令》和《首相府本府及安全保障会议设置法施行令》，决定撤销国防会议，新设安全保障会议；将内阁审议室分为内阁外政审议室和内阁内政审议室。这样做的目的，显然是为了把外交、内政、防卫等方面的情报集中于内阁官房，加强内阁的权力和职能。
中曾根内阁从1983年起连续4年实行财政紧缩政策，一般岁出持续下降，日本财政对国债的依存率从1980年代初期的30%以上迅速降至1986年度的20.2%。同时，为了节省政府开支，中曾根内阁编制了紧缩型预算，精简机构、裁减国家公务员，并减少其退休金。据统计，1980—1986年，中央政府的公务员人数从200.28万人减少到148.3万人。
战后以来，日本共进行过三次行政改革，第一次和第二次分别在1950年代初和1960年代初。这两次行政改革都只限于控制公务员膨胀与机构的臃肿。而1980年代以来进行的这次行政改革则有很大的不同，不但第一次触及了社会福利制度中随意施舍的问题，还着手进行日本国铁和日本电信电话公社两家国营企业的民营化。
日本国有铁路（国铁）对战后日本经济的恢复和高速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1960年代以后，国铁在官办官营、忽视竞争方面的弊端越来越明显，加之公路运输迅速扩大，铁路运输的地位有所下降，导致国铁经营危机。国铁在全国客运和货运总量中的比例，从1960年的51%和39%分别下降到32%和8%，国铁自1964年出现亏损，到1985年3月，长期债务余额高达22万亿日元之多，相当于其年经营额的7倍，仅利息一项就占营业额的一半。[8]造成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一是政府干预过多，国铁难以实现自主灵活的经营；二是官办官营，缺乏竞争意识，经营效率只相当于私营铁路的三分之二；三是国铁未能采取合理的劳务政策。
为解决国铁经营危机，日本政府自1960年代末以来，多次制定“国铁重建”计划，但收效甚微。进入1980年代以后，日本政府和自民党决心实行国铁民营化政策。1982年初，国铁分割和民营化的构想基本形成。1982年7月30日，第二次“临调”向首相提出了“国铁分割民营化”的答询，随后成立首相直属的特别机构“国铁重建监理委员会”。1985年7月26日，国铁重建监理委员会排除种种阻力，向中曾根内阁正式提出“国铁分割民营化”意见书。10月，内阁会议正式通过了《国铁改革基本方针》。1986年11月28日，国会通过了国铁改革法案，决定从1987年4月1日起，国铁正式实行分割民营化。
所谓“分割、民营化”，是将日本的国铁按地区分割成6个民营公司，[9]另外成立一个全国性货运公司。在分割、民营化过程中，逐步解决了遗留债务问题，职工超编问题、国铁互助年金问题等。从几年来的运营情况看，国铁的分割、民营化这一复杂而巨大的改革工程，基本上是顺利而成功的。上述七个公司的经济效益都有明显增长，尤其是本州的3个公司，收益增长之快超过人们的预料。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国铁民营化的最大变化是职工意识上的变化。“窗口”服务态度明显好转，公司职员的工作效率明显提高。
国铁改革的最初目的是为了解决国家的财政危机问题，但是分割、民营化这一体制改革已远远超出了财政问题本身，它同时也是地方分权的一个范例。在三大公社改革中，[10]国铁改革是最成功和最彻底的一项改革。
1985年4月1日，日本电信电话公社（简称电电公社）改为日本电信电话株式会社（简称NTT）。日本电信电话事业自明治二年（1869年）创业以来，到1985年3月，一直是作为垄断事业来经营的，1952年以前为国营，以后改为公社形态。
日本电信电话株式会社的诞生，宣告日本民间企业开始进入通信业，意味着通信自由化时代的到来。1984年，美国电信电话公司（ATT）分解为22家地方电话公司，英国电信电话公司（BTT）也从国营改为股份公司，日本NTT就是为了适应国际上通信业自由化趋势，为了积极参与激烈的国际竞争而成立的。
日本电信电话公社民营化与通信自由化的基本方针，是“应使电电公社成为当事人有自主能力、彻底实施合理化的经营实体”。为此，要“建立竞争的机制，铲除垄断的弊端”，使整个日本通信产业增强活力以适应高度信息化社会的需要。[11]
日本电信电话民营化所取得的成果与国铁民营化相比稍逊一筹，但与改革前相比也有很大改善。首先在经营意识方面有所改变，改变了消极等待上级指示的传统作风，逐步树立起真正的“企业意识”，比如把“用户”改为“顾客”；在经营业务方面，积极推销电话磁卡，推出各种新的服务内容，促进电话的利用率。并且电话费用有了较大幅度的降低。例如，东京—大阪之间通话一次（3分钟，白天），由1985年的400日元降到1990年的240日元。NTT1989年度的经常利润达到5105亿日元，仅次于丰田汽车公司的5217亿日元，居日本第二位。同时，在通信设备现代化方面也有了长足的进步。
1986年对中曾根来说是关键的一年。根据规定，自民党总裁任期为每届2年，可连任2届，也就是说，禁止第3次连任。中曾根的任期到1986年秋天届满，但当时中曾根的人气还很高，中曾根本人也强烈希望自己来挽回上次选举的失败。而且，从舆论上讲，如果在这次大选中获胜，就有了打破原来规定，争取第3次连任的可能。所以，早就有人预测，很可能解散众议院，实行众参两院同日选举。
中曾根开始为大选做准备，并毅然排除铃木派等的反对，于6月2日召开临时国会，即日解散众议院。7月6日，举行众参两院同日选举。选举结果，自民党大获全胜，在众议院，自民党议员从上届的250席增至300席（包括追加公认为304席），投票率为71.4%，得票率达49.4%，为1963年（54.7%）以来的最高得票率。[12]在参议院，自民党的议席由131个增加到140个。[13]
众参两院同日选举大获全胜之后，自民党内出现了中曾根应第3次连任或延长任期的呼声。在派阀领袖中态度最积极的是竹下登，持反对意见的是安倍晋太郎（1986年7月，福田派正式演变为安倍派），他认为选举获胜与任期问题没有关系，持中间立场的是宫泽喜一。这些大派阀领袖竹下、安倍和宫泽三人于7月17日会谈商定：“当前要解决亟待解决的悬案。在处理悬案的过程中总裁的任期届满时，请总裁留任到处理完悬案为止。”[14]所谓悬案，是指国铁民营化等法案的解决。至于在短期内解决，还是要一年左右，这就视情况而定了。
于是，第三届中曾根内阁（1986.7.22—1987.11.6）于1986年7月22日成立，党内“三巨头”分别是：竹下登任干事长，安倍晋太郎任总务会长，铃木派的伊东正义任政调会长。内阁成员从派别划分看，中曾根派4人，田中派8人，铃木派、安倍派各3人。金丸信出任副总理，后藤田正晴任官房长官，田中派在内阁中占压倒优势，显然，这是一个中曾根派和田中派的内阁。
8月末，自民党各派代表举行会议，同意将总裁的任期延长1年。9月11日，在自民党两院议员总会上，就中曾根延长任期1年一事做出正式决定。在其后的国会上，国铁有关法案通过，国铁实现了分割、民营化。随后，中曾根准备孤注一掷，进行税制改革。1986年9月22日，中曾根首相在临时国会上发表信念演讲时说：“根本的税制改革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问题。”但“经团联”“关经联”（关西经济联合会）完全反对这一改革，各方面开始了大规模请愿活动。
12月5日，自民党税制调查会制定出“税制改革基本方针”。其基本内容是：与所得税、居民税、法人税的减税措施配套，从1988年1月开征销售税；废除全免优待（对小额储蓄不课税制度），等等。开征销售税受到流通业、零售业、自营业的抵制。日本商工会议所所属的百货店协会、零售业协会、连锁商店协会等流通业成立了“反对大型间接税中央联络会议”，要求政府收回成命。全国大型百货商场挂起反对大型间接税的长条巨幅垂幕并在店内进行广播，一般小商店则张贴宣传标语。翌年1月22日，东京都市区35个批发业团体组成号称有1万家企业参加的“反对销售税商工联合会”，对448名自民党众参两院议员进行了是否赞成销售税的问卷调查。自民党本部事先对议员下达了“按党的决议回答问卷”的命令，但在作了回答的17人当中，有6人反对，5人赞成，其余主张缓办。26日，流通业的中央联络会同社会、公明、民社、社民联举行恳谈会，使反对的声势更加强大。安倍政调会长在27日同经济团体举行的恳谈会上大发雷霆，警告说：“不要过分欺负自民党，踩了老虎的尾巴是不得了的。”与会者则回答说：“既然你们说自己是老虎，那么，我们也要当老虎。”[15]会后纷纷集体退党。“反对销售税商工联合会”也做出集体退党的决定。各经济团体拒绝向自民党提供政治捐款。
中曾根内阁在1987年1月16日制订出《税制修改纲要》。2月10日，中曾根首相在自民党税制改革推进会议上表示决心说：“即使火中取栗，也要改革税制。”党的首脑们也依然持强硬态度，于是开始研究强行表决的办法。但是，党内出现反对销售税的动向，慎重论和修正论日益得势。正在这时，传来了岩手选区在参议院补缺选举中大败的消息，于是，自民党首脑部主张修改税制改革的意见开始占上风。自民党的地方组织也受到很大冲击。自民党岩手县议团在补缺选举中对开征销售税本来是持赞成态度的，但补选后改变了态度，通过了反对销售税的决议，县知事也表示反对。
党首脑对请愿应接不暇，而地方的造反活动则一直在扩大。东京都知事也表示了反对的意向。截至3月20日，在47个都道府县议会中，已有16个议会要求废止或反对销售税（在岩手县补选前，只有京都府、兵库县、福冈县三处的议会），20个议会表示持慎重论（据共同通信社调查）。据朝日新闻社调查，内阁支持率由前一年12月的39%下降到3月24日的24%，不支持率由33%急升到56%。自民党的支持率在这一期间由55%下降到48%，社会党的支持率由19%上升到24%。
在4月的统一地方选举中，自民党在被它视为决定胜负的关键地区的北海道和福冈败北。特别是在自、公、民与社、共决战的福冈的败绩，使自民党失去了以自公民为核心来操纵国会的希望。在4月下旬的道府县议员选举中，自民党的当选人数也是建党以来的最低水平。
即使如此，自民党为了要在4月29日首相访美前使扩大内需的预算成立，依然在13日晚确定了要使预算不加修改地早日成立、决不撤回销售税法案等方针，并在16日于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单独强行表决，国会审议全面停止。21日晚，在强行召开的众议院会议上，在野党以“把距离拉开在7米以上，1分钟走1米”的所谓“牛步战术”，进行抵抗。这种通宵达旦的国会在日本政坛上已经10年不见了。最后，由于党内外的反对，该销售税法案终于成为废案。
尽管如此，中曾根在自民党内还是维持着比较稳固的地位，销售税法案废止之后，内阁支持率又有所恢复。因此，中曾根以其特有的优越地位，一面指定自己的接班人，一面“光荣引退”，这一结局，在自民党历届首相中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
注释
[1]升味准之辅：《日本政治史》第四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232页。
[2]升味准之辅：《日本政治史》第四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234页。
[3]中曾根康弘：《新保守理论》，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16、17页。
[4]日本《读卖新闻》，1983年1月20日。
[5]朝日年鉴编辑部编：《朝日年鉴》，朝日新闻社1986年版，第73—74页。
[6]藤原彰：《日本军事史》下卷战后篇，日本评论社1987年版，第186页。
[7]第三次大规模改革，意即明治维新和战后民主改革之后的第三次大改革。
[8]日本《经济学家》杂志1985年4月8日，第110页。
[9]这6个公司是：本州分为东日本、西日本、东海三个公司，北海道、四国、九州各一个公司。
[10]三大公社即国铁公社、电信电话公社和专卖公社。
[11]日本经济新闻社编：《昭和经济历程》第三卷《日本的企业》，东方出版社1992年版，第198页。
[12]北冈伸一：《自民党》，读卖新闻社1995年版，第225页。
[13]升味准之辅：《日本政治史》第四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241页。
[14]出处同上。
[15]升味准之辅：《日本政治史》第四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2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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