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 鹿飞 
文章目录[隐藏]
作者：吴廷璆 等
选自《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
第一章 战前的日本政治体制
第一章 战前的日本政治体制
一 战前日本政党的兴起
（一）日本政党的起源
战后日本的多数政党，追根溯源，大都发端于战前。
1868年，明治政府推翻德川幕府封建统治之后，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此后，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资产阶级改革，这就是“明治维新”。但是明治政府的改革很不彻底，保留了诸多封建和半封建因素。其中，大资产阶级、大寄生地主阶级与农民群众和中小资产阶级的阶级对立成为当时的主要矛盾。自由民权运动就是在这种社会矛盾背景下产生的。
自由民权运动的产生与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也有着密切的关系。明治政府在发展资本主义的同时，大量吸收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这些西方文明，既有英国的功利主义，也有法国的天赋人权论等自由民主思想。在自由民主思想的影响下，以板垣退助等人为代表，在日本兴起了一场以天赋人权思想为依据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自由民权运动。
日本政党的发端，肇始于自由民权运动。1874年（明治七年）1月12日，由因倡议征韩论失败而下野的四参议板垣退助、后藤象二郎、江藤新平、副岛种臣，以及从欧洲考察议院制度回国的小室信夫和古泽滋等组织了“爱国公党”，这是日本最先成立的政党。[1]
板垣退助等人之所以采用“公党”一词，是当时的士族自负以天下政治为己任，标榜与此前以争夺政权为目的的“私党”或“朋党”有所区别。严格说来，从当时的党员构成来看，因多属士族，所以爱国公党还不能算是“现代政党”，而属“名望家政党”的性质。正如欧美的政党是从“名望家政党”转化为“现代政党”那样，日本政党的最初形态也是一种“名望家”士族阶层，是为了对抗掌握政权的政府而组织的一种政治性俱乐部，后来才发展为现代政党的形式。
爱国公党在宣告成立的《本誓》中发表了关于权利的宣言，强调说：“天之生斯民也，即赋以不可移易之通义权理。此通义权理，乃天所均赐人民者，不可以人力移夺者也。”指出“我国数百年以来，封建武断之制，以其民为奴隶之余弊，尚未全部消除”，“苟不由此改正，则欲扬我国威，富我国民，焉能得哉？”[2]爱国公党打算以“通义权理”为跳板，引导“奴隶”之“民”走向“爱君爱国之道”，成为“自主自由、独立不受压制之人民”。利用这样产生出来的国民力量，实现“扬我国威，富我国人”的富国强兵。
1月18日，爱国公党以8人的名义向左院提出《建议设立民选议院建白书》。建白书的宗旨是“鼓舞天下士气”，引导“驯服”的人民走向“维持、振兴天下之道”；要求设立“民选议院”作为人民参政的场所；制定“定律”（宪法），以确定以参政权为核心的“通义权理”，从而阻止“有司恣意横行”。这里所说的民选议院，“不外是整顿与完善原来由各藩推选议员的议院体制，试图扩大解释《五条誓文》的内容而已”，“既非由此建立新的议院，又非立即普及人民直接选举代表的权利，而只是使士族与豪农、豪商暂时单享此项权利而已”。[3]
爱国公党的《建议设立民选议院建白书》，在日本启蒙思想家中引起很大反响，他们对建白书纷纷提出了各自的见解。这些反响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以明六社成员加藤弘之所代表的尚早论；另一种是津田真道所代表的赞成论。加藤弘之认为，在“开化未全之我邦”设立民选议院为时尚早；津田真道则认为，设立民选议院，目的在于促进开化，振兴“国家之元气”，从而振作“国威”，这和爱国公党建议设立民选议院以“鼓舞天下士气”的意图是一致的。
在禁止结社的日本组织起来的爱国公党，明确提出了由人民选举的代表组成立法机构。尽管这里所指的人民还只是“豪农、豪商和士族”，但仍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当《建议设立民选议院建白书》被政府拒绝时，自由民权运动这一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便以此为导火线发展起来。
爱国公党约历时半年，便因政府的镇压而被迫解散。1874年2月，爱国公党发起人之一江藤新平因“佐贺之乱”[4]被判处枭刑。同年4月，板垣退助等人回到故乡高知县创立了“立志社”，作为推动自由民权运动的主体。1875年2月，以立志社为核心，各地政治团体汇集于大阪，建立了“爱国社”。《爱国社协议书》称：“今日召开此次会议，经过互相研究和磋商，欲以伸张各自的自主权利，尽人类应尽的义务，小则保全一身一家，大则维护天下国家之道，增进天皇陛下的尊荣与福祉，使我帝国与欧美列国并峙屹立。”[5]
日本政府对爱国社的成立及其活动有所畏惧，为瓦解自由民权运动，劝诱板垣退助再度入阁任参议。板垣入阁后不久，爱国社解散。1878年4月，自由民权派决定以立志社为核心重建爱国社。9月11日，在大阪召开了重建爱国社第一次代表大会，有数十人参加，他们大部分是旧爱国社的有关人员。《复兴协议书》也与旧爱国社的“协议书”基本一样，没有要求开设国会和自由民权的字样。1879年3月，在大阪召开了第二次大会，由来自18个县21个社的80余名代表参加，其中绝大多数是九州和四国的士族结社的代表。
1879年9月，爱国社又在大阪召开了第三次全国大会，由19个社的代表参加。会议决定在第四次大会前拟出开设国会的请愿书，要求开设国会的请愿运动很快在全国范围内展开。1880年3月15日至4月8日，爱国社在大阪召开第四次大会，全国2府22县的114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与会代表决定这次大会改称“国会期成同盟”第一次大会。大会向日本政府递交了《开设国会请愿书》，提出扩大资产阶级民主、确立政治自由等要求。该请愿书虽遭政府拒绝，但引起全国性请愿活动的高涨。据统计，仅在1880年1年内，各地提交的建议书、请愿书就有85件，全国34个县的24.6万人在上面签了名。
在这种形势下，国会期成同盟和全国各地的政治团体有了很大发展。1880年11月10日，国会期成同盟在东京召开大会，加入同盟的人数达13万余人，大会决定以人民的实力争取开设国会。可以说，这是日本真正意义上政党的起源。[6]因为参加这次大会的不仅限于国会期成同盟的人，所以这次会议不叫同盟第二次大会，而称为大日本有志公会。[7]在这次会议上，有人曾提议建立自由党，但以几票之差被否决。接着，在同一时期召开的爱国社会议上，代表们提议解散爱国社而成立新党。进入12月，制定出《自由党建立盟约》4条，可以认为这是自由党的起步。但是，各派对立和竞争使党首和组织都没有确定下来。自由党名副其实的正式建立，应该说是在1881年10月。
随着国会期成同盟等民权派开设国会的要求不断高涨，引起政府内当权派的意见分裂。参议伊藤博文主张采取渐进方式，而参议大隈重信因受福泽谕吉的影响而主张立即开设，两派对立日渐加深，结果1881年10月，以大隈重信为首的少数派被逐出政府，确立了以伊藤博文为中心的萨长藩阀政权。这次政局动荡及同一时期一系列人事更迭，被称为“明治十四年政变”。
这次政变后，政府立即发布诏书，允诺1890年开设国会，用以缓和舆论。为此，在野各团体立即着手组织政党，以备将来参加立宪政治。1881年10月1日，到东京参加有志公会会议的板垣退助、后藤象二郎、中岛信行等人开会，决定成立自由党，随后着手起草组织条例。10月18日召开自由党成立大会，会上通过了《自由党盟约》和《自由党章程》。自由党的成立，在日本近代政治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可以说，从自由党成立起，日本才有近于完备的正式政党。[8]
在当时农民占八成的日本社会，报纸是扩大政党势力的主要武器。自由党党报《自由新闻》创刊于1882年6月，每年度发行量超过100万份，作为一个政党的报纸，这样的发行量在当时还是相当可观的，当时最大的报纸《读卖新闻》也不过500万份左右。
自由党成立不久，就遭到日本政府的镇压。1882年2月，福岛县令三岛通庸到任伊始便对其心腹说：“我是从政府秉承三项密令来赴任的，扑灭自由党为其一，援助帝政党为其二，修筑道路为其三。”[9]
1882年6月，日本政府为镇压自由民权运动和自由党，对《集会条例》作了修改，加重了惩罚的条款，规定集会不得“公开议论政治”，并下令解散政党社团。1883年4月修改的《新闻报纸条例》，命令报纸发行人交纳保证金；因报刊的报道而犯罪时，报刊员工及负责人均按共犯处理。
自由党成立之后，经过1年多的活动，加深了同下层农民和中小商品生产者的联系，得到显著的发展。但政府慑于其激进的政策，采取了镇压和怀柔的两手政策。在这一政策面前，自由党领导人中开始出现动摇甚至脱党现象。首先是自由党领导人板垣退助和后藤象二郎。在伊藤博文和外相井上馨的劝诱下，板垣和后藤决定出国历访欧洲，从而引起党内的坚决反对，导致党内分裂，党的机关报《自由新闻》编辑部长马场辰猪等人为此愤然脱党，板垣作为自由民权运动象征的形象也大受影响。
板垣的出国，是政府蓄谋分裂自由党领导层的策略。板垣出国前留下的《漫游欧洲宗旨书》强调“今日为农闲之时”，认定“我党所谓国家多事之秋不在今日”，并预计“我国形势愈益危急、愈益紧蹙之时，应在他日”。[10]但是，就在板垣出国的1882年11月10日，政府在福岛县袭击了自由党的基层组织，给自由党的组织以致命的打击。
在政府软硬兼施的政策下，自由党内部发生对立与分裂。上层领导干部改良主义色彩渐浓，下层党员日益激进化，党内分为左右两派。与此同时，明治政府趁机挑拨自由党和立宪改进党的关系，激化两党的对立。
1883年6月，板垣和后藤回国。但他们没有针对政府的镇压行为采取相应措施，而是认为当时那样搞民权运动的做法已落后于时代，主张在必然到来的立宪制下，要“上下合作”“官民协调”。这说明自由党领导层的方向已经发生变化。如果说政府是朝着建立立宪制度每日每月都在前进，那么自由党则在逐日逐月地倒退。回国后的板垣，未能收拾党内外的混乱局面，自由党面临分崩离析的危机，朝着解散的道路上走去。
由于政府种种镇压和党内纷争，自由党领导人决定解散自由党。自由党从正式成立起，到1884年10月29日解散止，正好存在了3年，党的总理始终是阪垣退助，解散时党员也不过2200余人。[11]而且，自由党成立的目的是为响应政府诏书的号召，为开设国会进行政党活动，而不是想把自由民权运动进行下去。自由党是由中小地主、富农、非特权工商业者和士族出身的激进知识分子、民权主义的代表、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组成的全国性政党，其纲领是谋求扩大自由、保障权利、增进幸福、改善社会，为确立良好的立宪政体而努力。但由于自由党内包括各个阶级和阶层的人物，所以党内思想也是各种各样的，既有人主张包括武装起义在内的反体制运动，也有人主张通过武力侵略亚洲，还有人主张应参加到政权中去。
1882年4月，自由民权人士中的渐进派推举被逐出政府的大隈重信为总理，成立“立宪改进党”。如其名所示，该党不希望进行激进的变革，主张渐进的政治改良。其成员多半属于中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主要地盘在城市，包括城市工商业者、地方大地主、知识分子和三菱之类的大资产阶级，提倡采取英国式的政治理论及制度，坚决反对自由党主张的共和政体，要求实行限制选举、两院制和政党内阁制。
应该说，改进党在反对藩阀政府的斗争中，与自由党的目标是一致的。建党初期，在有关日本对外关系问题上，自由党和改进党都主张实行和平中立政策，反对日本侵略中国和朝鲜，两党的立场也是基本一致的。
自由党和改进党的建立，奠定了后来日本两大政党的基础，标志着战前日本两大资产阶级政党体系的形成。两党成立之初，为对抗自由党和立宪改进党，在伊藤博文等的授意下，由福地源一郎等人组成“立宪帝政党”，参加者多为政府官员、旧士族和大地主等保守势力，对自由党和立宪改进党进行攻击。该党声称其主张和内阁方针完全一致，所以被称为“御用政党”。翌年，按照政府的旨意，立宪帝政党宣布解散。
1884年10月29日，自由党在大阪召开了解散党的大会。在建党3周年的纪念日，自由党结束了仅有3岁的历史。自由党解散后不久，改进党亦因内部不统一，总理大隈重信和副总理河野敏镰于1884年12月脱党，至此，立宪改进党实际上也处于解散状态。
（二）资产阶级政党的发展
自由民权运动虽遭受挫折，但为运动的再度兴起创造了条件。1884年，政府为了确保克服通货膨胀以及扩张军备的财政资金，颁布了《地税条例》。这项条例废除了在地税改革时规定将3%的地税率（1877年减为2.5%）减轻至1%的条款，还废除了第6年将修改地价（第6年即1880年，届期又后延5年）的条款，使地税率永远固定为现行地价的2.5%。许多在通货紧缩过程中因负债而丧失土地的豪农和自耕农强烈要求减轻地税，准备发动新的运动。城市中的学生则形成了一个新的知识阶层。要求减轻地税的农民和感觉敏锐的学生，寄希望于1890年即将开设的国会，开始发挥新的活力。
自由党解散后，其系统内部成员于1886年10月召开了全国有志者恳谈会，会上各派摈弃前嫌，以“求大同存小异”为宗旨，号召各派联合起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统一的反政府运动，其目的在于重建已遭挫折的自由民权体制，把政府即将开设的国会转变为自由民权的国会。1887年在全国范围开展了以“言论自由”“减轻地税”“刷新外交”等三件大事为中心的建议运动，使自由民权运动大有复兴之势。
1887年5月，民权派在大阪召开全国志士恳亲大会，与会者203人，板垣退助也从高知前来参加会议。同年10月，原自由党领袖后藤象二郎组织了“丁亥俱乐部”，号召旧自由党和改进党进行“大同团结”，逐渐成为运动的领导者。对此，明治政府于1887年12月26日公布了《保安条例》，以“阴谋内乱”“妨碍治安”等罪名，把片冈健吉、中江兆民等570名民间政治活动家逐出东京，片冈健吉等15人被判刑。与此同时，政府对自由民权运动采取了分化政策。首相伊藤博文给原自由党总理板垣退助、副总理后藤象二郎和原改进党总理大隈重信叙伯爵，让他们加入华族。他们三人先后同意受爵。翌年2月，大隈重信入阁出任外相，大同团结运动逐渐分裂。不久，后藤象二郎也加入黑田清隆内阁（1888.4.30—1889.10.25）。后藤象二郎入阁后，日本政党完全陷入小党分立状态。大同团结运动分裂为大同俱乐部和大同协和会，前者集中于关东，后者分散于全国各地。明治初年以来的民主运动由此转入低潮。
1889年（明治二十二年）2月11日，日本政府颁布了明治宪法。颁布宪法的敕语声称：“帝国议会以明治二十三年（即1890年）召集之。”但是，一手制定宪法的政府却对议会采取所谓的“超然主义”。宪法公布后的第二天，即1889年2月12日，黑田清隆首相在地方官会议上发表演说时称：“政府必须常取一定之方向，超然于政党之外，立足于至公至正之道。”[12]枢密院议长伊藤博文也同意这种说法，认为依靠“操纵政党”来维持超然主义是可能的。
1890年1月3日，板垣退助发表宗旨书，呼吁组织当年标志自由民权运动兴起的爱国公党。原自由党左派的大同协和会迅速于1月21日成立自由党。4月，立宪改进党召开大会，九州同志会倡议召开了九州同志联合会。5月，大同俱乐部举行爱国公党成立大会，大同、爱国、自由三派决定了大联合的方针。7月1日，首次举行众议院议员大选，反政府派获得胜利。反政府的大同团结派（大同俱乐部、爱国公党、自由党）、立宪改进党、九州同志会在300个议席中获得174席，超过了半数。
但是，这种多党林立的状况无助于政党政治的健全发展，因此，大同俱乐部、爱国公党和自由党三派拉拢九州同志会，于1890年9月15日成立了立宪自由党。帝国议会开幕时，众议院共有300个议席，其中立宪自由党拥有议员130人（占43%），立宪改进党拥有议员40人（占13%），两党占据了多数席位。[13]这是战前明治中期日本政党再生的开端。
当时的首相山县有朋看到自由、改进两个民党[14]取得了占议席半数以上的胜利后深感不安，他迅速修改了前首相黑田清隆首倡的“超然主义”，提出“三分鼎立之策”。所谓三分鼎立之策就是不让一个政党掌握绝对多数，力图使两个政党相互对立而又保持平衡，同时在平衡的两大政党中间介入御用政党，用以操纵议会。于是他授意无所属议员于1890年9月成立“大成会”（政府派），大成会拥有79名议员（占26%），与自由党和改进党形成三党鼎立之势。从此以后，日本国内政争迭起，政府多次解散众议院，企图消灭民党势力。后因中日甲午战起，国内政争暂息。
初期议会时代，民间的各党派与藩阀政府斗争，时而遭政府镇压，时而与政府妥协。尽管如此，政府仍不得不正视其存在，并终于确定了政党内阁制。尤其是中日甲午战争之后，进入所谓明治三十年代时，各政党再度重组，成为不容政府忽视的政治力量。
1896年3月，大隈重信把立宪改进党与许多小政党合并，组成进步党，并自任党首。1897年12月，自由、进步两党联合其他党派，反对第二届松方正义内阁（1896.9.18—1898.1.12）提出的增征地税方案，并迫使松方内阁辞职。
松方内阁之后，伊藤博文组成第三届内阁（1898.1.12—1898.6.30）。为成立“举国一致”内阁，伊藤同自由、进步两党谈判，但因两党要求过高没有达成协议，于是组成所谓“超然内阁”。在1898年3月15日的第五次大选中，拒绝与伊藤博文内阁合作的自由、进步两党，在300个议席中取得了189个议席（自由党98席、进步党91席），取得压倒性胜利，并且在6月1日，自由、进步两党以247票对27票的绝对多数否决了《增征地税案》。政党的这一行动，给伊藤内阁以极大冲击。伊藤内阁虽解散了议会，但并没有在大选中获胜的希望，伊藤认识到，如果没有自己的政党就不可能与议会的在野党相对抗，于是他下决心组织政党。伊藤的组党计划虽得到藏相井上馨和财界要人涩泽荣一等人的支持，但遭到山县有朋等人的极力反对。在6月24日的元老会议上，伊藤和山县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伊藤：既然自由、进步两党联合起来，形同一大敌国出现在我们面前，政府亦只有组建一大政党与之对抗，以便在今后运营议会政治。因此，我想在这个时候亲自联合有识之士和实业家建立一个政党，并率这个党在议会政坛上同反对党堂堂正正地战斗。我想听听诸位的意见。
山县：议院制度伴以政党，是任何人都不反对的，但身居首相的现职而去联合同志建立一个政党，则不可。这将进一步激起官民的攻击，决不能说是上策。又，政府对任何一个政党均应以公平为本义，而如有首相直接参加的友党，则不能在政党之间保持光明正大的态度。首相自身组建政党一事，无论从道理来讲，还是从政策来看，都是不可以的。故我不能同意。
伊藤：我的决心已定。如果在现职上组建政党不可，我甘愿辞去首相之职。
山县：即使辞掉现职去组党，我也不能保持沉默。要知道阁下处于元老的地位，而元老不是负有经常向陛下就重要的国务进谏的责任吗！一位元老主持自己的政党，他就要立即失去不偏不倚的地位。
伊藤（有点厉声厉色）：首相不行，辞去现职也不行，这就是绝对不准我组党。我万不得已，只有拜辞一切官职和勋爵，以一个在野的伊藤博文的身份去组党。以一个在野的人士行动，就不必去参加元老会议了。
山县：阁下的政党组织将要启政党内阁之端。但政党内阁制不是违反我国的国体，有悖钦定宪法的精神，堕入民主政治吗！阁下，你为什么要与党徒鼠辈为伍，作出这种奇怪的反常举动呢？
伊藤：议论政党内阁的可否，只是枝叶末节，重要的是要看是否有助于皇国的发展前途。盖山县君与我对于宪政的根本看法有所不同，又何谈其他！我只能遵这个信念前进而讲求报答君国之道。（再换句话说）我已经决心辞职，请大家讨论后继内阁问题吧。依我之见，奏请圣上命令在议会中拥有大多数议员的新党的领袖大隈重信、板垣退助组阁，是符合宪政的本义的。[15]
伊藤因组建新党受阻而辞职，元老中又没有人肯出来组阁，所以推荐大隈重信和板垣退助出来组阁。对这一从天而降的政权，大隈惊喜不已，表示“领会尊意”。而板垣则说：“我真感到意外，而且深知自己不是这种材料。”[16]大隈和板垣向伊藤表示愿意接受大命。而山县有朋则表示：“本朝政海发生一大变动，明治政府终于被人攻陷了。……败军之将没有必要再谈兵了，我只有引退，别无他途。”[17]
1898年6月23日，自由、进步两党合并组成宪政党。30日，宪政党“隈板内阁”（1898.6.30—1898.10.31）成立，进步党的大隈重信任首相，原自由党的板垣退助任内务相。宪政党在日本组成了首次政党内阁，它比1920年代的政党内阁还更加清一色。在8月的大选中，宪政党在众议院获得260个议席（占87%）。
但是，由于“隈板内阁”内部权力分配不均而很快引起内讧，于1898年10月31日倒台，仅仅维持了124天。宪政党亦分裂为宪政本党（旧进步党派）和（新）宪政党（旧自由党派）。
1898年11月8日，继宪政党内阁之后成立了以山县有朋为首的第二次山县内阁（1898.11.8—1900.10.19）。山县一向极力反对政党政治，上台后制定了一系列限制和分化瓦解政党及政党背后正在兴起的工人农民运动的对策。例如，对原属改进党一派的宪政本党（1898年11月3日成立）和原属自由党一派的（新）宪政党（1898年10月29日成立）采取“中间突破之策”，以使二者分离，然后对“宪政党加以扶植，使之成为我将来使用之利器”。但必须注意，“此类事情既不能口吐片言只语，亦不可互通消息，只可暗中彼向我送秋波，我亦报彼以青睐”。[18]山县千方百计拉拢宪政党以板垣为首的主要领导人，处处给他们高规格待遇，使他们感到“当议员的尊贵”。这一手确实见效，山县内阁的内外政策很快得到了宪政党的支持。11月30日，山县首相设宴招待宪政党议员，声明与宪政党进行“肝胆相照”的合作。但是，为了防止宪政党的“猎官”要求，山县内阁又采取了一系列限制政党势力向官僚军事机构渗透的立法措施。1898年3月，山县内阁为阻止政党猎官，修改了《文官任职令》，宪政党对此大为不满。
政权虽暂时落入厌恶政党的山县有朋之手，但自从宪政党内阁成立后，一般藩军阀官僚就认识到单靠藩军阀官僚势力并非万全之策，因此便群起从事政党活动。其中最积极、并且最先组织政党的便是伊藤博文。伊藤曾于1898年7月起考察了朝鲜和中国。是年11月回国后，为实现组织政党的夙愿，亲赴各地游说，宣传政党在立宪政治中的重要性。
原敬当时是大阪每日新闻社社长，他从7月下旬开始同伊藤博文接触，伊藤希望他出山，委托他办理与组建新党有关的一切事宜，并暗示将来请他入阁。
伊藤的新政党——政友会于1900年9月15日成立，政友会设总裁1人、总务委员若干人、干事长1人和干事若干人，实行总裁专制，伊藤自任总裁。新党的核心成员是，伊藤周围的官财界人士（非议会议员）和议员152人，原宪政党党员111人，原宪政本党党员9人，原其他小会派人士32人，可以说是一个政界大联合政党。
为什么起名“政友会”而不称“党”，伊藤博文的解释是：“第一，改变以往的以党为名，此次断然取名为‘政友会’，把中央组织改变为俱乐部，各地也设支部性的俱乐部。……废除以党为名，不外乎是避遭官界或实业界的厌恶，使人们易于加入的一种手段。”[19]
伊藤组织政党，并不是为了开辟走向政党内阁和政党政治的道路。所以，称“会”而不称“党”，是伊藤想把政友会的组织原则与民党严加区别，使它成为俱乐部组织而不是党的组织，目的是“组织一个标榜天皇主义大义的大政党，压倒自由民权主义的党派”。
伊藤规定入党对象为：1.无党派现任议员；2.无党派前任议员；3.市长、市长助理、市参议会会员以及市会议员（自由、进步两党党员除外）；4.商业会议所会长、副会长；5.各大公司经理（资本金额在5万日元以上者）；6.巨额纳税者（自由、进步两党党员除外）；7.府县议会议员（自由、进步两党除外）；8.律师；9.银行行长（资本额在10万日元以上者）；10.其他各府县名流。总之，伊藤是要把民党排除在外，以城市资产阶级和农村地主乡绅为支柱，建立起政友会。
但是，在政友会成立之前的9月13日，宪政党召开解散大会，决定并入政友会。由于宪政党的并入，伊藤博文所设想的政友会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因为政友会内包含了民党，不久便从“俱乐部”开始走向政党化。加速这一步伐的则是政友会成立后立即入党的原敬。原敬入党后不久即担任总务委员兼干事长。
1900年8月，政友会创立委员会成立后，山县首相便要提出辞职，推荐伊藤继任。当时伊藤还不想立即组阁，但党内原敬等人希望早日组阁，认为掌握政权有利于扩大党势。于是，10月19日，伊藤博文成立了第四届伊藤内阁（1900.10.19—1901.5.10），即第一届政友会内阁，这也是日本政治史上的第二次政党内阁。从此，政党在日本国内引起了大家的重视，播下了日后大正时代日本政党政治的种子。
政友会成立之后，日本政党势力虽然日益壮大，但尚不能打倒藩阀势力，于是出现藩阀和政党相互妥协、轮流执政的局面。1901年5月2日，伊藤政友会内阁因内部意见分歧而辞职。6月，由长州军阀桂太郎组阁，成立第一届桂内阁（1901.6.2—1906.1.7）。但因政友会在众议院拥有多数议席，仍可左右内阁。在1902年8月的大选中，政友会在376个议席中获得191席，宪政本党获得95席，帝国党获得17席。在1903年3月1日的大选中，政友会得175席（占47%），宪政本党得85席（占23%），帝国党得17席（占5%）。[20]政友会在议会的席位过半数或将近过半数，如再加上宪政本党，则在野党已占压倒多数。因此，作为藩阀官僚的桂太郎也不得不与昔日之敌的政友会合作。
但是，作为在野党的政友会，在党的运作上处于两难境地。因为伊藤当初成立政友会的目的是为了制造一个能使国政运作顺利的“模范政府党”，而如今下野后的政友会，为了重新获得政权，必须时时寻找倒阁的机会。为此，政友会内出现主张倒阁的强硬派和支持政府的温和派之争，总裁伊藤属于后者。1903年4月中旬，政友会内部发生了反对总裁专制的“大阪造反”。在3月大选中当选的数十名议员，为出席大阪的国内博览会开幕式汇集于京都、大阪、神户时，以政友会有志者总代表的名义提出了改革党制的建议。建议的主要内容是：“一、党务工作人员全部公选；二、总务委员人数减为3人；三、重要问题均应众议决定。”
此后，政友会出现分裂迹象，从中央到地方，在6、7两个月内退会者达一千余人。其中地方上的有权有势者几乎全部退会，各地支部纷纷解散或名存实亡。在这种情况下，伊藤辞去政友会总裁之职，改任枢密院议长。随后，西园寺公望接任政友会总裁。伊藤自己本来不想辞去总裁职务，而且打算接替下届政权。政友会干部虽对伊藤不满，但也无意把他赶走。伊藤被迫辞去总裁之职，是桂太郎、山县有朋和伊东巳代治共同策划的。
伊藤下台后，政友会的首脑是西园寺公望、松田正久和原敬三人，被称为“三位一体”。他们三人在阅历和性格方面均有极大差异：西园寺出身名门，但对政权和荣爵淡泊，也不关心党务；松田原是佐贺藩士，是自由民权运动九州派的领袖，老奸巨猾，办事圆通，善于协调；原敬是南部藩士，是反藩阀的官僚，为人冷酷，办事干练。政友会的“三位一体”虽有倾轧，但能各自发挥作用，维持内部的统一。领导体制的这种安定，是同桂内阁维持合作关系的前提条件，而只有维持与桂的合作关系，才能使党内的领导体制稳定。[21]
政友会与桂内阁的合作，是以政友会与山县、官僚派的激烈对立为前提的。以这一对立为前提的政友会与桂内阁的合作史称“桂园提携”。“桂园提携”是通过政友会压制党内强硬派，支持桂内阁；而桂则在山县、贵族院（官僚派地盘）、官僚、陆军与政友会内阁之间进行斡旋，才得以成立和持续下去的。
1906年1月，桂太郎将政权交给政友会总裁西园寺公望，第一届西园寺内阁（1906.1.7—1908.7.14）成立，这是政友会组织的第二次内阁。1908年，西园寺内阁瓦解，桂太郎再次组阁（1908.7.14—1911.8.30），历时3年有余，于1911年（明治四十四年）8月垮台，再由西园寺公望第二次组阁（1911.8.30—1912.12.21），1912年（大正元年），又由第三届桂内阁（1912.12.21—1913.2.20）取而代之。这样，政党内阁与官僚内阁轮流执政，长达10余年之久，历史上称作“桂园时代”。
随着日本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军部地位进一步提高。与此同时，和藩阀官僚、特权资产阶级及军部对立的中间势力也在成长。日俄战争后日本政府推行的以增税和扩张军备为中心的财政经济政策，虽迎合了特权资产阶级的利益，但违背了一般产业资产阶级和中间阶层的利益。产业资产阶级为了达到发展经济的目的，在政治上急需实现普选，知识分子和市民阶层也有同样要求。于是，1910年3月，以商业会议所为基础选出的议员和三菱系统的宪政本党联合组织了立宪国民党，掀起了反政府运动。1909年至1911年，一些议员连续3年向国会提出了普选案，第三次在众议院通过，但在贵族院被否决。
1912年7月30日，明治天皇去逝，大正天皇继位，日本历史进入大正时代。12月5日，第二届西园寺内阁在军部逼迫下总辞职，第三届桂太郎内阁于12月21日成立。桂内阁一成立，即遭到各界强烈反对，“打破阀族，拥护宪政”的呼声响遍全国，形成空前的政治风潮。这一运动得到了产业资产阶级、中间阶层，特别是工人、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等的支持。在这种形势下，桂太郎企图组织自己的政党以维护政权。1月20日，桂太郎以预算案的印制延误为理由，令议会在1月21日至2月4日休会，并趁机发表了建立新党的备忘录。他说：“我的历次内阁已不知前后有多少次试图与既有政党磋商，以使国务的实施无阻，宪政的运作圆滑。但今洞察当前的时局，觉得决不能再重复这样做了。”[22]于是，他依靠三菱财团的援助，收买了一部分国民党党员，成立了“无所属团”，不久改称为“立宪同志会”（1913年2月7日成立），桂太郎自任委员长。
建立新党是桂太郎的夙愿，但同志会是在没有准备的条件下建立的，其结果反而招致政友会的反击和护宪运动的强化。由于政友、国民两党对桂内阁提出不信任案，在任仅53天的第三届桂内阁便在群众运动的压力下于2月11日宣布总辞职。从第二届西园寺内阁垮台到第三届桂内阁崩溃，这一时期日本政治上出现剧烈动荡，是为第一次护宪运动，又称“大正政变”。
通过护宪运动推翻第三次桂内阁的大正政变，是日本政治史上的空前大乱。护宪运动由部分政治家、实业家和新闻界掀起，舆论界对桂内阁的批判，使全国性群众运动迅速高涨。在“桂园提携”的破裂、同志会的建立、政友会领导体制的动摇和内阁总辞职等连续发生的事件中，以宪政拥护会为中心的群众运动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一次护宪运动结束，政权虽未落到政党手里，而由萨摩派海军元老山本权兵卫组阁，但第一届山本内阁（1913.2.20—1914.4.16）为稳定内阁基础只好拉拢政友会支持。山本内阁于1913年2月20日成立，政友会成为山本内阁的友党，并有3人入阁。但山本内阁遭到以山县有朋为中心的陆军派反对，加之同志会和国民党等党派在国会上对山本内阁提出不信任案，终于于1914年（大正三年）3月24日总辞职。
山本内阁倒台后，遴选首相一事一再搁浅，大山岩、松方正义、西园寺公望等元老级人物均称病不肯出面组阁。于是，山县有朋力荐大隈重信组阁。大隈重信以立宪同志会为基础，于1914年4月16日组成第二次大隈内阁（1914.4.16—1916.10.9）。因内阁实权由三菱财团的快婿立宪同志会总裁加藤高明外相所掌握，因此第二次大隈内阁又被称为“三菱内阁”。
大隈内阁任期中，适逢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次大战对日本来说可谓“天佑”。元老井上馨在写给山县和大隈的信中写道：
此次欧洲的大祸乱，是对大正时代发展日本国运的天佑，日本国必须立即以举国一致的团结来享受这个天佑。……大正新政的发展，将为日本参与此次世界大祸乱的解决，与欧美列强并行提携，世界问题不能将日本置之度外奠定基础，从而必定从根本上一扫欧美近年来动辄欲使日本孤立的趋势。[23]
大隈内阁为实现其独霸中国的野心，除了向德国宣战并占领德国在华的租借地胶州湾外，更乘袁世凯欲行帝制的机会，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要求。这种明目张胆的对外侵略行径，竟发生在素以政党政治为务的第二次大隈内阁时代。可见当时的所谓政党内阁，实际上不过是藩军阀乃至财阀的傀儡工具而已。
大隈内阁于1915年10月4日在贵族院和在野党的迫使下垮台。大隈力荐加藤高明出任首相，遭到山县有朋的极力反对。在山县的举荐下，10月9日成立了以长州军阀嫡系寺内正毅为首相的“超然内阁”（1916.10.9—1918.9.29）——没有政党成员入阁，但实际上政友会色彩很浓厚。内阁成立翌日，立宪同志会拉拢中正会和公友俱乐部的部分成员组成了以加藤高明为总裁的宪政会，形成了拥有议员197名的政党。
1916年12月末，第38届议会开幕，1917年1月25日解散众议院，4月举行大选，结果是：政友会得159席（占42%），宪政会得120席（31%），国民党得36席（9%），政府派（中立派）得54席（14%）。政友会在这次选举中获胜。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经济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出口额1919年比1913年增加2.8倍，进口额同期增加2.1倍，对外贸易由出超变为入超，而且由债务国一跃而成为债权国。这一时期，第一产业人口减少，第二、三产业人口增加。从1910年到1920年，第一产业人口的比重由64.3%减至52.8%，实现了“农民占五成的社会”。1913年，1万人以下的町村人口占总人口的74.2%，1920年减少到62%，而此间10万人以上的城市人口的比重由12.5%增加到19.5%。[24]
寺内内阁因1918年8月发生“米骚动”事件而垮台。寺内内阁下台后，于同年9月29日由政友会总裁原敬出面组阁。原敬内阁（1918.9.29—1921.11.4）是在“米骚动”群众运动的有力冲击以及“大正德谟克拉西”的影响下建立的。以政友会总裁原敬为首的内阁取代了以军阀寺内正毅为首的内阁，内阁成员除陆海两相外均起用政友会党员，这是日本首次出现的“纯政党内阁”。
原敬是一个没有爵位的平民出身的政党人士，有“平民宰相”之称。但其内阁并不一定代表平民利益，只是采取了一些拉拢中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措施：如振兴实业；改善教育；改殖民地长官的武官专任制为文武官并用制；修改选举法，降低财产资格限制等。这些措施得到了日本资产阶级的支持，但招致了右翼势力的嫉妒。1921年11月，原敬被一“国家主义”青年刺死，从而结束了3年有余的原敬内阁政权。
原敬死后，由藏相高桥是清出任政友会总裁和内阁首相，成立高桥内阁（1921.11.13—1922.6.12），全部阁僚留任。但由于高桥内阁声誉不佳，政权又落到军阀官僚手里。1922年6月，海军大臣加藤友三郎在政友会的支持下组成加藤内阁（1922.6.12—1923.8.24），1923年8月加藤死于任内。随后，山本权兵卫第二次组阁（1923.9.2—1924.1.7）并兼任外相，山本内阁成立后，政友会和宪政会内都掀起了党内改革运动，并一度酝酿两党合并或提携，以便两党联合组阁，但终因权力分配不均而未果。
山本内阁上台伊始，正好赶上关东大地震，东京一带遭受毁灭性破坏，死伤达20余万人。地震对日本经济、政治及社会都带来极大影响，加之不久又因发生虎门事件，[25]上台仅4个多月的山本内阁于1923年12月27日总辞职。12月30日，枢密院议长清浦奎吾受命组阁。1924年1月7日，清浦奎吾内阁（1924.1.7—1924.6.11）成立，但清浦内阁也是昙花一现，不到半年即偃旗息鼓。这些内阁的建立，标志着军阀官僚统治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对抗，是对政党政治的反动。
从1918年9月原敬内阁建立到1932年（昭和七年）5月犬养毅内阁瓦解为止，共13届内阁中，其间虽出现过加藤、山本、清浦等军阀官僚政治，但在以实施普选、建立政党内阁为目标的第二次护宪运动的推动下，也出现了日本式政党内阁。1924年5月10日即清浦内阁期间，护宪三派（宪政会、政友会、革新俱乐部）在第15届众议院选举中取得了284席（其中宪政会从103席增至154席，成为第一大党），从而为清浦内阁下台，成立拥宪三派政党内阁铺平了道路。1924年6月11日，议会第一大党宪政会总裁加藤高明奉命成立护宪三派联合内阁（1924.6.11—1925.8.2）。该内阁除陆、海、外三相外，各大臣都由政党出身的人士担任。这样，政党内阁取代了军阀官僚内阁，直到1932年5月犬养毅内阁为止，一直由议会中的多数党——政友会和民政党（1927年6月1日由宪政会和政友本党合并而成）轮流执政。这一时期，可以说是政党政治较为健全的时期，至少政党在日本国家政治中的发言权较具分量，所以历史上把这一时期称作政党内阁时期或议会政治时期。这是日本政党凭借自己的力量，争得国会内多数议席而获取政权的最初纪录，也是战前日本政党政治的黄金时代。
护宪三派内阁上台后，提出“整顿行政和财政”“严肃纲纪”“坚决实行普选”的三大政纲，以及“改革贵族院”的奋斗目标，试图进行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改革，其中首要任务是实行普选制。经过执政党的多次协商，于11月6日确定了普选方案，但是该方案在枢密院、众议院和贵族院审议时都遇到阻力，到3月底才获得通过。
应该指出，在政党政治的背后，政党的生存大都依赖于三井、三菱等大财阀的资金支持，因此，政府亦实行对大资产阶级有利的政策。这一现象一直延续到战后，政党的生存大都依赖企业界的捐款，形成所谓权钱交易的“金权政治”。
护宪三派联合内阁由于政友会和宪政会在地税政策问题上发生分歧而崩溃。1925年8月，以加藤高明为首相的宪政会内阁（1925.8.2—1926.1.28）成立（宪政会单独组阁）。1926年1月28日，因加藤患病去世，改由若槻礼次郎任宪政会总裁，30日组成第一届若槻内阁（1926.1.30—1927.4.20）。12月25日，大正天皇去世，日本进入昭和时代（1926—1989）。1927年1日20日，政友会与政友本党联合提出对内阁不信任案。4月17日，第一届若槻内阁因金融危机而辞职。
政友会方面，1925年4月，总裁高桥是清引退，由陆军大将田中义一继任总裁。5月，由犬养毅领导的革新俱乐部（1922年11月8日成立）与政友会合并，犬养毅引退。12月，政友本党（1924年1月29日由政友会分裂出来）在是否同政友会联合的问题上发生分裂，联合论者脱党，1926年1月，以鸠山一郎为中心的脱党者组织了同交会，2月，同交会与政友会联合。在政友会大联合的促使下，宪政会与政友本党于1927年6月1日合并成立了“立宪民政党”，由滨口雄幸出任总裁。
日本自明治初期产生政党以来，由于民政党的出现而形成势力伯仲的两大政党，从而结束了以往的多党混乱局面。从此以后到侵华战争为止，日本政坛展开了政友会和民政党两大势力的相互角逐。
第一届若槻内阁下台后，1927年4月20日，由政友会总裁田中义一组阁，成立田中内阁（1927.4.20—1929.7.2）。田中兼任外相，展开了与前任外相币原喜重郎的“币原外交”不同的“田中外交”，推行了明目张胆的对华侵略政策。由于对华政策的失败，田中内阁于1929年7月2日倒台，民政党总裁滨口雄幸组阁，成立滨口内阁（1929.7.2—1931.4.14）。9月29日，政友会总裁田中义一去世。10月12日，犬养毅就任政友会总裁。
民政党为了取得议会多数，在1930年1月21日解散议会，2月举行大选，结果是：民政党得273席，政友会获得174席，民政党取得压倒多数。滨口内阁实行紧缩财政、产业合理化等政策，并不顾军部等专制势力的反对，于1930年4月22日签订《伦敦海军裁军条约》。
在野的政友会自犬养毅接任总裁后，一改田中义一内阁时代的保守政策，所以在舆论界的形象有所改善。它提出“产业立国”的政策，虽然批判民政党的紧缩政策，但在为实现“产业立国”而需要进行“裁军”这一点上与民政党却是一致的。因此，在《伦敦海军裁军条约》问题上支持民政党政府的立场。
1930年是二战前日本政党政治的顶峰，滨口民政党内阁是最高程度上的政党内阁，而《伦敦海军裁军条约》的缔结是这届内阁的最大功绩。[26]但是也正因为如此，日本的国家主义团体以这一条约问题为转机而迅速集结起来，并开始激化。这股浊流不久便成为恐怖事件和政变计划的根源。狙击滨口首相事件就是其最初的表现。
1930年11月14日，滨口遭右派分子狙击，身负重伤，币原外相临时代理首相，其间伤势一度好转，不久再次恶化。1931年4月13日，滨口辞职，不久死去，若槻就任民政党总裁。14日，第二次若槻内阁（1931.4.14—1931.12.13）成立。12月11日，若槻内阁辞职，政友会总裁犬养毅取而代之，犬养内阁（1931.12.13—1932.5.16）成立。1932年1月21日，众议院解散，2月20日举行大选，政友会获301席，民政党获146席。犬养首相在1932年“五·一五事件”[27]中遇刺身亡，铃木喜三郎就任政友会总裁。犬养内阁的垮台象征着战前政党政治的终结。
综上所述，从1924年6月11日第一届加藤高明护宪三派联合内阁成立时起，至1932年犬养内阁垮台，历时近8年，其间，宪政会与民政党内阁执政5年多，政友会内阁执政2年零9个月。这一时期，各政党在总裁选举的幕后充满着权力斗争，选举是党的上层领导人勾心斗角的结果。
在1920年代，日本各政党党章上虽然规定总裁实行公选原则，但由于政友会和同志会都是由藩阀领导人创立的，所以第一任总裁都是在选举之前就确定了。尔后的继承人，西园寺是由伊藤推举、原敬是由西园寺推举、加藤是由大隈推举而当上总裁的。后来的田中、犬养、滨口、若槻虽都是由大会公选，但不是经过投票，而是委托大会主席提名，或作出推戴提案，然后鼓掌通过。即便如此，在这样选举出来的总裁中，也只有政友会的犬养毅具有名副其实的党人经历，其他人都是官僚或贵族出身。
政党内阁的阁僚，也大都是非政党人士。从第一届若槻内阁到犬养内阁的52名阁僚（陆海军大臣除外）中，有16名是贵族院议员出身，21名是众议院议员出身，23名是官僚财界出身。[28]外务、内务、大藏这样的中枢阁僚，多数是官界出身的贵族院议员。党人阁僚多数是律师和新闻界人士出身，在内阁中居于次要地位。
在选举方面，1924年通过的《男子普选法》（25岁以上，中选举区制[29]，单记无记名投票）是从1928年（田中内阁时期）开始实施的。《普选法》规定，竞选时不得串户访问，限制选举运动人员的人数，限制开展口头和书面宣传的选举战。但是结果适得其反，司法省调查课在《选举犯罪研究》中报告说：“腐败已达到极点。……贿选组织如今变得像党支部一样到处活动……成立收买和组织候选人的后援会。……选举掮客一旦进入选举也大肆进行收买活动，各政党的支部令人感到简直就是贿选的参谋总部。现在说腐败已达到极点，亦并非言过其实。”[30]
各政党的当选人数，普选前后变化较大。政友会与宪政会或民政党（1924年含政友本党）占据投票总数的大半数和议席的大部分，这些政党普选前占80%，普选后增至90%。一般来说，城市选区的平均占有率比农村低。在六大城市，普选前是54%，普选后是75%。但比较而言，政友会和政友本党的得票率，六大城市低于全国平均数，而宪政会或民政党则六大城市高于全国平均数。[31]
但是，从1928年“三·一五事件”对日本共产党的镇压到1932年“五·一五事件”犬养毅首相被暗杀，从根本上宣告了日本政党政治的终结。多少年来由政党苦心经营的第一大党执政的“宪政常道”至此崩溃，以后代之而起的是天皇制法西斯专制。
1930年代初期的日本，随着侵华战争的加紧和国内外阶级矛盾的激化，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也日益尖锐，军队内部表现尤甚。军部势力以不同财阀势力为后台，分裂为“皇道派”和“统制派”。“皇道派”主张取消政党政治，实行赤裸裸的军事独裁，因此对控制政府的“统制派”的“渐进”政策十分不满，企图排除统制派。
“五·一五事件”后，成立了海军大将斋藤实为首、由军部指导的“举国一致内阁”（1932.5.26—1934.7.8）。斋藤毕业于海军兵学校，曾连任五届内阁海军大臣、两次出任朝鲜总督，积极推行扩张海军政策。
斋藤内阁时期，政友会方面，高桥是清出任大藏大臣，鸠山一郎出任文部大臣，三土忠造出任铁道大臣；民政党方面，山本达雄出任内务大臣，永井柳太郎出任拓务大臣。民政党虽然在1932年2月的大选（犬养内阁）中失败，但从组阁的情况看还不错；与此相反，获得300多个席位的政友会虽然在犬养之后安排铃木喜三郎担任总裁，但却没有掌握政权。
1933年秋，政友会反铃木派与民政党的一部分人开展了“政民联合运动”，目标是要重建政党内阁，也就是接替下届政权，这一举动虽未获成功，但反铃木派与民政党联手后开始在党内占上风。
1934年7月，在任两年的斋藤内阁垮台，海军大将冈田启介继之组阁，冈田内阁（1934.7.8—1936.3.9）成立。民政党和政友会都有人入阁。但政友会总裁铃木喜三郎为表示不与之合作的方针，将入阁的3名阁僚和其他十几名在内阁任政务次官的党员开除出党。这时的政友会已分裂为“强硬派”（铃木派）和“自重派”，而“自重派”占上风。“五·一五事件”后，日本恢复政党内阁已不可能，政友会在议会中的300个议席也是徒有其名了。
（三）无产阶级政党的出现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对外侵略扩张的加剧，日本逐步向帝国主义阶段转化，成为国际帝国主义奴役东方各民族的重要成员。
与此同时，近代工业的发展，使日本工人数量急剧增长。1894年工矿业工人为50万，1897年为62万，1903年增至72万。[32]工人运动逐步兴起，从1897年到1899年，日本先后成立了“铁工工会”“日铁矫正会”和“印刷工人工会”，开展了有划时代意义的罢工斗争。1901年5月，片山潜、幸德秋水等人决定成立社会民主党，并发表了《社会民主党宣言》，宣言中提出了“理想纲领”和“行动纲领”。从这些纲领内容看，日本社会民主党提出了一些有关资产阶级民主的要求，这在当时资产阶级政党与藩阀政权相互利用、粉饰立宪的历史条件下，无疑是独树一帜的革命要求。
1903年，幸德秋水、堺利彦等人组成“平民社”，并创办周刊《平民新闻》。《平民新闻》以宣传“平民主义、社会主义、和平主义”为己任，特别把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作为最主要的宣传内容，反映了日本人民的反战要求。日俄战争爆发后，《平民新闻》发表了《致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信》，信中指出：“军国主义是我们的共同敌人，是世界各国社会主义者的共同敌人。”呼吁日俄两国社会主义者和全世界社会主义者向军国主义者展开英勇斗争。作为政治团体，站在反对本国政府对外侵略战争的立场上，并越出国界谋求国际合作，这在日本历史上还是首次。
平民社解散后，1906年1月，西川光二郎等人成立日本平民党；随后，堺利彦等人又成立日本社会党。2月24日，日本平民党和日本社会党合并，统称“日本社会党”，正式党员约200人。但据日本警视厅统计，当时社会主义者的人数全国约有2.5万人。[33]
山川均于1900年创刊了《青年的福音》，后因刊载皇室内容的文章犯“不敬罪”而被捕入狱，1904年因病获释，1906年应幸德之约到东京担任《平民新闻》编辑，并加入日本社会党。大杉荣和荒畑寒村也加入了平民社的社会主义协会。但是，当时的所谓社会主义运动，“大体上还是思想运动，全然没有群众性”，“所以说，在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运动之间完全没有联系”。[34]
1907年2月22日，内务大臣下令解散日本社会党。1910年5月25日，桂太郎内阁以社会主义者企图暗杀明治天皇为罪名，逮捕了幸德秋水等数百名社会主义者，并以“大逆罪”判处幸德秋水等24人死刑（次日改判其中12人为无期徒刑），这就是日本历史上有名的“大逆事件”。“大逆事件”后，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转入低潮。
1912年夏天，基督教社会事业家铃木文治创立了友爱会，其成员大都是下层工人，目的是使工人互相亲睦和提高修养。友爱会迅速壮大，刚成立时仅有15人，1916年就拥有会员22000名，设82个支部。第二年在横滨、东京、神户、大阪成立了支部联合会。1917年，友爱会修改了章程，由只限于工人的互助和修身转变为自助自卫、劳资协调的工会性质。1918年发展为108个支部，会员3万人，处理劳动争议事件达70起。
随着友爱会的发展，其成员也在发生变化，有的大学毕业生入会，并逐渐发挥重要的作用。1915年，野阪参三从庆应大学辍学后加入友爱会。1917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担任过《东京日日新闻》记者的麻生久也入了会。1919年，友爱会更名为“大日本劳动总同盟友爱会”，简称“劳动总同盟”。
1914年，片山潜等人因领导罢工斗争而被捕，后来虽被释放，仍受到种种迫害，被迫流亡美国，从此再也未能回到日本。片山潜旅美期间，在日本青年中积极宣传马列主义。1919年10月，成立了“旅美日本人社会主义团”，并参加了在华盛顿召开的国际工人会议。片山潜以旅美日本人社会主义团为中心，积极筹建日本共产党。
1920年10月，共产国际秘使从莫斯科来到东京。在马列主义传播和工人运动高涨的形势下，1920年12月9日成立了“社会主义同盟”，不久被迫解散。社会主义同盟解散后，先后成立了“水曜会”“晓民会”“无产阶级社”等组织，为日本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1921年4月，堺利彦、山川均、近藤荣藏等成立了日本共产党筹备委员会，起草了《日本共产党宣言》和《日本共产党章程》。1922年7月15日，日本的社会主义者在东京召开了日本共产党成立大会，与会者共8人。会议拟定了党的章程和行动纲领，选出堺利彦任委员长，中央委员有堺利彦、山川均、荒畑寒村、近藤荣藏和德田球一等7人。
日本共产党在“非法”状态下成立后，为巩固、发展党组织和推动日本革命运动，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出版发行了党的机关刊物《赤旗》以及《劳动新闻》《农民运动》等报纸，加强了对工人运动的领导和影响，积极参与了反对《过激社会运动取缔法》《工会法》《租佃纠纷调停法》等“三大恶法”的斗争，并且开展了援助苏俄、反对出兵西伯利亚等运动。
日共成立后不久，党内发生分裂，山川均等人提出解散党组织，加之日本政府加紧镇压，于1924年2月底3月初，山川均等人擅自解散了日共。解散日共的行为，遭到共产国际、片山潜及一些日本共产党员的反对。经过党内斗争，佐野文夫、德田球一等人于1926年12月4日，在山形县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完成了重建工作。1926年12月，日本共产党重建时，出席重建会议者共17人。7名中央委员中有5名30多岁，2名20多岁。在福本和夫起草的重建《宣言》中指出：“理论斗争的开展，已把希望掌握真正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革命知识分子团结起来，并与工人运动结合起来，而现在正在克服我们当中存在的折衷主义（山川主义）。”因此，“当前的斗争目标”虽然是“实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但这“将通过其内在的、必然的辩证转化而转化为无产阶级革命”。[35]
1927年上半年，党内批判了山川均的右倾机会主义和福本和夫的“左”倾机会主义。7月15日，通过了《关于日本问题的提纲》，即“二七年纲领”。“二七年纲领”指出：“日本革命的动力是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其中主要的是无产阶级和农民。”[36]并强调建立工农联盟的必要性，阐明了资产阶级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性。
“二七年纲领”指出：“在日本，既具备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客观前提条件……又具备使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迅速转化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前提条件。”[37]日本共产党在“二七年纲领”的指导下，于1928年2月1日创刊《赤旗》报，大力宣传党的方针。同月，根据《普选法》进行了众议院选举，选举结果，政友会和民政党分别获得218席和217席，两党独占了议席总数466席的93%，各无产阶级政党只获得8席。[38]尽管如此，田中内阁仍认为日本共产党在大选中操纵了劳动农民党，便于3月15日出动数万名警察和特务，在全国各地一举逮捕德田球一等共产党员和左派群众团体的领导人、骨干分子1600余人，造成有名的“三·一五事件”。接着，又于4月10日下令取缔劳动农民党、日本工会评议会（简称“评议会”）及全日本无产青年联盟（1925年11月成立的进步青年组织），并发出了禁止其结社的命令。为进一步取缔共产主义运动，田中内阁还修改、公布了《治安维持法》。这表明，日本资产阶级政党亲手为政党政治挖掘了坟墓。
仍坚持反对重建日共的山川均、荒畑寒村等人，于1927年11月创刊了《劳农》杂志。山川对共产国际从外部指导日本运动的方式持批判态度。他主张各国社会主义运动要有独立性和自力性。他对共产党和“劳农派”的区别作了如下说明：
（1）对布尔什维主义的评价
共产党认为，只有列宁主义（布尔什维主义）才是马克思主义唯一正统的发展，才是资本主义时代达到帝国主义阶段的唯一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俄国革命的实践，作为普遍的准则也适用于日本的运动。
劳农派认为，列宁主义是在适合俄国特定条件的实践中发展起来的理论，因而多半具有俄国的特性。正因为如此，才得以使革命在俄国取得成功。各个国家的革命运动应该发展各自的革命理论。必须回到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为出发点。
（2）对共产国际的评价
共产党认为，共产国际不是像第二国际那样由各国党拼凑而成的，而是单一的世界党，各国共产党是其集中指导下的支部。全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要由莫斯科指挥来实现。
劳农派认为，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应该靠扎根生长在本国土壤上的社会主义运动的自主行动和责任来达成。社会主义运动的国际主义，应该通过具有自主性的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紧密的国际合作来达成。[39]在此期间，1924年2月，劳动总同盟召开了“总同盟大会”，大会以促进群众运动、参加议会、社会政策立法为目标，发表了著名的“转向宣言”。因此，总同盟大会一结束，左右两派便因立场不同而分裂。次年5月24日，被总同盟开除的左派工会成立了评议会。这时，总同盟拥有35个工会，10396名会员；评议会拥有32个工会，有12655名会员。评议会成立一年后，缴纳会费的会员达33300余人，机关报《劳动新闻》发行数超过4万份。[40]
与此相对抗，1926年3月，总同盟与日本农民组合（简称“日农”）等5个团体一起，结成了最初的反共无产政党劳动农民党。“日农”是在1921年佃农斗争向全国扩展的过程中（1920年发生408次，到1921年猛增到1680次，将近15万佃农与5000多个地主发生正面冲突，地主方面不得不做出许多让步）于1922年成立的，到1925年发展成拥有75000人的“组合”，而后并入了劳动农民党。但是，“日农”右派在1926年10月退出劳动农民党，成立了“全日本农民组合同盟”，此后组织了“日本农民党”。左派掌权的“日农”向评议会靠近，由以前的农民组合斗争迅速发展成工农联合的政治斗争。
后来，劳动农民党的左右两派对立激化，1926年10月总同盟宣布退出劳动农民党，于12月成立了社会民众党。于是发生了总同盟的第二次分裂。在总同盟中，出现了退出劳动农民党和对右倾化抱有不满的左派；另一方面，在“日农”内部，出现了反对“日农”接近评议会和不满其左倾的右派。于是，两派合并，大体在社会民众党成立的同时，组成了日本劳农党。这样，1926年3月成立的劳动农民党，到年末已分化成4个政党——劳动农民党（1926.3）、日本农民党（1926.10）、社会民众党（1926.12）和日本劳农党（1926.12）。这些政党均参加了1928年2月的第一次普选。
在1920年代后半期，工厂职工总人数约为200万，工会会员约为30万。其中有八成是右派工会，约有21万人集中分布在兵库、东京、大阪、神奈川4个府县市。佃农组合数也在猛烈增加，最高峰的1927年约有4600个、365000名会员。选举结果，88名无产政党候选人共获得选票492000张（得票率为4.6%），当选8名（议席占有率为1.7%），其中社会民众党4名，劳动农民党2名。[41]但是，这些“无产政党”在日本政府软硬兼施、分化瓦解的政策下，迅速地聚散离合，陷于四分五裂的状态。
“三·一五事件”发生后，劳动农民党部分党员于1928年7月成立“无产大众党”。12月5日，日本劳农党、日本农民党、无产大众党等七团体组成“日本大众党”。1929年11月成立“劳农党”。1930年1月成立“全国民众党”。至1930年代初，日本无产阶级政党分别为：日本大众党、劳农党、社会民众党和全国民众党这四大派别。
1930年11月，在俄国克特维留学5年的风间丈吉，带着重建日共的任务回国。在风间等人的领导下，日共的活动有了很大发展。《赤旗》从1932年1月复刊后，不久改为活字印刷。发行份数由不足1000份增加到7000份，党员约有1200余人。但是，处于“非法”状态下的日共，入党的人越增加，被捕的也就越多。经过1932年10月末的大搜捕（热海事件），日共又遭到毁灭性打击。1931年加入农民运动的宫内勇在其《日本共产党秘史》一书中写道：
如果是做地下工作……即使想放弃运动而回到地上，那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你一旦被指明通缉，一回到社会上，就必然迅速被捕。
1932年入党的大冢有章在《未走完的旅程》一书中写道：“我所经历的那个时代，党的合法地位被完全剥夺，党的领袖遭到死刑或者无期徒刑的迫害，就连基层党员和同情者也要以2年到5年的徒刑受到镇压。”[42]
注释
[1]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二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笫432页。
[2]同上书，第433页。
[3]宇田友猪等编：《自由党史》上卷，五车楼1910年版，第108、112页。
[4]1874年2月，佐贺县出身的江藤新平和前秋田县县令岛义勇为首的不满士族反对维新政权的武装叛乱。
[5]升味准之辅：《日本政治史》第一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53页。
[6]五十岚仁：《现代政治概说》，法律文化社1993年版，第153页。
[7]升味准之辅：《日本政党史论》第一卷，东京大学出版会1966年版，第290—298页。
[8]陈永逢：《日本政府与政治》，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9年版，第553页。
[9]升味准之辅：《日本政治史》第一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73页。
[10]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三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128页。
[11]北冈伸一：《自民党》，读卖新闻社1995年版，第14页。
[12]指原安三编：《明治政史》，富山房1982年版，第37页。
[13]升味准之辅：《日本政治史》第二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62页。
[14]民党，指日本帝国议会建立时期反对藩阀政府的在野党。
[15]春畝公追颂会编：《伊藤博文传》下卷，原书房1970年版，第377—380页。
[16]春畝公追颂会编：《伊藤博文传》下卷，原书房1970年版，第383页。
[17]苏德猪一郎编：《公爵山县有朋传》下卷，原书房1969年版，第319页。
[18]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三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330页。
[19]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三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342页。
[20]升味准之辅：《日本政治史》第二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24、327页。
[21]升味准之辅：《日本政党史论》第三卷，东京大学出版会1966年版，第6—16页。
[22]升味准之辅：《日本政治史》第二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446页。
[23]井上馨侯传记编纂会编：《世外井上公传》第五卷，原书房1968年版，第367—369页。
[24]升味准之辅：《日本政治史》第二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506页。
[25]摄政裕仁亲王即后来的昭和天皇在东京虎门附近遇刺而幸免于难的事件。
[26]升味准之辅：《日本政治史》第三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612页。
[27]1932年5月15日，以海军少壮军人为主发动的法西斯政变。政变后成立以海军大将斋藤实为首的所谓“举国一致”内阁。
[28]升味准之辅：《日本政治史》第三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615页。
[29]一个选区选举2—6名国会议员的制度。
[30]升味准之辅：《日本政治史》第三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619页。
[31]升味准之辅：《日本政治史》第三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620页。
[32]森喜一：《日本工人阶级状况史》，三一书房1962年版，第71页。
[33]丝屋寿雄：《幸德秋水研究》，青木书店1973年版，第219页。
[34]山川菊荣、向坂逸郎编：《山川均自传》，岩波书店1961年版，第377—378页。
[35]《现代史资料》第十四卷，第64—65页。
[36]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编：《日本共产党纲领集》，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出版部1964年版，第21页。
[37]同上书，第87页。
[38]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四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231页。
[39]山川菊荣、向坂逸郎编：《山川均自传》，岩波书店1961年版，第428—454页。
[40]升味准之辅：《日本政治史》第三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659页。
[41]升味准之辅：《日本政党史论》第五卷，东京大学出版会1966年版，第438—458页。
[42]升味准之辅：《日本政治史》第三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667、668页。
📚 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全套 18 卷）
- 日本现代外交史论
- 日本儒学史论
- 日本社会史论
- 日外文化交流史论
- 日本近现代教育政策研究
- 战后日本能源安全保障研究
- 日本经济转型与治理变革论
- 日本近现代经济政策史
- 日本近现代农业政策研究
- 日本经济产业解析
- 中日文学与文化交流史研究
- 日本现代政治史论
- 近代中日思想文化交涉史研究
- 日本东亚政策研究
- 空海《文镜秘府论》与中日文化交流
- 日本的苏联及中东政策研究
- 日本史通论
- 日本近世与近代文化史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