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 鹿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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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廷璆 等
选自《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
第五编 近现代中日关系史研究
第五编 近现代中日关系史研究
第十八章 《宫岛诚一郎文书》中的琉球交涉史料
一、前言
1877年底，黄遵宪作为中国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的参赞官赴日，至1882年3月调任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先后在日本度过了四年多的外交官生活。除协助何如璋公使处理琉球归属交涉、朝鲜开国等问题外，还与明治初期的日本文人开展广泛交流，结下了深厚友谊。当时，一些日本友人将与何如璋、黄遵宪等公使馆成员的笔谈资料详加整理，妥善保存，成为今日我们研究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的宝贵资料。如原高崎藩藩主大河内辉声（源桂阁，1848—1882）所保存的大量笔谈资料《大河内文书》，其中有关黄遵宪部分，经郑子瑜、实藤惠秀两位先生悉心整理，曾以《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名义刊行，嘉惠后学者甚多[1]。然而，囿于当时的客观条件，此书未能收录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资料的全部。随着调查研究的不断深入，一份内容更为丰富、史料价值更高的笔谈资料被发掘，这就是宫岛诚一郎与何如璋、黄遵宪、黎庶昌、杨守敬等初期清朝驻日公使馆员的笔谈资料——《宫岛诚一郎文书》[2]。笔者近年来以此为中心，系统考察了黄遵宪与宫岛诚一郎的交友关系[3]。本文则以《宫岛诚一郎文书》中所记录的琉球交涉史料为线索，探讨一下当时公使馆成员与明治政府关于琉球交涉的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幕。
二、宫岛诚一郎其人
宫岛诚一郎（1838—1911），号栗香、养浩堂等，出生于江户时代末期米泽藩（今属山形县）的下级藩士家庭。自幼接受严格的汉学训练，被誉为神童。戊辰战争时期，宫岛虽担任藩校“兴让馆”助教，然心系国事，洞察天下大势，为谋求东北诸藩的团结一致以及东北问题的和平解决，奔波于东北、江户、大阪、京都等地。当时东北诸藩组成“奥（陆奥）羽（出羽）越（越后）列藩同盟”，联合对抗以西南诸藩为主的新政府军队，但在新政府军势如破竹的攻击下，北越各藩相继投降，陆奥的会泽藩若松城也于1868年9月22日被攻破，“奥羽越列藩同盟”宣告失败。
1870年（明治三年），宫岛诚一郎经胜海舟引见，结识新政府实力派人物大久保利通，由大久保推荐得以任职于明治政府的待诏院。由于宫岛具有深厚的汉学修养，主要负责诏敕及公文书的起草工作，然因身处战败一方，一直官途多舛。1872年经左院少议官，任左院仪制课课长，1875年左院被废，改任权少内史，次年内史被废转任修史局御用挂，1877年（明治十年）修史局被废任修史馆御用挂，1879年兼任宫内省御用挂，1881年7月专任宫内省御用挂。1884年（明治十七年）任参事院议官补，1886年任华族局主事补，1888年5月任爵位局主事补，同年12月任爵位局户籍课课长，1896年被敕选为贵族院议员。[4]
宫岛诚一郎还是明治时期倡导立宪政治的先驱者。1872年4月，宫岛出任左院仪制课课长时，与大议官伊地知正治协议后，向议长后藤象二郎提交《立国宪议》，实为明治新政府中最早建议制定宪法者。后来宫岛诚一郎将此建白的内容及提交过程，编辑整理为《国宪编纂起原》一书。[5]
宫岛诚一郎研究东亚局势，深感与中国友好亲善之必要。1878年初，何如璋等抵达日本后不久，宫岛就与公使馆成员建立了深厚友谊。1880年，宫岛与海军大尉曾根俊虎等人发起成立“兴亚会”，并在3月9日的成立大会上发表演说，认为日中两国唇齿相依，互派使臣，结交欢之情，乃是亚洲的幸福。1882年，黎庶昌继任驻日公使，宫岛诚一郎与黎庶昌、杨守敬等人亦结下了深厚交情。1887年，宫岛诚一郎的长子宫岛大八（1876—1943，字咏士）经黎庶昌介绍，入保定莲池书院，先后受教于张裕钊长达七年之久，归国后成为日本著名的汉语教育家和书法家。[6]
从现存的笔谈资料可知，宫岛诚一郎初次访问位于芝山月界院中的清国驻日公使馆，是1878年2月15日，这天宫岛与公使何如璋、副使张斯桂进行了长时间笔谈。而宫岛与黄遵宪的初次会晤，则为该年的4月19日，两人一见倾心，相见恨晚。其后，两人切磋诗文，过从甚密，尤其是该年11月，公使馆由芝公园的月界院迁至永田町的新址后，由于离宫岛家只有一街之隔，彼此交往更加密切，诚如宫岛在其《养浩堂诗集》序中所述：“黄参赞公度，与余交莫逆”，两人已成莫逆之交。后来，黄遵宪在《续怀人诗》中怀念宫岛时亦曾咏道：
一龛灯火最相亲，日日车声碾麴尘。
绝胜海风三日夜，挈舟空访沈南苹。
并自注曰：“宫岛诚一郎。君住麴町，与使馆隔一街耳，每见辄论诗。昔画师沈南苹客长崎，赖山阳闻其名走访之，阻风三日夜，及至而南苹已归，以为平生恨事。”（《人境庐诗草》卷七）诗中将宫岛视为一龛灯火下最为相亲的朋友，互相来往，从未间断。
从笔谈资料中还可看出，宫岛诚一郎还经常将自己的诗稿，送至公使馆成员传阅，恳请为其批改评点，何如璋、张斯桂、黄遵宪、沈文荧，以及应邀赴日作短暂游历的王韬，都曾参与过评点工作。在黄遵宪等人的协助下，宫岛于1882年将自己的诗集编成《养浩堂诗集》五卷刊行（明治壬午新镌文库藏版），卷首依次有三条实美、何如璋、黄遵宪、沈文荧四篇序及作者自撰《例言六则》，卷末有胜安芳（海舟）、黎庶昌二人的序文。
《宫岛诚一郎文书》中记载了宫岛诚一郎与何如璋、张斯桂、黄遵宪、沈文荧、王韬、黎庶昌、杨守敬等人的大量笔谈资料，内容丰富，感情真挚，是我们研究黄遵宪的文学、史学、外交、思想等方面的珍贵资料，同时也为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参考。
三、宫岛诚一郎的特殊身份
我们在考察《宫岛诚一郎文书》时，首先不可忽视的一点，就是宫岛诚一郎与公使馆成员的交往，与纯粹追求风雅之交的大河内辉声相比，具有明显的不同性质。一方面，宫岛通过诗文交流，与何如璋、黄遵宪、黎庶昌等人先后结成了深厚友谊；另一方面他又充分利用与何如璋、黄遵宪、黎庶昌等公使馆员的私交身份，将所获取的清廷有关琉球交涉的最新情报，迅速传达给大久保利通、岩仓具视等明治高官，成为明治政府掌握清廷动态的主要线索之一。
由于宫岛具有深厚的汉文修养，利用笔谈等方式可与何如璋、黄遵宪等人自由交流，日本外务省曾考虑让他负责对华接待工作，据宫岛《养浩堂私记》卷二：“顷者，外务省有内谕，愿采用余为清国应接之差”云云，但宫岛经过斟酌后认为：
予亦自左院废院以来，深考时势，轻举妄动，贪一时之荣利，素非所好。况今日与清国公使之谈话，乃两国交欢之始，仅皮肤之谈而已。其心术如何，却在间接交际之中，今若公开供职于外务省，他日有事之时，却不免嫌忌。[7]
宫岛在与大久保利通商量后，谢绝了外务省的工作。大久保告诉宫岛：“间接之交际，反而可为政府谋求利益”，并要求宫岛：“今后只管注意两国之协和，全心致力于亲睦。”[8]就这样，此后宫岛利用其与公使馆成员个人私交甚厚的特殊身份，主动充当起为明治政府提供清政府动态的情报员的角色。宫岛自撰的《养浩堂私记》就详细记录了琉球归属交涉时的情形。[9]
宫岛于1878年2月15日首次访问公使馆，《养浩堂私记》卷二记载了宫岛与何如璋、张斯桂、沈文荧等公使馆成员当时的会晤情况：
二月十五日，访清国公使馆（芝公园地月界院），始晤正副钦差何如璋、张斯桂，有笔谈。（笔谈在别记）
二月二十七日，副使张斯桂、随员沈文荧来访，笔谈及深夜。（笔谈在别记）
同二十八日，正使何如璋来访笔谈。（笔谈在别记）[10]
三月二日，与寺岛外务卿，会集吉井议官宅，一读清公使笔谈。
同十四日，将笔谈一条示大久保参议，得回复如下：
敬读君与清公使有所往来，希望两日之内可以一见。所示之趣，皆已知晓。方便之时，退朝后可来一叙，特此奉答，拜具。
三月十四日 利通
宫岛君
于是，宫岛择日赴大久保家，“逐一汇报前后事情”，看中了宫岛特殊身份的大久保则作了前述安排，并对宫岛说：“笔谈一卷，暂且借用，望留下。”[11]
由以上材料可知，宫岛将与何如璋公使的笔谈向明治政府的高官寺岛宗则、吉井友实、大久保利通等人作了详细汇报，明治政府的高官们由此牢牢掌握住了公使馆的最新动向。1878年5月14日，大久保利通遭暗杀后，宫岛又继续与右大臣岩仓具视保持密切联络，不断地向其提供公使馆的最新情报。
四、琉球交涉之记录
对于宫岛的这种身份，何如璋、黄遵宪等人似乎也有所察觉，据《养浩堂私记》卷二曰：“余与清国公使交际以来，自二月至十一月，虽往返十数余次，无人曾向余言及琉球之事。”今阅《宫岛诚一郎文书》中的有关笔谈资料，在此之间的交流多为诗词唱和的风雅之谈。
宫岛在《养浩堂私记》中最早记述公使馆员对琉球问题的态度始于1878年12月1日：“十二月一日，访清公使何如璋笔谈，颇有关系于东洋，不啻琉球一事，以记之。”[12]此次笔谈中，何如璋主要谈到俄国南下所带来的威胁，主张中、日、朝应携手防俄。最后，何如璋才附加指出：“顷照外务，告琉球之事，外务未有答。”此处所谓照会，乃指10月7日（光绪四年九月十二日），为抗议明治政府阻止琉球向中国进贡，何如璋向日本外务卿寺岛宗则提出的照会，其中使用了较为强烈的措辞：“今忽闻贵国禁止琉球进贡我国，我政府闻之，以为日本堂堂大国，谅不肯背邻交欺弱国，为此不信不义、无情无理之事。”[13]日本政府却故意回避阻止琉球向中国进贡、企图吞并琉球的事实，而指责何如璋上述措辞为“假想之暴言”，要求向日方作出道歉，一时中日交涉陷入僵局。[14]
1879年2月26日，何如璋再次照会日本外务省，要求重新开始交涉琉球问题，但外务省不予理睬，反而进一步加快吞并琉球的步伐。对于明治政府的强行措施，何如璋一方面向李鸿章及总理衙门报告，另一方面也利用宫岛的特殊身份，作为与明治政府交涉的一个窗口。为此，特派黄遵宪与沈文荧特去拜访久病初愈的宫岛诚一郎，据《养浩堂私记》卷二记载：“三月一日，清使馆黄参赞遵宪、沈知州文荧来访，笔话颇剧谈球事，余答辩太苦。”[15]由此可见当时的紧张气氛。
笔谈中，首先沈文荧提出因日本将要实行“废琉置县”，因此公使馆员皆准备撤出日本，返回本国。进而黄遵宪指出：
贵政府若有事于球，非蔑球也，是轻我也。我两国修好条规第一条即言：“两国所属邦土，务各以礼相待，不可互有侵越。”条规可废，何必修好？故必绝聘问，罢互市。吾辈不得不归也。”[16]
黄遵宪引用《中日修好条规》第一条，驳斥日本吞并琉球是对中国邦土的侵犯。沈文荧还威胁道：“今贵邦政府贪其地而不顾理之是非，将来用兵而致祸患，仆甚不解其惑也。”[17]暗示中方对此可能付诸武力。
3月10日，宫岛将此笔谈呈递给右大臣岩仓具视，岩仓态度未有改变，告之如下：
庙堂之议，今日已定。今若踟蹰此事，则先年大久保之施行，亦不成前后顺序，如此则除断然废藩、如内地一般施政外，别无他策。此笔谈非谈寻常文事，于国事颇有巨大干系，作为内部机密，惟可示以主管参议一人，烦请誊写一部。
对此，宫岛要求岩仓为其保守秘密：“若此事外露，则有失清人交际之道，万请予以保守机密。”（《养浩堂私记》卷二）
3月11日，日本政府派遣松田道之率领警察和军队奔赴琉球，27日松田抵达琉球，宣布废除琉球藩而设置冲绳县，要求31日前接管琉球王宫“首里城”。4月4日，明治政府通告全国实行“废琉置县”，5日任命锅岛直彬为冲绳县首任县令。5月27日，将琉球国王尚泰移居东京，琉球王国终于灭亡。黄遵宪曾作《琉求歌》以记之（见《人境庐诗草》卷三）。
五、格兰特调停的前前后后
正当中日两国琉球交涉陷入僵局之时，1879年6月，美国前总统格兰特（Ulysses Simpson Grant，1822—1885）周游世界，途经中国前往日本，李鸿章便委托其居中调停。格兰特6月2日从北京出发，21日到达长崎，7月3日抵达横滨。而宫岛诚一郎则通过与沈文荧的频繁笔谈，最早获取了格兰特受清廷委托居中调停的情报。
6月20日，宫岛访问何如璋，感到何公使对于日方的废琉置县“不能心平气和”（《养浩堂私记》卷二）。7月18日，宫岛再次来到公使馆，沈文荧笔谈中不小心透露出格兰特来日的目的：“彼驻北京一月，我政府与彼议球事。彼来贵邦，为我作排解，仆辈俟之。”对此宫岛内心大喜，在《养浩堂私记》中写道：
以上笔谈事件，颇为紧要，就中美国格兰特受清国之托，为其周旋球事，实乃紧要中之紧要，若非沈氏之雅量，绝不至对外泄漏。若黄遵宪为其机要枢纽之人，从未透露过有关格兰特调停之片言只语。[18]
得知这一秘密情报后，宫岛诚一郎迫不及待地报告右大臣岩仓具视。
岩仓右府大喜，曰：今格兰特将琉球之事奏陈圣上，又忠告政府，然不知其乃受清廷之请愿而为其周旋。今得此言，实需仔细考虑，则我须先采取措施。[19]
7月12日，明治政府指派伊藤博文、西乡从道、吉田清成为接待使，陪同格兰特参观日光、箱根等地。其间，伊藤等人劝说格兰特放弃支持中国的立场。8月19日返京后，岩仓具视、大隈重信、吉田清成又多次拜访格兰特下榻的延辽馆，反复陈述日方对琉球问题的态度。
8月18日，宫岛再次访问公使馆，与沈文荧笔谈。其目的是“此时格兰特自日光归，想必有事告清公使者，欲试探其间情况”。[20]但沈文荧告诉他：“既彼居间，且俟其复音。刻下亦无事，俟彼回来再看。”[21]20日，宫岛“面见岩仓右府，详谈沈文荧之密话，且听其机密之政略。”[22]虽然“机密之政略”为何，我们不得而知，但岩仓一定在对宫岛继续获取公使馆机密问题上，提出了一些具体要求。
这时，宫岛在《内外交际新志》刊载的“米国前统领克兰德上言”中发现格兰特对琉球问题的重要态度，感到“虽其信伪难以保证，颇为精确之论。”于是将其译为汉文：
余来贵国，殆将阅月。贵政府及人民之待遇，到处极优渥，情谊恳笃，殆忘望乡之情，顿觉光阴之速，实乐居此境。顷自箱根回，以本月下旬将搭归船向桑港。（中略）
此次有不可不言之事，余曩者游清国，面会恭亲王及李鸿章，详细语余以琉球之事，请余说贵政府诸臣公平处分之。余固不肯，唯答以我力勉当周旋，故与我公使“ピンハン”（汉译“平安”——引者注）氏数次商议。既而游日光，幸得与伊藤、西乡二君亲话，始详琉球之颠末。惟余所闻两国议论大有差异，不可知其孰曲直，凡事皆然，故无足怪者。察日本之今日，此事势难可退，又有他不可言事情，余能了知之，且已自信行之，则勉当保全其国权。虽然，清廷意向之所在亦不可不察，是以余特就此一点欲辨而已。
夫清廷以日本为非和亲国之道，古来琉球之于支那，有多少关系，而日本不之顾，忽行废藩，是蔑如我也。往年台湾之耻犹忍之，今又以一层之凌侮加我，其意必在略取台湾，以遮断太平洋。于是猜疑百出，清廷大臣怀忿恨不已也。余视之，此事互无涉于论判，贵政府以宽大公义，量察清国情实，宜让一步于彼，抑按宇内大势，日清保平和，莫急于今日，故此等小事，不可不相让，余虽未能确言，若日本分割该岛屿之境界与之清国，使彼出太平洋得一条广阔之海路，则彼必当承诺，亦足以察清廷怀忿怒，犹且有好平和、容熟议之地也。[23]
由此可见，在不愿意得罪中日双方的情况下，格兰特成为分解琉球方案的始作俑者。这种做法，实际上是不顾琉球自成一国，企图以肢解琉球的办法，缓冲中日两国的矛盾，杜绝欧洲人从中渔翁得利，以保证美国—横滨—上海航线的安全[24]。后来，中日双方为琉球分岛方案在北京展开了激烈交涉，宫岛与何如璋、黄遵宪等人的笔谈之中又恢复了往日的友好气氛。
当然，宫岛的这种努力在《养浩堂私记》中随处可见，甚至一直持续到何如璋的离任之时。1882年2月26日，就在何如璋应召回国之前，宫岛提出了明治政府非常关注的问题。
诚曰：临别一言，如公与我则可谓千载知己矣。顷者，仆与一友人深虑两国利害，说某大臣。大臣深纳之，曰固以球一事，开两国祸端，余不喜也。此事唯我知之，请阁下一言。
何曰：两国绝不因此小事而开大争端，我政府亦是此意。[25]
此处所谓友人指吉井友实，某大臣则指岩仓具视。宫岛在何如璋离任之际，渴望了解清政府对于日本吞并琉球后采取武力的可能性。何如璋则断然告诉宫岛，清廷不会为此大动干戈。对此，宫岛诚一郎在其《养浩堂私记》卷二末尾特地记道：
上述临别一言，实为关系两国之重大事件也。苟使何公使归国后注意此点，则两国苍生所得幸福岂鲜少哉！余五年之间，区区心曲，以结私交，所忧虑者，在此一点，此事关系外交机密，特戒泄漏。
虽说宫岛不愿中日两国兵戈相见，但在琉球交涉过程中，却千方百计地刺探中方机密，并迅速报告日本政府，给当时的中国外交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
六、结语
1882年3月，公使何如璋任期届满，应召回国，参赞黄遵宪则调任驻旧金山总领事。宫岛诚一郎忙于筹备送别宴会，并亲赴横滨分别为二人送行。在离开日本之际，黄遵宪作《奉命为美国三副兰西士果总领事留别日本诸君子》五首，对驻日四年多的生活进行了回顾，其中第一首便是对明治政府强行吞并琉球的强烈不满：
远泛银河附使舟，眼看沧海正横流。
欲行六国连衡策，来作三山汗漫游。
唐宋以前原旧好，弟兄之间况同仇。
如何瓯脱区区地，竟有违言为小球。
当然，出使日本四年多来丰富多彩的交流活动，使黄遵宪对日本更多地充满了善意的赞美：“占此江山亦足豪，凌虚楼阁五云高”（其二），“海外偏留文字缘，新诗脱口每争传。草完明治维新史，吟到中华以外天”（其三），并表达了对离开日本依依不舍的惜别之情：“一日得闲便山水，十分难别是樱花”（其四）。对此，宫岛诚一郎也一一次韵，诗中称赞黄遵宪道：“渤海初浮星使舟，知君参赞果名流”（其一），“佳篇上梓人争诵，新史盈箱手自编”（其三），并表达了对黄遵宪的美好祝愿：“期君早遂经时志，海陆兼营两火轮”（其五）。[26]
然而，我们也必须充分注意到，由于中日两国当时面临着非常复杂的外交问题，宫岛诚一郎在与何如璋、黄遵宪及其后出使的黎庶昌等人开展友好交流的同时，亦曾极力利用与公使馆成员的私人交情，在琉球交涉及朝鲜问题上，千方百计地为明治政府搜集有关情报。虽然何如璋、黄遵宪等人能够较好地处理这种公私有别的交友关系，但部分使臣如首届公使官随员沈文荧、第二届公使黎庶昌等人，往往在闲谈中不经意间泄露了重大的外交机密，给中国外交带来了巨大损失[27]。由此可见，与当今世界外交官们的职业外交相比，虽然近代初期他们这种具有儒者风范的文人交友堪称风雅，但要在不损害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做到真正意义上的知心知己，该是何等之难！
（本文为笔者2005年3月26—28日参加由中国史学会、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主办的“纪念黄遵宪逝世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时提交的论文，原载中国史学会、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编：《黄遵宪研究新论：纪念黄遵宪逝世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352—365页。）
第十九章 晚清官民的日本政法考察述论
一、前言
清末，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为了挽救岌岌可危的封建统治，腐败的清政府被迫推行所谓的新政。而新政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改革官制与刑律、预备立宪。因此，在晚清国人对日本的考察视野中，行政与司法占有极大比重。从游历者所留下的游记、日记及考察报告等资料来看，除宽泛的一般考察外，在各专项考察中，政法考察类著作最多。[28]这些著作的作者，有的是清廷自中央或地方派赴日本的官员，有的是地方督署遣派的游历士绅，其中不乏自备资斧的考察者，还有一些则是当时的留日学生。他们对日本行政与司法等所作的考察，为晚清政府即将推行的新政提供了必要的参考。
二、清末官民东游日本热的时代背景
1868年日本实行明治维新后，迅速走上了近代化的发展道路，逐渐成为资本主义强国。而同时代的中国则国势衰微，内忧外患，接连不断。1874年日本悍然出兵台湾；1875年进攻朝鲜；1879年又强占琉球。日本的崛起开始引起中国驻日外交官员的关注，如首届驻日参赞黄遵宪在1877年底抵日后，经过不到两年的仔细考察，在与日本友人开展广泛交流的基础上，于1879年撰成《日本杂事诗》二卷，以诗附注的形式对日本的历史、社会、文化、风俗以及明治维新后的各项改革进行了广泛的介绍。此后，黄遵宪继续密切关注日本社会的变革与发展，并于1882年3月离开日本前夕，完成了名著《日本国志》的数据搜集及初稿编纂工作。《日本国志》本着“详今略古，详近略远，凡牵涉西法，尤加详备”（凡例）的方针，对明治维新后日本的政治、经济、官制、法律等作了全面而系统的介绍，旨在通过详细探索明治维新后日本走向近代化道路的具体历程，为中国的改革和施政提供一部生动的参考教材。但由于作者随即调任旧金山总领事，无暇修订刊行。直至1887年，《日本国志》的修订工作才得以完成，其正式刊行更是在甲午战争后的1895年底。[29]
由于甲午战争以前，日本的迅速崛起并未引起清廷的足够重视，加之明治政府采取严厉限制中国人游历日本内地的措施，因此赴日考察游历的国人寥寥无几。1886年7月，经过中日政府的长期交涉，明治政府终于决定向中国开放门户，允许中国人赴日本内地旅行、视察。1887年，经光绪皇帝钦定、被选为外国游历使的兵部员外郎傅云龙与刑部主事顾厚焜，奉命游历日本、美国、秘鲁、古巴、巴西等国。11月16日（旧历九月二十六日），二人抵达长崎，开始了为期六个月的日本考察。二人先在东京考察了海军、陆军、大藏省、司法省以及学校、制造工厂、工场局厂、公园、船坞等，在外务大臣伊藤博文发给游历内地的护照后，又先后考察了静冈、名古屋、琵琶湖、滋贺、京都、大阪、神户等地。考察时二人作了具体分工，傅云龙负责搜集日本的地理、历史、风俗及旧事逸闻，顾厚焜则负责考察明治维新后所推行的各种新政。考察结束后，傅云龙撰成《游历日本图经》三十卷，顾厚焜撰成《日本新政考》二卷。《日本新政考》共分九部，其中卷一为洋务部、财用部、陆军部、海军部，卷二为考工部、治法部、纪年部、爵禄部、舆地部，下列共计73个细目，对于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官制、经济、军事、法律等作了较为系统的介绍。但是，诚如自叙中所言：“盖慨西法之转移国俗，何如此之速也！又慨是邦之轻弃成宪，何如此之易也！”作者对于明治政府所推行的改革措施并非全面赞成，军事、经济方面改从西法，尚表理解，但对于政治典章方面的改革，依然抱有极大的疑虑：“若夫岁历之推迁，守其旧则农民称便；衣冠之制度，率其常则国体自存。日人乃好异矜奇，竟一变而无不变也，是诚何道也！抑亦思一姓相传，历世已一百二十二，历年已二千五百四十八，一旦举法度典章，一一弃若弁发，是得谓是邦之福哉！”[30]可见顾厚焜对于明治政府改革法度典章并不是完全持赞同态度。
1894至1895年的甲午之战，一向被视为“蕞尔小国”的日本竟然打败了自视为天朝上国的清朝，令国人上下对其刮目相看。值此民族危亡之际，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发起了维新变法运动，号召学习日本、变法图强。1895年，康有为联合在北京应试的举人1300余人上书光绪皇帝，陈述变法的主张。在这次有名的“公交车上书”中，康有为指出：“日本一小岛夷耳，能变旧法，乃能灭我琉球，侵我大国，前车之辙，可以为鉴”。[31]在他看来，日本以一个小岛之国，竟敢挑战中华，其变法自强的经验应该借鉴。1898年，他又将《日本变政考》上呈光绪皇帝，书中以大量篇幅对西方的议会制度和日本维新的具体过程与措施进行了介绍，同时还将维新前的日本与中国对照，认为“日本蕞尔三岛，土地人民不能当中国十分之一”，但维新以后仅数十年，日本却能文明大辟，政法大备，成为强国。“以日本之小，能更化则聚强如彼，岂非明效大验哉？”[32]康有为以日本的成功来证明变法之可行。他介绍说，日本明治维新，其作法虽多，不外乎如下几条：“大誓群臣以定国是；立制度局以议宪法；超擢草茅以备顾问；纡尊降贵以通下情；多派游学以通新学；改朔易服以易人心数者。”他认为，“我朝变法，但采鉴于日本，一切足已”。[33]康有为建议：“彼与我同俗，则考其变法之次第，鉴其行事之得失，去其弊误，取其精华，在一转移之间，而欧美之新法，日本之良规，将发现于我神州大陆矣。”[34]在此，康有为进一步阐明了其欲师法日本，并通过日本而学习西方的主张。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开始实行变法。然而，由于慈禧太后等顽固派的疯狂反扑及维新派自身力量的软弱，“戊戌变法”运动仅仅持续了103天便告失败。
然而，甲午一役确实也为中国人提供了一次重新认识日本的机会，诚如梁启超所言：“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35]面对日本的崛起与中国的衰落，中国的有识之士痛感应积极学习西洋文化，以求存图强。他们认为，“取法泰西，获效最著者莫如日本”[36]；赴日学习，不仅路近费省，而且文字相近，易于通晓。对中国来说，日本不仅是学习西洋文化的成功典型，更是一条输入西洋文化的快捷方式所在。
《辛丑条约》签订后，政治统治江河日下的清政府不得不以日本为师，开始推行新政，进行所谓的改革，旨在求强自保。1901年1月29日，清廷颁布上谕，指出：“近数十年，积弊相仍，因循粉饰，以致酿成大衅。
现正议和，一切政事，尤须切实整顿，以期渐致富强。”要求督抚以上重臣就“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当因当革当并，如何而国事始兴，如何而人才始盛，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精，各举所知，各抒所见，通限两个月内，悉条议以闻，再行上禀。”[37]
自此，国人对日本的关注日渐密切，赴日考察、学习其政治、法律制度的游历者也愈益增多，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东游热潮。自1903年起，无论官派还是自请，不管公费还是自费，赴日人数猛增，一时竟如过江之鲫。具体而言，留学生人数以1903年—1906年为多[38]，而游日官绅人数则以1903年—1907年为多[39]。始自1903年的东游热，在1905至1907年达到高潮。
总的来看，无论是公派还是自请，游日者的派出机关一为中央政府，一为地方督署。当然，他们的游历考察得到了日本有关团体及友人的大力支持和帮助，虽然其中不乏维护日本自身利益的动机，但客观上却为清末中国人的大举东游提供了方便。下面我们就分别从中央与地方两个层面对当时国人考察日本政法的情况加以论述。
三、清廷中央派遣的赴日政法考察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中央政府派遣的赴日考察政法的情形。
1906年底，清政府派载泽、尚其亨、李盛铎及戴鸿慈、端方等五大臣率团出洋考察宪政，“随带人员，分赴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40]次年一月，载泽率领的考察团抵达日本，他们对日本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参观了上下议院、公私立大学、小学校及兵营、机械厂、警察裁判所等近代设施，还聆听了伊藤博文、大隈重信、金子坚太郎、穗积八束等一流政治家和宪法学者关于天皇大权、日本宪政、日本宪法等方面的讲义，同时又与伊藤博文讨论了宪法的制订等问题，“以求立法之原理，与其沿革损益之宜。”[41]载泽的《考察政治日记》对于日本各种设施的视察记述极为简单，但对于穗积八束的宪法讲义以及与伊藤博文的问答却记述得非常详细。[42]五大臣在日本和欧美各自考察了将近七个月时间，回国后即奏请立宪。为了更加深入地了解日本的宪法体制，1907年11月，学部侍郎达寿率考察团赴日对其宪法进行调查，后来达寿因被任命为理藩院左侍郎而被中途召回，调查工作由驻日公使李家驹接替进行。他们除参观了内阁、枢密院、宫内省、内务省、大藏省、司法省、文部省、警视厅、地方政府等设施外，还在伊东巳代治子爵的安排下，由穗积八束、有贺长雄、清水澄、太田峰太郎等专家学者讲授有关宪政方面的系统知识，如日本宪法史、比较宪法、议院法、司法、行政、财政等。尤其是有贺长雄博士，先后为考察团讲述宪政长达一年之久，甚至还亲自为五大臣起草了视察报告。[43]
在清廷所派出使大臣之外，各部也积极派员赴日考察。如光绪三十二年（1906）四月至八月，巡警部员外郎舒鸿仪与同僚章兰荪奉派赴日，考察警政。他们将“学堂讲录、参观日记、友朋对答之语，与所制赠图表，随时连缀”（自序），编成《东瀛警察笔记》。其中卷一“讲录”为作者参照东京警察学堂听讲时，学堂理事所授《警察讲录》一卷，并参考教习所讲，择要编辑而成。卷二“问答”为作者在警视厅或警察署与日人黑柳重昌、岛田文之助、新藤银藏、植木武彦、室田景辰、田川诚作等人的问答记录。卷三“图表”包括警察官办制服图、监狱图、警视厅分课表、采用巡查试验表、留置犯人表、调查户口表、盗难告诉表、遗失口头届出表。卷四“日记”记载了作者五月初七抵达长崎，至同年八月廿八日回国间的所见所闻。然如作者所言：“除考查警察外，常参观监狱、军队、学堂、工厂，参观后归而志之。（中略）至于个人之交际，其往来酬应之事，概从删略。”主要还是以参观考察日本监狱等近代设施的记录为主。
此外，雷廷寿亦于该年八月，被巡警部派往日本考察警察制度，十二月归国。作为考察期间的调查报告，雷廷寿编辑了《日本警察调查提纲》一书。全书共分宪法篇、命令篇、官制篇、权限篇、任用篇、俸给篇、纪律篇、赏罚篇等八篇，对明治维新后日本警察制度的改革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介绍和考察。
是年，法律修订大臣沈家本奏派刑部候补郎中董康、刑部主事麦秩严赴日调查裁判、监狱事宜。为了使调查工作得以圆满完成，还增派留日的法科大学学生熊垓帮助调查，奏派刑部员外郎王仪通协助进行数据的编辑与整理。此外，刑部候补员外郎熙桢与四川綦江县知县区天相自备资斧同往游历。董康等人自当年的四月起程东渡，至十二月份先后回国。在大半年的时间里，他们或赴日本各处的裁判所及监狱详细参观，或于司法省及其监狱协会听其讲解。在对日本的裁判、监狱进行了认真的调查之后，董康等人指出：“方今力行新政，而监狱尤为内政外交最要之事。虽其中条目纷繁，骤难力臻美备，而缔构之初，宜注意者，厥有四。”他们建议清政府应改建新式监狱、培养监狱官吏、颁布监狱规则、编辑监狱统计。同行的熙桢也提出了六条建议供政府参考。同时，熙桢还建议，有志于司法改革之人，如不能远赴日本参观，不妨就近赴天津学习，因为天津的监狱在仿效日本进行改良之后，已为全国之首善。
光绪三十三年（1907）十月，原民政部官员刘桪与曾在日本法政大学学习的好友张瀚溪、刘孝陔一同赴日考察，滞日三个月，自费入法政大学地方自治讲习班听讲两个月。其间主要学习以下七类科目：听清水澄主讲宪法，听黑泽久次郎主讲府县郡制，听吉村原太郎主讲市町村制，听岛田铁吉主讲户籍法，听工藤重义主讲选举法，听松浦镇次郎主讲教育行政法，听小滨松次郎主讲警察行政。与此同时，作者还游历了司法省、巢鸭监狱等东京及其附近的许多地方。作者在其所著的《蛉洲游记》中，在介绍日本现状的同时，还以附注的形式对一些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特别是其最后部分，作者在介绍了日本明治维新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后，对于中国存在的各种弊病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和探讨，指出中国落后的病源在于：一、机关不备；二、人材不足；三、官场习气太重，流品太杂；并对此提出了具体的改革方案。如针对机关不备之弊病，作者提出需采取六项措施：第一、改官制；第二、开国会；第三、开省会；第四、举行地方自治；第五、遍设巡警；第六、遍设地方裁判所。针对人材不足的现象，作者认为必须：第一、培（养）法政人材；第二、培（养）各项专门实业人材；第三、大力筹办教育。又如作者认为，要改革官场习气太重的弊病，必须采取如下措施：第一、普通考验（无论京官外官，实缺候补，一切由钦派通晓新政大臣，分类切实考验）；第二、分发考验（专考验新分发人员）；第三、省服冠；第四、省应酬；第五、省傔从；第六、免兼差；第七、免供张（外省州县，凡遇大员过境，上司出巡，供亿之费，往往不赀，今宜一律禁绝）。[44]这些都是作者通过亲身赴日考察，对当时政府所推行的新政而提出的有益建议。
四、清末地方官员的赴日政法考察
与中央政府遥相呼应，各地方督署为了给各自的地方改革寻找范本、培养人才，也纷纷派员赴日考察学习，其所派人员总数远远超过了中央政府。
如1903年，天津府知府凌福彭受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的委派，赴日考察大阪府监狱习艺等事宜。第二年，袁世凯又派其赴日。此次凌福彭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从沿革、制度、建筑样式、经费四个方面，对日本的监狱进行了考察。这种经历，为凌福彭日后在天津开展司法改良提供了有益的帮助。
随着新政的实施，受过新式教育的人材益发不敷为用，地方固陋的风气与闭塞的民智的影响亦愈加明显。为了解决上述问题，一些地方政府一方面继续选派人员赴日留学，一方面派遣官绅出洋游历。如1905年，袁世凯制定了遣派官绅出洋游历的办法（《遣派官绅出洋游历办法片》）。其中对派遣官员规定：“实缺州县人员，除到任已久，未便令离职守外，其余新选新补各员，未到任以前，酌给津贴，先赴日本游历三个月。参观行政、司法各署及学校实业大概情形，期满回国，然后饬赴新任，并责令呈验日记以征心得，数年以后，出洋之地方官日见增多，庶新政不致隔膜。”而选派绅士时则规定：“各属公举品端学粹之绅，咨送日本游历四月，应需经费有取诸学款者，有另行筹备者，每州县至少须送一人，选派护送员、译员随同东渡。”该《办法》最后明确指出：“方今时局更新，惟有上下一心，博采邻邦之良法，此项官绅游历为目前行政改良之渐，即将来地方自治之基。”[45]由此可见，袁世凯对官绅合作，共图发展的重要性及学习日本的必要性已有较为充分的认识。
由于以直隶省政府与地方部门分别筹资的方式进行派遣，加之上述《办法》对官绅游历所作的硬性规定，因而导致了直隶省人士的纷纷东渡，一时间竟成相拥于途之势。1905至1907年，以知县名义赴日的直隶省官员，在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所藏的《外国官民本邦及鲜满视察杂件》（清国之部）中，有名可查者就有40多人[46]。他们分别来自保定、抚宁、西宁、栾城、邢台、博野、清丰、无极、高邑、赵州、宁津、巨鹿、满城、广昌、宁晋、容城、任丘、迁安、柏乡、曲周等府、州、县，分布范围不可谓不广。1907年，为适应筹备地方自治的需要，直隶又选派士绅分三期赴日考察地方自治[47]。当然，在公派之外，尚有许多人“自备资斧”前往日本考察或留学。如严修1902年8月第一次赴日考察时即为自费，陈振武、王毓锐、范润书等人亦是以自费留日。大规模地公费派遣与不断地自费前往相结合，遂使直隶成为当时东游人数较多的省份之一。自1905年6月至9月，直隶在短短四个月的时间里，先后派了200多人东游。如此大规模的赴日游历，当时在全国并不多见。[48]
日本之行对官绅们触动颇大。1905年6月，直隶盐山县知县段献增等十人同赴日本考察行政机关及学校制度。这十人均为实任知县。在三个月的时间里，他们在东京参观了司法省、巢鸭监狱、市谷新旧监狱等四十余处。然后又赴关西地区，在大阪与神户参观了县厅、市役所等十余处。1905年7月赴日的直隶正定府栾城县知县刘瑞璘在其所著的《东瀛考政录》中记载说：“日本衙署，仿照西式。局长之室，与大臣之室，均相毗连，有事可以立刻相商，不似中国深居简出，屡谒不见。亲王大臣，及地方官仪仗虚文，一切扫除。虽一等公爵，陆海军大将升塔上马，过轮船、登火车，不用仆从扶掖，谓己非痿痹，何必事事须人。与平民语，和平温厚，故民无不达之情。”[49]对比之下，中日行政方式之落差可见一斑。
日本之行还使官绅们受到许多启发。如1906年赴日的直隶巨鹿县知县涂福田在三个月的日本考察结束后，在其所著的《东瀛见知录》一书的最后写道：“虽然一见胜于百闻，千虑必有一得。吾师不远，对鉴易明。因就日本所行之有效，为我直隶所急宜仿办者，随事记录，约得十章。”这十条建议分别是：（一）津保宜设演说练习所也。（二）
津保宜设农蚕实验场也。（三）津保宜设森林水利专局也。（四）
初等小学宜兼收女生也。（五）
学校宜用通学法也。（六）各县宜有银行支店也。（七）
各县宜一律改良监狱，令罪犯习艺也。（八）州县宜选正绅数人为名誉职员，略仿参事会之制也。（九）各县于四乡创办巡警，宜练乡团以为辅助也。
（十）许州县就地方起公债也。[50]
1907年，为适应筹备地方自治的需要，直隶又选派士绅分三期赴日考察地方自治。据1908年随第三期士绅团赴日的直隶永平府卢龙县举人王三让记载，考察团一行先于政法大学上课听讲。所学内容有选举法、市町村制、户籍法、宪法、教育行政、警察行政、府县郡制。两个月的学习结束后，他们又赴茨城县参观。所观之处有茨城县监狱、水户地方裁判所及区裁判所、茨城县厅及东茨城郡吉田村役场。
此外，当时在日学习的留学生对日本的政法亦颇为留意。他们中的一些人凭借所学的专业知识，利用课暇或毕业后滞日的时间，对日本的行政与司法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其中，来自直隶的留学生刘庭春、孟传琴、赵世清、李鸣鹿及湖北留学生罗邦俊、山西留学生续思文、山东留学生唐文源、江苏留学生王皋，自警察学校毕业后，先后利用数月的时间，对日本的各个政治机关进行了考察。他们认为：“日本维新四十年，至今已熟收法制之效果。揆厥由来，实缘当日观法于英德之详。吾国当新政经始，借助于考察者为尤要。”[51]基于这种考虑，他们从警察、地方行政官厅、裁判所、监狱四大方面对日本的政法机关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其细致入微的说明与条目清晰的描述，使其所著的《日本各政治机关参观详记》一书在同类著述中别具一格。
另如但焘于光绪二十八（1902）年赴日，游学于日本东京中央大学大学部英法科。在其所著诗文集《海外丛稿》卷三中，作者对明治维新后日本政法方面的词汇借用中国古代词汇进行了广泛的考察，如对于“治外法权”作者论述道：“《汉律》：蛮夷长有罪当殊之。犹今各国法予外国元首以治外法权之意，盖属地主义之创例也。”[52]诚如驻日公使李家驹在序中所说：“每下一意，辄疏通古今，穿穴中外，虽未睹全豹，亦略见一班（斑）矣。”[53]
五、清末日本政法考察的作用与意义
在清末新政的实施过程中，从中央到地方不断派员对日本政法所作的考察，虽然最终未能拯救清王朝灭亡的命运，但在某些方面，游日者所做的努力还是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至少给仍然故步自封的清王朝的专制统治带来了一股新风。具体而言，其作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54]
第一，为清廷的新政提供了范本。
预备立宪、实行宪政改革乃清末新政的首要内容。1906年，出使各国考察政治大臣载泽等人在对日本进行了一番调查之后，上奏朝廷说：“大抵日本立国之方，公议共之臣民，政柄操之君上；民无不通之隐，君有独尊之权。”[55]载泽等人对日本所行君主立宪制度的推崇，使走投无路的清政府终于决定宣布预备立宪，厘定官制。清廷在1906年9月发布的上谕中说：“现载泽等回国陈奏，皆以国势不振，实由于上下相暌，内外隔阂，官不知所以保民，民不知所以卫国。而各国之所以富强者，实由于实行宪法，取决公论，君民一体，呼吸相通，博采众长，明定权限，以及筹备财用，经画政务，无不公之于黎庶。又兼各国相师，变通尽利，政通民和有由来矣。时处今日，惟有及时详晰甄核，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56]至于实行宪政的效法对象，在对各国进行了考察、比较之后，载泽密奏道：“以日本宪法考之，证以伊藤侯爵之所指陈，穗积博士之所演说，君主统治大权，凡十七条。”载泽认为，这十七条宪法所讲的，是指“凡国之内政外交，军备财政，赏罚黜陟，生杀予夺，以及操纵议会，君主皆有权以统治之。论其君权之完全严密，而无有丝毫下移，盖有过于中国者矣。”[57]其他游日者亦认为，以君主立宪为政体的日本，其政治权力既不在议会，也不属内阁，而是由天皇掌握。日本的行政制度既学西方，又不失本国特色。有的游日官绅描述说，日本“维新以后，步趋西洋各国，而仍斟酌其本国之民情土俗，布为宪法。虽设议会，其权仍操之于上。如议会有不善之处，在上者可令其随时解散。是立宪之内，尚有专制之权”。[58]在游日者看来，中国若是以日本为范式，建立君主立宪的中央集权专制体制，不仅能够保住皇帝的统治，还可使国内外的舆论平息，实乃两全其美之计。并且，针对国内纲纪涣散、吏治日坏的腐败现象，有游日者认为，将日本这种以天皇为中心的君主立宪式专制体制“取以挽救中国积习，洵为适当”。[59]
而且，将官制改革作为预备立宪的切入口，同样是效法日本的结果。1906年，出使各国考察政治大臣戴鸿慈等上奏道：“日本之实施宪法在明治二十三年，而先于明治七年、明治十八年两次大改官制，论者谓其宪法之推行有效，实由官制之预备得宜。”[60]因此，清廷在宣布预备立宪的上谕中，明确指出：“廓清积弊，明定责成，必从官制入手，亟应先将官制分别议定，次第更张。”[61]
在地方自治的提倡与筹备上，游日者同样也借鉴了日本的做法与经验。1906年8月，袁世凯奉谕在天津创设自治局，凌福彭被任命为督办，毕业于早稻田大学的翰林院检讨金邦平协同办理。自治局仿照日本实行地方自治时曾设期成会的作法，设立了天津县自治期成会。1908年5月，天津府自治局扩大成直隶自治总局，筹办直隶各府州县的地方自治事宜。1909年4月，直隶自治研究所成立；同年十月，直隶成立了宪政研究会。从此，始自天津的地方自治在直隶各地兴办了起来。在各州县地方自治的筹办过程中，东游者及那些曾在自治研究所学习过的人发挥了主要作用。如广宗县1907年曾派四人入津学习，其中一人于1908年赴日考察。他们回县后，于1909年创办了自治研究所。研究所先招了30多人传习，六个月毕业后，又招了30多人。1910年，广宗县成立了自治预备会，由曾赴日考察过学务的张鹤鸣任会长，着手准备实行自治。[62]
此外，在司法改良方面，游日者仿效日本的做法，从中用力颇大。以直隶省为例，凌福彭等人在考察了日本的监狱之后，于1904年7月，率先在天津创办了罪犯习艺所，并采择日本成法，制定了《天津监狱习艺所办法》。由于以日本为范本而创设的天津罪犯习艺所在开办几个月后，即已“极形整齐，成效可观”，所以1905年上半年，直隶又在省城保定创办了一处罪犯习艺所。无论是罪犯习艺所还是游民习艺所，其对习艺的要求是一致的，即“因才施教，就地取材，尤以易于销售，获利较薄者为最宜”。并且，在罪犯习艺所创办之初，袁世凯就曾要求“工艺一事，拟令精粗并习”。[63]由于天津与保定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所以，对其习艺的要求也不能一概而论，应该有所区别。天津为通商之地，在习艺上宜尚精美；而保定由于较为闭塞，其习艺则应先事粗浅。由此看来，直隶在学习日本，力求建立近代的监狱制度之时，并不都是简单的模仿，其对各地的实际情况还是有所考虑的。
1906年，清政府实行官制改革，将刑部改为法部，专理司法；将大理寺改为大理院，专掌审判。同时，清廷亦打算学习立宪国家，将司法权与行政权分开，实现司法独立。鉴于直隶的监狱改良已渐有起色，因而，朝廷决定：专设审判，先由天津地方试办。袁世凯认为，此事若在直隶全省同时开办，既缺少能够充当法官的专业人才，又不好布置。于是择由天津一府先行试办，而一府之中，又先从天津一县试行。是年，凌福彭由天津府知府调补保定府知府。保定有作为直隶全省刑名总汇的谳局，凌福彭在保定任上，“遇有疑难重案”，“悉心推鞫，务得真情，民不喊冤，狱无留滞”。因天津“交涉事繁”，同年，袁世凯又将他调回天津任知府。[64]故此，可以说，以天津为试点所创办的审判也是在凌福彭的主持下进行的。
第二，通过对日本政法的考察，使清末的游日者增长了见识，开阔了视野。
游日者听说，日本原来也和中国一样，行政、司法混为一体，自司法省成立后，才逐渐加以改良。虽然日本原先的审判方法与中国大同小异，但在进行司法改良后，却废除了酷虐之刑。如对犯人不能刑讯逼供；警察拘捕犯人不能私用鞭挞，若有用者，一经查知，必予处罚。[65]关于辩护制度及律师的作用，游日者了解到，律师既非官吏，又不隶属裁判所，而是一独立执行其职务的角色。律师的职务乃是受当事人的委托或经司法机关指定，依法协助当事人进行诉讼及处理有关法律事务。在民事诉讼中，律师被称为诉讼代理人，只有在刑事诉讼中，才称为律师。[66]游日者还听说，监狱对所关押及释放的犯人，均有详细的统计。有关方面根据这些日统计、月统计与年统计，来分析哪类人犯何种罪为多，并找出其社会根源。在此基础上，则可对症下药，施以教育，以促进社会进步。这种根据犯罪种类与人数来考察社会所存在的问题的作法，在游日者看来，“用意至为深远”。[67]
对日本政法的考察，还引发了游日者深刻的反省与思考。如有人指出，中国的刑狱不但为外人所诟病，即使国人对其也颇有微词。“文告既繁，弊窦丛生。大讼累年不决，小讼一任官吏之喜怒为轻重。是以罪名未完，先受非刑。及经系逮，狱卒之私刑，更有难堪。甚至无辜株连者，不论将来能否得剖白解脱，其人已饥渴瘦死。即幸而出狱，既未予以自新之路，又未授以营生之计，仍不免重蹈故辙”。[68]还有人直言，中国的监狱黑暗秽臭，不见天日，饮食不洁，疾病丛生。往往案件尚未审理完毕，犯罪嫌疑人已死在狱中。[69]也有人建议，由于中国的法律尚不完备，“地方讼事率用压力，民气抑制已久。”一旦爆发，恐政府将难以控制。因此，应“多设裁判所，分别民刑二事为入手基础。而减轻刑律尤为当务之急。”[70]总之，游日者认为，中国应师法日本的司法制度，逐渐进行改良，以臻完善。
此外，受日本的启发，游日者还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对在中国实行司法审判的前提条件提出了独自的见解。如郑元浚建议，中国“如欲仿设裁判，必也先之以国民教育，使民皆知耻，不复存幸胜之心；而又辅以警察，使民皆知法，不敢有非理之想。则刑讯之风，或庶几乎少息已。”[71]他认为，只有这样，中国的司法审判才能顺利地实行。
司法制度作为规定司法机关的性质、任务、组织、审判程序、司法行政工作的制度的总称，其内容既多且繁。清末游日者或囿于学识，或限于时间，其对日本司法的考察尚有欠系统与全面。但总的来看，游日者以审判制度、律师制度与监狱制度为中心，对日本司法制度所作的论述，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清末中国人已认识到了日本司法制度的先进性。同时，他们的论述为清末的法制改革亦提供了一些借鉴与经验。
六、结语
兴起于1903年的清末东游热在持续了几年后，于1908年开始降温。从此，游日者日趋减少。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在日的中国人几乎全部回国，喧嚣一时的清末东游热遂致冷却。
在清末东游热中，涌现了大量的有关日本政法方面的考察记录。据熊达云博士统计，清末中国人留下的政法考察记多达43种，[72]加上一般视察类之中也包含了不少政法类的考察记，以及尚有一些遗漏的著作，实际上有关日本政法考察的记录应该更多。
本书中，我们收录了有关政法考察记的考察报告、游记及日记15种，这仅为清末赴日政法考察记的一部分，其他还有多种因篇幅等原因未能收入。收录时以考察者赴日的时间先后排序。为了读者利用方便，我们还在书后编制了人名索引。
（本文为刘雨珍、孙雪梅编著《日本政法考察记》所撰“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26页，该书为王宝平主编《晚清东游日记汇编》之一。）
第二十章 《日本政法考察记》所收书目解题
一、顾厚焜：《日本新政考》
元和顾厚焜著。二卷。光绪丁酉年（1887）夏慎记书庄石印。卷首有光绪十四年（1888）驻日公使黎庶昌所作的序及作者自序。
光绪十三年（1887），经光绪皇帝钦定、被选为外国游历使的兵部员外郎傅云龙与刑部主事顾厚焜，奉命游历日本、美国、秘鲁、古巴、巴西等国。九月二十六日（公历11月16日），二人乘坐日本邮船会社的东京丸抵达长崎，开始了为期六个月的日本考察。
其间，二人先在东京考察了海军、陆军、大藏省、司法省以及学校、制造工厂、工场局厂、公园、船坞，在外务大臣伊藤博文发给游历内地的护照后，又考察了静冈、名古屋、琵琶湖、滋贺、京都、大阪、神户等地。考察时二人又作了具体分工，傅云龙负责日本的地理、历史、风俗及古事逸闻，顾厚焜则负责明治维新后所推行的各种新政。考察结束后，傅云龙撰成《游历日本图经》三十卷（光绪十五年版），顾厚焜撰成《日本新政考》二卷。《日本新政考》共分九部，其中卷一为洋务部、财用部、陆军部、海军部，卷二为考工部、治法部、纪年部、爵禄部、舆地部，下列共计73个细目，如考工部下分细目有：东京海军兵学校考、东京炮兵工厂考、大阪炮兵工厂考、长崎饱浦机器局考、长崎造船所考、川崎造船所考、小野滨海军造船所考、横须贺海军造船所考、东京千住制绒所记、东京旺子造纸局记、大阪硫曹制造会社记、大阪制燧社记、大阪硝子制造会社记、瓷器陶器记略、织绸纤呢记略、大阪纺织会社记略。本书特征，诚如黎庶昌序中所言：“不繁言费辞，使全国维新治迹，灿若列眉，简约能赅，真大辂之椎轮也。”
二、但焘：《海外丛稿》
蒲圻但焘（植之）著。四卷。宣统元年（1909）六月日本东京秀英舍第一工场印刷出版。卷首有盛宣怀、胡惟德、贺纶夔题字，并附盛宣怀、李家驹、蒋文宗、范熙壬来函，其后为李家驹序及作者自叙，时作者游学于日本东京中央大学大学部英法科。
文中虽未记载具体赴日年月，然作者于己酉年（1909）六月所撰的自叙中曰：“担囊东徂，七越春秋”，可知作者赴日应为光绪二十八年（1902）。
本书为作者的诗文集。其中卷一为诗，乃作者在日期间的自作或唱和之作。卷二为文，包括《地方自治丛编》序、《各国上院纪要》序等。卷三为有关法律制度的札记，卷四则为有关日语词汇的札记（一名日语古征）。其中，卷三札记中作者对日本明治政法方面的词汇借用中国古代词汇进行了广泛的考察，具体细目有：法术、律令、宪、预审、治外法权、制国用、敕选、史、隶人、判书、无故入人室宅、司民、拾遗、立法权、领土、官人叙才、刑事民事、宣告、往成、期外不听、揭示、罚作、道禁、毒蛊、没收、判决录、权利、冢宰、联、富寿、法令由一、质成、不从中覆、林政、渔猎、无障川谷、施法、施典、施则、制国用必于岁秒、国务大臣、断罪无正条、亲属相为容隐、以吏为师、中国民事诉讼法成例之一班（斑）、县大郡小、家令、卖饧、夕市。李家驹序中赞曰：“每下一意，辄疏通古今，穿穴中外，虽未睹全豹，亦略见一班（斑）矣。”
三、金保福：《扶桑考察笔记》
沈阳金保福著。一册，上下二卷。卷首有李家驹、徐琪题签及作者丁未（1907）年六月所撰的自序，卷末附有正误表。
据作者自序，作者于1904年秋，奉岑云阶、张安圃命，考取派赴日本学习法政，先后与李仲芝、曹九畴、子才及湖北游历官庆松岩一同参观考察。1906年夏，由政法大学、警务学堂毕业后，又有实地考察之举，“凡司法、行政、各官厅及官私所设物业有关于政治之学者，由校中导往参观。”参观考察之处有：大审院、日本桥警察署、巢鸭监狱、司法省、外务省、内务省、大藏省、陆军省、海军省、农商务省、递信省、京桥区水上警察署、埼玉县八王子町缫丝厂、芝区烟草制造局、芝区新桥铁道作业局、上野公园图书馆、东京府市役所、东京盲哑学校、京桥区常盘私立两等小学校及附属幼儿园、本乡区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校、大冢洼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校、曲町区东京府公立第一中学校、东京华族学习院、浅草区东京府立第一高等女学校、上野音乐学校、帝国大学、小石川区东京府立女子师范及第二高等女学校附属小学校幼儿园、小石川区高田丰川町女子大学校附属高等女学校又小学校幼稚园、牛込区东京府公立第四中学校、曲町区市立富士见两等小学校并附属幼儿园、曲町区晓星中学及两等小学校、浅草区东京高等工业学校附属职工徒弟学校又工业教员养成所工业补习学校、下谷区美术学校、劝业银行等。
四、段献增：《三岛雪鸿》（《东邻观政日记摘录稿》）
滇南段献增著。一册，不分卷。京华印书局排印，原书卷未附文牍一斑，滇南段献增著。一册，不分卷。京华印书局排印，原书卷未附文牍一斑，今略。
光绪三十一年（1905）夏，著者以直隶盐山县知县的身份，循例赴日考察行政机关及学校制度。同行者有邢台县知县田鸿文、博野县知县邓炎芬、无极县知县鲍德邻、清丰县知县马觐臣、实任知县张朴、姒锡章、马丙炎、许辰田、王春藻。
是书虽名曰“日记”，但由于著者认为“日记体裁烦琐，不甚尘渎，”于是模仿吴汝纶《东游丛录》的“摘抄之例，撷要录列。”
著者在日所观之处有：上野劝商场、上野公园、动物园、浅草公园、植物园、博物馆、图书馆、宏文学院、内务省、卫生试验所、司法省、市谷新旧监狱、巢鸭监狱、东京市区裁判所、大审院、芝公园、外务省、东京养育院、东京市立常盘小学校、东京府立第一中学校、东京府厅、度量衡检查所、给水工场、东京市京桥区役所、官立商品陈列馆、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及附属幼儿园、电话交换局、帝国大学、高等商业学校、高等工业学校、盲哑学校、东京府立职工学校、东京万年寻常小学校、东京府立师范学校及其附属小学校、美术学校、东京音乐学校、日本银行、女子职业学校、东京麻布区警察署、农事试验场及蚕业讲习所、庆应义塾、大阪市立高等工业学校、大阪府西成郡丰崎村寻常高等小学校、大阪商品陈列所、三轩屋株式会社、纺织工厂、兵库县厅、神户市役所、神户市立高等商业学校、云中茸合村寻常高等小学校等。
另外，同行的田鸿文着有《（乙巳）东游日记》（1905年），保定学务处排印。
五、刘瑞
《东游考政录》
东里刘瑞璘著。一册，不分卷。
光绪三十一年（1905）六月，著者以直隶正定府栾城县知县的身份，受直隶总督袁世凯的委派赴日考察政治。同游者有实缺知县李盛銮、宣化府西宁县知县高承枢及直隶所派第二期游历士绅武幼边、杨雨农等72人。自六月初十日由天津出发东渡至八月二十日离日，往返两月余。参观考察之处有：内务省、市立小学、官立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及其附属幼儿园、小学校及附属高等女学校、警视厅、高等商业学校、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及其附属教育博物馆、振武学校、上野帝国博物馆、东京市役所、农商务省、东京邮便局、东京番町电话局、司法省、芝区商品事业劝工场、控拆院、大审院、东京商业银行、东京监狱，巢鸭监狱，东京府、日本银行、上野动物园、法政大学。在千叶县参观九天，所观之处有：千叶县厅、千叶警察教习所、千叶警察署，千叶郡役所、千叶师范学校、千叶县小学校及其附属农事试验场、千叶监狱、千叶税务署、千叶町役场、千叶地方裁判所、千叶医学校、千叶病院。在关西所观之处有西京府、京都帝国大学、京都市役所、京都水利事务所、西京织物株式会社、西京棉子株式会社、嵯峨村役场、大阪府三平株式会社、岛田硝子场、大阪东区活板制造所、摄津纺纱厂、黑合名会社、毛斯纶纺织株式会、焰田染工厂、大阪市上水道、神户商品陈列所、神户市立寻常小学校、神户市立高等女学校等。
是书以日记体对所观之处逐日记载，内容较详。
六、涂福田：《东瀛见知录》
涂福田著。一册，不分卷。卷首有崇阳刘桪所写的叙。
光绪三十二年（1906）二月，著者以直隶巨鹿县知县的身份赴日东游。同行有新选赵州知州恩惠、宁津县知县禄坤、准补满城县知县吴烈，历时约三个月的日本之行，著者在东京参观了东京盲哑学校、高等女子师范学校、东京府立第一中学校、第一高等学校、王子村农事试验场、蚕业讲习所、东京府立女子师范学校附属高等学校、小学校、幼儿园、电话交换所、常盘小学校、东京市养育院、高等工业学校、东京府、东京市役所、曲町区役所、美术学校、警视厅、芝区警察署、大森町役场、高等师范学校、私立女子职业学校、万年町特种小学校、振武学校、水道局、早稻田大学，司法局、巢鸭监狱、宏文学校、内务局、东京府立第三高等学校、帝国大学、中央气象台、东京邮便局、日本银行、农商务省、印刷局、王子造纸厂、东京大林区署、日本精制糖株式会社、目黑村林业试验所。其后赴埼玉县，参观了埼玉县厅、浦和监狱、浦和裁判所、浦和警察署、浦和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校、浦和女子师范学校附属高等女学校及小学校等。
本书卷末有著者所提的“日本所行之有效，为我直隶所急宜仿办”的十条建议。
另外，同游者恩惠着有《东瀛日记》（1906年），吴烈着有《丙午东游日记》（1906年）。
七、王仪通：《调查日本裁判监狱报告书》
王仪通著。一册，不分卷。北京农工商部印刷科1906年5月铅印。
卷首有作者所写之叙，其次为调查日本裁判监狱报告书目录。本书正文开篇为法律修订大臣沈家本所写的《调查日本裁判监狱情形折》。奏折中言明，光绪三十二年（1906）四月，刑部候补郎中董康偕自备资斧随往游历的刑部候补员外郎熙桢、刑部主事麦秩严、四川綦江县知县区天相赴日调查监狱、裁判事宜，并添派日本法科大学学生熊垓帮同调查。一行四人于闰四月间抵日后，“审知司法一项，端绪芬如”。恰学部奏派刑部员外郎王仪通赴日调查学务，于是又咨派王仪通在日“襄理编辑。”王仪通等人将在日九个月间的调查所得“辑译成书，分期报告”，乃成本书的主要内容。
是书主要由调查裁判列表与调查监狱列表两部分组成。前者共分司法权、裁判所及检事局、通用规则、职员四部分，后者由沿革、构造、刑罚、监狱定义等22部分组成。其次为上奏的《实行改良监狱折》。在书的最后，附有松冈义正《日本裁判沿革大要》及冈田朝太郎《死刑宜止一种论》。
另外，同行的熙桢着有《调查东瀛监狱记》（1906）一书。
八、熙桢：《调查东瀛监狱记》
长白熙桢著。一册，不分卷。卷首有照片十幅，其中首尾两幅为著者像，其余八幅为著者所乘车船及东京地区建筑设施的照片。
光绪三十二年（1906）春，著者鉴于“非修内政无以定外交，而内政之修首在刑律，监狱一日不改即刑律一日不修，而领事裁判权亦一日不复。”遂自备资斧，以刑部候补员外郎的身份赴日考察监狱，以资仿效。同行者有刑部候补郎中董康、刑部主事麦秩严、四川綦江县知县区天相、在日则有法科大学学生熊垓陪同。
本书开篇为著者所写调查东瀛监狱记。在是记中，著者认为：“东瀛监狱虽称美备，而徨（皇）国如欲取法，须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并提出了六条具体建议以供参考。
本书后附《刑事被告人遵守条例》与《囚犯与惩治人遵守条例》。
九、舒鸿仪：《东瀛警察笔记》
舒鸿仪著。四卷。光绪三十二年（1906）八月上海乐群图书编译局初版发行。卷首题巡警部员外郎舒鸿仪著、委员章兰荪校，其后为王赓序及作者作于东京旅舍的自序。卷后有陈瑜跋，版权页署“编辑者：舒鸿仪，订正者：章兰荪”。
据舒鸿仪自序，光绪三十二年（1906）四月至八月，作者与章兰荪奉命派往日本，考察警政，将“学堂讲录、参观日记、友朋对答之语与所制赠图表，随时连缀，积成此篇。”其中卷一“讲录”为作者参照东京警察学堂听讲时，学堂理事所授《警察讲录》一卷，并参考教习所讲，择要编辑而成，主要内容包括国际法、结社集会之限制、携带品之禁止、戒严之宣告、交通规则、卫生法、建筑法、妓寮旅馆饮食店浴屋剧场之取缔、通货及模造证券漉入纸之检查、农矿森林之保护、刑法之分类、刑法之适用、加重减轻、重罪之加减例、违法命令、不当命令、消防班之施行规则、郡部消防事务细则。卷二“问答”为作者在警视厅或警察署与日人黑柳重昌、岛田文之助、新藤银藏、植木武彦、室田景辰、田川诚作等人的问答记录，包括警察官制俸给及巡查人数、采用巡查手续、新闻报纸条例、陆军军人处置法、巡查不得轻易拔剑、对待外国人之法。卷三“图表”包括警察官办制服图、监狱图、警视厅分课表、采用巡查试验表、留置犯人表、调查户口表、盗难告诉表、遗失口头届出表。卷四“日记”起始于作者三十二年五月初七抵达长崎，终于同年八月廿八日，其间记述如作者所言：“除考查警察外，常参观监狱、军队、学堂、工厂，参观后归而志之。（中略）至于个人之交际，其往来酬应之事，概从删略。”
十、雷廷寿：《日本警察调查提纲》
渭南雷廷寿编辑。一册，不分卷。卷首有非卿光绪丁未（1907）冬的题签及作者光绪三十二年（1906）12月的自序。
光绪三十二年丙午（1906）八月，作者被巡警部派往日本考察日本警察制度，是年十二月归国，此即其归国后的调查报告。全书共分宪法篇、命令篇、官制篇、权限篇、任用篇、俸给篇、纪律篇、赏罚篇等八篇，但并非全文抄录，而是适当摘录有关章节，并附上作者自己的按语，如凡例中所言，“篇中内容，大半撮录汉籍诸书原文，仅据私意分别部局，加以按语。”且“汉译诸书，大抵皆据明治三十九年（1906）以前之本”。如宪法篇中，仅摘录第二章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五条至第二十九条，而官制篇则对日本警察机关之组织抄录甚详。
十一、赵咏清：《东游纪略》
海阳赵咏清著。一册，不分卷。光绪三十三年（1907）活字版。
此书以日记体形式，逐日记载作者赴日考察的经过。丙午年（1906）十二月初六，作者“赴吏部具呈亲缮愿书，自备资斧游历东洋考察政法”，吏部当堂许给咨文。丁未年（1907）正月初五，作者乘坐日本弘济丸东渡，经长崎、马关、神户，十一日抵达横滨。滞日三个月，于该年四月十三日乘德国公司船归国，十六日抵达吴淞口。
在日期间，作者及友人聘请梅田君讲述各种法律问题共七周，并将其内容详加记载。
此外，作者还游历了外务省、博物院、巢鸭监狱、东京第一高等学校、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神田国光馆、市谷监狱、东京帝国大学、东京朝海小学校、水产讲习所、靖国神社、东京监狱、东京府师范学校、日本女子大学、商船学校、东京盲哑学校、新桥邮便局等处。
十二、刘庭春：《日本各政治机关参观详记》
宁晋刘庭春等人编著。一册，不分卷。光绪三十三年（1907）日本并木活版所、警监研究社印刷。扉页书名为兰圃题写。卷首有刘庭春所写之序。
是书由直隶孟传琴、山西续思文、山东唐文源、江苏王皋、湖北罗邦俊、直隶鸡泽李鸣鹿、宁晋刘庭春、永年赵世清等人共同编辑、增辑而成。编著者均为留日学生，他们“课余考察，积数月之久，博观详记，订为是编。”希望能为新政之参考。
全书共由警察、地方行政官厅、裁判所、监狱四编组成，每编又分成若干章节目，内容颇为具体、细致。
十三、刘：《蛉洲游记》
崇阳刘桪（剑侯父）著。一册，不分卷。卷首有戊申年（1908）夏李稷勋的题签及作者该年二月所作的自序。
光绪三十三丁未年（1907）十月初五，作者与好友张瀚溪（则川）、刘孝陔（造驹）乘博爱丸油轮由上海出发，初六夜抵达长崎，经门司、神户于初十到达东京。滞日三个月，戊申年（1908）正月十二日由横滨乘博爱丸油船返回上海。
抵日不久的十月十三日，作者自费入法政大学地方自治讲习班听讲两个月，主要科目有以下七类：清水澄主讲宪法，黑泽久次郎主讲府县郡制，吉村原太郎主讲市町村制，岛田铁吉主讲户籍法，工藤重义主讲选举法，松浦镇次郎主讲教育行政法，小滨松次郎主讲警察行政。
与此同时，作者还游历了东京地区的许多地方，所游之处主要有：浅草公园、靖国神社、日比谷公园、上野公园博物馆、小石川区役所、盲哑学校、东京府师范学校、神田共立女子职业学校、上野公园图书馆、女学校杂志社、成城学校、司法省、巢鸭监狱、王子村造纸所、帝国大学、医科大学、日本桥区本石町常盘小学校及附属幼儿园、小石川区丰川町女子大学校、目黑村林业试验所、涩谷农科大学、王子村蚕业讲习所、东京市养育院、高等女子师范学校、大手町印刷局、大藏省、东京烟草第二制造厂、日本桥区两替町日本银行、上野公园美术学校、电话交换所等地。作者在介绍日本现状的同时，还以附注的形式，对一些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作者在游记的最后部分，指出中国落后的病源在于：一、机关不备；二、人材不足；三、官场习气太重，流品太杂。并对此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改革方案。
十四、王三让：《游东日记》
永遵王三让著。一册，不分卷。卷首有作者自序。
光绪三十四年（1908）二月，著者以直隶永平府卢龙县举人的身份，作为直隶第三期赴日考察地方自治士绅中的一员东渡，滞日三个月。著者一行于法政大学上课学习，“听讲暇，择要参观藉实地考验，以吸其精神”。其在法政大学所修课程内容为选举法、市町村制、户籍法、宪法、教育行政、警察行政、府县郡制。两个月的学习结束后，又赴茨城县参观。所观之处有茨城县中学校、师范学校及其附属小学校、茨城县监狱、水户地方裁判所及区裁判所、常盘公园、茨城县厅及东茨城郡吉田村役场。回国前在东京参观了私立美术学校、私立三轮田高等女学校。
十五、贺纶夔：《钝斋东游日记》
蒲圻贺纶夔编述。一册，不分卷。己酉（1909）仲秋上海商务印书馆刊印。卷首有作者亲自题签及自序，卷末附有正误表。
作者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冬“请于大府，东行观政。”文章开始记十二月十四日由成都出发直至宣统元年（1909）二月二十日抵达上海的沿途情况。闰二月初三日，作者乘日本邮船博爱丸离沪，初五抵达长崎，经门司、神户于初八到达东京。滞日三个月，五月初二由神户乘船，六日返回上海。
作者游历之处有帝国博物馆、外务省、司法省、上野美术学校、文庙、靖国神社、芝区裁判所、东京监狱、巢鸭监狱、市谷监狱、日本银行、兴业银行、劝业银行、警视厅、芝区警察署、芝区巡查练习所、陆军被服本厂、目黑骑兵第一联队、目黑野炮兵第一联队、中央幼年学校、户山学校、经理学校、陆军军医学校、赤十字社病院、工兵大队、近卫步兵第一联队、宪兵司令部、炮工学校、兽医学校、东京卫戍监狱、野战炮兵射击学校、振武学校、东京府、邮传株式会社、市役所、区役所、帝国铁道厅、早稻田大学、东亚铁道学校、行政裁判所、宪兵练习所、帝国大学、农科大学、女子职业学校、东京府公立师范学校、高等师范学校、高等工业学校、外国语学校、第一高等学校、学习院滨町小学校、盲哑学校、商船学校、感化院、慈惠病院、巢鸭精神病院、淀桥净水场等地。
是书以日记体对所观之处逐日记载，内容较详。
（本文为刘雨珍、孙雪梅编著《日本政法考察记》所撰“解题”，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11页，该书为王宝平主编《晚清东游日记汇编》之一。）
第二十一章 论近代中国官民日本考察的历史意义——评熊达云著《近代中国官民的日本考察》
一、前言：中日近代化的不同之路
19世纪中叶以后，面对西方列强的冲击，东亚各国被迫开国，濒临空前的民族危机。日本通过明治维新积极吸收西方各国的文化制度，迅速实现了近代化。而中国苦于内忧外患，未能赶上这波浪潮，近代化的道路迂回曲折。对于二者近代化道路的不同，之前的研究者们已从各个角度予以深入探讨。其中无法忽视的要素之一，则是明治政府与清政府对外认识的差别。
明治四年十一月十日（公历1871年12月12日），成立不久的明治新政府便向欧美派遣右大臣岩仓具视为特命全权大使，参议木户孝允、大藏卿大久保利通、工部大辅伊藤博文、外务少辅山口尚芳等为副使的高规格政府代表团，史称“岩仓使节团”[73]。该代表团共计107人，包括46名使节团员和18名大使及副使的随从，43名华族、士族、书生等留学生。在第一站美国，使节团就因在修改条约方面不断碰壁，不得已改变原定计划，改为亲眼见识欧美发达国家的制度和文化，吸取其长处，致力于日本的近代化。使节团一行历经约一年十个月，遍访美国、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德国、俄罗斯、丹麦、瑞典、意大利、澳大利亚、瑞士等十二个国家，近乎贪婪地考察了政治、产业、经济、文化等各种设施。回国后，以大久保利通为首的岩仓使节团首脑，掌握了明治政府的主导权，他们立足于欧美资产阶级国家原理和十九世纪后半期国家政治实际情况，力图构建独自的近代天皇制国家。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岩仓使节团的欧美考察为之后明治政府的前进道路指明了方向。
另一方面，因鸦片战争而被迫开国的清廷却依然固守着传统的中华思想，并不关心与外国的交流。1906年，经过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清廷开始重视外国考察，并向日本和欧美派出堪称中国版的“岩仓使节团”——五大臣考察团，认真探讨立宪政治的可能性。这次向海外派遣政府高官考察团是在清政府灭亡五年前，比日本足足晚了三十多年。当时同被欧美列强强制开国，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早一步吸收西方先进文化，在甲午战争中打败老牌帝国中国，日俄战争中又战胜俄国，对中国来说日本成为学习的范本，很多中国人都来到日本考察或留学。从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战败到1911年清朝灭亡，中国人到日本考察和留学的热潮持续了十多年，从政治到经济，军事到教育各个方面，给中国的近代化带来了巨大影响，甚至被称为“日本式的中国”（A Japanese China）或“中国的日本化”（La Japanization de chine）[74]。
迄今为止，对清末考察热和留学热的研究一直集中在对留学生的研究中，也涌现出实藤惠秀的《中国人留学日本史》[75]，黄福庆的《清末留日学生》[76]，严安生的《日本留学精神史——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轨迹》[77]等一系列优秀著作。与此相对，在对大规模的中国官民的日本考察的研究方面，尚未出现统观全局的系统性研究。由此可言，熊达云博士的《近代中国官民的日本考察》堪称填补该领域空白的先驱性巨作。
二、《近代中国官民的日本考察》的整体框架
本书为熊达云教授于1997年2月，向早稻田大学大学院政治学研究科提交的博士学位论文《关于中国官民日本考察的历史性考察——清末中国近代化的尝试和日本》[78]的基础上修改而成。作者凭借该论文，于1998年3月获得早稻田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同年8月改题为《近代中国官民的日本考察》[79]，作为山梨学院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丛书其中的一册，由日本成文堂刊行。
诚如作者在序章中所述，本书以“中国官民如何实现日本考察？在哪些领域展开考察？哪些人可以参加考察？又考察哪些了事物？考察后又展开了哪些探讨？在中国近代化事业上又采取了哪些行动？产生了何种效果？总的来说就是来验证日本考察与中国近代化历程的关联”[80]为研究课题，此外，“对于中国官民的日本考察，日本方面又采取什么态度？如何来对待的？”[81]也纳入了作者的研究视野之中。
全书分为两编进行论述，第一编“关于中国官民日本考察的历史性考察”论述了中国官民实现日本考察的经过和考察情况，第二编“清末中国近代化的尝试与日本考察者的影响及作用”论述了日本考察者们在中国近代化的尝试上的影响和作用，全书结构如下：
序章
第一编 关于中国官民日本考察的历史性考察
第一章 中国官民实现日本考察的过程
第二章 首次中国游历使的日本“来朝”
第三章 中国官民日本考察热的形成
第四章 中国官民日本考察的全貌
第五章 中国官民日本考察的实例研究——以出使各国考察政治大臣的日本考察与日本宪法考察为例
第六章 日本对中国官民考察的配合
第二编 清末中国近代化的尝试与日本考察者的影响及作用
第七章 启蒙与鼓励——近代日本的宣传者
第八章 劝告与进言——导入立宪的提倡者
第九章 实践与改革——新制度试行的实践者
第十章 计划与设计——立宪事业的设计者
终章 结论
参考文献
后记
附录一
附录二
人名索引
事项索引
作者在正文里适宜地插入了必要的29个表和6张图，卷末里加了两个附录：“附录一、清末民初考察日本中国人所著游记、日记清单”与“附录二、清末民初考察日本中国官民清单”。全书正文398页，附录和索引74页，共计超过470页，是一部名副其实的巨作。
三、《近代中国官民的日本考察》的主要内容
以下笔者依据本书目录，就各章内容展开介绍和论述。
序章可谓全书的概论部分，清晰地表达了作者的执笔意图。作者首先就近代中国受日本影响的根源，举出了以下四个方面：1.派遣留学生；2.招聘日本人教师和顾问；3.出版日本出版物的汉译版；4.中国官民考察日本。并指出其他三个方面研究成果众多，最后的中国官民的日本考察虽说出现了个别研究，但是考察全貌的研究却不够充足，以此来说明选择本课题的目的和意义。
第一章《中国官民实现考察日本的过程》可谓中国官民考察日本的前史，解明了在实现考察日本之前所经历的过程。如前所述，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虽迫于欧美的炮舰政策，不得不开国，却依旧固守传统的中华思想，在最初阶段也不关注日本。明治维新前夕，德川幕府于1862年和1867年两次向中国派遣使者，提议建立双边通商关系和人际交流，被清廷断然拒绝。1871年两国缔结《修好条约》和《通商章程》后不久，在北京和东京各自设立公使馆，互相设置驻外使节。此后，惊讶于日本明治维新后的显著变化，要求去日本游历和通商的中国官民增多，清廷向日本提出接收中国使节的要求，这次却被明治政府拒绝了，并且限制了开放港口外中国人在日本内地的旅行。清廷和明治政府之间围绕中国人的日本考察展开了马拉松式的外交谈判，终于在1886年，明治政府以附加条件的形式，同意向中国人内地旅行与学术考察开放门户。作者分析原因可能是日本前年确立了内阁制度，需要整顿立宪各种制度，以及日本正式开始了与英美诸国修改条约的谈判，为了加快本国近代化进程和增强加入强国行列的信心。
第二章《最初的中国游历使的日本来朝》论述了1887年，傅云龙和顾厚焜作为首届日本游历使的派遣经过，日本方面对二人的态度，二人游历日本各地的情形，以及考察日本的报告书。对于二人考察日本的情形，至今为止虽有部分举例，然而在派遣日本的整个流程方面仍有许多不明之处。作者以此为契机，举出御史谢祖源的上奏文，里面提出有必要将向外国派遣游历使作为紧急要务，“考察敌情，理解西洋法律，精通制造测量与绘图要点，学习陆海军战术，学习租税，外交以及茶桑栽培，畜牧矿山等方面事宜”[82]。而且，在外国游历使考试中成绩优秀的傅云龙和顾厚焜得到了日本官民各界的广泛协助，半年间考察日本各地，其成果展现在报告书《游历日本图经》和《日本新政考》之中。
遭遇傅云龙和顾厚焜赴日的中国人也有很多，比如著名改良思想家王韬于1879年夏应日本汉学者的邀请在日本游历四个月，其经过记录在《扶桑游记》中。其他比如李圭、王之春、李筱圃等分别于1876年、1879年和1880年游历日本。但是，说到底他们是民间人士抑或是伪装成民间人士的政府官员，并不是通过两国政府间的协议正式派遣的考察者，所以作者把傅云龙和顾厚焜定义为最初的中国游历使。另外，本章名称中所使用的“日本来朝”，会给人以站在日本人立场上之感，笔者建议可改为“日本来访”或“渡日”。
第三章《中国官民考察热的形成》论证了中国官民日本考察热形成的社会、政治及国际等诸多因素。如前所述，傅云龙和顾厚焜于1887年由清廷派遣前往日本考察，当时尚未制度化，所以政府派遣的日本考察就此搁置。考察日本的重要性再度被提起，是甲午中日战争战败后，试图进行变法维新的戊戌变法之时，形成热潮是在数年后的1903年。这一年，慈禧太后为首的清廷最高领导人认识到，仅仅是维持现状是无法维持统治的，需要引入立宪政治来为政权延续寿命。另一方面，日本明治政府在甲午中日战争和日俄战争中取得胜利，国力空前强大。所以，为了给崩溃前的邻国中国的未来施加影响，也为了扩大自己的利益和权力，明治政府改变了之前限制中国人考察日本的方针，开始主动地接受，推动甚至吸引中国人访日。
作者在本章采用的是实证研究法，探讨了戊戌变法时期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变法运动指导者，立宪运动时期张謇、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立宪派官僚的强力提议，以及驻中国各地的日本领事馆的动态，明确了日本考察热的形成原因。同时指出，日本政府积极接受中国官民考察的姿态，客观上推动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但也反映了明治政府急于扩大在华权益的自私自利的一面。
第四章《中国官民日本考察全貌》主要介绍并详细分析了中国派遣考察日本人员的手续，日本方的接收方法和对策，考察者的日本考察内容、领域及考察方法，考察情况等为中心的调查数据。本章内容主要以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所藏资料为中心，其特征是使用大量表格和统计表周密整理数据。据作者以外交文书为中心制作的《附录二，清末民初考察日本中国官民清单》，在清廷灭亡的1911年以前，派遣人数上升到1445人，1907年派遣人数最多，达334人。此外，比较派遣人员的来源，地方上是961人，中央官厅是428人，很明显地方派遣人员相当于中央的两倍。
在此。作者指出中国官民的日本考察具有以下特征：1.由清廷统一指导控制；2.不限于政府派遣，也鼓励自费考察；3.
优先推进清廷近代化。考察前期以教育考察为重点，后期转变为宪法、政治、法律制度考察。这种变化也呼应了清末宪政运动的发展；4.鼓励地方政府积极参与，特别是袁世凯掌握的直隶，张之洞控制的湖广地方，给全国日本考察热的形成带来了巨大影响。
第五章《中国官民日本考察的实例研究》中，列出了出使各国考察政治大臣的日本考察与日本宪法考察两个考察团，从个案分析，来进一步具体探讨中国人的日本考察情况。为了考察真正的立宪政治，清廷于1906年，派遣了载泽和端方为代表的政治考察团，1907年又派遣达寿和李家驹为代表的宪法考察团。其中，载泽考察团游历了日本、美国、英国、法国、比利时五国，端方考察团游历日本之外的欧美十一个国家，耗时约七个月，两个考察团统称为“五大臣外国政治考察团”。考察团向清廷提议，不可采用美法的民主制度，也不可选择英国宪法的“虚君议会制”，可以强调大权政治的日本和德国宪政为例来构建立宪政治。其中考察重点主要是日本。考察团在日逗留期间，一边考察各种近代设施，一边聆听伊藤博文、金子坚太郎、穗积八束等日本一流的政治家与学者有关天皇大权、日本宪政、日本宪法的课程。而且，达寿及其继任者李家驹的日本宪法考察团，由受伊藤博文之托的伊东巳代治招待，课程由有贺长雄负责。有贺在课程上强调重视系统性和学说，他举出清王朝1906年公布的《预备立宪京内官制全案》，逐条讨论并加以评论。伊东提出宪法起草应该秘密进行，不应对国民公开。调查团通过参观学习和课程，受到极大的启发和刺激。
第六章《日本对中国官民考察的协作》强调指出，日本的协作体制是考察成功的条件。面对中国官民的日本考察，以明治政府为首，从经济界、学界、教育界、法律界等民间机构提供资料，开设短期研修课程，负责宪政理论讲义课程，代写考察报告书，到向清廷提建议和进言，协作方法丰富多样。其中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日本宪法考察团的有贺长雄宪法课程。作者在早稻田大学中央图书馆所藏的缩微胶卷《伊东巳代治文书》中找到“有贺长雄博士讲述宪政讲义”篇章，对讲义内容进行了详细研究。此次课程多达60回，有贺认为日本的立宪政治虽是引自欧美各国，却立足本国国情有所改良，比欧美各国更好，对于拥有与日本天皇制相似的皇帝制度的中国来说最为合适，企图通过连续讲义，给听讲生们灌输他的这种想法。作者提出有贺为考察各国政治大臣执笔考察报告这一令人惊愕的事实，指出有贺长雄对中国的立宪事业一直强烈关注。
第二编详细探讨了清末政治近代化过程中考察日本人员所产生的作用。清末的政治近代化过程中，总强调以往的归国留学生所起的重要作用，但也不能忽视已经在各领域就任要职的考察人员的功绩。作者就考察人员的作用和影响，试图从“近代日本的宣传者”、“导入立宪的提倡者”、“新制度试行的实践者”、“立宪事业的设计者”四个方面来把握。
首先，第七章《启蒙与鼓励——近代日本的宣传者》主要通过考察人员归国后出版的日记、日本游记以及提交给上司和政府的复命报告书，来考证他们眼中的日本像，也分析了这些给当时的为政者带来了何种影响。作者以《实藤文库目录》为基础，参考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出版书籍，制作成《附录一清末民初考察日本中国人所著游记、日记清单》，据此可以了解到，直到清王朝灭亡前，中国考察人员执笔的日本游记等著书多达167种。由于考察人员的教养水平、出身阶级、考察目的、个人兴趣等各不相同，他们眼中映射的日本形象也是千差万别，作者在这汗牛充栋的议论中，聚焦于考察人员比较关注的领域，讨论他们如何看待日本的教育制度、明治宪法、司法独立、法律改革、近代警察监狱等清廷改革的重点，其中基本都是充满善意的高度评价。同时指出这些才是清末中国向日本全面谋求近代化榜样的政治与社会原因。
第八章《劝告与进言——导入立宪的提倡者》考证了考察人员们不仅介绍日本，还向政府当局建言政治改革，引入立宪政治。1901年八国联军侵华后，慈禧太后发布上谕，要求全国要实施改革变法，直到1906年五大臣外国政治考察团归国后，上书奏章和进言书主张立宪已不可避免，慈禧太后这才正式表明赞成立宪。作者把考察人员执笔的主要奏章和进言书制成清单，仅仅高级官僚就多达53份。其内容丰富广泛，本章主要以引入宪法、改革行政制度、实现教育近代化，司法独立为重点，分析端方、载泽、吴汝纶、罗振玉、达寿、李家驹、董康等人的言论。这些议论中，有人主张直接套用日本的已有制度，也有人主张应该考虑中国国情的特殊性，表明了考察人员意见众多。
第九章《实践与改革——新制度试行的实践者》从实践步骤考察日本考察人员的具体行动。一般而言，考察人员从自身立场和利益关系出发，保守倾向较强，对迅速改革持消极态度，所以此前研究基本都否定他们的历史作用。回顾中国的历史进程，日本考察人员确实对推进近代化事业产生过消极作用，然而作者认为，仍然不可忽视他们所产生的积极作用。因此，本章举出张謇、严修、凌福彭三人，作为考察人员朴素的立宪实践的例子，集中于三人的民间立宪活动、近代化教育的尝试、直隶地方的试行亲政进行论述。张謇在科举考试中成绩优异，夺得状元，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北京之后，他深感政治改革的必要性，写成《变法平议》，主张借鉴日本的立宪经验来推进渐进性改革。一方面集结民间力量由下而上敦促立宪，致力于设立预备立宪公会和省咨议局以及国会开设的恳请运动。另外还建立了众多学校和企业，对确立近代教育和培植产业作出了巨大贡献。严修在1905年正式废除了科举，并就任了相当于最高教育机关的学部次官。严修大力推行了留学生或考察者的派遣，遍布于全国各地的“劝学所”的设置等各种各样的教育改革，力图提高教育的质量。此外，作为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的创立者，也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声名远播。凌福彭以治外法权的撤销为前提，力图改善监狱制度。引进了名为“习艺所”的近代化的刑务所制度，并且根据袁世凯的指导，也致力于地方自治制度的引进。上述的三个人都是在赴日之后大开眼界，他们的努力也大多以日本为模板。
在第十章《企划与设计——立宪事业的设计师》中，以负责了第一次官制改革的端方、在宪政编查馆以及法律修订馆考察的留学生，针对第二次官制改革的著作《行政纲目》的作者李家驹为例，积极评价了日本考察者们作为立宪运动中的设计师所做出的贡献。
1906年《预备立宪上谕》出台，正式引进了立宪制度。向朝廷上报了官制改革必要性的端方虽然没有被任命为编纂大臣，但是官制编纂大臣提交的中央管制改革方案基本上是以端方提交的方案为原形制作的。编制馆的职员几乎全部具有赴日考察经验或赴日留学经验。另一方面，为了使立宪运动在朝廷的有效监督下进行，朝廷在中央设立了具备方案设计、工作指导、进度检查等功能的强力推进机关“宪政编查馆”及“法律修订馆”。宪政编查馆在1907年8月设立，至1911年5月被改组为法政院，这期间是清廷宪法体制实际上的设计者。在其156名职员中，有70人为赴日考察者或赴日留学者，占全体的44.87%。在1908年8月，宪政编查馆公布了钦定宪法大纲与议员选举名法，以及宪法颁布前的9年内各种准备纲目的立宪时间表。但是，由于各方面的批判和攻击，将时间期限缩短为5年。此外宪政编查馆也起草与审核了大量的法案，其中大部分在进入中华民国时代后仍被沿用。
1911年，作为日本宪法考察大臣的李家驹向朝廷提交了“行政纲目”，提出了三权同时设立，引进了责任内阁制，中央官厅的合并与撤销，地方自治的确立等建议，据此行政纲目设计的行政改革案几乎完全借鉴了日本的体制。但是责任内阁的引进不仅激起了权贵们的愤怒，也受到了守旧派官僚的非难与攻击。以此为基础，虽然大力推行了第二次官制改革，但是官制法案经历了三次修改，新兴的内阁变成了倒行逆施的皇族内阁，稳健的立宪派也同样令人失望。
通过以上的考察，作者在总结部分设立终章，围绕洋务派、维新改良派、立宪派、革命派等在清末出现的各种政治势力的相互关系及对中国近代化的影响，赴日考察及赴日留学的相同点及不同点，两者在中国近代化中的位置，以及在清末十年间对中日关系的评价等问题，进行讨论，连结全书。本书的结论借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立宪派作为革命派的反对势力带有反动特征，应该说在近代中国的近代化过程中起了积极作用。此外，从全局来看，虽然赴日考察者对中国近代化产生的影响不及赴日留学生，但是但从清末立宪事业这一点来看，无法否定他们做出了超出赴日留学生的贡献。并且，清末10年的中日关系虽不能说是黄金10年，然而对于中国官民考察者及留学生的接收、对中国近代化试验的支持等行动，虽然日本政府的利己主义是必须要批判的，但也应该肯定在客观层面上对近代中国的发展和进步做出一定程度的贡献。”（第9页）上述可以大致总结为以上三点。
四、有关近代中国官民考察的几个问题
通过以上的概观，我们可以了解到，熊达云教授在本书中，聚焦近代的中国官民赴日考察，通过使用大量的史料来详细论证，日本考察的实际情况，及其对新政的立宪活动发挥的作用。
从中日文化交流史的观点来看，最初着眼于清末中国人日本考察记录的学者，应是原早稻田大学教授实藤惠秀先生。实藤先生在1930年日本占领下的北京中央研究院工作时，精心收集和整理了清末中国人的日本观察游记或日记，并将这些汇总后命名为《东游日记》[83]。这些《东游日记》现存于东京都立中央图书馆的“实藤文库”中，对今天的研究十分有益。中国进入1980年代后，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开始兴盛，清末中国官民的日本考察也成为了研究的一部分。其中钟叔河的《走向世界丛书》日本卷[84]，武安隆，刘玉敏点注的《严修东游日记》[85]等史料分析整理书籍，此外，还有王晓秋氏的《近代中日启示录》[86]，《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87]这样的关于考察者的部分研究。然而，本书率先以清末新政时期宪政的引进为切口，全面地考察这些观察者的实际情况及发挥的作用。因此，本书不但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中，而且在近代中国宪政史的研究中，作为先驱性的体系研究，也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我们首先对挑战此难题的作者的勇气及慧眼表达最诚挚的敬意！
大约十余年前，本书作者与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武安隆教授合著《中国人的日本研究史》[88]。其中，作者承担的是近现代部分，曾精心梳理了从辛亥革命到现代的中国人的日本研究史。此后，作者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硕士毕业，进入中国国家人事部行政管理科学研究所工作，从事中国人及外国人的人事制度的研究，共同编纂了《中外人事制度方略全书》[89]。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不断推进，作者“在愈加兴盛的中国人的世界各国考察热的刺激下”[90]，依然决定将该课题作为博士论文选题。由此而言，本书也可以说是作者多年以来研究积累的集大成之作。
本书最大的特征，是将中国和日本各地庞大的相关史料进行了调查，通过引用这些资料，将考察者们的实际情况及对中国近代化产生的贡献，在绵密的实证的基础上进行了条理清晰的论述。例如，作者在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发现了《清国人内地旅行欧美人同样许可杂件》，全方位地探究了清末的中国人官民的日本考察的实际情况及日方的应对政策。此外作者在早稻田大学图书馆缩微胶卷版《伊东巳代治文书》中，发现了《有贺长雄博士讲述宪政讲义》，认真研究了60节的讲义内容。当然，本书中的庞大的史料收集和运用工作，是需要两倍甚至三倍的辛苦和考量的。这其中，例如作者对于考察者的主要成员和主要日程等，运用了统计图表来展现，非常细致地整理并分类。这一点可以看出作者是何等的用心。此外作者对于所引的汉文史料，也添加了恰当的现代日语翻译，从中也可以看出作者考量的辛勤周到。
由于本书的涉及范围十分广泛，对此一一评论，远远超出了笔者的能力，故以下选取书中的几个问题来进行简单评论。
首先，是对清末新政和立宪运动的评价。
正如本书反复所说的，中国官民考察最为活跃的时期，是清末所谓新政和立宪运动时期。1901年，为了打破内忧外患的局面，慈禧太后下达了变法上谕，清廷渐渐开始了正式的变法运动——清末新政开始了。清末新政涉及了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教育等多个领域，在政治方面的主要改革为向日本学习引进君主立宪制度。1906年清廷下达了“预备立宪”的上谕，设立资政院和谘议局、推进地方自治、实施责任内阁、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及《重大信条十九条》等，面向立宪政治的布局一一开启。但是无论是清末新政还是立宪运动，都因1911年辛亥革命的兴起而以失败告终。中国近代化模型的选择也从日本式的君主立宪制向共和制转变。在此之前中国清末宪政史的研究，都将清末新政和立宪运动看作西太后政权对朝廷支配的续命策略，称之为“政治的骗局”，多将其置于革命派的反动层面上。[91]在这样的革命中心史观的近代史研究下，只赞颂革命派的历史贡献，对于洋务运动、维新改良运动、立宪运动等革命以外进程的贡献和意义，则倾向于持否定批判的态度。甚至可以说，该研究方法长年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占据支配地位。
作者在本书中，将这样的观点称之为“历史的功利主义”并加以强烈批判（第372页）。并且，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划分为洋务派、维新改良派、立宪派、革命派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无论哪一个都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近代化摸索过程的重要里程碑。”书中在这样评论的基础上，还提出了“这四个进程的发生、形成以及其在历史舞台的终结都与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水平相对应的。在历史发展的漫长过程中，各自有着各自的地位和意义。这四个进程不时各自孤立的，而是互相为前提，具有因果关系。”这一观点（第372页）。我们依此观点，将清末新政定位为中国近代化的重要一环，便可以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了解作者的历史观。
近年来，中国国内的近代史研究中，对于清末新政，也渐渐地从此前的作为封建残余而持批判态度转变为作为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有益摸索而持肯定态度。例如，在王晓秋、尚小明主编的《戊戌维新与清末新政——晚晴改革史研究》[92]一书中，对于此前的革命中心史观的近代史研究提出了质疑，从中国近代化是如何推进的这种改革史观的角度出发，重新审视了戊戌维新及清末新政。特别是在下篇的《清末新政研究》中，针对新政时期的新式教育行政机构的设立及外交体制的改革，清廷的工商政策和财务管理等进行了详细地探讨，此外，对于在清末的宪政改革及军事改革中留学生所发挥的作用，作者也给予了积极的评价。然而，对于在新政和立宪运动中，赴日考察者们所发挥的作用却基本没有提及，对于这一点，评者认为有些不太充分。
因此，强调了中国近代化过程中赴日考察者的贡献，并对此试探性地进行了综合考察的本书，作为一个前所未有的崭新的视角，值得受到好评。当然，对于这种较大的研究课题，本书也有没有充分展开的部分。例如，在本书第二编《清末中国近代化的尝试及赴日考察者的影响与贡献》中，论述了在立宪运动或新政中考察者们是如何相互联系的以及日本的影响，叙述的重点主要是以立宪运动的政治、法律为中心展开，书中未对军事、教育、学术、产业、大众传媒等其他的领域进行过多探讨。
笔者认为，将这些综合考虑，可以更好地了解清末中国近代化摸索的全貌。此外作者在书中虽然提到考察者的活动及立宪运动对后世的影响，例如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华民国时代，对于赴日考察者以怎样的形式被传承下来这一点，我认为需要进一步论证。关于以上几点，期待作者今后进一步深入展开研究。
其次是关于考察者们的贡献和局限性。
清末的赴日中国人，大致可以分为考察者和留学生两类。本书主要考察了在引进立宪之际考察者们的活动情况。而关于留学生的情况，书中并未过多提及。对此，作者在本书的终章特别设置了一节，针对留学生和考察者的异同，分成年龄构成、资格、在外国学习的重点、停留的时间段、外国观察的方法、人数规模及持续时间等项进行比较。诚如作者所指出的，由于在外国停留的时间及眼界等的差异，在全体的倾向性上看，归国后的考察者和留学生走上了完全相反的两条路。已经有了官职的考察者们通过引进立宪制度并拼死维持现有体制，致力于改良事业，与此相对，留学生们几乎都对清王朝的统治感到绝望，投身于打倒清王朝的革命运动中。
但是，考虑到清末立宪和革命运动的过程时，也存在无法归为上述的观察者对留学生这种模式的情况。考察者这一概念本身就十分庞杂，其构成人员是多种多样的。这其中也有为数不少的归国留学生，这种情况下，确定这些人的立场是十分困难的。此外，虽然说大部分的留学生为革命运动而奔走是事实，其中也有一部分留学生投身于立宪事业，并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例如在宪政编查馆、法律修订馆等法律制定的主要部门，也有为数不少的留学生和考察者一同工作。他们在清末的立宪运动中做出的贡献是不容忽视的。此外，在五大臣考察团成员中，具有原留学生身份的人有10人，可以说为数不少。他们有的作为考察大臣的翻译，有的从事资料的调查与翻译工作，活跃程度令人目瞪口呆。据原早稻田大学留学生陆宗舆的回忆，端方一行在考察德国时，想要翻译并整理德国的宪法和法律，同行的原德国留学生们由于中国和西洋的制度有异，在翻译语言的选用上下了很多功夫。正好那个时候陆宗舆带了一本日本的法律相关书籍，因为这本书几乎也是从德语翻译过来的，里面的法律用语几乎都被转译成了日语。因此，端方一行感叹道：“在同行的四十人中，虽然懂西洋语言的人占了八成，但是要完成报告书，还是必须要依靠原留日学生的力量。”（陆宗舆《陆闰生先生五十自述记》）。这在日本汉语对清末中国语言的影响上来考量，是一件十分意味深长的事。无论怎样，也可以看作是考察团中的原留日学生们的活跃情况的叙述。并且，这些留日学生编辑和翻译的资料，对于清廷的改革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参考，也是立宪的基础。
另一方面，在强调了新政和立宪运动这一特定时期活跃的考察者的贡献的同时，也必须要指出体制内部对变革进行尝试的局限性。在清末新政和立宪运动实行的短短十几年间，陆续有数千人作为考察者东渡日本，认真考察了明治时期日本的先进文化制度，并进行了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大量吸收。至此中国终于从传统的中华思想中完全脱离出来，官民共同投身于推动外国先进文化的引进事业中。然而，他们拼尽全力进行的新政和立宪的尝试，最终由于革命派的兴起及辛亥革命的成功而化为泡影，没有达到为清王朝续命的目的。他们固守于濒临崩溃的清王朝的体制内改革是无法否认的事实。
与留学生相比，考察者们的日本认识在很多层面上都不能说是全面的。正如作者所指出的，他们中为数不少的人陷入到“由于停留在日本的时间较短，进行社会观察·分析的方式仍然停留在过去的状态，并且关注的重点也有一定的局限性。此外，观察者们人人都被当做客人招待，由于在这种气氛的包围下，所以只能观察和理解到眼前所呈现出的景象，对日本的东西毫无批判，错的东西也原样照搬，囫囵吞枣地全盘引进。”这样的窘境里（第374页）。此外，由于考察者们需要提交报告书，因此保留了大量的游记、日记等考察记录，其中既有金钱出纳簿，也有日本方面资料的汇编等文件。
上述的关于赴日观察者的不足和局限性等，评者认为有必要单独设置一章，进一步深入挖掘查证。
五、结语
最后，虽然无关全书宏旨，笔者在阅读中本书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些错别字及印刷错误，在此略加指出，希望重印时予以改正。如固有名词的“鐘叔河”应作“鍾叔河”（第10页等），“张斯贵”应作“张斯桂”（第24页），“泸沟桥”应作“卢沟桥”，（第35页），“条陈立国自強疎”应作“条陈立国自強疏”（第63页），“闵浙总督”应作“闽浙总督”（第100页表三），“範源龄”应作“范源龄”（第251页）等。此外，关于249页的儒学《五经四子书》，作者用括号注为“孝经、弟子职、论语、曲礼、少仪、内则、孟子、大学、中庸”，如此可能会招致一些误会。所谓的《五经四子书》，是指被长期看作儒教经典的《五经》（易经、书经、诗经、礼记、春秋）和《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
另外，作者以《实藤文库目录》和《走向世界丛书》，《近代中国史料丛书》等为基础制作的《附录一，清末中国人赴日观察者所著的游记、日记清单》中，也有几点需要补充。例如，在表六《大使馆人员的著述》中，虽然收录了初代驻日公使何如璋的《使东述略》和《使东杂咏》，然而副使张斯桂的诗集《使东诗录》（光绪三年，1877）却被省略。此外，虽然收录了黄遵宪的名著《日本国志》，但是没有收录姚文栋的同名著作《日本国志》（十卷，1884年），笔者认为也应该将此书添加进去。此外，表五《一般考察类》的43号收录的《芝山一笑》，是明治初期的汉学者石川英（号鸿斋）与初代驻日公使馆的何如璋、陈斯桂、黄遵宪等的唱和诗集。由于编者是日本汉学者，严格来讲该著作不能算是中国人的考察记录，应从名单中删除。
以上的内容对本书的主旨并无影响，只能算得上是白璧微瑕，希望在改订时予以参考。
最后，笔者想简单介绍一下本书之后的中国官民日本考察的相关研究。近年来，中国官民的日本考察研究作为一个引人注目的研究领域，无论是在资料层面上，还是在各领域的研究上，都有着长足进展。例如，关于清末教育考察的实际情况，已出版了汪琬的博士学位论文《清末中国对日教育考察的研究》[93]。此外，在资料层面上，根据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的企划，陆续影印并出版发行了收录了清末中国人的日本考察记录的《晚晴中国人日本考察记集成》全十卷。在已经出版发行的《教育考察记》上下两卷[94]中，网罗了本书也举出的姚锡光的《东瀛学校举概》，罗振玉的《扶桑两月记》（附日本教育大旨，学制私议），吴汝纶的《东游总录》等26种教育考察记录。今后，预计出版发行政治法律考察记，军事考察记，农工商考察记等按照种类划分的考察记录，以及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傅云龙的《游历日本图经》等综合性的日本研究书籍。随着这些资料的公开，今后针对不同领域的清末中国官民考察者及考察者个人的详细研究应该会有巨大的突破。
（本文原为日文，题为「書評：熊達雲著『近代中国官民の日本視察』（山梨学院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叢書3，成文堂，一九九八年八月刊行，三九八頁）」，载日本山梨学院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编《社会科学研究》第26期（书评论文特辑），第223—244页，施快快、张永维译，收入本书时略有增订，标题为笔者所加。）
第二十二章 日本老兵在新中国的改造与新生——以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的活动为中心
一、前言
今年（200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六十年前，中国人民经过可歌可泣的浴血奋战，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自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至1945年8月无条件投降，日本侵略者的铁骑肆意践踏中国的大好河山。所到之处，烧杀抢夺，奸淫掳掠，三光政策，人体解剖，强征慰安妇，掠夺中国劳工和资源，细菌战，毒气战，无恶不作，为所欲为。犯下的滔天罪行罄竹难书，必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然而，对于这段侵略历史，不仅日本政府刻意回避，极力掩盖，就连参加过侵华战争的为数不少的日本老兵也一直保持沉默，讳莫如深。像东史郎那样敢于站出来，将自己当年侵华罪行公布于众的老兵，确实是勇气可嘉，难能可贵。
在此，我们不能忘记，一个由归国老兵组成的特殊团体——“中国归还者联络会”[95]（简称“中归联”）曾经活跃在日本各地，其千余名成员长期以来，坚持不懈地开展发自内心的认罪活动，全心全意推动中日友好，坚决与军国主义及右翼势力作斗争。
究竟是何种原因，促使这些老兵走上了与其他日本人完全不同的认罪道路呢？相信各位读者读完《日本老兵忏悔录》[96]后，一定能够找到其中的答案。
该书原名《我们在中国的所作所为——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的人们》[97]，由日本绿风出版社2002年3月出版。日本正直的纪实文学作家星彻先生，多年来跟踪采访了许多“中归联”成员，该书则是根据对其中十八名老兵的采访记录编撰而成。书中记述的是这些老兵由人到鬼、再由鬼到人的心路历程，因此笔者在校订该书中译本时，更名为《日本老兵忏悔录》。
正如书中所述，这些老兵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曾积极充当军国主义的爪牙，犯下过无数惨无人道的滔天罪行。日本战败后，他们作为战犯分别被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和“太原战犯管理所”。由于受到中国政府人道主义的待遇，他们的良知逐渐得以唤醒。最终，通过反省自己的过去，坦白自己的罪行，开始向中国人民认罪和谢罪。这些被宽大处理、释放回国的千余名日本老兵，于1957年成立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简称“中归联”），在此后的近半个世纪里，一直从事着“和平反战、日中友好”的活动。
为了使广大读者更多地了解“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的有关知识，现将其产生背景及活动情况简介如下。
二、抚顺战犯管理所的设立
1945年8月，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迎来了最后胜利。6日，美国向日本的广岛投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颗原子弹。9日，苏联红军出兵东北，在中国军民的紧密配合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击溃了昔日耀武扬威、不可一世的日本关东军。15日，日本天皇发表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包括该书所述的第59师团[98]和第39师团[99]在内的60万日军官兵，沦为苏军的俘虏，被押送到西伯利亚强迫劳役。1950年，苏联将其中大部分人员遣返回日本。[100]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翌年2月5日，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向正在访苏的毛泽东主席转达了斯大林的口信：为了使联合国早日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拥有主权，苏方准备从关押的约2500名被俘日军中，选出罪行严重的1000名移交给中方。毛泽东主席当即表示赞成。[101]
3月4日，周恩来总理在北京召见公安部长罗瑞卿和司法部长史良，布置从苏联接收日本战犯的任务。3月下旬，中央决定设立“东北战犯管理委员会”，负责接收和管理日本战犯、伪满战犯及国民党战犯。地点选在原来的抚顺监狱，并将其改名为“抚顺战犯管理所”。公安部从东北各地抽调了100名干警，具有丰富抗日斗争经验的抚顺市公安局副局长孙明斋被任命为首任所长。
1950年7月19日，苏联方面正式将969名日本战犯在中苏边界的绥芬河车站移交给中国。21日，满载着日本战犯的列车抵达抚顺。这些战犯包括将官31名、佐官210名、尉官160名、下士官568名。[102]
同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10月，战争日益激烈，距离中朝边境较近的抚顺受到威胁。中国政府考虑到战犯的安全问题，命令管理所疏散。其中佐（校）官以上的战犯，被送到哈尔滨监狱，其他战犯被送到哈尔滨以北20公里的呼兰监狱。1951年3月，朝鲜战争形成相持状态，少尉以下的战犯被送回抚顺。中尉以上的战犯于1953年10月朝鲜战争停战后才被送回。[103]
1954年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东北工作团进驻管理所，开始对日本战犯进行罪状调查。10月，中国政府公布了《日本侵华战争罪犯名单》，除抚顺战犯管理所的969名在押战犯外，还包括关押在太原战犯管理所的140名战犯。
1956年4月25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战争犯罪分子的决定》，公布了处理日本战犯的方针，决定“对于战争犯罪分子按照宽大政策分别予以处理”。同年6—8月，对日本战犯分批进行处理和审判。对于次要的或者悔罪表现较好的1017人从宽处理，分三批免予起诉，陆续释放回国；对于罪行特别严重的45人（其中抚顺36人，太原9人），由最高人民法院分别在沈阳、太原两地组织特别军事法庭，按其所犯罪行和在押期间的表现，分批予以公开审判，分别判处8—20年有期徒刑。最终判决的结果是：[104]
判处死刑者0人
判处无期徒刑者0人
判处20年有期徒刑者4人
判处18年有期徒刑者8人
判处16年有期徒刑者7人
判处15年有期徒刑者7人
判处14年有期徒刑者4人
判处13年有期徒刑者6人
判处12年有期徒刑者6人
判处11年有期徒刑者2人
判处8年有期徒刑者1人
由于日本战犯的刑期是从被捕之日算起，加之服刑期间表现良好，判处20年徒刑者也提前六年获释。至1964年春，在押的1109名日本战犯，除47人在管理所因病死亡外，其余1062人全被释放回国。[105]
三、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日本战犯改造
抚顺战犯管理所，位于抚顺市东北部的高尔山下。这里原是1936年建立的伪满“抚顺高级典狱”，是日军用来残酷镇压中国人民的杀人魔窟。日本投降后，被国民党军队改做兵营和马厩。1950年改为抚顺战犯管理所，为收容日本战犯，进行了全面整修，安装了暖气等生活设施，修建了澡堂、医院、礼堂等卫生、娱乐设施。这座昔日关押中国抗日志士的暗无天日的黑牢，变成了改造日本法西斯官兵的“再生之地”[106]。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年的典狱长大村忍及副典狱长岛口信重，如今沦为战犯，关押于此。真是时过境迁，物是人非，监狱既已易主，结局当然不同，前者充满了人间悲剧，后者却谱写了人间奇迹。
改造日本战犯是一项充满挑战而又十分艰巨的任务。诚如作家叔弓在纪实长篇《中国改造日本战犯始末》中所言：“使命是神圣的，工程是旷世的，步履是艰辛的，经验是无价的，事件是顶尖的，故事是传奇的，人物是入史的，瞩目是全球的，遗产是人类的，传承是永恒的。”[107]
原管理所所长金源先生回忆这些战犯刚来时的情况说：
苏联移交我国的近一千名战犯，刚来到抚顺战犯管理所时，趾高气扬，头戴战斗帽，身穿将校服，佩戴军衔领章，态度骄横顽固，气焰嚣张。他们仇视中国人民，蔑视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然叫嚣什么“日本国土小、人口多，资源贫乏，为了日本民族的生存，争取空间，向外扩张是正当的”，极力为侵略中国的战争行为辩解，表现了军国主义者的凶恶本质。此时战犯们已身陷囹圄，却不服输，认为“战败并不是日本军队不强，而是战线太长，物资供应不足，实在战略上犯了错误的结果”。大有卷土重来、东山再起的气势。他们蔑视新中国，胡说什么“日本大和民族是优等民族，有义务指导劣等民族”。认为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在武器装备占绝对优势的美帝国主义的攻势下，中国“必然失败，将再度陷入混乱”。[108]
这说明，这些战犯深受日本军国主义教育的流毒影响，气势汹汹，态度强硬。归纳起来，开始阶段他们的思想认识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09]
1.军国主义思想刻骨入髓，绝对服从，迷信命令；
2.盲目崇拜天皇，认为天皇是“现人神”;
3.崇尚为天皇卖命的“武士道精神”和“大和魂”;
4.有强烈的民族优越感，认为大和民族是天神的子孙，应该统治世界；
5.坚持侵略理论，认为日本国土小，向外扩张是为了民族生存。
针对这些冥顽不化的日本战犯，管理所采取了“为了改造人而创造人类和平幸福生活的伟大政策”。具体说来，主要是推行以下方法，取得了卓越成效：[110]
1.把认罪作为战犯改造的起始环节和关键所在。
2.争取下层，分化中层，动摇上层，打击反动。
3.将社会发展规律教育，作为动摇和瓦解战犯反动世界观的思想武器。
4.打破旧监狱和社会隔离的陈规，组织战犯到社会上接受现实教育。
5.废除旧监狱虐待非刑的制度，给战犯以革命人道主义待遇。
6.通过生产劳动，改变剥削寄生恶习。
7.管教人员做改造战犯这所特殊学校的“恩师”。
从日本战犯入所的第一天，管教人员就严格按照上级指示，给予他们以人道主义的生活待遇，尊重他们的人格，不打不骂，不侮辱，不训斥；实行营养配餐，定期改善伙食；按时、按季节发放日用品、糖果和衣裤；积极开展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工作，开展讲卫生活动；适当组织体力劳动；开展丰富多彩的文艺体育活动[111]。如该书所述，在日本战犯生病的时候，管理所的医务人员给予他们无微不至的照顾，不是亲人胜似亲人，使这些战犯深受感动，幡然悔悟，为此后的认罪改造打下了基础。
认罪是促使战犯们自觉改造的第一步，也是完成改造任务的首要前提。认罪教育又分为三个步骤：（1）学习讨论，对照反省；（2）认罪悔罪，坦白检查；（3）评比鉴定，促进改造。主要目的就是促使这些战犯认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罪行，认识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从而促使他们忏悔自己的罪行，树立自我改造的决心。[112]
然而如同该书所述，这些战犯在自我认罪初期，往往多方推卸，不肯承认自己有罪。有些战犯虽然承认自己有罪，但害怕坦白后反而加重惩罚，甚至担心为中国政府提供审判的证据，顾虑重重，百般抵赖。
针对战犯的顾虑，管教人员着重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公然违反国际法准则和人道原则，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策划者和指挥者要负主要责任，但执行者也有罪，同样要老老实实地加以清算。只有老实认罪、悔罪，才能得到宽大处理。
接着，管理所启发日本战犯讨论三个问题：（1）是谁把大家拉上了战争犯罪的道路？（2）怎样充当了天皇枷锁下的牺牲品？（3）
如何结束背井离乡的监禁生活而获得新的出路？这三个问题，如同三把钥匙，打开了战犯们的心扉。终于促使他们走向认罪坦白的道路。[113]
前日本陆军第39师团第232联队第1大队的中队长宫崎弘成为坦白自己罪行的带头人。[114]1954年4月的一日早晨，全体战犯被集合到院子里。宫崎弘走向讲台，开始向大家坦白自己的罪行：
我崇拜天皇，迷信神佛，当了日本帝国主义统治阶级的忠实猎狗。他们要把我驱赶到侵略中国的战场，我却认为这是“优等民族指导劣等民族的正义之举”，甚至把杀人放火当作了“忠君爱国”的英雄行为。我也这样去教育士兵：“只有多杀中国人，才是忠义，才能保证战争的胜利”。为了锻炼日本和尚兵的杀人胆量，我拿被俘人员和和平居民，当作刺杀枪靶，亲手示范，再命令他们照样刺杀了数十名爱国者。为了试验战刀，我还亲手大劈活人，又把活人送给军医做开膛手术，葬送了好几十名中国人的生命。一九四三年底，我又煽动大队长山田孝夫，命令士兵袭击湖北省白阳寺村[115]，使全村化为火海，成百上千人被杀绝，就连逃到村子东头的四、五名携婴的老人和怀孕的妇女，也遭到我的枪杀刀砍……现在，我仅想一想这种可怕的过去，就觉得混（浑）身战栗！把一个活人，当一把草去处理，这样残酷的记录，在人类史上曾经有过吗？没有，只有帝国主义才这样做！我那以卖鱼为生的父亲，当过纺织工人的母亲，希望我犯下这样的罪恶吗？不！不仅是我的父母，全世界的父母，都不希望这样做！那么，是谁把我变成了可憎的杀人恶魔？是万恶的日本军国主义！是我的上官！我要控诉，我要揭露，我要号召我们这一群人，要继续清算、打击我们的共同敌人。这个敌人就是帝国主义！具体地说就是过去的自己和现在还不肯认罪的将官、佐官们！不要屈从上官们采用虚伪怀柔和威吓胁迫方法向我们的进攻！希望大家冲破过去的一切关系，放弃一切旧道德和旧感情，为了真理而崛起斗争！[116]
宫崎弘的发言，声泪俱下，激起了很多日本战犯的共鸣。
此后，日本战犯逐渐开始反思自身走过的人生道路，终于发现自己残酷迫害和屠杀中国人民，却是在所谓“正义”、“忠君爱国”、“英雄行为”等幌子的掩盖下实施的，不禁浑身战栗。经过管理所人道主义的待遇及学习改造后，他们最终恢复了人性，从肺腑里发出了清算自己、清算日本军国主义罪行的呐喊，开始认识到自己是死有余辜的战犯！甚至在接受法庭审判时，不少人跪在地上，向中国人民真心谢罪，请求判处自己死刑。原陆军中将藤田茂在法庭上的陈述可谓其中代表：[117]
我在胜利了的中国人民的法庭面前，低头认罪。按我的罪行，杀一万个藤田茂也是应该的。凶恶的日本帝国主义把我变成了吃人的野兽，使我的前半生犯下了滔天罪行，中国政府教育我认识了真理，给了我新的生命。我在庄严的中国人民的正义法庭上宣誓，坚决把我的余生，贡献给反战和平事业。
就这样，经过战犯管理所的成功改造，这些日本战犯终于完成了从魔鬼到人的转变，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一大奇迹。
四、“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的成立
1956年11月，先行获释回国的战犯们决定成立“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简称“中归联”），总部设在东京，并在各地方成立支部，成员包括全体从中国归来的前日本战犯。1957年2月24日，经选举产生了“中归联”临时常务理事会，国友俊太郎当选为理事长。9月22日，“中归联”由日本各地选出20名代表，在东京召开第一次全国大会。会议通过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章程》，规定“本会以加深会员相互亲睦、相互帮助、为日中友好的发展与和平事业做贡献为目的”。[118]
1960年10月22日，“中归联”在东京召开第二次全国大会，来自各地支部的70余名代表出席，一致推选原第59师团长、陆军中将藤田茂为会长。大会修改了章程，将“中归联”的宗旨定为：“本会的目的是从人道主义出发，深刻反省参加第二次大战中对中国的侵略或对这种侵略的赞同，并将此反省在国民之中推广，为和平和日中友好做贡献。”
从此，“中归联”这个由原日本战犯组成的进步团体，成为推进日中友好、反对侵略战争、反对军国主义复活的一支特殊力量。
1965年9月7日，以藤田茂为团长的“中归联”第一次访华代表团应邀访问中国。9月29日，代表团参加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盛大国庆宴会。周恩来总理亲切接见，并与他们合影留念，鼓励他们为中日友好、反战和平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此后，尽管受到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波及和影响，“中归联”自1966年10月至1986年10月，分裂为“中归联”（正统）和“中归联”两个组织，但两派依然积极组织反战演讲，出版反战书籍，为中日友好事业做贡献。1986年10月19日—20日，“中归联”在静冈县热海市召开全国统一大会，终于结束了长达20年的分裂局面。
1988年10月22日，统一后的“中归联”成员集资500万日元，在原抚顺战犯管理所内，修建了“向抗日殉难烈士谢罪碑”。三米多高的汉白玉碑雄伟壮观，引人注目。碑文写道：
我们在长达十五年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战争中，犯下了烧杀抢的滔天罪行。战败后，被关押在抚顺和太原战犯管理所，在那里受到了中国共产党、政府和人民“恨罪不恨人”的人道主义待遇，开始恢复人的良心，没想到根据宽大政策，一名也没有处死，全部释放回国，正当抚顺战犯管理所恢复原貌之际，在这里建碑表示向抗日殉难烈士谢罪的诚意，刻下决不允许再发生侵略战争，为和平与日中友好奋斗的誓言。[119]
据报道，当年“中归联”成员曾有意将此碑命名为“认罪碑”，而中方则提议用“纪念碑”，但这些日本老兵坚决不答应，几经商议，最终定名为“谢罪碑”。一字之易，真实体现了中国人民的真诚和善意，令老兵们非常感动。[120]
应该说，“中归联”成员的认罪是真诚的，他们为中日友好所做的事情是发自内心的。如长期担任“中归联”会长的藤田茂，多年致力于“中归联”及中日友好事业，曾四次率团访华，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周总理高度赞扬他为中日友好所做的贡献，赠给他一套中山服。1980年4月11日，九十高龄的藤田茂溘然去世。临终前，特意嘱咐将周总理赠送的中山服穿在身上，以示九泉之下永远不忘中国人民的恩情。[121]
另外，该书所采访的十八名“中归联”成员中，汤浅谦曾任“中归联”常任委员长，筱塚良雄、铃木良雄、堀口久七、汤浅谦、渡部信一、鹿田正夫、金井贞直等曾任“中归联”常任委员，他们都为“中归联”的活动做出了贡献。他们表示：
我们活动的出发点是“认罪”即承认过去战争的错误。我们始终站在认罪的立场，不允许日本再次走向侵略战争之路，同时，努力为日中友好乃至世界和平做出微薄之力，携手共度我们不多的余生。[122]
五、“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的活动
“中归联”开展的“和平反战、日中友好”的活动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最主要的一项，就是揭露当年日军侵华战争期间的暴行，控诉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本质。1957年2月，由“中归联”编集、光文社发行的《三光——烧光、杀光、抢光》一书出版，在日本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第一版5万册20天内即告售罄[123]。此后，“中归联”又出版了《侵略——日本战犯的自白》、《我们在中国干了什么？》、《天皇的军队（1）中国侵略》、《天皇的军队（2）侵略》等多种著作。其中不少被译成中文。就笔者所见，有关“中归联”成员著作的中译本主要有以下几种：
1.岛村三郎著、金源译：《中国归来的战犯》，群众出版社，1985年版。
2.中归联·新读书社编、袁韶莹译：《侵略——日本战犯的自白》，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3.中归联编、祖秉和·霍军译：《日军侵华的自白》，群众出版社，1985年版。
4.中归联编、吴浩然·李锡弼译、陈万枫校：《我们在中国干了些什么？——原日本战犯改造回忆录》，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5.中归联编、李亚一译、李铸校：《三光——日本战犯侵华罪行自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
6.中归联编、张惠才、韩凤琴、凌春、刘东生译：《侵华日军战犯手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
7.袁秋白、杨槐珍编译：《历史的见证——日军忏悔录》，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
8.袁秋白、杨槐珍编译：《罪恶的自供状——新中国对日本战犯的历史审判》，解放军出版社，2001年版。
其中，第三种是光文社1982年版《新编·三光》的中译本；第五种是晚声社1984年版《完全版·三光》的中译本。最后的第八种收录了原日本陆军中将铃木启久、陆军中将藤田茂、陆军中将佐佐真之助、陆军少将上坂胜、陆军少将长岛勤、以及伪满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伪满宪兵少将斋藤美夫等24名官兵及伪满要员的供词。
另外，由中央档案馆整理的《日本侵华战犯笔供》全十卷，也将于今年八月由中国档案出版社影印出版。该书收录了1956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开审判的45名日本战犯的亲笔认罪供词。为了真实地展现历史原貌，该书将受审战犯供词的日文原件和当年最高人民检察院按日文翻译的中译文原件全部影印刊出，未作任何删节。可与该书一同参看。
上述日本战犯手记，真实地再现了日本侵略者当年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杀人、放火、掠夺、强奸、毒气战、细菌战、大屠杀、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强征慰安妇、刺杀活靶子、刀劈活人、活体解剖……累累罪行，罄竹难书；中华大地，生灵涂炭。读后令人窒息，令人发指，令人拍案，令人长叹！！
然而，以原东京大学教授藤冈信胜为代表的右翼团体“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却将“中归联”出版的《三光》及其他著作视为“自虐史观”的根源，公然宣称“没有三光政策”，“他们的证言是逼迫所为，是谎言”等。对此，“中归联”表示决不能袖手旁观，默认这些充满挑战的欺世之说，认为有必要向年轻一代讲述侵略战争的真相。为此，“中归联”成立了“季刊《中归联》发行委员会”，由富永正三会长任发行责任人；绘鸠毅任发行委员长；发行委员有三尾丰、汤浅谦、金井贞直、金子安次、新井利男等十四人。[124]
富永正三会长在“季刊《中归联》发刊宗旨”中写道：
我们共同经历了“人类—侵略战争—杀人鬼—战争犯罪—战犯—中国人的人道待遇—人类良心的回复”，并从中得出了强烈的反省，虽只是微薄之力，但我们始终实践着“和平反战和日中友好”。现在，我们最年轻的会员也已愈八十多岁，我们不否认活动能力的减退，但是，我们仍要进一步地集中力量，与日本反动势力的横行进行对抗，并特别深感向年轻一代讲述过去战争事实的必要性。
为此，决定出版季刊杂志《中归联》。不得已因高龄而力量不足，但我们将在广泛有识之士和支持者的指导和援助下，共同为了光明的日本未来而奋斗下去。[125]
1997年6月1日，《中归联》创刊号推出“日本在中国做了些什么”特集，共印刷三次，发行7000册。9月1日出版的第二期为“中国为日本战犯做了些什么”特集，发行4000册。12月1日出版的第三期为“战犯在中国撰写的手记，是虚伪的还是真实的”特集，发行3000册。……《中归联》的创刊发行，在日本社会引起了强烈反响，《朝日新闻》、《每日新闻》等各大报纸纷纷加以报道。[126]
《中归联》除了刊登有关侵华日军各种暴行的回忆性文章外，还多次刊载著名左翼学者家永三郎、藤原彰等教授的专题研究文章。特别是1999年6月第九期发表的《日本人的战争认识》，多角度全方位地解剖了战后日本对侵略战争认识不彻底性的历史和现实根源，堪称藤原彰教授的一篇力作，发表后不久被译成中文[127]，《新华文摘》2000年第四期进行了全文转载。
此外，季刊《中归联》还刊登了原抚顺战犯管理所所长孙明斋、金源等人的回忆文章，以及中国学者步平、王希亮等人的研究论文。
截至2004年12月，季刊《中归联》共发行31期。它有力地驳斥了“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歪曲历史的错误观点，深刻地揭露了日本法西斯侵华战争的本质。为了进一步扩大影响，《中归联》还在网站上开设主页，将一些重要文章在网上予以公布。[128]
六、结语
2002年4月20日，“中归联”在东京召开全国大会。与会者首先共同追悼刚刚故去的“中归联”会长富永正三和原抚顺战犯管理所所长金源。这种监狱长与原战犯同时被追悼的情景，在世界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由此证明，中国政府改造日本战犯的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功。
接着，“中归联”副会长大河原孝一满怀深情地回顾了这个由原战犯组成的、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特殊群体所走过的45年光辉历程。最后遗憾地表示，由于健在的会员人数越来越少，平均年龄已经超过82岁，“中归联”全国组织不得不宣告解散。[129]
令人欣慰的是，“中归联”虽已落下帷幕，但由年轻一代日本人组成的“抚顺奇迹继承会”同时又宣告诞生。薪火相传，绵绵不息。如今，该组织在日本全国已有11个支部，500多名成员正在继承“中归联”的事业，致力于听取战场体验和举行证言集会等活动。[130]
2005年4月23日，胡锦涛主席与小泉纯一郎首相在印尼首都雅加达举行首脑会谈。25日，“抚顺奇迹继承会”发表“只有正视过去，才能面向未来”的声明，指出这段时间中日关系之所以紧张，主要原因在于日本的政要缺乏反省和道歉的诚意。声明警告日本国民：
一切问题的根本就是应该如何看待过去战争的历史认识问题。败战之后已过60年，战争的记忆也已风化。但是，如果不对蒙受巨大伤害的亚洲各国进行真挚的反省，日本在亚洲就将无法生存下去。
声明还高度评价了“中归联”以“和平反战、日中友好”为奋斗目标的精神，表明了为促进日中友好而继续努力的决心：
1950年，被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1000名日本战犯们，在中国人道待遇中恢复了人类的良心，直至今日的半个世纪里，一直走着和平反战、日中友好的道路。这样的历史经验是日中两国共同创造出的财富。
我们决心继承这些原战犯们的精神，并在有诚意的对话和交流中，构筑日中友好的未来。[131]
2005年6月27日，“七·七”事变六十周年前夕，四位原“中归联”会员——大河原孝一、高桥哲郎、岛亚壇和绵贯好男，率领50名“抚顺奇迹继承会”会员，来到抚顺战犯管理所，参加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纪念大会。当晚，这些日本年轻人住进了昔日战犯们住过的监舍，亲身体会当年战犯的实际生活，以加深对他们的理解。[132]
近年来，日本国内少数政要和右翼势力不断发表歪曲历史、否认战争罪行的言论，引起了中国、韩国等亚洲受害国人民的强烈不满和严重抗议。2005年8月2日，日本众议院通过了“战后60年决议”。该决议在谈到对历史的认识时丝毫没有提及日本的“殖民地统治”及“侵略行为”，与1995年日本国会通过的“战后50年决议”相比，显然是对历史认识的一大倒退。
我们殷切希望“抚顺奇迹继承会”的年轻朋友们，能够继承和发扬“中归联”的“和平反战、日中友好”精神，为促进中日友好事业做出新的贡献！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以史为鉴，面向未来”。衷心期盼中日两国人民牢记历史教训，携手共创美好的未来！
（本文为《日本老兵忏悔录》所撰写的“中译本前言”，标题为笔者所加，原著名『私たちが中国でしたことーー中国帰還者連絡会の人びと』，星彻著，叶世纯、张应祥、刘雨珍译，刘雨珍校订，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22页。）
注释
注释
[1]郑子瑜、实藤惠秀编：《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早稻田大学东洋文学研究会，1968年版。
[2]有关宫岛诚一郎与何如璋、黄遵宪等人的笔谈资料，主要散见于早稻田大学图书馆、日本国会图书馆以及善邻书院、神户大学国际文化学部等处，其中绝大部分收藏于早稻田大学图书馆，并编有目录（早稻田大学图书馆编：《宫岛诚一郎文书目录》，1997年3月。最新出版的《黄遵宪全集》（陈铮编，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上册收录了由陈捷博士整理的“与日本友人宫岛诚一郎等笔谈”（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714—785页）。另，国内外有关黄遵宪与宫岛诚一郎的交友主要有以下一些研究，佐藤保：《黄遵宪与宫岛诚一郎——〈养浩堂诗集〉札记》（《御茶水女子大学中国文学会报》第10期，1991年4月）；笕久美子：《黄遵宪与宫岛诚一郎——日清政府官僚文人交游的一个轨迹》（京都大学《中国文学报》第五十期，1995年3月）；杨天石：《黄遵宪与宫岛诚一郎——东京宫岛吉亮先生家藏资料研究之一》（收入杨天石：《海外访史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张伟雄：《文人外交官的明治日本——中国首届驻日公使团的异文化体验》（日本柏书房，1999年版）；伊原泽周：《从“笔谈外交”到“以史为鉴”——中日近代关系史研究》（中华书局，2003年版）；陈捷：《明治前期日中学术交流研究——清国驻日公使馆的文化活动》（日本汲古书院，2003年版）等。
[3]刘雨珍：《关于黄遵宪与宫岛诚一郎的交友》（载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编：《江户·明治时期的日中文化交流》，日本农文协出版，2000年版）；刘雨珍：《关于黄遵宪与宫岛诚一郎交友的综合考察——以〈宫岛诚一郎文书〉为线索》（日本山梨学院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编：《社会科学研究》第26期，2001年1月）；刘雨珍：《黄遵宪致宫岛诚一郎书柬辑录》（南开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编：《日本研究论集》第5集，2001年3月；后收入嘉应学院黄遵宪研究所编：《黄遵宪研究资料选编》上册第311—331页，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2年版）；刘雨珍：《黄遵宪与宫岛诚一郎交友考——以〈宫岛诚一郎文书〉中的笔谈资料为中心》（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编：《日本研究论集》第九集，2004年9月）。
[4]详见鱼住和晃：《宫岛咏士——人与艺术》第一章“明治的先觉者宫岛诚一郎”，（日）二玄社1990年版。
[5]收入《明治文化全集》第一卷“宪政篇”，日本评论社，1928年版。
[6]详见鱼住和晃：《宫岛咏士——人与艺术》，日本二玄社，1990年版。
[7]本文引用《养浩堂私记》，除标明原文为汉文外，均为笔者所译。
[8]《养浩堂私记》卷二。
[9]《养浩堂私记》十册，见鱼住和晃：《宫岛家文书收录资料目录》（神户大学国际文化学部纪要《国际文化学研究》第三号，1994年11月）所收“一、缩微胶卷收录资料”之“2.《养浩堂私记》十册，宫岛诚一郎撰，手抄本”。感谢神户大学国际文化学部鱼住和晃教授的慷慨提供。
[10]笔谈内容详见《栗香大人与支那人问答录》（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宫岛诚一郎文书》C—7，以下简称《问答录》），然《问答录》此处作“二月二十九日，清国钦差大臣何如璋来访”，两者相差一日。因《问答录》乃宫岛于1893年重新整理而成，当以《养浩堂私记》记录为准。
[11]《养浩堂私记》卷二。
[12]《养浩堂私记》卷二，原文为汉文。
[13]《日本外交文书》第11卷第271页。
[14]详见米庆余：《琉球历史研究》第七章“中日交涉琉球归属问题”，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15]原文为汉文，《问答录》作“三月二日”。陈捷博士整理“与日本友人宫岛诚一郎等笔谈”时据此置于“3月2日”，并注引《己卯日记》说明笔谈的实际日期是“3月1日”，参见陈铮编：《黄遵宪全集》上，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731页。
[16]《黄遵宪全集》上，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732页。
[17]《黄遵宪全集》上，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733页。
[18]《养浩堂私记》卷二。
[19]《养浩堂私记》卷二。
[20]《养浩堂私记》卷二。
[21]《养浩堂私记》卷二，原文为汉文。另见《问答录》1979年8月18日条。
[22]《养浩堂私记》卷二。
[23]《养浩堂私记》卷二，原文为汉文。
[24]详见米庆余：《琉球历史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13页。
[25]《养浩堂私记》卷二，原文为汉文。另见《问答录》1982年2月26日条。
[26]详见《人境庐诗草》卷四。
[27]关于第二届公使黎庶昌与宫岛诚一郎的交友，请参照伊原泽周著：《从“笔谈外交”到“以史为鉴”——中日近代关系史研究》第一编第二章“论黎庶昌的对日外交——以琉球、朝鲜为中心”，中华书局，2003年版。
[28]据熊达云著：《近代中国官民的日本考察》，（日）成文堂，1998版，第14—20页，附录一“清末中国人日本考察者所著游记、日记类目录”统计，清末各种考察记的种类分别是：一、教育考察类34种；二、政法考察类43种；三、工商实业考察类24种；四、军事考察类6种；五、一般考察类60种；六、大使馆员著述16种。可见除一般考察类外，政法考察记所占比例最大。
[29]参见刘雨珍：《日本国志》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30]顾厚焜：《日本新政考》自叙，参见刘雨珍、孙雪梅编著：《日本政法考察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31]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戊戌变法》（二），神州国光出版社，1953年版，第153页。
[32]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53页。
[33]康有为：《日本变政考》跋。
[34]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23页。
[35]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卷一，《戊戌变法》（一），神州国光出版社，1953年版，第249页。
[36]天津图书馆、天津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编，廖一中、罗真容整理：《袁世凯奏议》（中），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557页。
[37]《光绪朝东华录》四，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4601—4602页。
[38]参见实藤惠秀著，谭汝谦、林启彦译：《中国人留学日本史》，附录三“有关中国留日学生的五个统计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451页。
[39]参见熊达云：《近代中国官民的日本考察》，（日）成文堂，1998版，图一“1900—1911年中国官民日本考察者人数变化图表”，第201页。
[40]《派载泽等分赴东西洋考察政治谕》，见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页。
[41]《出使各国考察政治大臣载泽等奏在日本考察大概情形暨赴英日期折》，见《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第6页。
[42]参见载泽：《考察政治日记》，收入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1986年版。
[43]参见熊达云：《近代中国官民的日本考察》，日本成文堂，1998年版，第160—166页。
[44]刘桪：《蛉洲游记》，参见刘雨珍、孙雪梅编著：《日本政法考察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79—380页。
[45]《遣派官绅出洋游历办法片》，《袁世凯奏议》（下），第1162页。
[46]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No 3—9—4—34—2《外国官民本邦及鲜满考察杂件》（清国之部），第2—4卷。
[47]据王三让《游东日记》记载，直隶所派第三期考察地方自治的士绅实际上1908年才成行。
[48]参见孙雪梅：《清末民初中国人的日本观——以直隶省为中心》，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0页。
[49]刘瑞璘：《东游考政录》，参见刘雨珍、孙雪梅编著：《日本政法考察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05页。
[50]涂福田：《东游见知录》，参见刘雨珍、孙雪梅编著：《日本政法考察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47—149页。
[51]刘庭春等编：《日本各政治机关参观详记》序，参见刘雨珍、孙雪梅编著：《日本政法考察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93页。
[52]但焘：《海外丛稿》，参见刘雨珍、孙雪梅编著：《日本政法考察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5页。
[53]李家驹：《海外丛稿》序，参见刘雨珍、孙雪梅编著：《日本政法考察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1页。
[54]参见孙雪梅：《清末民初中国人的日本观——以直隶省为中心》第五章“东游所见之日本司法”、第六章“东游所见之日本行政”、第八章“东游与直隶省的发展”。
[55]《出使各国考察政治大臣载泽等奏在日本考察大概情形暨赴英日期折》，见《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第6页。
[56]《宣示预备立宪先行厘定官制谕》，见《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第43—44页。
[57]《出使各国考察政治大臣载泽奏请宣布立宪密折》，见《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第173—174页。
[58]甘厚慈辑：《北洋公牍类纂》卷三吏治，台湾文海出版社印行，第187页。
[59]甘厚慈辑：《北洋公牍类纂》卷三吏治，第187页。
[60]《出使各国考察政治大臣戴鸿慈等奏请改定全国官制以为立宪预备折》，见《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第367页。
[61]《宣示预备立宪先行厘定官制谕》，见《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第44页。
[62]《广宗县志》，台湾成文出版社据1933年版影印，第171—172页。
[63]《袁世凯奏议》（下），第1110页。
[64]《袁世凯奏议》（下），第1459页。
[65]严修：《严修东游日记》，武安隆、刘玉敏点注，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1页。
[66]刘庭春等编：《日本政治机关参观详记》，参见刘雨珍、孙雪梅编著：《日本政法考察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31页。
[67]涂福田：《东瀛见知录》，参见刘雨珍、孙雪梅编著：《日本政法考察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36页。
[68]王锦文：《乙巳东游日记》（稿本），9月22条。
[69]刘瑞璘：《东瀛考政录》，参见刘雨珍、孙雪梅编著：《日本政法考察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14页。
[70]郑元浚：《东游日记》（石印本），1914年刊，第9—10页。
[71]郑元浚：《东游日记》，第6页。
[72]参见熊达云：《近代中国官民的日本考察》，（日）成文堂1998版，附录一“清末中国人日本考察者所著游记、日记类目录”。
[73]久米邦武编，田中彰校注：《美欧回览实记》（一），岩波文库，1977年版，第41页。
[74]参见吕万和：《明治维新与中国》，日本六兴出版，1988年版，第191页。
[75]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日本黑潮出版，1960年版。中译本为实藤惠秀著，谭汝谦、林启彦译：《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版。
[76]黄福庆：《清末留日学生》，台湾“中央研究院”，1975年版。
[77]严安生：《日本留学精神史——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轨迹》，日本岩波书店，1991年。中文版题为《灵台无计逃神矢——近代中国人留日精神史》，严安生著，陈言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
[78]日文原题为：『中国官民の日本視察に関する歴史的考察——清末における中国近代化への試みと日本——』。
[79]日文原题为：『近代中国官民の日本視察』，山梨学院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叢書3，成文堂，1998年8月刊行。
[80]熊达云：《近代中国官民的日本考察》，日本成文堂，1998年版，第2页。
[81]熊达云：《近代中国官民的日本考察》，日本成文堂，1998年版，第2—3页。
[82]熊达云：《近代中国官民的日本考察》，日本成文堂，1998年版，第46页。
[83]实藤惠秀：《东游日记研究序说附东游日记目录》，载《日华学报》82号，日华学会，1940年12月。
[84]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日本卷，岳麓书社，1985年版。
[85]严修：《严修东游日记》，武安隆、刘玉敏点注，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86]王晓秋：《近代中日启示录》，北京出版社，1987年版。日文版题为『アヘン戦争から辛亥革命——日本人の中国観と中国人の日本観』，小岛晋治监译，中曾根幸子、田村玲子译，日本东方书店，1991年版。
[87]王晓秋：《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中华书局，1992年版。
[88]武安隆、熊达云著：《中国人的日本研究史》，日本六兴出版，1989年版。
[89]苏玉堂主编：《中外人事制度方略全书》，中国人事出版社，1993年版。
[90]熊达云：《近代中国官民的日本考察》，日本成文堂，1998年版，第395页。
[91]殷啸虎：《近代中国宪政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62页。
[92]王晓秋，尚小明主编：《戊戌维新与清末新政——晚晴改革史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93]汪琬：《清末中国对日教育考察的研究》，日本汲古书院，1998年版。
[94]王宝平主编：《晚晴中国人日本考察记集成》，吕顺长编著：《教育考察记》上下，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95]就中文表达习惯而言，似应译为“自中国归来者联络会”，但考虑到原文“中国归还者联络会”已为国内众多相关著作通用，该书译名不作改动。
[96]《日本老兵忏悔录》，（日）星彻著，叶世纯、张应祥、刘雨珍译，刘雨珍校订，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97]日文原著名：『私たちが中国でしたことーー中国帰還者連絡会の人びと』。
[98]第59师团：师团长为藤田茂中将，主要驻扎在山东一带，同八路军作战，同时强抓劳工和抢掠物资等。1945年日本战败前被编入关东军。调防到北朝鲜后不久即被苏军俘虏。
[99]第39师团：师团长为佐佐真之助中将，主要驻扎在湖北一带，同国民党部队及新四军作战。1945年5月，将侵占地区让给第132师团后编入关东军，调动到吉林省四平附近，为对苏作战而修筑阵地期间，由于日本战败投降而被苏军缴械。
[100]（日）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编，吴浩然·李锡弼译：《我们在中国干了什么？——原日本战犯改造回忆录》第19页，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101]袁韶莹·杨槐珍编著：《从人到鬼、从鬼到人——日本“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研究》第5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102]新井利男：《供述状是这么写出来的》，收入袁秋白·杨槐珍编译：《新中国对日本战犯的历史审判——罪恶的自供状》第14页，解放军出版社，2001年版。
[103]新井利男：《供述状是这么写出来的》，收入袁秋白·杨槐珍编译：《新中国对日本战犯的历史审判——罪恶的自供状》第15—16页，解放军出版社，2001年版。
[104]袁韶莹·杨槐珍编著：《从人到鬼、从鬼到人——日本“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研究》第7—8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对各个战犯的判决书全文，请参照《日本老兵忏悔录》第三章“从魔鬼到人的还原”。
[105]金源、邵名正、岳茂华、许章润著：《从战争狂人到朋友——改造日本战犯的成功之路》，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2页。
[106]金源、邵名正、岳茂华、许章润著：《从战争狂人到朋友——改造日本战犯的成功之路》，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6页。
[107]叔弓著：《中国改造日本战犯始末》“题记”，群众出版社，2005年版。
[108]金源、邵名正、岳茂华、许章润著：《从战争狂人到朋友——改造日本战犯的成功之路》，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6页。
[109]金源、邵名正、岳茂华、许章润著：《从战争狂人到朋友——改造日本战犯的成功之路》，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58—59页。
[110]参见金源、邵名正、岳茂华、许章润著：《从战争狂人到朋友——改造日本战犯的成功之路》，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以下条目文字略作改动，第54—127页。
[111]袁韶莹·杨槐珍编著：《从人到鬼、从鬼到人——日本“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05页。
[112]金源、邵名正、岳茂华、许章润著：《从战争狂人到朋友——改造日本战犯的成功之路》，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60页。
[113]金源、邵名正、岳茂华、许章润著：《从战争狂人到朋友——改造日本战犯的成功之路》，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62页。
[114]新井利男：《供述状是这么写出来的》，载袁秋白·杨槐珍编译：《罪恶的自供状——新中国对日本战犯的历史审判》，解放军出版社，2001年版，第18页。
[115]即该书第五部第一章所述的“白杨树村”。
[116]金源、邵名正、岳茂华、许章润著：《从战争狂人到朋友——改造日本战犯的成功之路》，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33—34页。
[117]袁韶莹·杨槐珍编著：《从人到鬼、从鬼到人——日本“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40—241页。
[118]袁韶莹·杨槐珍编著：《从人到鬼、从鬼到人——日本“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65页。
[119]《国际先驱导报》2005年7月4日《日本战犯改造60年，揭开尘封已久的记忆》。
[120]张静宇《“认罪碑”改为“谢罪碑”感动日本友人》，载《人民日报》2005年6月27日第三版。
[121]金源、邵名正、岳茂华、许章润著：《从战争狂人到朋友——改造日本战犯的成功之路》，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3页。
[122]参见季刊《中归联》网站（http:/ / www.ne.jp/ asahi/ tyuukiren/ web-site/ ）中的“中归联说明”。
[123]袁韶莹·杨槐珍编著：《从人到鬼、从鬼到人——日本“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73页。
[124]袁韶莹·杨槐珍编著：《从人到鬼、从鬼到人——日本“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22页。
[125]原文为中文，见季刊《中归联》网站（http:/ / www.ne.jp/ asahi/ tyuukiren/ web-site/ ）。
[126]袁韶莹·杨槐珍编著：《从人到鬼、从鬼到人——日本“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22页。
[127]步平译，刊载于《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四期。
[128]主页网址：http:/ / www.ne.jp/ asahi/ tyuukiren/ web-site/。
[129]袁韶莹、杨槐珍编著：《从人到鬼、从鬼到人——日本“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7—8页。
[130]参见季刊《中归联》网站（http:/ / www.ne.jp/ asahi/ tyuukiren/ web-site/ ）中的“抚顺奇迹继承会说明”。
[131]参见季刊《中归联》网站 （http://www.ne.jp/asahi/tyuukiren/web-site/）中刊登的“2005年4月25日抚顺奇迹继承会声明”。原文为中文，引用时略有改动。
[132]《国际先驱导报》2005年7月4日《日本战犯改造60年，揭开尘封已久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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