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廷璆 等

选自《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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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安倍经济学”改革架构与实施


二、“安倍经济学”改革架构与实施

2015年9月的日本执政党自民党总裁选举中,安倍晋三几乎毫无悬念地再次当选,于是,安倍首相任期也就从理论上可以延续至2018年。[1]安倍内心非常清楚,自己能否顺利执政并让自己能成为长期政权的最关键因素就是能否“重振日本经济”,也就是带领日本走出长期困扰日本经济发展的通缩困境。在当选总裁的当天,安倍首相又迫不及待地祭出了安倍经济学的所谓“新三支箭”,高调宣布“安倍经济学已经进入第2幕”。[2]

由“三驾马车”构成的基本政策框架

事实上,早在第一届安倍内阁期间,就提出了所谓“安倍经济学”的概念。但很显然,当时只是一个想法,并没有确立通货再胀派的路线方针,二者在性质上截然不同。当时,安倍经济方针还主要是继承小泉内阁的结构改革方针,也就是继续沿着新自由主义路线,削减财政支出、减少公共投资,依靠规制缓和等具体措施来实现经济增长。但此次“安倍经济学”却是一个新式“组合拳”,它几乎不涉及新自由主义路线,甚至要适度启用凯恩斯式财政刺激,这就是三箭之一的“机动的财政政策”。

“安倍经济学”所提出的“三支箭”政策,意图要是要实现完美政策组合效果。首当其冲的就是“大胆的金融政策”,这主要由日本银行来承担,目标是形成日元贬值的稳定态势,借此来向市场提供充裕且“廉价”的资本,以此来大举提升日本国际竞争力,形成产品出口和服务贸易的两路夹击之势。其次是“机动的财政政策”。尽管日本财政已经是长期处于“寅吃卯粮”的尴尬困境,安倍政权必须高度关注日本财政运行风险,但是财政刺激仍必不可少,必须要实施启动,从而发挥“引水”或“起泡剂”作用,带动市场趋势。据日本财务省的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度,日本普通国债累计余额已经突破774万亿日元,对GDP比高达157.5%。[3]也正因此,安倍内阁强调了“机动性”特征,也就是要尽量追求更高效的财政刺激效果。日本政府首先通过了一项补充预算额,其规模为10.2万亿日元。[4]

在此次“政策组合”中其实最重要的应该是第三支箭,也就是“唤起民间投资的增长战略”。其实,它本身也是政策目标所在,即要通过推动改革来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从而激发民间企业的活力,创造出新的产业领域,寻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安倍内阁也草拟了一系列的经济增长战略,如“构建健康长寿社会”“创建日本版的NIH”,还有《日本产业再兴计划》《战略市场创造计划》《国际拓展战略》等。安倍本人还曾在多个场合信誓旦旦地表示,要做一往无前的“钻头”,击破所有坚如磐石的改革阻碍。其实,安倍经济增长就是要对日本经济实施新的结构改革,彻底改善日本国内商务环境,比如降低法人税、撤销能源、农业和医疗等领域的各种规制、逐步改善劳动市场等。

于是,金融宽松、财政刺激和增长战略等三大改革,便成为拉动“安倍经济学”的三驾马车,三者之间相互补充、相互依赖、缺一不可。其改革推进的基本逻辑是:日本银行通过货币宽松而为市场创造大量的流动性,以此筑牢经济增长的最基础条件;然后,以政府主导的财政刺激和经济增长战略来寻找经济的新突破口。从改革的行政分担来看,日本银行和内阁府成为政策的主要推动者,财务省和经产省等相关部门则成为重要的实施机构。

不仅如此,事实上“安倍经济学”本身也在不断丰富和完善,在改革推进实施过程中寻找新的突破口。为此,安倍内阁高度重视组建集思广益的“吸智”机构,他高调重启民间精英能广泛参与的经济财政咨询会议,还设立了综合科学技术创新会议等咨询组织,还任命了专门负责的“特命担当大臣”。为此,安倍内阁成员不断扩大,目前包括首相在内已增加至20人,远远超过了2001年《内阁法修正案》后“内阁成员限定14人”的规模。

安倍经济学启动之初,在内阁中出任金融特命担当大臣的麻生太郎、经济财政担当大臣的甘利明(2016年初因政治献金丑闻而辞职)以及统领整个内阁府的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成为改革政策制定的核心领导人物。

日元贬值与日本央行的政策空间

为何要把日元贬值作为政策目标,日元贬值对日本经济到底有多大影响?

日本内阁府的一项企业问卷调查显示,2015年度日本出口企业的汇率盈利线是1美元=103.2日元,这就意味着,103日元是出口企业能够保持盈利的日元汇率水平。当然,由于企业之间的经营状况甚至是生产条件等各不相同,不同产业之间的汇率盈利线也有很大差别。例如,上述调查还发现,日本精密设备产业的盈利线水平最高,为1美元=88.6日元,其抗击日元升值能力最强;有色金属行业排名第二,也达到了95.6日元,它与汽车等运输机械产业(101.4日元)、电子设备产业(101.7日元)等,均对日元升值具备较强承压能力。相反,日本钢铁产业(111.2日元)和食品产业(114.5日元)等,对于日元升值的抗压能力最弱,产生了对日元贬值的更大依赖。[5]

因此,日元贬值是日本出口产业能否大幅盈利的重要条件。以2016年3月期创下最高利润纪录的丰田汽车为例,日元汇率对美元每升值1日元,其年营业利润将被压缩400亿日元。[6]

因此,创造和稳定日元贬值环境就成为日本银行非常重要的政策目标。第二次安倍内阁成立前的2012年11月,日元曾攀升至历史最高纪录的1美元兑70日元。在安倍誓将让日本彻底摆脱“长期通缩”表态之后,日元便迅速进入贬值通道。2013年1月下旬,日元汇率便降至1美元兑换90日元。之后,在日本银行宣布实施“异次元”政策之后,日元更是快速下探到100日元水平。到2015年6月5日,日元甚至跌破了125日元。

日元迅速贬值极大推升了出口企业的盈利。以作为日本出口支柱的汽车产业为例,2014年度除大发之外的七大汽车厂商营业利润合计增长了5828亿日元。而且,从日本出口汽车台数越多、出口比例越高的企业,受日元贬值的正面影响也就越大。如丰田营业利润增加部分有六成来自汇率作用;富士重工业若扣除日元贬值因素,甚至是收益减少。[7]

但是,事实上日本银行的政策效果也在不断衰减。不仅实现其所提出的“2%通胀率”遥遥无期,日元汇率也在“变调”,其政策效果出现动摇。截至2016年中期为止,日本银行金融宽松政策已实施了四轮:一是2013年4月的“异次元宽松”;二是2014年10月的“追加宽松”,基础货币供应量提升至每年80万亿日元、国债购入也扩大至80万亿、持有年限延为10年,对ETF和J-REIT购买量也扩大3倍;三是2015年12月的“补充措施”,把国债持有年限扩大至7—12年,为企业设备投资和人才投资提供支持;四是2016年1月黑田突如其来地宣布引入“负利率”政策,这主要是因为2015年年底以来世界经济形势恶化、日元不断走高的趋势。

政策手段枯竭是日本银行此次导入负利率的真正背景。截至2015年4月,日本央行向市场投放的基础货币量已经突破300万亿日元,其持有的日本国债也已占到政府发行额的三分之一,预计到2017年底将达到极限状态。此次负利率目标试图达到“一箭多雕”的目的——逼迫银行将资金转向投资、遏止有所抬头的通缩迹象、打压日元对美元的升值趋势、推动企业更积极的投资。其实,它还有一项更重要的作用,那就是它缓解了政府的偿债压力。以10年期国债利率为例,负利率政策让其实际利率从0.22%降至0.09%,由此,政府预算获得了将近1万亿日元的偿息“盈余”。

不过,安倍经济学这种依靠“央行独舞”的特征,显然是难以获得真正成功的。

财政刺激乏力与决算实施不力

财政刺激堪称是“安倍经济学”三箭中最钝的一支箭,其原因在于日本政府的财政状况早就陷入了捉襟见肘的窘境。截至2012年底,日本仅国家债务余额就高达731万亿日元,加上地方政府债务201万亿日元,政府系统的债务余额总计932万亿日元,对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196%。[8]而且,这种政府“借债度日”呈现了常态化特征。以2012年预算为例,税收收入仅42万亿日元,已经不足政府收入占比的一半;相反,政府收入中发行公债筹措资金规模已超过44万亿日元,占比达到49%。[9]短期之内这种“借债度日”难以摆脱,成为其财政的常态化特征。

还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隐性问题——财政计划落实不到位,导致决算低于预算。表面上看,第二次安倍内阁之后,日本财政预算规模在不断增加,但实际上若把补充预算案与年初预算加总一起,就可以发现日本政府预算规模相比过去并没有增长。也就是最终决算数字更能证明这一点,2013年度和2014年度决算分别为100.2万亿日元和98.8万亿日元,均不及2011年的水平。实际财政支出并没有增长的主因在于财政计划落实不到位。如何更高效地执行预算,被安倍内阁视为财政领域的重要着眼点。自从日本大地震之后,政府预算执行力早已大打折扣,如2011年度的决算最终出现9.3万亿日元的剩余金、2012年该数字更是高达10.7万亿日元,安倍执政之后,这种决算剩余情况有所减少,但仍然超过5万亿日元规模。

只有预算落实到位,才能发挥其经济刺激的效果。在通过2016年度预算之后的记者会上,安倍首相曾表示“要尽早执行预算,我将尽快向麻生太郎财务相发出指示,希望能提前实施”。[10]

表1-1 日本一般会计预算与决算(2011—2016年度)(单位:万亿日元)

续表

资料来源:参见日本财务省主页,https://www.mof.go.jp/budget/budger_workflow/index.html。

经济 增长战略的中长期目标

在“安倍经济学”的三支箭中,经济增长战略是更着眼于中长期目标而制定的,其核心是要通过推进一系列结构改革,攻克老龄少子化难题,提升日本的潜在经济增长率。经济增长战略与二战后日本政府所制定实施的经济计划有所不同,经济计划更注重宏观层面,而经济增长战略则试图突出问题导向,也就是要解决经济增长中的具体问题。因而,经济增长战略应该是更清晰的路线和具有可操作性特征。也正因为如此,市场对经济增长战略也充满期待。

为了制定出更具科学性、更具实效性的经济增长战略,第二次安倍内阁成立后立刻通过内阁决议设立了日本经济再生本部,它是由首相任本部长、所有国务大臣为成员的最高规格组织。作为咨询机构,还专门成立了产业竞争力会议[11],吸纳了学界以及民间企业人士参与其中,并与经济财政咨询会议[12]合作。

2013年6月,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了《日本再兴战略——JAPAN is BACK》,除了提出今后十年要实现名义GDP3%的增长之外,它还详细拟定了支柱政策:《日本产业再兴计划》《战略市场创造计划》和《国际拓展战略》等,最重要的是,这项计划都设定了KPI指标(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进行进度管理,还建立起PDCA循环体系。[13]2014年6月,又对此进行了修改完善,推出了《日本再兴战略——2014年修订版》,提出要强化日本的盈利能力,推进劳动市场改革、提升农业生产效率、降低法人税、掀起机器人为代表的产业革命。

迄今为止,安倍内阁的增长战略改革已经触及多个领域:法人税、强化公司治理、推进贸易自由化、实施农政改革和能源改革。2013—2015年期间,在国会通过的与经济增长战略相关的法律多达66部。

而且,按照日本经济再生本部所设定的成果目标(KPI)评价体系来看,截至2016年1月为止,在全部136个KPI当中,实现A标准(政策目标取得极大进展)的已经达到59个,总占比43%。另外,实现B标准(政策目标取得一定进展)的也有27个。A、B两项合计为86个,总占比接近七成(69%)[14]

贸易自由化是安倍内阁经济增长战略的重要突破口,长期以来,日本一直认为自由化率低于韩国是被后者赶超的主因。因此,安倍内阁成立之后,改变了对美国主导TPP的被动战略,积极推动了TPP的达成。根据世界银行的推算,2030年之前TPP将把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推高2.7%,日本政府的推算数据是将达到14万亿日元效果。[15]但这还只是停留在关税层面的“红利”,第二个层次的“红利”是投资的效果,也就是外国企业积极进驻,带来设备投资和就业的扩大;第三个层次是所谓“动态效果”,也就是这种开放带来的压力所形成的企业新陈代谢。美国布兰迪斯大学教授Peter Petri认为,这种产业竞争与升级效果将给日本“GDP每年推高2%,即超过10万亿日元”。[16]

注释

[1]本届众议院在2014年12月大选产生,理论上可以持续到2018年12月。

[2]日本経済新聞.『アベノミクス「新3本の矢」を読み解く』2015年9月25日 : http://www.nikkei.com/article/DGXZZO92034300U5A920C1000000/。

[3]財務省.「国債発行額の推移(実績ベース)」2015年 : www.mof.go.jp/jgbs/reference/appendix/hakkou01.pdf。

[4]財務省.『平成24年度補正予算フレーム』2013年 : https://www.mof.go.jp/budget/budger_workflow/budget/fy2012/sy250115/hosei250115a.pdf。

[5]日本経済新聞.『円安基調変化の兆し——問われる日本経済の底力』2016年3月13日。

[6]朝日新聞.『アベノミクス試練』2016年2月13日。

[7]朝日新聞.『自動車4社最高益——富士重など生産、国内回帰も』2015年5月14日。

[8]財務省.『日本の財政関係資料』2016年2月,p6。

[9]財務省.『日本の財政関係資料』2012年9月,p2。

[10]日经中文网.《日本史上最高预算要用来做什么》,2016年3月30日 :http://cn.nikkei.com/politicsaeconomy/politicsasociety/18912-20160330.html。

[11]产业竞争力会议成立于2013年1月,民间成员包括:日本商工会议所三村明夫、乐天会长三木谷浩史、住友商事社长冈素之、三菱化学社长小林喜光、庆应大学教授竹中平藏、东京大学桥本和仁等。

[12]经济财政咨询会议最早于2001年的桥本内阁时期设立,作为日本国家经济战略最高咨询机构,第二次安倍内阁成立以来民间人士包括:东京大学伊藤元重、日本综合研究所高桥进、三菱化学小林喜光、原东芝会长佐佐木则夫、经团联会长榊原定征、三得利会长新浪刚史等。

[13]战后美国管理学家戴明(William Edwards Deming)所提出的质量管理理念。即所谓PDCA循环体系(Plan-Do-Check-Act cycle),包括四个阶段:计划(Plan)、实施(Do)、评价(Check)、改善(Act),通过这种不断改善提高,从而实现高效率的项目管理。

[14]日本経済再生本部.『平成27年度産業競争力の強化のための重点施策に関する報告書』(2016年2月5日)別添『KPIの進捗状況 について』p1-89.

[15]日经中文网.《TPP对12国的经济贡献度有多高?》,2016年1月8日 :http://cn.nikkei.com/politicsaeconomy/investtrade/17728-20160108.html。

[16]日经中文网.《TPP对日本有多大经济效果?》2015年10月28日 :http://cn.nikkei.com/politicsaeconomy/economic-policy/16664-2015102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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