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目录[隐藏]

四、中日关系现状与新时期战略选择
- 四、中日关系现状与新时期战略选择
- 📚 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全套 18 卷）

作者：吴廷璆等

四、中日关系现状与新时期战略选择

金秋10月是收获的季节。2006年10月8日，刚刚就任首相的安倍晋三访问中国，分别与中国国家领导人胡锦涛等举行会谈。双方在重新确认友好合作基本方针的前提下，发表了旨在构筑“战略性互惠关系”的联合新闻公报。安倍访华结束了因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而导致中日首脑互访中断五年的历史，从而驱散了近年来笼罩着中日两国政治关系的一片乌云。

（一）政治关系：坚冰已破，道路曲折

近年来，人们经常用“政冷经热”一词来形容中日两国关系。对此，尽管也有不同的见解，但总体上说是符合两国关系实际的。最近中日首脑会晤的实现，可谓打开了改善两国政治关系的“希望之窗”。

（1）中日“信任危机”的发生。在中日政治层面，小泉担任首相后进入纠纷不断的多事之秋。小泉首相不顾中韩等国强烈反对，顽固坚持参拜靖国神社，先后多达六次，导致中日两国首脑互访中断，甚至2005年中日首脑在APEC会议和东亚峰会上的例行会晤也未能如期进行，“小泉参拜”成为两国关系恶化的主因；日本的自由史观教科书问题、日军在华毒气弹毒气泄漏伤人事件、慰安妇及强制劳工的善后处理等历史问题，不断勾起中国民众的痛苦回忆；近年发生的日本游客珠海集体嫖娼事件、中国留学生福冈杀人事件、西安学生涉日游行、亚洲杯中国球迷反日风波、2005年春中国学生涉日游行等一系列偶发事件，使本来不顺的两国关系雪上加霜；中日围绕东海油田开发和海洋划界的争议，以及中国抵制日本“入常”，都加剧了双方的紧张局面。在如此严峻而错综复杂的背景下，两国国民之间的互信受到严重损害。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经60年，许多日本人认为日本应该甩掉历史的包袱，摘掉战败国的帽子，以一个普通国家的身份站在国际舞台上，并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一员。因此不满中国抓住历史问题不放，并阻止日本“入常”。而大多数中国人则认为，日本虽然在历史问题上向受害国表示过道歉，但总是闪烁其词不够真诚，特别是首相公然参拜合祀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更使人觉得日本的政治家言行不一，缺乏是非观念和人类道德标准，甚至是一种公然挑衅，与这种国家交往无法让人放心。

中国民众日本观的变化可从近年的舆论调查中窥之一斑。调查结果显示，1999年前后中国民众的日本观开始发生逆转，2000年起急转直下，对日本印象差的比例已占压倒性多数。同样，日本内阁府及多家媒体组织的同类调查结果表明，日本民众的中国观也显示了与中国类似的趋势变动。

从两国间发生纠纷频率的加快、纠纷领域的多元化、两国民众间互厌情绪的蔓延看，中日关系的现状堪忧，而这种“政冷”的实质是两国从政治家到民众的广泛层面出现了一场复交后从未有过的信任危机，这种危机若任其发展，是有可能从根本上颠覆两国友好合作基础的。

（2）“寒流”下的中日关系。“小泉参拜”刮起的“寒流”笼罩了2001年以来的中日政治关系，但却未能全面阻止中日间合作交流的步伐。实际上，在“政冷”的21世纪初年，两国政府间及民间的交往继续发展，甚至可以说达到了1972年复交以来从未有过的深度和广度，而这一层面的事实却往往被中日关系悲观论者有意或无意忽略。

这一期间尽管摩擦不断，两国政府领导人在若干重要场合始终强调中日友好合作的基本方针，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多次发表改善中日关系的讲话，小泉首相尽管坚持“参拜”，也多次申明中日友好、“中国不是威胁而是机遇”的立场。在中日首脑互访中断的五年期间，两国首脑仍通过东盟与中日韩峰会、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亚欧会议、亚非会议等形式保持接触和沟通。两国政府各部门之间的交流合作除了少数领域的例外，仍在正常进行。最近一年内，双方的交往依然频繁，2005年4月17日，日本外相町村信孝访华。5月7日，李肇星外长出席京都亚欧外长会议期间与町村外相会谈。5月17日至23日，吴仪副总理出席爱知世博会。同月，双方启动中日战略对话机制，迄今已举行五次对话。2006年2月，日本经产大臣二阶俊博访华，自民党干事长中川秀直率团访问中联部，启动“中日执政党交流机制”。3月25日，中日启动双边财长对话机制。3月31日，胡锦涛主席会见日本日中友好七团体负责人。5月23日，李肇星外长在出席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亚洲合作对话会议期间，与麻生外相会晤。

中日地方城市间的交流合作也在向纵深发展，中日友好城市数目增至315对，这在当今的国际社会中也是不多见的。文化、商业、旅游、留学等领域的交流合作日益扩大，2004年在日中国人48.7万人，在华日本人11.5万人，两国互访人数已由上世纪末的年百余万人增至目前的年450万人。

可见，现实的中日政治关系喜忧并存且充满变数，我们既不能低估消极因素急剧蔓延的趋势及其对两国关系基础的腐蚀作用，也不应过分地强调消极因素而低估来之不易的巨大合作成果，进而掉进“无为化”的陷阱。我们应该意识到两国关系正处在一个谨慎选择的十字路口，应该冷静、理性地分析制约两国关系的各种因素，本着对两国国民、本地区乃至国际社会负责的态度，从两国的最高战略利益出发，重新调整并构筑新型的中日关系。

（3）中日开启“希望之窗”。2006年10月8日，上任不到20天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突然访问中国，他同时成为上任后首次出国访问第一站便选择中国的日本战后第二位首相，这使人联想到1972年田中角荣首相决意访华并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那段历史。作为小泉首相的后任，安倍首相此举出人意料。

访华期间，中国国家领导人胡锦涛主席、吴邦国委员长、温家宝总理分别会见安倍，并在认真、坦率、友好的气氛中举行会谈，据闻几次会谈均超过了预定时间。当日，中日发表了联合新闻公报。^[1]

这份联合新闻公报的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确认了两国邦交正常化以来交流不断拓展及相互依存进一步加深的事实，确认了共同推进中日关系健康稳定持续发展的方向。第二，提出了通过政治和经济两个车轮的强力运转把中日关系推向更高层次的思路和途径。第三，明确了中日两国构筑基于共同战略利益的互惠关系，实现两国和平共处、世代友好、互相合作、共同发展的崇高目标。第四，双方再次确认中日首脑互访及在各种国际会议场合会晤机制。第五，双方相互给予对方的和平发展道路及其所取得的成就以积极评价。第六，双方确认通过对话协商办法解决东海争议问题。第七，双方同意采取具体措施，推进在政治、经济、安全、社会、文化等领域各种层次的交流与合作。

这是一份方针明确、内容具体的新闻公报，与以往的中日关系文件相比不乏新意。例如，公报中首次出现了“政治和经济两个车轮强力运转”推进中日关系的表述，表明了两国政府反对“政经分离”而坚持“政经合一”、全方位推进友好合作关系的坚定立场；公报中使用了“构筑基于共同战略利益的互惠关系”概念，从而把两国关系的定位向上提高了一个层次。公报中对中日两国“和平发展”的相互积极评价亦属首次，对于缓解时下尚有一定市场和听众的“中国威胁论”抑或“日本威胁论”具有一定的作用。首脑会晤、东海问题、各领域交流合作的具体措施等被明文写入政府公报亦属罕见之举，反映出这份公报强调务实的又一突出特点。可以说，这是一份继《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和《中日联合宣言》等三个规定中日关系政治文件后的第四个重要文件。

这份联合新闻公报的发表，表明安倍首相的访华取得了成功。中外专家或媒体高度评价这次访华是一次“破冰之旅”^[2]、中日“和解之旅”^[3]，中日合作开启了新的改善关系的“希望之窗”③。

但是，俗话说“千里冰冻非一日之寒”。安倍访华虽然是修补中日关系的一次重大行动并取得良好效果，但中日间长期积累的问题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需要双方付出更大的耐心、勇气和智慧去逐步解决和化解，对此应该有长期的思想准备。重要的是，此次中日首脑会见的实现，铲除了影响两国关系的最大政治障碍，创造了有利的环境，所谓“坚冰已经打破，道路已经开通”。

（二）区域合作：成效初显，前景广阔

随着全球化的进展，区域合作、一体化也在加速进行，并构成了走向全球化的实际内容和基础，以往的那种区域一体化会妨碍全球化的观点已显得苍白无力。区域合作的加强，意味着区域内的国家关系已不是单纯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区域内的问题往往不是国与国之间的问题，因此在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时，还必须兼顾地区利益，与区域内的相关各国协调进行。同样，今天的中日关系已不单纯是中日两国间的关系，而是东亚中的中日关系，两国间有关问题的处理将涉及区域内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利益，而区域内其他国家或地区间的问题也势必对中日两国产生影响。这一认识是随着近十年来东亚区域合作的实践逐步加深的。

（1）区域合作机制的形成。1997年夏，以泰铢暴跌为导火索，东亚卷入一场金融危机。除泰国外，印尼和韩国也遭受沉重打击。其影响迅速波及整个地区的经济、政治与社会。

金融危机爆发后的1997年12月，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了东盟成立30周年纪念庆典，中日韩领导人应邀出席东盟9国非正式会议，就稳定货币、亚欧对话、强化区域经济合作等问题交换了意见。东亚各国首脑齐聚一堂，这在东亚历史上尚属首次。

翌年12月，第二次东盟和中日韩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越南举行，会议的主要议题是通过加强区域合作摆脱金融危机。中日两国拿出的具体支援方案是，日本承诺提前实施借款总额相当于300亿美元的“新宫泽构想”，中国则表示尽管危机发生后中国的出口压力增大，但人民币不会贬值。此次会议后，东亚领导人会晤形成定制，成为区内各国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协商、合作的平台。

第一次东盟和中日韩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以来，地区合作机制逐步建立，其主要内容可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是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通过该地区各国首脑的会晤，就地区合作的基本方针、方法等进行协商。从1997年到2005年，会议由东盟成员国轮流每年举办一次，现已举行了九届。

其二是三个10+1，即在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召开期间，东盟各国首脑分别与中、日、韩首脑举行会谈。另外，2003年12月，在东京还召开了日本与东盟特别首脑会议。

其三是中日韩首脑会议。1999年第三次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召开之际，在日本首相小渊惠三的提议下，中日韩三国首脑举行了首次非正式早餐会，开辟了三国交流意见、讨论合作的重要渠道。

其四是部长会议。这是按照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决定的方针，落实区域合作的各项部署而举行的部长、副部长、局长级高官会议，协商的内容包括外交、安全、财政、经济、农林水产、旅游、劳动、环境、卫生、信息等各个领域，从而在实务层面切实推进了区域合作。

其五是相关组织及其活动。相对于政府间的合作，“第二轨道”的非政府组织活动亦引人注目。在韩国总统金大中提议下创立的东亚展望小组（East Asian Vision Group EAVG）、东亚研究小组（East Asian Study Group EASG）、东亚论坛（East Asia Forum EAF）、东亚思想库网络（Network of East Asia Think Tanks NEAT）、东亚综合人力资源开发项目（Comprehensive Human Resources Development Program for East Asia）等，研究活动活跃。其区域合作研讨会及相关报告为区域峰会的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2）区域合作的成效与中日两国的对应。第一次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召开以来历时九年，区域合作的急速进展超出了人们的预想。

在10+3框架下达成一致意见的多项协议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99年12月在菲律宾召开的第三次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通过的《东亚合作联合声明》。声明中划时代地囊括了区内贸易、投资、金融、社会开发、人才培养、科技开发、文化、开发合作、政治和安全等各个方面的合作内容。按照声明中达成的共识，部长会议成为惯例，各领域的地区合作得到切实推进。清迈协议的签署，不仅在地区金融合作方面达成一致意见，并且首次建立了整个地区的相互支援体制，意义深远。

第二轨道的非政府组织活动令人瞩目。东亚展望小组（EAVG）于2001年第五次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上提交了题为《走向东亚共同体：一个和平、繁荣和进步的地区》的研究报告并被会议采纳。报告中提出57项建议（主要的建议有22项），并首次提出构筑“东亚共同体”的区域合作长期目标。东亚研究小组（EASG）则于2002年向东亚领导人会议提出了包括17个短期目标和9个中长期目标的区域合作研究报告，并被会议所采纳。

迄今为止，区域合作所取得的成果是令人鼓舞的。截至2000年，全世界建立了各类自由贸易区100余个，唯独中日韩三国没有加入任何区域合作协定。但是其后东亚区内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加速，短短几年，区内已签署了数个自由贸易协定，更多的区内双边或多边自由贸易区谈判正在进行中。与此同时，区内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加速，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度迅速提高。22年间，区内贸易额增长11倍，区内贸易比率从1980年的出口33.9%、进口34.8%，扩大为2003年的出口50.5%、进口59.7%，即便与EU的61.4%、63.5%和NAFTA的55.4%、39.9%相比，这也是很高的比例。^[4]同期，区内投资增长了26倍。^[5]这些都如实地反映了区域合作蒸蒸日上的景象。

与东亚地区合作的步调相一致，中日韩三国与东盟的双边合作也在切实推进。在第五次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中国与东盟达成建立自由贸易区（FTA）协议，计划10年内与原东盟六国、15年内与东盟的其他四国实现自由贸易。此后2004年1月1日，中国提前实施“早期收获”计划，于2005年7月20日对东盟的进口货物单方下调关税。此外，中国还先后与东盟签署了《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中国—东盟关于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联合宣言》《南海各方行为宣言》《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农业合作谅解备忘录》《大湄公河次区域便利货物及人员跨境运输协定》《政府间电力贸易协定》。此外，中国还正式加入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

2002年，日本与新加坡缔结自由贸易协定，其后又与东盟签署了《全面经济伙伴关系框架协议》。2003年12月，日本在东京主办了日本和东盟特别首脑会议，双方就经济、政治、安全方面的合作达成协议，会上发表了《东京宣言》和《行动计划》。目前，日本与韩国、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就缔结自由贸易协定仍在进行谈判，在东亚区域合作的大背景下，中日韩三方合作也取得了一定成果。2003年10月13日，根据中方提案，三国领导人发表了《中日韩推进三方合作联合宣言》。宣言制定了三国合作的框架、原则和发展方向，将贸易投资、信息通信、环保、防灾救灾、能源、金融、科技、旅游、渔业资源等九个领域列为优先合作领域，决定加强人员交流及文化、教育、人力资源开发、新闻媒体、公共卫生、体育等领域的合作，在打击恐怖主义、海盗、贩卖人口、传染病、海啸、毒品犯罪、国际犯罪等领域加强合作，在三国军事人员交流、合作解决朝鲜核问题上也取得共识。^[6]三国签署如此内容广泛的协议是前所未有的。2004年11月27日，三方委员会于老挝通过《中日韩合作进展报告》，高度评价了三国自发表《联合宣言》以来在各领域的合作。^[7]此外，三国自由贸易区构想也被提了出来。

（3）区域合作的新课题与中日两国的使命。2001年的第五次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采纳了东亚展望小组提交的《走向东亚共同体》研究报告，决定将报告中提出的“和平、繁荣、进步”理念作为建设共同体的基准，并在共同体的原则即开放性、透明性和包容性上取得一致看法。关于未来的东亚共同体基本框架，会议认为应参照欧盟的经验，最终建成一个包括经济共同体、政治安全共同体和社会文化共同体为主要内容的合作体制，从而描绘了一个前途光明的东亚共同体的未来。毋须讳言，围绕着能否构筑东亚共同体的问题，还存在着尖锐对立的看法。^[8]本文所要明确的观点是，把理想和现实完全对立起来的议论是缺乏建设性和前瞻性的，区域合作既需要有一个长期展望的崇高理想和目标，也时刻不能忘记要尊重客观实际，从眼前做起，从基础做起，以期积石成山，集腋成裘。

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角度来探讨东亚区域合作所面临的课题时，中日之间有着许多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共同话题。

贸易、投资、货币、劳动等经济领域的合作存在广阔的空间。现实中，东亚区域各国的贸易投资壁垒因国而异，若撤销这些壁垒，将会有力地推动贸易投资的发展。贸易投资的扩大与资源的有效利用密切相关，通过规模经济效应，必将促进经济发展，这一观点得到了有关自由贸易区计量分析结果的支持。^[9]在金融合作方面，清迈协议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今后道路虽然漫长，但合作的领域相当广阔，人民币、日元在稳定和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上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也不能否定将来实现区内货币一体化的可能性。劳动等领域的合作迄今还没有真正展开，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还受到严格限制，可以说未来这方面的合作潜力是巨大的，从现在起应该为这种合作创造必要的条件。此外，能源合作能否进行对于确保区域经济的安全是具有战略意义的。

政治安全领域的合作也许难度更大，但若在这个领域展开合作，各方均会受益。现实中，台湾问题是影响地区稳定的一个潜在性不安因素，朝鲜的核开发则是中日两国乃至区域各国最为关心的紧迫问题。迄今为止，中国在关于朝鲜核开发的六国会谈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10月8日朝鲜进行核试验后，中国发表了自朝鲜战争以来从未有过的措辞严厉的声明，谴责了朝鲜的做法，阐明了中国政府朝鲜半岛无核化的一贯主张。为了实现半岛无核化目标，中日两国在六国协议的框架下进一步加强合作势在必行。除此之外，在打击恐怖主义活动、跨国犯罪、海盗和毒品活动、应对自然灾害等领域，中日两国也有着广泛的合作空间，作为东亚最具实力和影响的两个大国，中日两国的合作程度如何，将直接影响区域政治关系的和谐及安全能否得到保障，对此应该有高度的责任感。

人员、文化的交流是区域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不同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乃至价值观的理解和包容，是区域合作的前提和基础。中日两国通过各种形式扩大文化、教育、艺术、体育等领域以及青少年的交流，对于改善和加强两国友好信赖关系具有战略意义，并将为地区合作做出表率。

在东亚区域合作问题上，区域领导权问题非常重要且颇为敏感。迄今为止，东盟在区域合作中发挥了领导作用，今后的一个时期，继续支持东盟发挥领导作用将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中日两国应该积极参与、策划和推进区域合作，并与领导权保持一定距离，这将有利于缓解区内其他国家的疑虑。但是，从长远看，本地区人口或GDP占绝对优势的中国和日本迟早要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某种领导作用，关键是从现在起必须努力创造让整个地区信任、放心的条件和氛围。

（三）未来战略：方针明确，理性务实

在考虑今后的中日关系时，能否从更高的宏观视野出发制定出新的长期战略至关紧要。所谓宏观视野，是把两国间关系置于区域关系乃至国际关系的大框架中考虑；所谓长期战略，是指双方能够顺应地区和世界的发展潮流，以前瞻性的、发展的观点调整本国的发展战略和对外政策目标。当前，对中日两国来说，前者需要进一步明确和完善既定的战略方针和目标，后者则面临着调整并制定新的发展战略的紧迫任务。

（1）作为战略选择前提的三个基本相互认知。在调整和制定新的发展战略及其相互间外交方针之际，中日两国有必要在三个基本层面上确认现状及其发展趋势。

第一，对正在变化的对象国的相互认知。一个必须面对、不容选择的事实是，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是“搬不走”的近邻，近邻关系搞好了胜似远亲，搞不好则会被搅得心神不宁。

中国是当今世界的人口大国、政治大国，并且正在以惊人的发展速度走向经济大国；日本是当今世界的经济大国，并且急欲走向政治大国。两国的这种发展趋势都具有一定客观依据，因此简单地把对方的发展视为威胁并设法加以阻拦并不足取；制造事端、恶化关系，只能两败俱伤。中日两国应该以平和的心态，掌握“强强”合作与竞争的艺术，实现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进而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贡献。

第二，对区域合作中两国作用的相互认知。如前所述，随着东亚地区政治、经济关系的日趋紧密，今后的中日关系已不单纯是中日两国间的关系，区域内国家或地区间的问题也势必直接或间接地触及到中日两国的利益。作为东亚最具实力和影响的两个大国，中日两国在处理双边关系问题时要兼顾周边利益乃至地区利益，而在中日单方处理与周边一国或地区的关系时，也应注意与另一方保持沟通协调，尽量避免中日两国在地区事务中形成摩擦、争夺和对立局面。在近年的APEC会议、东亚领导人会议、朝核问题六方会谈等主要活动中，中日合作初显成果，今后这种合作大有深化扩展的空间。在广泛的地区框架内思考中日两国未来的发展战略，进而构建新型的中日关系，对中日双方乃至整个地区的发展无疑都具有积极意义。

第三，对世界范围内两国地位的相互认知。冷战已告结束，但冷战思维尚未被彻底扔进历史垃圾堆。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在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下，开始了新的发展道路。几十年来不仅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政治体制、社会、文化、生活方式等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崛起的中国必将在今后的国际社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另一方面，经过战后60年的和平发展，日本成为世界上最具实力的发达国家之一，希望彻底摘掉战败国帽子而成为普通国家的心情变得更加急躁。但是，在极为复杂的国际关系中，两国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是如何赢得国际社会的信任，让世界相信中日两国是维护和平、发展和稳定的可靠力量。再就是两国在制定新的发展战略时，必须把如何处理与超级大国美国的关系放在一个特殊的位置考虑，只有构建一个平衡的中美、中日和日美关系，才能使中日两国新的发展战略具有现实可行性。

（2）中日两国新发展战略的定位及其本质。以上述思考为基础，中日两国在制定今后的发展战略时，还应该从自身的历史发展中总结经验教训，因为“历史是最好的老师”。

回顾漫长的古代史，东亚地区发挥领导作用的是拥有辉煌文明的中华帝国。以自我为中心的中国历代王朝统治者，是通过以“仁”和“礼”为核心的“王道”确立其地区最高权威的，从而缔造了使四邻臣服的“华夷秩序”。但是，鸦片战争后，在欧美列强和日本的侵略下，“华夷秩序”彻底崩溃。此后的百年间，中华民族为了维护国家独立而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抗争。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实行了社会主义制度，外交上推行“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路线，内政上“以阶级斗争为纲”，推行计划经济，结果导致社会经济发展严重滞后。

反观日本，并非一些人所说的“没有战略”。古代日本暂且不论，近代以来日本的发展战略可清晰地总结为：通过明治维新，制定了“脱亚入欧”的战略，从而成为亚洲唯一保持了国家独立完整并资本主义化的国家；昭和初期，日本发生战略转变，把“脱亚入欧”变成“脱欧主亚”，并为充当“东亚盟主”推行“霸道”政策，接连在东亚发动了一系列侵略战争，战争期间还在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招牌下主持召开了所谓的“大东亚会议”；日本战败后，其战略方针改为“脱亚入美”，结果在美国的特殊“关照”下，很快又成为发达国家的一员。近代以来非此即彼的战略选择表明，日本虽然是个推崇儒学的国家，但还没有真正领会“中庸之道”的价值，或者本来就不愿接受“中庸”的说教。

鉴于过去的历史，中国吸取了“失去的30年”的教训。邓小平复出后，大胆改变战略，提出了“改革开放”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于是，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此基础上，以胡锦涛为首的中国政府又加入了“和平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做“负责任的大国”“全方位外交”“与邻为善、与邻为伴”等新内容，使既定的发展战略内容更丰富，体系更完善。

再看日本，泡沫崩溃后尽管进行了十余年的改革和调整，却还看不到在国家发展战略上出现值得赞许的新变化，战后以来奉行的“脱亚入美”战略总体上说仍在继续。但这已是一种落后于时代发展的“陈腐战略”。日本应该是认真考虑采取“连美归亚”新战略的时候了。

所谓“连美归亚”，是指日本与美国继续保持盟友关系的同时，作为地区大国应与东亚各国改善关系，为本地区的和平与发展发挥积极重要作用。诚然，战后日本选择了“入美”的国策，从而尽享“搭便车”的利益并再次崛起，而今美国依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这是多数日本人倾向维持日美特殊关系的理由。但是，新战略中的“连美”不应是迄今为止的“对美一边倒”和“只要和美国保持良好关系就能解决一切问题”的含义，而应是一种平衡的战略。“归亚”也不应是以领导者或统治者姿态的复归，而是作为亚洲人、亚洲地区的一员，与区内各国平等相处。一言以蔽之，采取“连美归亚”战略，日本将会起到一种联系超级大国美国和东亚的桥梁作用，进而为对本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及安全做出特别贡献。若此，日本将赢得东亚各国的信赖，反之恐将成为亚洲的孤儿。

日本回归亚洲，有利于其本国和整个地区的发展，但对近代以来率先实现现代化而习惯了在东亚高人一头的日本人来说^[10]，有必要从根本上调整心态，否则就无法与周边各国携手并肩，共同发展。

还应指出，“王道”的“华夷秩序”也好，“霸道”的“东亚新秩序”也罢，在以自我为中心谋求地区支配权这一点上有相似之处。中日两国在构筑新的发展战略时，必须彻底摈弃这些陈腐的观念。抓住历史机遇，以地区一员的身份积极参与开放性的合作，共享合作的利益，让对方及周边各国安心，这才是中日两国新的战略定位的本质。

（3）新发展战略下中日合作的必要途径。当前，中日关系中存在的问题错综复杂，对这些问题，日本学者做了利益、权利和价值等三种性质的分类^[11]，但无论解决何类性质的问题，中日双方继续本着“求同存异”“面向未来”的态度是必不可少的前提。

对中日双方来说，今后在处理两国关系的有关问题时，应该从长远观点和战略高度出发，基于理性的判断而排除感情色彩，以务实的态度和不懈的耐心去处理各种棘手难题。

作为全面推进两国关系的必要途径，以下诸点应予重视并期待实施。

第一，拓宽政治对话渠道，强化政府间的沟通合作机制。与恢复邦交前的政治环境不同，两国不仅可以通过正常的外交途径交换意见，处理纠纷，而且可以通过首脑互访以及出席各种国际会议的机会实现首脑会谈。目前，政府部门间的合作机制正在逐步建立，一个多层次、交叉性的中日政府间交流合作网络有望形成，不断强化和完善这一机制，可以确保两国关系的健康、有序发展，取得更多实质性的合作成果。此外，为了应对中日间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两国应该协商制定一种突发事态下协调行动的程序和规则，以免事态发生后步调不一，以致过多地受到外界环境的干扰。

第二，扩大合作交流领域，以积极因素化减消极因素。近年中日两国摩擦增多的原因复杂，但交流扩大引起的摩擦增多也是客观原因之一，这是一种正常现象。中日间的交流与合作至少包含两个层次，一是两国的双边合作。目前经济合作与民间交流基本正常，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流下，两国经济、文化领域交流与合作不断加深，业已形成某种程度的相互依存关系，这种关系的发展将使传统意义上非此即彼的利益关系变得模糊，从而构成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的坚实基础。政治安全领域的合作关系急待修补和推进，安倍访华时发表的《中日联合新闻公报》已经明确了这一方针。以经济合作和民间交流促进政治关系的改善，以政治关系的改善促进经济文化合作与交流的深化，将使中日关系进入彼此互动的良性循环。二是中日两国在地区及国际事务中的合作，这种合作已经显得极为必要和紧迫。例如，在解决令地区乃至世界紧张的朝核问题上，中日合作尤为必要，在六国协商框架下，中日都应该发挥积极、建设性的作用，为地区的稳定做出贡献。自不待言，在反恐、反毒、反海盗、反跨国犯罪问题上，在解决贫困、保护环境等区域发展所面临的许多问题上，中日两国理应携手合作的领域还相当广泛。

第三，在处理中日摩擦的具体问题时，要按照规则办事，避免感情化。例如，在经济层面，可以预见双方的摩擦还会发生甚至增多，只要双方共同遵守世贸组织原则，就可以把问题限定在经济的范畴内解决。历史问题及日本首相的靖国神社参拜问题虽然与现实利益无关，但在中国看来却是个无法让步的原则问题。甲级战犯是远东国际法庭裁定的，不是中国强加的。承认国际审判是战后日本重返国际社会的前提条件，同样，承认历史上对中国的伤害也是中日两国恢复邦交的政治基础。因此，在今后的交往中，避免在历史问题上刺激对方是两国政府、政治家的重大责任。领土归属及东海划界问题也是原则问题，在处理方法上需要更高的政治智慧和耐心。对于两国民众过激的民族主义情绪及其某些过激行为，应该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加以疏导，不能听之任之，使事态失控或扩大化。

强化媒体管理，发挥主流媒体作用。信息化时代大众传媒的形式、手段和传播速度非同以往，多元化民主社会的发展则为大众传媒提供了更加广泛多彩的内容，要使具有双刃剑作用的媒体服务于中日关系的改善，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监管责任。事实上，这种做法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也照行不误，言论自由是相对的。为了构筑新型、良好的中日关系，主流媒体不应只考虑新闻的“卖点”，而应该本着客观、公正的原则和识大体、顾大局、面向未来的态度分析报道中日关系的各种事件。^[12]

注释

[1]以下根据新华社北京10月8日电。

[2]参见人民网2006年10月9日樊永明文“破冰之后仍需奋力”。

[3]法国《回声报》评论语。参见人民网日本版2006年10月8日文“中日领导人会晤开启改善关系的希望之窗”。

[4]东亚共同体评议会：《东亚共同体的现状、背景与日本的国家战略》，2005年8月。http://www.ceac.jp/j/pdf/policy_report.pdf.

[5]伊藤宪一：“东亚共同体的梦想与现实”。http://www.ceac.jp/j/。

[6]详见2003年10月13日“中日韩推进三方合作联合宣言”。

[7]详见2004年11月27日“中日韩合作进展报告”。http://www.chinaemb.or.kr/chn.xwxx/t176017.htm.

[8]关于东亚共同体的构建，可以看到推进论、慎重论和否定论等不同观点。积极的推进论观点暂且不论，慎重论者所列出的一般性理由首先是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该地区有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也有最贫穷的国家，国与国人均GDP的两极差距高达100倍左右。其次是本地区的文化差异很大，多种语言并存，世界各种宗教的信徒应有尽有。再次是从政治体制上看，本地区既有民主制国家，也有向民主制转型的国家，有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也有军人独裁政权。从上述客观情况看，的确与欧盟的形成条件大相迥异，构建共同体的条件远未成熟。基于上述理由，慎重论者强调在缺乏共同的区域价值观、主权让渡困难、民族主义高涨的现实条件下，应从推进区域经贸合作入手，优先考虑建立区域自由贸易区，进而逐次推进其他经济领域的合作。慎重论者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在构建东亚政治安全及社会文化共同体问题上态度悲观。

[9]根据南开大学教授薛敬孝课题组所进行的计量分析，在各种自由贸易区方案中，最适合于中国的依次为中日韩+东盟、中国+日本+韩国、中国+日本、中国+东盟、中国+韩国；对日本来说，经济效益最好的方案依次为中日韩+东盟、日本+东盟、日本+中国+韩国、日本+韩国、日本+中国；对韩国而言，经济效益最好的依次为中日韩+东盟、韩国+中国+日本、韩国+东盟、韩国+中国、韩国+日本。这里最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中日韩+东盟FTA对于中日韩三国而言，都是比区内其他安排总体经济效益更好的选择。该研究报告还指出，中日韩中的任何一方无论置身于本地区的任何一种FTA之外，都将会给本国经济带来负面影响。参见薛敬孝、张伯伟论文“东亚经贸合作的比较研究”（收于杨栋梁编《东亚经济合作的现状与课题》，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

[10]曾是外交官的谷口诚指出：“日本人仍是跻身精英的‘脱亚入欧’的精神构造。”原经济产业省官员津上俊哉曾说：日本“有蔑视落后的亚洲的倾向”。引自平川均论文“经济一体化与东亚共同体构想”，载于爱知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纪要》第126号，2005年10月。

[11]见毛里和子《日中关系——从战后走向新时代》，岩波新书，2006年，第207页。

[12]原文刊于加加美光行编《中国内外政治与相互依存》，日本评论社2008年。此处有删节。

四、中日关系现状与新时期战略选择

四、中日关系现状与新时期战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