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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产业金融
- 六、产业金融
- 📚 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全套 18 卷）

作者：吴廷璆等

六、产业金融

长期资金供给绝对不足，是约束日本战后复兴期和高速增长期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之一。如何从长期发展战略的高度出发，将有限的资源用于最能支撑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最具国际竞争力的领域，不能完全依靠市场的自动调节，而是需要市场监管者有所作为。日本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不仅在于拥有政治权力，而且在于手中掌握来自社会的巨额邮政储蓄存款，这笔存款的用途完全是由政府支配，其中相当部分又是在政府的计划下，按照商业贷款而非财政划拨的方式，支持特定产行业的发展。这一政府支持民间特定产业发展的产业金融，时称“财政投融资”。

（一）财投制度分析

“财政投融资”一词在我国有各种译法^[1]，在日本，财政投融资简称“财投”。远藤湘吉所下的定义是：“所谓财政投融资，简而言之，就是财政机构的资金及政府掌握下的资金按照一定计划所进行的出资和融资。”^[2]大内兵卫、内藤胜也认为，财政投融资就是“以财政上形成的资金进行的投资或融资活动”^[3]。由此可见，中文直接译成“财政投融资”是比较恰当的。

“财政投融资”作为日本财政中的一项特殊制度，正式起始于1953年，但若追溯其历史渊源，则可上溯到明治初期的官办事业，大正时代亦不乏其例，特别是在1937年全面侵华及发动太平洋战争期间，为了支撑不断扩大的对外侵略，“财投”的规模和领域均达到空前程度，这些都是构成战后“财投”制度化的历史原因。

日本战败后，面临着艰巨的经济重建任务，生产骤降、物资奇缺和通货膨胀成为战后初期的严重问题。这主要是资金短缺和原材料不足所致。当然，从根本上说，这是日本发动那场侵略战争及其战败的必然结果。

经过一年左右的徘徊和实践探索，日本政府于1946年底确定了优先恢复基础产业生产、突破生产危机的战略方针，这就是著名的“倾斜生产方式”。优先恢复基础产业生产的原则，是开发利用国内资源，重点是增加日本“能够处置的、唯一的基础性原料煤炭的生产”^[4]，以图与钢铁、发电、化肥、铁路运输等产业间形成一种互促互动的扩大再生产关系。

推行“倾斜生产方式”无疑需要大规模的资金投入，而在“国家财政、重要企业、国民家庭经济收支连年赤字”^[5]的现实情况下，只能由“贫穷”而又“强大”的政府扮演资金供给者的主要角色。其基本手段是：成立国家复兴金融公库（简称“复金”），集中向倾斜产业投资或贷款。由于“复金”的资金来源主要依赖日本银行的扩大信用（增发纸币），因而实际上是以虚拟的货币资本满足了倾斜生产的资金需求。自不待言，这种做法助长了通货膨胀，受害者是广大国民。“复金”的成立及其活动，揭开了日本战后财政投融资活动的序幕。

进入1949年，由于美国已把对日占领政策的重点转向经济复兴上来，对日经济限制急剧缓和。特别是同年推行道奇计划后，日本经济在“一举稳定”的基础上，开始发生统制经济向市场经济、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的体制性转变。^[6]在此过程中，“复金”的财投活动被勒令停止，新设的美国对日物资援助回头资金会计，部分地发挥了“财投”的功能，其融资的重要对象是电力、海运业。

朝鲜战争爆发后，日本经济受到强烈刺激，以现代化设备投资为重点的产业合理化运动蓬勃展开，经济赶超的进程开始加速。日本国内经过一番“国内开发主义”与“贸易主义”的论战，重新确定了“产业立国”“贸易立国”的战略方针。现实中面临的最大难题，仍然是民间资本积累水平过低。企业自有资本率在整个50年代大体徘徊在30%—35%左右，不仅远远低于战前的水平（约60%左右），也低于战后同期欧美国家的水准（1955年，美、英、联邦德国的企业自有资本率分别为66.7%、58.5%和47.6%）^[7]。显然，仅仅依靠民间企业自身的力量去进行现代化投资，赶超的进程会受到极大制约，这就要求日本政府有所作为。日本政府在促进资本积累方面的主要做法有以下两点：其一，通过租税特别措施，扩大企业内部积累；其二，通过各种措施，扩大企业的外部资金供给。财政投融资便是企业外部资金供给的重要渠道。

“财投”制度是通过一系列财政、金融制度的改革形成的。首先，继1949年底和1950年初颁布实施《外汇及外国贸易管理法》（简称《外汇法》和《关于外资的法律》（简称《外资法》），初步建立对外交易的法律体系后，有关国内的财政、金融法律陆续出台。例如，1950年12月颁布《日本输出银行法》，1951年颁布《资金运用部资金法》和《日本开发银行法》，1953年颁布《产业投资特别会计法》等。根据这些法律，原大藏省存款部改称资金运用部，其直接掌管的庞大邮政储蓄、福利养老保险年金、国民年金等可以通过借贷、购买债券等方式用作财投资金，其他财投资金则来源于简易保险年金、产业投资特别会计、公债及国外借款，由此构成了一套稳定的、多渠道的财政投融资资金供给体系。

其次，以这种资金供给体系为后盾，日本政府在50年代前期大幅度调整改造了财投机构，取消复兴金融公库和美援回头资金会计，同时设立日本开发银行、日本输出入银行及中小企业、农林渔业等金融公库，建立了一套相互关联而又各具重点的财政投融资运作执行体系。其中，在各种财投机构中，对民间产业和企业影响最大的，是专门向基干产业和输出产业提供投融资的开发银行和输出入银行。此外，各种国家金融公库的作用也不可忽视。

以民间的零散储蓄、外国援助、借款和部分税收等为来源，通过政府的专门金融机构实际运作的这种财政投融资制度，具有如下特征：其一，与纯粹的财政支出相区别，它是一种可回收的出资及有息贷款。其二，与一般意义上的商业银行贷款相区别，商业银行的运营是根据资本收益核算原则选择融资对象；“财投”虽然也重视对原资的保护，但毋宁说是把政策的需要摆在首位，为此不惜风险投资，比之于商业银行，明显具有低息、长期贷款的特点。例如，融资条件比较严厉的开发银行融资偿还期限长达10—15年，在特别情况下，年息只有6，5%，大大低于同期的商业银行年息9%—10%的水平。^[8]其三，这项由政府直接支配的庞大资金是由大藏省等主管部门的“计划性”安排使用的。与一般的国家财政预算不同，被称为“第二预算”的各年度财政投融资计划勿须通过国会的审议批准，而只是作为国会审议国家年度财政预算时的参考资料。

由此看来，财政投融资实为日本政府掌握的一种“资金诱导和间接统制”的有力武器，是实现经济赶超、“建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一大支柱”。^[9]这种“计划性”的“财投”，如实地反映了战后日本“混合经济体制”中计划的侧面。日本学者村上泰亮曾提出“切块式竞争”的观点，认为国家曾介入了国民经济的某些条块领域。这里涉及的财投，不外是国家得以介入这些领域的重要手段和方法。如果进一步展开论述，战后日本虽然尊重并继续奉行市场原理，但那已是一种“被组织的”、受某种计划调控的市场，而在揭示其组织的、计划性的侧面时，仅仅关注和研究那些人所共知的、“指示性”的“大经济计划”（如“经济自立五年计划”“新长期经济计划”“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等）还远远不够，为数更多且更具实质性的产业发展合理化计划，以及这里探讨的各年度财政投融资计划等“小计划”，似应作为研究的重点。从近年日本学界的动向看，有关研究正在走向深入。

（二）“财投”运营的特点

经济赶超期的财政投融资活动，客观上受经济发展内外环境、经济发展战略及现实经济体制等多组变量的制约和影响。对这些变量，这里只作间接论述，而拟正面进入财投自身活动的考察。

首先，关于财投的数量变动。据表6-11可知，1946至1965年20年间，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增长，国民总支出规模扩大了69倍，中央财政一般会计支出规模扩大32倍。中央财政一般会计支出在国民总支出的比率，由1946年度的24.3%降至1951年度的13.7%，其后逐年稳步下降。到1965年度，稳定在11%左右。这表明1949年推行道奇计划时确定的平衡财政原则基本得到贯彻，它是战后经济赶超期日本财政运营的基调。

表6-11 战后日本的财政支出与财政投融资（1946—1965）（单位：亿日元）

资料来源：武田隆夫、林健久、今井胜人编：《日本财政要览》，东京大学出版会，1977年，第50、95页统计表。大藏省编：《昭和财政史——从终战到媾和》第12卷，东洋经济新报社，1976年，第644页。本表中若干项比率为笔者设定并测算。

相比之下，同期的财政投融资活动波动性明显。总的趋势则是“财投”在中央政府年度综合开支中所占的比重逐年增大。如以各年度的一般财政支出为基准（指数为100），则财投对一般财政支出的比率是，40年代后半期为20左右，50年代为30以上，60年代前半期为40以上，1965年以后，“财投”与一般财政支出之比已上升并保持着50比100的规模。

很显然，战后20年间，一般财政支出规模的逐渐缩小与财政投融资规模的不断扩大，恰好构成一种逆动关系。仅此足以提醒人们，在考察日本的财政政策时，应把财投作为重点分析对象。

表6-12 财政投融资原资的构成（1946—1965）单位：亿日元

资料来源：远藤湘吉：《财政投融资》，岩波书店，1974年，第86—87、118、133、159页。大藏省编：《昭和财政史——从终战到媾和》第12卷，东洋经济新报社，1976年，第677—680页。

其次，关于财投资金的构成即原资筹措。这个问题不仅与一国的经济稳定密切相关，仅从财政学的角度来看，其资金筹措的途径、手段和方法也具有重要的操作性借鉴意义。

由表可知，财投资金源于七条渠道，即一般会计拨款，美国对日物资援助回头资金会计，产业投资特别会计，资金运用部资金，简易保险资金，剩余农产品资金，公债与国外借款。其中，剩余农产品资金所占比重极小，日本只在两个年度中使用过，故分析时略而不计。

财投原资的筹措方式在经济赶超期经过多次变动，具体说来，经历了三个阶段和两次大的调整。

第一阶段自1946年8月复兴金融部开始贷款业务，到1949年3月“复金”停止贷款，历时两年余。此间财投原资依靠一般会计拨款和“复金”公债收入两条渠道。其中公债收入占原资总额的87%，问题是“复金”公债的68.8%是由日本银行购买的。由于日本银行并不具备认购如此巨额公债的资力，只能通过扩大信用、增发纸币，结果导致“复金通货膨胀”，延长了经济不稳定状态。

第二阶段始自推行道奇计划的1949年初，终于1954年度。这也是战后日本经济恢复与重建市场经济体制、经济走向正常化的重要时期。此间复兴金融公库解散，新设美援回头资金会计和产业投资特别会计。1953年，正式实施财政投融资制度。同期的财投原资主要来自美援回头资金、资金运用部资金和一般会计拨款。此外，国外借款从无到有，也成为财投资金的新来源。

第三阶段从1955年度到1965年度，此间财投原资结构的变化是，一般会计拨款停止，美援回头资金会计被取消，财投原资的筹措被定型为依靠资金运用部资金、简易保险资金、产业投资特别会计、国内外借款等四大支柱，这种原资筹措结构迄今仍无大变。

通观20年间财投原资的构成，大藏省资金运用部资金显然居于原资筹措主来源位置，其资金供给量占原资总额的60%左右，如将1952年起独立的简易保险资金也包括在内，其比率高达70%以上。资金运用部资金是以巨大的国家权力为背景筹集的，由于国家掌握着这项庞大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权，因而实际上也就将其自身置于一种特殊的超级国家银行的位置。可以说，这既是日本式财政运营的一大特色，也是一种创造，它成为日本政府得以通过财政金融政策干预国民经济的重要依据。

最后，关于财投的运营特点。这主要从财投的运营方针及财投对象入手进行考察。自不待言，其方针和对象前后曾发生过重要变化。

在1947至1948年的“倾斜生产方式”时期，经济政策的重点是优先恢复生产，方法是以煤炭等个别基础产业的增产来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财投作为实现上述政策目标的主要手段，承担了向煤炭、钢铁、电力、海运、化肥等基础产业倾斜地供给资金的任务。问题在于运营上忽视了对原资的保护和经营核算性，在“数量第一主义”的思想指导下，凡属政策上划定的倾斜产业及企业，一律予以资金供给上的优惠，因此实际上是一种不正常的运营状态。当然，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当时的特殊经济环境决定的。

1949至1954年，日本经济走向稳定，在产业合理化政策下，财投的运营方针发生显著变化。财投重点对象虽然仍是煤炭、钢铁、电力和造船等基干产业，但已重视对原资的保护和资金投放的效益性。在选择具体的融资对象时，已不仅看其是否属于重点产业，还要严格审查其经营状态和能力，挑选“最优秀的”企业了。^[10]

1955年后，随着经济复兴任务的完成，日本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时期，重化学工业化全面展开。由于前述的煤炭、钢铁等基干产业经过前期扶植已具备一定的国际竞争力，民间随着资本积累水平的提高也掀起设备投资的高潮，财投的运作方针及对象亦进入新的调整过程，这种调整反映了一种从“数量的补充”向“质的加强”的变化。这表现在：其一，财投领域由窄变宽。过去的财投主要集中于电力、造船、煤炭、钢铁等所谓四大产业，此后的十年间则转向多产业，形成多重点。机械、电子和石油化学等产业也被增加进来。其二，财投对象由以往的以大企业为主，变成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并重。统计数字表明，1946至1949年度，财投对大企业和小企业的资金供给为41:0，1955年度两者首次持平，为14:14，其后便一直保持这种大体平衡的比例。^[11]这也意味着该时期的财投已具有某种社会政策的意义。其三，间接性财投比重增加。财投的资金投向面对民间（含大企业、中小企业及改善国民生活设施资金）、国营及准国营事业、公共事业和地方公共团体等四大领域。1946年起的20年间，财投对民间的资金供给，除个别年度外，大体稳定在财投总额的50%左右。相比之下，对道路、港湾、水电供给等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融资却逐年增长，该项投融资在财投中所占的比率，1955年度以前为0，此后由1955年度的1%跃至1965年度的10%，11年间增长九个百分点，绝对额增加45倍。这表明，在经济赶超时期，尽管日本政府在社会基础建设投资方面仍嫌力度不够，但也并非无所作为。

（三）财投作用评价

资本主义经济是一种商品货币经济，货币通常可表示为一种资本存量并以货币资本的形式投入再生产过程；反过来说，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离不开货币资本即资金的持续性投入。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经济因其自身固有的种种矛盾，无法从根本上摆脱经济危机的困扰，而每次危机的爆发不仅对国民经济造成极大破坏，而且会引起社会的动荡不安，乃至引发战争和革命。这就是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发展与稳定两大基本问题。战后日本经济赶超期同样面临上述两大基本问题。这就是，在经济发展上，日本因长年战争拉大了与欧美先进国家本来就有的差距，必须奋起直追，同时又因资本积累不足，面临着资金长期短缺的困扰；在经济稳定上，日本必须吸取战前的历史教训，努力延缓或减轻危机的破坏程度。

财投从资金供给方面对产业发展的支持，反映在对基干产业的重点扶持、对弱小产业的救助、对夕阳产业的转移以及对道路、港湾等公共基础设施的整备等诸多方面。在经济赶超期，财投对基干产业发展的贡献尤其值得一提。

所谓基干产业，一般指对整个国民经济影响最大的基础产业和出口创汇的支柱产业。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日本工业技术装备水平整体上落后于欧美先进国家10至15年，煤炭、钢铁、电力、造船等四大产业均属于资本收益率最低的产业。且不说其现代化设备投资所需的巨大规模是民间无法承受的，仅从投资的效益原则考虑，其投资风险也足令投资者望而却步。从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出发，甘冒风险，率先向这些产业大规模投资的正是政府的财政投融资。在1947至1948年推行“倾斜生产方式”时期，财投资金在上述四大产业设备资金贷款总额中所占的比率，分别高达98.1%、73.4%、92.9%和84%。^[12]到50年代前半期，财投资金更集中地投向电力和海运业，煤炭、钢铁业则退居第二、四位。对此，日本学者指出，当时政府资金重点投向了资金需求量大、资本收益低的战略部门，并且，这种资金供给量的变动与资本收益率的变动之间呈现了一种逆向关系，即资本收益率越低，获得的财投资金越多；反之则越少。^[13]

如此大力度的财投资金操作及其他相关政策的推行，使基干产业在较短期间内大为改观。50年代前期财投资金依赖率高达50%的“计划造船”的实施，使日本造船业迅速完成现代化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于1956年创造船舶下水量和出口量的两个世界第一，其后便长期独占世界鳌头。与此同时，钢铁等基础部门也于1955年前后“完成修复并实现现代化”，“战时经济的落后性初步改变了面貌”。^[14]

由此看来，如果说战后日本经济的恢复、复兴与高速增长是通过基干产业的复兴与发展启动的，那就可以说财政投融资是使基干产业得以率先复兴、发展的重要启动力。

财投的作用不仅在于其本身的直接性资金供给，还在于它同时具有一种“诱导功能”。据《经济白皮书》披露的情况，“50年代中期向基干产业贷款时，已普遍实行协调融资方式，出现了城市银行追随政府开发银行向特定企业贷款的情况，两者所提供的融资大体保持1:1的比例”^[15]。进入60年代后，随着“间接行政”向“诱导行政”的转变，财投进一步改变了其“量的直接补充”方式，将重点放在“质的提高”方面，其“诱导功能”的作用更显突出。

财投之所以具有这种“诱导功能”，除了政府及金融管理当局的指导外，重要原因是其本身能准确地向民间展示政府的产业扶持重点，而政府支持的事业可给人一种安全感，这种心理效果在具有浓厚“官强民弱”观念的日本尤其不可忽视，即使从经营的角度考虑，经过通产省和开发银行的双重审查而获得财投资金的企业，对商业银行也是具有魅力的，因为它意味着政府方面已代行完成了极为烦琐的融资调审，至少也可节约若干必不可少的费用。有些企业之所以“自豪地在本公司文件袋上印着‘日本开发银行客户’字样”^[16]，无非是借以宣示本身的实力和可信度，期待获得更多民间贷款的广告效果。这个事例也是财投诱导作用的有力佐证。

此外，在实行协调融资的过程中，日本银行的作用也不可忽视。日本银行作为最高金融监督管理机关，经常居间斡旋，促使商业银行追随政府的财投共同行动。最近的研究表明，甚至在川崎制铁千叶工厂的建设过程中，日本银行的态度也并非以往所说的那样消极，因为日本银行不仅支持开发银行向该公司融资，而且在其斡旋下，促成了以第一劝业银行为首的协调融资团。^[17]

下面再考察一下财投与实现经济平衡、稳定之间的关系。

赶超期的日本经济总体上说是一种短缺经济，资金不足（特别是外汇不足）与过剩投资之间构成一种矛盾，经济发展因这一矛盾的制约呈现走走停停的局面。在1949至1964年的15年间，日本经济主要经历了四次大的循环周期。^[18]这些循环周期的形成，除了经济发展自身规律的基本因素外，一定程度上与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有关，其中，财投是政府实现其宏观政策目标的主要手段之一。

在50年代的朝鲜战争时期，日本经济受“特需”刺激而出现繁荣局面，甚至在朝鲜战争结束、欧美进入调整阶段而转向萧条的1953年，日本仍通过积极的财政金融政策而将“繁荣”局面延至年底。但是，同年10月，由于国际收支状况急剧恶化，日本政府终于决定“后退一步，打好基础”，实行经济紧缩，当时的主要措施便是实行高利息政策和压缩财投规模。在1954年度的财政决算中，一般财政支出大体维持了与上年度相当的规模，财政投融资却比上年度减少516亿日元，降幅15.3%，从而有力地煞住了进口过猛、投资过大之风，仅一年时间，便改善了国际收支状况，迎来了“战后经济最好”的“数量景气”之年。这次调整，又被称为“人为把握景气变动”^[19]的最初的成功尝试。

在1955至1957年6月的数量、神武景气时期，财投显示了逐年增长之势，而当1957年夏政府决定延缓实施财投计划16%，翌年的财投计划再降低财投增长率（与上年度比，财投增长率由21.4%降至7.2%）时，日本经济遂转向萧条。

同样，在岩户、奥林匹克景气的始点上，财投曲线上扬，在两次景气从高峰转向低谷的前后，财投曲线恰好呈下降趋势。

上述四次经济循环周期中财投与景气变动间所展现的惊人一致性绝非偶然，它如实地反映了财投对加速经济发展与促进经济稳定的两面作用。日本学者在评述这一时期的日本经济时，往往用“库存循环”或“库存调整”来强调经济循环的特点，有些学者甚至指出：“与其说财政金融操作是根据景气变动变化的，毋宁说景气变动正是通过财政金融操作的变化而推进或延缓经济增长的结果。”^[20]在研究传统的危机理论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循环的特征时，这种观点是值得寻味的。

不过，随着经济赶超任务的基本完成，影响经济的内外条件发生变化，1965年以后，日本经济进入“结构转型期”。经济基础的变化，相当程度地影响制约了财投的操作方式及其实施效果。这种情况从伊奘诺景气及其后的景气变动与财投的变动曲线间展示的非一致性中，也可窥知一斑。

最后还应指出，尽管经济赶超期的财投曾发挥过如此重要的作用，并不能否认其本身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作为一种政府行为，财投运作中既出现过对煤炭等“费用递增”产业过度保护的失当^[21]，也曾为权钱交易提供过温床，1954年的造船业行贿受贿丑闻即是一例。因此，围绕缩小财投规模、排除“官主导”的议论始终未断。这些都是有待深入研讨的问题。^[22]

注释

[1]如金明善：《现代日本经济问题》（辽宁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中采用了“财政投资性贷款”的表述方法。此外，还可见到诸如“财政贷款”之类的泽法。

[2]远藤湘吉：《财政投融资》，岩波书店，1974年，第2页。

[3]大内兵卫、内藤胜编：《日本财政图说》，岩波书店，1965年，第116页。

[4]参见正村公宏《图说战后史》，筑摩书房，1989年，第87页。

[5]经济企划厅调查局编：《资料·经济白皮书25年》，日本经济新闻社，1972年，第20页。

[6]参见拙著《日本战后复兴期经济政策研究——兼论经济体制改革》，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5、114—117页。

[7]冈崎哲二、奥野正宽编：《现代日本经济体系的源流》，日本经济新闻社，1994年，第51页。武田隆夫、林健久编：《现代日本经济的财政金融》第1卷，东京大学出版会，1982年，第50、55页。

[8]竹原宪雄：《战后日本的财政投融资》，文真堂，1988年，第184页。

[9]远藤湘吉：《财政投融资》，岩波书店，1974年，第175、179页。

[10]经济企划厅编：《战后经济史》（经济政策编），大藏省印刷局，1960年，第175页。

[11]远藤湘古：《财政投融资》，岩波书店，1974年，第119、136、161页。

[12]通商产业省编：《产业合理化白皮书》，日刊工业新闻社，1957年，第53页。

[13]安藤良雄编：《日本经济政策史论》下，东京大学出版会，1976年，第349页。

[14]通商产业省编：《产业合理化白皮书》，日刊工业新闻社，1957年，第68页。

[15]经济企划厅：《经济白皮书》（1954年度），至诚堂，1954年，第14页。

[16]桥本寿朗：《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日本政府、行业团体和企业》，见日本《社会科学研究》第45卷第1号，1994年。

[17]参见冈崎哲二《战后经济复兴期的政府与企业间关系》（论文手稿，1994年）。

[18]笔者将1949—1954年的日本经济视为—个循环周期。详见拙文《从战后复兴到高速增长的道路——1953、1954年经济调整的再探讨》，爱知大学《经济论集》，1990年。

[19]远藤湘古：《财政投融资》，岩波书店，1974年，第122页。

[20]武田隆夫、林健久编：《现代日本的财政金融》第1卷，东京大学出版会，1982年，第9页。

[21]参见小宫隆太郎等编《日本的产业改策》，东京大学出版会，1991年，第38页。

[22]原文刊于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编：《日本的金融体制及其变革》，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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