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 鹿飞 
作者：吴廷璆 等
选自《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
三、产业革命的进程和特点
三、产业革命的进程和特点
关于日本产业革命的始点和终点，日本学界一直存在分歧，争论的主要焦点是以何为标准确定产业革命是否完成。以大内力为首的一派认为，只要以棉纺织机器工业为代表的生活资料生产确立了统治地位，就意味着产业革命的完成，学界称此为“棉纺织工业说”；而以山田盛太郎为首的另一派则认为，产业革命的完成应该以机器生产在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两大领域均取得统治地位为标志，即所谓的“两部类说”。本书认为，日本产业革命的起点是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因为当时不但初步建立了适应近代社会经济发展的财政金融体系和公司制度，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制度环境和社会环境，而且掀起了一场兴办近代企业的高潮，以蒸汽动力机械的采用为标志，机械纺织和铁路建设等新型生产技术和生产方式被急剧地移植进来并迅速扩散，表明产业革命的时代已经到来。日本产业革命基本完成的时间下限是在1910年前后，之所以使用“基本”这一限定性用语，是因为产业革命本身是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其内涵相当丰富。从技术发展的角度看，传统的观点认为，蒸汽动力（与此相对应的是轻工业，典型例证是英国）在生产领域的广泛应用标志着产业革命的完成。然而，这种意义上的革命也是一种相对的概念，因为革命还在“继续”，其后又发生了电力革命、电子革命、原子能革命和信息革命。探讨日本的产业革命时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是，当其产业革命启动时，以电力为先导的重工业革命已经开始在英、法等先进国家兴起，这就使日本的产业革命出现了蒸汽革命刚刚展开便又开始了电力革命的现象，两者在相当程度上是交叉和并行推进的，这也是许多后起国家开展近代化所共有的一般性特点。
从日本的情况看，产业革命一旦启动，其发展的速度是相当快的。也就是说，日本在1886至1910年的25年时间里，走完了原生型产业革命发生国大约用一个世纪的路程。这是因为后发国虽然起步很晚，但却具有“后发优势”，可以直接学习、移植和效仿世界上最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方式，从而实现跳跃性的发展。
（一）产业革命的进程
日本的产业革命经历了三次大的循环周期，并先后发生了三次经济危机。
第一次产业发展高潮是从1886年开始的，纺织工业和铁路建设牵动了这次高潮的到来。在1886至1890年的五年间，由于民营纺织企业纷纷建立，全国纺织设备的纱锭数由5.9万只增加到27.8万只，棉纱产量由1.6万包猛增到10.5万包。[1]与纺织业相比，兴建铁路热潮来势更猛。纺织企业投资规模最大的不过几十万日元，而同期新建的多家私立铁路公司初始资本规模就相当大，往往是以千万日元为单位，以致政府铁道局局长井上胜不无忧虑地发出了“近来流行铁道病”的感叹。1890年，日本爆发了步入近代社会以来的首次经济危机。这场危机是因纺织工业的大发展导致生产能力过剩引起的，危机的主要表现是企业产品价格下降，产品积压，进而不得不采取减少开工的措施。
第二次产业发展高潮发生在中日甲午战争及战争结束之后，兴办企业、扩大投资的热潮超过以往，这与日本战胜中国获得2.3亿两白银赔款的刺激直接相关。有关资料表明，在1895年7至12月的半年左右时间里，钟渊纺织的股票上涨24%，日本邮船股票则上涨30%，一时间“股票成金”。1895年，日本全国新建企业316家，注册资本3.36亿日元，增资企业84家，增资额0.47亿日元。1896年新建企业1199家，注册资本8.04亿日元，增资企业169家，增资额0.98亿日元。银行业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由1894年的700家银行、0.37亿日元资本金，增加到1897年的1223家银行、1.48亿日元资本金。[2]这种繁荣局面在1897年后一度降温，但随后再次反弹并维持到19世纪末。1900年，日本发生第二次经济危机，棉纺工业和煤炭业首当其冲，随后波及到铁路、商业和金融业，制丝业也未能幸免；同年发生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导致整个国际市场萧条，因此以出口为主的日本丝业生产损失惨重。与上一次危机相比较，这次危机持续的时间较长，直到日俄战争爆发前都未能摆脱相对萧条的局面。这次危机还表明，在世纪转换的20世纪初，日本经济已经作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一部分运转了。
1904年爆发的日俄战争再度刺激了经济的膨胀，并在1906至1907年出现了第三次产业发展高潮。这次景气的特点是，除了铁路、纺织业、海运业外，发送电、化肥、造纸、水泥、面粉、制糖、啤酒等产业的发展非常显著。1907年下半年，由于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日本迅即被卷入而陷入经济危机。这次危机除了对海运、造船、水泥、煤炭及电力等少数生产部门影响较轻外，对轻工业等几乎所有生产部门的打击都很沉重，因此被称为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全面的”经济危机。[3]石井宽治则进一步指出，这次危机“不仅是日本资本主义确立的指标，也是其向早熟的帝国主义转化的指标”[4]。
（二）产业革命的数量分析
在1886至1910年的产业革命时期，日本经济取得了长足发展。首先，看一下该时期宏观经济的表现。据表2-2可知，25年间，国民总生产由8.06亿日元增长到39.25亿日元，增加4.9倍。人均产值由21日元[5]增长到79日元（当时的日元与美元比价大致为1:1），增长3.8倍。对外贸易的增长速度更快，进口增长13倍，出口增长14倍，25个年度中，13年入超，12年出超，出入超相平的结果是累计入超0.56亿日元，说明产业革命时期日本的对外贸易基本上保持进出口平衡的状态。
表2-2 日本产业革命时期主要经济指标的变化（单位：亿日元）
资料来源：安藤良雄编：《日本近代经济史要览》，东京大学出版会，1981年，第2—4页。
其次，看一下产业革命时期各产业的发展情况。据表2-3可知，在产业革命起点的1885年，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主要地位，产值占45.2%，其次是商业，占37.7%，说明当时的商品经济及商业的发展已经处于较高的水平。25年后的明显变化是，农业产值的比重变成32.5%，降低近13个百分点，工业产值增长了8.6倍，其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则由11.5%增加到21.5%，增加10个百分点，非农林水产业的产值已经达到67.5%，表明1910年前后的日本已经初步成为工业化国家。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这一时期农业的产值也增长了三倍多，特别是在1890年之前，其增长速度甚至比其他产业还要快，但是其后便一路下跌，其原因不外两点。其一，近代工业等各产业的发展速度更快，这是产业革命的必然结果；其二，明治初期的地税改革确曾一度起到了解放生产力的效果，因此带来了十年左右的农村经济快速发展期，但其后由于寄生地主制的发展，农村经济到日俄战争前后明显放慢了发展速度。
表2-3 日本产业革命时期各产业产值及比重的变化（单位：亿日元）
资料来源：安藤良雄编：《日本近代经济史要览》，东京大学出版会，1981年，第8页。
（）内数字为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
再次，看一下交通运输业的发展。铁路是国民经济的动脉，也是近代社会兴起的最主要的交通手段。日本的第一条铁路是1872年建成的东京新桥至横滨的铁路，全长29公里。进入产业革命时期，铁路建设热潮经久不衰，成为国民经济中发展速度最快的部门之一。据表2-4可知，到1910年，铁路线路总长已经超过8000公里，从当时的国力考虑，这种发展速度惊人。1905年时民营铁路总长是国有铁路的两倍。日俄战争后，日本政府从军事上的意义考虑，强制实行铁路国有化政策，结果1907年国有铁路与民营铁路一下子变成7153公里比717公里。
表2-4 日本产业革命时期铁路建设的发展（单位：公里）
资料来源：三和良一：《概说日本经济史（近现代）》，东京大学出版会，2002年，第73页。
船舶制造是该时期堪与铁路发展媲美的新兴产业。明治政府认为，海洋国家日本无论从“富国”还是从“强兵”的角度考虑，都必须加快海运业的发展，因此在建造蒸汽船舶上下了很大力气。据表2-5可知，1885年日本全国的造船量只有1500吨，船舶需求主要依赖进口，但是到日俄战争前夕，国内造船量已经与国外进口量持平。到1910年，全国拥有船舶的总吨位已经达到122万吨，25年间整整增长了20倍。
表2-5 日本产业革命时期蒸汽船舶的增长（单位：万吨）
资料来源：三和良一：《概说日本经济史（近现代）》，东京大学出版会，2002年，第71页。
最后看一下主要工业品及出口商品的生产情况。据表2-6，25年间，煤炭增加12倍，铜增加49倍，生铁增加94倍，粗钢增加252倍，棉线增加41倍，生丝增加36倍。如此的发展速度，一方面说明这些产品的生产在起步时生产力水平相当低，因此一经引进先进技术，便带来了产值的倍数增长。另一方面则说明，产业革命时期日本在基础性工业品和出口商品的发展上下了大力气，成效显著。
表2-6 日本产业革命时期主要工业品的发展（单位：万吨）
资料来源：安藤良雄编：《日本近代经济史要览》，东京大学出版会，1981年，第13页。
（三）日本产业革命的特点
关于日本产业革命的特点，中外学者已经有很多论述。我国学者万峰指出，日本的产业革命属于东方后进国的类型，具有四个突出的特征：即在“外压”条件下实行的革命；通过移植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产业和经济制度而不是以原有的资本主义萌芽和一定成熟的工厂手工业为基础开展起来的；军事工业在产业革命中起主导作用；领导产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力量是士族和受过封建武士道德观教育的所谓民间优秀人才。[6]这一分析对于把握日本产业革命的特点很有参考价值。
从更加广阔的视野审视后发国日本的产业革命，作者认为其具有以下六个主要特点。
第一，它是一种国家主导型的产业革命。
国家主导型的概念是相对于民间主导型的意义上使用的。以英法为代表的欧洲产业革命，是近代科学技术和资本原始积累发育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是按照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自然推进的过程，革命的主要推动力量是私人资本。日本的产业革命则不然，且不说其资本主义经济的发育远未达到可以发生“革命”的程度，即使其“革命”前所必要的原始积累也是在国家权力的强制性作用下自上而下急剧进行的。
日本的国家主导型产业革命可以通过以下史实来说明。首先是国家主导下产业革命制度环境的创造，即在破除阻碍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各种封建制度的同时，引进和建立了适应近代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从而为私人资本的成长和产业革命的展开创造了必要的制度条件；其次是国家在引进和采用近代工业生产技术方面所发挥的主导作用，近代意义上的工业生产最初是在官办企业（包括明治维新前的幕藩工业）而不是在民间进行的，国家率先充当了近代工业的“产妇”，起到了对民间的“示范”效果，进入产业革命时期以后，国家资本也不是在减退，而是大举扩张，既包括由军工厂、制铁所、铁路、电信电话等国营企业所构成的“产业资本形式的国家资本”，也包括由日本银行、特殊银行和大藏省存款部等构成的“贷款资本形式的国家资本”[7]；再次是国家主导下的资本创造，它是以国家权力为背景，通过地税改革获得原始资本，再通过赎买政策将国家资本转移支付给原来的统治阶级士族以及特权商人，同时给与其他各种便利和特权，甚至将国有资产直接下放给他们经营，竭力扮演了私人资本的“助产婆”和“保姆”角色，从而改变了一部分人的阶级属性，人为地栽培了一个承担产业革命任务的资产阶级。
第二，它是一种径直移植型的产业革命。
当欧洲先进国家已经掀起产业革命高潮之时，日本的原始积累还在缓慢进行，生产力的发展差距悬殊。但是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迈开了急剧追赶的步伐，这种追赶不是那种沿袭英法产业进步顺序的线型垂直式追赶，而是一种齐头并进式的水平移植，因此具有起点高、规模大、速度快的若干特征。
从产业技术的移植和引进看，日本的做法是瞄准最先进的技术。以纺织机械为例，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英国最初就是靠纺织业起家的，其纺织技术的进步从1767年发明“珍妮”纺纱机开始，历经水车式纺纱机、“缪尔”走锭精纺机、“斯洛司尔”翼锭精纺机阶段，到日本发生明治维新时，英国普遍使用的是更先进的“缪尔”自动走锭精纺机。因此日本在产业革命的80年代，主要是引进英国的这种纺织机。但是，当时美国又发明了效率更高的环锭精纺机，于是日本又把目光转向美国，急速进行技术更新。1887年英式自动走锭精纺机在全国纺织机械中还占87%，而到1890年就已被美式环锭精纺机所超过。同年后者比例达到65%，到1898年更升至94%。[8]也就是说，在采用这项最新纺织技术方面，即使与英国相比，日本的差距已不明显。
欧洲的产业革命是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沿着由轻工业领域向重工业领域扩展的方向展开的，呈现了梯次推进的特点。日本的产业革命则没有、当然也没有必要沿着相同的途径进行，而是采取了一并拿来主义的做法。当时电灯、电话、电机、电讯、发送电等以电力革命为基础的生产技术在世界上问世的时间还不长，但它一开始就成了日本产业革命时期的主要内容。例如，1882年美国发明了电灯，并安装在华尔街上，同年美国还开始了水利发电。日本则在四年后的1886年由东京电灯公司生产出电灯并安装使用，十年后的1892年建立了京都蹴上水利发电所。[9]近代兵器和船舶制造技术的移植情况也大致类似。
径直移植型的产业革命一方面加快了日本改变后进面貌、追赶先进国家的进程，另一方面也使日本近代经济出现了若干发展不平衡的现象。首先是产业间发展的不平衡，工业经济和农业经济发展速度迥异，农村近代化的进程缓慢；其次是同一产业部门内部的近代化步伐不一，新兴企业与大量传统手工业并存，两者之间的技术装备及生产率差距急剧扩大，工业生产部门的二重结构问题日益突出；再次是产业间关联技术的不衔接，这也是水平引进方式和近代经济跳跃性发展过程中难以回避的问题。
第三，它是一种军工优先型的产业革命。
日本对近代西方先进生产技术的学习和移植，最初是从所谓幕藩工业开始的，为了对抗外来威胁，幕藩工业的主要内容是兵器制造。80年代后，明治政府实行官办企业下放政策时保留了军工企业，进入产业革命阶段以后，军工企业除了数量上有限外，在企业的单位规模、扩张速度、资金投入、技术力量等单项指标上遥遥领先于民间企业。
首先看一下军工企业的规模。据1902年的一项统计数字，同年全国拥有1000人以上职工的各类大型企业共有54家，其中民营企业41家，职工数超过5000人的企业只有足尾铜矿（7224人）和三菱造船所（5058人）两家。而在13家国有企业中，9家为军工企业，其中职工数最多的是吴海军造兵厂6633人，横须贺海军造船厂5880人，吴海军造船厂5745人。[10]另据1909年的统计，当时全国职工超过3000人的企业有30家，其中14家5000人以上的大企业中不仅包括5大军工厂和国营八幡制铁所，而且前3位超大型企业也均为军工企业所包揽，即吴海军工厂20917人、东京炮兵工厂12561人、横须贺海军工厂11569人。[11]
其次看一下军工企业的扩张速度，表2-7很能说明问题。仅仅十年间，陆海军工厂的职工人数便分别增长了2.22倍和3.13倍，其设备动力则分别增长了9.26倍和14.96倍。
表2-7 军工厂的扩张
资料来源：三和良一：《概说日本经济史（近现代）》，东京大学出版会，2002年，第70页。
再看一下国家对军事工业的资金投入。由于这种投入是包含在军费开支之中，暂时只能参照历年的军费开支情况来说明。统计表明，产业革命时期，日本的国家财政总开支对国民总生产的比重不断提高，由1890年的11%增加到1910年的38%，年度总开支额由1890年的8.2亿日元增加到1910年的56.9亿日元，增长了6.9倍。同期，军费开支（不包括战时临时军费）也在同步增长，由2.5亿日元增加到18.5亿日元，增长了7倍多。[12]除了对军工企业的直接投入外，日本还由国家出资建立了八幡制铁所，实行铁路国有化，向与军事工业相关的所谓国防经济部门投入了大量资金。
最后看一下军工企业的技术力量。近代武器装备的制造不仅需要一定的科学技术，而且是以重工业的发展为基础的。产业革命时期，日本政府在大量购买西方先进武器的同时，为了建立独立的军工体系，为军工企业配置了最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同时大力收揽人才，从而使军工企业具备了独立开发生产武器装备的能力。例如，1880年发明村田式步枪，1889年批量生产连发式村田步枪，1898年生产山炮、野战炮，1910年自我设计生产的排水量1.935万吨的“萨摩号”战舰下水。1912年以后，大部分武器装备已经实现国产，并且结束了进口外国军舰的历史。重要的一点是，军事工业的发展还带动了金属制造及机械制造工业的进步，从而对民用工业产生了间接性但又极为重要的影响。
第四，它是一种财阀垄断型的产业革命。
在明治初期的原始积累阶段，日本政府通过前述的种种扶植政策，培养了三菱、三井等最早的一批私人资本政商。进入产业革命阶段后，为了尽快使本国资本具备与外国竞争的能力，日本政府不断推出鼓励资本集中和重点产业的企业大型化政策，从而导致政商资本的急剧扩张。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重量级的政商先后通过资本兼并和资本联合，实现资本重组，建立了家族统治、多角经营的超大型资本垄断集团，同时也完成由政商向财阀的转变。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三井、三菱、住友、安田四大财阀已经牢牢地确立了自己的垄断地位。例如，1909年，三井、三菱两家公司的矿产额就占了日本全国各种矿产总额的20%，私人垄断的程度已相当高。有关财阀垄断的情况，后文将作详细阐述。
第五，它是一种对强者依赖型的产业革命。
日本开始产业革命时，正是“世界工厂”英国称霸的时代，因此英国便自然地成为日本首要效仿的楷模和依赖对象。此外，后起的德国和美国对日本也具有重要的分量。这种依赖从经济的角度看，首先是对强者的先进科学生产技术的依赖，再就是产业资金的依赖。
对强者先进科学生产技术的依赖典型地反映在日本对欧美的垂直型贸易结构上。统计资料表明，产业革命时期日本大量引进的生产机械，100%来自欧美，在1892、1902、1912三个年度中，三个最大的机械进口来源国及其所占的分额（指数为100）依次为英国46、46、50，德国20、16、25，美国13、31、21。[13]在引进生产机械和技术的同时，日本还高薪聘用了大批欧美技术专家。
对强者的依赖还表现在产业资金的供给上。日本开始产业革命时还是个典型的农业国，因此面临着资本积累严重不足与急速开展产业化必须大量投入资金的两难课题。从近代以来后起国家产业革命的实践看，解决这一难题通常有两种选择：一种是主动或被迫地放开市场，允许外商直接投资，结果往往是在加快了产业化进程的同时，国民经济也相当程度地被外国资本所控制，有的甚至沦为殖民地。产业革命时期的日本没有选择这条道路，而是自始就对外国资本的直接渗透层层设防，阻止其到日本进行直接投资，这一方针一直持续到战后的20世纪70年代初才有所改变。再一种选择是国外借款，这也是日本在产业革命时期为解决资金不足问题所采用的主要办法。国外借款包括国家海外公债、国家担保的私人公司海外债以及外国人在日本国内的放贷等多种形式。统计数字表明，1897年日本的国外负债只有4300万日元，此后直线上升，到1914年内外债务总额已达到25.83亿日元，出现了债务危机。当时的对日债权国主要是英国，它是日本海外资金的主要提供国，法国和美国也不同程度地通过市场认购公债方式为日本提供了产业资金。
值得注意的是，产业革命时期日本对强者的资金依赖并不仅限于经济目的，在1904至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日本花掉了15亿日元军费，其中约6.9亿日元是英镑公债。为了与俄国争夺东北亚地区的霸权，报“三国干涉还辽”之仇，日本蓄谋已久，先于1902年与英国达成“日英同盟”，“傍”上了最强者，随后上演了英国背后出钱、日本出兵打仗的历史一幕。
第六，它是一种对弱者掠夺型的产业革命。
日本在进行产业革命时，本身还背负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重压，但这并未妨碍其对周边更加贫弱的国家和民族的掠夺。它在对强者依赖忍让的同时，对弱者毫不客气地采取了疯狂侵略掠夺的政策，甚至在其国力还不够强大之时，便迫不及待地向“次强”的俄国提出挑战。
对弱者的掠夺从贸易结构上可见一斑，它也是一种垂直型贸易，只是与日本对欧美贸易的情况正相反，日本处于上游。产业革命时期日本的进口中，食品、纤维原料、矿产原料等一次性产品主要来自亚洲贫弱国，比重高达70%—80%，其中从中国的进口又占亚洲同类进口商品的一半左右。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同期从亚洲进口的机械类商品为零。在出口方面，亚洲是日本重化学工业品的主要接收地，在日本的化学工业品、金属制品和机械出口中，亚洲所占的比重相当高，其中机械类达到95%以上。
表2-8 日本产业革命时期的外贸商品与地区结构
资料来源：根据石井宽治、原朗、武田晴人编《日本经济史》第2卷（东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6—7页表制作。
注：（1）本表各栏中的数字为在同类商品中所占的比重，指数为100。由于本表省略了亚洲、欧洲、美国以外的统计，所以纵列指数之和不足100。
（2）本表各栏中的前一个数字为1892年的统计，后一个数字为1912年的统计。因此了解特定年度中各种商品的地区结构时，应看纵列数字；而在了解各地区不同时期的商品结构变动趋势时，应看各栏目中并列的两个数字。
产业革命时期日本对弱者的殖民掠夺除了通过一般的贸易方式外，更采取了赤裸裸的武力强夺手段。在这一时期，日本先后发动了甲午战争，参加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的战争，发动日俄战争，三次侵略战争不但一再迫使中国割地赔款，在中国内地获取了大量利益和权力，还把朝鲜纳入到自己的版图。因此，日本的资本主义发展与产业革命，也是在对弱邻进行血腥侵略和疯狂掠夺的基础上实现的。[14]
注释
[1]桥本寿朗、大杉由香：《近代日本经济史》，岩波书店，2000年，第85页。
[2]桥本寿朗、大杉由香：《近代日本经济史》，岩波书店，2000年，第115—116页。
[3]长冈新吉：《明治危机史序说》，东京大学出版会，1971年。
[4]石井宽治：《日本经济史》，东京大学出版会，1993年版，第190页。
[5]日本学者南亮进以1965年的美元汇率为基准计算的结果是，1886年日本的人均产值是136美元，若此1910年日本的人均GNP便相当于1965年时价的512美元了。参见南亮进《日本的经济发展》，东洋经济新报社，1981年，第三页表。
[6]见万峰著：《日本资本主义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32—134页。
[7]石井宽治：《日本经济史》，东京大学出版会，1993年，第243页。
[8]参照万峰《日本资本主义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77—179页。
[9]参见南亮进《日本的经济发展》，东洋经济新报社，1981年，第98页。
[10]高村直助编：《近代日本的轨迹8产业革命》，吉川弘文馆，1994年，第6—7页表。
[11]石井宽治：《日本经济史》，东京大学出版会，1993年版，第221页。
[12]石井宽治：《日本经济史》，东京大学出版会，1993年版，第193页。
[13]石井宽治、原朗、武田晴人编：《日本经济史》第2卷，东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6—7页。
[14]原文刊于《南开学报1985年第5期》及拙著《日本近现代经济史》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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