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 鹿飞 
作者：吴廷璆 等
选自《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
二、资本主义道路的探寻
二、资本主义道路的探寻
1868年1月，在“王政复古”的旗号下，倒幕派策动宫廷政变，拥戴天皇睦仁亲政。随后通过戊辰战争，打败幕府势力；通过“版籍奉还”和“废藩置县”，结束了幕藩封建割据状态，实现了近代国家的统一和中央集权，明治政府初步巩固。
1871年12月23日，明治政府派出了以右大臣岩仓具视为正使，参议木户孝允、大藏卿大久保利通、工部大辅伊藤博文等为副使的规模庞大的政府代表团，访问了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俄国、意大利和奥匈帝国等12个国家，历时一年零十个月，耗费100万日元（占明治政府1872年财政总收入的2%以上）。[1]岩仓使节团的出访，对于明治政府成立后日本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及其全面推行近代转型的各项改革，具有里程碑般的历史意义。
（一）岩仓使节团的派遣
明治政府初建时，内政外交都面临着重重困难。国内的政治状况是，民心不安，农民骚动不断，旧士族反叛时有发生。经济上百废待兴，国家财政陷于“一金无储”状态。对外关系上，明治新政府成立后，为了得到列强的支持和承认，不得不承认德川幕府时期与欧美列强缔结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甚至在旧约基础上追加了对日本更为不利的新条款。治外法权，协定关税、最惠国待遇等不平等条约的主要内容，依然在各方面束缚着日本。仅就其中的关税率而言，《安政条约》所规定的日本对欧美国家的进出口税是值百抽五，这从当时的国际标准看也是相当低的，而实际上在明治初期的五年中，出口税率仅为3.022%，进口税率也只有3.46%，此外，尚有占进口总值1/10的商品免税。[2]这就严重地威胁了日本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至于欧美各国在日本的“居留地”，更是形成了一种“国中之国”的局面，这种情况与治外法权相结合，使日本民族深受外来的压迫。洋人在日本也和在旧中国一样，处于“上大人”的地位，他们的马车可以“在日本的大街上横冲直撞，即使轧死了人也毫不理睬扬长而去，日本巡警却不敢干涉”[3]。这些情况表明，在1871年岩仓使节团出访前，明治政府只是迈出了夺取政权、统一全国的第一步，在近代化道路上，还处在徘徊和摸索的阶段。
《共产党宣言》指出：“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4]明治政府的领导者们，从严酷的国际形势和国内的社会矛盾中，业已意识到只有使日本迅速地走上西方的道路，才能“富国强兵”，否则就难以摆脱沦为列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危机，新生政权也有得而复失的危险。但是，在外压下催生、脱胎于幕藩体制的明治新政府，对“内政如何改革？法律如何确定？政治上施行何种方略？外交上以何为标准……”[5]等一系列问题，认识上并不一致，实践上也缺乏经验。因此无法制定顺应时势和日本国情的大政方针，进而推进国内的改革。为此，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大隈重信等政府核心人物先后向政府建议，“派遣才智卓越精通外语且通晓我国内事务者，前往欧洲诸国及美国调查交际实况，条约缔结及诸税务所规则等”[6]，以便与时俱进，制定和推行日本的发展规划。
明治政府在《派遣特命全权大使事由书》中，明确规定了岩仓使节团的出访任务：一是“借政体更新”，向各国政府“修聘问之礼”；二是为修改条约，“向各国政府阐明并洽商我国政府之目的与希望”，以便“依据万国公法”，“修改过去条约，制定独立不羁之体制”；三是“视察欧亚各州最开化昌盛之国体与各种法律规章等是否合于实际事务之处理，探求公法中适应之良法、调查施之于我国国民之方略”[7]。事由书还特别强调“内政外交，其成其否，实在此举”[8]。
（二）岩仓使节团的欧美观
岩仓一行首先访问美国，伊藤博文在旧金山发表的演说中豪言万丈，自诩日本是初升的太阳，不久即可高悬太空，光披万国。然而，美国无意放弃其在日本的既得权益，对美修约谈判的结果是，“彼之所欲尽取之，我之所欲一而未得”[9]。这一冷酷的现实，打消了岩仓一行出使修改条约的念头，不得不以考察各国国情为主，岩仓等人“冒寒暑，究远迩，跋涉于穷乡僻壤，采访于田野农牧，观览城市工艺，了解市场贸易……”[10]，对欧美社会各个领域进行了详细而深入的考察，收获显著。
一是找到了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楷模”。19世纪70年代的欧美，自由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顶点，资本主义在工业、农业、商业、贸易乃至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等各领域都呈现出空前的繁荣。使节团所到之处，皆有耳目一新之感，尤其是号称“世界工厂”的英国，其工商业发展的巨大成就，更使使节团一行瞠目结舌。“所到之处，没有一样是土地生产的东西，只有煤和铁，产品皆从外国进口（原料），（加工后）再运往它国。机器工厂之盛行，超过以往的传说。”[11]慨叹之余，他们开始认真地思索和探寻欧美资本主义何以发展的原因，尤其注意到欧美经济制度及各项法则，醒悟到，英国之所以成为“雄视横行世界之国”，就在于其煤、铁业以及与此相关的机器制造业、纺织业和航海业的发展[12]，而这正是英国政府长期以来重视发展工商业的结果。他们认为“西洋一令一法，皆考虑人民财产生理，以保护人民为主旨……此乃保其富强之所在”[13]。相比之下，也认识到幕藩体制下的日本长期推行闭关锁国、重农抑商政策的种种弊端，对此，负责考察西方产业情况的大久保利通体会最深。他认为，“大凡国之强弱，在于人民贫富；人民之贫富，在于物产之多寡；而物产之多寡，在于是否勉励人民之工业。归根结底，未尝不在于政府官员之诱导与奖励……为国为民负其责任者，必当深思熟虑，由工业物产之利到水陆运输之便，系属保护人民之紧要者，宜按国之风土习俗，民之性情知识，制定其方法，以此为今日行政上之根本，保持其已开成者，诱导其未就绪者”[14]。他决心以英国为“典范”在日本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大力推行“殖产兴业”的政策。
二是找到了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模式，确定了改革的原则。明治政府本来是通过“王政复古”政变收回幕府权力的，成立后采用的是奈良时代实行的太政官制，这一陈腐的政治体制显然有悖于时代潮流，因此考察欧美的政治制度以建立适合日本国情的政治体制也是使节团的重要任务之一。岩仓使节团对欧美各国的宪法做了详细的调查和研究，并加以比较。结果认为，尽管英、法、美等国最为繁盛，但其政治体制存在许多弊病，不适合日本的国情。大久保说：民主政治虽然“至合天理”但“不适合于习惯旧习、盲目崇拜宿弊之国民”。[15]在日本，不仅不能实行民主共和政治，也“不能简单地模仿欧洲各国的君民共治之制，当按照我国皇统一系的典例和人民的开化程度，斟酌其得失利弊，制定法宪典章”[16]。宪法应“上定君权，下制民权，使人君安于万世不朽之天位，使生民保有自然固有之天爵”[17]。重点研究欧美各国宪法的木户孝允，认为德国的情况与日本的国情极其相似，其统治经验和专制主义制度尤为值得日本效仿。木户明确地表示，“尤当取者，以普国为最”[18]，而“建国之大法，唯在专制”[19]。决心在日本建立集权主义政体，实行专制主义的统治。后来的情况表明，日本的制宪工作和国家专制主义官僚体制的建立正是沿着普鲁士的道路进行的。1889年颁布的日本帝国宪法，如实地体现和贯彻了岩仓、木户、大久保等人所主张的集权主义思想。
三是找到了日本长期落后的思想根源，认识到教育是立国之本。岩仓使节团对欧美的考察，不仅深入到政治、经济领域，而且深入到思想意识形态，对西方的思想和方法，以及形成西方近代社会基础的各种原理都做了认真的研究，使他们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结构有了一个完整的认识，从而把他们获得的一般“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通过对东西方的比较，他们发现，“东西方风俗性情各有不同”，“西方人注重实学，东方人笃信玄学”。西方人设草木园禽兽园，搜集各国古今货币等是“为使学识广博……能促进实学，发现对工商业之实益，以成富庶之媒介”[20]；兴办教育，是教人掌握“省力、集力、分力、均力之术”[21]，以“培养殖富之本源，而使国家兴盛勃起”[22]。而东方，“耻于研究一草一木”[23]，“所学之物，非高尚之空理，则浮华之词藻，与民生切实相关之事业，则被视为琐碎小事，而绝非用心于此”[24]。他们断定，“造成……贫富差别的原因，尤在此习惯之结成”[25]，痛感日本“在睡梦中过了两千年”，大声疾呼，“为国着想之人，当由此激发斗志，努力奋斗兴起”[26]。他们深切体会到，日本不仅要进行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还必须移风移俗，进行教育改革。木户在访美时就给国内写信，指出，“吾人今日之开化非真正之开化，为防十年后之弊病，唯在兴办真正之学校……确立牢不可破之国基者唯在于人，而期望人才千载相继无穷者，唯真正在于教育而已”[27]。从这里可以看出，使节团成员对流行日本千年之久的习俗和现状进行了多么深刻的批判！他们摈弃了“形而上”的陈腐观念，接受了“形而下”的“实学思想”，这的确是一次思想上的自我否定。特别应当指出的是，虽然幕府末期日本也有不少先进知识分子大力推崇传播这种“实学思想”，但其影响还主要是在民间，而岩仓使节团的主要成员都是明治新政权的领导骨干，因此上述思想认识上的重大变化，必然对日本的近代化产生巨大的推动。
四是确定了先“内”后“外”的治国“方略”。1873年3月15日，德国首相俾斯麦会见了来访的使节团主要成员，俾斯麦说：“方今世界各国，皆以亲睦礼仪交往，然此皆属表面现象，实际乃强弱相凌，大小相侮。”“彼之所谓公法，谓之保全列国权利之准则，然大国争夺利益之时，若于己有利，则依据公法，毫不更动，若于己不利，则翻然诉诸武力，固无常守之事。”[28]弱小国家要想独立自主，必须“振兴国力”。他还讲述了当年弱小可欺的普鲁士，怎样在弱肉强食的国际环境中生存下来并成长为大德意志帝国的历史。俾斯麦的谈话，强调了两点，弱小国家能否生存并强大起来，取决于国家的实力，既要富国，又要强兵；在“内治”与“外交”的关系上，“内治”优先，搞好内治，外交上才有发言权。听了俾斯麦的这番“实力政策”讲话，岩仓使节团顿开茅塞，出访以来修改条约谈判失败的郁闷心情一扫而光。大久保对这位“铁血宰相”崇拜得五体投地，称其为“誉满全球的俾斯麦大先生”[29]，认为“治理新国家必须像他那样”[30]，以实力对强权，首先着眼于“内治”。他激动地写信给国内的西乡隆盛说：“听了傅斯麦的一席话，开始感到日本的前途大有希望了。”[31]
总之，通过出访，使节团成员目睹了西方文明的进步，承认了日本与西方的悬殊差距。岩仓在访问罗马时承认，“至此所视察之各国状况，似英、美、德、法这样的强国自不必说，虽二三流之诸国，其文化之繁盛，亦为我国殊不可比”[32]。大久保也说：“到西洋这么一看，我们不适应这个世界。”[33]由此可见，使节团成员不仅在与西方的差距中增强了知耻后勇的迫切感，而且从欧美国家、特别是美国和德国短期内发展壮大的实践中坚定了后起直追的信心。如果说出访前明治政府的决策者对日本的发展方向和改革路径还很模糊，那么通过使节团出访欧美的洗脑，国家发展的战略蓝图及其近代转型的改革举措，已经在使节团的核心成员中成竹在胸。
（三）治国理政方针的确认
岩仓使节团回国后，若将出访期间确定的治国方针付诸实践，首先必须统一政府内部的认识，而政府成员的认识统一，却是经过明治政府成立后一场空前激烈的政治博弈实现的。明治初年的政府成员夹杂着各种成分，即使是下级武士出身的官僚，其治国理政的主张也不尽相同。以往在倒幕的大旗下，他们可以联合起来，倒幕任务完成后，其分歧和斗争就不可避免了。岩仓使节团出访期间，明治政府的领导权实际上由首席参议西乡隆盛为主的留守派把持。西乡竭力维护封建士族的特权地位，对新政府采取的削弱士族利益的政策极为不满。为了提高士族的地位，“使（士族）思乱之心移作兴国之远略”[34]，他积极主张征韩，鼓吹立即对外侵略扩张，于是在使节团回国后，政府内部即围绕着“外征”与“内治”问题展开了激烈辩论，就这场论战的实质而言，它已不是简单的新旧派阀之间的“权势之争”[35]。政府中的出使人员不谋而合地反对征韩，就连出访前曾率先提出过“征韩”的木户也改变了原有立场，主张先“内治”后“外征”，认为，“内地，本也。外属，末也。后本先末决非得策”[36]。他在提交给政府的意见书中表明：“今乃专心致力于内治、奠定国基之时，对外之事，延缓数年亦不为晚。”[37]大久保向政府递交的意见书列举了七条反对征韩理由。[38]岩仓也说：“整顿国政，富国文明之进步乃燃眉之课题。”[39]结果，这场论战以征韩论的失败告终，西乡等人愤而退出政府，以岩仓、大久保为首的出使成员牢固地掌握了政府大权。对此，加拿大学者诺曼评论说，大久保等人“宁不取远征外国而明智地采取国内改造的道路……其政治才具是值得他们的国人给以最高的赞誉而当之无愧的”，“在过渡时期总要有人把舵，而他们即是有经验的领港”[40]。政府的大权掌握在以大久保为中心的内治派之手，意味着日本真正形成了一个近代化领导核心。以前的明治政府，是由西南强藩联合把持控制，带有比较浓厚的封建色彩，以大久保为中心的明治政权则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楷模，不再局限于特别维护萨长等强藩的利益，而是着眼于整个国家和民族利益[41]，认定了日本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在政治方面，为了强化中央集权，大久保改组了政府参议及政府各行政机构的主要负责人，并于1875年撤销了左院和右院，从而大大加强了内阁的权力。特别是大久保亲自掌握的内务省，不仅负责殖产兴业、土木、通信和交通业，而且兼及地方行政。大久保大胆提拔重用地方上成绩卓著的官吏，委以重任，以保证改革事业的进行。田村员雄在谈及这一点时，认为“事实上，地方官的任免，是按内务卿的意志行事”。因此把大久保的内务省称作日本政府中的“小内阁”绝非言过其实。这样，大久保等人得以依靠中央集权的力量，推行各项政治改革。例如，1873年11月，任命伊藤博文全面负责立宪的各项准备工作。1875年设立了大审院（相当最高法院）。次年，又建立了各级地方司法机构。到1878年，司法制度已基本完备。在1872年颁布征兵令，实行义务兵役制的基础上，又在1876年颁布士族“废刀令”，实行金禄公债，从而否定了封建士族的政治特权。接着，在1877年，大久保坚决镇压了以西乡为首的西南武士叛乱，使明治政权真正地得到了巩固。
在经济方面，由大久保控制的明治政府在破坏和改造封建国家的经济基础的同时，自上而下地采取了一系列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措施。1874—1882年推行地税改革，期间于1875年3月成立地税改革事务局，大久保亲任总裁。改革后国家承认了自耕农对土地的所有权，承认了农民土地买卖和种植自由，同时采用了国家每年向土地所有者征收相当于土地价格3%的地税的新形式，（由于农民的反对和斗争，1877年，政府改地税为2.5%），从而基本完成了对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的改造，基本形成了近代土地所有制关系。
与此同时，明治政府大力推行“殖产兴业”政策，大久保本人更是为此倾注了心血。1873年11月成立以大久保为首长的内务省，社会经济改革的引领作用令人瞩目。内务卿大久保把“厚殖民产，振励实业”作为内务省宗旨，认为“创建炼铁业，并采用各种机器，是当前政务中最紧迫的任务”。[42]1874年五六月间，他正式向内阁提出了《关于殖产兴业的建议》，为日本政府制定了一套完整的发展资本主义工业的政策。在这项政策下，一方面从中央到地方先后设立了许多官办农牧试验场、农具厂和农学校，推广西方农业技术，大量引进良种、举办劝农博览会等，显示了农业上推行“欧化主义”的姿态。由于日本农村浓厚封建因素的制约，人多地少，资金缺乏、地理气候不适等种种原因，造成粮食减产，试验场亏损乃至倒闭，大农具也无法推广使用。为此，明治政府调整了政策，逐步确定了以日本传统农业技术为基础，兼采西方先进农业技术的方针，即所谓“混同农法”。制定了一系列农业技术立法，建立劝农社，召开劝农会，实行府县农事通信制度和农事巡回教师制度等，以指导劝农事业。从1881年始，日本农业改造主要放在推广良种、增施肥料、精耕细作、普及小型畜力农具、多种经营、发展农村商品经济等方面，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果。另一方面，明治政府带头兴办近代工厂，重点放在发展炼铁业和纺织业生产上。如对接收过来的幕府和各藩经营的官办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和管理方法的改革。此外，大久保还特别重视发展民间工业，他认为，“若人民殷富充足，则国必随之富强”[43]。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政府举办各种“模范工厂”，大量引进外国技术和设备，不惜重金聘用外籍专家，以此向民间“示以实利”，以“诱导人民”。[44]他们仿效西方的做法，通过举办中央和地方劝业博览会的方法，交流推广殖产兴业的成果和经验，千方百计吸引民间资本投放到工业上来。1878年夏天，政府在上野举办了国内第一次劝业博览会，时值西南战争爆发；形势极为紧张，内务大呈请示大久保是否中止博览会。大久保答称，“不用担心，战争是战争，博览会是博览会”[45]，其发展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急切心情和决心由此可见一斑。为了推动民间兴办近代工厂，政府还实行了国家固定资产无偿转让、免税、发放低息或无息贷款等各种优惠措施，以扶植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据统计，到1880年止，政府向私营企业发放劝业贷款达80多万日元，向国立银行和私立银行贷款约2310万日元，其中特别优惠华族、旧官僚和特权大商人，仅对三菱公司的贷款就达到186万日元。[46]从1884年起，国营矿山及工业企业开始廉价处理给私人资本，从而推助了近代产业革命高潮的到来。
马克思指出：“保护制度是制造制造业者，剥夺独立劳动者，使国民的生产资料及生活资料资本化，强制缩短由旧生产方式到近代生产方式过渡过程的人为手段。”[47]由于明治政府采取的废除俸禄，地税改革、殖产兴业等重要的资产阶级改革，大大加速了日本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进程，日本第一批近代资本主义企业逐步地建立起来，1885年前后，在日本出现了一个创办企业的热潮。在1884年到1890年间，日本的各种公司由702个增加到3092个，增长了4.4倍，资本额由1340万日元增加到18936万日元，增长了14.1倍。[48]80年代初，外贸业开始出现顺差，改变了明治以来一直逆差的状况。这一时期，日本农业也有一定的发展，粮茶丝等主要农产品产量有较大增长，到90年代初，日本已由一个农业国初步变成了资本主义农业工业国。
在文化教育方面，1872年8月（阴历），明治政府颁布了学制，制定了强行普及全民教育的规划，要求做到“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49]。此外，政府还专门聘请许多外籍教师，派遣大批留学生出国学习。尽管当时明治政府财政紧张、各方面都需要大量资金，但文部省所用的经费却是各省中最高的。[50]因此，日本小学就学率迅速提高。1877年又建立了日本第一所官办大学——东京大学。不到半个世纪，日本就实现了全民教育的普及，这个速度超过了当时任何资本主义国家。教育的普及和发展，培养了大批从事近代化建设的人才。“文明开化”是日本发展资本主义的三大政策之一。当时，在政府的大力倡导下，“文明开化”一词就成了最时髦的口号，连伊藤博文这样的高级官员，也带头穿起洋服，跳起洋舞来，以至于在日本流传着“敲一下短发的头颅，竟作文明开化之音”[51]的笑谈。这既反映了当时学习西方的肤浅一面，同时也反映了这场学习西方文明，大搞移风移俗运动的广泛程度。
在军警制度方面，岩仓使节团在出访中发现，欧洲能保全独立之小国“其兵颇为强健”[52]。认为日本要改变以往贫弱挨打的局面，确保独立国权，既要富国，又要强兵。1873年1月颁布《征兵令》，效仿西方组建和训练新式军队，并于1875年起逐步解散士族军队，1878年底又成立参谋本部，使其成为独立于政府的机关。日本军制的改造从一开始就具有自己的特点，1878年发布的《军人训诫》特别强调军人的“武士道”精神，要求必须效忠天皇。军队的这种封建性使之成为军国主义的得力工具。为了加强对国内人民的控制，明治政府进一步完善了警察制度。内务省建立后不久，就设置了东京警视厅，建立了全国各府县警察网，警察具有司法警察权和司政警察权，并成立了政治警察。这样，明治政府得以依靠严密的军警制度，推行对内镇压人民、对外侵略扩张的政策。
经过上述诸方面的改革，日本初步完成了近代国家的改造，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1889年日本帝国宪法的公布，最后确立了日本的国家体制。到19世纪90年代末，又通过谈判基本收回了国家主权。从此，日本便俨然以一个近代资本主义国家的面貌登上了世界政治舞台。
明治初年日本政府派遣的岩仓使节团，其规模之大，历时之长，效果之显著，在日本是史无前例的，在世界史上也是罕见的。正如日本著名历史学家井上清所说，这次出访，是“古今历史中无与伦比的文化大事业”[53]。当明治政权刚刚建立，日本社会处于历史性转折的紧要关头，是岩仓使节团的出访找到并确定了日本近代化的途径。通过出访而形成的以近代思想为指导、以大久保为中心的政府领导核心，明了世界形势，顺应历史潮流，大胆地学西方、赶西方，善于把外国经验与本国实际相结合，依靠中央集权的力量，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全面地推行资产阶级改革，使日本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这次出访作为明治维新运动中的一个分水岭，把夺权和改革划分成两个不同的阶段，它不仅使“倒幕夺权”的成果得到巩固和发展，还保证了日本以最快的速度实现了近代化。[54]
注释
[1]烟山专太郎：《征韩论实相》，楚南拾遗社，1909年译印，第231页。
[2]下村富士男：《明治初年条约改正史的研究》，吉川弘文馆，1962年，第53页。
[3]井上清：《日本历史——国史的批判》，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21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55页。
[5]大久保利谦：《岩仓使节的研究》，宗高书房，1976年，第161—162页。
[6]春亩公追颂会编：《伊藤博文传》，统正社，1944年，第595页。
[7]大久保利谦：《岩仓使节的研究》，宗高书房，1976年，第161—162页。
[8]大久保利谦：《岩仓使节的研究》，宗高书房，1976年，第184页。
[9]《木户孝允日记》明治五年二月十八日条。东京大学出版会，1978一1980年版。
[10]久米邦武：《美欧回览实记》第一卷，岩波书店，1978年，第11页。
[11]小西四郎、远山茂树编：《明治国家的权力与思想》，吉川弘文馆，1979年，第126页。
[12]久米邦武：《美欧回览实记》第二卷，第29页。
[13]久米邦武：《美欧回览实记》第一卷，第112—113页。
[14]大久保利谦：《近代史史料》，吉川弘文馆，1973年，第117页。
[15]尾佐竹猛：《日本宪政史大纲》（上），宗高书房，1978年，第347页。
[16]尾佐竹猛：《日本宪政史大纲》（上），第351页。
[17]尾佐竹猛：《日本宪政史大纲》（上），第350页。
[18]芳贺彻：《明治维新与日本人》，讲谈社学术文库，1980年，第226页。
[19]池田敬正等：《日本历史（15）明治维新》，学生社，1977年，第232页。
[20]久米邦武：《美欧回览实记》第一卷，岩波书店，1978年，第82页。
[21]芳贺彻：《明治维新与日本人》，讲谈社学术文库，1980年，第236页。
[22]久米邦武：《美欧回览实记》第一卷，第163页。
[23]久米邦武：《美欧回览实记》第一卷，第83页。
[24]久米邦武：《美欧回览实记》第一卷，第163页。
[25]久米邦武：《美欧回览实记》第一卷，岩波书店，1978年，第82页。
[26]久米邦武：《美欧回览实记》第一卷，第163页。
[27]万峰：《日本近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8年，第78页。
[28]久米邦武：《美欧回览实记》第三卷，第329页。
[29]芳贺彻：《明治维新与日本人》，讲谈社学术文库，1980年，第241页。
[30]三宅雪岭：《同时代史》第一卷，岩波书店，1949年，第340页。
[31]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43页。
[32]春亩公追颂会编：《伊藤博文传》上卷，统正社，1944年，第724页。
[33]芳贺彻：《明治维新与日本人》，讲谈社学术文库，1980年，第226页。
[34]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880年，第149页。
[35]井上清：《日本历史》中卷，天津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43页。
[36]烟山专太郎：《征韩论实相》，楚南拾遗社，1909年译印，第169页。
[37]春亩公追颂会编：《伊藤博文传》上，统正社，1944年，第734页。
[38]芝原拓自：《世界史中的明治维新》，岩波书店，1979年，第175页。
[39]芝原拓自：《世界史中的明治维新》，第177页。
[40]诺曼：《日本维新史》，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102—103页。
[41]杉田一次：《近代日本的政治战略》，原书房，1978年，第75页。
[42]何利：《大久保利通和日本的近代化》，见《外国史知识》1981年第2期。
[43]冈义武：《近代日本政治史》，创文社，1962年，第135页。
[44]屋典郎：《日本经济史》，三联出版社，1963年版，第64页。
[45]冈义武：《近代日本政治史》，创文社，1962年，第138—139页。
[46]万峰：《日本近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20页。
[47]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第956页。
[48]守屋典郎：《日本经济史》，三联出版社，1963年，第100页。
[49]大隈重信：《开国五十年》，星野锡，1909年译印，第512页。
[50]万峰：《日本近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8年，第80页。
[51]伊豆公夫：《日本历史讲话》，五十年代出版社，1951年，第111页。
[52]久米邦武：《美欧回览实记》第四卷，岩波书店，1981年，第144页。
[53]井上清：《日本历史》中卷，天津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23页。
[54]原载《南开史学》1982年第2期，此处内容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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