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 鹿飞 
作者：吴廷璆 等
选自《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
五 中琉关系的延续与发展
五 中琉关系的延续与发展
1 中琉册封关系的延续
如上所述，萨摩入侵琉球后，对其进行洗劫，强行割占琉球、奄美等五岛，强制琉球入贡，监视并成为介在中琉贸易之间的盘剥者。然而，这些对中琉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影响。
据中琉双方记载，萨摩入侵琉球后，琉球照样对中国“遣使修贡”，只是因为“其国残破已甚……乃定十年一贡”。[1]天启二年（1622年）春，“世子”尚丰派遣王舅毛凤仪、正议大夫蔡坚等人奉表贡方物，“并以尚宁王讣告，兼请袭封”，同时，“奏乞二年一贡，以效忠顺”。[2]为此，熹宗皇帝“乃定五年一贡”。崇祯三年（1630年），尚丰又遣正议大夫蔡廛等人“奏请袭封”。崇祯六年（1633年），毅〔怀〕宗皇帝乃派户科给事中杜三策、行人杨抡为正副使，“赍诏至国，谕祭故王尚宁，封世子尚丰为中山王”，复准琉球二年一贡。[3]及至崇祯十三年（1640年），尚丰王逝世，世子尚贤依然遵从旧例，于崇祯十七年遣使“奉表贡方物，并以尚丰王讣告，兼请袭封”。[4]
如此种种，说明中琉之间的册封关系并没有改变，中国皇帝的册封仍是琉球世子即位成正统的权威性的依据（请参阅清代册封琉球年表）。中国史书记载，时至明代“两京继没，唐王立于福建，〔琉球〕犹遣使奉贡”。[5]可见，琉球对中国关系之深。因而史书记称“其虔事天朝，为外藩之最”。[6]
在此期间，尤当记述的，是前述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日本“有取鸡笼山（台湾）之谋”。当时，忍辱负重的尚宁王，在国家残破的情况下，依然不忘“遣使以闻”，[7]告诸中国防范日本侵略。这进一步说明了尚宁王始终没有改变对中国的态度，同时也是对萨摩入侵琉球的抗争。
大清入关之后，琉球与中国的关系，随着时势的变迁而发展。据载，清顺治三年（1646年），琉球使臣王舅毛泰久、长史金思义及前使金应元等，便“随大将军贝勒〔当时率清兵入福建灭南明隆武政权者——本书注〕入京投诚”。后因礼官奏称：“琉球国世子尚贤，前已遣使请封，而今前朝敕印未缴，乞遣通事谢必振，奉旨往谕”，故而未便受封。于是，世祖派遣通事谢必振，与琉球使臣一并归国。[8]第二年，尚贤王逝世，其弟尚质则“自称世子，遣使奉表归诚”。[9]顺治十年（1653年），尚质派遣王舅马宗毅、正议大夫蔡祚隆等，“赴京贡方物，表贺世祖登极，并缴还明朝敕印，兼请袭封”。[10]于是，顺治皇帝特遣兵科副理事张学礼为正使、行人司行人王垓为副使，赍捧诏印，往封尚质为琉球王。但因“海氛未靖”，张学礼等人未能成行。以致正副二使连同地方督抚，一并受到惩处。及至康熙元年（1662年），清圣祖“再降敕谕”。内称：
“琉球国世子尚质慕恩向化，遣使入贡，世祖章皇帝嘉乃抒诚，特颁恩赍，命使……赍捧敕印，封尔为琉球国王。乃海道未通，滞闽多年，致尔使人率多物故。朕念尔国倾心修贡，宜加优恤，乃使臣及地方官逗留迟误，未将前情奏明，殊失朕怀远之意。今已将正副使、督抚等官分别处治，特颁恩赍，仍遣正使张学礼、副使王垓，令其自赎前非……。一应敕封事宜，仍照世祖章皇帝前旨奉行。朕恐尔国未悉朕意，故再降敕谕，俾尔闻知”云云。[11]
张学礼等人于翌年七月至琉球国，“成礼而还”。但因册封迟误而“处治”册封使节及地方官员，这在中琉关系史上并不多见。它意味着大清皇帝更加重视对琉关系。同样，琉球王国也一如既往，把接受中国皇帝的册封，作为一大盛典。据张学礼在《使琉球记》中记载，琉球国对清代册封使的来临，较之前代更为隆重：册封使船（也称“冠船”）到岸，“鼓乐导引，倾国聚观”，其人数“不啻数万，欢声若雷”。是时，“王出城三里，至守礼坊下，具朝服行九叩礼”。然后，陪同使节一行，“乘轿进城，至中山殿前，将敕印供奉”，又行九叩大礼。时由副官某登左台，宣读皇帝诏书，“王〔在台下〕跪听”。诏书宣读之后，使节“将敕印并恩赐蟒袍、装花绫绸四十八匹付王收受”，王再行九叩之礼。事毕，再由另一副官登右台，宣读写给王妃的敕谕，王妃同样“〔在台下〕跪听”。然后，“将蟒缎、装花绫绸四十八匹，付王转付王妃收受，又行九叩礼……”，[12]其场面极为肃穆。而所说的“九叩之礼”，乃是当时中国封建社会臣下对君主的法制。琉球王接受中国皇帝册封之时，行三拜九叩之礼，可谓也是遵从中国封建礼法的一种体现。
清代册封琉球王年表
2 中琉间的免税贸易
有清一代的中琉关系，可谓更加密切。据琉球国史记载，尚质王之子尚贞于康熙八年（1669年）即位，十九年（1680年）遣使奉表请封。此前，康熙十七年（1678年），“遣耳目官陆承恩、正议大夫王明佐等，入京奉表、贡方物，并奏乞增船一只，迎接敕书及贡使，以便往来”。对此，“圣祖从之”。[13]此后，琉球前来中国的船只，始有“进贡船”与“接贡船”之分。
据日本学者记述，琉球的进贡船为二只，头号船乘员一百二十人，二号船乘员七十人。进贡船出航的第二年，派出进贡船，乘员为一百人。琉球船到达福州后，有中国官员出迎，护送至琉球馆。全部乘员的滞在费用，皆由中国负担，且被作为“国宾”对待。前往北京的正副使节及随员（二十人），沿途也有中国官员护送，鼓乐导行。贡使一行大小官员乘轿，从者乘马或乘车，往来费用也皆由中国地方官府支付。一路之上，投宿公馆，受到异常款待。到达北京之后，则由礼部派人办理诸事。其住宿之地，另由二十人左右的士兵昼夜守护。及至使节拜见皇帝后，除在京受到款宴和赏赐外，使节一行返回福建之际，依然由经过各省地方官员迎送至福州，然后等待本国接贡船一并归国。[14]
进而，《中山世谱》记载，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尚贞王派遣耳目官毛起龙、正议大夫蔡铎等，“奉表入京，贡方物”，并具疏言称：“接贡船于关上纳税，费用甚多，且明朝以来，所遣贡船二只，以百五十人为定，而海阔人少，往来不便……乞免其税，并加增人数。”“礼部议奏：琉球纳税，照荷兰国例，该应蠲免，止贡船人数，应遵会典，何必更增。圣祖曰：琉球来享最久，且吴三桂、耿精忠谋叛之时，安南归吴三桂，琉球则耿王遣使招之，终不肯服。克笃克诚，恪恭藩职。其恭顺之诚，深可嘉尚。再命礼部下议，贡船以二百人为定，并接贡船被免纳税。”[15]此后，琉球“贡船以二百人为定，接贡船一并被免纳税”，[16]进一步受到当时中国对外贸易的优惠。
从现今出版的《清代中琉关系档案选编》中可以得悉：有关免除琉球关税的数额相当可观。如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暂署福州将军兼管闽海关事副都统明福奏报：“本年七月二十八日，据委管南台税务都司顾廷机禀报，琉球国接贡摘回使者船只，拟即开驾回国。据该国通事蔡熙，将该国王发来银两及梢伴人等兑回布帛、药材等物，造具清册，缴报到关，所有头号船货，核税银二百二十两，二号船货，核税银二百零九两……。臣查琉球贡船带回货物历届俱免征输，兹摘回使者船只，事同一例，应仰体皇上柔怀远人之德意，并免征收。批行遵照去后，复据该委员顾廷机禀报，使者向永誉等，感戴皇仁，欢欣忭跃，赴关叩谢”云云。[17]根据当年萨摩藩向幕府报告的情况来看，萨摩藩为了从琉球对中国的贸易中获得巨利，从日本天和二年（1682年）至贞享元年（1684年），向琉球进贡船筹借的银两为八百七十两，翌年向琉球接贡船筹借的银两为四百二十两，而日本正德年间（1711—1716年），合计也不过九百两。[18]这中间或许有所隐瞒，但由此也可知晓，中国对琉球免税的数额，与萨摩筹措借给琉球的银两相比，所占比例不小。
3 清代中琉关系的发展
清代一统中国后，随着国内政治的稳定，中琉关系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如前述康熙二年（1663年），敕使张学礼等往封尚质为王之后，尚质除了遣使谢恩、贡方物之外，并上书言称：“臣捧读敕谕，恭知圣旨。因臣使物故甚多，滞闽日久，将正副使并督抚诸臣处治。臣恐惧无地。中外均属臣子，臣躬承天庥，不能少为诸臣之报，反而重为诸臣之累。臣何人斯，岂能宴然。伏乞上命，还学礼等原职”云云。[19]这种情况说明，有清以来，琉球对中国的臣属意识有增无减。为此，“圣祖嘉王恭顺，特赐王缎币二十匹”。[20]
又如《中山世谱》记载，康熙十三年（1674年），“靖南王耿精忠，谋叛动兵”，十五年“遣游击陈应昌，至国招之”。但“王不肯从”。而十六年（1677年）却派遣正议大夫蔡国器等，“探问清朝安否”。因此，“圣祖大悦，深嘉琉球忠顺之诚”。[21]康熙十九年（1680年），琉球王尚贞遣使请封之际，圣祖皇帝则鉴于“琉球恪守藩职……恭顺可嘉”，除了“赐敕褒谕”之外，复又“加赐锦币二十匹”。康熙二十年，尚贞王派遣王舅毛国珍、紫巾大夫王明佐等，“入京奉表献方物，谢袭封恩”。圣祖皇帝按照谢恩先例，“给缎二十匹”，又格外“恩加十匹，共赐缎币三十匹，著为例”。二十三年（1684年），尚贞王派遣耳目官向世俊、正议大夫郑永安，奉表入京“贡方物”，圣祖皇帝又按进贡先例，“给赏缎四十匹”，更“以琉球忠顺，恩加十匹，共赐缎币五十匹，著为例”。[22]
上述记载说明，琉球并没有因为明清交替和国内多事，而改变对中国的臣属关系；而清代的中国皇帝，对于琉球也可谓格外优抚。因此，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圣祖皇帝派遣翰林院检讨汪楫、内阁中书舍人林麟昌，往封尚贞为王，且御书“中山世土”四字匾额，尚贞在《谢恩疏》中言称：“臣贞弹丸小国，僻处海隅，感沐皇仁，已经再世，蒙天恩特遣正使翰林院检讨汪楫……赍捧诏敕、币帛，封臣为琉球国中山王。臣与通国臣民，恭设香案，叩头跪听……。又蒙皇上特恩赐臣御笔，煌煌天翰，遥领小邦，荣光烛天，不特臣守藩之为荣，即奕世之为光矣……。皇上所颁诏敕，臣垦请留为传国之宝……。皇上所颁御笔，臣举国瞻仰，唯有舞蹈欢悦，不能仰酬万一”云云。[23]清代的中琉关系，正是在这种相互亲近的基础上得到加强的。
继而，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琉球王尚贞派遣官生梁成楫、蔡文溥、阮维新、郑秉钧等，来中国入学读书。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抵达北京，圣祖皇帝更是传令准照“都通事例，日廪甚优”。不仅衣帽、被褥咸备，而且随从人员也皆有赏赐，并“月给纸笔银一两五钱，特设教习一人，令博士一员督课”。[24]对此，琉球国史也称，由于梁成楫等人入学，圣祖皇帝还曾专命工部，“建房于监侧，令成楫等居。又三季给衣服及铺盖、口粮、日用等项，并从人各赐冬夏衣。优待甚厚”。[25]
及至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琉球王尚敬（1713—1751年在位）派遣耳目官毛弘健、正议大夫陈其湘等人，奉表入贡，并派遣官生蔡用佐、蔡元龙、郑师崇三人，入监读书。但在洋中冲礁覆溺，唯有二号贡船抵达福州。对此，刚刚登极不久的世宗雍正皇帝，更是“特命福建守臣，谕祭贡使毛弘健并官生蔡用佐等人”，“又命将二号船内所存方物，交付发还，准作正贡到京。仍赐王罗缎、绸锦如例”。[26]
翌年（雍正元年、1723年），尚敬王复遣王舅翁国柱等，入京献方物，奉表祝贺世宗登极，并进香圣祖。同时又派官生郑秉哲、郑谦、蔡宏训等，入监读书。对此，礼部奏允，并一如既往，发给口粮、衣物、纸笔、银两。后不久，蔡宏训因病而亡。当时的世宗皇帝深以为痛，乃“命礼部特给蔡宏训三百两，内留一百两，修理坟墓。其余二百两，付翁国柱带还，交给蔡宏训之母，以资养瞻”。进而，由于翁国柱身为王舅，世宗皇帝还特意在乾清宫予以召见，参拜之后，“赐座并茶”，除例赏绸缎八十匹外，还加赐御书匾额“辑瑞球阳”四个大字，并珐琅炉瓶盒一份、白玉盒一对、汉玉块一件、白玉镇纸二件、三喜玉杯一件、青玉炉一件、白玉提梁罐一件、汉玉螭虎笔洗一件、青玉三喜花插一件、白玻璃大碗四个、白玻璃盖碗六个、磁胎烧金珐琅有盖把碗六个、青花白地龙凤盖碗十二个、青花白地龙凤盖锺十个……五彩宫碗十四个、绿地紫云茶碗十个、紫檀木盒绿端砚一方、棕根盒绿端砚一方、〔皇〕上用缎二十匹。此外，对王舅翁国柱，也另行加赏白银一百两、上用绸缎八匹。[27]如此种种，实如琉球国史所载：“诚是千载之奇遇也”。[28]这些事例说明：就是以当年的眼光来看，清代皇帝赐给琉球王的种种物品，也皆属瑰宝、价值不菲。由此可见，当年清代皇帝对待琉球王，可谓如同贵戚内臣，乃至超过内臣。
关于这一点，从琉球国史的下述记载中，还可以得到证实。雍正三年（1725年），琉球王尚敬“为叩谢格外恩赏事，遣紫巾官向得功、正议大夫郑士绚等人，入京谢恩，献方物”。是时，宫廷奉旨在太和殿旁“赐宴”，而陪宴者则是“内阁大学士马齐、吏部尚书查鼎纳、礼部尚书赖都，俱满洲人”。[29]显然，这是一种特殊待遇。进而，“赐宴”过后，向得功“又蒙召见于乾清宫”。当时双方的对话，则是上问“国王好么，地方太平么，百姓安乐么？”又问“一路地方官待他（指向得功）好么”？[30]如此等等，全然是主上对下属的关切之词。据载，当时世宗皇帝不仅“正赐例赏”蟒缎、青兰彩缎、蓝素缎、闪缎等等，而且“特赐加赏”内造缎二十匹、玉方鼎一件、玉荷叶盘一件、汉玉方壶一件、（中略）青龙红水七寸盘十二件、霁红白鱼七寸盘二十件……。[31]较之雍正元年的赏赐犹多。清代世宗皇帝如此，及至乾隆年间的高宗皇帝也是如此。如《中山世谱》卷十记载：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琉球王尚穆遣使奉表贡方物，“叼蒙皇上隆恩，除正赏外，特赐内库缎二十匹、砚二方、玉器五件、玻璃器十件、磁器一百件，并正副使（赐）缎各四匹、银各五十两”。[32]
又如乾隆二年（1737年），琉球国运载粟米、棉花之船，遭风飘至浙江象山。浙闽总督嵇曾筠资给衣粮遣还。事后，乾隆皇帝诏谕：“嗣后被风漂泊之船，令督抚等加意抚恤。动用存公银两，资给衣粮，修理舟楫，查还货物，遣归本国。著为令。”[33]同样，仁宗皇帝在位的嘉庆十二年（1807年），“琉球接贡船复遭风沉没，帝命给银千两作佣船资用，另给银五百两恤淹毙六十三人家属。〔宣宗〕道光二年（1822年），琉球贡船至闽头外洋遭风击碎，溺死贡使十名，帝令给银千两，佣商船回国，免另备贡物”。[34]如此种种，说明清代皇帝不仅对琉球官府从优，对其民船也格外优抚。故而，史载：乾隆以后迄于光绪朝，“凡琉球遭风难民，皆抚恤如例”。[35]如果把这种历史记载，与前述琉球免税贸易之事联系起来，则不难得出结论，清代的中琉关系实际比前明一代更为亲近、更为密切。
此外，随着中琉政治、经济关系而形成的文化交流，至有清一代则可谓更属不胜枚举。[36]其中，如徐葆光在使琉期间，与琉球官员、学者的交流，便是一例。徐葆光在《中山传信录》的序言中写道：“今臣奉命为检讨、臣海宝副以往，自己亥〔1719年〕六月朔至〔琉球〕国，候讯逾年，至庚子〔1720年〕二月十六日始行，计在中山凡八阅月，封宴之暇，先致语国王，求示中山世鉴及山川图籍，又时与其大夫之通文字译词者，遍游山海间，远近形势，皆在目中。考其制度礼仪，观风问俗，下至一物异状，必询名以得其实，见闻互证，与之往复，去疑存信。因并海行针路、封宴诸仪图状并列，编为六卷”云云。[37]这虽说是《中山传信录》的编撰过程，但也是中琉文化交流的过程。
又如琉球官员、学者程顺则（1663—1735），其祖上程复在察度为中山王时，便在琉球王府任职，往来于中琉之间。其父程泰祚被过继王室，曾任职“进贡都通事”等，康熙十一年（1672年），受命在那霸久米村监督兴建孔庙，以传播中国文化，后客死苏州。程顺则年长，前后历任通事、都通事、正议大夫、王府侍讲、紫巾大夫、三司官座敷等职。其一生两次来中国留学，三次作为使节入京，对促进中琉文化交流的贡献很大。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则是将明代成书的《六谕衍义》引入琉球。《六谕衍义》一书的“六谕”，出自明太祖洪武三十年（1397年）颁布的四十一条教民圣谕的前六条，内含“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等。明末浙江会稽儒生范宏（字声皇），将之依序附例阐释，以使穷乡僻壤、长幼男妇皆知有此等纲纪法度。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程顺则来中国留学时，便“以为是书词简义深，言近指远，不独可以挽颓风而归淳厚，抑可以教子弟而通正音”，[38]故而请其业师竺天植“授而藏焉”。及至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第二次奉命入京之时，则于归国之前自行出资，在福州刻印了一百本《六谕衍义》（时为康熙四十七年）。归国后，程顺则将之进呈尚贞王，并建议作为国民修身和学习官话（即中国语）的课本。尚贞王采纳其建议，于是“孝顺父母”等六谕，成为琉球国民家喻户晓的规范。后来，程顺则出使日本，又将之献给萨摩藩，而萨摩藩又将之进呈幕府，以致《六谕衍义》在日本明治维新前，也成了日本国民的修身课本。
上述种种，说明有清一代的中琉关系，出现了全方位的发展。然而，时至十九世纪中期，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和日本对亚洲近邻推行的侵略政策，中琉关系又出现了危机。
注释
[1]见《明史》第二十八册，卷三二三，第8369页。
[2]见《琉球史料丛书》第四，第113页。
[3]见《琉球史料丛书》第四，第113页。
[4]见同上书，第四，第116—117页。
[5]见《明史》第二十八册，卷三二三，第8369—8370页。
[6]同上书，第8370页。
[7]见同上书，第8369页。
[8]《中山世谱》卷八，见《琉球史料丛书》第四，第117页。
[9]见《清史稿》第四十八册，中华书局版，第14616页。
[10]《中山世谱》卷八，见《琉球史料丛书》第四，第119页。
[11]见《清史稿》第四十八册，第14617页。
[12]见《台湾文献丛刊》第292种《清代琉球记录集辑·续辑》，集辑部分，第7页。
[13]见《琉球史料丛书》第四，第124页。
[14]见比嘉春潮：《新稿·冲绳的历史》，第212—213页。
[15]见《琉球史料丛书》第四，第125—126页。
[16]《清史稿》卷五二六，第14619页。
[17]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中琉关系档案选编》，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68—69页。
[18]据宫城荣昌等编：《冲绳历史地图》，第25页。
[19]《中山世谱》卷八，见《琉球史料丛书》第四，第121页。
[20]同上。
[21]同上，第123页。
[22]《中山世谱》卷八，见《琉球史料丛书》第四，第124—125页。
[23]见周煌：《琉球国志略》，《台湾文献丛刊》第293种，第249页。
[24]《清史稿》第四十八册，第14619页。
[25]《中山世谱》卷八，见《琉球史料丛书》第四，第125页。
[26]《中山世谱》卷九，见《琉球史料丛书》第四，第134页。
[27]同上，第135—136页。
[28]《中山世谱》卷九，见《琉球史料丛书》第四，第136页。
[29]同上。
[30]《中山世谱》卷九，见《琉球史料丛书》第四，第136页。
[31]同上，第137页。
[32]同上，第155页。
[33]《清史稿》第四十八册，第14619页。
[34]同上书，第14622页。
[35]同上。
[36]如台北中琉文化经济协会在1990年举办第二届中琉历史关系国际学术会议期间，与会者提交的论文中，便有《明清时代琉人姓名所受华人姓名的影响》《从寺庙看中华文化在琉球》《从石垣岛华侨社会看中琉文化交流》等多篇论文。
[37]徐葆光：《中山传信录》序，见《和刻本汉籍随笔集》第十五集，汲古书院1977年版，第29页。
[38]《重刻六谕衍义》序文，见张希哲论文：《程顺则对于中琉文化交流的贡献》，收入中琉文化经济协会编：《第二届中琉历史关系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1990年版，第1—12页。本书行文也有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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