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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民党的派阀之争
- 二自民党的派阀之争
- 📚 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全套 18 卷）

作者：吴廷璆等

二自民党的派阀之争

田中内阁的两张王牌是：对外恢复日中邦交，对内推行“日本列岛改造计划”。列岛改造计划是与田中政权共存亡的一张王牌，可以说田中政权成于斯，败于斯。恢复中日邦交揭开了中日关系史的新篇章。

田中内阁下台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国内政策失误；二是“金权政治”败露。“金权政治”的曝光成为其下台的直接导火线，加速了田中政权的崩溃。

（一）“角福战争”与“日本列岛改造计划”

佐藤长期政权，是自民党政权的鼎盛期。正因为佐藤政权时间太长了，加之诸多问题积重难返，所以在国民中普遍产生一种厌恶感。

在后继总裁的问题上，佐藤的意中人一直是福田赳夫。佐藤早就为福田出任后继人作了安排，让他担任藏相、干事长等要职。周围的人也把福田视为接班人。

田中角荣曾为佐藤第三、第四次当选总裁奔走，但他心里明白，佐藤中意福田。同福田较量，就等于向佐藤挑战。因此，田中采取了通过支持佐藤而在佐藤派中扶植田中系的策略，当然这需要一定时间。

进入1972年，田中派的活动更加积极起来。1月，田中、大平、中曾根三派进行秘密会谈，由此开始三派联合。“星期四研究会”（佐藤派）座长桥本登美三郎也转而支持田中。5月9日，由木村武雄出面，集合81名佐藤派众参两院议员，举起支持田中的旗帜（当时的佐藤派共有102人）。

财界对佐藤内阁的经济政策越来越不满，开始寄希望于田中，于是也逐渐同田中接近。1972年2月中旬，三菱集团的“星期五会”招待田中，随后，三井、住友等集团首脑也纷纷宴请田中。

官僚出身的福田，与岸信介、池田勇人、佐藤荣作一样，是一个官僚政治家的形象，在国民中声望欠佳，加之他与台湾地区关系颇深，在中日复交势在必行的情况下，作为当时的外相，仍紧随佐藤之后，在1971年秋天的联合国大会上，作为“逆重要事项指定方式”的提案国，支持台湾地区继续留在联合国，结果大败而归。佐藤内阁的这一重大外交“失策”，外相福田当然也难辞其咎。所以多数人认为，福田这类“佐藤亚流政权”是不合时宜的。

1972年5月15日，《冲绳归还协定》正式生效。6月15日，社会、公明、民社三党在众议院大会上联合对佐藤内阁提出不信任案，此案虽遭否决，但佐藤首相已感末日来临，于是在6月17日的自民党两院议员大会上正式表明辞意。当时争夺佐藤后继人位置的有福田赳夫、田中角荣、大平正芳、三木武夫、中曾根康弘等人，即所谓“三角大福中”之争。其中福田和田中实力最大，但与福田形象迥然不同的田中角荣势力迅速发展，很快超过了福田。

6月17日，佐藤首相正式表示辞职，总裁选举决定7月5日进行。表明引退的佐藤本人向福田和田中表示：“不管你们二人谁上台，没有上台的那位都要予以合作，实现举党一致。”^[1]二人好像也同意了佐藤的意见。但是，田中派立即聚集大平、三木、中曾根、石井各派的大老，成立了反福田的联合组织“星期一会”。年轻一些的党员，在众议院里有“如月会”，在参议院中有“弥生会”。^[2]这时佐藤派已分裂为田中系（82人）和保利（茂）系（22人），保利系支持福田。

6月21日，田中正式成为候选人。同日，中曾根突然宣布退出总裁竞选，全力支持田中阵营（据说田中为此花了不少钱）。集于田中麾下的，还有佐藤派的40名众议员和45名参议员。参议院“清风俱乐部”的71名成员中也有40人支持田中。23日，在参议院成立了支持田中的联合组织。随后，7月2日，田中、大平、三木，甚至包括中曾根，在恢复日中邦交和刷新政治等问题上达成共识，从而大大加强了田中的优势地位，事实上确立了四派联合的态势。7月5日，在日比谷公会堂召开党大会，大平、福田、三木、田中被推为总裁候选人。

据分析，如果中曾根不放弃竞选，投票结果福田将处于第一位，加上佐藤再积极做工作，福田在决选中取胜的可能性很大。但这样一来，在第一轮的投票中，田中获156票，福田150票，大平101票，三木69票，在决选投票中，由于得到大平和三木两派的支持，田中得282票，福田得190票，田中以压倒优势当选为自民党总裁。7月6日，佐藤内阁正式辞职，随后田中于当天在众参两院被指名推举为首相，第一届田中内阁（1972.7.7—1972.12.22）成立。54岁的田中角荣，是日本战后最年轻的首相，也是日本政治史上第五位年轻首相。^[3]

支撑佐藤政权的两大支柱田中角荣与福田赳夫的总裁、首相之争，史称“角福战争”。总裁选举之后，“角福战争”仍持续了很久，成为自民党混乱的根源。围绕这次派阀之争，仍有不少未解之谜，如果把这次派阀之争加以简单化，大致可以理出以下线索：佐藤有希望让位于福田的想法，因为福田派是岸派的继承人→福田也期待着佐藤“禅让”，所以没有做主流派内的多数派工作→而田中方面早已进行了准备→田中为了赢得准备时间，极力主张佐藤第四次连选连任→田中通过资金等方面竭尽全力把佐藤派的大部分人马拉过来，使佐藤也没有了回天之力→佐藤派分裂为田中派（82人）和支持福田的保利茂系（22人）→继承旧池田派的大平正芳从池田内阁时代便是田中的“盟友”→尼克松冲击以来主张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三木疏远了“佐藤亚流”福田而投向田中→三木和大平虽也出马竞选总裁，但在第二轮投票时倒向田中→本来有可能支持福田的中曾根，在田中的大力动员下，最后也放弃竞选而支持田中→党内少壮派形成支持田中的气候→长期控制参议院并一向支持福田的议长重宗雄三在1971年6月参议院议长选举中被河野谦三取而代之，从而使福田失去了在参议院的坚强后盾。^[4]

田中之所以取胜，除上述原因之外，还有重要一点，就是他的“庶民宰相”的形象得到社会舆论的一致支持。

在日本历届首相中，田中角荣是一个特殊人物，他既无学历又出身低微。1918年生于新潟县一个偏僻的山村，少年时因家境破败而辍学。小学毕业后，只身来到东京半工半读。1937年，19岁的田中创办“共荣建筑事业所”，1943年成立“田中土木建筑公司”，自任总经理，到1945年战败时，“田中土建”已成为日本50家大建筑公司之一。1947年4月，29岁的田中当选为民主党的众议院议员，从此步入政界。1948年30岁时出任吉田茂内阁法务省政务次官，1957年39岁时任邮政大臣，1962年出任池田勇人内阁的大藏大臣，1971年担任佐藤荣作内阁的通产大臣。在此期间，田中还1次出任自民党的政务调查会会长，4次担任自民党干事长，成为日本政界和自民党内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在长达7年零8个月的佐藤内阁时代，田中曾担任过4年零2个月的干事长，在此期间，田中充分利用其有利地位集结个人势力，筹集政治资金，不但巩固了他在佐藤派内的地位，而且在其他党派、官僚甚至舆论界都树立了广泛的影响。可以说，在他荣登首相宝座前的15年间，不但始终处于党政大权的中枢地位，而且作为一个政治家，显示了其蒸蒸日上的状态和高人一筹的独特能力。从1950年以后到他出任首相的22年间，田中主持提出并通过的议员立法就超过80件，这在日本这样一个议员立法大大少于政府立法的国度里，应该说是成果斐然的，说明田中在日本政治家中的确是一位出类拔萃的人物，被誉为少壮政治家。到出任首相时为止，田中已多次获得“最年轻的”头衔：最年轻的国会议员（29岁）、最年轻的邮政大臣（39岁）、最年轻的大藏大臣（44岁）、最年轻的首相（54岁）。由于田中的特殊经历，自然给人以“新鲜感”，尤其与佐藤荣作形成鲜明对照，被称为“庶民宰相”，一股“田中热”很快在全国掀起。

作为总裁的田中，在自民党的人事安排上，任命田中派的桥本登美三郎为干事长，大平派的铃木善幸为总务会长，中曾根派的樱内义雄为政调会长。内阁方面，三木任副首相级的无任所大臣、大平任外务大臣、中曾根任通产大臣，官房长官为田中心腹二阶堂进。从派别上来看，田中派5人，大平派4人，三木派、中曾根派、福田派各2人。最大派别福田派仅2人入阁，显然是田中要给竞争对手福田一个眼色看看。整个安排显然是出于论资排辈和论功行赏。

田中上台伊始就宣称：“政策由自民党制定，政府实行之，这是政党政治应有的姿态。但是，我们的现状是，（自民党）依赖庞大的官僚机构，甘愿跟在政府制定的法案和政策后面。这是官僚主导政治，是没有充分反映国民要求的政治。”^[5]这的确是田中的目标，从这段话也可以反映出田中的自信。

田中一上台就打出两张王牌：对外恢复日中邦交，对内推行“日本列岛改造计划”。正如日本政治评论家伊藤昌哉所说：田中“是一手拎着《日本列岛改造论》，一手拎着‘承认中国’这两项积极政策，登上首相宝座的。正因为他是在无作为的政治家佐藤荣作下台之后登场的，所以他的舞台效果得了满分”。^[6]内阁成立之初，国民支持率高达68%（《朝日新闻》），超过了对吉田内阁的支持率，创历史最高记录。

“日本列岛改造计划”是田中内阁国内政策的集大成之作，同时也是与田中政权共存亡的一张王牌，可以说田中政权成于斯，败于斯。

“改造计划”源于《日本列岛改造论》。该书是1972年5月田中问鼎首相宝座之前出版的，作为新首相的著作曾畅销一时，一再重印，创发行88万册的记录。早在1967年3月，自民党成立都市政策调查会，田中任会长，1968年5月，完成了《都市政策大纲》。一年后，日本政府据此制定、公布了《新全国综合开发计划》。因此可以说，田中内阁的“改造计划”，实际上经历了《城市政策大纲》→《新全国综合开发计划》→《日本列岛改造论》→“日本列岛改造计划”的演变过程。“日本列岛改造计划”虽然并没有形成政府的正式计划文本，但因为它是首相的基本构想，所以实际上成为政府的基本方针。

《改造论》提出以下具体政策措施：第一，工业的重新布局。为解决日趋严重的空气污染、交通拥塞、住房紧张、城乡人口疏密不均等问题，重新焕发日本经济的发展活力，拟在全国各地建立一批25万人口规模的城市，为农村地区的工业化发挥核心作用；通过有关工业税收政策（所谓搬迁税）促使大城市的工厂向外地转移；严格控制在太平洋沿岸一带兴办新的企业，鼓励发展内陆工业基地和开发日本海沿岸工业区。第二，建设“新干线”等现代化交通网络。修建7000公里铁路、10000公里公路，形成遍及全国的高速铁路公路网，将全国各地城乡连为一体；同时加速港口建设，尤其重点开发适于建设大型石油基地的港口，使50万吨级的油轮能够自由停泊。第三，保持经济继续高速增长，平均年增长率达到10%，到1985年，日本的经济规模可达304万亿日元（约合1万亿美元），使日本成为一个消灭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环境幽雅、四通八达的美好社会。^[7]

内阁成立后不久，田中首相就提出一个构想：为了研究与讨论“新全综”与“日本列岛改造计划”协调的问题，由相关省厅约30人组成日本列岛改造问题调查会。另外，与日本列岛改造有关的9省厅事务次官会议，也作为计划的推进与调整机关于8月24日成立。各省厅竞相抬起日本列岛改造这台轿子，提出五花八门的构想。通产省的《新25万人口都市构想》方案，计划建设60—80个25万人口的城市作为工业重新布置计划的诱导地区，以及数个内陆工业团地。自治省的《新都市圈整备》方案，则准备从全国328个广域市町村圈中选出60—80个各自形成人口20—40万的圈域。建设省的《地方中核都市》方案，要求对中核城市和周边农村的生活环境设施进行综合治理，按照地区的特点配置工业团地。^[8]

10月20日内阁会议公布了把全国分成如下3个地区的政令：1.促进工业移动的地区（迫迁地区）；2.以优惠措施招徕工厂的诱导地区；3.工厂既非迫迁对象又非优惠对象的所谓白地地区。迫迁地区是首都圈、近畿圈、中部圈的过密地区，仅东京就有23个区和14个市。诱导地区有北海道、东北、北陆、甲信越（指山梨、长野、静冈3县）、山阴、四国、九州、冲绳等27个道县的712个市町村。白地地区约有640个市町村。迫迁地区占全国面积的0.5%，诱导地区占86.5%，白地地区占13%。

应该说，“日本列岛改造计划”作为国家宏观计划，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和远见性，同时它对某些大企业和某些后进地区都具有一定的诱惑力。在1971年出现“日元升值萧条”以后，国内流传着一种悲观情绪，看不到日本经济的前途。因此，“改造计划”在开始阶段还是受欢迎的。国内许多大企业为了在列岛改造方面先声夺人，竞相购买土地，“日本列岛改造热”名噪一时。

但是，“改造计划”实施不久，各种矛盾便接踵而来。首先是工厂迫迁税推行不下去。大企业、承包的中小企业和“钢铁劳联”都反对向地方迁移。在自民党内，对工厂迫迁持慎重态度的也占了上风。10月末，决定停止征收工厂迫迁税，这就意味着列岛改造中以向地方分散工业来解决过密过疏问题的核心部分流产。随后，不但改造列岛的初衷经济大发展之梦未能实现，而且迅速导致“狂乱物价”，甚至出现抢购卫生纸的大恐慌局面。“改造计划”派生出来的“土地投机热”，更让普通百姓吃尽了苦头。物价和地价的暴涨引起日本国民的强烈不满，1973年11月11日，“总评”、中立劳联等工会组织发起召开“生活防卫国民总决起大会”，全国114个地方相继举行了集会。^[9]面对这一局面，田中政权深受其影响，最后终因成为众矢之的而偃旗息鼓。

由于“日本列岛改造计划”的失败，田中不但被赶下台，而且几乎成为“万夫所指”的历史罪人，受到世人的普遍指责。在列岛改造问题上，田中的过失在于错误地估计了日本的经济形势，在经济高速增长大势已去的情况下，仍然推行以经济高速增长为前提的政策，结果事与愿违，最后以失败告终。

恢复中日邦交是田中内阁值得载入史册的一件大事。1972年9月田中访华，一举实现了同中国的邦交正常化，揭开了中日关系史的新篇章。

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并签署《上海联合公报》。自民党内开始认识到，佐藤以后的新内阁不打开日中关系的新局面，就不能适应国内外形势。田中在当选自民党总裁的当天就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恢复日中邦交的时机已经成熟，我愿负起责任，来研究以什么样的基本态度进行政府间谈判的问题。”田中内阁成立当天的7月7日，田中首相重申：在外交上，要加紧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邦交正常化，在动荡的世界形势中，强有力地推进和平外交。^[10]

随后，田中内阁通过古井喜实议员和公明党访华代表团与中方接触，中国迅速做出反应。周恩来总理在10日表示欢迎早日恢复邦交，并指定了谈判代表。访华归来的原社会党委员长佐佐木更三，在22日向田中转达了周总理欢迎田中访华的意向。

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受田中首相之托，于7月25日访华，周总理提出了有毛泽东签字的《共同声明》的基本内容。8月4日，竹入将记录稿亲手交给田中和大平。在自民党内，为了给谈判做准备，设立了总裁直属的日中邦交正常化协议会，7月24日举行了有249人参加的首次全体会议。在8月9日的全体会议上做出以下两点决议：一、促成日中邦交正常化；二、田中首相为此访华。虽然岸信介、贺屋兴宣、石井光次郎、滩尾弘吉等亲台派议员强烈反对，但9月8日，正常化协议会还是通过了日中邦交正常化基本方针，随后作为党的决定自民党总务会也通过了这一方针。

田中请古井喜实、田川诚一两位现议员和松本俊一前议员访华。三人携带《共同声明》的日本方案前往北京，三位使者于9月23日回国。田中首相、大平外相和二阶堂官房长官，于9月25日上午乘日航专机直飞北京。在26日上午第一次两国外长会谈中，外务省条约局局长高岛益郎用了1个多小时的时间，叙述了日方对复交三原则所持的立场，他坚持主张日本与中国的战争已根据“日华条约”第一条宣布结束。在这天下午的第二次首脑会谈中，周总理说：“我不认为高岛局长的发言是田中、大平先生的本意……中日关系正常化是政治问题。用法律论来解决这个问题是错误的。”^[11]

9月27日夜，大平在外长会谈时，提出了日方准备的第三个方案。周总理同意了日方的方案。29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双方签署了《共同声明》。随后，在发表《共同声明》的同时，大平外相发表了与台湾断绝外交关系的谈话。

田中内阁乘中美关系缓和之机，果断地率先实现了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确是一项值得大书一笔的重大政绩。不过，客观地讲，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2年中日复交，已经走过23个年头，随着国际形势的巨大变化和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历届日本政府坚持敌视中国和“政经分离”的对华政策，已经走进死胡同。从总的潮流和中日关系的发展趋势看，已基本达到“水到渠成”的阶段。田中内阁恢复日中邦交，只是一种顺应时势和民心的历史选择，是对日本长期推行的“向美国一边倒”既往政策的修正，是田中标榜的“自主、多边外交”的具体实践。

（二）金权选举与田中内阁下台

田中上台不久，也就是1972年11月13日，解散众议院，12月10日举行大选。选举结果与预想的相反，自民党惨败，不但大大低于解散前的288席，而且少于“黑雾选举”时的277席，只得271席。自民党得票率只有46.9%，低于上次的47.6%和上上次的48.8%，^[12]比上一届减少17席。共产党的势力大大增强，议席数由上届的14席增到38席。社会党由解散前的90席增至118席。公明党和民社党大大后退，公明党29席，民社党19席。这次选举失败，虽与田中乱立候选人、选举战术失策有关，但更主要地是自民党政治走下坡路倾向的反映。

选举虽然失败，但尚未动摇田中政权的基础，因为自民党主流四派的力量在党内占压倒优势，而且田中派通过选举反而增加了3人，减少的大部分议席属于福田派（由65人减为56人）。选举后，第二届田中内阁（1972.12.22—1974.12.9）成立。为了缓和派阀关系，福田赳夫被任命为行政管理厅长官，福田派的得力干将也被起用为政调会长。

为了巩固自民党政权，田中提出了修改选举法问题。自民党自1972年12月大选失败后，就感到必须恢复小选举区制，才能保证选举的胜利。在自民党选举调查会探讨如何修改《参议院选举法》时，多数人主张要同时修改《众议院选举法》，于是在3月28日做出决定，一并考虑众参两院的选举改革，在众议院同时采用小选举区制和比例代表制，在参议院对全国区采用比例代表制和对地方区的名额进行修改等。4月11日，选举调查会拟定了“国会议员选举制度改革的基本方针”，24日得到政调审议会认可，27日又获得总务会同意。于是，在5月10日发表众议院选举区划委员会名单，12日召开第一次会议，进度异常之快。

为了与自民党对抗，社会、共产、公明、民社四党的书记（局）长于4月24日决定为阻止修改选举制度而共同斗争，在5月11日提出拒绝在国会审议的策略。社会、共产、公明三党还决定与“总评”等团体联合开展院外运动。新闻媒体也认为修改选举法是出于自民党的利益和党略。看到反对运动日益高涨，众参两院议长中村梅吉、河野谦三迫切希望田中首相中止向国会提出修改选举法的法案。自民党内也有人担心国会如果发生混乱，会影响其他法案的通过，大平、中曾根、三木等人也主张慎重行事。最后内阁会议决定不向国会提交有关公职选举法的法案。在野党的团结和自民党内的慎重论起了作用。

在使政局出现近两个月动荡的小选举区制问题之后，执政党和在野党又在佐藤内阁时期未通过的国铁运费上调法案、《健康保险法》修改案、两个防卫法案等问题上发生对立和多次纠纷。自民党单独表决使会期延长两次，但国会在此期间只是“空转”，议而不决。长达280天的空前长期国会于9月末闭幕时，经过执政党和在野党互相角逐而成立的法案，只有国铁法案、保健法案和两个防卫法案。有关列岛改造的一些法案，几乎都没有通过。

正当田中角荣时运不济的时候，石油危机又给了他当头一棒。1973年10月6日，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后，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为了对战局施加影响，采取了削减石油产量、提高原油价格等一系列“石油战略”，目的是迫使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改变其中东政策。

日本约90%的一次能源依赖进口，而其中的82.6%又是依赖于中东地区，中东石油的大幅度削减，给日本产业带来重大打击。田中内阁受其影响，支持率由4月的27%下降到11月的22%，不支持率由44%急升到60%，这就是日本第一次石油危机。

中东石油危机对日本经济产生的影响，一是引起急剧的通货膨胀，二是扩大了国际收支中的赤字，三是石油价格上涨迫使政府采取通货紧缩政策。内阁会议通过了《石油供求合理化法》和《稳定国民生活紧急措施法》。

1973年11月23日，田中的得力助手爱知揆一猝死，田中趁机改组内阁，任命福田赳夫为大藏大臣，从此，便将制定经济政策的重任交给福田。福田一直反对过头的经济高速增长，主张“稳定增长”。面对石油危机这一事态，新上任的福田赳夫立即提出，政府要压缩财政，企业要减少投资，家庭要压缩消费支出，并大大压缩了公共事业投资规模。

抑制通货膨胀政策虽然在抑制总需求方面起到一定的作用，但由于原料和燃料涨价引起的成本上升和生产的压缩，物价仍然居高不下。物价上涨引起工资上升。1974年“春斗”中的工资上升率为32.9%（上一年度为24.1%）。物价、工资的轮番上涨造成通货膨胀的恶性循环。

石油冲击给日本带来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经济出现战后以来前所未有的萧条，而且从低谷回升的速度也很缓慢。工矿企业生产（综合指数）直到1978年2月才恢复到1973年10月（石油危机前的高峰）的水平，使持续近2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出现根本性转折，日本经济逐渐进入所谓“稳定增长时期”。

田中内阁成立以后，由于地价和物价的上涨，广大国民越来越感到不安和不满。加之石油危机后的“狂乱物价”，更把国民生活搅乱，人心惶惶，怨声载道。据舆论调查，田中内阁刚成立时，支持率高达62%，为历史最高纪录，到石油危机后的1973年11月，支持率下降到22%，不支持率却上升到60%，及至1974年3月，支持率更降至16.7%。^[13]

国民对田中内阁的不满，也表现为群众运动的不断高涨。1973年11月11日，日本工会举行“物价斗争日”活动，呼吁在石油危机和通货膨胀情况下保卫生活。1974年3月1日，举行了有55万人参加的春季斗争统一罢工，致使日本主要交通干线陷于瘫痪。3月26日，又有公共事业、民间企业以及公务员等各界数十个工会联合组织了有265万人参加的大罢工，中断交通半天。4月11日，有600万人参加的交通大罢工几乎使国营铁路中断，私营铁路和航空公司也举行了48小时或24小时罢工。

田中角荣坚持的经济高速增长政策和日益恶化的国内经济形势，引起自民党内部的反对，各在野党也对田中内阁持强烈不信任态度，纷纷提出严厉批判，寻求建立联合政权的可能性。但由于在野党之间存在力量分散、政见不一等弱点，尚难取自民党政权而代之。

1974年1月7日至17日，正当石油危机导致通货膨胀之际，田中首相为寻求“分享和平与繁荣的好邻居”而访问了菲律宾、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田中的东南亚之行，一是为了在石油危机的新形势下与这些国家建立经济合作关系，开展资源外交；二是试图解决日本企业打入东南亚各国之后与当地产生的各种摩擦。

但事与愿违，田中的访问，反而招致东南亚各国的一场反日运动。第一站菲律宾，还算圆满成功。到第二站泰国后，情况为之一变。5000名泰国学生包围了田中一行，高呼“田中滚回去”“反对经济侵略”等口号。到最后一站印度尼西亚，学生的反日运动发展成暴力行为，雅加达的日本大使馆国旗被扯下，200辆日本制汽车被焚毁，丰田系统的企业也遭到火攻，日本餐馆遭到袭击等。军队向示威队伍开了枪，据说有8人死亡。预定的田中首相与学生之间的对话也被取消了。这次事件，给日本政府和企业以深刻冲击。

东南亚各国的反日浪潮，从根本上讲，不是针对田中内阁和田中本人的，而是由于这些国家在贸易方面出现不平衡和日本的投资过猛等原因，而导致的经济和文化方面的摩擦。田中的访问，只是发泄这种不满的一个契机。

就在日本政局动荡不安的情况下，1974年7月7日举行了第10届参议院议员选举。这次参议院选举，有可能会出现执政党和在野党势力对比逆转的局面。自民党为避免在选举中失败，接受了财界的大量政治捐款，并向银行借来上百亿日元“选举资金”。田中以每架200万日元的价格包租了两架直升飞机，到全国各地游说，除枥木县外，其他46个都道府县都去过，在147个地方做了街头演讲，飞行达4万公里。为了拉票，还动员企业，自民党把它的35名全国区公认候选人分配给企业集团或大公司，由它们协助竞选。企业家也积极响应自民党“为保护自由社会”的号召。“经团联”副会长说：“只能叫自民党接着干，否则就要出问题。”东京商工会议所副会头说：“为选举这样的大事把全部企业都拉过来加以组织，企业的意识就会增强。”^[14]

大企业千方百计动员本企业职工支持自民党，违反了作为国民基本权利的“投票自由”的原则，所以这次选举被称作是“金权选举”和“企业总动员选举”，引起社会舆论的广泛批判。

在这次选举中，田中虽然竭尽全力，但选举结果自民党议员数仍比选举前减少8名。在改选议席中未过半数，加上非改选议员和把无党派议员拉入自民党之后，才勉强维持住过半数议席，避免了“保革逆转”局面的出现。但自民党议席只比在野党多7席。这是自民党自1955年成立以来，第一次在参议院出现的“朝野伯仲”局面。

由于自民党议席的减少，自民党控制参议院的能力大大削弱，同时加剧了自民党的内讧和权力之争。选举结束后，1974年7月12日，田中内阁副首相兼环境厅长官三木武夫宣布辞职。7月16日，大藏大臣福田赳夫和行政管理厅长官保利茂也提出辞呈。甚至力保田中内阁的行政厅长官在说服福田留任失败后也先于福田辞职。这些自民党核心人物的辞职，使田中政权陷入空前危机，三木派和福田派联合起来对田中政权展开公开批判，这预示着田中政权的末日已经为期不远了。

参议院选举的失败，使田中政权处于四面楚歌的境地。一直支持田中的财界，也开始与田中离心离德，号称“日本财界总司令部”的“经团联”决定不再为自民党筹集政治资金。东京电力公司以及其他8个电力公司和东京、大阪、东部、广岛、西部的各煤气公司也决定中止向田中提供政治捐款。“日经联”会长樱田武说：“自民党单独执政的时代已经结束，即将进入联合政权时代。”^[15]

正当田中角荣穷于应付动荡政局，试图挽回危机的时候，日本大型综合杂志《文艺春秋》11月号（提前发行）刊出了著名评论家立花隆的文章：《田中角荣研究——他的财源与人事关系》。这篇长篇纪实性报道，披露了田中家族的皮包公司经手抄卖土地和大搞黑钱的内幕。儿玉隆也的《越山会百无聊赖的女王》则介绍了田中后援会“越山会”女管家佐藤昭与田中的关系以及她在田中派内的权势和地位。关于田中的“聚财”本领和事实早就有所传闻，但如此详实、生动地收集“第一手资料”揭露田中“金权政治”的文章，这还是第一次。文章记述了田中如何运用巧妙、周密的方法，通过金钱获取政治权利，又通过政治权利进一步扩大财源。

上述两篇文章一发表，在日本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当期《文艺春秋》很快被抢购一空。自民党总务会专门开会讨论此事，各在野党也立即着手整理“田中问题”的材料，舆论界对田中的资金来源问题展开了广泛批判，扩大之势已不可收拾。内阁支持率下降到12%，不支持率升至69%。从此田中政权前途多舛，政治形势演变失常。

为度过政局难关，田中在照原计划历访了新西兰、澳大利亚和缅甸三国之后，于11月11日第三次改组内阁，党内“三巨头”也分别由田中、大平、中曾根主流三派担任，干事长是田中派的二阶堂进，总务会长是大平派的铃木善幸，政调会长是中曾根派的山中贞则。但这一举动被社会舆论抨击为“转移国民视线”的小动作，社共两党和“总评”等19团体于11月17日开展全国统一行动，举行了有355万人参加的秋季大罢工，要求田中内阁下台。各在野党采取联合行动，决定追究物价问题和田中丑闻，并提出对内阁不信任案。自民党内以福田赳夫为代表的反对派也扬言要掀起迫使田中下台的倒阁运动。

在这种形势下，田中下台已成定局。11月18日，作为美国总统战后首次访日的福特来到日本，20日发表了《日美共同声明》，26日，田中发布辞职声明。声明大意是：

我自执政以来，两年四个月有余，始终将决断和实行铭记在心，为日本的和平和安全以及国民生活的安定和提高全力以赴。

但是，最近发生的政治混乱，发端于我个人的问题处不少，我作为国政的最高责任者，痛感负有政治的、道义的责任。

作为一个普通人，我自赤手空拳从乡间出来以后，没有休息过一天，只是一直勤勤恳恳地工作。回顾过去，聊有感慨。但是，由于我个人的问题而暂时遭到世人的误解，对于一个公职人员来说，实在是一件说不清道不明的有损道德的事情，使我感到有一种难以忍受的痛苦。我认为，将来总有一天真相大白，得到国民的谅解。^[16]

田中的威望，在田中内阁成立后的数月内蒸蒸日上，但最后在资金来源事件上使他失去政治生命。导致田中内阁下台的原因一般认为有两个：一是国内政策失误，二是“金权政治”败露。

国内政策失误，即推行了与经济形势不相吻合的“日本列岛改造计划”，导致事与愿违的结果。至于“金权政治”，田中角荣的确是行家里手，这是世人所公认的。筹集政治资金，对一个资深政治家来说，并不是一件太难的事，不过，在资金问题上，如果公私不分，就难免失去国民的信赖。所以，田中“金权政治”的曝光成为其下台的直接导火线，加速了田中政权的崩溃。

不过，日本自民党政权与财界之间的权钱交易关系，田中角荣既非始作俑者，亦非最后一个，只不过他更明目张胆而已。一位日本政治记者不无讽刺地说：“田中政治是战后保守政治的污水处理厂。”^[17]又有人打了一个不太文雅的比喻，说金钱这种“肥料”对任何一个政治家来说都是必要的，但历来的政治家都是在后门不显眼的地方建厕所“聚肥”，而田中却偏偏在大门口引人注目的地方堂而皇之地建厕所“聚肥”。此话倒也点中了田中的要害。

田中内阁的下台并不意味着田中型政治的终结。毋宁说，直至1990年代中期的桥本龙太郎内阁，田中派→竹下派→小渊派的势力长盛不衰，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田中派亡灵一直控制着日本政坛的命脉。

这些将在后面的章节中谈到。

（三）三木内阁与“洛克希德事件”

田中内阁表明辞意后，自民党内争夺总裁和首相之位的派系斗争迅速升温。曾有人提出“总裁首相分离方式”，田中继续但任总裁，副总裁椎名悦三郎出任“暂定首相”。但结果没有达成共识，于是田中决定辞职。

随后，有望出任总裁的福田赳夫、大平正芳和三木武夫三人之间展开较量。田中和大平两派主张通过选举产生总裁，因为公选可能会使受到田中派支持的大平处于有利地位。但由于田中形象欠佳，又会影响自民党的形象，在田中支持下建立大平政权，显然对自民党来说并非最佳选择。在福田方面，如果集结反田中势力，并取得中间派的合作，有可能在公开选举中取胜。但是，三木武夫不肯轻易让给福田，所以反田中势力难以统一。而且福田一向主张采取协商方式，他认为，激烈的选举有损于自民党的形象。福田甚至扬言，如果出现强行公选的情况，他将与其他反田中势力一起脱离自民党，另组新党。三木的主要战术是通过协商统一到三木方面来，因为三木通过公选取胜的可能性很小。三木在政策方面接近于公明、民社等在野党，所以也有可能采取脱离自民党等形式与在野党形成统一战线。总之，党内出现严重对立，面临分裂的危险。

11月22日，自民党实力人物保利茂和椎名悦三郎通过会谈达成共识：认为在当时形势下，一是应避免公开选举，二是福田和大平都不宜掌握政权，否则将引起党内混乱，因此只能是建立“长老暂定”政权，并决定采取协商方式指定继任总裁。起初，有人提出由椎名出任“暂定总裁”，但有人认为，由调停人直接出马有失公正。

于是，大平、福田、椎名都被排除在外，最后只剩下三木。12月1日，椎名副总裁指定三木武夫为继任总裁。

福田和大平都接受了这一方案。当时，正受到严厉的批判的田中虽然处境不妙，但田中派毕竟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田中认为，三木比福田更容易驾驭，所以田中也支持三木上台。于是，最后决定三木为自民党总裁。事后来看，当时指名三木为总裁，从对自民党危害最小这一意义上考虑，的确是一个最佳选择。

三木武夫是老资格政治家，自1930年代以来一直任众议院议员。战后初期加入协同民主党，后任国民协同党和国民民主党领导人之一，一直走的是一条“保守旁流”的道路。加入自民党后，历任自民党干事长、政务调查会长和历届内阁大臣等要职，是自民党元老之一，但也一直处于少数派地位，势单力薄，几次竞选总裁而未获成功。这次被指定为总裁，不但是略知自民党“派系力学”的人感到意外，就连他自己也说是“晴天霹雳”。

12月4日，三木在自民党两院议员总会上当选为总裁。9日，三木内阁（1974.12.9—1976.12.22）成立。由于三木派在自民党内是一个小派系，必须得到其他派系的支持才能维持政权。为此，内阁成员中，大平派、田中派各4人，福田派3人，三木派、石井派各2人，中曾根派、水田派、船田派、椎名派各1人。^[18]三木任命福田赳夫为副首相兼经济企划厅长官，大平正芳留任大藏大臣，宫泽喜一为外务大臣。在自民党方面，椎名悦三郎留任副总裁，中曾根康弘任自民党干事长，无派系人士滩尾弘吉任总务会长，福田派的松野赖三任政调会长。可谓是一个典型的派阀均衡的“举党体制”内阁。

三木内阁的历史使命是改变自民党“金权政治”和“派阀政治”的形象，避免派系之争引起的党内分裂。所以三木上台后强调实行“廉洁与诚实的政治”，提出“对话与协调”，在党内“实行革新”。这些主张给人以挽救政治危机的“新鲜感”，受到一定的好评。成立之初，内阁支持率达45%，虽然远低于田中内阁成立时的62%，但与田中内阁后期12%的支持率相比还是比较高的。

三木上台不久，提出了内政“三大法案”，这就是有关总裁选举和议员选举的《政治资金规正法修正案》《总裁公选制度修正案》以及《禁止垄断法修正案》。《政治资金规正法修正案》的主要内容是：限制政治资金的捐赠数量和来源，实行政治资金公开化，政党的党费和会费也必须及时报告，鼓励个人捐赠政治资金，以防止企业与政治的粘合，明确政党与非政党之政治团体的区别等。另外，《公职选举法修正案》规定：扩大选举的“公营”成分，以减少选举费用，对公职候选人员在选举过程中的宣传活动要加强管理，并通过“连坐制”等措施，严格取缔违法选举行为。

上述两个法律一般称为“选举二法”。这些法律的修改是三木在推行自民党现代化方面的主要改革措施。上述法案的提出，体现了三木的保守党内的左派立场。三木认为，现行的总裁选举方式，只由党的全国及地方议员选举产生，这是“金权政治”乃至“万恶”之源。他主张由10名以上国会议员推出候选人，再经地方全体党员投票复选并根据投票多少确定前两名，最后由党的国会议员选出其中一人为总裁。但是，这一旨在改革自民党选举制度的“总裁公选案”因遭到田中派和大平派的反对而搁浅，上述“选举二法”修正案也因触犯了自民党的根本利益，同时也受到部分在野党的反对，几经周折才在国会得以通过。在参议院表决时，出现赞否参半的局面，最后由河野谦三议长裁决才得以通过。

三木致力于上述立法，目的是为了“净化政治”，这是毫无疑问的。但问题是，他这样做，能否真的把“金权政治”一扫而光。三木曾扬言，“三年以内全面废除企业捐款”。^[19]结果，企业捐款不但没有废除，反而招来一片责难声，这是因为，自民党如果没有财界的巨额资金支持，便不能开展政治活动和维持政权。三木并没有找到解决政治资金的办法，只一味强调废除企业捐款，这犹如缘木求鱼。所以，新的《政治资金规正法》公布以后，企业捐款虽然减少，但筹集政治资金的其他花样应运而生，只是改变了方式而已。而且，三木内阁成立不久，自民党干事长中曾根康弘便向财界提出“重开企业捐款”的要求，“金权政治”反而更变本加厉。

三木内阁提出的经济政策《禁止垄断法修正案》也收到适得其反的效果。

1947年制定的《禁止垄断法》曾几经修改，但这些修改都是放宽对垄断的限制，三木内阁的这次修改则是加强对垄断企业的限制。三木上台伊始，曾许诺要建立“重视舆论的政治”“打破社会的不公平”“自民党要向也能取得工人支持的真正的国民政党转变”。三木坚持修改《禁止垄断法》，正是企图给国民大众留下一个自民党向“国民政党转变”的印象。这虽然不是限制私有权本身，但却是通过限制收益权来探索新的保守主义的道路。从这一意义上说，修改《禁止垄断法》应该说是体现了“革新保守路线”的实质。

但是，财界和自民党的保守主流派坚决反对修改《禁止垄断法》。“经团联”首先开展了反对修改的运动。在自民党内部，以椎名副总裁为首也提出了强烈的反对意见。反对的理由是：石油危机后的日本经济，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首次出现负增长这样的严重萧条，在这种情况下修改《禁止垄断法》，会有削弱企业活力和减弱国际竞争力的危险。他们认为，三木政权作为“拯救保守政权危机”的“暂定政权”，不应提出如此重大的法案，因为这是对保守党自身立场的挑战。后来，尽管对《禁止垄断法修正案》作了大幅度修改，众议院也审议通过，但在参议院因“审议未了”而成为“废案”。

修改《禁止垄断法》受挫以后，《烟酒提价法案》等也相继流产。三木连连受挫之后，开始改变某些政策，以求与主流派妥协。一是重开日台航线，部分接受亲台派的要求；二是于1975年8月15日“终战纪念日”以私人身份参拜靖国神社，这是日本战后以来首相第一次参拜靖国神社。另外，1974年末，同意国铁等公共企业拥有罢工权的提案也因党内反对而流产。有关工会为此举行罢工以示抗议。三木对公共企业工会罢工采取了强硬态度，这也是对党内主流派的一种妥协。1975年下半年以来的这一系列妥协，目的是为1976年大选以后再次连任做准备。

但是，进入1976年以后不久，日本发生了震惊中外的“洛克希德事件”。“洛克希德事件”引起的连锁性反应，使三木政权陷入绝境。

1976年2月4日，有人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跨国公司小委员会上揭发：美国最大的飞机制造公司洛克希德公司，为向外国推销飞机，以巨额回扣、政治捐款和津贴等名义，买通外国高官，使他们做出有利于洛克希德公司的决定或向有关方面施加影响，以购买这家公司生产的各种飞机。2月6日，洛克希德公司副总经理柯钦在该小委员会上作证说，该公司为向日本的“全日本航空公司”推销三星式客机，曾通过日本政界的幕后人物儿玉誉士夫和丸红、国际兴业等公司，交给日本政府高官200万美元（30多亿日元）的“活动费”。于是，“政府高官接受外国企业贿赂”的证言立刻引起日本舆论界的关注，并给日本政界以很大冲击。

由于全日本航空公司决定引进三星客机的时间，正好是在1972年田中、尼克松会谈之后不久，柯钦证言中提到的日本国际兴业公司老板小佐野贤治等人与田中角荣又是“刎颈之交”，所以舆论界很快便把焦点集中到以田中为首的政界要人身上。

三木下令彻底调查，并要求美方提供有关资料。经过三四个月的侦查，事件有了重大突破。从6月底开始，东京地方检察厅相继逮捕了一批涉嫌人犯。7月27日，以违反《外汇法》嫌疑，逮捕了前首相田中角荣，8月16日，以受托受贿罪和违反《外汇法》被起诉（8月17日以2亿日元保释金保释）。8月20日，东京地方检察厅以受托受贿罪逮捕原运输政务次官、中曾根派的佐藤孝行，翌日又逮捕原运输大臣、田中派的桥本登美三郎。此外，田中派的二阶堂进、安倍派的加藤六月等4人被认定为“灰色高官”。

如果说财源问题是导致田中内阁下台的导火线，使田中的政治生涯和个人名誉开始受挫，那么，“洛克希德事件”则是从根本上断送田中政治生命并最终迫使其退出政治舞台的沉重一击。田中离开首相职位以后，作为田中派的领袖仍然从事政治活动。田中派是当时自民党的最大派系，人多势众，号称“田中军团”。当时的田中跃跃欲试，准备东山再起。但是，旷日持久的“洛克希德案件”把他拖得疲惫不堪，身败名裂，在他个人历史上涂上了一层浓重的“悲剧”色彩。从此，“洛案”、田中角荣、“金权政治”，几乎成了日本妇孺皆知的同义语。

三木本以为逮捕田中可使局面改变，党内的反三木运动也应当因此而销声匿迹。但事实恰恰相反。逮捕田中引起田中势力的强烈不满，党内“倒三木”运动加剧，三木政权摇摇欲坠。曾亲自把三木扶上台的前副总裁椎名悦三郎与三木分道扬镳，为逼三木引退四处活动，公开指责“三木闹得太过分了，没有恻隐之心”。福田派和大平派形成“大福联合”的态势向三木展开攻势。8月4日，田中派召开总会，通过要求三木下台的决议。大平和福田也随声附和。于是出现田中、大平、福田三派联合的态势，开始了第二次“逼三木下台”的活动。

田中8月17日被保释出狱后，逼三木下台的活动愈加活跃。19日，田中、大平、福田三派和椎名、水田三喜郎、船田中三个中间派的国会议员成立“举党体制确立协议会”（简称“举党协”，船田中为代表主持人），掀起了一个“立即召开两院议员大会以确立举党体制”的签名运动，在393名众参两院议员中，有277人签了名，占70%。在20名内阁成员中也有15人加入其中。^[20]“举党协”在24日下午自行召开议员总会，出席会议的议员有271人，超过了自民党两院议员总数的三分之二。但是，三木立即通过电视向全国人民表示：“绝对不答应强制引退，不能服从在临时国会召开前引退，不作放弃原则的妥协。”^[21]

在9月10日的内阁会议上，三木决定要召开临时国会。临时国会召开之前，党和内阁进行了人事变动。受到“举党协”强烈批判的中曾根干事长被换掉，由大平派的内田常雄出任新干事长。在9月15日的内阁改组中，除福田副首相和大平藏相留任外，其余13名反三木派阁僚全被更换，一律换上非“举党协”所属的人，但并没有形成三木所希望的阵容。

“洛案”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单纯的收受贿案件，而是与自民党派阀斗争相关联的政治事件。田中角荣1974年下台后一直伺机东山再起，曾扬言：“我若不同意，党便一事无成。”事实上，自从三木打出“净化政治”的旗号以后，田中便暗中开展了“倒三木”运动。在“洛克希德事件”出现以前，自民党内已经形成以椎名悦三郎为首的“倒三木”势力。

“洛克希德事件”对已被人们视为“野殍”的三木首相来说，本来是起死回生的天赐良机。从事件涉及的人事关系和时间来看，是和搞“金权政治”的田中内阁密不可分的，而“净化政治”、揭露政治与财界间的暧昧关系是三木多年来的主张。同时，对此事件进行彻底追查，对“倒三木”后台人物田中角荣也是一个沉重打击，借以巩固三木政权，收到一举两得的效果。三木盘算，只要“洛案”上马，不论最终田中是否有罪，一上法庭就等于葬送了田中的政治生涯，不仅可以遏制田中东山再起，同时也就削弱了其他政敌及政敌的朋友。

所以，三木摆出一副穷追不舍的态势，表示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但是，事态发展却与三木的预想相反，“洛克希德事件”也给他自己的政治生命带来了灾难，使三木内阁陷入困境。这是因为，他执拗地暴露自民党权力中枢的黑暗面，打击的不仅是田中本人而是整个自民党的政治结构，因而必然引起自民党群起而攻之，不但使他的改革措施连连受挫，而且在要求改革的国民中也对三木内阁产生失望感。这样一来，三木内阁既孤立于自民党主流派之外，又被改革派所疏远，陷于孤军作战的境地。

三木内阁面对反对派的威胁和攻击，表现出退缩和守势，而另一些人对他的妥协和后退则表示不满，使他处于两面夹击的境地，自民党也出现分裂局面。1975年9月25日，河野洋平、田川诚一等6名众议员和参议员声明“与腐败诀别”，宣布退出自民党，成立“新自由俱乐部”。

反三木派要三木下台，必须解决由谁接任总裁的问题，也就是说，反三木派要向三木发动决战，就得使对抗马“一匹化”。那么，这匹对抗马是福田还是大平呢？必须进行内部协调。到1976年10月中旬，大平派和福田派达成共识，大平派支持福田上台。10月27日，大平派和福田派签署了“合作文书”，内容为：

1.大平正芳推举福田赳夫取代三木出任新总裁和提名为首相候选人；

2.首相和总裁虽是不可分离的二位一体，但福田赳夫将党务主要委托给大平正芳处理；

3.在昭和五十二年1月的定期党大会上修改党章，总裁的任期由3年改为2年。

对以上各点，福田和大平约定互相信守。^[22]

文书上有福田、大平、园田（直）和铃木（善幸）的签字。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把总裁的任期由3年改为2年”，其意思就是2年后把政权让给大平。也许正因为有此约定，一直主张公选的大平才转而支持福田上台。其二，“将党务主要委托给大平正芳处理”，已接近于“首相（内阁总理大臣）总裁分离论”。而“总总分离”往往是自民党内对立闹得不可开交时提出的论调，是对立双方试图分享权力、妥协与共存的产物。但是这一主张从来也没有实现过。作为最高权力的总裁和首相应为一体，是自民党成立以来一直坚持的政党政治原则。所以这次出现了近似“总总分离”的论调。

10月21日，“举党协”推举福田为下届首相。11月5日，福田辞去副首相兼经济企划厅长官的职务，为建立新政权做准备，其他内阁成员也大都倒向反三木一边。这时的日本政局，“如同一辆失控的汽车，整天在那里兜圈子”，而腹背受敌的三木“仍像一只受伤的狮子”，挣扎着拒绝交出政权。

在“倒三木浪潮”中，三木试图通过大选挽回败局，但是，12月5日，自民党在众议院选举中失败，只获得249个议席，得票率也只有41.8%，追认8名无党派人士为自民党议员之后，才勉强保住议会多数。6月份脱离自民党成立的新自由俱乐部一举获得17个议席；社会党增加5个议席，总数达到123席；公明党增加27席，总数达到55席；民社党也增加了9个议席，达到29席；共产党减少了一半议席，只剩下17席。^[23]

三木不得不承担大选失败的责任，于12月17日发表了相当于“引退声明”的《我之所信》，12月22日，三木内阁总辞职。

“倒三木”闹剧的背后，固然有自民党各派系之间长期积怨而导致的内部纷争，“倒三木”只不过是其中的一幕罢了。不过，由洛克希德事件引发的党内斗争的结局，竟是“廉洁的三木”被迫下台，这说明“金权政治”在自民党内有着多么雄厚的根基和不可触犯的地位。

注释

[1]北冈伸一：《自民党》，读卖新闻社1995年版，第142页。

[2]如月为阴历二月的别名，弥生为阴历三月的别名。

[3]日本议会政治史上，年轻的首相计有：创立内阁制度并自任首相的伊藤博文44岁（1885年12月）、近卫文磨46岁（1937年6月）、黑田清隆48岁（1888年4月）、山县有朋51岁（1889年12月）。

[4]石川真澄：《战后政治史》，岩波书店1995年版，第125页。

[5]北冈伸一：《自民党》，读卖新闻社1995年版，第147页。

[6]伊藤昌哉：《自民党战国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54页。

[7]正村公宏：《战后史》下，筑摩书房1985年版，第403、404页。

[8]升味准之辅：《日本政治史》第四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171页。

[9]田中浩：《战后日本政治史》，讲谈社1996年版，第223页。

[10]石丸和人、松本博一、山本刚士：《战后日本外交史》第二卷，三省堂1983年版，第221页。

[11]升味准之辅：《日本政治史》第四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167页。

[12]正村公宏：《战后史》下，筑摩书房1985年版，第410页。

[13]田中浩：《战后日本政治史》，讲谈社1996年版，第227页。

[14]升味准之辅：《日本政治史》第四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174、1175页。

[15]升味准之辅：《现代日本政治》第四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35页。

[16]中野士郎：《田中政权：八八六日》，行政问题研究所1982年版，第373页。

[17]佐藤基夫等：《战后保守政治的轨迹》，岩波书店1982年版，第268页。

[18]田中浩：《战后日本政治史》，讲谈社1996年版，第239页。

[19]北冈伸一：《自民党》，读卖新闻社1995年版，第164页。

[20]北冈伸一：《自民党》，读卖新闻社1995年版，第169页。

[21]升味准之辅：《日本政治史》第四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197页。

[22]川内一诚：《大平政权：五五四日》，行政问题研究所1982年版，第45—46页。

[23]白鸟令编：《日本的内阁》第三卷，新评论1986年版，第165页。

二自民党的派阀之争

二自民党的派阀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