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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廷璆 等
选自《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
三、“制造业服务化”趋势成突出特征
三、“制造业服务化”趋势成突出特征
面对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技术革命潮流,日本虽然没有像德国那样率先提出“工业4.0”的宏伟构想,但是,相关企业却早已尝试并切实实施了IoT等战略转型,如小松早在1998年便开发KOMTRAX系统[1],将工程机械与ICT信息技术嫁接在一起,如今纳入该系统搭载GPS定位的全球各地小松建机超过30万台;2005又推出AHS系统[2],并于2008年商用化;最近,它又搭建起横跨整个企业集团以及供应商之间的物联网工厂(KOM-MICS),其中,搭载数据收集装置(K-MICS PAD)的工作机床已经超过千台以上。[3]除小松之外,日立制作所、普利司通、堀场制作所等日本企业也走在“制造业服务化”的前列。
走向“制造业服务化”,实现高附加值化目标,这已经成为日本制造业摆脱传统模式、实施战略转型的最突出特征。这种服务化关键就是要转变传统制造业只向客户提供“硬件”的历史,“软件”也成为重要目标。换言之,传统制造模式只是由企业创造价值,如今是要企业与客户一起共同创造价值。
源动力是竞争压力与技术进步
以往,日本制造企业凭借“磨合型优势”[4],在一些复杂产品,如汽车等零部件众多、产业链条更长的领域,拥有独特的竞争优势。但是,伴随着技术进步,特别是模块化浪潮冲击,加之中韩等新世界工厂的迅速崛起,日本企业的传统优势受到严峻挑战。
在“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的年代,只有少数发达国家能够进行现代工业品的大量生产能力,但这种局面到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后被彻底打破,由于经济全球化以及模块化浪潮,以低成本为武器,新兴市场国家的制造企业迅速崛起,日本企业竞争优势逐步丧失。一些新的产品上市不久,价格因激烈的市场竞争而迅速下降。不仅仅通用性产品如此,高端产品也很快便沦为通用产品,这就是所谓“一般商品化”(commodity)现象,于是,价格竞争便主导了市场。
如何才能规避价格战并赢得高附加值呢?近年来,日本制造企业开始向服务领域拓展,也就是通过把个性化的服务附加到商品上,从而实现高附加值化的目标,这样既可以避免价格战,同时,也把客户纳入到价值创造体系中来,从而实现所谓“共同创造价值”。其具体表现形式就是把以往的“制造产品”为重心,转向了向客户提供“价值”服务为重心。例如,向客户出售商品仅仅是一部分,还要向客户提供商品的后期保养维护、甚至是租赁服务等“新的商品”,从而获得更高的附加价值。
服务“事业化”与“价值化”
在服务化战略实施过程中,日本制造业企业主要形成了两种类型,一是将服务直接作为一项主营业务来做,即所谓的事业化;二是将服务融入有形商品之中,也就是把更多服务与商品自身捆绑起来,这就是所谓“价值化”。
“事业化”方面,最具代表性案例就是汽车行业的“共享”服务,部分整车厂商已经将其作为未来一项主营业务来尝试。如丰田汽车于2016年5月已对提供共享汽车服务的Uber(优步)公司进行战略投资,同年10月,它又通过旗下丰田金融公司和Mirai创意投资公司,对美国另一家汽车共享服务企业Getaround投资了1000万美元。很显然,面对风起云涌的共享经济模式,丰田开始努力如何将新的挑战变成企业发展机遇。
“价值化”方面,上面提到的小松就是典型代表,它通过康查士远程控制系统为客户提供建设机械的实时运营状态。也就是说,制造厂商再向客户提供有形商品之际,也同时提示出各种服务项目供消费者选择,比如更加细致入微的保养服务或如何发挥商品价值的一些提案等。例如有一家小型工业锅炉厂商三浦工业,它在销售锅炉之际,就会与客户签署3年的保养合同,并向客户提供“故障预知”服务。如今,其国内市场份额占有比重已经超过40%。
当然,事业化与价值化也经常会结合到一起,比如日本正在努力向海外推销“成套基础设施”,它不是某个商品或某项服务,而是一个相对较大的服务系统。比如成套的核电系统、包括软硬件在内的新干线运行系统、上下水道系统以及再生资源基础设施等等。这是日本制造业出口的一个新特征,不再是单一产品的出口,而是囊括商品及服务在内的整套体系,而且,还提供人才培养、品牌维护、保养维护等各种服务项目,简言之,就是“打包”销售。为顺利推行该战略,日本已经形成了新的官产合作模式,在某系统的整个团队中,除了商品供应厂商之外,还有商社、装置产业、客户企业,甚至金融机构等等。
以“制造业服务化”打造新竞争力
制造业服务化已经成为日本制造业的新特征,这既是其应对物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新技术浪潮的重要策略,同时,也是其通过应用新技术而构筑新竞争力的重要手段。
概括而言,日本制造企业实施服务化的战略目标大致包括如下几点:
第一,以此避免陷入价格战,因为通过提供更多新的服务或将服务嵌入既有商品之中,从而提升附加价值,与竞争对手之间形成“差异化”商品。
第二,提升了市场进入门槛,也就是通过提供新的服务或带有更多服务的商品,使之提供的“价值体系”是竞争对手难以简单模仿的,这就等于构筑起一道新的保护墙。
第三,可以降低经济周期波动对企业经营的影响,因为它提供的不仅仅是一次性交易的商品,这些商品也附带了“库存性质”,一旦客户购买之后,其后续服务将会一直持续到该商品报废为止,这样提供这种价值体系的企业就形成了收益稳定特征。
第四,提供更多、更大范围的价值服务,既可以更深度地掌握客户需求,从而开发更贴近需求的新商品及价值体系,而且也能为企业发挥人才培养的功效,因为深入到各种“现场”的员工,可以更快地熟悉各种情况、掌握更多技能。
实践层面的多样化转型案例
近年来,除了大幅迈向服务化方向之外,各家企业也因各自实际情况而实施了不同特征的战略转型,其主要特征包括:一是放弃了传统的多元化战略;二是重点围绕某项事业进行价值开发;三是充分结合新技术,实施企业创新。以下是战略转型已取得成功的几个典型案例。
向“顶级医疗设备厂商”迈进的奥林巴斯。2011年,光学设备巨头奥林巴斯因巨额财务造假(隐瞒了过去20年的13亿美元巨亏)而濒临破产。新任社长笹宏行实施了破釜沉舟式的“瘦身计划”,在彻底“切割”信息通信事业之后,又大幅削减其传统影像业务和科学业务,最终形成了“内窥镜”为代表的医疗器械独大的局面,在总销售占比将近8成。放弃多元化战略,走向核心业务型企业,这是奥林巴斯战略转型成功的关键。
始终坚守白色家电的大金空调公司。家电曾是日本企业失败的代表,但大金却始终坚守该领域,并最终获得成功。20世纪80年代,大金曾实施多元化战略,除空调外,还广泛涉足机器人、地暖、医疗器械以及电子设备。1994年井上礼之社长实施“选择集中战略”,砍掉了空调之外的所有业务。改革令大金在家电领域异军突起,独树一帜。其具体手法包括以并购手段扩大市场、深耕空调事业(销售占比近九成)、“两头在外”(生产与销售重头都在海外,二者海外占比均在七成以上)。[5]
跻身半导体装置新领军者的东京电子。东京电子原为一家小商社,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后才进军半导体设备领域。走专业化路线和差异化道路,是东京电子成功的关键。它一直专注于半导体装置,始终与多元化划清界限。在公司治理机制上也独具特色,一是经营决策迅速、高效,以至“经常被外国企业视为非日本企业”;二是重视利润率而非市场份额,注重维护股东利益。2005年以来,其经常利润率一直在12%以上,远高于其他日企。
剑指“再生医疗世界第一”的富士胶片。与2012年破产的美国柯达形成鲜明对照,同为传统胶片企业,富士胶片却实现成功转型,不仅渡过难关,还成功构筑起新的竞争力。这主要归功于2003年上任的古森重隆社长,他把一家世界最大的感光材料企业,转换为服务型业务主导的制造企业。
“智能制造冠军”发那科(FANUC)。该公司更是堪称日本企业中的奇葩。它脱胎于富士通公司,1972年独立,在仅仅45年经营史中,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把总部从都市搬到偏僻的农村;创造了极高的营业利润率,一直在40%左右,是日本制造业平均水平的5倍;其全球份额占比极高,数控机床占全球一半,产业机器人也以20%独占鳌头,智能手机加工机床占全世界八成;一直坚持在国内生产,尽管其海外销售占比高达80%;再就是高度重视股东利益,大胆提出要把百分之八十纯利润反馈给股东。
注释
[1]小松KOMTRAX(中文也译作康查士)是通过车载传感器与卫星技术架构的远程控制系统。
[2]小松AHS系统,是其矿山车自动驾驶系统,2005年试验,2008年投入商用,迄今已有100台以上车辆纳入该系统,并导入了无人机设备。
[3]「特集コマツの強さ」,『日経ものづくり』2018.4、45—69頁。
[4]以东京大学藤本隆宏教授为代表,提出了针对模块化生产,日本企业更拥有企业内部磨合型优势,也就是构建在TPS生产方式以及日企独特培训体系等基础上的经营优势。
[5]DAIKIN『サステナビリティレポート2017』2017年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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