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 鹿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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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廷璆 等
选自《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
第四章 明治日本与西方近代文化（上）
第四章 明治日本与西方近代文化（上）
在伯理舰队叩关后的第十五个年头，日本历史发生了巨大的转折，封建的德川幕府政权被推翻，几乎被历史遗忘的天皇，被西南强藩的一批下级武士簇拥着走上历史的前台，进行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变革，史称“明治维新”。但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看，它是“以西洋文明为目标”（福泽谕吉语），通过大规模输入西欧文化并加以日本化的途径来实现日本的近代化。当然，这不是说日本的近代化完全始自于明治维新，日本接触与吸收中世末期和近代的西方文化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同时，如近年来的大量研究所表明的那样，在江户时代的日本社会内部已孕育着多方面的近代性因素，并为明治维新后加速进行的近代化提供了前提条件。总之，关于江户时代的意义已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不过，这不属于本书所叙述的范围，这里也就不作介绍了。
一、“求知识于世界”——岩仓使节团出访的意义
明治政府成立不久，在1868（明治元）年3月14日发布的《五条誓约》中就宣布要“求知识于世界”，表明向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学习的意向。1871年（明治四）年，国内形势依然很不稳定，暗杀政府要员及农民起义时有发生，尽管如此，日本还是向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派出了一个大规模的高级政府代表团。这个使团以右大臣岩仓具视为特命全权大使，以参议木户孝允、大藏卿大久保利通、工部大辅伊藤博文、外务少卿山口尚芳为副使，还有藩主锅岛、毛利、前田等参与，加上随员及留学生等浩浩荡荡将近百人。据说，向外国派出使节以考察欧美文物制度的最初动议，是大学南校的外国人教师威尔贝克（G. H. F. Vtrbeck）向外国官副知事大隈重信提出的，大隈本人也只是想由自己充任使节带领几个随从出访而已，但此动议一经提出，政府大员均感兴趣，终至出现了那样的结果。正如《大隈伯昔日谭》中所说，“始则不过派遣二三人士随余出访之议，现在一变而为派遣人员近百之外国视察队”。
岩仓使节团的任务共有三项：（1）访问缔约各国，向各国元首呈送国书，行聘问之礼；（2）要求修改幕末以来与各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进行修约的预备性交涉；（3）调查和研究欧美各国的文物制度。但一到美国，使节团就发现，列强根本不愿意放弃不平等条约任何一项。总之，关于修改不平等条约收获甚微，而考察各国文物制度则收获极大。
使节团在出国前已作了充分的准备，无论政治、经济、军事、文教各方面都组织了对口的考察班子，拟出了详细的考察提纲，如教育考察包括教育法规、国民教育的方法、公私学校的设立、费用、招生方法、学科、学规等。法制的考察包括司法制度、法律的理论和实践、法院、涉外事务等。使团的主要领导人也各有不同的考察重点，如岩仓具视注意各国的帝室制度和贵族状况，木户孝允着目于各国的宪政，大久保利通则主要观察西方的产业状况等。从这些考察提纲和分工中可以看出，明治政府已有了导入西方文明的意志，但如何付诸实践，却希图通过考察来解决。
岩仓使节团的派遣是日本对外关系史上的一件壮举。古代日本为了吸收中国的先进文化，曾多次派遣唐使团访问中国，由位居政府核心的大批高级官员出访却是史无前例的。使节团遍访了美国、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德国、俄国、丹麦、瑞典、意大利、奥地利、瑞士等十二国，最后由马赛启航，经雅典、斯里兰卡、新加坡、西贡、香港、上海回国。绕地球一周，历时一年零十个月。使节团访问了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所到之处，参观了包括议会、银行、博物馆、教会、商场、动物园、水族馆、医院、监狱、邮局、工场、学校、报社、兵营在内的一切设施，并作了详尽的记录。
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正是自由资本主义发展的顶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达到空前的繁荣，明治政府的领导人们置身于欧美先进文明之中，切身感受了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正如当时随团的留学生中江兆民后来回忆及此时所谈的感受那样，“目睹彼邦数百年来收获蓄积之文明成果，粲然夺目，始惊，次醉，终狂”[1]。同时他们也痛感日本与西方各国之间所存在的巨大差距。此外，他们在要求修改不平等条约交涉中所遭到的无理对待，也使他们深深体验到一个弱小民族的可悲地位。这就从正反两个方面激发了他们移植西方先进文化，迎头赶上西方国家的决心。
岩仓使节团在这次对西方国家的“取经”游历中，也大体明确了学习西方应主要从如下数端入手。
（1）大力发展工商业。在这方面英国给日本人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英国和日本一样，是一个不大的岛国，但却能富甲天下，势倾列国，完全有赖于“到处黑烟满天，无不设大小工厂”[2]，以及“国民精神皆倾注于世界贸易”[3]。总之，日本人看出来，蕞尔小国的英国是以制造和贸易而称雄于世界的。大久保利通回国后提出《关于殖产兴业建议书》，看来与此行观感大有关系。大久保的部下渡边国武后来在谈到大久保的生涯时，曾以欧美考察为界，将大久保的生平分作前后两段，认为前一段他主要的理想是，统一全国的政权、兵权、利权，建立君主政治。而后一段的主要思想则是从殖产兴业入手，建立一个富国强兵的独立国家。[4]可见这次考察对大久保影响之大以及殖产兴业政策之所由来。
（2）努力普及教育。使节团在考察中发现，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教育比较发达，认识到教育是导致民富国强的主要原因之一。此外，他们还发现西方的教育内容和方法也优越于东方。西方人注重实学，有利于国计民生；东方人崇尚空论，无补于实际。因而，日本不但要大力发展教育，还应改革教育的内容和方法。
（3）改革政治体制与健全法制。使节团每每有感于西方国家普遍具有立宪政治和完善的法律制度。如木户孝允曾说，“各国事迹虽有大小文卑之差，然究其所以废兴存亡者，要之唯在于顾其政规典则之隆替得失如何”[5]。结合本国的具体情况，他们认为，英、法虽好，但难以适应。对于日本来说，“尤当取者，普国为第一”[6]。事实上，日本后来正是一直以普鲁士的政治模式为典范来改造自己的。
（4）保护个人财产权。使节团还注意到，以国家法律保护个人的财产权是英国富强的原因之一，他们认识到，为了保全国权和国益，必须首先重视财产权。由在世界范围内的商业活动而集聚的个人财富最终会造成国力的强盛。
使节团在参观了西方国家的繁华之都后，刚好路经广州、上海回国，这时他们又一次感受到东方的落伍。他们看到上海的外国人居住地道路整洁、建筑宏伟，而中国人居住区则道路狭窄、屎尿遍地、拥挤不堪，犹如“蜂聚蚁屯”，甚至连以前使人醉心的中国书画都显得“拙劣可厌”了。
总之，岩仓使节团的派遣是一件颇具重大意义的事件，牧野伸显[7]晚年在其《回顾录》中论及此事时曾评价说：“此次向欧美派遣使节团，是和废藩置县一样，为明治以后的日本奠定基础的重要事件。”确实，岩仓使节团通过一年零十个月全球性观摩活动，坚定了大规模输入西方先进文化的决心，并且也大体上找到了学习西方的途径。重要的是，如何将这一历史抉择付诸实践了。
二、外国专家的聘用
当日本决定要大规模吸收西方先进文化时，首先感到的是力不从心，它没有足够的专门人才去引进和应用西方的各种制度、技术和学问。1871（明治四）年8至9月，当时的所谓立法府左院提出，欧洲的文物制度以至一切实务并制度细目，无把握之处甚多，当今与万国交际，若有不妥则有失体统。欧洲学问各有专门，一人难以兼通，为备咨询顾问，可酌雇洋人五六名。[8]随着引进范围的不断扩大，雇用的外国专家也越来越多。
外国专家有官雇（中央和地方政府所雇）和私雇（民间企事业所雇）两种（详情见表4-1和表4-2）。官雇的最盛期是1870（明治三）年至1890（明治二十三）年的二十年间。从职业来看，主要是教师和技术人员（包括工程师和技工）。前者受雇于文部省，后者受雇于工部省。从国籍来看，以来自英、法、美、德者居多。据估计，明治年间官雇外国专家的总人数在三千人左右。[9]外国专家的待遇是很高的，当时太政大臣（相当于现在的总理大臣）三条实美的月薪为八百日元，而一英籍专家月薪达两千日元，为太政大臣月薪的两倍半。至于和一般日本公务人员的薪水相比，更是天壤之别，如1883（明治十六）年地方教员的工资多在10日元以下，最少者仅1元左右。在某些机关和单位中，外国专家的费用所占经费比例很高，如1874（明治七）年工部省各局支给外国技师的工资为766888日元，占该省总经费2271866日元的33. 7%。又如1877（明治十）年7月至次年6月的会计年度内，东京大学支给外籍教师的薪水为98279日元，占该大学总经费282035日元的三分之一强。尽管当时日本的财政是很困难的，但为了吸引西方人才到穷乡僻壤的日本来工作，也不得不作出极大的经济上的牺牲。
表4-1 官雇外国专家总数（职业别）（单位：人）
续表
资料来源：梅溪昇《お雇い外国人①概说》，鹿岛研究所出版社，1968年，第52页。
表4-2 私雇外国专家总数（职业别）（单位：人）
续表
资料来源：梅溪昇《お雇い外国人①概说》，鹿岛研究所出版社，1968年，第53页。
外国专家的雇用，一般委托公使馆或可靠的外国人推荐，这样可以聘请到有真才实学的人。不通过这样的途径，则往往把一些无能者延入。如大学南校就混进一些没有专业修养的店员、造啤酒者、药剂师、农民、船员、马戏团演员等，致使该校被在日外国人讥讽为“流浪汉收容所”[10]。为了纠正这些偏差，政府特制定“雇用外国人须知”等，从严掌握。
雇入外国专家时要签订合同书，一般说，对受雇者的要求是相当严格的，如规定不许奸淫、打架、留宿外人、经商等等。另外，作为国家政策，不许雇用传教士。
由于幕末以来攘夷风潮流行，故对外国专家均采取保护措施，如配备专门的警卫人员等。
对于外国专家尤其是有地位的高级专家，除给予高额工资以外，还给予一定的荣誉和奖励，如对于新来者由宫内省安排天皇接见，赐以勉励敕语。对于因病辞职或解聘回国者，也由天皇接见并加以慰劳。在元旦参贺或其他重要庆典时，也邀请外国专家参加。另外，若有临时性的咨询或委托事项，则给以特别的报酬。对忠于职守有立功表现者，一般在合同期满时要给奖金或实物奖赏，个别还有授予勋章者。
一般说，外国专家都能忠于职守，热心工作。如一位叫艾雅顿的教师，合同期满回国时，直到去新桥车站前还在指导学生作试验。还有的外籍教师不但热心教知识，还教导学生不要为一己私利，而要为国强民富贡献力量。当然，也有少数专家如大阪造币寮的首长肯特，因瞧不起日本人并虐待职工而被解雇。
那么，外国专家在日本的近代化中究竟起了什么样的历史作用呢？我们知道，日本是为追求“富国强兵”的目的而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模特进行近代化的。它要移植包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内的各种制度以及学问和技术。而要使这全套的为日本人所不熟悉的东西尽快在日本“复制”出来，便不得不首先依靠精通它们的西方专家。换言之，西方专家是被日本看作“活的机器”而“购入”的。或者也可以说，西方专家是作为培育日本近代化的“保姆”而被日本政府雇用的。虽说对于政府的此项政策有些人颇多责难（如三宅雪岭等），但客观地说，没有他们，明治初年日本近代化还难以举步，至少说举步之后也不会那么迅速。德富苏峰在论及此事时曾说：“使现在的日本开动起来的是两千名外国人”，语气或有夸张，但不无道理。
事实证明，这是一项成功的经验，以工业技术人才的培养为例，工学寮工学校（工部大学校）和东京大学理学部工学科，自1879（明治十二）年到1885（明治十八）年的七年间共培养出毕业生四百一十一名，多数可以充当技术领导人，而这一数目已与明治初年以来工部省所聘的外国专家的总数相距不远。余如聘请外国技师一度达到二十名的大阪造币局，1889（明治二十二）年解聘了最后一名专家，完全由日本技术人员挑起全部造币工作。一般说，明治三十年代是日本教授取代外国教授登上讲坛的历史性时期。如在东京大学医学部工作二十五年之久的德国医学专家艾尔温·贝尔茨（Erwin Bälz），于1901（明治三十四）年11月在为他举行的在东大执教二十五周年的祝贺会上，发表了告别演说。他感慨地说：“这是我和帝国大学的银婚纪念，但大为不同的是，今后我和帝国大学不再能亲密相处，而是要永远分别。当然，这不是以三行半[11]的残酷形式而是以圆满的协商的方式进行的。但是，这对于医学部来说，相当于是他的成人式。”[12]这样，我们看到，日本在移植欧美先进产业技术时，虽然起初不得不完全依靠西方技术人员，但在短短的十五到二十年内，就培养出了自己的人才，达到了技术上的自立，这可以说是日本经济近代化尤其是工业近代化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使用外国专家时，日本政府尽量重视充分发挥他们的专长，也听取他们的意见，但却始终掌握着决定政策的主导权，保持了日本的独立自主。
外国专家对日本的文化发展还作出了一些始料不及的贡献。英国人戈兰德于1872（明治五）年作为大阪造币寮聘请的技师来日，他在工作之余，着手研究大阪附近的古坟，并进行了发掘。他前后在日十七年，研究古坟的范围涉及整个日本，回国后出版《日本的支石墓和古坟》（1897年）、《日本的支石墓及其建造者》（1899年）两书，奠定了日本考古学的基础，为此后日本考古学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美国人戈里菲斯于1870（明治三）年来日，先后在福井藩和东京大学前身南校执教，收集了很多史料，回国后出版了《皇国》（1876年）、《伯理》（1887年）、《日本国民的进化》（1907年）、《天皇制度与人格》（1915年）等著作，他在《皇国》中率先指出，应把《古事记》和《日本书记》中叙述的神话和历史区别开来，成为以近代史学方法研究日本古代史的开拓者。他在《天皇：制度与人格》中，高度评价了天皇制度和天皇崇拜作为近代日本发展的原动力的作用，但同时又指出，明治宪法体制中包含着危险的因素，并警告说天皇崇拜有可能被军国主义或其他势力利用。美国人茵克1874（明治七）年被聘为弘前的东奥义塾教师，他不仅向日本人传授理化、数学、博物学等知识，还将西红柿、龙须菜、莴苣、卷心菜、醋栗等西方蔬菜和果物引入日本，特别是他第一个把苹果引进弘前，成为后来青森县首屈一指的特产。
不过，外国专家的雇用也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比如，由于不同部门聘用了不同国籍的专家，便产生了很多方面的不协调。明治初年以来，陆军先是聘用法国教官，后来又聘用德国教官，而海军则聘用英国教官，这造成了陆海军之间门户对立和长期矛盾，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陆海军崩溃为止。陆军中亲德派较多，海军中亲英派较多，彼此明争暗斗，影响深远。由于技术上的母国不同，以致连螺丝的规格都很难统一。又如，日本近代化过程中所使用的学术和技术都是由外国专家作媒介自欧美传入，并且获得成功。这就使日本国民中崇拜外国文化，看重舶来品的观念非常强烈，形成所谓“利用外国成果第一主义”和“舶来主义”的倾向，以致今天技术水准已赶上外国的日本产业界，仍然存在着依赖外国技术的心理。正如日本学者东畑精一所指出的那样，“日本产业界每年所支付的庞大的技术引进费用就是变相地雇用外国专家”的做法。就是在人文和社会科学方面，也存在着很强的“舶来主义”和“利用外国成果第一主义”的倾向，为了使自己的论文加重分量常常引用欧美的研究成果和概念，而日本人自己独创的理论体系和概念却比较少。
三、留学生的派遣
为了吸收西方近代文化，明治政府向欧美派出了大批留学生。
1868（明治元）年，大久保利通率先提出，在公卿、诸侯、藩士之中选拔优秀人才，由政府提供费用，前往英国留学。1870（明治三）年12月，明治政府发布《海外留学规则》。据说，制定该规则的目的为“大兴遣欧学生之举，使之通晓其国体、政治、风俗、人情，研究其制度、文物、学术、技艺及其他百科，鼓舞日新之民，赞助开化之运，以资国家之兴盛”[13]。该文件规定，留学生选派无尊卑之别，从庶民到皇族均可为之。并提出品行、年龄、学力三条标准，即要求年龄在十六至二十五岁，诚实聪敏，对日汉典籍和洋学有一定基础，并通晓所去国语言。还规定留学生在出发前要参拜氏神，在神前立誓，不辱国体。留学期间必须谨言慎行，专心学业，万一有劣迹发生，则立即召回国内。
从此年开始，各个部门都纷纷派出留学生，如兵部省向法国派遣学生十名学习陆军，向英国派出东乡平八郎等十二名，向美国派出有马干太郎等四名学习海军。南校也先后向美、英等国派出目贺田种太郎、菊池大麓等人学习西方的学术和教育。为了北海道的开拓事业，开拓使向美、俄、法、德等国派出留学生二十多名，以学习西方的农学、工学和矿山学，值得注意的是，开拓使还首次派出了女子留学生五名，以图发展日本的女学和幼教事业。笔者想在此顺便指出，由各部门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派留学生的方法，是日本最常使用也是最有效的方法，正如社会学家中根千枝所指出：“有趣得很，日本自现代化以来，出国留学一直采用这种方法。考察一百年来日本派出国学生的情况，可以发现，凡归国后在建国中有所作为的人，都是国家有意识派出去学习或由公司派出去学习的留学生。”[14]
除留学生外，政府还派遣地方的行政领导人出国考察。1870（明治三）年11月，通令金泽、鹿儿岛、静冈、名古屋、熊本、福冈、广岛等十五藩，指出“方今宇内之形势，五州如比邻、外国之治乱变故，关涉我国，至为重要，……了解彼情为今日之急务”[15]，要求上述各藩派两名领导人组团出访，考察欧美的政治、军事、社会和文化。
为了培养新国家的领导阶层，明治政府对于华族的出洋和留学给予了特别的关心和期待。1871（明治四）年天皇发布敕谕，鼓励华族出国，并希望他们带上自己的妻女或姐妹一起去，了解西方的女子教育和“育儿之法”，以培养近代的国民。
皇族中人也纷纷出国，如东伏见宫嘉彰亲王，原本是仁和寺的和尚，为了出国而还俗，他一再向天皇表明心迹，要求出洋学习。终于在1870（明治三）年辞去兵部卿的要职，前往英国学习海军。华顶宫博经亲王也要求“奉还品位”，以一介“书生”的身份出国留学。他在上天皇的奏折中，表示他不愿意“尸位素餐”，而希望前往欧洲“刻苦向学，备尝艰辛，一洗纨绔之积习，而后归国，以报浩荡皇恩，得免所谓尸位素餐之责”。[16]满宫能久亲王也获准前往德国学习军事。当时的一位在日外国人布拉温曾对皇族的出国评论说，“此前从无皇族出国的先例，但是坚冰已经打破……其他人今后也将依例而行吧……这一动向是日本政策正确无误的进步的征兆”[17]。
在一些藩知事中也有辞官留学的，如大垣藩知事户田氏共上书天皇称，方今世界“并立雄视，富强是务之时，外交日开，文化益新，虚名坐食如臣，实趑趄于今日盛谟之甚也”，他要求准予辞去知事职务出国留学。[18]余如佐贺藩知事锅岛直大等也提出同样要求。政府高官和实力者也多把自己的子弟送往国外，同时也以随行人员的形式带出了不少优秀青年一同前往。商界如三井、小野各家也派出了自己的子弟出国留学，像从庆应义塾派往伦敦学习经济学的小泉信吉、中上川彦次郎等都是。出国留学热越来越升温，最后连佛教界也卷了进去，1872（明治五）年东本愿寺的住持率领四五名和尚前往欧美。同年，西本愿寺也派出岛地默雷等三人出国留学。随着留学者的日益增多，还有人筹划成立专门代理留学事务的公司。
关于留学对象国，由表4-3可知，去美国者最多，去英国者次之，其后依次为德、法、俄等国。出国最盛时期为1870—1871年。当时政府向留学生推荐的各国“所长学科”为：
英国：器械学、商业、地质金石学、炼铁、建筑学、造船学、畜牧业等。
法国：法学、交际学、卫生、动植物学、国势学、数学等。
德国：政治学、经济学、医学、教育制度等。
美国：邮政、工艺学、农业、畜牧学、商业、矿山学等。如在《导论》中所说，这种情况显示了日本在吸收外来文化中的选择意图。
表4-3 留学生年次、国别与地区统计表（单位：人）
资料来源：石附実著：《近代日本の海外留学史》,ミネルウア書房，1972年，第154页。
在这样的出国热潮中，一方面使大批的优秀青年得以出国深造，掌握西方近代文化和科学技术；另一方面也暴露出不少问题，如留学前的准备教育不充分，留学生选拔中的不公正现象，以及雄藩所占比例过大等，从而造成了鱼龙混杂、耗费巨大，而难以达到预期成果的局面。诚然，多数留学生都能认真学习，成绩优良，甚而因使命感过强，思想负担过重而致精神错乱，或以劳累过度患结核病而抛命他乡，但也有一些留学生，如像东久世通晖那样“在普国留学中，浪荡而不学习”。有些人甚至“连ABC也读不来，只会掷金异域”。还有些人“不学无术，妄自尊大，受到外国人的嘲笑”。还有华族或实力人物，利用权势送自己的不合格子弟出洋镀金，以便回国当官，正如1874年出版的《东京繁昌志》所说，“贵公子携莫大之学费，出而游学西洋，但思快快学成归国，充任大官。或曰伦敦之‘业平’[19]，或曰巴黎之‘助六’[20]，毕竟一技不通，归国而堪任事者很少”。此外，出国前准备教育不充分也是当时存在的一大问题，这就造成出国后不得不花费相当的金钱和时间来补习基础课的现象。对此深有所感的一名留英学生曾告诫有志于出国留学的人，务必要在国内学好算术、会话、读书三门主科，否则“来到万里异邦学习此三科将是得不偿失的”。另外，留学过热，“留学生万能”也招致了国内外识者的批评，由于存在着上述种种问题，政府决定对留学制度进行整顿。
大体说，从明治元（1868）年至明治七（1874）年，可以看作明治留学史的第一期，这是一个过渡性的实验阶段，还没有把开放和能力作为主要原则。另外，就学习内容而言，一部分人固然是从事特殊领域技术的研修，但还有相当多的人只是接受普通教育。[21]从对西方文化的态度来看，也还限于表面的了解，并多采取直接的搬运和移植。
1873（明治六）年11月，政府的参议会议决定撤回全部官费留学生，也就是废止了官费留学制度。1875（明治八）年发布《文部省贷费留学生规则》，明确规定：（1）根据学力、品行、健康状况，经考试择优录取。
（2）留学费用采取贷款制，即每人每年生活学习费一千元，旅费另给，其标准为：去纽约者四百八十元、去伦敦者六百一十元，另，出国和回国时合并支给预备费一百六十六元。上述贷款自毕业后第三年起开始归还，并须于二十年内还清。（3）留学年限原则上为五年。（4）学校和学科的选择须根据留学生监督的指示进行，不得变更。（5）获得毕业证书者，回国后免予考试，其他均有接受考试的义务。[22]
这年对于申请留学者实行了新的考试方法，要求考生在开成学校修学九周作为预备观察期，然后再进行考试决定去留。结果绝大部分名额都被开成学校和东京大学的教员、学生所取得。新的方法贯彻了能力主义和平等原则，使不少德才兼备的优秀青年得以出国深造，后来涌现出了大批有作为的各方面的专家。贷款留学制度自1875（明治八）年持续到1882（明治十五）年，前后七年，是为明治留学史的第二期。本期的特点主要是以开成学校和东京大学为选拔主体，从该两校派遣留学生，当选者在国内都已受完普通教育，出国后均在高等院校或专门学校学习专门学问。在对西方文化的吸收上克服了浅薄的“直译”式做法，表现出了较强的选择性和主体意识。
贷款留学制虽收到很好的效益，但留学生学成回国后的工作却毕竟不能完全由政府决定，这也造成了很大的不便，为了强化国家对留学生的支配，1882（明治十五）年2月文部省制定《官费海外留学生规则》，翌年又发布《文部省外国留学生规程》。根据“规则”，文部卿可在东京大学的毕业生中选择“将来有大成之望者”，指定留学的对象国、学校、学科和年限，给以官费，使之出国留学，但在学成回国后必须接受文部卿分配的工作，服务年限则为留学年限的二倍。这种制度使国家能够更集中地吸收留学成果。官费留学制度以后虽有所调整，但基本精神变化不大，从明治十五（1882）年一直到明治末，可以看作留学史的第三期。其主要特点是，出国留学的目的已不再是为了接受外国教育，而主要是进行各种领域的专门研究工作，借以达到更高的学术目标。另外，由于政府确定了以德国为整个日本国家的学习样板，官费留学生的绝大多数也都派往德国。
明治维新后，留学生的及时派遣和不断整顿收到了很大的成效，使后进的日本可以借助于西方的先进教育为日本近代化培养出一批急需的人才。1875（明治八）年文部省派出的贷款留学生于数年后学成回国，并大体在1882（明治十五）年前后逐渐取代了外国专家。1889（明治二十二）年，日本政府解雇外国专家二百七十五名，此后，完全依靠以归国留学生为主体的本国专家进行教育、科学研究和技术等方面的工作。
归国留学生们在国内组织起了各种专门的学会，如以服部一三等为首的日本地震学会，以箕作佳吉等为首的东京生物学会，余如日本矿业会、电气学会等，发行了各种学术刊物，如《学艺志林》《东洋学艺杂志》等。日本地震学会在其结会宗旨中表示，“关于地震的真理，欧美学士也未能尽其蕴奥，且日本从事此项研究最为适当”[23]，强调了日本人研究的独立性和在学术上要作出自己的贡献的意志。可以说，归国留学生为日本学术的独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石。
归国留学生还创办了不少私立学校或积极参与了这些学校的经营和教学，如英吉利法律学校（后扩充而为东京法学院）、明治义塾和法律学校等都是。
归国留学生还组织起一些颇有影响的社团，如小野梓、马场辰猪等组织的“共存同众”等，以西方的近代思想进行启蒙活动，对于日本人民近代意识的觉醒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我们已举出过一些著名的留学生，这里再介绍几位，可能会使我们对留学生的作用有更深的了解：西园寺公望，留法，回国后先后任明治法律学校教员，《东洋自由新闻》社长、主笔，驻外公使，文部大臣，首相。青木周藏，留德，回国后任驻德、奥、荷、英公使，外相，贵族院议员。东乡平八郎，留英，后任海军元帅，是日俄战争中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打败俄国海军的主角。大山弥周，留法，后任陆军元帅，内大臣。岩崎弥之助，留美，后任三菱社长，日本银行总裁。小泉信吉，留英，后任庆应义塾长。
山川健次郎，留美，后成著名物理学家，任开成学校、东大教授，东京大学、京都大学校长，贵族院议员。高峰让吉，留英、美，后成著名化学家，于1901年提炼肾上腺素成功，这是以纯粹的形态首次获得的荷尔蒙，在研究和临床上广泛应用；1909年又成功地制造了糖化酵素高淀粉酶。津田梅子，九岁留美，后创办女子英学塾、《英文新报》，对日本的女子教育和英语教育贡献很大。等等。
日本留学政策的成功，连张之洞都赞不绝口，张曾在《劝学篇》中说：“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此赵营平‘百闻不如一见’之说也。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此孟子‘置之庄岳’之说也。……日本，小国耳，何兴之暴也。伊藤、山县、榎本、陆奥诸人，皆二十年前出洋之学生也。愤其国为西洋所胁，率其徒百余人。分诣德、法、英诸国，或学政治工商，或学水陆兵法，学成而归，用为将相，政事一变，雄视东方。”[24]张之洞之说未必确切，但不失为一种积极见解。
总之，近代派往西方国家的留学生是实现日本近代化的一支十分重要的推动力量，可以肯定地说，没有这支力量，日本将不可能有效地吸收西方的近代文化，并实现自身的近代化。
1884年，明治天皇在接见出国留学生时，尝亲作和歌嘉勉之，歌意为“取其善而舍其恶，当使我国不劣于外国”，明白说明日本就是要通过派遣留学生学习西方国家的长处，使自己也步入近代国家的行列。
四、美法教育制度的移植
日本原本就是一个重视教育的国家，早在江户时代它的教育已相当发达。最高学府是幕府直辖的昌平黉（后改称昌平坂学问所），主要招收高级武士的子弟，教学内容以儒学为主。昌平黉在各地设有分校，如长崎的明伦堂、日光的学问所、骏府的明新馆等。各藩设有藩校，是昌平黉的具体而微，也只招收武士子弟，在乡村中设有乡学，就学者以平民为主。下层民众的教育机关则是到处可见的寺子屋，幕末明初，其总数约在一万所左右。此外尚有一定数量的私塾，和少量的洋学教育机构，如开成所、医学所等。据研究，江户末期日本人的识字率约为53%左右，和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毫无逊色。这是江户时代留给明治日本最重要的具有积极意义的遗产之一。
明治维新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木户孝允，在戊辰战争炮火未息的明治元（1868）年十二月，就向朝廷提出了《振兴普通教育实乃当务之急》的建议书，指出“国家富强之基在于人民之富强，而人民未脱愚弱之境界，则王政维新只能是徒具美名，与列强抗衡之目的也难以预期。因之，使人民知识进步，吸收文明诸国之制度，逐步振兴学校，广泛普及教育，乃为今日之急务”[25]。伊藤博文也在1869（明治二）年1月的《国事纲目》中指出，为了提高国民的知识水平，应在东西两京设立大学校，在府县和郡村设立小学，并应改变旧的学风。[26]在此期间，西方教育制度和思想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1869（明治二）年，内田正雄译著的《和兰学制》以官版发行，翌年又翻译出版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校则《西洋学校规范》。1871（明治四）年前后佐泽太郎、河津祐之也译出了《法国学制》（该书在1873年正式出版），虽然这些书大部分都译得错误百出，但毕竟窥见西方教育的轮廓。总之，改造和发展教育被早早地提上了明治新政府的议事日程。
1871（明治四）年新政府设立了文部省，大木乔任和江藤新平分别被任命为首任文部卿（部长）和文部大辅（副部长）。江藤新平在当年的12月，组织了一批对西方教育和法律等很有研究的学者箕作麟祥、辻新次、长谷川泰、内田正雄、瓜生寅等，负责研究和起草有关教育改革的事宜和文件。1872（明治五）年，发布了有关教育改革的根本性文件《学制》和太政官布告《关于奖励学事的指示》。这两个文件内容互相补充，可以说前者是有关教育制度的具体的政策性规定，后者则是有关教育思想的理论性说明。
《关于奖励学事的指示》，从思想上讲，是一份出人意料的颇具进步色彩的文件，如它开宗明义地说，学校教育的目的是为了人人都能“自立其身，治其产，昌其业，而遂其生”。这种把教育和受教育者个人的生活、幸福等实际利益联系起来的理念，完全是一种英美式的功利主义教育观。这种思想很可能是受了当时大量发行的福泽谕吉的《劝学篇》的自由主义的影响。当时福泽主持的庆应义塾有“三田文部省”（按庆应义塾设于东京三田）之称，可见其思想对当时文部省决策影响之大。该文件还主张教育上的平等主义，批判历来把学问看作武士阶级专有而将农、工、商、妇排斥在外的做法，强调“自今以后，一般人民（华士族农工商及女子）必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在学习内容上，反对虚学，提倡实学。认为“空理虚谈”“其论虽似高尚”，但无济于实，而主张学习“包括日常言语、书算在内的士官农商百工技艺及法律、政治、天文、医疗等”。最后，文件委婉地说，以前士人受教育全赖官给，不给便不学，这种弊害此后应当革除。其实际涵义当然是说，今后学习是为了自己，所以应当自己承担学费，等等。总的来看，《关于奖励学事的指示》表达了近代的教育观点，在当时的情况下不失为一份进步的文件。当然，这些观念还不是在日本的土壤中长出来的，而是采自于西方。
《学制》（“学校制度”之意）主要内容包括学区、学校、教员、学生及考试、学费等。
法国中央集权的教育制度很适合明治国家的胃口，《学制》采用了法国的学区制，即把全国划分为八个大学区，每大学区设一大学。一个大学区又划分为三十二个中学区，每中学区设一中学，一个中学区再划分为二百一十个小学区，每小学区设一小学。根据这一计划，全国要设立八所大学、二百五十六所中学和五万三千七百六十所小学。其计划之庞大，目标之宏伟，即以今日观之也令人惊叹。
关于教育行政管理也主要采取法国制度，在文部省之下设立督学局，各大学区设督学，各中学区设学区监督。督学得与地方官协议督办区内的学校。学区监督负责管理和监督小学区的学务。
教学内容和教学法则主要参考和学自美国，如下等小学设置识字、习字、单词、会话、朗读、修身、尺牍、文法、算术、养生法、地学大意、理学大意、体操、唱歌等科目，上等小学除以上科目外，再增加史学大意、几何学大意、博物学大意、生理学大意、绘画等。此外，根据不同情况，还增设外语、簿记法、画学、天球学等。这些科目中所使用的课本，包括修身课本也多系翻译美国和欧洲的作品，如1873（明治六）年的日本小学读本几乎原封不动地翻译和采自美国。七十年代，美国波士顿的学校成为日本教室的样板。教学设备和教材也购自波士顿。
近代大学也在1877（明治十）年出现，这就是开成学校和医学校改组而成的东京大学，它具有法、理、文、医四个学部。它一直是为日本近代化培养技术官僚的基地。
师范学校在日本教育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1872（明治五）年建立东京师范学校，聘请美国人斯考特（M. M. Scott）任教，传授美式教学法。后来又建立起高等师范学校，并在大阪、仙台、广岛、名古屋、长崎、新潟等地设立师范学校。1874（明治七）年还建立起东京女子师范学校。这些师范学校为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急需的教师。
表4-4 “学制”期小学的学校、教员、学生数目
资料来源：王桂编著《日本教育史》，吉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22页。
《学制》实施之后，小学教育有了较快的发展，由表4-4可知，到1879（明治十二）年，学校数量和学生人数增加了两倍多，教员人数也增加了将近三倍。但多数学校并非新建，只是把寺子屋改换名称而已。每校的规模也比较小，教师也多是原来寺子屋的“师匠”，学龄儿童的就学率也不算很高。学校的兴建主要不是由政府拨款，而是靠民众筹款和摊派，这就造成人民负担的教育经费过重，力不能支。另外，大多数群众生活困苦，既无钱交纳学费，又需要幼小子女尽早参与生产劳动，不能送子女入学。加之教学内容生硬搬用外国事物，与日本民众的生活相距太远，难于接受。师资情况也很不理想，教师大多训练不足，对于新教科书不能掌握，如不习惯使用阿拉伯数字，不会教授新式算术和科学课程，甚至用故事传说来回答学生有关自然现象的提问。教学方法也自出心裁，作过神官的教员用念祝词的调子读教科书，而作过僧侣的教员则用诵经的调门朗读课文，等等。最后，政府在要求儿童受教育上手段也特别强硬，常常使用警察来监督学童上学，并处罚不送子女入学的家长。结果，新的学制遭到不少群众的抵制，甚至有些地方激起了捣毁学校的农民暴动。为了克服统制过死和耗资过大的弊端，以求得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明治政府乃于1879（明治十二）年废止《学制》，发布《教育令》，实施新的教育政策。
主持《教育令》制定的是文部大辅田中不二麿。田中是当时有名的崇美派，他在1871（明治四）年出任文部大丞，转年参加岩仓使节团游历欧美，回国后将对美、英、德、法、俄、荷等国教育的考察报告加以整理，写成《理事功程》一书出版。1876（明治九）年再度赴美，详细考察各州教育制度，写成《美国学校法》。他非常赞赏美国的自由主义，主张教育事业不应由中央过多干涉，而应实行美国式的地方分权的自由主义教育政策。同时也希图纠正义务教育实施中的强制性倾向。田中不二麿在文部省顾问美国专家马利（D. Murray）的参与下，制定了改革方案，并经参议兼法制局长伊藤博文修改后，交元老院审议通过。
《教育令》废除了学区制，对于学校的设立、学习年限、学习内容、教学方式等均不作刻板的要求，允许一定范围内的变通处理。但是，《教育令》的实施马上又造成了消极的后果，如校舍建筑中断，就学率低下，招致了教育的停滞。田中不二麿也被调离文部省，转做了司法卿。总之，美国色彩很浓的所谓自由《教育令》出台后不到两年就失败了。它之遭受失败，和《学制》一样，最根本的还是经济上的原因，即人民群众过于困苦，虽被赋予了受教育的权利，但却无力来享受这个权利。如果强制其享受，他们只好挺身反抗，如果不勉为其难，他们便乐得放弃权利。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政治上的原因，这就是这种自由主义教育政策的出现是和当时风起云涌的自由民权运动有某种关联的，伊藤博文等人试图以此获得与自由民权运动的妥协，但却遭到政府内保守势力的坚决反对。这也说明，美国教育制度和教育政策是产生于美国独特的地方自治权和个人中心主义的土壤之上的，社会文化背景迥然不同的日本难以直接移植它们。
1880年（明治十三）年河野敏
被任命为文部卿，同年推出《修正教育令》。《修正教育令》强调政府对教育的控制，排除民间过问教育事业的可能性。强调国民义务教育，就学年限不得少于三年，学龄儿童不入学须经地方官批准。课程设置要根据文部省颁发的大纲进行。强调所谓德育，把“修身”放在首位。总之，教育上的自由主义被扫除殆尽。
1885（明治十八）年内阁制建立，伊藤博文出任总理大臣，任命森有礼为文部大臣。森有礼原本是一个激进的自由主义者和欧化主义者，后来复归于德国式国家主义。1886（明治十九）年，他在就任三个月之后，接连发布了《帝国大学令》《师范学校令》《中学校令》和《小学校令》。
在教育思想上，森有礼认为教育的目的不是为了国民个人，而是为了“国家”。他强调以封建的“爱国忠君”思想来教育学生。他的教育思想被评价为“国体教育主义”。
一系列的学校令对整套的教育体制和任务作了具体的规定。以东京大学为帝国大学，其中分设大学院（研究生院）和学部（有法、医、理、文四学部，后又增设农学部），是适应国家需要教授和研究学术与技术的最高学府。师范学校的目的则是培养出具有“应有的品德和学识”的教员，他们尤其要具备“顺良、信爱、威重的气质”。师范学校分普通师范和高等师范两种，后者从前者毕业生中招收学生，前者则从高等小学毕业生中招收学生。师范生享受公费，但毕业后须到国家指定的教学岗位上工作。中学校分普通中学和高等中学两种。普通中学学制五年，实施普通教育；高等中学学制两年，分科设置（如法科、工科、医科、文科、理科、农科、商科等），属大学预科性质。1894（明治二十七）年又把高等中学校改称“高等学校”。小学校有普通小学（初小）和高等小学，学制均为四年。四年制的普通小学是义务教育。1890（明治二十三）年又发布新的《小学校令》代替旧令，规定小学教育的目的在于注意儿童的身体发育、进行道德教育和传授国民应具备的基础知识及生活中所必须具备的普通技能。
在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中，在有关国民教育的根本精神即所谓道德教育问题上，激烈的争论一直在进行着。1878（明治十八）年，明治天皇的侍讲元田永孚用天皇的名义写了《教学大旨》和《小学条例二则》，反对文明开化政策，指斥将来终会弄到“不知君臣父子大义的地步”，强调今后要“竭力宣明仁义忠孝”，同时策动天皇亲政。伊藤博文则指示井上毅写《教育议》，反驳元田永孚的指责，认为放弃文明开化政策是“保护旧时陋习”。后来一大批知名的教育界和思想界的代表人物都卷入到这场所谓德育论争中。
1890（明治二十三）年明治天皇发布《教育敕语》，为明治时代教育方针起了一锤定音的作用。
显而易见，《教育敕语》的根本精神在于强调“忠”“孝”等儒家道德，其落脚点是要培养出天皇的“忠良臣民”，但也吸收和点缀了一些西方德目，如“博爱及众”“启发智能”等。[27]《教育敕语》发布的次日，文部大臣训令全国教师要在学校的各种仪式上带领学生朗读《教育敕语》，并体会其精神实质。翌年，又公布了小学校节日庆典的仪式规程，要求在纪元节、天长节等节日庆典仪式上，必须向天皇和皇后的“御影”行礼，山呼万岁，敬诵“敕语”。[28]然后再由校长训话、全体唱歌（后来规定《君之代》为必唱歌曲）等。总之，仪式具有强烈的宗教气息，以使学生体会到“国体尊严”，培育其“忠君爱国”精神。为了加深小学生对仪式的印象，还规定在仪式结束后可向学生发放红白点心，并准许其带回家吃。[29]教育当局在贯彻《教育敕语》方面可谓用心良苦！笔者想顺便指出，《教育敕语》的意义实际上也远远超出教育的范围，它标志着明治初年开始的“饥不择食”地大规模吸收西方近代文化的时代已经结束。
是否可以这样认为，从1872年《学制》的实施到1890年《教育敕语》的发布，经过将近二十年的改革和选择，日本式的近代教育体制终于形成。这一体制的最大特色是具有鲜明的两面性，即一方面吸收了西方近代教育的学制和部分科学（尤其自然科学）内容，外在上具有近代教育的形式，而另一方面又保持了“忠君爱国”等非近代的教育理念，骨子里具有封建主义教育的精神实质。相应地，这种两面性又给日本近代的发展带来了积极和消极两种结果。即一方面全民教育的急行军式发展使日本在二十世纪初实现了国民教育的普及，成为世界上教育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从而造就了日本近代化所必需的劳动大军，使“富国强兵”的目的得以实现，跃入资本主义强国的行列。而且，这种丰厚的教育果实直到“二战”中列岛化为焦土后还能享用，使日本人以“国破教育在”的心理根据去面对战后的重建，并成为经济“高速成长”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另一方面，“忠君爱国”式的封建教育理念是一个致命的隐患，它后来为日益猖獗的军国主义所利用，毒害了广大的日本人民，使之成为侵略战争的工具，并最终走上惨痛而可耻的失败道路。因而可以说，日本的教育也是其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到毁灭性失败的深层原因之一。
同时，笔者还想指出，在日本教育中起着灵魂作用的“忠君爱国”观念，到近代以后，本来已是一种落后于时代潮流的传统意识，而日本统治阶级对此却滥施滥用，以致造成了严重后果。这一点是日本近代化过程中不适当地强调和恶用传统的最突出的实例之一。
五、西方近代学术与近代思想的流入
明治初年的日本社会刮起了强劲的“文明开化”之风，这风的源头来自明治政府学习西方的历史性决策，而充当其思想上的指导者的却是一个洋学家集团“明六社”。“明六社”以建于1873（明治六）年，故名。其主要成员有西村茂树、津田真道、西周、中村正直、加藤弘之、箕作秋坪、福泽谕吉、杉亨二、箕作麟祥、森有礼等。他们之中，或是幕末以来的归国留学生，或是原幕府的洋学机关开成所的教授，对西方的近代思想和学问具有渊博的知识。“明六社”在1874（明治七）年创办了《明六杂志》，并以此为阵地介绍西方的新知识新学问，议论范围涉及经济、政治、宗教、哲学、伦理、法律、教育、社会等各个方面，几乎无所不包。可以说，他们是日本的启蒙思想家。不过，他们不是以土生土长的独创的理论，而是以翻译和转述西方既有的理论去进行启蒙活动。当然，这也不意味着他们只是西方思想家的简单传声筒，因为在进行移植作业时他们有意无意地掺进了自己的理解和认识，甚至依据现实的需要加以改造也即日本化。
明治初年，经由日本启蒙思想家移植到日本的近代思想，主要是英法的功利主义、实证主义和天赋人权思想等。主要的思想家包括穆勒（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孔德（ Auguste Comte, 1798—1857）、边沁（ J. Bentham, 1748—1832）、斯迈尔斯（ Samnel Smiles, 1812—1904）、韦兰（F. Wayland,1796—1856）、巴克尔（H. T. Buckle, 1821—1862）、吉本（E. Gibbon,1737—1794）、孟德斯鸠（Montesguieu, 1689—1775）等人，其中尤以英国功利主义思想家穆勒影响较大。正如麻生义辉在《近世日本哲学史》中谈到穆勒时所说，“无论在私塾还是在学校中，他的著作必有一两种被作为教科书使用”[30]。其著作被译成日文出版的有：《自由之理》（中村正直译，1871年），《代议政体》（永峰秀树译，1875年），《弥尔经济论》（林董、铃木重孝译，1875年），《利学》（西周译，1877年）等。其中中村正直所译《自由之理》最为普及，当时的年青知识分子几乎无人不读。
启蒙思想家们接受了功利主义的价值观并开始在日本宣扬，如福泽谕吉曾明确指出，“争利，固然为古人所讳言，但是，要知道争利就是争理”[31]。这种把“利”和“理”直接联系起来的逻辑，简单明了却是准确无误地表达了功利主义思想的真谛。津田真道也写了《情欲论》来论证人的欲望的合理性和积极性。另一位启蒙思想家西周，在批判封建主义道德观和树立功利主义道德观方面建树尤多。他在《译利学说》一书中批判封建道德观是“桎梏性情而求人道于穷苦贫寒之中”。与这种“存天理，灭人欲”的旧道德观针锋相对，他提出了“人世三宝说”，指出健康、知识和财富是人世“三宝”，而且，“三宝”是天赋予人的，追求“三宝”乃“理之当然”。他指出，“人欲修道德，则必始于尊重自己的三宝”，而尊重“三宝”不仅是个人行动上及与他人交往上的道德之大本，而且也是社交（社会）及治人（政治）上的道德之大本。同时也是政府的目的。[32]显然，“人世三宝说”是吸收了英国功利主义的伦理思想和近代的幸福主义而形成的。它强调追求欲望和财富的正当性，有利于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
日本启蒙思想家也宣传和移植了法国的“天赋人权”的政治思想。众所周知，福泽谕吉在《劝学篇》中开宗明义就说，“‘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这就是说天生的人一律平等，不是生来就有贵贱上下之别的。人类作为万物之灵，本应以凭身心的活动，取得天地间一切物资，以满足衣食住的需要，彼此自由自在、互不妨害地安乐度日”[33]。他还指出，“人的出生是天之使然，而非由于人力。他们……都是同一人类，共戴一天，并同为天地间的造物。……我们不能不说人与人是平等的”[34]。他又说，“就这些人的基本权利而论，则是完全平等，毫无区别的。所谓基本权利，就是人人重视其生命、维护其财产和珍视名誉。因为天生人类，就赋予了身心的活动，使人们能够实现上述权利”[35]。福泽谕吉还以“天赋人权”为武器，无情地批判了封建专制主义下社会的不平等现象。他说：“在亚洲各国称国君为民之父母，称人民为臣子或赤子，称政府的工作为牧民之职，在中国有时称地方官为某州之牧。这个牧字，若照饲养畜类的意思解释，便是把一州的人民当作牛羊看待。把这个名称公然标榜出来，真是无理已极。”[36]福泽谕吉宣传的这些思想对自由民权运动影响很大，尽管他不曾参加运动，但却被大久保利通指为“民权论者的魁首”。
另一位启蒙思想家加藤弘之，关于“天赋人权”也多有论述。他指出，“自由权乃天赋之求安宁幸福之最重要者”[37]。他强调所谓“人类天赋任意自在的权利”。关于天皇和人民的关系，他强调人民的人格，指出，“天皇是人，人民也是人，唯于同一人类中，只有尊卑上下之分，决无人畜之悬隔”[38]。不仅如此，他还把人民看作国家的主体：“因为人民，才有君主，才有政府。”[39]他指出，君主政府的权力是有限制的，即“限于公共交际的事件，不得涉及于纯粹私事及灵魂心思之上”。超出这个范围去干涉人民应有的权利，人民便可“或述自己所见拒之，或全违之，又实万不得已，反抗之亦无不可，反而却合正道”[40]。
日本的启蒙思想家，尤其是福泽谕吉，特别强调个人的独立。他在《劝学篇》中反复地论证个人独立的重要意义。他认为，西方文明国家的人民都具有独立不羁、自由活泼的精神。所以他强调“人民的独立精神”才是“文明的精神”。他把个人能否独立提高到国家能否独立的高度来认识。他指出，“为了抵御外侮，保卫国家，必须使全国充满自由独立的风气”[41]。显然，在谈论这一问题时，他的着眼点不是人民而是国家，即只是把个人独立作为国家独立的手段加以强调而已。更值得注意的是，福泽谕吉还把人际的自由、平等和独立，扩展到国际的自由、平等和独立，即认为国与国之间应该是平等的、独立的。或者可以说，这是一种“天赋国权”的思想。
日本启蒙思想家们处在这样一个时代，即一方面要批判封建主义，推动日本的近代化，另一方面又要“富国强兵”，实现日本民族的独立，加之，他们又宿命地站在东方传统文化尤其儒学的精神影响之下来接受近代西方思潮，便不能不表现出一些与“原装”思想不尽相同之处。比如，他们把西方自然法学派的“自然法”或“自然权利”翻译为“天赋人权”，这“天”字就是从儒学那里借来的，它具有既是自然而又超越自然的品格，[42]因而“天赋人权”和“自然权利”还是稍异其趣的。又如，日本启蒙思想家由于特别强调日本国家和民族的独立，在他们的论述中往往不由自主地把“人权”的实现寄托于“国权”，以致二者的关系在现实中变换成“天赋国权”“国赋人权”的逻辑，[43]并造成了“人权”的空洞化。
启蒙思想家们广泛地介绍和宣传了近代西方的新思潮和新学问，对当时的日本社会影响极大，单以福泽谕吉的《劝学篇》而论，总计销售三百四十万册，读者之众，令人咋舌。井上毅在谈到福泽谕吉著作的影响力时，曾说过这样的话：“福泽谕吉的书一出，天下少年靡然相从，撼其胸膛，浸其肺腑，父不能制其子，兄不能禁其弟。”[44]当时的很多青少年，如植木枝盛、德富猪一郎、中村重右卫门等都是在福泽著作的影响和鼓舞之下，走上争取自由民权运动道路的。福泽谕吉被称作“日本的伏尔泰”而倍受尊敬。另如中村正直翻译的斯迈尔斯的《西国立志编》 （Self Help）也被作为人生指南、“明治的圣书”而拥有众多的读者，尤其是成为实业家们的启蒙读物。他翻译的穆勒的《自由之理》（On Liberty），也是后来自由民权运动斗士们必读的经典著作，著名的自由党活动家河野广中据说就是在此书的影响之下而投身于民权运动的。中村正直被人们尊称为“江户川的圣人”。如前所述，西周在介绍西方哲学上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正是他把Philosophy译成“哲学”，余如“先天”“后天”“演绎”“归纳”“主观”“客观”“理性”“悟性”等哲学用语也都是经他翻译敲定，先在日本而后在中国使用普及的。
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后进性和资产阶级的不成熟性，造成启蒙思想家的不彻底性和动摇性，当专制的藩阀政府决定镇压自由民权运动时，他们的启蒙活动便偃旗息鼓“俶尔远逝”了。
明治一十年代，在《明六社》之后，对西方思潮的吸收有了明显的变化，如由吸收边沁、穆勒的思想转向吸收斯宾塞（H. Spencer,1820—1903）的思想。从明治十（1877）年到明治三十年代初，斯宾塞的著作被译成日文者有三十种以上，其中有尾崎行雄译《权理提纲》、铃木义宗译《斯边撒氏代议政体论》、尺振八译《斯氏教育论》、松岛刚译《社会平权论》、外山正一与乘山孝太郎译《社会学之原理》、山口松五郎译《道德之原理》《哲学原理》等。斯宾塞的进化论哲学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后，在欧美社会中得到了广泛的普及，进入明治一十年代，留美归来出任东京大学哲学教授的外山正一及外籍东大教授摩尔斯等人，以东京大学为中心，依据达尔文和斯宾塞的学说，鼓吹进化论哲学，被称为“大学进化论”。斯宾塞的进化论哲学有两个侧面，一方面强调人的自然权利，可与启蒙思想以来的自由主义思潮相连接，另一方面则依据适者生存的法则，企图把现实的社会秩序合理化，因而又可通向国家主义思想。当时，这两个侧面被两个不同的思想营垒强调，并作出有利于自己的解释：民权论者强调其自然权利，把斯宾塞的著作《社会平权论》作为“自由民权的教科书”；以加藤弘之（他已由启蒙思想家蜕变为保守的官僚）为首的专制主义官僚派思想家则把它作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依据，并用以反对“天赋人权”说。对斯宾塞哲学的这种二义性解释，是明治一十年代日本思想界一个富有特征性的现象。
卢梭的思想虽然从幕末以来已有所介绍，但都是片断的，此时也被系统地引进了。1874（明治七）年中江兆民留法归来，开办“法学塾”，讲授西方学问，学生多至二千余人。1877（明治十）年服部德以《芦骚氏民约论》为题刊译了卢梭的《社会契约论》。1882（明治十五）年中江兆民又以《民约译解》将该书译为汉语并加注出版。此书为自由民权运动提供了理论武器，致使人民具有反抗权和革命权的思想深入人心，而中江兆民也以“东洋的卢梭”见称。
自由民权运动的高涨，使“好龙”的明治政府十分害怕，他们进一步认识到，英国系统的启蒙思想有可能连自己也埋葬掉，而德国的近代哲学却提供了既能造就强大国家而又不冒革命风险的诱人前景。日本的专制官僚们进一步坚定了采用德国的自上而下的近代化方式的决心。这样，明治二十（1887）年代以后，日本文化吸收的方向又转向以理想主义为中心的德意志近代哲学。同时，为了抵消那些招致民众造反的英法思潮，又强调恢复传统的儒学道德。
最早在日本系统讲授德国哲学的是美国学者菲诺洛萨，他于1878（明治十一）年来日，执教于东京大学，他讲授的黑格尔哲学吸引了很多日本青年，如后来成为有名学者的井上哲次郎、木场贞长、和田垣谦三、坪内逍遥等。在他之后，1887（明治二十）年东京大学哲学科聘请了德国学者布塞（L. Busse）来校执教，他主讲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对日本思想界影响很大。1890（明治二十三）年，东京大学哲学科的首届毕业生井上哲次郎留德回国，在东大哲学科讲坛执教三十三年之久。他不仅系统地介绍德国哲学，而且劝学生到德国留学。井上哲次郎试图综合德国国家主义与日本传统文化，他的哲学观点表现出露骨的反启蒙主义性和国家至上主义的倾向，而与他同时活动的哲学家大西祝在移植德国近代哲学时却表现出很强的启蒙主义色彩。
从总的来看，明治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是日本吸收外来思想的“定位”期。从明治初年开始，日本先后吸收的西方思潮有边沁、穆勒的英国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的进化论和实证主义，卢梭的法国自由主义人权说，斯泰因、比特曼的德国国家主义，黑格尔、哈特曼、康德等的德国观念论，奥伊肯、柏格森的理想主义哲学等，其中的一些思潮曾在日本汹涌奔腾，激起了如像自由民权那样广阔的社会运动，但几经选择，执政者终于在明治二三十年代把日本的思想基调定在德国国家主义和传统的儒学道德的结合上。凡英法系统的思想，如功利主义、自由主义、天赋人权说等都遭到排斥，而德国的国家主义思想则浸透了日本的上层建筑。当然，这种现象的发生不是偶然的，是由于作为欧洲后进国的德国的近代化模式更适应于日本的风土。
在社会科学方面，以历史学而论，最初受法国史学家魏苏的文明史影响较大，出现了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田口卯吉《日本开化小史》等著作。1886（明治十九）年东京大学改组为帝国大学、新建了史学科，聘请德国史学家路德维克·里斯（Ludwing Riess,1861—1928）来校执教。里斯自1887至1902年在该校教授了十七年世界史，把兰克的实证主义史学传入日本，其影响之大，至今不衰。
经济学方面，最初由福泽谕吉、神田孝平、田口卯吉等引进了英国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明治二十年代又由金井延、山崎觉次郎、福田德三等引进了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到明治三十年以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接踵传进了日本。
本章原载于《文化的抉择与发展》十，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
注释
[1]见小西四郎，遠山茂樹编：《明治国家の権力と思想》，吉川弘文館1979年版，第158—159页。
[2]大久保利通书信，见毛利敏彦《大久保利通》，中央公論社1987年版，第177页。
[3]久米邦武：《特命全権大使米欧回覧実紀》第二编，宗高書房1975年版，第438页。
[4]毛利敏彦：《大久保利通》，中央公論社1987年版，第178—179页。
[5]见大津淳一郎：《大日本憲政史》第一卷，原書房1969年复印本，第828页。
[6]《回覧実紀》第一编，第50页。
[7]牧野伸显：（1861—1949），日本著名政治家、外交官。大久保利通次子，过继牧野家。11岁时随其父参加岩仓使节团一行去美国留学。历任县知事、驻意大利和澳大利亚公使、文部大臣，枢密顾问官、外务大臣，贵族院议员、宫内大臣，内大臣等要职，被视为“准元老”。系吉田茂岳父。
[8]《太政類典》第二编第六十五卷。
[9]梅溪昇《お雇い外国人①概説》，鹿岛研究所出版会1968年版，第57页。本节在执笔时对该书多有参考。
[10]参阅尾形裕康：《近代日本建設の父フルベツキ博士》，载早稻田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社会科学探究》第七卷，第一号，1962年。
[11]三行半，日本的旧式休书，一般写成三行半的形式。
[12]转引自平川祐弘：《和魂洋才の系譜》，河出書房新社1976年版，第111页。
[13]《遣欧学徒ヨ選挙スルの議》，载《大隈文書》。
[14]中根千枝：《日本社会》，许真、宋峻岭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5页。
[15]见石附実：《近代日本の海外留学史》,ミネルウア書房1972年版，第141—142页。
[16]《太政官日志》明治三年，第二十八号。
[17]《S·Rブラウン書簡集》，第264页。
[18]《大垣市史》上卷，第878—879页。
[19]业平，指在原业平，平安初期诗人，美男子。助六，日本旧剧角色。所谓“业平”“助六”此处皆泛指花花公子。
[20]同上。
[21]参阅石附実：《近代日本の海外留学史》,ミネルウア書房1972年版，第232、297页。另，本节在执笔时对该书多有参考和援引。
[22]《文部省第三年報》，其一，第14 —15页。
[23]《郵便報知》明治十四年一月二十二日，《編年史》第四卷，第492页。
[24]张之洞：《劝学篇·游学第二》。
[25]岩波講座《現代教育学》5,1962年版，第27页。
[26]岩波講座《現代教育学》5,1962年版，第27、28页。
[27]美国著名日本研究家W·霍尔认为，《教育敕語》表现出如下三种因素的融合，这就是：神道的国家万能主义、儒教伦理、教育臣民为国家服务方面的近代态度。见ジョン·W·ホール《日本の歷史》（下），講談社現代新書1970版，第89页。
[28]正如鲁思·本尼迪克特所指出，《教育敕语》和在此前颁布的《军人敕谕》是日本的“真正的圣典”。她叙述了捧读这些“圣典”的宗教性气氛：“宣读之时，神圣庄严，听众毕恭毕敬，鸦雀无声。其尊敬程度犹如对待摩西十诫和旧约五书，每当捧读时从安放处恭恭敬敬取出，听众散去后再恭恭敬敬送入安放处。负责捧读的人如果念错了一句，就要引咎自杀。”见《菊与刀》，吕万和等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45页。
[29]参阅山住正己：《日本教育小史》，岩波新書1978年（黄版），第60—61页。
[30]转引自宫川透：《近代日本における西欧思想の受容過程の考察》，载《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第14册，第211页。本节在执笔时对该文多有参考。
[31]福泽谕吉：《文明论概论》，商务中译本，1982年版，第71页。
[32]西周：《人世三宝説》，载《明六雜誌》38—42号。
[33]福泽谕吉：《劝学篇》，群力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页。
[34]福泽谕吉：《劝学篇》，群力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页。
[35]福泽谕吉：《劝学篇》，群力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9页。
[36]福泽谕吉：《劝学篇》，群力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61页。
[37]《明治文化全集》改版第二卷，第118页。
[38]《明治文化全集》改版第二卷，第112页。
[39]《明治文化全集》改版第二卷，第115页。
[40]《明治文化全集》改版第二卷，第124页。
[41]福泽谕吉：《劝学篇》群力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5页。
[42]参阅崔世广：《近代启蒙思想与近代化》，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15页。
[43]参阅広田昌希：《福沢諭吉研究》，東京大学出版会1976年版。
[44]井上毅：《進大臣書》，明治14年11月7日，转见《近代日本思想史》第1卷，第2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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