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 鹿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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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廷璆 等
选自《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
第五章 明治时代的文明开化与变形
第五章 明治时代的文明开化与变形
实现王政复古的明治元年（1868），日本还是一个被不平等条约束缚，挣扎在被殖民地化边缘状况下的普通东方国家的一员，而明治天皇驾崩的1912年，日本已然是东方霸主，并且在向世界超一流强国狂奔。
幕末维新时期是日本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大变革时期，跟随日本社会剧烈地动荡，各种文化元素更是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分化组合，是日本文化史上最难把握和认识的时期。其间新与旧、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相互纠缠碰撞，令人眼花缭乱。因而，学界对这段历史的评价各怀己见相去甚远，而谨慎者认为“革命的字义过强，而改革的语义又嫌太弱”[1]。这种踌躇也反映了对明治维新评价的不确定性，而这种不确定性源于这个时代事物的复杂性，这也是学术界对这段历史评价难下定论的关键所在。对此，本书的任务在于勾勒这个时代诸多文化现象的图景，这就势必会得出不同于以往的立足于政治经济等传统史学的评价和结论。
明治维新四个字的出处给出了至关重要的解题路径。《易经》云：圣人南面听天下，向明而治；《诗经》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这里的向明而治不亦学习西洋乎？而旧邦当指政治赋闲700年的天皇家族，维新自不必详解了。从明治维新四个字的出典看，充满了文化气息，尤其是“旧邦”与“维新”这一旧一新充满玄机，似乎预示了近代日本文化的走向。
一、启蒙思想与教育
如果说江户时代为摄取西洋文化打开了一扇窗，那么明治时代无疑就是敞开了大门。明治政府于明治五年以西洋的阳历替代了沿用一千多年的阴历，规定明治五年阴历12月3日（阳历1873年元旦）为明治六年阳历1月1日。此举的象征意义在于日本以中国文化为楷模的历史性终结，而西洋文化成为新的学习目标和追赶对象，颇有“奉正朔”的意味，实为明治政府对中西文化作出价值判断的重要标志。在此前后，开始了人称“文明开化”的西化运动。
一般常识认为文明开化指始于明治维新政府的建立到鹿鸣馆躁动时期[2]。如前所述，早在南蛮时代日本人就已经开始与西方文化接触，不过，在幕末维新以前，除一些兰学家了解西洋文化之外，绝大多数日本人并不了解西洋文化的近代性，因而西方人还是被朦胧地归类到夷狄之列。伯理来航叩关开始到明治政府建立，日本人在为抵抗西洋而付出代价之后，切身感受到西洋武力的强大，因而在学习西洋先进的军事技术的同时爱屋及乌，许多西洋事物在日本成为一种时髦。于是文明开化成为与殖产兴业、富国强兵配套的明治维新政府的三大政策之一。对于由政府提倡的文明开化的口号，民间学者们也纷纷响应，这样上下呼应，使明治前半期的日本在接受西洋文化上日新月异。如果说富国强兵和殖产兴业是学习西洋的工业文明，那么文明开化则是引进西洋的社会思想以及生活方式等诸多精神文化。
1.思想的启蒙与边际
启蒙思想的传播可谓是文明开化的基础。西洋的近代社会思想在江户时代兰学家那里已经出现了萌芽，幕府六次派使节团出访欧美，且向欧美派遣留学生，积累了西方知识和西方近代思想。明治天皇和明治政府的要员们都亲身经历了幕末日本与欧美折冲的社会动荡，也为他们的攘夷行动付出了沉痛的代价，他们亲身感受到西洋国家强大的综合物质实力，以及支撑物质实力的近代文化观念的价值。由此，明治政府的要员们放弃了他们幕末时期的攘夷策略，而继承了幕府的对外开放政策，并明确提出“求知识于世界”的口号。于是在政府的号召下，部分具有西方知识和西方近代思想的知识分子身体力行，西方近代社会思想如同破堤的潮水汹涌扑向日本。这是一场：“源于我国封建制度和西洋资本主义文明之间巨大的气压差所引发的飓风，从实质上看，是迅速打破我们祖先过去的不合理的因袭、束缚和桎梏的焦急的欣求自由的运动。”[3]
提到启蒙思想的先驱，应首推被称为“日本的伏尔泰”“国民教师”的福泽谕吉。在传播西洋文化的过程中，“福泽谕吉可以作为这方面的标本式人物来观察”[4]。早在1866年福泽谕吉就开始出版《西洋事情》初编三卷，1869全书出版完毕。该书以作者实地考察欧洲各国（法、英、荷、普鲁士、俄国、葡萄牙）所得知识见闻为经，参阅英文各类人文社科著述为纬，综合介绍了西洋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领域，成为当时日本官民对外国作一般性了解的首选参考入门书。福泽谕吉曾担心：“不知天下有没有人读这种书。即便有人读此书，也很难想象人们会把其中所讲的内容使用在日本的实际上。”[5]结果是，“一人说万人应，不论朝野，凡谈西洋文明而主张开国之必要者都把《西洋事情》至于座右。《西洋事情》好像是无鸟乡村的蝙蝠，物质社会的指南，甚至维新政府的新政令，有的可能也是根据这本小册子制定的。”[6]该书仅初篇就售出15万册以上，如果加上盗版则可达到20余万册，成为明治维新前后流传最广的著述，确属一部唤起日本民众的启蒙著作。该书的畅销传达了日本人渴望文明开化的信息。
《劝学篇》沿《西洋事情》拾阶而上，是最能反映福泽谕吉文化思想的又一部著作。该书从1872年到1876年共出版17册（每册数十页），总发行量为340万册[7]，而当时日本的总人口是3500万，足见该书的影响无可置疑。《劝学篇》采用实学态度的同时，指出了实现文明开化的具体路径，那就是必须效法西洋。该书开篇即大胆地唱出了民主自由思想，基于托马斯·杰弗逊起草的《独立宣言》“天之生人，亿兆皆同一辙”的精神，写下了“天不造人上人，也不造人下人”的名言。福泽渝吉认为人生理应自由自在，没有被束缚的理由，并提出：“如没有国中人民独立之魄力，就不能伸张独立国家之权利义务。”[8]由此可知，福泽谕吉已经悟出西方近代社会原理的精髓。他具体勾画了文明社会的六大课题，即独立自由、信教自由、奖励技术、普及教育、健全法制和社会设施。福泽谕吉是从根本精神上去理解近代西方社会的，认识到要使日本民族文明开化，就必须掌握“有形的自然科学”和“无形的独立精神”，从而使他超越了同时代日本的所有思想家，为明治初期的文明开化和思想启蒙树立了明确的目标。
福泽谕吉似乎觉得上述两书意犹未尽，或许是认为新政府的作为不尽如人意，于是又在1875年出版《文明论概略》一书，更激烈地阐发他的“一身独立”的社会主题。书中提出了日本社会存在严重“权力偏重”的现实，诸如家庭中的男女、父子、兄弟、长幼关系；社会上师徒、主仆、贫富、贵贱、嫡系旁系等关系。而“在政府方面，按着官吏的地位等级，偏重的情形最为严重。政府官吏在平民面前作威作福，看起来好像很有权力，但这些官吏在政府里，受上级的压迫，比平民受官吏的压迫还要厉害。”总之，“只要有人的关系的地方，就有权力的偏重”。[9]福泽谕吉把这种状态下的日本人称作“精神的奴隶”，并认为“日本有政府无国民”。看来，日本的状况并不能使福泽谕吉满意，日本仍然要进行“民心改革”，以达到日本人的“一身独立”。此外，《文明论概略》还深受基佐《欧洲文明史》等著作的影响，用文明发展史观取代了传统的儒家劝惩史观，“可以说显示了开化期思想著述中的一个顶点”[10]。
从上述福泽谕吉的启蒙三部曲可以看出同一个主题，即：“我们洋学者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介绍西洋实际情况，促使日本国民有所变通，早日进入开化的大门。”[11]福泽谕吉的文明论著述确实完成了它的时代使命，日本学者认为福泽的上述著述“对明治初年我国社会给予了无可估量的深远的感化影响，完成了明治新文化建设和发展的重要使命”。[12]
启蒙思想绝不只是福泽谕吉单枪匹马的独角戏，明六社和《明六杂志》就是思想启蒙知识群体的大本营。
谈到启蒙思想就不能不提到明六社，就像谈法国启蒙运动必须谈论百科全书派学者一样。明六社成员多是幕府培养的人才，而且大多是幕府洋学机构开成所的成员，或担当幕府时代与外国有关的工作。明治政府不仅继承了幕府的开放政策，而且录用了幕府培养出来的这批知识精英。正是这批人于1873年（明治六年）结成了传播启蒙思想的团体“明六社”。
明六社成员明治维新前后任职情况表[13]
明六社由森有礼发起并任社长，结社主旨有二，其一：“为推进我国之教育，会同有志者，商议其手段。”其二：“同志集会交换异见，广知明识。”[14]社员同仁每月聚集两次，轮流“谈论”发表己见并做记录，不久“谈论”演变为公开讲演会，而“论谈”之记录，在明六社机关刊物《明六杂志》上公开发表[15]。公开演讲会成为东京文明开化的一大象征，而《明六杂志》也成为日本历史上最初的综合性人文社科杂志。
《明六杂志》刊载内容涉及议会制度、言论自由、政治刑律、经济贸易、夫妻家庭、男女道德、教育宗教、历史文化等诸多领域。论者们纷纷发表己见，意在以西洋标准否定日本既存的旧观念、旧制度。比如，森有礼的《妻妾论》认为，如不废除“以女子为玩偶”的一夫多妾的恶习，“外国人就会视我国为地球上一大淫乱之国”，甚至把实现权利与义务平等的夫妻关系提高到立国的高度，“夫妻关系乃人伦之大本，本立而道行，道行而国家始立”。[16]津田真道的论题涉及到人权问题，其文《拷问论》提出：“如不废除拷问，无以与欧美各国并驾齐驱。”[17]西村茂树的《贼说》提出“朝敌”并不等于“贼”，因而否定了反对君主或政府就是“贼”的传统观念，由此还涉及人民有抵抗暴政反映民意的权利，允许反对党的存在等观点。西周在《国民风气论》中指出，日本人因两千五百多年来奉戴天皇而形成了远比中国更甚的自视为奴的奴性，为改变这种现状要提高日本人的权利意识。中村正直的《人民性质改造说》与西周的观点不谋而合，提出为消除“奴隶根性”就要设立民选议院。中村还提倡男女教育均等论等诉求。
明六社成员还翻译出版了诸多西方的思想启蒙著述。中村正直于1871年出版了译自斯迈尔斯的《西国立志编》（原书名为Self Help），提倡勤勉敬业、真实忠直等精神，意在激励“自助人生”。该励志之作，吸引了广大读者，成为学校，甚至私塾的教材，知识人几乎人手一册，其影响可与福泽谕吉的启蒙三部曲相媲美。中村还有译自穆勒的《自由之理》于1872年出版，宣传民主自由思想。加藤弘之著《真政大意》（1870）、《国体新论》（1875），宣传天赋人权思想，主张建立三权分立的立宪政体。加藤认为国家的主体是人民，君主和政府都是为人民而存在的，制定宪法要基于公论，而且必须要防止君主肆意妄为之弊。可以说，加藤弘之在当时的启蒙思想家中是最激进的政治启蒙学者。
此外影响较大的译著还有：津田真道译《泰西国法论》、西周译《万国公法》、神田孝平译《性法略》（自然法）等，传播了自由主义的法理思想；西周的《百学连环》基于孔德的思想奠定了引进西洋哲学的基础；神田孝平译《经济小学》在日本最早介绍了资本主义经济学说；箕作麟祥译《泰西劝善训家》介绍了西洋的伦理道德学说。此外，明治初年刊行的如《万国新史》等诸多世界史和西洋史书多被学校用为教科书，也在社会上流行。这些著述为文明开化时期的思想启蒙，提供了丰富的西洋背景知识。
就在思想启蒙活动不断深入的形势下，1875年政府制定“谗谤律”，修改“新闻条例”，开始全面镇压反政府的言论活动，更有《评论新闻》《采风新闻》等报刊被封杀[18]。明六社同仁也被迫面临选择，即《明六杂志》是继续发行还是停刊，如果继续发行将面临着是“做政府的罪人”，还是“屈从于政府”的两难选择。结果根据大部分同仁的意见选择了停刊，明六社也自然解散。
明治初期的启蒙思想家们以西洋思想为蓝本，把日本文化传统作为一个整体文化模式而加以否定，有强烈的为改造国民性而全盘西化的倾向。宏观而论，明治初年的思想启蒙，为日本建立了不同于传统的近代知识体系，可以认为是日本近代文化史上最灿烂夺目的一页。它虽然时间短暂，甚至可以说是一瞬即逝，但它象征着明治维新后最朝气蓬勃的时期，反映了启蒙思想家和与他们互动的日本民众对未来现代化日本的憧憬。如果日本朝野真的按照启蒙思想家们开辟的路径稳步行进，或许有希望创建一个健康的现代化社会。然而，遗憾的是思想启蒙活动，反而因身体力行民主政治的自由民权运动而夭折，这个结果大概也是明六社启蒙群体所始料不及的。
有学者认为明治初年由福泽谕吉等启蒙思想家领衔主演的启蒙思想宣传活动，相当于法国的启蒙运动。这里之所以没有使用“启蒙运动”这个概念，是因为明六社的结局已经做出了历史的提示，即明治初年的思想启蒙活动没有形成像欧洲尤其是法国那样演绎出反对皇权专制、反对宗教迷信的社会运动。究其原因，明六社的成员除了福泽谕吉和箕作秋坪之外，都是明治政府的官僚，而自由民权运动主导人物都是没能进入新政府或被排挤出新政府的人们，再就是一些旧武士阶层。这就使得启蒙思想家和自由民权派实践家之间，成为先天的对立集团。政府的启蒙政策实际上是由明六社成员的官僚学者们承担的，这就显示出日本近代文化的特征。即启蒙的目的是要扫除封建幕府时代的封建思想，而执政者虽然改革意欲强烈，但是他们不希望剧烈彻底的社会大变革，任何超出他们改革范围的文化都会遭受拒绝。他们一方面要打破德川幕府的统治模式和体制，另一方面就是要在培育资产阶级的同时确立集权政治体制。而自由民权派将思想启蒙变成了以夺取政治权力为目标的政治实践运动，自然成为政府的反对派，而随着政府趋于政治保守，启蒙思想宣传活动也就走到了尽头。虽然自由民权运动继承了启蒙思想中的部分政治思想，但归于失败。因种种原因，近代日本建立了天皇独揽大权的专制君主立宪政体以及与此相配套的国家神道，而这个结果正是当初启蒙思想极力批判的对象。换言之，在法国启蒙运动是推翻专制皇权和宗教迷信的利器，而在日本思想启蒙之后，反而建立起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专制和迷信。看一下思想启蒙者的思想蜕变过程，就不难理解这个结局了。
1874年1月板垣退助等一批下野参议提出“民选议院设立建议书”，并攻击当时政府专制，揭开了自由民权运动的序幕。当时朝野围绕建立民选议院问题展开激烈争论，作为明六社成员的基本态度，认为时机尚不成熟，应先建立贵族院等等。及至明六社解散以后，成员们就开始走向自己所宣传的启蒙思想的反面，逐渐向政府靠拢，收起了启蒙思想的锋芒，甚至反其道而行之，加藤弘之和福泽谕吉可谓是最极端者。在理论上极力宣扬民主政治的加藤弘之几乎是歇斯底里地反对民选议院，成为明治政府的代言人。就任东京大学首任校长的加藤弘之于1881年将《国体新论》《真政大意》亲自毁版，并于1882年出版《人权新说》，提出天赋人权是妄想，点名道姓地说“古来未曾有之妄想论者其谁乎？即彼有名之芦骚氏是也。”还说妄想主义妨碍“实理”之发现，妨碍社会之进步，“殊为可叹。”[19]从而转变为宣扬社会进化论，支持官僚专制的国权主义者。[20]福泽谕吉则认为自由民权阵营是“无赖者的巢窟”。之后又在“爱国主义”的幌子下，公开主张为在弱肉强食的国际强权政治中生存下去，就必须无视国际法，并于1878年露骨地提出：“可依赖者惟兵力之强弱，百卷万国公法不敌数门大炮。”[21] 1885年福泽谕吉又发表了与强权主义相配套的《脱亚论》，继而全力支持日本对中国发动甲午战争，而且要求日本国民以人权服从于国权，堕落为以侵略战争来实现其国权的极端民族主义者。至此，加藤弘之和福泽谕吉的思想变节，自生自宫地阉割了由他们自己大力宣倡的天赋人权论和“一身独立”的目标。启蒙思想的夭折已经向人们暗示了近代日本的思想发展空间的限界。
其实，在启蒙思想家们的思想脉络中，西洋不仅是日本追赶的目标，同时也是未来的竞争对手，因而要通过学习西洋唤醒民族主义，从而造就新的日本国民。而要造就新的国民就要脱离专制愚昧的亚洲，这里已经潜藏着民族沙文主义的萌芽。随着这种萌芽的滋长，逐渐走向“脱亚”“侵亚”的道路。可以说，这就是明治日本启蒙思想家们的宿命。
2.教育的开化与瓶颈
与思想启蒙联袂登场的是教育的文明开化。
教育在江户时代就极受重视，并颇具规模：幕府有以昌平坂学问所为主导的官学，200余藩都设有藩校；在民间各类专科私塾也相当普及，诸如汉学塾、兰学塾、医学塾、和算塾、天文塾、书画塾等等；寺子屋则是江户时代最基层的庶民教育实体。人们公认江户时代日本人的识字率是世界上最高的，尤其是幕府末期建立蕃书调所、努力向欧美派遣留学生、聘请雇用西洋教师，已经开始向近代教育转型。这种转型虽然因国内外局势的混乱而没有大规模展开，但确为明治政府建立后实行教育的现代化提供了诸多可操作的经验。
明治政府建立后，首先着手整合幕府的高等教育机构，将昌平坂学问所改为昌平学校——大学本校（1871年关闭）；开成所（教授西学）改为开成学校——大学南校；医学所（教授西医）改为医学校——大学东校，1877年后南校和东校合并为东京大学，日本第一所近代大学诞生。为迅速实现日本教育的升级换代，明治政府向海外密集派遣留学生， 1870年派出115名，1871年派出281名，1872年派出356名[22]。这在明治初年百废待兴的时期可谓大手笔。与政府的教育措施同步，对278所藩校中的四成实行改革，并新设藩校48所[23]。藩校数量增加的同时，在士庶受教育均等、学科现代化等方面也均有所作为。
明治政府在财政困窘百废待兴的形势下，高薪聘请大批各领域的外国专家和技术人员等。1872年外籍雇员369人，1875年达到最高峰的527人，而自1872—1898年总计雇用外国专家6193名，包括学者、教师、技术人员、事务人员、职工等诸多领域，而前两项分别为2265人和1947人。另有私雇外国专家1872—1898年总计为12540人，其中学者和教师4299人，技术人员4946人。[24]这些外国雇员的薪水奇高，当时的太政大臣三条实美的月薪是800日元，而一英籍专家的月薪达2000日元。1874年工部省支付给外国专家的工资总额占该省经费总额的33. 7%；1877年7月—1788年6月，东京大学支付给外籍教师的工资占该校总经费的三分之一强。[25]
以上数据足以反映雇用外国专家的规模和层次，同时反映出日本官民学习西方文明的热情。这些专家没有辜负日本人的期盼，他们被日本人的向学心感动，克服生活上的不便，为日本的现代化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如巴黎大学教授在司法省法学校任教，批评日本的拷问制度，推进了日本法制的现代化，还为日本编制民法典。德国医生贝尔茨于东京医学校讲授内科学、产科学，并从人类学角度研究日本人，取得了诸多成果。美国哲学家菲诺罗萨（Ernest Francisco Fenollosa，1853—1908）来东京大学教授哲学，对日本美术深感兴趣，大大推进了对佛像的调查研究，回国后担任波斯顿美术馆东洋部部长，将日本美术介绍到世界。意大利画家冯达内基（Antonio Fontanesi）在工部美术学校执教，教授油画技法。此外，传教士赫本，在日本生活23年，虽非政府招聘的教师，但在传播西方医学知识方面做了卓越的工作，而另一大贡献即是编纂了《和英语林集成》，和沿用至今的日文罗马字拼音法。
1871年设立文部省之初，就开始聘请箕作麟祥、内田正雄等教育专家草拟《学制》，当时森有礼、田中不二麿、新岛襄等明治教育界元老们虽身在国外，也都参与了提供资料等工作。《学制》于1872年9月，以太政官布告形式颁布。《学制》全文分成学区、学校、教员、学生考试、学费等五篇组成，共109章，翌年又增加海外留学等规定，扩充为213章。《学制》是规模宏大的近代国民教育规划，是日本第一部近代教育大法。
根据《学制》的规划全国分为八个大学区，每大学区分为32个中学区，每中学区分为210个小学区。[26]大学、中学、小学呈金字塔形层次井然。按此计算全国应设立小学校53760所，并由文部省负责强制实行。虽然在当时社会情况下缺乏可行性而没有达到预期指标，但是随着小学校的大规模建立，从1868年至1873年，寺子屋开业1014所，而关闭数为9099所[27]，日本初等教育由寺子屋升级换代为近代小学校。各藩校也改为中学，近代教育系统建立之速度可谓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
《学制》不仅仅是教育规模的扩张，还体现了教育体制和理念的更新。综观《学制》体现出诸多进步的教育理念，诸如：采用了法、英、德等国的近代学校教育体系；提出基于四民平等的原则，给予华族士族平民以至于农工商、妇女同等受教育的权利；实行义务教育；教育与宗教分离等等。《学制》还显示出此次教育改革的功利性，即为了“立其身、治其产、昌其业”，就要“修身、开智、增长才艺”。而与功利主义相适应的自然是提倡学以致用的实学，即“初授日用常行、言语、书算……以至于技艺、法律、政治、天文、医疗”[28]。由此，修正了教育目的、更新了教育内容，确立了近代教育的目标。
《学制》实行期间小学校、教员、学生规模[29]
《学制》反映了明治政府建立近代教育体系的迫切要求，但在实践过程中暴露了诸多不切实际之处。可大体归纳为：因为此前受正规教育是士族以上阶级的专利，庶民暂时不理解政府的用意；由于过于划一多有与民众需求不一致之处；由于过于追求速度，短期内需要大量资金，这样自然增加了民众的经济承受能力（学校教育的费用要比寺子屋多出十倍）；同时政府也出现经济困难等等。[30]
鉴于上述缺陷，1879年明治政府公布《教育令》，废止《学制》。《教育令》由47条组成，以美国式的自由主义教育理念替代了《学制》采用的法国式的政府干涉划一的原则，因而被称为“自由教育令”。《教育令》大致要点如下：废除学区制，改由町村或者町村联合设立地方公立小学校；废除学区监督者，改设由选举产生的学务委员；小学学龄为6—14岁，根据具体情况可缩减为四年，学满16个月即可，也可采用校外学习的教师巡回授课制；法律上承认私立小学，可给予补助金；注重实用，因地制宜地调整课程设置，以避免教学游离现实；中学校教授“高等普通学科”、大学校教授“专门学科”、专门学校教授“专门一科之学术”，师范学校为“培养教员之所”。[31]《教育令》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去除了《学制》的缺陷，但是在实行中又出现了新的漏洞。地方错误理解了“自由教育令”，甚至认为是否就学是人民的自由，官吏不能干涉，再加上地方财政不足，因而出现随意停办学校的状况。这种状况使《学制》以来好不容易上升的就学率，陷于停滞。
学校教育的失控，对地方官吏压力很大，他们认为这是《教育令》放任主义的过失，要求文部省重新制定对策，政府也认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在这种情况下，1880年12月发布的修改后的《改正教育令》一反自由放任主义原则，加强了政府对教育的监督：私立学校的设立要经过批准、学务委员由选举制改为任命制、教员任免要由地方官批准、强制推行义务教育、将教育时间由十六个月延长为三年、课程设置必须按文部省颁发的教学大纲实行、修身课位列各科之首。不难看出，《改正教育令》的基本精神就是要强调国家对教育的干预，尽量限制政府以外的人士对教育行政的管理权。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设置修身课的目的在于强化“忠君爱国”的国家主义道德教育，已经显露出教育方针保守化的趋向。其实施规则明确提出“教育之目的主要在于振作尊王爱国之志气”。1881年6月《小学教员须知》中也明言“使学生忠于皇室、热爱国家”[32]，起草者江木千之称：“此乃一变偏重智育、醉心欧美之教育，重回皇道主义之一大划时期之举”。[33]
《学制》和《教育令》反映了明治政府教育立国的理念，正如吉田茂所说：“为了实现近代化而如此重视教育事业，这是日本近代化的一大特点。”[34]然而，从《改正教育令》开始，以皇室为中心的国家主义逐渐成为日本近代教育的国家理念。其实，早在文明开化的社会风潮中，就已经出现了以反对西化为前提的国家主义运动，出现了民权运动与国权主义、君权主义的对立。1879年明治天皇侍读元田永孚（1818—1891）起草了《教学圣旨》，继而又颁布《幼学纲要》等，都是旨在培养以忠孝等观念为中心的国民道德。之后曾为明六社成员的西村茂树于1887年著《日本道德论》，强烈主张将皇室中心主义的伦理思想作为日本传统中固有的美德，提出：“本邦屹立于东海之表，以道德定国，国民奉戴皇室两千五百余年，国基稳固天下无比……余辈需益发尽力于斯道。”[35] 1890年颁布《教育敕语》可以看作是日本皇国主义教育之“大法”，所谓“朕惟我皇祖皇宗肇国宏远……此乃我国体之精华……一旦有缓急，则应义勇奉公，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36]此后，教师和学生在每天上课前都要诵读《教育敕语》，并齐唱颂扬皇室千秋万代的《君之代》，教室悬挂天皇和皇后像等。此外，学校还利用战争宣传，向学生灌输尚武、克己、服从等“美德”，丢弃了科学和人道主义精神，这种教育培养了众多失去独立人格惟命是听为“皇国日本”服务的机器。
由上述可见，近代的日本教育，贯穿着两条线索，一条是努力建立西方式的近代教育体制，另一条是以忠君爱国为内核的国家主义教育理念，两条线索相互交织，造成了教育体制与教育理念的失衡。明治政府确立了近代学制和义务教育体制，实现了与西方近代教育体制的并轨，在基础教育和实业教育上也取得了重要进步，为推动日本的现代化发挥起了重要作用，这批遗产甚至成为战后迅速复兴的人才保障。但另一方面，近代日本教育的精神内核则带有浓厚的封建主义和国家主义色彩，虽然历经多次改革，但教育的核心思想始终牢牢地附着在封建的忠君爱国传统之上，成为近代教育改革万难逾越的瓶颈。
综观近代日本教育的发展，可谓典型的“和魂洋才”模式，其结果是在形式上建立起近代教育体制的同时，在教育理念上倒退到以封建式尊皇爱国为中心的极端的国家主义。正所谓近代日本成也教育败也教育。
二、近代媒体与社会生活
1.报刊杂志的盛行
报刊杂志无疑是近代文明社会的重要工具。
早在17世纪日本就已经有“读卖瓦版”为庶民提供新闻。这是在江户街头出现的一种单张单面的出版物，其内容多为天灾人祸、情死、怪异等等的即时消息。一般是以粘土坯刻版，因而称瓦版。又因贩卖者为吸引买者而边读边卖，谓之“读卖瓦版”。有观点认为，读卖瓦版是日本报纸的雏形。
从幕末时期开始出现十余种由外国人在日本发行的“欧字新闻”，如1861年英国人汉萨德（A. W. Hansard）创办的《长崎航讯》（Nagasaki Shipping Listand Advertiser）、布莱克（John Reddie Blace）创办的《日本先驱报》（Japan Herald）等。[37]由于这些报纸的刺激，再加随着开国以后国内外形式的复杂多变，幕府逐渐感觉到在第一时间了解海外世界动向的必要性，同时也认识到必须要向国人宣传开国是大势所趋，以争取舆论的配合。1862年终于在日本发行了最初的报纸《官版巴达维亚新闻》，内容是由蕃书调所的兰学家们摘译自荷兰驻巴达维亚（即雅加达，荷兰占领后改称巴达维亚）总督府的机关报。在民间还有1865年美籍日本人浜田彦藏发行的《海外新闻》。
由于朝幕的政治对立发展成战争，以及幕府倒台后形势的扑朔迷离，人们急需了解局势发展动向，为满足这种需求，仅1868年创刊的报纸即有38种[38]。这些报刊的文章大多支持幕府一方，对萨长两藩中伤大政奉还后的德川庆喜的做法极为反感，因而对明治政府基本是采取批判的态度。其中1868年柳河春三发行的《中外新闻》是由日本人创办的首份日文报纸，也是当时最有声望的报纸。福地源一郎担当编辑的《江湖新闻》以其政论大放异彩，福地源一郎因发表攻击明治政府的文章“强弱论”，招笔祸入狱，报纸也遭禁。当时也有“勤王”报纸《太政官日志》《各国新闻纸》《内外新闻》以及《都鄙新闻》等等。佐幕报刊与勤王报刊对政局展开了非常激烈的论争，这也是当时报纸骤然涌现的重要原因之一。
《江湖新闻》事件后，政府发布报纸取缔令，除极个别有外国背景的报刊之外，所有佐幕报纸均遭封杀，由此一举扫荡了民间反政府的舆论。之后政府发行的《太政官日志》一统天下。知识界对此举极其失望和不满，明治政府也逐渐意识到自己正在标榜尊重民主自由和尊重舆论，即所谓“万机决于公论”“天地之公论”等等，如此粗暴地封杀报纸，无异于自毁形象。为缓和与知识界的对立，收拾社会人心，政府又于1869年2月公布了比较温和的《新闻纸印行条例》，虽然大大放宽了管制，但还是规定了“不许对政法妄加批评”“不得宣传佛法”等条款。之后《中外新闻》等四种报纸得以复刊，又有《明治新闻》等若干报纸创刊，不过这些报纸都是不定期的。从幕末开国到明治政府建立这段时间是日本报业的孕育期，而明治政府对报刊的态度，向新闻自由发出了不祥的信号，这也就规定了日后政府通过管制和操纵，以“引导”报刊舆论的基调。
为配合文明开化大局，政府对报纸采取了有条件的扶植政策，强调“新闻纸应以开启人们知识为目的……担任文明开化的先导”[39]。这期间出现了许多官方系统的报纸，诸如：1870年大学南校创刊、箕作麟祥指导编辑的《海外新闻》；在神奈川县知事的支持下由横滨富商出资，子安峻、栗本锄云等编辑的日本第一份日报《横滨每日新闻》；1871年在木户孝允指示下创办、画家长三洲和佛教界岛地默雷等编辑的《新闻杂志》； 1872年在大隈重信和江藤新平支持下，由条野传平等人创办的《东京日日新闻》；日本邮政之父驿递局负责人前岛蜜创办的《邮便报知新闻》等等。此外，还有地方扶植的《京都新闻》《大阪新闻》等创刊。1872年共有20余种报纸创刊，“是我新闻发达史上划时代的年份”[40]。在新一轮的创刊热中，政府掌握了先机。1872年3月大藏省指示为全国3府72县订阅《新闻杂志》、《日报社新闻》（《东京日日新闻》）和《横滨每日新闻》。这段时间政府通过报纸垄断了社会舆论和知识普及，在日本新闻史上称为“官报”时期。
1873年政府内部因“征韩”问题两派彻底决裂，与西乡隆盛联袂下野的板垣退助、后藤象二郎、江藤新平、副岛种臣等人，把报纸作为攻击政府的有力武器。板垣退助等人的“民选议院设立建议书”全文见报，作为民权论第一个公开的声音，耸动天下耳目，激起由学者、政论家和热血青年参加的自由民权运动。一时间，报纸成为政治运动的中心，全面批评政府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施政之弊。此一现象在日本新闻史上称为“政论报刊”时期。对此，政府的回应是于1875年6月先后公布了“新闻条例”和“谗谤律”，对报纸和一切反政府的舆论进行史无前例的镇压，甚至出现在德川幕府时期都不曾出现过的令人心惊胆战的文字狱。法令公布后数年间受处罚的报刊笔祸事件达349件，受处罚人数200余名，一时东京监狱因笔祸事件入狱者人满为患[41]。明治政府彻底践踏、阉割了由他自己提倡的尊重公论和“决于公论”等民主精神，而言论自由本应该是“文明开化”的至关重要的基本原则。
由于政府对舆论的镇压以及报纸本身也因政治化而较少刊载其他社会消息等原因，超越党派而符合大多数民众需求的中立性、综合性的“小报”应运而生。东京的《读卖新闻》和大阪的《朝日新闻》分别于1874年和1879年创刊。这类报纸的发行量不断上升，其中《读卖新闻》发行量居各报之首。至此，日本报刊的发展逐渐开始面向更广泛的庶民阶层，开始发挥着近代市民社会中应有的作用，并逐渐走向成熟。
1874—1877年日本全国报纸发行量攀升情况[42]
1881年，以大隈重信为首的自由主义官僚们被排斥出政府的“明治十四年政变”引发了组建政党的热潮。著名的有：板垣退助、大隈重信、福地源一郎分别创立了自由党、改进党、帝政党。各政党利用报纸进行论战，诸多报纸几乎又成了各政党的机关报。诸如：自由党的《自由新闻》《日本立宪政党新闻》；改进党的《邮便报知新闻》《东京横滨每日新闻》；立宪帝政党的《东京日日新闻》《明治日报》等等。期间除各党党首外，诸多著名人物参与各党报刊，如自由党系统有：马场辰猪、中江兆民、田口卯吉、田中耕造等人；改进党系统有：矢野文雄、犬养毅、尾崎行雄、藤田茂吉、原敬等人。帝政党由于主张主权在君，违背当时潮流，主张超脱党派之外的政府也认为帝政党有被看作政府党之嫌，不久自行解散，因而影响不及自由党和改进党。之后，在政府的分化策略下，自由党于1884年10月宣布解散，改进党也由于主要党员退党而空有其名，他们的机关报也失去了昔日风光，逐渐衰落。这就是所谓“政党报刊”时期。
与上述政党报纸走向衰落相反，没有卷入党争的报刊却得到了发展。主张“不偏不党”的《朝日新闻》以中立的事实报道为宗旨并潜心建立起通讯网，还向海外派遣记者。另外，福泽谕吉主办的《时事新报》也采取不偏不倚的独立态度，宣传官民调和。这些办报方针使他们的报纸赢得了声誉，发行量也迅速上升。
从近代日本报刊业的出现和初期的发展过程可以发现一条重要线索，即诸多报纸与政府之间形成了一种复杂微妙的关系。从报人方面言，经历着与政府既合作又对立的过程。从政府方面言，为各报刊同时准备了萝卜和大棒。政府为刺激新闻界的发展和民众读报习惯，采取了降低报刊邮费，投稿免邮费等诸多措施。另一方面，对敢于批评政府的报刊采取了严酷的镇压政策，这也就造成了近代以来，日本在对外战争时期国内报界“举国一致”欺瞒民众的现象。从明治维新到1945年战败为止，政府手中的萝卜和大棒轮番上阵，演绎着日本报界屈服、抗争、再屈服，最终完全沦为专制政府传话筒的曲折而可悲的宿命。
与报纸形影相随的是杂志。1861—1863年日本就开始翻印并发行在上海出版的《官板六合丛谈》《官板中外杂志》和香港英华书院出版的《遐迩贯珍》。在日本最早使用杂志一词的是前述《中外新闻》的创刊人柳河春三，他于1867年创办了《西洋杂志》月刊，是日本发行近代杂志之先驱。《西洋杂志》第一期提示的办刊目标是：“广集天下奇说新人耳目，为此诸科学自不待言，以至百般技艺，有益于世人之译说，均请不吝赐稿。”[43]
明治政府建立后的前十年，掌握近代知识的学者、思想家们纷纷宣传新学，因而形成创办各类专门杂志的勃兴期。1874—1877年新创刊的杂志尤其集中，在此仅举其要者：综合性的启蒙类有福泽谕吉编辑的庆应义塾机关刊物《民间杂志》（1874）、明六社创办的《明六杂志》、小野梓主办的洋学团体“共存同众”的刊物《共存杂志》（1875）等等；宗教类有佛教的《报四丛谈》（1874）、《名教新志》（1875）和基督教的《七一短讯》（1875）；医学类有《医学杂志》（1875）、《顺天堂医事杂志》等；汉文学类有：《新文诗》《明治诗文》等。此外，还有东京大学学生创办的学术杂志《讲学余谈》（1877）等。到明治二十年代（1877—1886）除上述各类杂志继续增加之外，还扩展到学术、娱乐、妇女儿童等领域。专业学术类如：《东洋学艺杂志》（1881）、《德国学协会杂志》（1883）、《中央学术杂志》（1885）等；文艺娱乐类如：《芳谈杂志》（1878）、《歌舞伎新报》（1879）等；妇女儿童类如：《女学新志》（1884）、《颖才新志》（1877）等等。总体看来，这些杂志除少数思想类外，大多与政治距离较远，因而命运似乎比报纸幸运得多，在较少遭受迫害的情况下，逐渐稳步发展并形成规模。
2.衣食住的西洋化
文明开化时期日本人对西洋生活方式具有浓厚的兴趣，而最切近人们日常生活的莫过于衣食住了。
作为日本人西化的最表面的象征，首先是西洋的服装。最初是在明治维新前后海军改换西洋军服，后来陆军也改为西洋军服。具有象征意义的是，根据1872年11月的太政官令，文官的大礼服[44]和通常礼服采用洋装，废除大化改新以来复杂的传统和式服装。在“近代胡服骑射令”的政府示范效应下，民间也开始了洋装热。不过此时穿着的洋装还显得不伦不类，布新却不一定除旧，诸如：身着洋装却脚踏木屐、西服外面套穿日式短褂、留着传统的发髻穿西服等等。这种混乱的服装大改良似乎也象征着日本传统与西洋文化接触和融合的尝试，也许正是因为喜新而不厌旧，才得以使日本传统文化保留到今天。其实，洋服不仅仅是一种时髦，它比和服更便于工作和运动，因而实用性也是洋服普及的最合理的原因。因而学生、医院护士、铁路员工等诸多部门行业都开始采用西式服装作为本行业的制服。随着洋装的流行，才有了诸如裤子、衬衫等等新词汇。女性服装的变化也很大，诸如披肩、风衣等等都传入日本。这些服饰开始都是进口货，普通人因价格昂贵而不敢问津，但到19世纪80年代京都的西阵生产出棉织廉价披肩等，于是西式服饰开始在女性中大流行，不久又时兴大衣外围披肩挎手袋，成为当时文明装束的象征。
不仅仅是服装，人身修饰也开始了新风俗。1871年实行男子断发令（禁止男子束发），但反对之声高涨。为此，1972年，仿效俄皇彼得大帝剃须明志[45]，明治天皇剪去发髻、改着西装。明治天皇垂范的同时，为奖励断发，专门对剪新发型的理发店实行免税优惠的鼓励政策。由于男子发型趋短，已经看不到像女性那样高高的发髻了。对妇女的发型没有做强行的规定，但是自古以来作为已婚妇女象征的染齿和剔眉的传统习俗，在19世纪70年代初停止了。1885年渡边鼎与石川暎作结成“妇人束发会”，推广“洋发”，并出版印有图解的小册子《洋式妇人束发法》，推奖“洋发”的经济、卫生、便利等，一时间家庭主妇的“英国卷”，少女的“雏菊式”等“洋发”大流行。随着服装发型的变化，专营宝石、戒指等舶来饰品的珠宝店也不断增加，镶钻戒指惹来女性们羡慕。此外，诸如新式的扑粉[46]、香水等化妆品也极为畅销。
到19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文明开化的退潮，日本人的日常服装又出现了变化。和服（裙裤搭配上衣外套）又占据了主流，成为日本普通男子的正装，妇女也效仿男子穿着类似式样的和服。尤其有代表性的是女学生，到19世纪末，御茶水女学校、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等女生开始穿和式上衣和裙裤，全国女校争相模仿。之后，华族女学校（女子学习院的前身）穿的绛紫色裙裤成为女学生的代名词。
明治日本人饮食的西洋化主要表现在开始食用肉类和面包，针对肉食还经历过一场“文化冲突”。伯理初到日本就与日方围绕牛肉展开了一番交涉。美国舰队停泊下田时曾要求日方筹措200只鸡和60头牛，日方接待人员不解地问：船上既不能饲养又无需耕作要牛何干？答曰食用。日方当场拒绝：“在日本牛可帮助农民耕作，被视为仁兽，食牛过于残酷，断难接受。”美方解释说，这是饮食习惯不同，就像日本人不可一日无米，肉是西洋人的常食，没有肉食就不能生活。[47]其实，除了上述日方拒绝理由之外，还因为日本是佛教国家，明治维新以前认为吃四条腿的动物会使身体变得不洁。当时只有属于贱民的皮匠们为生产皮革制品而宰杀牲畜，人们在提到贱民时往往会伸出四个指头，意思是吃四条腿动物的人，因而几乎没有人吃牛肉和猪肉等。于是食肉交涉的插曲一时变成了外交与文化问题。
由于开港后常居横滨等居留地的外国人的需求，日本开始出现肉类市场。在外国人的示范下，一些与外国人接触者开始食肉。东京出现了中川、三河屋等牛肉店，不过最初还是扭捏地打着“养生牛肉”的招牌，说是“一锅牛肉藏百草”。到1872年肉食进入皇宫，明治天皇也一饱口福。之后肉食迅即流行开来，当时被戏称为“安愚乐锅”[48]的学生们成为日本人中的第一批“肉食者”。之后，出现名声显赫的神户牛（在但马和淡路饲养，于神户贩卖的优质牛肉），牛肉消费量逐年上升，牛肉店也毫无顾忌地挂出了用红笔书写的牛肉字样的招牌。在农村肉食的普及过程较为艰难，其一是农村相对贫穷，其二在农村食肉仍然是禁忌，一旦食肉就不能再到神社参拜。后来大量农民参军，而军队率先食肉，从而破除了流行于农村的食肉禁忌。以前被视为野蛮的食肉习惯，如今变成了文明的象征。
关于面包。早在明治之前，幕府开明派官僚江川英龙就曾在荷兰商馆学习烤面包，1868年萨摩藩兵急行军时就将面包作为口粮，争取了时间。其后不久东京市中心出现面包房。不过，面包还是没能成为普通日本人餐桌上的主食，而多是加入砂糖、豆沙馅等，是作为和洋折中的点心而普及的。即使在文明开化大潮下，面包也没能替代日本人千年主食的米饭，尤其是农村，整个明治时代几乎没有食用面包的习惯。与食品如影随形，诸多西洋饮品也陆续在日本登场：1869年牛奶入宫；1875年西点店开新堂开张；1888年西洋画画家松山省三开设了日本最初的咖啡屋，之后咖啡屋迅速普及；1899年日本麦酒株式会社开设第一家啤酒屋。此外，1873年面向日本人的西餐店精养轩开业，不过座上客仅限于上层人士和一些文化人，吃西餐被看作是一种排场或者是拥抱西洋文化的象征。
明治时期与西洋饮食方式流行的同时，日本传统食品也趋于大众化。比如，在江户时代食糖属于奢侈品，豆馅儿多是加盐调味，明治时代开始使用食糖为豆馅儿调味。江户时代各地的特产果子（点心之类）不断改良以适应大众的口味，民众的需求又刺激了诸多著名商铺出现。随着明治维新后日本经济的发展和城市产业工人的激增，“荞麦屋”“面屋”等各类适于庶民消费的低价小饭馆“一膳饭屋”也迅速增加。伴随小饭馆兴起的还有经营茶点的“茶屋”之类的各种小吃店，以供过路行人小坐轻食消费。到19世纪末，“鳗鱼屋”、“天麸罗屋”、专供小酌的“居酒屋”、夏季的冷饮店等等遍及城市的角落，基本奠定了当今日本人“外食”消费的格局。
明治时代兴建的建筑首先表现在官厅、学校、银行等公共建筑的西洋化，其显著特征就是使用“炼瓦”（砖）。1878年银座大街建成的所有建筑都是砖结构，因而银座大街得名为“炼瓦街”[49]。日本传统建筑一般为平层，最多两层，而洋式住房采用砖结构，因而出现三层以上的楼房。与“炼瓦”相关联的是西式建筑使用的玻璃和房间内使用桌椅，这种建筑的外部结构和室内设施，非常适用于办公，因而诸如官厅、公司、学校等公共场所全部采用了西式建筑，之后逐渐流行于商店、旅店、餐馆、理发店等服务行业。洋式住宅与日本传统住宅的室内设施是不同的：前者有客厅并可以锁住自家入户门，而且有桌椅和床；后者则是开放式的，尤其是江户时代普通庶民多聚居于“长屋”[50]，而且是席地而坐。由于西式房间的舒适，许多私人住宅也开始在和式住宅中专门开辟一间备有桌椅的洋式客厅。日本人同时享受洋房的方便与和室的简捷，成为典型的“双重文化”共存的标本，它在潜移默化中塑造着日本人“兼容东西”的性格。
与西式建筑相伴的照明设备的更新，是文明开化的又一个亮点。1860年左右煤油灯传入日本，1866年日本开始进口煤油。[51]煤油价格低廉且比传统的菜籽油等植物油更加明亮，因而西式玻璃罩煤油灯迅速取代了旧式使用植物油的纸灯笼。明治初年到19世纪末是日本的煤油灯时代，煤油灯不仅可固定使用，也可以提、挂，使用方便，煤油灯给使用者带来了一种文明的气氛。继煤油灯出现后，1872年横滨外国人居留地开始使用瓦斯灯照明，1874年银座大街也开始使用瓦斯灯，但当时还是明火儿，因而不如煤油灯明亮。后来发明了灯芯罩，亮度远超煤油灯，到19世纪末室内也开始使用瓦斯灯了。此外，日本于1885年开始使用爱迪生发明的电灯，但普及速度很慢，明治时代大多还是使用煤油灯。
由上述可以看到，衣食住的文明开化多是自上而下推行的，尤其是明治天皇发挥了示范的作用。除上述着西装剪发外，为迎合西洋外交礼仪，明治天皇还以“天皇的神格屈尊”与美国总统格兰特握手、与意大利皇帝堂弟行接吻礼等等，这些都显示了日本政府急于与西洋接轨的决心。生活方式的变化不仅改变着日本人的生活面貌，还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日本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可以说当代诸多日本人的生活习惯大多在这时定格了。然而，鹿鸣馆时代的西化主义却令人大跌眼镜。
三、西化与国粹
1.鹿鸣馆的喧闹
鹿鸣馆现象引发的西化主义泛滥达到了文明开化的顶点，人们称这一时期为鹿鸣馆时代（1883—1887）。鹿鸣馆于1883年竣工，可以提供宴会和舞会等服务项目，目的是为日本政府官员进行外交活动、上层人士结交外国人提供交际平台。
“鹿鸣”取自中国《诗经·小雅·鹿鸣》原文第一段：“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将。人之好我，示我周行。”此段最恰当不过地形容了鹿鸣馆中达官贵人们在鼓瑟笙箫中取悦洋人的情景。鹿鸣馆是英国建筑师设计的作品，上下两层达1450平方米，是一座以新巴洛克风格为基调的建筑，整体极尽奢华，当然也是“炼瓦”建筑。由日本人营造的诗经与巴洛克中西合璧的文化奇景，可谓文化寓意深刻。
1883年11月28日，由当时的外务卿井上馨与夫人主持了鹿鸣馆开馆典礼，原预定明治天皇出席，因故改由亲王出席。当天聚集了亲王、参议、知事、县令、各国公使、显贵淑女等约1200人。[52]当时的报纸记载了开馆式的盛况：“正门悬挂着国旗，弓形绿门点缀着菊花。以本馆为中心望去，路分左右，彩灯无数……红白相映，交错于树影之间。本馆正面以瓦斯灯编成鹿鸣馆三个大字，照耀周围灿然如白昼，真可谓不夜之仙境。晚八时半始，嘉宾云集，须臾园中车马数百。主客应接礼毕……奏乐声起，众宾客相携进入楼上巨室，内外缙绅贵妇淑女交相起舞……馆外烟花燃放如舞者舞于柳影花丛之空中……楼下黄白人种相间，以台球为戏……十点整众宾客下楼至自助餐厅，享酒馔之飨……众宾客尽欢而散已是午夜。”[53]时人形容鹿鸣馆狂欢之夜，使整个东京“羡杀、笑杀、惊杀、恼杀”，引起了社会上极大的震动，深刻地反映了人们对鹿鸣馆式西化的复杂心态。
政府官员们经常招待欧美高级官员及其夫人小姐们来鹿鸣馆参加晚会。甚至每当鹿鸣馆有大型活动的日子，专门为居住在横滨的外国人开通直达东京的专列。在外务卿井上馨、参议大山岩、文部卿森有礼和他们的夫人们的努力下，几乎每天都有晚会。[54]鹿鸣馆聚集着洋装艳抹的西洋和日本的名媛，钟鸣鼎盛，彻夜狂欢。那西洋景使人难以相信鹿鸣馆是坐落在日本东京。
1887年，伊藤博文不仅在鹿鸣馆大搞内外联谊活动，甚至还在首相官邸举办大型化装舞会，邀请内外宾客达400人，其中既有山县有朋、井上馨等政治家，也有涩泽荣一、大仓喜八郎等实业家，甚至还有如东京大学校长渡边洪基等知识界精英。伊藤本人乘兴扮成威尼斯商人，一时传为笑谈，颇遭物议，成为舆论集中指责的对象。
以井上馨、伊藤博文为首的日本政要之所以煞费苦心地在鹿鸣馆外交中狂热地为西化造势，取悦于西洋人，其目的在于显示日本已经进入文明国家行列，并以此获得在修改不平等条约的谈判中与西洋各国同等的地位。然而，鹿鸣馆时代给人们留下的印象却是：“于彩灯、狂呼乱舞的欢乐场通宵达旦，明治时代是愚笨的、日本史上独一无二的、浮华的、兴致勃勃的滑稽时代。”[55]鹿鸣馆时代几乎所有的大人物都没能免俗，由作为政治首脑的诸位大臣领衔，上自皇族下至实业家，尽情雀跃狂舞。鹿鸣馆时代作为日本近代欧化主义的象征，它反映出一种肤浅的急于与欧美国家平起平坐和实现超速现代化的心理躁动。鹿鸣馆文化在形式上的西化程度似乎已经无以复加，然而结果对于修改不平等条约的谈判没有发挥任何作用。鹿鸣馆外交没能达到预期效果，其西化方式也与日本传统的儒家风范形成极大的反差，因而遭到了强烈的批评。人们揶揄说：“西洋交际舞盛行起来……贵妇们无论如何也要穿西洋服装，由于袒胸露背时常要忍受感冒的困窘。”[56]
1888年大隈重信接替井上馨出任外务大臣、黑田内阁取代伊藤内阁，大隈对鹿鸣馆外交本来就不曾抱有希望，既然对修改条约没有任何帮助，又受到社会上激烈的指责，也就没有必要勉力为之了，鹿鸣馆的时代剧终于落幕。缺乏深层文化根基的鹿鸣馆躁动本身，除了增添历史笑柄之外，如同幻影一掠而过，没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不过，鹿鸣馆时代在日本近代文化史上也并非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插曲，井上馨主张全面学习西方学术、各种法规、融入国际社交礼仪的思想和实践还是留下了不少文化遗产。比如鹿鸣馆时代创立的罗马学会、法国学会、英吉利法律学校等学术教育机构，对日本的西洋学术研究和新式教育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鹿鸣馆时期可谓日本近代欧化主义的象征、狂热西化的顶点，在鹿鸣馆西化的示范下，当时的日本卷起西洋旋风，似乎所有日本传统都需要西洋化，以西洋为样板的改良之论风靡日本。诸如：演剧改良、歌舞改良、小说改良、音乐改良、美术改良、衣食住改良等等。无论贫富皆以西洋为高尚，甚而主张人种改良。面对鹿鸣馆时代无节制的媚洋风潮，一部分日本知识层担心：“作为西化的代价，日本将失去根据，为达成独立而丧失个性”[57]，以至于日本民族名存实亡。加之，东西“两个种姓”之间平等的舞伴并没有成为平等的政治伙伴。鹿鸣馆的时代剧在声讨中慌乱落幕。
2.简论国粹主义
随着鹿鸣馆时代的闭幕，代之而起的是国粹主义的社会思潮。国粹主义又可分为文化国粹主义和极端国粹主义。
（1）文化国粹主义
政教社是力倡文化国粹主义的先锋，是为创办杂志《日本人》[58]（1888年4月创刊，半月刊）而结成的团体。发起之初有三宅雪岭、杉浦重刚、志贺重昂、井上圆了、岛地默雷等人。之后又有陆羯南、福本日南等人于1889年2月创立报纸《日本》。由于二者几乎持有同样的立场，因而相互交流，一般把这个刊物的同仁一起统称为政教社集团。政教社的刊物刊载社论文章，反对政府的过度西化政策，主张重新认识国粹，强调要实施国粹主义道德教育。
狭义而言，国粹主义派专指政教社系统的群体，广义而言，凡倡导保存国粹思想者都可称为国粹派，在此主要介绍最具代表性的政教社同仁的国粹主义思想。其实，政教社成员们的具体观点也存在一些差异而并非雷同，但他们大都是针对自上而下的极端欧化主义的社会现象，为建立民族自尊和增强日本人的主体意识而提倡国粹主义的。
先来看《日本人》的主张。《日本人》主笔志贺重昂可谓旗帜鲜明地揭示了政教社“保存国粹”的主张。志贺重昂所说的国粹，主要是指环绕日本的地理景观和风情以及依托于传统习惯和历史等载体而融入日本民族身心血脉中的国民性，即这种国民性是为日本这块土地所感化、所胚胎而成长起来的。正因为国粹是“在大和民族之间自古以来遗传、醇化，以至保存到当代的”，因而应该“愈加奖励敦促其发育成长，并将此作为大和民族于现在与未来之间进化改良之标准”[59]。然而，志贺重昂同时强调同仁的目的“不在于仿效国学家的腔调而漫然罗列神国、神州、天孙等文字”[60]。志贺重昂把国粹的形成看作是人们的生活适应周围自然的“生物进化”的过程，即显扬被日本岛自然环境长期浸润的日本人的国民性所经历的“年轮”。这里观照的是社会风习、精神思想、价值观念等深层的文化内涵。可以说，政教社主张的国粹主义是一种注重自然环境、纵观日本历史，带有浓重的民族整体的文化色彩，而意识形态的色彩是比较淡薄的，因而笔者称其为文化国粹主义。
政教社主张“保存国粹”“彰显国粹”，自然要强调日本民族文化的特性和优越性，但并没有陷入唯我独尊的文化自闭主义。三宅雪岭曾说过：“为本国尽力就是为世界尽力，发扬民族特色即有益于人类之化育，护国与博爱并无冲突。”[61]志贺重昂也说：“吾辈虽以国粹为进退去就之标准，然并非与宇内大势相抵牾，而是要善从正流以处诸般之境遇。”[62]政教社同仁明确表述了文化国粹主义对待本国文化和外来文化态度的原则，即主张维护本国利益和民族文化的优越性，并非就一定要否定、排斥其他民族的文化，并认为日本应开放面对世界，顺应世界潮流。同时认为通过充分发挥不同民族自身的特色和活力才能促成人类整体文化的发展。
从上述可以看出文化国粹主义在主张日本文化独特性的同时承认构成国际社会的诸多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因此，虽然文化国粹主义是针对明治前期盲目西化的反动，但文化国粹主义者并没有陷于泥古不化的抱残守缺，他们讨论的问题不在于是否引进西方文化，而是引进什么和吸收的方式。换言之，文化国粹主义非但没有否定西洋文化，反而确立了日本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各自的位置，及其双方应有的关系，因而不得不承认文化国粹主义是对世界文化开放的健康的国粹主义。志贺重昂形象地阐明了这种观点：“吾辈并非意欲保存彻头彻尾的日本固有的旧分子，也非欲维持旧元素，而是要以日本国粹的器官对从泰西输入的开化之风进行咀嚼消化，使其同化而融于日本人的身体。”[63]
再看坚持文化国粹主义的报纸《日本》的主张。《日本》的具体目标是恢复和发扬国民精神，增强国民团结，几乎等同于《日本人》所提倡的保存国粹和彰显国粹。《日本》主笔陆羯南在创刊词中做了解释：“《日本》虽然以恢复和发扬国民精神为己任，但不可不知泰西文明之善美，重其权力之自由平等之说，敬其哲学道义之理……尤为钦慕其理学、经济、实业等。然日本采用西洋事物不徒取其名，而取其可资于日本利益及幸福之实。故而《日本》不是狭隘的攘夷论的再兴，而是于博爱之间恢复和发扬国民精神。”[64]从陆羯南的言辞中可以看到，《日本》与《日本人》的精神基本是一致的，不过从《日本》提倡国民精神的口号看，呈现出比《日本人》更多的政治色彩。事实上《日本》对政府内外政策是采取批评态度的，比如曾严厉地批判大隈重信的“条约修改案”等。也因如此，1889—1896年，《日本》被政府命令停刊30次，合计日数230天[65]。
除上述政教社系统的文化国粹主义之外，各具体文化领域也出现了复归传统的潮流。在文学部门，文明开化时期备受冷落的日本古典，重新受到人们青睐，尤其是被尘封多年的德川时代的元禄文学，诸如近松门左卫门的净琉璃集和井原西鹤的作品被翻刻重新面世，松尾芭蕉等俳人的作品逐渐引起文学界的注意。这些古典，使生活在文明开化时代将近20年的日本人开始重新审视本民族的文学遗产。
美术界也卷入国粹主义风潮，出现复兴传统美术的舆论，尤其是在菲诺罗萨支持下，逐渐形成了从政府到民间的保存美术国粹的运动，期间发现了许多珍贵的传统艺术作品。宫内省还设立了“帝室技艺员制度”以保证传统美术的传承，并支援当时的一流日本画画家、雕刻家、蒔绘[66]师等，文部省设立东京美术学校的目的即在于专门实行传统美术教育。此外，冈仓天心等人于1890年创刊的美术杂志《国华》，也旨在研究和介绍东洋传统美术。冈仓天心敏锐地意识到西方文化的扩张性，但是他并没有针锋相对地否定西洋文化。冈仓天心既反对纯西化也反对绝对传统，但又不同意二者折中之论，而是提倡美术“不论东西之别，而要基于美术之大道，取法合理，极尽其美，依过去之沿革随现在之情势，以求发达。”[67]冈仓天心的主张扩展到文化的高度，可谓是的中要害的合理之论。
（2）极端国粹主义
文化国粹主义对西化的反思和提倡传统文化，颇似平安时代对汉文化的反刍。在平安时代的反刍过程中生成了融合汉文化之后的国风时代，然而，明治时代的反刍却没有生成新的融合东西的“国风文化”。伴随着文化国粹主义日趋占据舆论的主流，此前政治色彩浓重的国家主义和皇室国粹主义也随风翻浪，泛起了狭隘的极端民族主义的国粹论，笔者称之为极端国粹主义。
1889年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规定了天皇“万世一系”的正统性和“神圣”不可侵犯性，天皇还握有作为“统治权”的主权，从而确立了皇权至上的近代天皇制。1890年颁布《教育敕语》后，通过教育不间断地将皇国思想注入臣民的精神之中，逐渐铸成了以天皇崇拜为中心的“国体观念”。
在天皇制国家权力定音鼓的指挥下，极端国粹主义甚嚣尘上：法学界穗积八束提出“日本国体特殊论”的国家学说；历史学领域的神道学家们对久米邦武“神道乃祭天之古俗”一文进行政治围攻；宗教界1888年由川合清丸、鸟尾小弥太、山冈铁太郎等人结成“日本国教大道社”，发行《大道丛志》，鼓吹通过整合神儒佛三教以成大道之国教；1890年“惟神学会”成立，发行《随在天神》杂志，1892年9月又发行《神道》杂志。这一系列宣扬国家神道的极端国粹主义狂潮几乎淹没了西化的声音，文明开化时代基本结束。总体而言，日本从明治前期的西化主义转向了弘扬传统的国粹主义时代，而这个文化风向标，也预示了明治后期日本内外政策的走向。
在这种社会气氛下，文化国粹主义势难独善其身。尤其是文化国粹主义们曾经极力赞美日本的风土和文化，在客观上也助长了日本民众唯己独尊的文化意识，志贺重昂《日本风景论》（1894年）[68]可谓典型。书中认为日本的自然景观是在同为东方的中国和朝鲜见不到的“自然美的极致”，从而发出了“江山洵美是吾乡”的自我陶醉式的赞美。甚至设专章赞美了几乎遍布日本全境的活火山的“勇壮”的自然景观，认为火山才是日本风景的代表。《日本风景论》通过赞美日本的风土，论及日本人的精神生活以及文学、历史、艺术等日本的国粹，认为风土造就了日本的国粹。志贺虽然是站在与西欧对抗的位置赞美日本的，但是该书综合了西洋人和日本人各自的自然观，这种两重性也是人们把作为政教社代表的志贺重昂定性为“开明的国粹主义”的理由。
志贺重昂的目的在于通过赞美日本的自然景观，树立一种审美意识，并以此唤起日本人的民族认同，可谓典型的文化国粹主义论。但是在皇国主义、极端国粹主义泛滥的大背景之下，文化国粹主义在建立日本人的民族文化认同的同时，也被曲解为日本民族至高无上，经常被用作反西化思想和极端国粹主义的助推器。
此外，政教社成员中本来就有如杉浦重刚倾向于国家主义者，他认为：“日本皇统连绵相继，始终保持着尊严，这只能解释为显示了皇室积蓄的‘势力’无以伦比的强大。”[69]随着甲午战争后三国干涉还辽，日本进入了对俄战争准备的“卧薪尝胆”时期，舆论界也急剧转向极端国家主义和排外主义。曾经作为文化国粹主义旗手痛斥藩阀政府的志贺重昂开始“转向”，接受了政府的“橄榄枝”，在藩阀政治首脑伊藤博文的诱导下加入政友会，并成为议员，反省自己“消极主义”[70]的失误，转而支持政府的“积极主义”政策。主持《太阳》杂志的高山樗牛（1871—1902）主张把日本主义[71]作为国民实践的道德原理。更有提倡平民主义的旗手德富苏峰（1863—1957）也转而鼓吹国家主义。
面对甲午战争后甚嚣尘上的国家主义风潮，仍有文化国粹派陆羯南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慨叹“个人元气的丧亡”，认为“在国家名义之下，甘愿忍受负担和所有的牵制，可以说是忠顺的日本民族的特性，所谓忠顺的结果，造成个人（自由）的不发达，以至于国家发达迟缓，此绝非当今之世应该庆贺之事”。[72]然而，此时文化国粹主义已是风光不再。
史学界对国粹主义思想历来评价不一，其中一种观点认为国粹主义是明治日本极端民族主义的表现。不过，这里的问题是，应该将文化国粹主义剥离出来。甚至有日本学者认为：“他们并非狭隘的排外主义者，而是继承了以国家的富强为目标的文明开化运动的精神。”[73]笔者大体赞同这种观点，这是因为：
首先，文化国粹主义完全是民间自发的，它虽然激烈地批评政府政要华而不实的肤浅的西化主义，但与立足于国家神道、作为意识形态的极端国粹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即文化国粹主义并非国家意识形态，而是一种判断文化价值的社会思潮。
其次，文化国粹主义并非要拒西洋文化于千里之外，而是主张西洋文化应该与日本文化相协调，尤其提倡接受西洋先进的科学技术。正如有日本学者所言：“他们的国粹主义，不像江户锁国时期以本居宣长为代表的国学那样从内心否定排除外国（中国）的思想，而是因开国接触到外国（欧洲）的思想，尤其是外国的民族主义思想。正是感受到外国的威胁，才致力重新设计组合本国的特色，以回应西欧。”[74]
本来政教社主张的文化国粹是对“非理性西化”现象的一种反动，初始目标是要弘扬民族文化，恢复对民族文化的认同，也确实为明治西化时代的“文化纠偏”发挥了正面作用。然而，另一方面，文化国粹主义者们的言论也暴露了诸多狭隘民族主义思想，尤其是日本民族优越论，被极端国粹主义利用，甚至被后来的军国主义者利用，成为侵略思想的一个根源。总之，“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从国粹中引出日本主义、亚洲主义的狭隘民族主义内容，以至使国粹成为反现代性及侵略主义的精神基盘”。[75]也许这个结果有悖文化国粹主义者们的初衷，然而也不可否认，文化国粹主义对日本风土和文化的自我陶醉，在当时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的社会背景下，使日本人民错误地感受了这种信息。
3.文明开化悖论
日本的文明开化运动不仅仅是日本一国的事情，它是一次非西方国家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尝试，其中有文化冲突、选择、融合等一系列近代以来所有非西方国家所必须经历的文化过程。探讨此一问题，或可有助于摆正本国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
明治前期的文明开化运动大规模引进西洋文化，可以说是日本历史上自大化改新饱食中国文化以来的又一次文化盛筵，为日本文化添加了新养料，可视为一次日本文化的重组过程。然而，盛筵之余和重组结果如何，才是对文明开化总体评价的依据。
首先，人们一直认为文明开化时代是日本吸收西洋文化而发生突变的时代，是人类文化史上的一次文化进步的“奇迹”。然而，这种观点是文明开化成果被人为放大的结果。其一，诸如穿西服、吃大餐、住洋房等高消费，只是少数社会上层才能享受的生活，城市贫民和广大农民大多没能全面享受到这种开化的成果，因而可以说是少数人的文明开化。其二，文明开化主要表现在对西洋物质层面尤其是技术的摄取，诸如东京和横滨市中心的“炼瓦洋楼”、瓦斯路灯、京滨线的火车。即使是身穿洋服的官吏、老板们，回到家里还是身着和服。由于女性出外工作的并不多见，因而其服装、发髻以及在家庭中的角色，与江户时代并无本质的区别。其三，文明开化基本限于东京等大城市，而在农村，一眼望去仍然是江户时代的风景。当年小泉八云实地考察之余说过：“你可以做深入内地200英里的旅行，你绝不能看见什么新文明的大发展。”[76]这也是后发现代化国家带有普遍性的发展不平衡的宿命。
其次，还应该看到文明开化运动中的庸俗化现象。在当时就有人讽刺文明开化过程中的浮躁盲目和庸俗肤浅：“文明开化这句话，最近一个时期已经成了人们的口头禅了。可是真正知道文明开化这一译语的真意而谈论的人却不见得有多少。常听人说，‘说是吃了猪肉就文明了。’‘那位先生这些时候一直打着阳伞走路，真是太文明了。’‘穿着鞋就进屋子这可真是文明的让人受不了。’根本不了解原意，只是胡乱地把一些耳闻目睹的新鲜事物看作是文明开化。”[77]在当时，穿洋服说英语者就被看作是大人物，甚至让两位小说中的人物站在伦敦大桥上展开对话，一位说：“真不愧是西洋，连乞丐都穿洋服，太刺激了”，另一位回答：“俺刚才也在想，连吃奶婴儿都能说英语。”[78]总之，是言必谈西洋，西洋人不穿和服，所以要穿西服。西洋人不留发髻，所以要剪发戴帽。甚至竟然出现文盲海员在东京大学执教的奇闻。[79]像森有礼也提出了废除使用千余年的汉字而改用罗马字之类不切实际的方案。“甚者欲改良人种而倡说日本人务须以西邦人为配偶。”[80]鹿鸣馆的西化主义更是一部滑稽时代剧。
文化“媚洋”给人们留下了宽阔的思考空间，如何对待传统文化与西洋文化的问题困扰了非西方国家几个世纪。日本的文明开化与诸多非西方国家不同，它是在非殖民地条件下进行的，因此日本人可以相对主动地接受西洋文化而相对较少感情上的抵抗情结。有日本学者曾提出过如下的命题：“极端而言，日本人为了生存出卖了自己昔日的灵魂。然而其他国家因为没有出卖灵魂而变成了殖民地。”[81]在此，又为世人展示了日本对外来文化功利主义的特点。
最后，谈谈制约文明开化运动的瓶颈。
在文明开化过程中，日本传统文化受到强烈的冲击而出现衰落迹象，但西方深层文化以及社会理念等并没能清晰、系统地融入日本人的社会生活之中。正所谓：传统文化的太阳已然落山，但西洋文化的月亮尚未升起。这是日本历史上一个因内外文化接触而产生的文化迷离时代。究其原因，实为日本上层所制造的政治文化瓶颈所使然。
岛津久光（1817—1887）[82]可谓反对文明开化的代表之一。他曾上书明治天皇嗟叹：“于方今之政体，因国运日衰，万古不易之皇统亦陷于共和国之恶弊，终将成洋夷属国之形势。”岛津还认为天子的学问在于讲明皇国固有之大道，而西洋之学只是一种技艺，并非急务。岛津对改革官服也颇为不满：“服制容貌旨在严内外之辨，分贵贱之等，王政之要典、治国之大经最不容疏忽，今悉破旧典，贵贱无别，内外不分，且上下一班用西洋冠履而不知耻，礼制混淆，以至先王之大经大法荡然湮灭。”[83]岛津久光代表了当时相当一部分上层的态度。可见，在文明开化正在进行时，就已经显示出传统与西化的不和谐。那么这二者的关系是如何演绎的呢？
西村茂树《转换说》云：“我邦近年之大转换，初以尊王攘夷为原质而起……今尊王攘夷曰第一原质，文明开化曰第二原质。第一原质羡古而卑今、尊上而贱下，以自尊而厌恶他国。第二原质弃古而取新、损上而益下，去尊大之风而厚交际之礼。故，第一原质与第二原质相异而如黑白冰炭不能相容。然而，曰此两种原质同时集于一政府一人民，实可谓不可思议之事。初第一原质之力甚强，因之奏转换之功甚速，后第二原质之力渐生，虽名义而言藉第一原质之力，然实效而言多用第二原质之力……第一原质虽有益于加速转换之功，然若仅此第一原质，则陷固陋偏僻之俗，不能奏与万国并立之功。值此大转换之际，得以合并第一原质与第二原质者，乃祖宗之神灵、造物者之意，实可谓此国之大幸。”[84]
引文稍显冗长，但一针见血地道出了明治政府与文明开化之间的悖论。明治政府是在以封建大义名分论为支撑的王政复古之后诞生的，因而并不是基于近代市民国家意识成熟的结果。文明开化也是自上而下的社会变革运动，是由天皇垂范、政府推动、官僚学者们主导的。这种历史的逻辑关系，从一开始就潜伏着文化悖论，注定了这场运动将要受到传统封建政治的制约。思想启蒙的夭折和启蒙思想家们的变节，如实地反映出文明开化运动不可能冲破传统政治文化的瓶颈。
文明开化实际上是两个层面上的问题，政府的初衷是要通过文明开化，为日本的现代化做出文化上的调整，而民间则把文明开化视为猎奇，没见过的事物就是文明开化，这就使得明治初期的文明开化运动流于形式，甚至由政府创造了“鹿鸣馆文化”。另一方面，一旦“文明过头”政府将毫不犹豫地出手进行“调控”，包括由官僚学者们组成的明六社也只存在了两年，而《明六杂志》的寿命仅仅为20个月。
教育文明开化的情形也与思想启蒙的脉络大致相同。明治初年西学风行时期，许多小学读物和修身课本干脆就是从西文翻译过来的，学生们自然潜移默化地接受自由平等和个人权力等理念。其实，当时对学校教育的内容就有诸多观点，或主张应该保存日本传统以及儒家思想和大和魂的价值观念，或主张西化教育，或既反对西方的自由主义，也反对纯粹传统，而提倡应该向学生灌输现代民族主义的价值观。然而，明治时期的一些有关教育的重要法规文件等，基本上都是在明治天皇侍读元田永孚主持下起草的。天皇当然不愿意看到自己的权威受到任何质疑，于是在教材中逐渐加入了有利于树立天皇绝对权威、以尊皇为主旨的传统道德观念、神道思想、民族主义等内容。1990年颁布的《教育敕语》可以说是日本近代教育的最高原则，天皇制国家已经全面控制了教育机器。
明治初期的文明开化对西洋文化的不同部分做出了不同的价值判断，这种判断有政府的也有民间的，有理性的也有感情的。在日本文化与西洋文化相互碰撞中，既有文化筛选，也有文化融合，当然还有文化冲突。文明开化运动的结局是矫枉过正，这不仅表现在政府主导的向极端民族主义的倒退，也刺激民间出现了对过度西化进行反省的国粹主义思潮。
（本章第三节第2部分原载《日本研究》2010年第1期，其余内容原载《日本近现代文化史》）
【注释】
[1] 开国百年纪念文化事业会：《明治文化史1》，洋洋社1955年，第1页。
[2] 参阅木村毅：《文明开化》，至文堂1954年，第9页。
[3] 木村毅：《文明开化》，前言第3页。
[4] 武安隆：《文化的抉择与发展——日本吸收外来文化史说》，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0页。
[5] 福泽谕吉著、马斌译：《福泽谕吉自传》，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277页。
[6] 福泽谕吉著、马斌译：《福泽谕吉自传》，第293页。
[7] 福泽谕吉著、马斌译：《福泽谕吉自传》，第295页。
[8] 福泽渝吉：《劝学篇》，岩波书店1992年，第29页。
[9] 福泽谕吉著、北京编译社译：《文明论概略》，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32—133页。
[10] 石田一良编：《日本思想史概论》，吉川弘文馆2001年，第240页。
[11] 福泽谕吉著、马斌译：《福泽谕吉自传》，第289页。
[12] 开国百年纪念文化事业会：《明治文化史1》，第231页。
[13] 参阅沼田次郎编辑：《日本与西洋》，平凡社1980年，第392页。笔者又稍加补充。
[14] 鹿野政直：《近代日本思想案内》，岩波书店2004年，第40页。
[15] 1874年4月—1975年11月，共43期，每期平均20页左右，发行量为3205册。
[16] 山室信一、中野目彻校注：《明六杂志》上，岩波文库2008年，第276页。
[17] 山室信一、中野目彻校注：《明六杂志》上，第336页。
[18] 参阅日本史研究会编：《讲座日本文化史》第七卷，三一书房1962年，第38页。
[19] 开国百年纪念文化事业会：《明治文化史5》，洋洋社1955年，第584页。
[20] 有关加藤弘之思想转向前后的研究，可参阅王长汶：《加藤弘之宪政思想研究》，南开大学博士论文，2016年。
[21] 福泽谕吉：《通俗国权论》，载《福泽谕吉全集》第四卷，岩波书店1964年。
[22] 王桂编著：《日本教育史》，吉林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108页。
[23] 本山幸彦编著：《明治前期学校成立史》，临川书店1990年，第6页。
[24] 梅溪升：《雇用外国人1》，鹿岛研究所出版会1968年，第52—53页。
[25] 参阅武安隆：《文化的抉择与发展——日本吸收外来文化史说》，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92页。
[26] 内山克己等：《近世日本教育文化史》，学艺图书株式会社1993年，第119页。
[27] 内山克己等：《近世日本教育文化史》，第84页。
[28] 大久保利谦等编：《近代史史料》，吉川弘文馆1965年，第89页。
[29] 王桂编著：《日本教育史》，第122页。
[30] 参阅内山克己等：《近世日本教育文化史》，第135—137页。
[31] 参阅内山克己等：《近世日本教育文化史》，第142—143页。
[32] 宫原诚一等编：《资料日本现代教育史4》，三省堂1974年，第81页。
[33] 转引自臧佩红：《近代日本教育行政的“敕令主义”》，载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编：《日本研究论集2006》，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有关明治教育史，臧佩红著《日本近现代教育史》（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另有详论。
[34] 吉田茂著、孔凡等译：《激荡的百年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第11页。
[35] 西村茂树：《日本道德论》，岩波书店1968年，绪言。
[36] 历史学研究会编：《日本史史科4》，岩波书店1997年，第200页。
[37] 山本文雄编著，诸葛蔚东译：《日本大众传媒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页。
[38] 开国百年纪念文化事业会：《明治文化史1》，第190—191页。
[39] 内川芳美、新井直之著、张国良译：《日本新闻事业史》，新华出版社1986年，第3页。
[40] 开国百年纪念文化事业会：《明治文化史1》，第323页。
[41] 开国百年纪念文化事业会：《明治文化史1》，第326页。
[42] 山本文雄编著，诸葛蔚东译：《日本大众传媒史》，第29页。
[43] 开国百年纪念文化事业会：《明治文化史1》，第327页。
[44] 天皇即位、大尝祭等最重要的仪式上穿着的礼服。
[45] 彼得大帝推行新政是从他自己剔须开始的，但遭到激烈的反对，于是他作出了蓄须要纳税的规定：城里富商蓄须每年纳税100卢布，领主和官吏纳税60卢布，城市居民缴税30卢布等等。
[46] 日本传统的化妆品含铅等有害物质很高，而新式扑粉等不含铅。
[47] 参阅木村毅：《文明开化》，至文堂1954年，第37—38页。
[48] 即牛肉火锅，因明治初年仮名垣鲁文的小说《安愚乐锅》而得名。
[49] 参阅邱杰：《近代东京的繁华街区与西方文化的接受》，南开大学博士论文，2016年。
[50] 一套建筑有并排相连的若干房间，每户住一间，都要共用一个门洞，没有隐私可言。
[51] 参阅石田文彦：《近代日本的技术移植——以石油产业为例》，载日本研究院编：《日本研究论集2004》，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
[52] 富田仁：《鹿鸣馆——拟西洋化的世界》，白水社1995年，第7页。
[53] 木村毅：《文明开化》，第56—57页。
[54] 富田仁：《鹿鸣馆——拟西洋化的世界》，第8页。
[55] 木村毅：《文明开化》，第50页。
[56] 木村毅：《文明开化》，第64页。
[57] 石田一良编：《日本文化史概论》，吉川弘文馆1981年，第472页。
[58] 《日本人》创刊以来屡遭镇压，命运多舛。1891年停刊，改名《亚细亚》发行，又遭镇压，1893年作为《日本人》复刊，1895年又停刊。
[59] 志贺重昂：《〈日本人〉所抱宗旨之告白》，载松本三之介编：《政教社文学集》，筑摩书房1980年。
[60] 志贺重昂：《〈日本人〉所抱宗旨之告白》。
[61] 三宅雪岭：《真善美日本人》凡例，载吉野作造编辑：《明治文化全集》第15卷，日本评论社1929年。
[62] 志贺重昂：《〈日本人〉所抱宗旨之告白》。
[63] 志贺重昂：《〈日本人〉所抱宗旨之告白》。
[64] 松本三之介编：《政教社文学集》，第178页。
[65] 西田长寿、植手通有编：《陆羯南全集》第五卷，美铃书房1970年，第520页。
[66] 用金银等金属粉或色粉在器物上描绘图案的日本特有的工艺美术，始于奈良时代。
[67] 石田一良编：《日本文化史概论》，第474页。
[68] 可参阅戴宇：《志贺重昂国粹主义思想研究》，吉林教育出版社2009年。
[69] 松本三之介：《明治思想中的传统与近代》，东京大学出版会1996年，第187页。
[70] 所谓消极主义，是文化国粹主义的主张，即以国民的内发性、尊重国粹为基础渐进地实现现代化。与此相对的积极主义是藩阀政治家们的主张，他们提出即使牺牲国民的生活也要贯彻自上而下地，包括扩军备战在内的“发展”道路。
[71] 高山樗牛将日本主义解释为独立自主地发挥日本历史上天皇建国之初拥有的道德原理。参阅高山樗牛：《赞日本主义》，载《太阳》第三卷第三号，1897年6月。
[72] 陆羯南：《个人元气的丧亡》，载西田长寿、植手通有编：《陆羯南全集》第六卷，美铃书房1971年。
[73] 石田一良编：《日本文化史概论》，第473页。
[74] 大久保乔树：《日本文化论的系谱》，中央公论社2003年，第16页。
[75] 盛邦和：《中日国粹主义试论》，载《日本学刊》2003年第4期。
[76] 小泉八云著、落合贞三郎编、胡山源译：《日本与日本人》，九州出版社2005年，第6页。
[77] 吉田茂著、孔凡等译：《激荡的百年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第12—13页。
[78] 木村毅：《文明开化》，第18页。
[79] 木村毅：《文明开化》，第18—19页。
[80] 大隈重信：《日本开国五十年史》下，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第755—756页。
[81] 日本文化论坛编：《日本文化的传统与变迁》，新潮社1958年，第130—131页。
[82] 原为萨摩藩藩主，1874年任左大臣。
[83] 开国百年纪念文化事业会：《明治文化史1》，第196—197页。
[84] 石田一良编：《日本文化史概论》，第633—6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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