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 鹿飞 
作者：吴廷璆 等
选自《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
第十章 日本文化散议
第十章 日本文化散议
一、战后日本文化论流变
80年代以来，我国学者对日本文化论的介绍不在少数，然而对战后日本文化论系统的评述似不多见。笔者认为，战后日本文化论的焦点，主要聚集在文化社会学领域。[1]战后以来对日本社会文化的评价，与战后日本社会经济发展相对应，可以梳理出脉络清晰的四个阶段，即日本文化否定论、文化相对主义论、日本文化肯定论、对日本文化特殊论的否定。本文试就上述流变作一粗略的素描。
1.日本文化否定论和文化相对主义
日本人大概永远也不会忘记麦克阿瑟对战败当时日本人的评价，即“日本人的精神年龄只有12岁”[2]。在战后初期处于“虚脱”状态的日本人对欧美人的看法发生了180度的急转弯，欧美国家从战时的“鬼魅”一变为“先进的楷模”。由此，日本又一次在“脱亚入欧”的支配下，开始“第二次开国”，即以欧美为榜样，重新开始现代化的进程。战后初期的“日本文化论”就是在这种社会气氛下展开的。
社会学家川岛武宜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作为日本社会基本单位的“家族”，成为这一时期“日本家族论”的代表。川岛认为：“日本社会是由家族以及家族的结合而构成的，而在日本居统治地位的家族原理是与民主主义原理相对立的。正是这个家族原理，至今仍是妨碍我们的社会生活民主化的强大的阻力，不否定它，我们就不能达成民主化。”[3]根据川岛的研究，日本的“家族原理”有三个主要特征，即权威的统治和对权威的无条件服从；禁止所有自主性批判和反省的社会枷锁；通过亲子式结合起来的家族气氛和对外界的敌对意识。川岛称此为“非近代的家族原理”，并认为只有否定这种非近代的原理才能够实现日本的民主化。
川岛的观点在今天看来似乎有过激之嫌，但在战后初期的历史时点上，毋宁说是日本知识界，尤其是社会科学界的一种“常识”。战后初期日本社会科学界普遍认为，日本面临的最大历史课题就是建立民主主义，因而必须铲除前近代的、封建的社会遗制，创造出合理的社会。与此相关联，必须彻底否定日本文化中的特殊性。在这个时期颇引人注目的是对日本社会的否定和批判来自两个方向，即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变革理论和“近代化论”。依照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阶段理论，当时的日本社会被定位在资产阶级革命以前的封建末期阶段。大冢久雄就认为：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与西方有很大的区别，日本缺乏达成资本主义的内在的精神，从而产生了封建因素和近代因素相互缠绕的现象，结果导致了法西斯主义的统治。[4]而“近代化论”则将西欧业已完成的近代合理主义作为评价日本社会的尺度，将日本社会看作是“非合理主义社会”，即市民社会和民主主义尚未发达的前近代社会。
总之在判断日本社会发展阶段的研究中，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论体系做出了相同的判断，即日本社会是“封建的”“前近代非合理的”“反民主主义的”。两种批判都认为之所以在战前、战中允许皇国史观支配下的天皇制的存在和军部独裁，其原因就在于封建的社会关系，因而必须否定上述与近代社会相对立的后进性，重新建设近代民主主义国家。在这个过程中，欧美国家的社会关系和文化成为“先进的楷模”，并在与欧美社会的对比中，认定日本文化中的特殊性是应该否定的“劣质文化”。
进入50年代，日本逐渐渡过了战后的混乱期，朝鲜战争带来了“特需景气”。随着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日本人开始重新审视“日本文化否定论”，出现了新的文化相对主义的观点。其特征是通过比较文化研究为日本设定在世界中的位置，从而摆脱了战前国粹主义和战后初期否定日本文化特殊性的近代化论的框架，显现出比较自由的思考方式。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论著有加藤周一的《日本文化的杂种性》[5]和梅棹忠夫的《文明的生态史观序说》[6]。这两篇论文的影响大大超出学界的范围，在日本重新获得独立和经济复苏、社会趋于稳定的形势下，似乎使日本人在精神上安定下来。
加藤指出，如果说英法文化是纯种文化的典型，那么日本文化就是杂种文化的典型。由于日本西洋化的加深，西洋方式和日本方式已经在深层融合起来，这正是日本文化的特征。[7]他认为：绝不能停留在由传统日本向西洋化日本演进这样的思路，日本文化的特征是两种文化要素的相互缠绕，去除任何一种要素都是不可想象的。日本既不是西洋，也不是西洋的殖民地，而是日本与西洋的折衷，由这两种要素结合而成的只能是“杂种”。而“杂种”是与“纯种”并行的概念，并无褒贬色彩。日本文化本来就不是作为“纯种”而形成的，但是，日本的知识人却不能坦然地承认这个事实。知识人越是注重文化问题，就越是极力攻击“杂种性”，并试图使日本文化“纯化”，所谓日本文化的“纯化”运动便由此而起。然而，这种“纯化”运动，却“重复着必然失败的历史”。加藤的“杂种文化论”并无文化劣等意识，而是认为杂种性本身具有积极的意义，即探讨活用这种杂种性将会达到怎样的可能性，即怎样的前途。当然，加藤是抱乐观态度的。
1955年是日本经济进入高速发展阶段的开始，加藤的议论一方面针对战败后日本人自信的丧失，另一方面，针对知识界的“日本回归”而对“纯化”运动的批判和警告。“杂种文化论”具有广泛的影响，它告诉日本人，日本文化由于接受了中国大陆和欧美文化的影响而形成的“杂种性”具有积极的意义，在英法等纯种文化面前没有必要抱有劣等感，而且应该看到日本具有与欧美不同的未来道路。不难看出，“杂种文化论”是在与欧洲比较的基轴上展开的。加藤曾有数年欧洲生活的体验，他试图依赖这种体验，重新审视日本文化，以发现日本文化的可能性或称日本文化的前途。加藤试图寻找一种既不一味追随西欧现代化模式，又避免限于回归日本传统的“文化模式”。作为结论，作者肯定了“和洋折衷”的文化模式。今天看来，这种观点似乎并无奇特之处，但在当时川岛和大冢观点流行的时代，的确是不同凡响，它代表着“日本文化论”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在加藤的论文发表两年后，出现了梅棹忠夫的“文明的生态史观”。以往的世界划分多使用西方和东方这两个概念，而文明生态史观将旧大陆分为第一地域和第二地域，日本和西欧同属第一地域，中国、印度、前苏联等为第二地域。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将日本纳入发达资本主义的第一地域，而且还认为，从生活方式的特征看，日本也与亚洲诸国及其他第二地域国家不同。虽然从历史上看日本文化的源流无可争议地属于亚洲文化，但从现代化的角度看，在近代文明的水准上，与其他亚洲各国相比，日本更接近西欧的水平。而日本达到当时的文明水平，并不仅仅是模仿西方，在历史上西欧与日本是“平行进化”的。日本的现代化进程落后于西方是事实，日本近代文明构成中的许多因素是由西方引起的，这也是事实，但是一旦进入现代化的过程以后，日本便开始创造自己独自的文明。而创造的目的绝不是日本的西欧化，而是达成日本独自的近代文明。西欧和日本位于欧亚大陆的西端和东端，其生态学的位置和历史的过程，具有极其相似的条件，因而走过了平行的发展道路。日本的现代化不是通过对西欧的模仿，而是日本发展的必然趋势。作为上述议论的结论，梅棹忠夫以“生活得更好”作为近代文明发展的尺度。
表面上看“杂种文化论”与“生态史观”似乎没有什么共同之处，其实两者的目的基调是一致的。他们都是基于社会生活的实感而肯定“日本文明”的，而不是求助于观念和思辨。这与前述川岛和大冢等否定日本社会文化的近代性是针锋相对的。他们在50年代日本经济开始“离陆”的历史时点上，对日本文化的前途作了肯定的评价，同时批判了片面模仿、追随西欧的观点。
这一时期在外国学者中也出现了“平行现象论”。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贝拉（R Bellah）在《日本近代与宗教伦理》一书中，试图从德川时代的宗教伦理和社会发展的分析中，寻找明治以后日本近代国家建设和产业化成功的原因。该书将石田心学比作德川时代的“新教伦理”，并认为这种伦理是日本产业化发展的渊源。尤其是分析了武士阶层与产业化的关系，认为强固的政治体系和居于统治地位的政治价值，明显地适应了产业化的兴起。这种情况显示出，与其他亚洲各国相比，日本明显地类似于“欧洲型”。贝拉还提出，在非西欧社会进行产业化的过程中，由于缺乏西欧社会那样的资本、技术积累的历史背景，因而需要通过政府筹措资本，即自上而下地发展产业化。这种情况下，政府以及强力政治便成为决定性的因素，而在所有主要的非西欧社会中，日本具有强力的政治体制，它作为特异的存在是引人注目的。[8]
通观这一时期的日本论，出现了极大的变化，无论是日本人自己，还是欧美学者都趋向于对日本文化作出相对肯定的评价。无论是“杂种文化论”，还是“平行进化论”，在某种程度上，都反映了对“西欧中心主义”的怀疑和反击，并由此促成了日本人的“自信恢复”。
2.日本文化肯定论
60年代被认为是世界性经济成长的时代，自1964—1973年的十年间，日本平均年经济增长率为10. 2%。这与美国的4%、英国的3. 1%、法国的5. 6%、德国的4. 7%相比，可谓遥遥领先[9]。由此日本人完全抹掉了战败国的形象，经济增长、生活富裕、政治的相对安定，促使日本人产生了强烈的文化优越意识。此前虽然通过“比较文明论”的研究，肯定了日本在世界中的位置，而此时的日本文化论，更进一步要求确认，是“日本文化结构的优越性”支撑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自1964—1983年约20年的时间，是对日本文化特殊性肯定的时期，也是日本文化论、日本人论在国际范围内的盛行时期，或者说是国际“日本学”的形成时期，日本内外出现了令人眼花缭乱的日本论。
1964年日本社会人类学家中根千枝发表了题为《日本式社会构造的发现》的论文[10]，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该论文的主题是要解释日本人的“集团主义”原理，及其这种原理的“独特性”。
中根认为，日本人的集团及组织原理是“纵式”的，它包含着若干个决定性的要素，即：对“场”的重视；集团的全体参与；纵式组织的人际关系。中根通过对日本社会集团的分析，提出了与等级资格社会论相对的“场”的社会，和与“横向”的集团组织原理相对的“纵式”社会原理，并以此说明日本社会集团的形态。中根千枝强调“场”是日本社会集团的特色，个人在社会中的身份定位，与资格相比，更重视“场”[11]。即认为，无论在公司，还是在大学里，个人的资格是第二位的，日本人并不认为自己是客体，而是经常说“我的公司，我们的公司”，并认为自己即是公司的主体，它显示了日本传统的“家”的观念。比如，将与本家族毫无血缘关系的外人作为家族的继承者，不会带来任何疑问，就是重视“场”的缘故。通过这种“场”和“集团一体感”生成的社会集团的组织关系（上下级关系等），被称为“模拟亲子”的纵向关系。为了加强集团的凝聚力，重视强化成员之间的一体感，强调集团意识。由此产生了“内”与“外”的意识和维护命运共同体的向心力。其结果形成通过全体成员“全面参与”的形式，即由集团意志决策的惯例。在日本社会里，这种纵向关系比横向关系（一些身份相同的人结成的社会组织，比如工会、学术团体等）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日本的跨行业工会与欧美相比，就形同虚设）。中根的结论是：绝不能简单地将“纵式”的人际关系看作是封建性的，而且恰恰相反，它为日本现代化做出了贡献。
中根千枝对“纵式”社会集团并非一味褒扬，也曾指出一体感带来的弊端，即排外主义和理性的欠缺。但是，中根的理论被日本人进行了极端的理解，认为“纵式社会”理论全面肯定了日本的集团主义，而集团主义又是日本现代化成功的最主要的原因。这种看法成为后来作为渲染“日本式经营”的理论基础。尾高邦雄《日本的经营》（中央公论社1965年），可视为这种理论的代表。当时的一些美国学者将日本企业中的“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工资制”“温情福利制”“集团意志决定和集团责任制”等做法，看作是一种“家族”式结构，将其评价为前近代的、封建的、非合理的。而另一方面，又认为正是通过这种非合理的日本式经营和西方的生产技术相结合，产生了惊人的效果。[12]针对美国人的观点，尾高指出：集团主义是在江户时代已然形成的传统，不能用西洋的尺度而将其指斥为“前近代的”“封建的”的因素，并认为日本式的经营传统在现代社会中具有积极的方面，从而支持日本企业中的集团主义结构。与此同时，尾高还批评说：美国人提出的日本封建关系与西洋生产技术相结合的理论是走过了头。[13]此后，“日本式经营论”作为“日本文化论”的变型而不断面世。
进入70年代，随着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顶点到来，和其后日本社会稳定发展局面的形成，日本人萌发出经济大国的意识，认为自己已经跨入世界先进国家的行列。基于这种自我认识，日本文化肯定论的趋向，愈发明显。其间的代表作有土居健郎的《“矫情”的构造》（弘文堂1971年），木村敏的《人与人之间——精神病理学的日本论》（弘文堂1972年）。这两部著作与前不同的特征在于，它们的作者提出了基于精神分析和心理分析的“日本社会文化论”。
土居的著作一经发表，便立即引起世人的瞩目，成为一大畅销书，“矫情”一词也成为当时的流行语。土居基于长年临床精神治疗的经验，通过观察分析日本人的儿童教育方式，看到了其独特的社会化过程，即日本人出生以后以母子亲情为基础的人际关系。土居认为幼儿对母亲的依赖是这种关系的核心，而且日本人成年以后，在家庭内外仍然继续求取依赖母亲那样的精神上的安定感。即使在社会集团内部，上下关系也是通过模仿母子亲情关系而形成的，上下关系在于培养感情，即精神的安定感。土居认为，日本人的心性和人际关系的基础是“矫情”，它是“被动的爱的需求”，即依赖性。这种“矫情心态”是“幼儿型”的，但是，这种“幼儿型”并非没有价值，“义理人情都是栖息在矫情之上的”，“矫情心态”作为诸多文化价值的原动力在发挥着作用。土居通过与西洋人的“自立”相比较，指出“矫情”是日本人的心理特征。虽然土居认为“矫情心态”属于非逻辑的、闭塞的，但它又是“尊重无差别的平等、是极其宽容”的，对于日本人的社会关系、集团来说它具有积极的、值得肯定的意义。首先“矫情”对于儿童的成长来说是必要的；其次，在日本人的人际关系中“矫情”起到了一种润滑剂的作用，而且保障了精神生活的健康。
战后初期曾对日本人缺乏自立意识进行过批评，即认为它应该属于日本文化中被否定的因素，而土屋的观点可以看作是对以前观点的否定。
木村敏的《人与人之间》同样是基于临床经验的论著，而且将土居的论点又向前推进了一步。木村是在与西方人的“自我”意识相比较的过程中，论述了日本人的“自我”。根据木村的说法，日本人的“自我”与西洋人的“自我”是不同的，它不是确定的个人主义的“自我”，也不是恒常的固定的主体。西洋人的“自我”虽然也是在人际关系中培养起来的，但结果是重视自己的独立性、自己的本质，并且保持着恒常的连续性。而日本人的“自我”是在自己与他人之间共同的生活过程中，根据具体情况，变换自己的位置，而不能独立的存在，即日本人只有在与他人的关系中的自己。“在日本式的思考方式中，自己是谁、对方是谁，这是要由自己和对方的关系来决定的。在考虑个人之前，首先要考虑人际之间的关系”，或者说我是谁、你是谁这样的问题，绝不是靠个体本身决定的，它是根据“我”与“你”之间，即人与人之间的具体情况，而经常被重新规定的。上述即是木村所说的西洋的“自我”与日本的“自我”的根本区别。木村并没有专门评价作为“现代化绝对前提”的西洋式的个人主义，但似乎对日本人的“自我”形式作了积极的评价。
1977年滨口惠俊出版了《“日本方式”的再发现》（日本经济新闻社1977）一书，似乎更加“旗帜鲜明”。他认为日本人虽然没有把西洋式的个人主义作为理想，但是这丝毫不妨碍现代化的生活，毋宁说在人际关系越来越加强的社会里，日本方式被赋予了适合美好生活的前途。滨口认为人们所说的与西洋个人主义相对照的不是集团主义，而应该称为“间人主义”。所谓“间人主义”是与个人主义、自我中心主义相反的“相互依存主义”“相互信赖主义”。滨口还以各类例证作了细致的分析，认为本尼迪克、赖肖尔等从“外部”理解日本是肤浅的，指出日本文化不是来自外部的“模板”，而是自发的、积极的日本方式的“独自性”。按照滨口的说法，日本现代化的成功是依照“日本模式”进行的，因而，不应该以“欧美模式”为标准来评判日本现代化的成败，从而表现出强烈的“日本文化肯定论”。
“纵式社会”“矫情心态”“间人主义”等概念，被日本人广泛深入地用于表现日本文化的“独自性”和“卓越性”，以至于成为日本人的精神依托，“鼓舞”了这个经济大国的人们。
1979年作为村上泰亮、公文俊平、佐藤诚三郎共同研究的《作为文明的家社会》一书，试图对有关“近代”问题进行社会科学的全方位的把握。该项研究的第一个主题就是“个人主义”和与其相对的“集团主义”问题，提出：“在探索今后发展道路问题时，着眼点不应仅放在欧美型的个人主义文化，而必须考虑其他各种各样的可能性。”[14]该书还认为，作为产业化必要的价值观，集团主义似乎比个人主义更具有适应性。日本之所以达成现代化与产业化，是因为日本社会的“家族型组织原则”具有一种柔软的适应性，尤其是像企业等“中间集团”，为实现现代化发挥了卓有成效的作用，这是贯通全书的主要论点。
作者们针对在现代化问题上的“西欧中心主义”，明确地提出了包含日本在内的多系统并行发展的主张，并提出，集团主义与现代化不仅不对立，而且将在今后的世界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作者们指出，今后的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新的系统乃至方式，既不是纯粹的个人主义，也不是纯粹的集团主义，而是某种“复合型”。为达到这种“复合型”，日本社会可能比欧美社会居于更有利的地位。这项共同研究可以看作是日本文化肯定论的理论性概括，即认为日本现代化的实现不是西欧化的过程，而是一种其他的形态。作者对一些问题虽然尚有某些保留，但基本上认为日本是在特有的集团主义社会体系之下达成现代化的，并浓烈地表现出希望日本创造出超越欧美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由此，以前被认为是反民主的、反近代的“日本社会的家族式结构”，被认为是更为适应今后社会发展的社会原理。以该书的出版为界，有关日本文化肯定论的各类论著纷纷出版，因而七八十年代之交，可作为日本文化肯定论的顶峰时期。在这种舆论的影响下，对“日本式经营”的赞美也达到顶点。
3.日本文化特殊论之否定
1984年，前述的尾高邦雄发表了《日本式经营——神话与现实》一书，从20年前对日本式经营的褒扬，转变为批判。尾高在前言中解释说：“当初的论文发表于60年代中期，距今已经过了20年，在此期间日本式经营的神话在不断被夸大的过程中，普及世界各国，其结果，尤其是在日本国内，造成了某些令人担忧的事态。”[15]所谓令人担忧的事态，是指日本经营方式肯定论在日本人当中出现了许多信奉者，其结果使这些人自鸣得意，不再努力摒弃明显的错误，以至失去日本式经营的真谛。结局是，曾经立下汗马功劳的“日本式经营”的常规体系，将会变成一个毫无意义的空壳。所谓日本式经营，一般包括：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工资制、抑制竞争和重视人和、集体负责制、与权威主义并行的民主的参与制度、重视包括职工私生活在内的福利制度等特征。对此，尾高列举了日本式经营的四大缺陷：一、助长了职工的依赖心理并抑制了自由创造的精神；二、妨碍了自由的横向劳动力市场；三、论资排辈的弊病和中高龄层人浮于事的现象；四、丧失了工作的喜悦和劳动的意义、价值。通过上述批判，高尾发出质问：现今在日本国内也明显地表现为负面效应的日本式经营，如果原封不动地移植到海外，能期待出现神话吗？显而易见，尾高对所谓的“日本楷模论”提出了质疑。
尾高对日本文化肯定论的反省，是有其深刻背景的。进入80年代，日本人的“海外进军”明显加速，贸易黑字急剧膨大，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自1984年前后，围绕日本的经济贸易摩擦渐趋深刻，来自欧美的“摧毁日本制品”“敲打日本”的舆论不断出现。与此同时，对日本文化也进行了“过激”的批判。有人将日本文化肯定论视为“本民族中心主义”的体现，是弥漫着敌视异文化的国粹主义思维方式的产物。甚至还有人认为：日本文化特殊论不是忠实客观地描写日本文化，而是截取特定的日本特征加以不恰当的强调，有目的制造出来的观念形态，即它是人为地制造出来的体系，是一种“神话”。尾高的观点似乎可稍稍平息一下来自欧美的敌意和怨气。
自1989年开始，随着东西方冷战结束趋势的明朗化，日本在国际中的位置发生了变化。如所周知，日美关系进入了战后以来不曾有过的紧张状态。就在这前后出现了来自欧美的“日本批判”风潮，认为日本是与“欧美原则”不同质的国家。由于日本人不尊重民主主义、个人主义公平的市场体系等“国际通行的规则”，因而不能以正常的原则与日本竞争，否则，欧美人肯定会失败。美国在提出封锁、孤立日本政策的同时，要求日本改变“日本结构”。由于前苏联和东欧的变化，使历史上的“欧美中心主义”再次复活，90年代以来，欧美对日本文化独自性批判的实质是要求日本遵守欧美的原则，进而试图重新将日本纳入西方文化体系。其实本书所述的日本文化论基本上也是以欧美文化为参照系而展开的。
如上所述，战后日本文化论经历了若干个阶段，学者们的研究提出了许多发人深省的观点，不仅为日本研究提供了大量有益的启示，而且为宏观的文化学研究领域提供了新的养料。但是不能否认，对日本文化的褒贬始终是随着日本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日本国内外形势变化而变化的，即大多是试图用文化研究来说明当时日本社会的状况。这种以今论古的逆向研究的思维方式，似乎是学者们在论述日本文化时的一个难以逾越的误区。从日本文化否定论和相对主义文化观的时期看，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一种开放型的日本文化论，而日本文化肯定论时期则表现出文化封闭的趋向。然而正如加藤周一指出的：日本文化的纯化，必然是重复失败的历史。另一方面，欧美在批判日本文化特殊性的同时，又试图将欧美的原则强加给日本，这又从相反的方向不恰当地强调了欧美文化的合理性。事实上欧美原则并不能代表整个人类文化的普遍性，将来人类文化的发展方向应该是集各民族文化中的优秀部分融合而成的世界性文化。就日本文化的发展而言，今后的课题大概是要在世界性文化和日本文化特殊性之间寻找平衡。
不可否认，战后对日本文化评价从否定开始又回到否定的研究历程，为日本文化和日本学研究积累了大量的学术成果。另一方面，这个研究历程似乎也为日本文化研究提供了一个教训，即从理性的学术研究和文化健康发展的角度看，对日本文化特殊性的片面的、孤立的肯定或否定，大概都是于事无补的。
二、中国的日本文化研究
本书所述内容将严守标题所示的三个关键词：“中国的”“日本文化”“研究”。据此，翻译作品和非研究性作品只能割爱了。此外，本书将重点置于新世纪以来的研究状况，因而所述上个世纪的研究成果仅能止于浮光掠影。即便如此，择要而记的著述也只是中国的日本文化研究全部成果之冰山一角，或采择不当、论有偏颇，实为本人涉猎不足。
1.新世纪之前研究格局的形成
中国人的日本文化研究，大概可以追溯到1854年罗森随伯理舰队“以助立约之事”而留下的《罗森日记》，之后又有清朝驻日使馆参赞黄遵宪著洋洋大观之《日本国志》（1887年成书）被视为影响至今的日本历史文化研究名著。此外，尚有一批中国官吏、文人亲历日本而记述的日本游记问世，形成了近代中国人研究日本及日本文化的小高潮[16]。此后直到20世纪80年代为止的约百年间的著述中，作为专家级的日本文化研究者周作人的议论，至今仍然吸引着有意了解日本文化的中国读者，《周作人论日本》（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汇集了周作人颇具“文化味道”的日本文化议论之作。戴季陶《日本论》则从“政治为用”的角度对日本历史文化做了潜心剖析，以求“知己知彼。”1949年至20世纪70年代，在特定的学术生态之下，日本文化研究几乎奄奄一息。但是，即使如此，仍有朱谦之所著日本哲学思想研究三部曲出版，即，《日本的朱子学》《日本哲学史》（三联书店1958年、1964年）以及《日本的古学及阳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后分别由人民出版社于2000、2002年再版。“三书”虽然间或留有“政治挂帅时代”的思想痕迹，但观其史料之翔实、梳理之清晰、观点之明确，不啻为当今值得敬仰的学术楷模，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哲学思想研究复兴的学术基础。
前辈的研究虽多有敏锐的观察力，填补了中国人对日本文化研究的空白，但因诸多原因而几度陷于停滞状态，无法形成时间上的连贯性和研究规模。直到“文革”结束，中国一觉醒来，日本如日中天，已经是世界上第二经济大国，国人再次显示出研究日本文化的欲望。此外，当时的国际日本学研究也把日本作为非西方国家成功实现现代化的标本，对日本文化进行着全方位的研究，并发出了几乎是一边倒的赞誉之声。沃格尔的《日本名列第一》和原驻日大使赖肖尔的《日本人》风靡全国，甚至可以把这两部书视为“文革”后中国人了解日本的起点。更有20世纪80年代作为对戕害文化的“文革”的反拨，中国学界的文化学研究不断升温，也对日本文化研究起到了助推作用。加之，当时中日两国正沉浸在“一衣带水”的初恋阶段。在上述综合因素作用下，中国的日本文化研究自然聚焦于学习日本文化中有益的经验，始自黄遵宪时代的日本文化研究又重新起步。不言而喻，这一切注定了中国学界日本文化研究的再兴从仰慕开始，具有明显的学习、借鉴的目的性，因而主要关注的是日本文化的积极意义。
与近代以来中国日本文化研究的命运多舛相比，这次重新起步的研究速度和效率远胜于此前的一百年。可以说上个世纪后二十年的研究历程，完成了起步奠基任务，初步创立了中国日本文化研究的格局。
关于日本文化史研究。武安隆《日本人涉外文化心理的史学考察》（《世界历史》1989年第5期）、《试论日本吸收外来文化的周期性》（《日本学刊》1992年第1期）、《日本知识阶层在吸收外来文化中的作用及心态》（《历史研究》1993年第3期）等论文探讨了日本吸收外来文化研究的若干理论问题。其后又出版专著《文化的抉择与发展：日本吸收外来文化史说》（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论述了自绳纹文化到战后日本与外来文化的关系，是国内日本文化史研究的拓荒之作。有关日本吸收外来文化的著作还有郑彭年《日本西方文化摄取史》（杭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魏常海《日本文化概论》（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全书七章中的前五章也可视为日本文化史。叶渭渠主编的《日本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是以历史顺序和重大专题相结合的架构撰写的线路清晰的日本文化史。汤重南等著《日本文化与现代化》（辽海出版社1999年）也在观照日本文化史中论述了日本传统文化的特点、日西文化融合等诸多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并设专章分析了日本文化中的一些因素被扭曲为对外侵略思想的逻辑过程。
在中日文化关系史领域，周一良《中日文化关系史论》（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考察了中日文化交流史上诸多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是中日文化关系史研究领域具有开拓性的重要成果。中日两国学者共同合作主编、撰写的《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十卷本（历史卷、法制卷、思想卷、宗教卷、文学卷、艺术卷、民俗卷、科技卷、典籍卷、人物卷）由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和日本大修馆书店（1995-1998年）分别出版了中文版和日文版，可谓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领域成果的集结，也体现着其中中国学者的阶段性水平。
日本哲学思想是研究日本文化的重要线索，因而也成为中国学者研究的重点对象。王守华、卞崇道《日本哲学教程》（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年）是继朱谦之“三部曲”之后的第一部较为系统全面的日本哲学史，重新开启了对日本哲学的研究。王家骅《儒家思想与日本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前半部是从儒学传入日本到近代的日本儒学史，后半部分论儒学对日本政治、法律、道德、宗教、文学、史学的影响，是国内首部系统研究儒学与日本文化关系的开拓之作。王家骅《儒家思想与日本的现代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研究对象是近代以来儒家思想与日本现代化中的思想文化的关系问题，指出了日本现代化的两重性与日本儒学两重性的相关性。卞崇道《现代日本哲学与文化》（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分为三编：“现代日本哲学”“现代日本文化哲学”“现代中国的日本哲学研究”，是作者在这些领域中多年研究成果的深入和扩展。崔世广《近代启蒙思想与近代化——中日启蒙思想比较》（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1989年）旨在论述中日两国启蒙思想的异同是近代日中两国盛衰的重要原因，是中国学界系统研究日本启蒙思想的先驱之作。王中江《严复与福泽谕吉——中日启蒙思想比较》（河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聚焦于启蒙思想家人物的比较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王中田《江户时代日本儒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考察了武士町人与儒学的关系、儒学与国学和洋学的关系、儒学与日本近代化的关系等，是国内首部综合研究江户儒学的专著。韩立红《石田梅岩与陆象山思想比较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年）是对江户时代思想家与中国思想家做比较研究的起航之作，具有一定的示范意义。另外，张大柘《当代神道教》（东方出版社1999年）论及战后神社神道，教派神道、神道系新兴宗教等，是国内战后神道教研究的先驱之作。
吕万和、罗澍伟《西学在封建末期的中国与日本》（《历史研究》1981年第3期）透过中日两国对西学东渐的态度探求中日两国近代不同发展道路的历史文化原因，这一开创性研究被学界后辈继承，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李小白著《信仰、利益、权力——基督教布教与日本的选择》（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是国内首次系统梳理研究自16世纪中叶开始西方天主教传入日本直到幕末维新时期西洋文化在日本传播及其历史影响，探讨了西方文化与日本现代化的关系。
与国际日本学研究相呼应，有关日本文化论和相关研究理论以及中日文化比较等论题，是这一时期引人注目的研究领域。盛邦和《内核与外缘：中日文化论》（学林出版社1988年），运用严密的理论框架，提出：在东亚文化区历史上以中国为“内核”，日本为“外缘”，但近代以后两国“核”“缘”位置发生逆转，从而在理论上阐释了中日两国近代以来走上不同道路的历史文化原因。崔世广《日本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与西欧、中国的比较》（《日本学刊》1995年第5期）、《意的文化与情的文化——中日文化的一个比较》（《日本学刊》1996年第3期）、《日本传统文化形成与发展的三个周期》（《日本学刊》1996年第4期）、《日本文化研究方法论》（《日本学刊》1998年第3期）等系列论文，认为日本文化虽受中国文化影响颇深，但并非与中国文化雷同的文化体系，而是有着自身独自文化精神的文化类型，并“从‘形成论’和‘形态论’的结合上，构筑了对日本文化的独特解释框架”。[17]
卞崇道《跳跃与沉重：二十世纪日本文化》（东方出版社1999年）分别探讨了日本文化的理论问题（日本文化优劣说、精神主义文化论等）和较深层的哲学文化（京都学派、现代日本哲学思潮等）、宗教文化（总体特征，神道、佛教、基督教与新宗教）等。尚会鹏《中国人与日本人——社会集团、行为方式和文化心理的比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涉及小集团本位、序列意识、义理人情、名与耻的意识等诸多较具体的论题，属于较深层的文化理论研究。
上述成果远不能反映上个世纪中国学人研究日本文化的全貌，但多属研究布局阶段的开疆拓土之作，基本上奠定了新世纪以来日本文化研究主要领域的宏观格局，成为新世纪研究不断生发、深入、扩展的坚实基础。
2.新世纪出版的系列丛书
进入21世纪，在新老交替中新一代中坚学者跨入研究成熟期，在承继师辈研究不断扩展和深化的基础上，开辟了诸多新的研究领域，中国的日本文化研究成果呈井喷之势，就研究成果而言也进入了规模化的著书阶段。这种态势除此前蓄势积累之功而外，还要归功于研究人员的迅速扩充以及通过与日本学界的学术交流增强了研究者的研究素质，更有海外归来学人带来了新的研究思路和课题，并与国内原有学者不断探讨、碰撞，在扩展问题意识的过程中，研究触角也随之迅速扩展。与日本研究中的政治经济等其他领域相比，日本文化研究进步显著，这也反映了学界关注研究领域均衡化的趋势。新世纪的研究进一步具体化、细密化和体系化，彰显出中国学者的研究视角和特色，中国的日本文化研究渐趋成熟。这集中表现在诸多日本研究丛书的出版。
王勇主编《中日文化研究文库》（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2008年）出版专著12种，涉及题材广泛，其中思想文化类如：刘岳兵《明治儒学与近代日本》、黄俊杰《德川日本〈论语〉诠释史论》、王青《日本近世儒学家荻生徂徕研究》、严绍
《日本藏汉籍珍本追踪纪实》等。王勇主编的另一套丛书《日本文化大讲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研究思路明确，这可以从各卷书名一见端倪：顾春芳、胡令远《花道》，吕顺长、沈国权《棋道》，泉敬史、何英莺《武道》，还有日本学者南谷美保《音乐》，可谓是对“日本之道”的专题研究。王勇在总序中言明了此种选题的深意，所谓：“日本文化的特点不在于模仿或独创，而在于取舍与组装。”可以说，上述日本诸道多与中国传统文化不离不弃而又若即若离，正是解释这一观点的绝好题材。
王晓平主编《人文日本新书》（宁夏人民出版社2004—2008年）20单册，规模大、系统性强，涉及领域广泛，分别“就一个日本人文题目说清楚来龙去脉”，而且丛书各单册执笔者多是国内资深学者，诸如王金林《日本人的原始信仰》、王晓平《远传的衣钵：日本传衍的敦煌佛教文学》、高文汉《日本近代汉文学》、卢盛江《空海与文镜秘府论》、高宁《越界与误读：中日文化间性研究》、王向远《源头活水：日本当代历史小说与中国历史文化》等（限于篇幅恕不一一罗列），可谓厚积薄发。总之，“它们都是第一流的学者新写问世的最新研究成果，并以面向一般读者好读易懂为主旨”。（川本皓嗣开篇贺词）丛书集中展示了中国日本文化研究的又一阶段性成果，而且由专家向社会普及日本文化的思路也是一次创新。
杨栋梁主编《日本现代化历程研究丛书》（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十卷本，是以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为主体的南开学者们完成的集体研究成果，可从中窥见对日本文化的格外关注。其中五卷为文化专题：赵德宇等《日本近现代文化史》、刘岳兵《日本近现代思想史》、臧佩红《日本近现代教育史》、王健宜等《日本近现代文学史》、彭修银《日本近现代绘画史》，李卓《日本近现代社会史》也探讨了家族国家等社会深层文化问题。这套丛书也都是作者们积多年研究之功的成果，或可视为国内有关日本现代化与日本文化关系问题的阶段性、标志性研究成果。有评论称该丛书：“分量甸沉，敦厚笃实，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影响，日本亦有多位学者向笔者问及此书，关注甚殊。让全国的日本史研究者有了更多的欣喜和更高的期待。”[18]
《儒学与东亚文明研究丛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直接涉及日本儒学等题材的有：张宝三和徐兴庆合编《德川时代日本儒学史论集》，张昆将《德川日本忠孝概念形成与发展》和《日本德川时代古学派之王道政治论》，陈玮芬《近代日本汉学的关键词研究：儒学及其相关概念的嬗变》，张宝三、杨儒宾编《日本汉学研究初探》和《日本汉学研究初探：思想文化篇》等。这些专著反映出中国日本儒学研究的深耕细作和更加专业细密化的研究方向。
3.文化史研究
日本文化史研究是支撑宏观日本文化论研究的基础，加之日本文化史与中国文化关系紧密，因而吸引着学者们的研究意欲。
（1）通史、断代史和中日文化关系史
王勇《日本文化——模仿与创新的轨迹》（高教出版社2001年）以“模仿与创新”为主线，上自岩宿文化下至江户文化，侧重日本考古学的成果及其日本人、日本文化的由来等论题，并展示了“书籍之路”等诸多研究创见。显然，这是一部具有特色的半部文化通史。高增杰《东亚文明撞击——日本文化的历史特征》（广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将研究范围扩展到了明治时代。作者通过章节标题对各时代的文化性质做了定位，诸如：“文明边缘上的飞跃”（文明发生期）、“民族文化的兴起”（中世武士文化）、“日本近代文化转型的意义”（日西文化关系）等，从而清晰地抽象出日本文化史的脉络特征。
叶渭渠《日本文化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首次完成了从古代贯通至战后的日本文化史，除叙述文化史应有之内容，对文学艺术及其美学因素关注较多，略有遗憾的是江户时代以后的篇幅，仅占全书最短的一章。可喜的是叶渭渠《日本文化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篇幅成倍扩充，内容更加丰富，凸显了各时代的不同主流文化内容和特征，尤其增强了近代以后部分的分量，对日本当代文化也给予了关注，可谓是名副其实的《日本文化通史》了。赵德宇等《日本近现代文化史》（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叙事范围上自江户时代日本文化传统，下至当代日本大众文化，并勾勒出其整体发展脉络和演化逻辑，还对诸多文化现象做出客观公允的重新解读和定位，力求以中国学人的理性穿越日本文化的迷雾，通过“文化叙事”破解“文化密码”，建立对日本近现代文化史的新的认知体系。韦立新《日本中世文化研究》（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4年）是国内第一部日本文化断代史，显示了文化史研究精细化的趋势。作者系统审视了作为武家政权时代的中日文化关系，认为：与7—8世纪唐文化流入日本相比，13—15世纪流入日本的宋元明文化波及范围更广泛、影响时间更长远，而且其主要精神内涵的影响和渗透都承袭至今。
为叙述方便，这里将中日文化关系史研究等专门史著述也归类于此。张爱萍《中日古代文化源流——以神话比较研究为中心》（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年）对地震、风神、水神等八个神话系列做了分析研究，认为中日神话本身就是一部中日文化交流史，有助于认识中日文化交流的传统。滕军等《中日文化交流史考察与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考察梳理了从古代到江户时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主要脉络。书中还附有诸多实地考察成果，诸如徐福东渡、“汉委奴国王印”等重要历史事件近30条，并间或提出作者们自己的观点，可谓兼顾史料和实地考察的用心之作。
（2）中日两国对西学东渐的认知与对应
由吕万和开创的该项研究到新世纪逐渐形成规模。赵德宇《西学东渐与中日两国的对应——中日西学比较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以西学东渐为线索，在相互对比观照中论述了中日两国对西洋态度异同及其对各自历史所产生的损益，并认为这是两国近代走上不同道路的重要原因之一。于桂芬《西风东渐——中日摄取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商务印书馆2001年）涉及16世纪中叶至战后长达四个多世纪的历史，作者立意明确，即：从中日两国摄取西方文化的异同比较入手，探寻两国现代化进程迥异的缘由。专论16世纪中期开始的天主教东来传教的著作，有戚印平《日本早期耶稣会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03年）和《远东耶稣会史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戚著的突出特点在于运用海量一手资料和“传统—情境—需要—变异”的理论模式还原了这次传教过程的历史场景，为中国学界在该领域课题研究扩展了史料范围和问题意识。陈景彦《19世纪中日知识分子比较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通过对19世纪两国知识分子对西学东渐的回应、西洋观的异同等问题的个案对比研究（如佐久间象山、渡边华山与冯桂芬、林则徐），反思在过去的历史进程中的缺憾与不足。郑彭年《西风东渐——日本崛起的历史考察》（人民出版社2008年）阐述的也是日本自16世纪中叶至战后接触西方文化历史发展进程之间的关系。李少军《甲午战争前中日西学比较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对中日被打开国门至甲午战争前西学传入的过程进行比较研究，可以看作是与前述赵著的对接，认为两国导入西学的不同格局是两国现代化拉开距离的重要原因。李虎《中朝日三国西学史比较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把研究范围扩展到东亚三国的西学历程，指出三国西学呈现很大的差异，从而证实了一个观点，即东西文化交流和选择过程，就是通过注入外来文化因素实现主体文化新生的问题。上述研究都把目光聚焦于中、日、朝文化与西洋文化的接触碰撞及其与东亚三国近代史的关联，形成了一个不约而同的研究机理，体现出中国日本文化史研究思考方式的特色。
（3）教育与大众文化雏形研究
王慧荣《近代日本女子教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运用大量教育史资料和统计数据，从教育思想、教育政策和教育内容等方面入手，分析探讨了近代日本女子教育的特点、影响，并对近代中国女子教育作出反思。臧佩红《日本近现代教育史》（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在解读各类原始资料的基础上，系统考察了日本教育现代化的基本轨迹，不仅阐释了历史经验和当代教育新方向，也揭示了“皇国主义”等教育的脉络和特征，是国内日本近现代教育研究的重要著作。饶从满《日本现代化进程中的道德教育》（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认为日本现代化道德教育具有两个特点，即高度连续性（包括横向注重与社会的连续和纵向继承传统的历史延续）和高度的融合性（融合古今中外文化），并分析了其功过是非。
近年来国内学界，尤其是新一代研究者对江户社会文化研究的兴趣，逐渐转向更加具象的庶民文化。朱玲莉《日本近世寺子屋教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对庶民教育场所寺子屋进行历史概观基础上，抽象出寺子屋教育的诸多特征，诸如：适应庶民的蒙学教育和讲求教育的实用性等等，并认为寺子屋为日本教育近代化打下了基础。谭建川《日本文化传承的历史透视——明治前启蒙教材研究》（商务印书馆2010年）对日本启蒙教材做了较全面系统的综合研究，作者所论中日两国启蒙教材“应试主义”与“能力主义”的差异等观点值得关注，该书可以看作是与上述朱著相辅相成的姊妹篇。张博《日本江户时代的大众文化》（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考察了作为江户大众文化兴起重要基础的社会经济和社会生活风气，并具体论述了“京阪庶民的传媒”“声色犬马之娱乐”等社会世相，认为江户文化已经具备了今天大众文化的特征。上述三部著作均属国内各自研究领域的开拓之作，也是三位作者在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获得博士学位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充实而成。
上述成果大多显示了中国学者自己的风格，有理由认为，中国的日本文化史研究必将形成自己的研究特色和体系。
4.哲学思想研究
21世纪以来，日本哲学思想研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盛况，新一代中坚学者纷纷开始摸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方法、研究框架和问题意识，呈现多元化基础上又有相对共性的研究局面。比如探索日本哲学思想的特性及其与中国的差异，这大概是中国学者研究日本哲学思想史的一大特色。由于中日历史上的渊源，中国学人似乎对日本哲学思想更有发言权，事实上观中国学者的研究，确有特色。
（1）哲学思想理论研究
卞崇道《日本哲学与现代化》（沈阳出版社2003年）从哲学的视角讨论了日本现代化过程中升腾、毁灭和再生的历史。作者试图从中国人的立场来探讨日本现代化进程中的精神和文化动因及其日本近现代思想的意义。结论中指出：“从日本方面来看，其现代化是以亚洲各国的协助与牺牲为基础而实现的”，这在某种意义上道出了历史的真实。可以说，该书提示了新世纪该领域研究的出发点和问题意识。卞崇道《融合与共生——东亚视域中的日本哲学》（人民出版社2014年）认为明治时代以前通过导入中国思想促动了日本哲学思想的酿生以至成熟，其后以移植西方哲学为契机促发了现代日本哲学的诞生，以西田哲学为代表的京都学派哲学是鼎盛期。这个过程就是“共存—融合—共生”，即作者主张的“共生文化论”。
刘岳兵著《日本近代儒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3年）、《中日近现代思想与儒学》（三联书店2007年）、刘岳兵主编《明治儒学与近代日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以儒家思想为主线，对著名和并不那么著名的日本思想家和中日儒学交流中的重要人物进行了个案考察，并专门对“日本近代的军国主义与儒学”论题进行了历史的、理论的分析。在上述研究基础上，刘岳兵《日本近现代思想史》（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通过“传统与现代”“日本与世界”“个人与社会”三条线索，梳理考察了日本近现代思想史，可谓自成一家。
吴光辉《传统与超越——日本知识分子的精神轨迹》（中央编译社2003年）力图说明日本近代知识分子是如何运用阳明学等东方思想来对抗西方文化冲击的，并通过对江户时代日本阳明学、近代西田哲学等思想的探讨，引导出两大课题，即东方传统的重构和对西方文化的超越。陈秀武《日本大正时期政治思潮与知识分子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是首部系统研究该论题的专著，且多有创新。作者运用扎实的资料和诸多相关边缘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提出了“文化转型三指标”“社会结构三角形理论”，尤其是认为“传统政治文化的根深蒂固是日本走上法西斯道路的精神要因”等观点，发人深省。赵京华《日本后现代与知识左翼》（三联书店2007年）以柄谷行人、子安宣邦、小森阳一、高桥哲哉等著名左翼学者为研究对象，梳理出日本后现代批评的历史线索，并从知识分子如何参与公共事务的角度，讨论了日本新生代知识左翼群体的新走向。赵著也是国内首次详述20世纪70年代以降日本思想的专著。上述三部论著不约而同地选取不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作为研究对象，由远及近相映成趣，他们都清醒地认识到，在日本社会面临政治方向抉择的时点上，知识分子的表现将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刘金才《町人伦理思想研究——日本近代化动因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可谓自成体系。作者梳理论述了随着町人阶级成长而产生的伦理思想萌芽、形成和确立的过程，并探讨了町人伦理对“士农”的影响和在幕末维新时期的近代取向，提出了“町人伦理精神动力论”的重要观点。
关于思想文化人物的研究成果，精彩纷呈，篇幅所限，只能忍痛割爱，存目于此：郭连友《吉田松阴与近代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钱婉约《内藤湖南研究》、张哲俊《吉川幸次郎研究》、刘萍《津田左右吉研究》（钱、张、刘三书均为中华书局2004年出版）、钱昕怡《近代日本知识分子的中国革命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以夏目漱石为主要研究对象）、戴宇《志贺重昂国粹主义思想研究》（吉林教育出版社2009年）、傅玉娟《木下杢太郎》（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等。这些论著都具有很强的学术性，大多在关注日本知识分子思想的同时，还考察了他们的社会行为及其影响。可以说，中国学者的著述已然有了自己的研究视角、问题意识和自己的观点。
（2）近世日本儒家思想研究
为寻觅近代以来日本诸多思想形成的基因，众多学者将目光聚焦在被看作是近代日本原乡的江户时代。
韩东育《日本近世新法家研究》（中华书局2003年）提出了“近世新法家”的新概念，并通过盘点荻生徂徕、太宰春台等思想家的思想轨迹，强调了近世思想“脱儒入法”的动向，并对日本泰斗级学者丸山真男著述中严重背离事实的附会和谬误提出了尖锐的质疑，成为学术前沿成果。韩著令日本学者刮目相看，权威学者黑住真盛赞：“我确信，这是一部极其重要的著作。”[19]王青《日本近世思想概论》（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对儒家思想、町人思想、农民思想、兰学与洋学、神道与国学、佛教等诸多思想领域的发展脉络做了简明扼要的梳理，是中国学者撰写的首部日本近世思想史的概论性著作，该书意味着中国学者开始尝试日本近世思想史研究的系统化。陈景彦、王玉强《江户时代日本对中国儒学的吸收与改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详细论述、分析了江户时代日本的朱子学、古学、阳明学、折衷学派、独立学派和国学派等六大学派对中国儒学的不同态度以及所取得的学术成就。书中还探讨了日本如何运用中国伦理思想为自身服务等问题，且多有独到见解，可供文化反思之用。
有关江户时代个体思想家的研究成果颇丰，且多有建树，显示了重要的学术价值和中国学人的特色，可惜篇幅所限也只能存目了。林罗山可谓江户儒学之祖，研究著作有赵刚《林罗山与日本的儒学》（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龚颖《“似而非”的日本朱子学：林罗山思想研究》（学苑出版社2008年）。沟通中日两国思想的“学问大使”朱舜水可谓众目所归，研究朱舜水的成果颇丰，诸如：李甦平《朱之瑜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覃启勋《朱舜水东瀛授业研究》（人民出版社2005年）、林和生等《朱舜水与德川光圀》（陕西教育出版社2012年），相关论文集有《朱舜水与日本文化》（人民出版社2003年）。关于近世思想研究论文集已出版两部：郭连友主编《近世中日思想交流论集》（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和成中英主编、韩东育执行主编《本体的解构与重建——对日本思想史的新诠释》（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所收日本近世思想家个人专论占全书半数）。
（3）武士道研究
有关武士与武士道问题是新世纪以来国内重点关注的论题之一，也出现了一系列角度各异的著作，总体而言，研究者们多聚焦于武士道的伦理思想及其价值观等。李文《武士阶级与日本的近代化》（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在现代化的语境中探讨了武士阶级的历史作用，认为武士阶级的伦理价值大都具备易于向近代资本主义精神转化的性质，从而使这个阶级中的精英集团承担起社会转型期调整国家发展方向的历史重任。王炜《日本武士名誉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讨论了武士阶级名誉观念的演变过程，并认为：虽然武士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但是经统治阶级以集团主义等方式改造过的武士名誉观念至今仍受追捧，也是现代日本人不断进行重新解释的课题。唐利国《武士道与日本的近代化转型》（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梳理了山鹿素行武士道论与吉田松阴武士道言行的历史关联，认为吉田的言行是山鹿思想的发展，从而从正反两个向度为认识传统武士精神与迎接西方挑战的历史过程，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娄贵书《日本武士兴亡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比较系统地探讨了武士的起源与发展历程、武士的军事统治及其武士道的伦理道德和价值观等诸多基础性问题，可视为武士通史研究。娄著余论中探讨了武士与大和民族、武士政权与资产阶级政权、武士道与日本文化等重大问题。
5.日本文化论研究
这是一个经久不衰、受关注最多的论题，也是成果众多的研究领域。学者们的研究也开始摆脱上个世纪后二十年日本文化研究起步时单边褒扬、片面憧憬的初期状态，开始同时关注日本文化中正负两个方面的研究，使研究变得更加理性、客观。
覃启勋《日本精神》（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指出日本精神是一个完整的体系，由原创精神和派生精神构成，并认为大化改新和明治维新两次文化转型期也是原创精神的弘扬期，这是日本成功的根本保证。另一方面，作者也重点揭示了日本原创精神畸变的原因和危害。杨宁一《了解日本人：日本人的自我认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循着历史顺序，从正负两个方面探讨了从古代到战后不同历史阶段中日本人自我认识的历程，并对当代日本人自我认识中的诸多主要论点进行了梳理和分析，提供了一条了解日本民族诸多行动选择的内在线索。胡令远《文明的共振与发展：中日文化关系研究》（时事出版社2003年）旨在通过对诸如文学、文化、文明、伦理等领域的一些具体问题的分析解决两国的政治问题，认为只考虑政治上的诉求是难以解决中日两国关系中分歧的，而文化上的相互了解往往是解决国际间重大问题的一个重要前提。
李兆忠《暧昧的日本人》（金城出版社2005年）鉴于“大中华”和“大西方”的日本观都不把日本当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因而作者力图基于多年旅日生活经历和客观细心的观察，从学术角度多层次地探讨了日本人的“暧昧文化”，并认为“是日本文化本身的暧昧，造成了日本历史处境的暧昧”（前言），可谓言中肯綮。李冬君《落花一瞬：日本人的精神底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以花道、茶道、俳道、武士道等日本诸道为切入点，讨论了日本人审美、文化美学等诸多论题，且从文化的角度解读历史，以探究日本人的“精神底色”，为理解日本民族的历史进程提供了新颖的视角。杨伟《日本文化论》（重庆出版社2008年）讨论了诸如风土与文化、宗教意识的多重构造、日本家制度和文化结构、日本人的“间人主义”等课题，意在“撷取日本文化论上的热点问题和最能揭示出日本文化深层结构的议题来展开文化学上的分析，破解日本人和日本文化独特性的秘密之所在。”（前言）
李涛“日本三论”《大和魂：日本的根性窥探》《武士道：日本的全球视野》《罪与耻：日本的岛国属性》（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7年）以书名为议论线索，论题涵盖了“双重性格的对抗”“信仰的分裂”“万世一系”“罪与耻”“民族的极端”等诸多重要论题，可谓是汇聚诸多日本文化论的一次大综合。作者的写作意图是：中国人不需要“仇日”“媚日”“惧日”，但需要“知日”，这似乎也是多数中国学者们的共识。
杨薇《日本文化模式与社会变迁》（济南出版社2001年）和《日本文化透视》（天津教育出版社2010年）是以史为据的日本文化论。前者勾勒出“日本原生文化”——“绳魂弥才”——“和魂汉才”——“和魂洋才”——“和魂美才”的内外融合的文化进化模式。后者对日本历史上的几次重要的文化转型做了较深入的分析，并认为后工业社会的日本，已呈现“病态社会”的征兆，陷入深刻的“道德困境”之中。孙绿江《道德的中国与规则的日本》（中华书局2010年）分别讨论了“道德与规则”“家族与同族”“宗教与哲学”等问题在中日两国的异同，结语认为：“中日两国的优势与不足在某种意义上恰好对立，只有清晰地认识两国文化的差异才能真正认识自己与对方。”
张建立《艺道与日本国民性——以茶道和将棋为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以受众广泛的茶道、将棋为解剖对象，运用历史学、心理文化学和社会心理学等方法，探求日本国民性的特色，洋溢着醇厚的“文化味道”，并进而以此来解析当代日本社会文化乃至政治、外交、经济等领域的问题，实为一部学术力作。
6.宗教研究
日本神道研究又是一个迅速聚集学者们关注的研究领域，这大概是出于探寻“日本精神”基因的需要，某种程度上反映出“殷鉴论”的研究意识。范景式《神道文化与思想研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2年）旨在以中国研究者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探求神道文化与思想，是有关神道思想文化的综合性专史。该书探讨了神道的起源和历史上诸多重要流派及其与中国儒、佛、道各家融合的思想轨迹。
牛建科《复古神道哲学思想研究》（齐鲁书社2003年）是新世纪近世神道专题研究的开篇专著，通过对复古神道思想代表人物传承脉络的梳理，指出了复古神道思想排斥外来思想文化的狭隘民族主义等性质，以及对近代思想文化所产生的负面影响。王维先《日本垂加神道哲学思想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是对“儒神融合”神道的专题研究，作者认为垂加神道借助朱子学与神道思想的结合，婉转论证了天皇统治的合理性，从而把垂加神道定性为“政治哲学”。蒋春红《日本近世国学思想——以本居宣长研究为中心》（学苑出版社2008年）重在分析国学形成的社会土壤和对后世的影响，分别探讨了作为国学思想基础的“中国文化否定论”和“日本文化优越论”思想及其影响。刘琳琳《日本江户时代庶民伊势信仰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认为在天皇政治赋闲时代伊势信仰依然在日本社会中占有重要地位，是因为崇拜天照大神的意识与尊王思想之间存在着难以割断的联系，这种联系又对武士政权的走向以及日本现代化道路产生了巨大影响。可见，学者们不约而同地发现了神道被错用后产生的的严重的历史后果。
王金林《日本神道研究》（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是从史学角度对神道及其相关思想文化进行理论研究的通史性著作。作者在全方位梳理神道发展脉络的同时，提出了诸多新观点，对学界多有启发。比如认为复古神道到幕末时期出现了从静态转向动态的趋势，这就为了解近代以来的国家神道提供了一条明晰的线索。王金林《日本天皇制及其精神结构》（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可视为从精神层面研究天皇制的通史，所论多有建树，也可作为深度了解日本神道的重要辅助参考。王守华、王蓉著《神道与中日文化交流》（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探讨了从神道起源到战后神道的变迁，所论内容涉及神话世界、神道祭祀、神道哲学以至于神道与环境保护等诸多层面。结束语虽题为“以史为鉴后事之师——关于靖国神社问题”，但却反映了期待“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诉求。
上述著作之外，有关神道研究的论文集已出版三部，其中两部书名相同，王宝平主编《神道与日本文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崔世广主编《神道与日本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另一部是刘岳兵主编《日本的宗教与历史思想——以神道为中心》（天津人民出版社2015年）。
与神道研究相比，佛教研究稍显寂寞，但杨曾文《日本佛教史》新版（人民出版社2008年，初版为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洋洋55万字，作为日本佛教通史，介绍了佛教在日本初传、盛行和发展的全过程，并把论述日本民族佛教格局的基本形成作为重点，是国内填补空白的经典之作。鉴于该书近现代部分较为薄弱，杨增文、张大柘、高洪著《日本近现代佛教史》（昆仑出版社2011年）对佛教在明治、大正、昭和、战后各个重要时期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做了较为充分的展开，并探讨了诸如“废佛毁释”、佛教与政治文化关系等重大问题。两部著作奠定了中国日本佛教史研究的基础。张大柘《宗教体制与日本的近现代化》（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对日本战败前后两个不同时期政治背景下的日本宗教体制的形成与实施情况进行了考察，并以神道、佛教和各新兴宗教为重点，揭示了日本宗教特点及其未来发展趋势，是国内对日本宗教体制研究的开拓之作。
7.负面效应与战略文化研究
随着中日关系逐渐走向冰点，中国的日本文化研究也在悄然发生变化。上述介绍的一些著述中已经反映出一种趋势，即学者们一方面仍然坚持对日本文化中合理内核的研究和借鉴，但同时也加强了对日本文化中负面影响的研究。应该说，这种平衡正负效应的思路才是健康的研究态度。另外，如果从1980年开始算起到进入新世纪，中国的日本文化研究已近不惑之年，这也正符合中国日本文化研究多年积累后应该达到的成熟阶段。在这种综合条件下，一些学者本着以史为鉴、鉴往知来的态度，撰写了一系列依据史实、立足学术、着眼现实的研究专著，并对当今日本国家战略中日本文化的负面效应展开了多角度的立体化研究。
昆仑出版社2005年出版了系列专著：王向远（a）《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学者、文化人的侵华战争》、（b）《“笔部队”和侵华战争：对日本侵华文学的研究与批判》、（c）《日本右翼言论批判：“皇国史观”与免罪情节的病理剖析》、齐红深《日本对华教育侵略：对日本侵华教育的研究与批判》。王著（a）按时间顺序讨论了诸多日本文人的侵华计划和侵华理论，并对侵华战争时期的在华奴化教育和宗教侵略的史实做了梳理分析。王著（b）对侵华期间日本诸多文学家及其侵华文学做了深入的研究和批判，是国内外第一部系统而扼要的日本侵华文学研究著作。王著（c）对诸如“大东亚战争肯定论”“自由主义史观”“南京大屠杀抹杀论”等诸多日本民间右翼思想言论进行了梳理分析，对他们美化和否定侵华历史、推卸战争责任、敌视中国的史观做了深入的剖析和批判。齐著前半部梳理了从清末民初开始到战败为止日本对华实行教育侵略和推行“皇民化”政策的过程，后半部以“亲历者口述实录”作为佐证。上述著作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也是对日本右翼言行的学术回应。
阎德学《武士之路：日本战略文化及军事走向》（人民出版社2006年）分别论证了日本战略文化的基本构成要素，诸如“日本人的灵魂所系的天皇制”“被异化的武士道精神”“追求强权的机会主义”等等，为认知日本政治军事走向开拓了一条新路径。不过，作者认为和平主义在一段时间内，仍将在日本社会发挥着稳定作用。与阎著的乐观相比，周兴旺《日本人凭什么》（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在主张虚心学习日本文化精华的同时，各章标题却透露出作者的忧虑，诸如：大和魂——日本的民族凝聚力分析、武士之道——日本的民族性格分析、丛林哲学——日本人的亚洲政策分析等等。显然，作者在担心，面对中国的和平崛起，日本人将要选择的道路，将决定着两国未来的命运，并期望该书能产生“激醒”作用。如果说上述阎著是日本战略文化的历史篇，那么，李建民《日本战略文化与“普通国家化”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2015年）则更注重现实。作者认为，日本的战略文化由集团主义、实用主义、危机感、结盟强者、易变性等诸多文化意识所构成，并指出“普通国家”战略文化因素包括实力主义、现实主义、不安心理等日本人的传统意识。作者把文化问题引入国家战略层面的研究，可谓是开辟新研究领域的学术力作。
2015年3月16日至4月29日《新民晚报》以“日本为何难谢罪”为题，刊载了29位中国学者从各自的文化视角撰写的33篇分析文章，对“日本右翼认罪难题”做出了综合解答。之后，由王卫新、胡令远主编集结成书《日本谢罪为什么这样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全书分设七篇：日本的历史责任及认识障碍、日本的皇国史观和天皇制、日本的自他认识和海外扩张、日本的政治传统和文化传统、日本的文明观和战争观、日本的集团主义和民众责任、日本的历史教育和教科书，从不同角度对书名所示问题做了学术性的深度解读。
8.结语
总体而言20世纪的后二十年是日本文化研究的蓄势期，新世纪以来为爆发期，其间还可以发现若干变化趋势。就研究目的而言，学界经历了从被动了解日本向全面客观研究日本并形成中国研究特色的变化。就对日本文化的价值判断而言，经历了从单向憧憬褒扬到全面客观考察探求殷鉴的变化。不过，综观学界相关“殷鉴论”的研究，并没有影响学者们认知日本文化的客观性，而只是对此前一味褒扬之声的矫正，因为只有理性的学术研究才能对研究对象做出综合客观的评价，这也证明了中国的日本文化研究趋向理性和成熟。
关于存在的问题。首先，是有不少研究论题和观点重复雷同，有太多的泛泛之谈。其次，各研究领域的进展不平衡，比如宗教类中的神道研究成果颇丰，佛教研究显得势单力薄，而真正的道教研究甚至还没有起步。再次，就国际学术交流而言，与日本学界交流频繁且受益颇多，但与欧美学者的交流还没有全面展开。出现这些缺陷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学界研究的分散状态应该是重要原因之一。迄今为止，国内还没有一个具有实质性、全国性的日本文化研究学术团体，除中华日本哲学会比较活跃之外，其他领域大多各自为战，缺乏亲密接触式的学术交流。此外，也没有类似《现代日本经济》那样的日本文化研究的专门刊物。为克服上述短板，使今后的研究更加合理化、系统化、规模化，创办全国性专业学会和刊物，应该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日本的文化摄取之道（代结语）
1853年美国海军提督伯理率领舰队前来日本叩关，1854年迫使日本签订了《日美和亲条约》。由此，日本被迫打开国门，结束了封建德川幕府250年的“锁国时代”。自19世纪中叶至今的150年间，日本将西洋方式作为目标，经历了两次起伏跌宕。即通过第一次幕末开国和旋即发生的明治维新，成为欧美以外第一个走上了自主现代化道路的国家，其终点是1945年的战败，被历史无情地抛入了物质一贫如洗、精神极度“虚脱”的谷底。日本人大概永远也不会忘记迈克阿瑟对战败当时日本人揶揄式的评价，即日本人的“精神年龄是12岁”。战后初期处于“虚脱”状态的日本人对欧美人的看法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欧美国家从战时的“鬼魅”一变为“先进的楷模”，于是日本“第二次开国”，重新开始了现代化的进程。到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日本又创造了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再一次被欧美誉为“亚洲的凤凰”。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似乎预示着日本文化能量的神话即将破灭，人们甚至认为长期以来对日本现代化发展模式的褒奖有些言过其实，“日本方式”似乎可以寿终正寝了。然而，这个岛国就像一只不死鸟，进入21世纪以来又惹起国际上的刮目相看，因为在这个国度居然出现了四位诺贝尔奖得主，人们再次将目光聚焦于日本。
日本何以在欧美以外的国家中率先走上现代化道路？又何以在战败后再次迅速崛起？当然，国际形势的大背景为其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这在学界已多有研究。然而不能否认，日本内在的文化因素同样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也正因如此，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兴起的国际范围的日本学研究中的大部分著述聚焦在对日本文化的研究。学者们从各自的视角对这个“特异的民族”作了细致入微的解剖，也提出了令人目不暇接的观点。学者们还为日本文化贴上了形形色色的标签，诸如：合金文化、杂种文化、飞地文化、复合文化、盐卤文化、双重文化等等。这些标签看似五花八门，其实仔细揣摩，不外是在讲日本文化的非单一性，即复杂多变性。那么其中有无潜藏在上述表象之下的相对稳定的因素呢？笔者以为，完全可以把这一复杂的问题简单化，那就是日本人与生俱来的对外来文化的情有独钟。有读者可能会提出，难道只有日本热衷于外来文化吗？当然不是，然而日本人在与外来文化接触的过程中具有明显的常规特性，即：拿来主义的实用性、传统文化的稳固性、多元文化的并存性。
1.拿来主义的实用性
日本人的拿来主义自有其路数，每逢大规模吸收某种新的外来文化时，表现得极其酣畅。即对外来文化先是照单全收，尔后在与这种外来文化的接触过程中筛选、淘汰，从而较少激烈的排异过程。就像丰盛的宴席，上等菜肴大多会被风卷残云，饱食之余，残羹剩饭弃之可也。历史上，日本对中国文明的成果几乎是全盘接纳，但却独独淘汰了孟子“易姓革命”的思想（因为它不符合日本“万世一系”的天皇制度）、宦官制度和三寸金莲的陋习。幕末开国以后更是全方位地将西洋文化摄于囊中，然后再作筛选，结果政治上采用了君主立宪制度，军事上引进了德国模式等等，而淘汰了民主代议制度（至于这种选择的正确与否另当别论）。二战后又大吃美国文化的宴席，但个人主义、个性开放却不太招日本人喜欢。这种首先来者不拒，然后再从容筛选的做法，自有其妙处。比照历史上中国对外来文化的态度，便可一目了然。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对西洋文化的态度划分为若干阵营，诸如：排外主义、西化思想、中体西用论等等，相互间争论不已，似乎没有结论就无所适从。五四时期西化与传统的论战又复如是。然而，在重大历史变革的紧要关头，时间就是一个民族的生命。就在国人论得起劲儿、蹉跎岁月的时候，日本人已经向满清王朝“兴师问罪”，并掠走了两万万两白银！ 1909年一位匈牙利作家的剧本中有一段日本留学生的台词：“让欧洲人去费脑子好了！为了达到今天的水平，欧洲人已牺牲了多少代人，有多少人成为殉道者而倒下。但我们只用十五年就把西欧文化中有价值的东西变成自己的了。”[20]近代以来日本正是靠拿来主义的效率后来居上，抢到了中国人的前面。
2.传统文化的稳固性
日本文化具有极强的“传统保护”意识，即在大口品味外来文化的同时，许多传统文化会被完好地保存下来。今天的日本人在享受政治、经济等各类现代化方式的同时，极其自然地保留着传统的“日本方式”。二战后，日本在包括民主政治制度、自由经济原则、教育体制等诸多方面，几乎照搬了“美国方式”，但是却完好地保留了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工资制和企业内部工会制度。正是这被称为日本企业三种神器的温情主义原则，成就了战后日本经济的奇迹（虽然有学者认为这三种神器即将成为历史，但至今为止仍然是日本大企业的主要模式）。再有，日本社会保留了与美国个人主义相反的“同心圆结构”（亦称为“洋葱结构”）的集团主义传统。在这种社会结构中，以距圆心的远近形成层次分明的圆，每一个圆都是一个利益集团。比如小到一个家庭、社区，大到企业集团以至国家。这种以集团为单位的归属意识，既加强了集团内部的凝聚力，又具有对外竞争意识。换言之，正是这种同心圆式的集团主义找到了“和”与竞争共存的合理位置。尤其是日本企业这一层次的集团，成为将劳资及所有员工捆绑在一起的命运共同体，从而避免了因极度竞争而使个人陷于精神孤独的社会悲剧。而以国家为圆的综合商社的情报共享体制，更是日本对外竞争过程中的杀手锏。笔者以为，尽管欧美人把这种牺牲个人主义为前提的集团主义体制定位为前近代的封建主义残余，但不能否认，这种以集团内部温情主义和资源共享为基础的对外竞争意识，确实是战后日本成功的一大法宝，同时也为全世界所面临的“竞争地狱”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中同样保留着大量传统文化，诸如：现代人颇觉夸张的深躬大礼、日本各地数不清的喜庆化了的民间传统祭祀活动（成群的日本人身着和服，载歌载舞）、茶道、花道、剑道等等，可以说是俯拾皆是、随处可见。
3.多元文化的并存性
如前所述，日本人较少对外来文化的排异性，他们可以极其自然地同时接纳世界上各种不同的文化。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大多数日本人崇尚传统神道的同时，可以毫无避讳地敬仰佛教和基督教。婴儿出生后首先要去神社祈福，而婚礼一般在教堂举行，丧事则由寺院承当，这已经成为普通日本人的习惯。笔者还曾在日本人家里，看到同时供奉着神龛、观音和圣母玛利亚的奇景。在今天世界上宗教冲突不断升级的形势下，日本人坦然接纳复数宗教的做法，似乎应该给人类带来某种启示。再如饮食，和食、中华料理和韩国料理自不必说，法国、英国、意大利、阿兰陀（荷兰）、南蛮（葡萄牙）、土耳其、印度等各种风格的餐馆共聚日本。日本人身着笔挺的西装，行九十度深躬大礼的场面，更是淋漓尽致地勾画出其文化的混杂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日本文化恰似网罗了人类不同文化的世界村。日本学者加藤周一把日本文化定性为“杂种文化”，可谓的中要害。
通观日本文化的上述一般特性，笔者以为，用“杂交优势”解读日本文化，是最恰当不过了。这种“杂交优势”，可以不断地摄取世界强势文化的养分，融入自身传统文化的体内，从而防止了自身文化的退化。正如加藤周一所说：“知识人越是意识到文化问题，就越是倾向于考虑如何攻击日本文化的杂种性，并使其纯化。如果对明治以来的杂种文化运动的历史再进一言的话，来自知识人对这样的文化杂种性的反应，不外是纯化运动的历史。如果拘泥于此，必然是失败的历史。”[21]这个论断已经被历史证明，正是由于战时日本视欧美人为鬼畜，全面否定西方近代文化，最终落得险些亡国灭种的惨败。
4.日本文化的自卑与自傲
正如上述，日本文化并非神话，它也给世人留下了惨痛和深刻的教训。近代以来日本文化的发展脉络警示人们，一旦偏离上述一般特性，就会出现文化失控的危险。与前述近代以来日本起伏跌宕的曲线发展过程相对应，日本人自卑情结和自傲心理也在交替登场。可以说，明治维新的成果源于日本人的文化自卑情结，而1945年的战败则是对日本人傲视外域文化的自傲心理的惩罚。正是这种文化自傲心理，酿成了“大东亚共荣圈”“八纮一宇”等呓语，即幻想由“万世一系”的天皇来统治世界。而战后被占领时期文化自卑情结的重新登场，是日本再一次吸收外来文化，并达成经济高速发展的源泉。在这个过程中，丰田、日产令通用、福特、克莱斯勒等老牌公司叫苦不迭；尼康、佳能、奥林帕斯使德国蔡司相形见绌；索尼、松下给菲利浦以沉重的打击；精工、西铁成更使瑞士人险些丢掉生计。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失去了学习的目标，似乎也相信了欧美人所说的“日本神话”。于是乎，自傲心理又一次膨胀，在计算机领域与美国人摆开阵势，试图让世界接受日本制式，结果一败涂地，丢掉了世界范围内的个人计算机市场。日本人的文化优越感使日本丧失了许多积极向上的文化意识，在经济上也出现了长期低迷状态，以至于有学者认为，日本的经济低迷也可以看作是日本的文化战败。这当然不能说是日本经济低迷的直接原因，但它无疑给了日本人当头一棒。然而，这一次日本人的反应能力似乎丧失了历史上对外来文化的灵敏度，经济的失败非但没能引起日本人的文化反省，反而出现极端的民族主义，甚至极右势力逐渐膨胀的苗头。这实在是日本文化史上的一次遗憾。
大江健三郎说过：“日本现代化的方向是学习西方、模仿西方，然而，我们的国家位于亚洲，拥有根深蒂固的本土文化。不明确的定位使日本成为亚洲侵略者，从而导致其被其他亚洲国家孤立，这种孤立不仅是政治上的，也是社会和文化上的。”[22]
那么今后的日本文化发展何去何从？笔者以为，前述日本文化的一般特性已经成为相对稳定的长久趋势，日本文化的纯化和纯粹西化都是不可能的。关键在于今后日本如何整合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以找到自己在国际社会中的位置。对此，人们正在拭目以待。笔者想说的是：就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而言，妄自菲薄的自卑情结自不可取，理性的谦虚态度也是不可或缺，与此相对应，理性的文化自尊是进步的动力，而感情的盲目自傲则是致命的病源。这也正是近代以来的“日本故事”给人类带来的启示。[23]
（本章第一节原载《日本研究》1998年第1期；第二节原载《南开日本研究·2016》，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三节原载《国际先驱导报》2003年8月8日—8月14日，第4版）
【注释】
[1] 有关文化社会学的概念，可参阅司马云杰：《文化社会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一章中有关论述。
[2] 青木保：《日本文化论的变容》，中央公论社1990年，第150页。本文对该书多有参考。
[3] 川岛武宜：《日本社会的家族式构成》，岩波书店1983年（初版1948年），第15页。
[4] 参阅大冢久雄：《近代资本主义的特质》，历史学研究会编：《日本社会史的研究》，岩波书店1947年。
[5] 《思想》1955年6月号。
[6] 《中央公论》1957年2月号。
[7] 加藤也注意到了中国文化在历史上对日本产生的影响，但他认为，近代以来日本主要是受西方文化的影响。
[8] 参阅贝拉著、崛一郎等译：《日本近代与宗教伦理》，未来社1962年（原书于1956年出版）。
[9] 正村公宏：《图说战后史》，筑摩书房1988年，第234页。
[10] 《中央公论》1964年5月号。
[11] 比如一位东京大学的教授，教授是他的资格，而东京大学是他所属的“场”，即场所。
[12] 参阅阿贝格林（J.Abeglen）著、占部都美监译：《日本的经营》，钻石社1958年；莱文（S.B. Levine）：《日本的劳资关系》，钻石社1959年等。
[13] 参阅尾高邦雄：《日本的经营》，中央公论社1965年。
[14] 村上泰亮等：《作为文明的家社会》，中央公论社1979年，第12-13页。
[15] 高尾邦雄：《日本式经营——神话与现实》，中央公论社1984年，前言。
[16] 参阅钟叔河：《从东方到西方》，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
[17] 崔世广：《中国的日本文化研究30年综述》，李薇主编：《当代中国的日本研究（1981—201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
[18] 周颂伦：《评〈日本现代化历程研究丛书〉》，《世界历史》2012年第3期。
[19] 韩著序言。韩东育还有诸多近世思想史论著，刘岳兵：《“中国式”日本研究的实像与虚像·中国日本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文中有韩东育专论。
[20] 武安隆：《文化的抉择与发展——日本吸收外来文化史说》，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6页。
[21] 加藤周一：《日本文化的杂种性》，《思想》1955年6月号。
[22] 约翰·内森著、周小进译：《无约束的日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封面勒口。
[23] 这里补充了《国际先驱导报》因篇幅所限而删减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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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空海《文镜秘府论》与中日文化交流
- 16. 日本的苏联及中东政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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