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 鹿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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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廷璆 等
选自《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
绪 论
绪 论
一、文化、文明、文化史
进入正题之前，有必要预先确认本书中文化、文明、文化史的含义。
在学术界围绕文化概念界定的争论甚是激烈、复杂，记得有学者说过，文化概念不说还明白，一说准糊涂。在以文化和文化史为题的著述中，对文化的定义和书中所述内容也是各弹各调。笔者并不想为这些已经积存了数不清的定义再添繁乱，只是在对文化概念稍加厘定的同时，按照逻辑逐步框定本书所要述说的内容。
要讲清什么是文化，就必须分清文化与文明的区别，这是因为学者们往往将文化与文明相互混用，使得本来就歧义纷繁的这两个概念相互缠绕在一起。在被公认为文化学诞生标志的爱德华·泰勒（1832—1917）的《原始文化》（1871年出版）一书中，就已然留下这桩公案。该书开卷即云：“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1]这里对文化与文明是作为同义词使用的，这一模糊的提法，被自觉和不自觉地保留到当代。比如《世界文明大系》丛书总序写道：“在本书中我们基本上采取目前国际上比较通行的看法，即把‘文明’理解为广泛意义上的‘文化’，更具体地说，是指占有一定空间的（即地域性的）社会历史组合体，包括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两方面，即人们有目的的活动方式及其成果的总和。”[2]这段话有两层含义：其一，文明等于广泛意义上的文化；其二，文明是某一区域社会的人们创造过程和创造结果的一切。那么，这两层含义是否指广义文化的概念，如果是，我们只能理解为：文明等于广义文化。
那么，这两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真的完全一致、没有区别吗？如果说是，那么为什么要用两个符号去标示同一事物呢？如果认为否，那么何为文化，何为文明？
有学者指出：“文化是人类社会对于愚昧的否定过程，文明是人类社会对于野蛮的否定过程。”[3]笔者以为，这是区别文化与文明的一条关键性线索。
在古希腊人的理解中，“文化概念更多的涵义还是偏重于对科学、知识、哲学、教育等一些具有思辨意义的理解”。罗马著名演说家西塞罗承袭希腊人的说法，在文化问题上提出了“智慧文化”“智慧耕耘”“灵性培育”等概念[4]。可见，文化一词被逐渐引申到精神领域，带有教化、陶冶心灵、智慧、情操、社会风尚等含义。其实这个意义上的文化表述在中国起源更早，《周易》中就有“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说法，也就是中国历史上经常看到的“以文教化”“文治教化”。近代日本学者就是借助古汉语中的这个说法，将英文中的culture译作“文化”，也就是对“文治教化”的简化表述，我们今天使用的文化一词就是由留日学生从日本引入中国的。从文化的精神层面来说，这个译语是比较合理的。可见，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文化都是与缺乏教化的愚昧（无知、迷信等）相对应的概念。
文明最通俗的用法，是与未开化的人类蛮荒时代相对，指阶级社会以来至今为止的人类社会发展史，其中包括时间上的不同阶段，诸如原始文明、奴隶制文明、封建文明、资本主义文明、社会主义文明等等；从空间地域角度讲，可有古埃及文明、印度文明、中华文明、巴比伦文明、希腊—罗马文明等等。18、19世纪以后“文明”的概念被广泛使用，尤其是在人类学家们那里，把同时代处于未开化状态的原始人群视为“野蛮”，也就是说，文明一词是与野蛮相对应的概念。
从上述可知，文化的反义词是愚昧，文明的反义词是野蛮，从逻辑上讲，由于愚昧与野蛮并非同义词，因而文化与文明也不应该是同义语。
文化与文明还有更本质的区别。首先，“文明与文化可以按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来加以区分，前者是物质进步的产物，后者则与精神领域的遗产相联系。这一说法可以追溯到近代德国学者，尤其是康德那里，他们把人类在物质和技术上的进步称为文明，而把人类在道德精神方面的进步称为文化”。[5]钱穆说得更加精练：“文明偏在外，属物质方面。文化偏在内，属精神方面。”[6]其次，“文明是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或者说文明是文化的一个较高的发展阶段”。[7]汤因比就说过：“在中美洲与安第斯世界，文化的生长已达到文明的水准。”[8]
上述有关文化与文明的议论，更清楚地明确了文化与文明的两个区别。其一，文化是精神的，文明是物质的。其二，文化在先，文明在后。显然，文明不能包含文化，反之，文化也不能包含文明。文明与文化都有自己的属性，是不能相互替换的概念。
按照上述逻辑，笔者把两者的区别简单化，以便更准确、更清楚地使用这两个概念，也就是说让这两个概念更具有可操作性。简而言之，人类的创造过程（包括人类的思维和活动过程）属于文化，而创造的结果，或者说通过人类的创造而被物化、固化的物质成果称为文明（包括一些成文的制度）。换言之，文化是文明的源泉，文明是文化的结果。
比如故宫紫禁城，作为被物化、固化的宫殿建筑群属于文明，而故宫的设计理念（诸如风水之说，阴阳五行之辩，前朝后市、左祖右社之布局等）和修建过程（如工匠的各种工艺）则是中国精神的综合体现，属于文化。在这个区分中，文明和文化是紧密相连的，但是另一方面，它们的区别又是很明确的。再比如，法国启蒙学家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和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属于文化的层面，而后来据此建立的三权分立的国家政治制度，则属于文明的层面。其实中国近代史上的“中体西用”和幕末日本人提出的“和魂洋才”中的“体和魂”与“用和才”的关系，就是文化与文明的关系。
上述区分似过于简单，但却非常明确而实用，至少适用于本书所谈论的具体内容。廓清了文化与文明的概念，再回答何谓文化史的问题就无需多费笔墨了。简而言之，文化史是指文化发展轨迹的历史过程，即文化史既是文化，又是历史。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多年来学界在宏观考察历史时，对文化因素缺少应有的重视，因而限制了考察者的视野。而随着20世纪80年代国内文化学研究的兴起，逐渐拓宽了史学家们的眼界，但同时也必须认清文化学研究往往偏重于抽象的理论而脱离具体的历史背景。笔者试图取二者之优势，补二者之缺陷。钱穆先生曾强调：“历史与文化就是一个民族精神的表现。所以没有历史，没有文化，也不可能有民族之成立与存在。如是我们可以说，研究历史，就是研究此历史背后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精神。”[9]这段议论同样可以适用于研究日本文化史，当然这种精神不都是正面的。
文化史研究不可能脱离与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专门史的联系，否则也不能完整理解文化的意义。但是文化史又不仅仅是各专门史的叠加，它又应该独立于其他专门史，那么怎么处理这种关系？有学者指出：“文化史并不是贬低历史学正在做的工作，相反，是要增加一个理解过去的向度。”[10]这正是本书的目标之一。为避免写成与通史类似的“大文化史”，本书的内容将力求限定在精神活动的层面。具体而言，包括思想言论、教育道德、人文学术、宗教信仰、报刊媒体、社会生活等内容。鉴于文化与文明难以一刀两断，本书为潜入日本文化史的深层，将有限度地涉及作为社会历史背景的文明的层面。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做文化史的研究，历来有两种路数，即文化学视角的文化史研究和历史学视角的文化史研究。前者可以看作是“文化学的历史研究”，后者则是“史学的文化研究”。它们的区别是：前者试图从文化史中抽象出文化模式或某种文化学理论；后者更重视从史学的角度说明文化发展的脉络以及对整个历史发展进程所产生的影响。当然，近些年来有两者逐渐趋同的态势，但是似乎还没有得到完美的综合。笔者更不敢有这种野心，而是踏下心来力争做好“史学的文化研究”，为宏观的历史研究提供更深层次，甚而具有历史哲学意义上的解释。
二、时代界定与研究路径
关于论题所涉历史时期的界定。在日本史研究领域一般把从明治政府建立的1868年（或者美国舰队来日本叩关的1853年）到日本战败为止的1945年称为近代史。但是，为更完整认知近代日本，本书收入了有关江户时代（1603—1868）[11]的论题。其实，从世界史的分期而言，江户时代已经可以被视为近代史了。不过，由于江户时代又被习称为“近世史”[12]，因而需要稍作解释。按照传统世界通史的时代划分方法，大致分为上古史、中世纪史和近现代史。但是，在马克思主义史学曾经十分发达的日本史学界，却在中世纪和近代之间，加入了一段近世史。显然，近世阶段既非中世也非近代。有日本学者认为“假如将日本的近世概念直译成英文的话，就是modern age，与近代没有区别”，但事实上“是在近代前夕的意义上使用近世概念的”。[13]这种说法似乎有些暧昧，其实这也正说明学者们对近世史评价的纠结，但毋庸置疑的是，近世日本确实与一般认为黑暗的西洋中世纪大相径庭。从文化史角度看，更难把近世与近代一刀两断，明治政府可以用一纸法令废除江户时代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遗制，但无法一夜之间销毁江户时代的文化传统，甚至还要继承弘扬这些传统。
无论从传统文化看，还是从吸收外来文化的角度考察，江户时代都是一个承上启下的关键时代。为全面了解日本近代文化，不可不知其传统，在今天人们谈及日本传统文化的时候，自然不能缺少日本文化“烂熟期”的江户时期的文化。很难想像一部日本文化史可以不谈歌舞伎、浮世绘等传统艺术，也很难想象可以无视儒家思想和神道的影响。因为这些已经被看作日本文化象征的符号群，而这个“文化群”大多是江户时代的产物，或者是在江户时代发生变异或定型的。日本文化自形成之初就始终靠吸吮大陆文化的乳汁不断成长，而到江户时代又打开了摄取西洋文化的窗口，为明治时代敞开大门全方位引进西洋文化作了充分的准备。缺少了江户文化这段至关重要的历史链条，明治文化就会显得很唐突。事实上，江户文化的影响至今犹存，并暗示着日本文化的发展趋向。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不了解江户文化，就不可能更深刻地理解明治以后的文化。
接下来，对本书的写作思路稍作交代。近代以前的日本文化一直被定位为中国文化周边的“子文化”，甚至被认为是中国文化的克隆。因而近代日本的发展，令人迷惑不解，以至于人们惊叹历史的阴错阳差有些离谱。然而，在欧美以外的国家中，日本率先走上现代化道路，历史的事实千真万确不容置疑，以至于西方人认为近代日本是非西方国家的“楷模”。这种世界历史中不多见的文化跳跃现象，不仅使西方人惊异不已，也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思考。自近代以来不同国家的学者出于各自的目的，对日本进行了不同层面的研究。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成为世界范围内的不同人群广泛研究的对象，国际“日本学”研究分外夺目。研究者的目的不尽相同，观点更是五花八门，见仁见智，令人眼花缭乱。当然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是诸多日本文化之谜至今并没有真正解开。甚至学者们又为本来就令人费解的日本文化披上了新的层层面纱，以至于其愈发迷离。
20世纪80年代开始，国人在演绎日本文化的时候，褒扬之声不绝于耳，而在进入21世纪后中日关系的冰冻期，又走向另一个极端。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不只有阳光和诗意，还会有诸多阴霾和磨难。日本近世，尤其是近代文化史也不能例外，它既有令人羡慕的融汇外来文化的神奇能力，又有将传统文化扭曲为蔑视人类生存权的杀戮行为。因而，上述正相对立的日本文化观皆有历史根据，实属正常现象。但是，如果根据主观好恶片面取舍而生成日本文化观，将难以客观全面地解读日本文化。笔者赞同《菊与刀》作者的态度，首先将日本文化作为研究对象，而不是当作文化样板或者批判的对象。中日两国有史以来的恩怨情仇跌宕悬殊，使得中国人太想了解真实的日本，也正因如此，我们必须摆正感情与理性的位置。
文化边际之广阔令研究者望而生畏，然而要描述一定空间范围内的整体文化史，又必须脚踏实地尽量对诸多散碎的文化现象进行全面综合的审视，因为同时代的不同文化现象会诱发不同的观感，甚至南辕北辙、大相径庭。这就要求研究者，首先要心平气和地讲述有血有肉的历史文化“故事”，其次才有资格对日本文化史进行宏观的审视，并判断其得失利弊、总结其经验教训。为此，本书试图通过尽量广阔的视野和笔者以为不同时期相对重要的论题，对日本近世与近代文化做一次多领域的探查。其间既有笔者对诸多相对微观具体现象的分析，也有与宏观关联的深层思考，因为“过去不确定又不连续的事实只有交织成为故事时才能被理解”[14]。这就对本书提出了兼顾“文化叙事”和“文化主题”的要求，这样或许会有助于解开潜藏在诸多细碎文化表象深处的“文化密码”。如果能探查到这些密码，那么无论日本文化怎样魔幻般的复杂，我们都不会眼花缭乱。总之，本书的既定目标是：既能使读者了解日本近世与近代文化之间的发展脉络，又不能流于泛泛；既要体现作者的个性观点，又要观照相关领域研究的通说，而不至于因过于主观而至偏颇。
本书在吸收国内外诸多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史实为依据，使用通俗易懂的学术话语，力求对诸多重大文化现象进行客观公允的解读，进而提出作者的判断和见解。对日本近世、近代文化的单线式褒扬或贬斥都会将读者引入歧途，本书的态度是：以是为是、以非为非，对诸多文化现象进行分析和定位。我们不仅要提取日本文化中的精华，还要甄别出其中的毒素，追究其给世人带来的惨痛教训，并试图以此来反省迄今为止将近代以来的日本视为非西方国家现代化样板的固化思维模式。
面对国际日本学研究中目不暇接的日本文化论，本书力求以中国学人的理性，穿越日本文化的迷雾，寻找日本文化演化的各种路径，或可建立中国人研究日本文化史的认知体系。至于议论是否客观公正，敬请读者评判。[15]
【注释】
[1] 爱德华·泰勒著、连树声译：《原始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页。
[2] 叶谓渠主编：《日本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总序。
[3] 刘家和：《略说文化》，载《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二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
[4] 参阅邵汉明主编：《中国文化研究二十年》，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14页。
[5] 张广智、张广勇：《史学，文化中的文化——文化视野中的西方史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9页。
[6]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商务印书馆2002年，弁言。
[7] 张广智、张广勇：《史学，文化中的文化——文化视野中的西方史学》，第9页。
[8] 汤因比著、徐波等译：《人类与大地母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68页。
[9] 钱穆：《中国历史精神》，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6年，第7页。
[10] 菲利克斯·吉尔伯特著、白华山译：《雅各布·布克哈特的学生时代：通往文化史之路》，载陈恒、耿相新主编：《新史学第四辑·新文化史》，大象出版社2005年，第201页。
[11] 另如“南蛮文化”等少数论题，还会追溯到16世纪中期。
[12] 近世一般是指江户时代，亦指从江户幕府原型形成的织丰政权（1573—1603）时期至明治维新为止约三个世纪。参阅高柳光寿、竹内理三编：《日本史词典》角川第二版，角川书店1989年。
[13] 尾藤正英：《何谓江户时代》，岩波书店1997年，第6页。
[14] 克伦·哈图恩著、吴子苾译：《文化史与叙事性的挑战》，载陈恒、耿相新主编：《新史学第四辑·新文化史》，大象出版社2005年，第29页。
[15] 绪论是在拙著《日本近现代文化史》（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绪论基础上，增删、修改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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