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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正德谟克拉西”与民本主义
- 二“大正德谟克拉西”与民本主义
- 📚 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全套 18 卷）

作者：吴廷璆等

二“大正德谟克拉西”与民本主义

一般认为，日本大正时期只是明治和昭和两大历史时期的承上启下的中间过渡期，实际上，从政治史的角度看，大正时期是一个社会激烈动荡、价值观多元化、多种政治思潮竞存、重新探索国家发展方向的重要历史时期。

“大正德谟克拉西”^[1]是指大正时期在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所表现出来的民主自由思潮，始于第一次护宪运动（1912—1913），止于第二次护宪运动（1924—1925）。^[2]其内容是要求实现资产阶级立宪民主政治，反对专制主义统治和扩军备战的军国主义统治。具体内容十分广泛，主要包括普选、护宪运动，以民本主义思潮为主流的启蒙运动，以及工农、青年、学生、妇女等的社会运动。作为时代的潮流，“大正德谟克拉西”不仅在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甚至波及到教育和文学方面。

“大正德谟克拉西”是继自由民权运动之后，日本近代史上第二次民主高潮。“大正德谟克拉西”是《明治宪法》颁布后日本人民与和平民主势力在新形势下斗争、积累的结果。推动这一运动的动力是工农群众，领导这个运动的骨干及其所反映的阶级利益则主要是甲午战后获得发展、而又受到特权资本及专制统治某种压抑的日本中小资产阶级等中间势力及其知识分子。

如果说明治初期“文明开化”思潮是推动日本现代化的精神动力，那么，“民本主义”思潮作为“大正德谟克拉西”的灵魂，则进一步推动了日本的现代化进程。当然，昭和以后的“皇室中心主义”和“极端国家主义”思潮的兴起，又使“民本主义”思潮黯然失色，并将日本引向法西斯道路，中断了民主化进程。

本章仅就“大正德谟克拉西”的主要内容及运动形态从以下几个方面作一扼要的梳理和论述。

（一）“德谟克拉西”释义

“德谟克拉西”的日文译法，通常都译作“民主主义”。但是，经过明治以来启蒙思想的普及和自由民权运动，“德谟克拉西”一词出现多种译法，同时被赋予了各种各样的解释。在大正时期，对“德谟克拉西”一词仍有多种译法。

在考察大正时期对“德谟克拉西”种种释义之前，先让我们看一看欧美各国对“德谟克拉西”的解释。追根朔源，“德谟克拉西”最早来源于希腊语的demokratia，是希腊语的demos（人民）和kratia（权力）相结合而成，意即“人民的权力”。^[3]它是与权力属于个人的君主政治以及权力属于少数人的贵族政治相区别的。希腊时代的“德谟克拉西”没有什么政治上的特殊含义，只是一种统治形态。也就是说，“德谟克拉西”就是多数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采取的一种不错的统治形态。

但是，近代“德谟克拉西”思想的成立，应该追朔到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末英美法等国接连发生的市民革命时期，因为这一时期，近代市民阶级打倒了绝对专制君主，建立了近代国家。近代德谟克拉西思想支撑了这一市民革命，代表了相对于帝王神权说的基本人权思想和三权分立的主张。在这一过程中，“德谟克拉西”一词的含义，便由单纯的统治形态演绎为一种卓越的政治原理。

近代“德谟克拉西”的含义和内容，在1776年的美国《独立宣言》以及1789年法国革命中的《人权宣言》中都有所体现。美国《独立宣言》指出“人人生而平等，天赋人权不可侵犯”。法国《人权宣言》第一条规定“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第16条规定“凡权利无保障和分权未确立的社会，就不能说拥有宪法”。^[4]

因此可以说，“德谟克拉西”在近代，成为资产阶级主张“尊重人权”和“自由、平等、博爱”，号召从贵族压迫中求解放的标语口号，19世纪以后，则成为无产阶级主张从资产阶级的压迫中求解放的标语口号。而且，在19世纪后期，“德谟克拉西”不仅是政治上的“德谟克拉西”，甚至在经济上、产业上、教育上和精神上等社会所有方面都主张要实行“德谟克拉西”。

近代这一“德谟克拉西”思想，不可能不影响日本的政治过程。从明治到大正逐渐形成的“德谟克拉西”，正如“大正德谟克拉西”代表人物之一丸山侃堂所说：“其底流思想与世界思潮是相通的。”^[5]因此也可以说，近代“德谟克拉西”思想是当时第一次护宪运动的思想背景。

在大正时期，国际上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出现了俄国革命；日本国内发生了“米骚动”，出现了普选运动的高潮，兴起以打破官僚势力为宗旨的护宪运动和政党政治，同时也出现了社会主义思潮以及无政府主义，是一个国内外激烈动荡的时代。

处在这样一个时代，在《明治宪法》所规定的君主国体天皇主权之下，首先弄清源自西方的“德谟克拉西”的含义是有必要的。但是，明治后期以来，尤其在大正时期，对“德谟克拉西”的翻译和释义可以说花样百出，除明治时期以来最常用的“民主主义”之外，还有民本主义、平民主义、众民主义、民众主义、民政主义、主民主义、合众主义、民重主义、民治主义、人本主义、民生主义、土民生活等。其中民本主义最为常见。

（二）普选、护宪运动

日俄战争以后，日本开始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与其他帝国主义相比，日本是一个既具军事性、又具封建性的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

随着日本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军部的地位进一步提高。在政治领域，军队占有特殊的地位，军事部门自成体系，直属天皇；军队的有关作战、军令事项，行政部门不得干涉；陆、海军大臣必须由现役军官充任并有“帷幄上奏”权，还可以操纵内阁，左右国政。因此，日本的国家机器必然在军部的把持下对人民实行军国主义的统治。

一方面，日本政府通过各种途径对国民进行所谓“爱国主义”教育，用武士道精神“武装”国民的头脑；另一方面，用暴力手段对人民实行法西斯统治。对内从政治上和思想上压制民众的觉醒，对外镇压殖民地的民族运动，朝着强化反动体制的方向越走越远。

与此同时，和藩阀官僚、特权资产阶级及军部对立的中间势力也在成长。日俄战争后日本政府推行的以增税和扩军为中心的财政经济政策，迎合了特权资产阶级的利益，但违背了一般资产阶级和中间阶层的利益。对此，非特权资产阶级与中间阶层开始提出自己的要求加以抵抗。

明治末期，日本小资产阶级自由民主分子建立了普选联合会，提出《普选请愿书》。代表地方非财阀资本利益的“商业会议所联合会”曾领导过全国性的反对增税运动。随后出现了反对纺织品消费税运动和反对营业税运动。这些运动都反映了非特权资产阶级的经济要求。

资产阶级为了达到发展经济的目的，在政治上亟需实现普选，知识分子和市民也有如此要求。1910年以商业会议所为基础选出的议员，和三菱系统的宪政本党联合成立立宪国民党，掀起了反政府运动。与此同时，国会议员连续3年向众议院提出《男子选举法》，这一议案也集中反映了非特权资产阶级和城市中间阶层，即知识分子以及普通市民参加选举的政治要求。该议案受到政党内新生政治势力议员的支持，并在众议院获得通过。但众议院通过的这一“普选法”在贵族院被否决。这说明在政党内，与藩阀官僚和垄断资产阶级相勾结的一派与代表非特权资产阶级以及中间阶层的新生政治势力之间存在着尖锐对立。

第三届桂太郎内阁的成立，成为大规模“护宪运动”的契机。早在桂内阁成立之前，政友、国民两党的中坚、少壮派议员和新闻记者就成立了以“打破阀族，拥护宪政”为目的的宪政拥护会。此后，“打破阀族，拥护宪政”的运动迅速向全国扩展开来，形成了空前的政治风潮。

在这种形势下，桂太郎企图组织自己的政党以维持政权。他依靠三菱财阀的援助，收买一部分国民党成员，成立了一个由90余人组成的立宪同志会。在1913年2月的国会上，政友会、国民党两个政党连续两次联合提出了内阁不信任案。桂太郎试图解散众议院，舆论哗然，数万群众包围国会。愤怒的群众与警察、宪兵发生冲突，袭击官方报馆26家，放火烧毁警察派出所48处，破坏38处，形成了大规模的政治暴动，并波及到大阪、神户、广岛等地。^[6]在任仅53天的第三届桂内阁被迫宣布总辞职。这就是第一次护宪运动。

表1.1 第一次拥护宪政运动年表^[7]

第一次护宪运动是“大正德谟克拉西”运动初期，人民群众第一次提出既定政治目标而行动，并最终打倒内阁的最重大历史事件，在日本政治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

这次运动提出了“打破藩阀、拥护宪政”的口号，是一次以打倒绝对主义专制政治，建立资产阶级议会政治为目标的民主运动。具体内容虽然只局限于反对军阀专权（废除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反对诏敕政策），即批判无视议会的绝对专制，但是基本上还是属于资产阶级改革。

护宪运动的主体，尤其是参加示威游行的群众，是没有组织的城市下层民众，而不是有组织的工人阶级，所以一般采取比较过激的暴动形态，但也并非肆意而为的无组织行为。新闻杂志等舆论界、政党的院外团体以及基层组织是这次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由进步的新闻工作者和政党的非主流自由主义政治家组成的“宪政拥护会”发挥了一定的统一领导作用。

此后，普选运动从未间断，但其范围只局限在中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自由主义者中间，尚未形成群众运动。“米骚动”之后，普选运动才形成了以工人为首的有广泛群众参加的运动。

1919年2月11日，为纪念宪法颁布30周年，全国学生同盟2000余人在东京举行“普选游行”，3月1日，在日比谷公园召开促进普选国民大会，与会民众达5万余人，1万人到国会议事堂游行，宣告“民本主义是时代的潮流，君民共治必须真正彻底”，出现普选运动的第一次高涨。《东洋经济新报》在《日本最早的大示威运动》的社论中指出“这次一般群众的政治示威”，“在我国政治运动抑或一般社会运动中开辟了一个新纪元”。^[8]

正因为如此，1919年12月12日，在东京召开了全国普选大会，会议口号是“获得选举权是社会改造的第一步”。翌年1月31日，以普选期成同盟会为首的42团体成立了“全国普选期成联合会”。2月10日，全国劳动者团体联盟主持召开普选演讲会，11日，普选期成同盟会主持的普选促进大会和普选期成治警废除关东劳动同盟主持召开争取参政权民政大会，约3万多人参加了示威游行。新妇女协会也提出了妇女参政权要求。

在这种形势下召开的议会，把普选问题列为最重要的议事日程。在野的宪政会、国民党、新政会以及无所属团体“普选实行会”，都分别提交了选举法修正案。这也是大正时期第一个普选法案。

修正案要求废除纳税资格规定，但是，执政的政友会反对这一普选修正案。因为政友会的地盘是农村的自耕农，而这些自耕农的大部分人符合上届议会通过的“纳税3日元以上者”的条件，如果废除了这一纳税资格规定，新增加的选民大都是作为宪政会基础的城市市民，这显然是对政友会不利而对宪政会有利。首相原敬出于对本党利益的考虑，也反对这一方案，并以此为借口解散议会。在1920年5月举行的大选中，政友会以279议席的绝对多数获胜。

1921年11月4日，原敬首相遇刺身亡，日本政党政治夭折。加藤友三郎组阁伊始，新闻记者便与在野党联合，召开拥护宪政大会，要求实行普选的呼声日益高涨，在各地出现了普选团体，继续向议会提出普选法案。加藤内阁被迫设置普选调查会，开始作实施普选的准备。

1923年8月，加藤内阁总辞职。藩阀、海军大将山本权兵卫组阁。山本内阁趁关东大地震之机，一方面公布了《维持治安惩罚条例》，推行进一步强化镇压体制的治安立法，一方面采取一些诸如实行普选、允许日本工会组织向国际劳工会议派代表等改良政策，其目的是防止阶级斗争激化、孤立社会主义、调和藩阀官僚与政党的对立，谋求建立新的统治体制。

在这种形势下，发生了以实施普选、建立政党内阁为目标的第二次护宪运动。1924年1月2日，即天皇指令清浦组阁的那一天，东京、大阪的15家报社代表集会，宣告“我们希望组织立即实行普选的内阁”。^[9]随后，1月18日，政友会的高桥是清、宪政会的加藤高明和革新俱乐部的犬养毅这三个政党领袖举行会谈，成立了护宪三派联合阵线。20日，三派协议会制定行动纲领：“确立政党内阁”“否认清浦内阁”“制止特权势力的专横”“采取统一行动”等。他们在东京、大阪等大城市召开了拥护宪政国民大会，提出“实施普选”“建立政党内阁”“改革贵族院和枢密院”等口号。

护宪三派联合后，1924年1月末议会解散，展开了长达三个多月的选举战。选举战开始以后，各政党之间互相攻击的态势愈演愈烈。宪政会于2月2日就解散议会问题发表声明，指出“贵族院内阁违反宪法精神”，“将会引起可怕的阶级斗争”。清浦首相在2月12日召开的地方官会议上说，政友会、宪政会和革新俱乐部形成的护宪三派的言行，是“煽动阶级斗争，滋生社会纠纷”。^[10]

对大多数选民来说，是希望实行政党内阁与普选。护宪三派的候选人采取“联合作战”的方式，与政府派和政友本党形成针锋相对的态势，结果大获全胜。5月10日，宪政会由解散时的103席激增至151席，成为第二大党，政友会100席，革新俱乐部30席。护宪三派在第15届众议院选举中获得了464个议席中的282个议席，占据了议会的多数席位，而支持清浦内阁的政友本党只占116席。^[11]失败了的清浦内阁6月7日总辞职，为护宪三派成立政党内阁铺平了道路。

在这一新形势下，元老西园寺公望把议会中的第一大党宪政会总裁加藤高明作为下届内阁首相推荐给天皇。6月9日，第一大党宪政会总裁加藤高明受命组阁。11日，加藤首相成立了由护宪三派组成的护宪内阁。

护宪三派内阁成立之前的打倒清浦内阁的运动，就是第二次护宪运动。与第一次护宪运动相比，这次运动有如下几个特点：第一，运动的要求进一步提高。第一次仅仅主张改革文官任用令和军部大臣武官制，而这次运动明确提出了建立政党内阁、实行普选、改革贵族院的要求。作为民主运动，这无疑是前进了一大步，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第二，运动领导者也有所变化。第一次运动是由自由主义记者和政党人士组成的宪政拥护会掌握领导权，带有一定的民众自发性；这次则完全由护宪三派掌握领导权；第三，运动的形式发生了变化。第一次运动时，群众包围议会，甚至实行暴动，迫使内阁辞职。而在这次运动中，护宪三派尽量抑制群众运动，甚至避开议会内斗争。结果群众没有单独提出要求，完全被护宪三派所控制和利用。由于缺乏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使第二次护宪运动必然带有较大的局限性。但是，第二次护宪运动的成效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主要体现在从此日本出现了日本式政党内阁，这是日本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政党内阁。

（三）启蒙运动

大正时期的政治思潮异常活跃，其内容大体可分为六类：国家主义和皇室中心主义思潮、民本主义思潮、极端国家主义思潮、无政府主义思潮、理想主义思潮、社会主义及马克思主义思潮。

（1）社会主义及马克思主义思潮

1906年1月初，桂太郎军阀内阁辞职，第一届西园寺内阁标榜“自由主义”，允许政党结社自由。在这种策略影响下，早期社会主义者中合法主义幻想滋长。西川光次郎、堺利彦等分别组织“日本平民党”和“日本社会党”。不久，两者合并为“日本社会党”，1907年1月创办《平民新闻》（日刊）。当时，日本社会党正式成员虽只有200余人，但“社会主义者”全国约有25000人。1906年3月，日本社会党在东京领导了反对电车费涨价的群众运动。此后社会党威望大大提高，几个月内党员增加10倍，各地成立了15个支部。1907年2月的足尾铜矿大罢工在社会党内部引起“策略论争”。一派坚持合法主义，另一派以幸德秋水为代表，受无政府主义影响，主张“直接行动”（总罢工、暴动等）。

工人运动和早期社会主义运动的激化使日本统治者愈加恐惧，西园寺内阁迅速丢掉“自由主义”的假面具。1907年2月22日，日本社会党遭禁。4月14日，《平民新闻》亦勒令停刊，日本政府日益加强了警察统治。

此后，日本政府对社会主义者的迫害逐渐加强。1908年6月22日，东京社会主义者集会欢迎在反对东京电车加价斗争中被捕的山口义三等人出狱。会后，群众高举红旗，唱着革命歌曲走向街头。50多名警察立即冲击群众，抢走红旗，逮捕堺利彦、大杉荣等40人，这就是“赤旗事件”。

事件发生后，军阀势力攻击西园寺内阁软弱。1908年7月，西园寺内阁辞职，桂太郎第二次组阁。1910年5月，日本政府又以捏造的所谓“阴谋暗杀天皇”的“大逆罪”，大肆逮捕幸德秋水等数百名社会主义者。次年1月18日，判处幸德秋水等24人死刑（次日又改判12名死刑、12名无期徒刑），另2名无期徒刑。24日，幸德秋水等就义。这就是“大逆事件”或称“幸德事件”。此事件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美、英、法等国社会主义者及民主主义者都召开了大会，通电抗议，日本政府置之不理，悍然行刑。

幸德秋水是日本早期社会主义的先驱者，少年时代参加自由民权运动，宣传自由民权思想，因翻译出版《共产党宣言》被捕入狱，出狱后流亡美国。出狱后的幸德秋水接受了无政府主义思想。他的思想虽未发展到马克思主义，但对日本统治阶级坚持进行了揭露和斗争，对日本人民革命是有贡献的。

大逆事件以后，白色恐怖笼罩了日本，甚至连《昆虫社会》这本书也因有“社会”二字而被抄没。以残暴著称、专门监视进步人士、镇压日本人民革命运动的“特别高等警察”（“特高”）在“大逆事件”后的第二年（1911年）建立。

大逆事件后比较活跃的社会主义者，是因“赤旗事件”等被判刑而躲过大逆事件之难的堺利彦、山川均、大杉荣和荒畑寒村等。但他们在出狱后，一般对形势都持悲观态度，无所作为。已达不惑之年的堺利彦于1910年9月出狱后，为了得到生活来源，办起了以“代写文章”为业的“卖文社”。卖文社为东京的社会主义者提供了聚会的场所，但他自己却认为：“新的运动已不易掀起，剩下的少数同志莫如仅凭吊过去以谋求感情上的满足。”大杉荣也说：“大逆事件以后，在最黑暗的反动恐怖中，运动已被完全镇压下去，不能不使人感到同盟已经消失或成为枯骨。”^[12]

1911年以后，形势还是有所变化。1912年10月，大杉荣和荒畑寒村创办了文艺思想杂志《近代思想》。随后的1913年至1914年，护宪运动出现高潮。大杉和荒畑从中受到很大鼓舞。1914年，大杉与荒畑决定《近代思想》停刊，改出“工人运动的机关报”月刊《平民新闻》。堺利彦也一方面继续经营卖文社，一方面于1914年1月开始出版作为“卖文之机关刊物”的月刊《丝瓜花》。

新闻界人士站在了运动的前列。早在西园寺内阁末期，《东洋经济新报》《东京经济杂志》等进步经济报刊就展开了“反对增师、批判藩阀”的论坛。桂内阁成立后，除部分官方媒体外，几乎所有的报刊都登载批判藩阀的新闻报道。1913年1月17日，全国同志记者大会在东京召开，并通过了措词激烈的“批判藩阀、拥护宪政”的决议。报刊舆论的大力宣传，使民众得到启蒙，政党受到监督，对运动的组织和动员发挥了重要作用。

（2）民本主义思潮

民本主义思潮是“大正德谟克拉西”的主要指导思想。它是大正时期民主运动的主流思潮，在整个运动中发挥着主导作用。“民本主义”一词的使用始于明治末期。大正初期，茅原华山、井上哲次郎、上杉慎吉和大山郁夫等人，将其作为专门性的政治用语，分别做出了不同的解释。茅原华山认为，“民本主义”是与“贵族主义、官僚主义、军人政治”等对立的政治思想，“民本主义以民为主体，以理与军（理念与军队）为客体。军为民而设，非民服务于军”。^[13]他主张推行自由贸易政策来实现民本主义。可以说，茅原华山是首倡民本主义，并以先行者的姿态活跃于政治舞台的。1913年，井上哲次郎在《东亚之光》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国民思想的矛盾》一文，针对民本主义是否危害宪法及君权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自古以来就有“民为邦本，固本宁邦”之说。他将增进民众的福利、以人民为本的政治精神称作“民本主义”，民本主义可以调和君主主义与民主主义之间的矛盾。由此可见，井上哲次郎在君权与民主的对峙中，将民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对策或调和矛盾的手段。与此相反，上杉慎吉是站在主权论和国家主义的立场来论及民本主义的。他在《民本主义和民主主义》一文中认为，“君主道德的根本意义”就在于民本主义，日本历代天皇都注重民本主义。既然君主之道在于“民本”，所以不必将国家组织的形式以民主形式固定下来。大山郁夫在反对寺内正毅内阁所标榜的“举国一致”论时提倡民本主义。他认为，“真正的举国一致，是从国民利害的迫切意识中产生的，其意识又是通过普及国民的参政权以及使之承担管理国家的共同责任之后才得以形成的”。^[14]其民本主义论的核心内容包括批判寺内正毅内阁的非立宪政策，提倡扩大民众的参政权，主张实现议会政治。上杉慎吉则竭力将民本主义与天皇主权说相融通。

虽然对民本主义的理解有上述多种，但是，赋予民本主义以体现时代精神的解释，并对“民本主义”系统地进行理论阐述的人，却是吉野作造。

“民本主义”这一用语并非自吉野作造始，在此之前，在与贵族主义、官僚主义、军人政治对抗时也经常被人使用。但是，吉野所说的“民本主义”，在与“天皇机关说”相辅相成方面，作为日本型“德谟克拉西”的实践思想，有其特定的含义。^[15]

吉野作造是东京帝国大学教授，大正民主运动的著名理论家，早年留学欧洲。吉野在1914年3月号的《中央公论》发表了《论民众的示威运动》，根据在欧美各国的见闻，评价了民众的势力，论断了在日本实行“民众政治”的可能性。这时正值第三次桂内阁因护宪运动而垮台不久，也是护宪运动因西门子事件^[16]而再度高涨的前夜。

1915年6月，吉野作造在《欧美现状的发达及其现状》一文中，首次将自己的思想概括为“民本主义”。他指出：“我主张近代政治的理想，在于保证最高最理想政治价值之最大限度的实现。因其中最显著的特征在于重视民众的意向，所以我赋予其以民本主义之称谓。”^[17]

1916年1月，吉野在《中央公论》上发表了论文《论宪政之本义及其完成至善至美之途径》，在这篇文章中，吉野集中地论述了“宪政”及作为宪政精神基础的民本主义及议会政治等问题。可以说，这篇论文是大正“德谟克拉西”的经典之作，也是吉野作造的有关民本主义理念之集大成。在这篇文章中，吉野所说的民本主义，就是要重视“法理上的主权在宪法中是属于天皇的”这一日本的特殊性，要通过人民在政治上实现“德谟克拉西”来完成国家主权活动的基本目标。所以，按照吉野的见解，“德谟克拉西”的含义与主权在法理上属于人民的民主主义是一样的，即政策取决于“一般民众的意向”，政治的目的是“为一般民众谋福利”。^[18]此外，他还不断地发表文章，阐述自己对时局的看法。一战后，面对国内激烈的阶级斗争形势，吉野作造对自己的“民本主义”理论体系也做过策略上的调整，使其更加注重实际内容。

吉野在1919年2月号的《中央公论》杂志上，发表了长篇论文《扩大选举权问题》，为普选运动提供了理论，并于4月修订出版了《普选论》一书。学生和工人根据吉野的理论展开了普选运动，使1919至1920年出现了民本主义时期。

吉野作造所主张的民本主义思想中的民主有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是“国家在法理上属于人民”；其二是“国家主权活动的基本目标在政治上属于人民”。吉野将第一种含义命名为民主主义。吉野认为这种民主主义在日本是难以通行的，而民本主义则可通行。在称谓上，二者虽然很相近，但由于民本主义回避了民主主义与君主主义在法理上的冲突，所以客观上缓和了两种政治派别的对立，为改革专制主义提供了可能性。

吉野认为，平民主义主张平民与贵族对立，民主主义主张主权在民，都不适用于君主国日本，而只有他所主张的民本主义才适合日本的国情。所谓民本主义，吉野认为就是“政治上行使主权的基本目标在于人民”，即国家活动的目标在于为人民群众谋福利，以及决定政策的依据是民众的意向。在不否定君主制的前提下，主张宪法应具有保障人民权利、三权分立、民选议院等内容。指出在由封建特权阶层掌权的国度里，虽为世界形势所迫公布了宪法，但未能实行宪法应有的基本原则，也不能用立宪思想来解释宪法。因此，吉野主张改善议会政治，由人民监督议员，由议会监督政府，在明治宪法体制的框架内，建立政党内阁和实行普选制。吉野的民本主义属于合理的改良类型，反映了中小资产阶级的民主要求，在一定程度上批判了专制统治，延续了护宪运动的传统，受到中小资产阶级和中间阶层市民的广泛支持。

吉野所追求的政治理想是“尊重一般民众之利益与意向”的“民本主义”，而作为实现这一理想的政治形态，则要求由“两大政党对立”而形成“政党内阁制”。吉野的主张以“一般民众之利益”作为政治理念的中心，得到了平民百姓特别是学生的共鸣，也得到了以“政党内阁制”为理想的政治形态的政党的支持。吉野从正面向官僚军阀的政治统治挑战的政论，在日本政治史上具有开拓性的划时代意义。

吉野作造的“民本主义”思潮，在大正时期整体政治思潮中居于主流地位。他的“民本主义”思想，很快成为大正民主运动的指导思想。由于他的思想代表了广大中小资产阶级及广大民众的利益，所以“民本主义”思想能够团结民众。由于“民本主义”巧妙地回避了“国家主权所在”的问题，因而能避免与天皇制及明治宪法的正面冲突，其主张能够得到统治者的认可，所以“民本主义”获取了最大的政治实效。就“民本主义思潮”在大正时期政治思潮中的地位及作用而言，在战前日本社会中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可以说，吉野作造的“民本主义”的要求也为二战后日本民主改革奠定了战前基础。

吉野作造以基督教博爱主义及人道主义精神来观察社会问题，以“民本主义”儒学概念来嫁接西方民主原理与现行政治体制。他始终站在体制之外，以自己的思想言论指导大正民主运动，保持着人格的独立性与同一性。他以舆论参政和舆论干政的方式关注政体改革，从而引导国家向良好的方向发展。吉野作造通过报刊、杂志及“演说会”向广大民众宣传自己的思想。他创办或直接参与的思想团体有黎明会（1918年2月）、东大新人会（1918年12月5日）及全国学生促进普选同盟（1919年2月11日）等。在一定意义上讲，他所领导的大正民主运动既是自由民权运动的继续，又超越了自由民权运动。因为大正民主运动是推动欧美政体模式在日本真正实践的历史过程，并取得了一定的实效。吉野作造始终以大学教授的身份与政界保持着距离。他以“民本”理念引进西方民主思想，并认为“民本主义”与君主制可以两立。他的参与意识、对信念的执著、观察问题的敏锐及其独立性，构成了其独立人格的外在表现。

但是，吉田作造的民本主义，即使在他的《论宪政之本义及其完成至善至美之途径》一文中，也没有回答在法理上主权属于谁的问题。也就是说，他回避了作为主权论最大课题的“主权是属于人民还是君主”这一问题。正如上杉慎吉所指出的那样，“他的这篇论文，是想通过君主亲政来完成民本主义”。^[19]

在吉田作造首倡的民本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大杉荣和荒畑寒村等社会主义者，在1915年10月再次出版了《近代思想》，堺利彦也于1915年9月创刊了作为“社会主义运动的机关报”的《新社会》。

但是，1916年1月，山川均打破了6年的沉默来到东京，加入卖文社，参与编辑《新社会》。他在1917年3月号的《新社会》上发表了题为《建于沙滩上的民主（评大山郁夫的民本主义）》的论文，此后至1919年共发表论文十余篇，对以吉野作造为中心的民主论展开了批判。山川均指出，吉野所主张的民本主义是“以现行宪法为永久既定之事实，并由此出发的”。山川均认为：“不承认人民是最后的主权者的所谓‘来自人民并为了人民的政治’，虽然有可能是君主恩赐给人民的善政，但绝不可能是人民的主张。”^[20]

“大正德谟克拉西”在第一次护宪运动发生前后，东京帝国大学教授美浓部达吉发表了《宪法讲话》一文，用“国家法人说”的理论对《明治宪法》做出了新的解释。他反对当时通行的穗积八束、上杉慎吉等人的“天皇主权论”观点，认为一国主权属于国家，而不属于天皇，天皇只是作为国家的最高机关行使统治权，其权力的行使须依据内阁的意见，内阁则须对议会负责，议会是直接以宪法为根据的国民代表机关。美浓部达吉在这里是用资产阶级君主立宪说，解释专制主义宪法，旨在肯定、扩大议会的权能，提高立宪政治的地位。结果，美浓部的这种“天皇机关说”取代了“天皇主权说”，风行一时。1920年代天皇机关说得到公认，美浓部“君民共治”的主张，得到广泛共鸣，成为大正民主运动及政党政治的理论根据。

大正时期，作为知识分子与民众相接触的手段之一，更多地依赖大学和报刊、杂志等宣传媒体来完成启发民众的任务。如自1918年起，日本的出版业迅速发展，到1920年左右出现高潮。1920年初，长谷川如是闲、大山郁夫等人创办《我们》《改造》《解放》等杂志，京都帝国大学教授河上肇也在此前发行了个人杂志《社会问题研究》。这些杂志与历史悠久的《中央公论》《东洋经济新报》等杂志一起，在广大知识分子中间发挥了启蒙作用。《改造》《解放》等左派杂志在20多岁的青年、学生中间影响最大，而具有自由主义性质的《中央公论》则受三四十岁的人青睐。

据内务省1922年5月调查的有关《最近出版物的倾向与取缔状况》记载，每月出版4次以上的报纸与每月出版3次以下的杂志的增加状况，报纸为1915年600种，1917年666种，1918年798种，1920年840种，1922年908种；杂志为1915年1040种，1918年1442种，1919年1751种，1920年1862种，1922年2236种；（主要论及思想及劳动问题的）单行本为1917年21种，1918年49种，1919年190种，1920年220种。^[21]这既反映了大正时期文化思想的活跃，也是政治民主化成果的一个标志。

长谷川如是闲、三浦一銕太郎、石桥湛山等为代表的一批进步知识分子通过报刊、杂志展开了反对专制主义统治和军国主义的活动，特别是石桥湛山，长期坚持反对军国主义和反对侵略中国的立场，发表了许多文章。石桥湛山所主持的《东洋经济新报》，就日本的内外政策发表过一系列主张：诸如政治上实行普选制、经济上实行自由开放、国防上实行小军备主义、教育上废除官学特权等。

（四）社会运动

进入1900年代，日俄战争后，随着产业工人的增加，日本工人运动的数量和规模都出现蓬勃发展的局面。1907年，日本爆发了经济危机，工人运动更加高。这一年发生的枥木县足尾铜矿大罢工，参加者3600多人，历时十天才镇压下去，是日本工人运动史上第一次有组织的大罢工。

第二届桂太郎内阁上台后，加强了对工人运动和社会运动的镇压，使运动暂时进入低潮。但1911年12月底爆发的东京市电车公司职工大罢工，一直延续到次年1月初，使当时拥有200万人口的首都交通一时陷入瘫痪状态，形成新的工人运动高潮。有关当局被迫答应了工人们的要求。这次工人运动中，片山潜等人被捕，1914年被释放后被迫流亡美国，从此再也没能回到日本。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日本迅速带来繁荣，但在“一战”期间和战后初期，由于工人劳动时间长，劳动条件恶劣，各地不断发生罢工事件。从1915年9月到1918年4月间，工人团体友爱会参与罢工事件达100余件。^[22]在此前后，大阪、长崎等地也成立工会或发动工人举行大罢工，并获得胜利。1917年的罢工斗争为396起，参加人数为57309人次。1918年罢工事件为417起，参加人数达66457人次，比战前和大战期间均有明显增加。^[23]

明治以来，日本工人一向隶属于老板，没有人身自由，一战期间，工人为了争取自由，摆脱束缚，开展了“桎梏破坏运动”。此类运动由1915年的64件迅速上升到1917年的398件，参加人数由1915年的7852人增至1917年的57309人，这标志着工人运动开始向纵深发展。^[24]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经济又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原敬内阁推行的“振兴产业”和扩充军备政策的经费来源，完全是靠发行公债和增加税收。这些政策，激起了日本下层国民的反抗，于是工人运动又进入高潮。1919年全国发生工人斗争2388起，参加者有335225人。其中罢工和怠工斗争497次，参加者有63137人。^[25]工人斗争遍及各产业部门，造船、钢铁、矿山等战时繁荣部门的斗争规模更大。

这一时期的工人斗争都是在工会领导下有组织地进行的。通过斗争实践，工人懂得组织起来的重要性。1914年仅有49个工会，1919年增加到187个，还出现了“全日本矿工总联合会”等工会联合组织。工会运动的高涨还促使当时的工会中心友爱会改组。1919年8月30日，友爱会在大阪召开了成立七周年纪念大会，并改名为“大日本劳动总同盟”，开始从经济斗争转向政治斗争。工人组织的加强，促进了工人斗争的发展，往往一处斗争，多处响应，形成燎原之势。

1920年3月经济危机爆发后，工人运动次数减少。这一时期的工人斗争虽多属经济斗争，但也有政治性斗争。1920年5月2日，东京1500人为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而举行了示威游行。这是日本历史上第一次五·一劳动节游行。1921年五·一劳动节时，东京、大阪、横滨、神户等地都举行了示威游行，参加人数仅东京一地就达5000人。

这一时期的工人运动，存在着改良主义、议会主义和无政府工团主义等社会思潮。当改良主义和议会主义受到挫折后，无政府工团主义乘机而入，为一部分不满改良主义和议会主义的工人群众所接受。无政府工团主义的代表人物是大杉荣。在他的影响下，东京的信友会、正进会等印刷工人工会和出版工人工会都成为无政府工团主义工会。他们主张采取所谓直接行动，鼓吹总罢工万能论，主张“无政府共产”社会。大杉荣认为：“不论是资本家的政府还是工人的政府，任何政府……都是不可信的。”^[26]由于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影响，各工会组织处于分裂状态，无法采取统一行动，削弱了工人运动的战斗力。

1918年的“米骚动”（抢米风潮）是一战后日本农村阶级矛盾的一次大爆发。发生米骚动的直接原因是米价飞涨。米价暴涨的原因很多，但根本原因还是由于半封建土地所有制下停滞的粮食生产与大战期间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矛盾的结果，斗争的主力是城市各阶层的劳动人民。

“米骚动”是日本历史上规模最大、参加人数最多、时间最长、影响最深的一次农民暴动，有其深远的历史意义。日本共产党创始人片山潜认为：“在日本历史上，从未见过具有如此重要性的暴动。显然这次米骚动是日本民众彻底觉醒的、最早显示强大力量的开端，可以视为现代革命运动的引爆点。日本革命运动从短暂的米骚动中获得了十倍的力量。”^[27]米骚动的巨大威力推动了日本民主派知识分子，成为“大正德谟克拉西”的动力。

通过“米骚动”，农民的政治觉悟大为提高，同工人的关系也密切起来。在工人阶级影响下，农民越来越认识到租佃制的不合理，提高了同地主作斗争的自觉性。同时，被解雇的大批在农村的工人，回到农村后，不仅壮大了农民斗争的队伍，而且把工人运动的经验带回农村，提高了农民运动的战斗力。这一时期农民运动以佃农斗争为主，1921年佃农斗争达到高潮。据统计，1920年发生佃农斗争408起，参加者为34605人；1921年猛增为1680起，参加者达145898人。斗争次数和参加人数一年内增加约3倍。斗争多数在不同程度上取得了胜利。

这一时期农会组织发展迅速。据日本内务省调查，1919年有佃农协会298个，1920年为403个，1921年达732个。到1922年6月，佃农协会增至902个。^[28]但这些农民组织之间一般缺乏联系，且规模小，势单力薄。农民迫切希望扩大农会组织的规模。1922年4月9日，大阪、兵库、广岛、爱知、福岛等13个县市的69名代表，在神户召开了日本农民组合成立大会，通过了“日农”纲领。“日农”的成立对日本农民运动具有重要意义。

与工农运动发展的同时，由特殊部落民组成的部落解放运动也开始兴起。据日本政府调查，1919年日本全国的特殊部落有5294个，共计148706户，87.6万人。其中有公民权的为6.3万人，而有选举权的仅3.1万人，^[29]绝大多数人都被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特殊部落民是处于日本社会底层的群众。他们不仅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而且人格上也倍受侮辱和歧视。占部落民总数49%的部落农民，一般只能租到最次的土地，而缴纳地租却比一般农民高得多。从事工业的部落民在职业和待遇上也比一般工人差得多。他们只能从事制革、建筑、编织、掏粪工、搬运工、人力车夫等低贱的劳动。

一战后工农民主运动的高涨，给特殊部落民以强烈影响。特别是通过“米骚动”，使部落民看到自己的力量，增强了争取解放的信心和决心。在一战后工农民主运动高潮中，许多部落民和一般工农群众一样积极参加斗争。当时与部落民关系很深的皮革和竹木制品业，不断爆发斗争，农村的部落民也掀起反抗地主剥削、要求减轻地租的斗争。为了斗争的需要，还成立了许多部落解放组织。1922年3月3日，在京都市召开了全国水平社成立大会。参加大会的有来自全国各地的部落民代表2000人。大会通过了水平社的纲领、宣言和行动方针。纲领规定：一、我们依靠部落民自己的力量争取彻底解放；二、我们要求在社会上取得绝对的经济上和职业上的自由；三、我们懂得人类社会的原理，并朝着人类最高目标迅猛前进。大会还决定出版机关刊物《水平》月刊。水平社的成立，促进了特殊部落民的团结，推动了部落解放运动的发展。

20世纪初，随着日本工人阶级的成长和工人运动的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开始译成日文传到日本。1906年3月15日，堺利彦创办《社会主义研究》，并刊载了《共产党宣言》。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进一步促进了马列主义在日本的传播。1919年，《资本论》第一卷的日译本在日本出版。1924年，列宁的重要著作《国家与革命》，由片山潜等译成日文出版，进一步扩大了马列主义在日本的传播和影响。以片山潜为首的共产主义者为传播马列主义发挥了先锋和桥梁作用。

在马列主义传播和工人运动高涨的形势下，1920年12月9日成立了“社会主义同盟”。它是一个各种思潮的混合体，既有共产主义者，也有无政府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其中无政府主义者的势力较大。“社会主义同盟”刚成立时，受到工人群众的欢迎，但不久即被镇压，1921年5月终于被迫解散。

“社会主义同盟”解散后，所谓社会主义者迅速分化为无政府主义、改良主义和共产主义三个派别，相互间展开了激烈的论争。以大杉荣为首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创办了《劳动杂志》，攻击俄国十月革命。山川均则在《社会主义研究》和《前卫》上发表文章，批驳改良主义和无政府工团主义。属于布尔什维克派的人们，在“社会主义同盟”解散后先后成立了“水曜会”“晓民会”“无产阶级社”等政治组织，为日本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

日本革命先驱片山潜，曾于1920年建议成立日本共产党。为此，片山潜以旅美日本人社会主义团为中心开展活动。1921年4月，堺利彦、山川均、近藤荣藏等人成立了日本共产党筹备委员会，起草了《日本共产党宣言》和《日本共产党章程》。1922年初，日本各组织的代表在莫斯科就建立日本共产党的必要性相互交流经验。1922年1月21日，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会议强调了日本革命在亚洲民族解放运动中的重要作用，促进和帮助了日本共产党的建立。

1922年7月15日，日本的社会主义者在东京涩谷区一家民宅召开党的成立大会，宣布日本共产党成立。大会通过了党的章程和行动纲领，选出了由堺利彦等7人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堺利彦任委员长。

刚刚成立的日本共产党，在处于非法状态的艰苦条件下，为巩固、发展党组织和推动日本革命运动，进行了不懈的斗争。1923年4月5日，日本共产党出版发行了党的机关刊物《赤旗》以及《劳动新闻》《农民运动》等报刊，宣传党的路线和方针，以扩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日共还大力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和影响。劳动总同盟是当时日本较大而有影响的工会。日共在总同盟中发展党员，并通过他们扩大党对总同盟的影响。

日共站在反对《过激社会运动取缔法》《工会法》《租佃纠纷调停法》等三大恶法的斗争前列，促进了这一斗争的发展。总同盟等50多个工会、思想团体成立了“反对三大恶法无产者同盟”，在各大城市举行示威游行。结果迫使政府撤销了镇压工农运动的法案。日共还支持部落民的斗争，努力把部落解放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联结在一起。

1923年9月“关东大地震”后，日本统治阶级乘震灾之机发布戒严令，镇压幼年的日本共产党和在日朝鲜侨民。进步人士浅沼稻次郎和大山郁夫等人被捕。

综上所述，“大正德谟克拉西”在反对官僚、军阀专制统治，实行议会政治和建立政党内阁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大正时代在普选（护宪）运动、启蒙运动、民众运动等方面，与明治时期相比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所以，“大正德谟克拉西”在日本近代史上的确应占有一席之地。但是，大正时代在天皇大权、统帅权独立、元老、枢密院、贵族院等天皇制机构方面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天皇制虽然在表面上受到一定的攻击和批判，但是，由于天皇制包容了若干近代化因素，而且随着时代的推移而有所变化，增强了保护色，乃至为发展成更强大的昭和时期的天皇制法西斯埋下了伏笔。^[30]

日本为什么经过了“大正德谟克拉西”之后，到昭和时期又迅速出现了法西斯专制，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也是一个关系到对“大正德谟克拉西”如何评价的问题。应该说，在充分肯定“大正德谟克拉西”在日本民主化进程中的历史作用的同时，也要实事求是地指出其历史局限性。当然，这是一个需要另文探讨的问题。

注释

[1]我国论著中，一般把“大正德谟克拉西”（Democracy）译作“大正民主主义”。而日文著作中则音译为“デモクラシー”，这一用语始见于信夫清三郎所著《大正政治史》（1952年出版），一般理解为更接近于“民本主义”。

[2]有关“大正德谟克拉西”的时限，日本学界说法不一，有的认为，始于日俄战争后，止于昭和初期的金融危机，前后约20余年。

[3]太田雅夫：《大正德谟克拉西研究》，新泉社1975年版，第52页。

[4]同上书，第53页。

[5]丸山侃堂：《民众的倾向与政党》，转引自太田雅夫《大正德谟克拉西研究》，第54页。

[6]大久保利谦：《政治史》第三卷，山川出版社1985年版，第390页。

[7]同上书，第388页。

[8]金原左门编：《近代日本的轨迹4：大正德谟克拉西》，古川弘文馆1994年版，第56页。

[9]信夫清三郎：《大正民主史》第三卷，日本评论社1964年版，第899页。

[10]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四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198页。

[11]信夫清三郎：《大正政治史》，劲草书房1968年版，第1142页。

[12]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四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98页。

[13]古川哲史、石田一良：《日本思想史讲座8：近代的思想3》，雄山阁1976年版，第288页。

[14]丝屋寿雄：《日本社会主义思想史Ⅰ》，法政大学出版局1982年版，第240页。

[15]金原左门编：《近代日本的轨迹4：大正德谟克拉西》，古川弘文馆1994年版，第13页。

[16]海军受贿事件。1914年1月23日东京各报报道柏林法庭审理德国西门子公司东京分公司职员盗窃文件罪时，暴露该公司曾贿赂日本海军高级官员的消息，在野党遂利用作为责难内阁的材料。在野党弹劾内阁案遭否决后，2月10日更发展为以倒阁为目的的群众运动，并由东京波及大阪。这时又揭露舰政本部部长松本和中将通过三井物产公司接受英国毕卡斯公司的贿赂，松本等受军法会议审判。同时贵族院又否决扩充海军的预算。3月24日山本内阁被迫总辞职。

[17]三谷太一郎：《吉野作造》，中央公论社1985年版，第208页。

[18]金原左门编：《近代日本的轨迹4：大正德谟克拉西》，古川弘文馆1994年版，第13页。

[19]针生诚吉、横田耕一：《国民主权和天皇制》，法律文化社1983年版，第123页。

[20]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四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102页。

[21]金原左门编：《近代日本的轨迹4：大正德谟克拉西》，古川弘文馆1994年版，第55页。

[22]金原左门编：《近代日本的轨迹4：大正德谟克拉西》，古川弘文馆1994年版，第81页。

[23]森喜一：《日本工人阶级状况史》，三一书房1961年版，第255页。

[24]金原左门编：《近代日本的轨迹4：大正德谟克拉西》，古川弘文馆1994年版，第83页。

[25]今井清一：《日本的历史》第二十三卷，中央公论社1967年版，第225页。

[26]住谷悦治等编：《日本社会思想史》第二卷，芳贺书店1969年版，308—309页。

[27]片山潜：《片山潜著作集》第三卷，河出书房1960年版，第210页。

[28]信夫清三郎：《大正政治史》，河出书房1954年版，第765页。

[29]国史研究会编：《岩波讲座日本历史》第18卷，岩波书店1963年版，第185页。

[30]针生诚吉、横田耕一：《国民主权和天皇制》，法律文化社1983年版，第121页。

二“大正德谟克拉西”与民本主义

二“大正德谟克拉西”与民本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