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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近现代日本政治史的基本脉络和主要内容
- 一近现代日本政治史的基本脉络和主要内容
- 📚 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全套 18 卷）

作者：吴廷璆等

一近现代日本政治史的基本脉络和主要内容

140余年的近现代日本政治史，大体可以划分为如下五个阶段。

（一）从幕藩体制到明治宪法体制

幕藩体制是德川幕府建立之后的基本统治方式，在整个江户时代，德川家的世袭将军是日本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但天皇作为创造日本国家的神的子孙，在江户时代仍是封建秩序的最高精神权威，历任将军的“征夷大将军”称号也都是由天皇授予的。

为防止幕藩体制的瓦解，德川幕府先后实行了三次幕政改革，即享保改革、宽政改革和天保改革。三次改革，除享保改革取得一定成效外，宽政、天保两次改革均未成功。此外，幕府末期的多次农民起义也从根本上打击了德川幕府的统治基础。

在对外关系方面，德川幕府的基本政策是“锁国”，美国决定以武力迫使日本开国，佩里两次率“黑船”驶入江户湾，要求日本“开国”。面对威压，1854年幕府被迫签署了《日美亲善条约》。通过《日美亲善条约》的签订，美国迫使日本走出了开国的第一步。随后，英、俄、荷等国援引美国先例，陆续胁迫幕府签订了类似的“亲善条约”，这意味着延续200余年的幕府的锁国体制彻底崩溃。

在幕藩体制内部矛盾加剧以及西方列强施加外部压力的背景下，德川幕府采取了开国政策。在当时的各种政治思潮中，“尊王攘夷论”逐渐在幕末政治潮流中居于主流地位，成为推翻幕府政权的重要思想武器。

为了维护幕府统治和对抗尊王攘夷运动，幕府采取了“公武合体”政策，试图协调幕府与朝廷之间的关系。为此，他们积极推进朝廷与幕府之间的政治联姻，在西南强藩中，长州藩、萨摩藩相继借公武合体运动进入中央政界。

以萨长两藩为核心的倒幕势力，高举“大政奉还”的旗帜，于1868年发动了“王政复古”政变，并最终通过戊辰战争消灭了幕府势力。戊辰战争的终结，标志着德川幕府的彻底灭亡和明治新政府的最后胜利。

明治时代（1868—1912）的前半期，是日本由封建幕藩体制国家向近代中央集权国家的过渡期。明治初期，在日本国内形势动荡不安的背景下，政府推行了如下的一系列政治改革，以巩固政权基础并建设近代国家。

明治天皇颁布的《五条誓文》表现出建设近代国家的积极精神。新政府公布的《政体书》，规定实行太政官体制，此后，太政官体制随着日本国内形势的变化又历经数次调整。

“奉还版籍”和“废藩置县”在日本的近代化历程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第一，它彻底消除了封建领主的分散割据状态，完成了国家和民族的统一；第二，它保障了改革措施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加速了日本的资本主义化进程。“秩禄处分”与“士族授产”则是新政府进行的对封建等级身份制度的改革。

为了摆脱落后地位，明治政府在改造封建国家旧体制的同时，积极推进国家的近代化建设，提出了“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富国强兵”三大政策。

“征韩论”问题则是明治政府在国家近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巨大政治挑战，政府内部围绕着“征韩论”问题发生了严重分歧。分歧实质上反映了政府内部保守派与急进派在今后施政指导方针上的论争，即“内主外从”还是“外主内从”。该问题如何发展直接影响到政府的存在。

1889年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即《明治宪法》，在日本政治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在亚洲各国中，《明治宪法》是第一部宪法，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意义。另一方面，它所规定的日本近代天皇制，是藩阀专制的延续和发展，其本质是借天皇大权之名，维护特权财阀利益，由极少数军阀、官僚、贵族实行寡头专制。

《明治宪法》的最大特点是“天皇中心主义”，其最大弊端也在于“天皇中心主义”，尤其是“天皇统率陆海军”和“天皇决定陆海军之编制及常备兵额”的规定，使得军权独立于国家行政权力系统之外，军权对施政权的干预度，使它时时处在政权的“监护人”与“接管者”的地位，给国家政治生活蒙上了浓重的军国主义阴影，最终给整个国家和社会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这一体制本身所孕育的特殊权力，反过来成为了体制的掘墓人。

（二）走向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体制

明治初年日本政府就提出了“大力充实军备，耀国威于海外”的方针，随后逐步确立了向中国和朝鲜进行侵略扩张的“大陆政策”。

1894年爆发的甲午战争是日本明治政权对中国所发动的一场侵略战争，日本资本主义由此迅速发展并开始向帝国主义过渡。甲午战争结束后，日本开始作为帝国主义国家中的一员参与瓜分世界，直至发动了日俄战争（1904—1905）。日俄战争是一次帝国主义战争，以日俄战争为转折点，战后日本社会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表明日本开始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相比，日本是一个既具军事性，又具封建性的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

随着日本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军部的地位进一步提高。军事部门直属天皇；军队有“帷幄上奏”权，并可以操纵内阁，左右国政。一方面，日本政府通过各种途径对国民进行所谓“爱国主义”教育，用武士道精神“武装”国民的头脑；另一方面，用暴力手段对人民实行法西斯统治。对内从政治上和思想上压制民众的觉醒，对外镇压殖民地的民族运动，朝着强化反动体制的方向越走越远。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对日本来说是一个天赐良机。这次大战中，日本垄断资本急剧膨胀起来，日本帝国一跃变成世界五强之一。伴随资产阶级现代化的进程，日本国内政治形势也发生了变化。

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久，日本一批法西斯分子发起了一个“国家改造”运动。在日本陆军和海军内部，都出现了国家改造运动的核心人物和组织。右翼团体也与军部相互呼应，投入到国家改造运动。与此同时，改造国家是与对外侵略相辅相成的，1931年侵华战争的爆发就是证明。

在这之后，日本帝国主义不仅要继续扩大侵华战争，而且企图对亚洲、太平洋地区其他国家进行侵略扩张。相继爆发的全面侵华战争（1937—1945）和太平洋战争（1941—1945），就是贯彻实施这项侵略方案的必然结果，这表明天皇法西斯专政已基本形成。

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在国内建立了战争体制，近卫内阁实行所谓国民精神总动员，决心要发动一场更大规模的侵略战争。近卫新体制是典型的日本式法西斯统治体制。新体制运动的出现，标志着日本式的法西斯独裁体制的确立。

太平洋战争时期，日本法西斯统治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东条内阁为加强法西斯的大政翼赞体制，把各个部门管辖的法西斯团体都划归大政翼赞会领导，并建立了自上而下的统一的法西斯自治系统。

（三）美国的占领与旧金山体制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后，由美国单独占领。美国政府公布的《日本投降后美国初期对日方针》的基本精神是在日本推行“民主化”和“非军事化”政策。

驻日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决定采取通过日本政府进行统治的间接占领方式。实行间接统治而不实行军政，这就是美国对日本的占领体制。

美国占领当局实施了一系列民主化政策，促使日本的旧统治体制迅速解体。主要包括：解除日军武装；保障思想、宗教、言论、集会的自由；废除《治安维持法》等一系列剥夺自由的法律、敕令及法规；释放政治犯；废除秘密警察及一切言论统制机构；罢免内务大臣、警视总监、特高警察等官吏。这标志着天皇制国家的治安机构解体，日本向民主化道路迈出了第一步。

随后，麦克阿瑟下达了“五大改革”指令，承认妇女参政权，修改《众议院议员选举法》，着手制定《工会法》，废除军国主义教育，实行国家与神道分离，冻结皇室财产，解散超国家主义团体等。还有解散财阀、解除公职、农地改革以及修改宪法等重大改革指令。盟军最高司令官总司令部（简称盟总）向日本政府下达的《关于解除不适宜从事公务者公职之备忘录》和《关于废除政党、政治结社、协会及其他团体之备忘录》，即“解除公职令”，是美国对日占领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以民主化和非军事化为目标的日本战后改革中占有重要一页，对日本战后政党的形成和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

吉田内阁时代（1948—1954）在日本战后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为日后日本的政局稳定和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吉田时代完成了三件大事：一是战后日本经济复兴与自立；二是《旧金山对日和平条约》（简称《旧金山和约》）的签订；三是日本的重新武装初具规模。这三件大事，都与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息息相关。可以说，追随美国的全球战略和维护日美关系是吉田时代推行各项内外政策的基石。

1951年《旧金山对日和平条约》的签订，意味着日本在法律上取得独立，建立了“旧金山体制”。但这也是日本在政治上、军事上对美从属的开始。

如果说战后初期的日本群众运动，是以经济斗争为主，那么，进入1950年代以后，随着美国对日占领政策的改变与日本政府反民主路线的贯彻执行，尤其是《旧金山和约》签订、旧金山体制建立以后，日本人民的群众运动明显地表现为以政治斗争为主的和平民主运动。反对美军基地是这一时期的主要斗争形式之一。1950年代初期的群众运动，是日本新宪法中和平、民主精神的具体体现和实践，对吉田内阁的反民主路线起到重要的制约作用。

（四）“五五年体制”的确立与自民党“一党优位制”

鸠山内阁时期（1954—1956）在日本战后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因为无论从经济上讲还是从政治上讲，它都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时期。在经济上，日本经过十年恢复，从此开始进入高速增长的起飞阶段；外交上，实现了日苏邦交正常化和加入联合国，为日本走向国际社会迈出了第一步。“五五年体制”也始于鸠山内阁时期。

社会党是日本战后成立最早的政党。但由于其成分复杂，政见不一，1950年以后，左、右两派决裂，成立了右派社会党和左派社会党，这种分裂状态大约持续了4年之久。

朝鲜战争结束以后，日本政府推行了一系列倒行逆施的反民主路线和重新武装政策。为此，左、右两派社会党意识到有必要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这股逆流。经过4年分裂之后，社会党又最终实现了统一。

保守党的合并，原因是多方面的：社会党特别是左派社会党日益强大，两派社会党统一的动向加强，甚至有可能出现社会党政权，日本财界对此深感不安，力促保守党合并；在保守党方面，很多人也在积极推进保守联合。于是社会党统一1个月后，自由、民主两党举行自由民主党成立大会，这样，一个统一的保守新党从此诞生。

政治上，由于左右两派社会党的统一和自由、民主两大保守党合并为自民党，日本形成长达30多年的“五五年体制”。从此，开始了长达38年的自民党长期政权，确立了自民党“一党优位制”。1957年岸信介内阁的建立，意味着“五五年体制”从政治上所要达到的目标基本完成。

岸信介内阁时期（1957—1960）确立了所谓“岸体制”，对革新政党和人民群众运动采取强硬姿态。岸信介强行修改《日美安保条约》，新《安保条约》增强了日美军事同盟的危险性，所以导致日本人民如火如荼的反安保斗争。

反安保斗争作为日本“战后”型反体制斗争，是最大的一次，同时也是最后一次。以后随着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和人民生活的迅速提高，再没有出现过如此大规模的群众运动。

自民党在安保斗争中的最大经验教训，就是避免重新突出政治主义，而走经济优先的道路。这一政策的具体体现者就是取岸信介而代之的首相池田勇人。池田内阁采取“低姿态”政策，提出“宽容与忍耐”的口号，使政府以“中庸”面孔示人。池田的经济优先政策主要体现为对内实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对外实行进口贸易自由化政策。

1960年代至1970年代连续执政7年8个月的佐藤政权，基本上继承了池田内阁经济高速增长的政策，是自民党政权的黄金时代，1968年日本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佐藤之所以能长期执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时代的恩惠与机遇。

1970年代初至1980年代初的10余年间，是自民党政权动荡的10年，其间，田中内阁因“金权政治”败露而下台，出现了有名的大平正芳和福田赳夫之间的“大福之争”。大平内阁时期经历了惊心动魄的“四十天抗争”，大平正芳心力交瘁死于任上。大平之死，使自民党在众参两院同时选举中取得了出乎预料的胜利。

在“保革伯仲”的有利形势下，各在野党开始探讨成立联合政权的可能性。但围绕联合政权构想，在野党意见不一，各行其是，不但帮助自民党得以维持政权，而且将原来共同努力建立起来的“革新自治体”推向了解体。

1980年代长期执政的中曾根内阁的内外政策既代表了上层垄断资本的阶级利益，也反映了下层民众不断滋长的“大国意识”，顺应了日本社会发展的潮流，其“1986年体制”论，是一种设想自民党作为优势政党连续执政的体制。

中曾根康弘是个典型的保守主义政治家，一贯主张修改宪法。中曾根内阁所推行的“战后政治总决算”，在国内政策方面，主要包括实行行政、财政、教育三大改革，并大幅度调整防卫政策，增加防卫经费。在对外关系方面，追求其政治大国的发展目标，拓宽亚太外交、协调南北关系。中曾根内阁提出的“战后政治总决算”口号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做政治大国。中曾根长期政权不仅确立了“政治大国”的发展目标、实现了政治转折，而且国内政局发展较为平稳、内阁支持率较高，是自民党“一党优位制”演变历程中的又一个“黄金期”。

1989年是日本政坛动荡之年。昭和天皇裕仁“驾崩”，皇太子明仁即位，改年号为“平成”。宇野宗佑继任自民党总裁，在“绯闻事件”和参议院选举失败的压力下引咎辞职，成为仅存在67天的“超短命”内阁。

继任的海部内阁力主“政治改革”，以求打破“金权政治”体制，所以海部内阁支持率较高。但他也正因为其推行政治改革的“新政”形象而被迫下台。

其后上台的宫泽内阁的主要政绩，是在公明、社民两党的支持下通过了《协助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法案》（简称PKO法案），从此揭开了自卫队向海外派兵的序幕。但宫泽内阁一直为金丸事件等“金权政治”丑闻所困扰，由此产生的政治改革压力不仅促使自民党局部分裂，而且导致执政长达38年之久的自民党政权垮台。

（五）联合政权与“后自民党时代”

1993年自民党下台后，日本七党一派共同组成了以日本新党代表细川护熙为首相的“非自民党”联合政权，从此，日本政局进入了错综复杂、变幻莫测的联合政权时代。

一般认为，细川内阁通过的“政治改革相关四法案”是“保守维新”，虽然推动了日本保守政治的进一步发展，但有很大的局限性。

“先天不足”的羽田孜内阁执政不到两个月便匆匆辞职。村山联合内阁的成立，既是自战后初期片山内阁以来再次组成的以社会党为首的内阁，也是自民党下野10个月后重新执掌政权的开始。严重对立的自民、社会两党联手组建新政权，表明冷战后日本政党政治中的意识形态因素进一步淡化，权力争夺成为影响政界分化改组的主要因素。

在村山内阁期间，执政的社会党反而一直处于衰退之中，这是因为政党地位的变化迫使执政的社会党不得不大幅度调整该党先前的方针政策，而社会党基本路线的转变，对社会党自身势力的发展产生了严重消极影响。最后社会党也正式更名为社会民主党（“社民党”）。

1994年，9个在野党派共同创建“新进党”，成为一支能与自民党相抗衡的强大势力。新进党的成立，标志着1990年代初期新党林立的局面暂告结束，并极大地推动了日本政界分化改组的进程。

以中央省厅重组为核心的行政改革，是桥本龙太郎内阁的主要业绩。日本国会通过的《中央省厅等重组基本法》，确立了中央行政机构改革的基本法律依据。中央行政机构改革的主要内容是精简行政机构、减员增效、强化内阁机能，突出首相的领导作用和主导地位，创立独立行政法人制度等。

1997年，新进党解体，次年成立的民主党以“民主、中道”作为政治理念，成为仅次于自民党的第二大政党。民主党的崛起，反映了日本社会政治发展的倾向，即从中央集权型政治向大众民主政治形态的转变。

进入21世纪，小泉内阁以“彻底改革派”姿态出现，对经济、财政、行政、社会政治等领域进行了“没有禁区的改革”，改革力度大，范围广泛。完成道路公团民营化改革之后，重点转向邮政民营化。小泉内阁所推行的“结构改革”历程，尽管一波三折，但对日本经济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小泉内阁在对外关系方面，将日美同盟作为日本外交的基轴，大力推行亲美外交。在强化日美同盟的框架下，日本的政治、军事大国化步伐进一步加快，政治右倾化倾向明显增强。小泉提出修改宪法、为自卫队正名、参拜靖国神社等具有浓厚“鹰派”色彩的政治主张，并将其视为“无禁区改革”的一部分。

小泉首相提出的“改变自民党”的口号和推行的“结构改革”路线，目的是重新巩固自民党的执政党地位。“小泉效应”及其“另类性格”与以往历任首相的形象形成鲜明对比，深受日本国民的欢迎和期待，内阁支持率较高，对自民党势力的发展也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但为了适应社会多元化进程并维持执政党地位，未来自民党仍必须不断加强执政党能力建设。

一近现代日本政治史的基本脉络和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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