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 鹿飞 
文章目录[隐藏]
作者：吴廷璆 等
选自《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
第二编 中日文学的环流
第二编 中日文学的环流
第七章 东亚三国《临刑诗》的传承及其背景
一、前言
作为汉字文化圈共通的文学形式，汉诗在东亚各国的文学发展史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长期以来，对于东亚各国的文人学士来说，赋诗言志乃是他们的必备修养，东亚各国汉诗的影响与交流则为我们提供了丰富多彩的研究素材。本文拟对中日韩流传的《临刑诗》进行考察，以探讨东亚三国汉诗的交流问题。
据日本最早的汉诗集《怀风藻》（751年成书）卷一记载，大津皇子在临刑前，曾赋《临终一绝》:“金乌临西舍，鼓声催短命。黄泉无客主，此夕离家向。”[1]而与此类似的临刑诗又见于中国五代江为、明代孙蕡、清代金圣叹的临刑之作以及《水浒传》等小说戏曲之中，另外朝鲜李朝的著名学者成三问也传有此作，如此便形成一个纵贯千余年、横跨东亚三国的《临刑诗》群。这一有趣的现象早在江户时期就曾引起日本学者安积澹泊（1656—1737）、三浦梅园（1723—1789）的注意，不过二人皆将其归于偶合[2]。近代以来，周作人首先对此现象加以介绍[3]，其后中日学者如梁容若、严绍璗、福田俊昭等人对此进行了详细论述，并将此归为日本汉诗向中国流传的结果。[4]近年来，由于小岛宪之、滨政博司、金文京等先生的努力，发掘了传为陈后主所作的《临行诗》及其他有关资料，有力地推动了相关研究的发展。[5]本文在吸收上述成果的基础上，对东亚三国《临刑诗》的传承及其背景进行一番梳理和探讨，不妥之处，敬请各国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二、东亚三国现存的《临刑诗》
所谓“临刑诗”，是指因各种原因而被处以死刑前所吟咏流传的诗作。虽然有些诗并未使用“临刑诗”这一名称，但因其表达的时同样的内容与心情，我们也将其归为“临刑诗”的范畴加以论述。
关于东亚三国广泛流传的临刑诗，滨政博司在《大津皇子“临终”诗群的解释》一文中列表进行了归纳，其后金文京对此又稍作整理。[6]为了论述方便起见，现将迄今为止见于东亚三国各种文献的有关临刑诗列举如下，并在诗后附上适当的按语。诗的排列以作者的生平先后为序，括号内为各个作品的具体出处。
1.陈·陈叔宝（553—604年）《临行诗》（释智光撰《净名玄论略述》[7]卷一本，8世纪中期）
鼓声推（催）命役（没），日光向西斜。
黄泉无客主，今夜向谁家？
按：开皇九年（589年）正月，隋军横渡长江，攻占建康，陈叔宝避入井中被俘，陈朝灭亡。相传此诗为陈后主由建康被押往长安时所作，因此被称为《临行诗》。然该诗不见于中国国内文献，仅载于日本奈良时期释智光撰《净名玄论略述》。据考证，该书大约成立于8世纪中期。首句“推”恐为“催”、“役”恐为“没”之误。
2.日本·大津皇子（663—686年）《临刑诗》（《怀风藻》卷一，751年）
金乌临西舍，鼓声催短命。
黄泉无客主，此夕谁（一作离）家向。
按：大津皇子为天武天皇的第三子，天武死后被告谋反罪而被处死，年仅24岁。此诗与皇子的另外三首汉诗一道，被收入751年编撰的《怀风藻》中。末句第三字，《日本古典文学大系本》本作“离”，而《群书类从》本等作“谁”，考之其他同类临刑诗，此处实应作“谁”。
3.五代·江为（？—950年？）《临刑诗》（陶岳《五代史补》[8]卷五，1012年）
衙鼓侵人急，西倾日欲斜。
黄泉无旅店，今夜宿谁家？[9]
按：江为，建州人，工于诗。后周乾祐年间（948—950年），因替人草《投江南表》而获罪，临刑前赋此诗。该诗经明·胡震亨《唐音统签》戊签卷767，收入《全唐诗》卷741.其后广为人知。然《全唐诗》首句“衙”误作“街”。
4.明·孙蕡（1338—1393年）《临刑口占》（《西庵集》[10]卷七，15世纪初）
鼍鼓三声急，西山日又斜。
黄泉无客舍，今夜宿谁対？[11]
按：孙蕡，字仲衍，广东顺德人。洪武三年进士，被召为翰林院编修，曾参与修订《洪武正韵》。洪武二十六年，因蓝玉事件获罪。《明史》文苑传曰：“临刑，作诗长呕而逝”，然未载此诗。该诗除见于门人黎贞所编其诗文集《西庵集》外，还广泛载于明清时期的各类典籍，可知时人将其视为孙蕡之作而广为传诵。
5.朝鲜·成三问（1418—1456年）《临刑诗》（《死文臣文集》所引《稗官杂记》[12]，1538年）
击鼓催人命，回看日欲斜。
黄泉无一店，今夜宿谁家？[13]
按：成三问，字谨甫，号梅竹轩，朝鲜李朝世宗时重臣，曾任集贤殿学士，参与制定“训民正音”。后因反对世祖篡夺王位而被杀，时朝鲜历史上著名的“死六臣”之一。此诗虽作为成三问的临别之作而在韩国几乎家喻户晓，但不见于其文集《成谨甫集》，而是载于成三问去世80年后所编《稗官杂记》这种，因此难以断定为其实作。
6.金圣叹（1607—1661年）《临刑诗》（伍淑《日本之汉诗》[14]，1955年）
御鼓丁东急，西山日又斜。
黄泉无客舍，今夜宿谁家？
按：金圣叹，明末清初著名小说、戏曲评论家。顺治十八年（1661年），因参与哭庙案而被处腰斩。《沉吟楼诗选》收有金圣叹临刑前所作绝命诗三首，三首皆为七言绝句，且韵脚相同，属于绝命之际的一组作品无疑。[15]此诗最早见于周作人《孙蕡绝命诗》，文中介绍孙蕡与叶德辉的临刑诗后，又说：“至于上述诗，有谓系金圣叹临刑之口，有谓徐文长所作。”然周作人对此持否定态度。其后香港中文大学教授伍淑在《日本之汉诗》一文中，又言及此临刑诗“世传是金圣叹诗”，但未言所据。由此可见，此说应为后人附会，实不足信。
7.戴名世（1653—1713年）《临刑诗》（《安徽历史上科学技术创造
发明家小传》，1959年）
战鼓咚咚响，西山日已斜。
黄泉无客店，今夜宿谁家？[16]
按：戴名世，安徽桐城人，因世居桐城南山，后人称为南山先生。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两年后，因其著作《南山集》中南有南明三王年号而下狱，不久被处死，事迹详见《清史稿》卷484“文苑传”。关于此诗，何冠彪《戴名世临刑诗辩伪》一文已有详细考证，指出此说不知所据，亦不可信。
8.叶德辉（1864—1927年）《临刑诗》（周作人《孙蕡绝命诗》，1935年）
慢擂三通鼓，西望夕阳斜。
黄泉无客店，今夜宿谁家？[17]
按：叶德辉，湖南湘潭人，光绪进士。曾极力反对陈宝箴等人推行的湖南新政，后因其反动言论而于1927年4月被杀。此事最早见于周作人《孙蕡绝命诗》，文中附记《立报》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10月31日大佛君所撰《近人笔记中几笔糊涂账》，介绍道：“近日某君记湖南名士叶德辉绝笔诗”，并引用此诗。
以上我们列举出了从南朝时期的陈后主，至民国时期的叶德辉的同类临刑诗。但是，除有关大津皇子、江为、孙蕡的文献记载较为可信外，其他如陈后主、成三问、金圣叹、戴名世、叶德辉之作，皆不见于本人文集，所据文献有多有可疑之处，应属后人假托附会之作。
这些“临刑诗”，虽然在用词方面有一些微妙的差别，但从诗的内容赫尔押韵来看，雷同之处甚多，简直如同一辙，应该看做同一首诗的不同变异。具体说来，除大津皇子的时一、二句顺序颠倒外，其余的临刑诗无论意象还是押韵方面都完全相同，即首句叙述行刑鼓声已响，烘托悲壮气氛；第二句描写日落西山，象征悲剧命运；第三句慨叹黄泉路上无旅店；末句则表达作者对于死后的恐惧与不安。
此外，该诗的后两句还广泛见于宋元以后的文学作品之中。除著名的《水浒传》之外，金文京教授还补充了一些元曲中的有关用例：[18]
9.《水浒传》第八卷“林教头刺配沧州道 鲁智深大闹野猪林”
万里黄泉无旅店，三魂今夜向谁家？
10.张国宝《薛仁贵衣锦还乡》杂剧第四折“豆叶黄”曲（《元刊杂剧三十种》）
黄泉无旅店家，晚天今夜宿在谁家。
11.无名氏撰《玎玎铛铛盆儿鬼》杂剧第一折“赚煞”曲（《元曲选》）
则我这一灵儿今夜宿在谁家？
12.秦简夫撰《宜秋山赵礼让肥》杂剧第一折“青哥儿”（《元曲选》）
今夜宿谁対，多管在茅檐下。
13.南戏《小孙屠》第十九出“香柳娘”曲（《永乐大典戏文三种》）
黄泉无旅店，今夜宿谁家？
其中金圣叹批点的“贯华堂第五才子书”《水浒传》（第七卷）中，在“万里黄泉无旅店，三魂今夜落谁家？”加上“正是”二字，表明此二句当时业已成语化，广为人知。可见，《临刑诗》的内容宋元以后已经广泛流传。
中日韩三国《临刑诗》之所以能够超越时空地广泛流传，当然时人民长期以来不断接受不断传播的结果。下面我们就对陈后主的《临行诗》、大津皇子的《临刑诗》以及成三问的《临刑诗》分别加以论述。
三、陈后主的《临行诗》与大津皇子的《临刑诗》
如前所述，在陈后主的《临刑诗》被发现之前，中日两国不少学者推测中国的《临刑诗》可能是受大津皇子《临终诗》的影响。但自从小岛宪之博士由《净名玄论述略述》中发掘出陈后主的《临行诗》后，我们可以推断大津皇子的《临终诗》是受陈后主《临行诗》影响的结果。
《净名玄论略述》为日人智光对中国隋代著名三论宗高僧吉藏（549—623）所注《净名玄论》的注疏。作者智光，日本奈良时期著名僧人，俗姓锄田连，后改为上村主。从奈良元兴寺高僧智藏学习三论，除《净名玄论略述》四卷外，尚著有《般若心经述异记》一卷、《大般若经疏》二十卷、《法华玄论略述》五卷、《中论疏记》三卷等，今唯有前二书传世。
《净名玄论略述》的撰述年代不可考，据小岛宪之博士考证，大约成书于八世纪中叶，与《怀风藻》属同一时期。其中卷一本中对吉藏大师“至长安，悬芙蓉曲水日严精舍”的下列注疏，有助于我们清楚地了解陈后主《临行诗》的创作背景，现摘录于下，其中括号内为笔者改正之处。
如有传曰：后周终王号少帝阐，将诸大夫京（享）祀先庙。掌客之臣扬（杨）坚有二美女与一男，男是扬（杨）光也。坚使此二女举觞上帝，帝感于二女好色，即敕之曰：“欲纳其弟女耳。”坚乃献之。仍纳此女而弃先妃，宠爱甚重。经乎三年，女启帝曰：“欲见父焉。”乃诏：“莫过三日，归矣。”女退语父：“欲帝位乎？”父曰：“若似朝花，一日得耳。”女曰：“欲赍铦刀。”遂置靴里而入宫中。帝善非违约，甚为燕乐而卧。女以铦刀密刺帝颈，乃出敕曰：“扬（杨）坚入宫，因宠爱女而让位于坚矣。”坚乃施行云：“威宪去可去，用可用。不知所以然之，忽行此事。”已获天下，群臣皆服，无敢出异言者。躬治万机，其势亦尔。坚乃兼文武远振威德，次其子光袭于帝位，然即隋有二君，合三十八年。坚初年号开皇二十年，次年号仁寿四年，光年号大业十四年。
凡陈合五主三十二年，从大将军陈霸先至舛（叔）宝。舛（叔）宝在位八年，以己酉年正月为隋扬（杨）坚所威（按：“灭”之误）。舛（叔）宝之臣号曰妙景，其妻妍美，王闻感念，乃任以景将军，居戍隋之南境，而集其妻纳于宫中。晿乃言：“戍境有限，无所奈何。心虽甚悔，今无所为。”遂生叛逆，使人告隋朝曰：“舛（叔）宝无义失道，虐恶甚之。”坚固作色而怒曰：“天授不取，还受殃耳。”乃以扬（杨）光为大将军，率诸兵卒，度江伐陈。临发之日，坚语光等：“朕闻其吉藏者，善达法门，宜申诚心要请之。至今伐于陈，岂贪其地乎？良由有道之王耳。”以铁琐与鼓权为浮梁而度□津，景前导而伐之。遂平其城而囚执舛（叔）宝并子。光乃申坚意确请，大师抚叹而应之。既已，还于长安矣。宝发路咏曰：“鼓声推命役，日光向西斜。黄泉无客主，今夜向谁家？”及度□津至梁上，宝咏曰：“闻道长安路，今年过□津。请问浮梁上，度几失乡人。”遂至于隋，诸家大人看之感慕。宝子入宫，坚便（使之误）为咏。咏曰：“年少未敢言，口咏墙上草。生处非不高，但恨逢霜早。”又作咏曰：“野林无大小，山花色并鲜。唯有权折枝，独自不知春。”
然坚目大师之前预造日严精舍，遂及至，自躬出迎之，止诸其中，事以国师之礼，劝请传法，暨于光辰，弥复敬重。于是大师兴隆大法，仍制净名玄等，禀法之徒，百千万众。……[19]
本文为叙述吉藏大师从建康移至长安之历史背景，引用某“传”而穿插了两个故事。首先是北周最后的皇帝——少帝阐看中了隋文帝杨坚之女，遂纳为妃。然该妃为使乃父杨坚即位，而将少帝刺杀。另一个则是陈后主叔宝为夺取将军妙景之妻，将妙景调任南方国境，妙景遂弃陈投隋，最终将陈消灭。当然，上述故事并不见于正史记载，传抄过程中又出现不少基本性错误（如杨坚之子“杨广”误作“扬光”）；从其生硬的文体判断，该文绝非出自中国文人之手，应是日人根据当时流传的故事著录而成。所本典籍，据金文京教授考证，或为《开业平陈记》之类的杂史类著作。[20]《开业平陈记》见于《隋书·经籍志》史部·旧事类及《新唐书》《旧唐书》艺文志·杂史类，后失传，元·陶宗仪所编《说郛》卷45辑有《平陈记》一卷，疑为其逸文。“开业”为隋文帝年号“开皇”与隋炀帝年号“大业”之合称，从书名判断，该书主要记载隋灭陈的一些趣闻逸事。
那么，智光又是从何处了解到这些趣闻逸事的呢？据推测，应自乃师智藏处获知。据《怀风藻》记载：“释智藏者，俗姓禾田氏，淡海帝世遣学唐国，时吴越之间有高学尼，法师就尼受业，六七年之，学业颖秀。（后略）”[21]智藏于淡海帝即天智天皇时在吴越之地留学长达六七年，期间当然有机会接触到上高数趣闻逸事。当时唐朝处于高宗时代，隋灭陈的故事尚广泛流传。上述陈后主父子诗或非本人所作，而为后人假托，但无论如何，智光从乃师智藏处得知这一传说，而将其记录到《净名玄论略述》之中。
至于大津皇子如何而接触到这些材料。据《日本书纪》持统天皇称制前纪记载：“皇子大津（中略）及长有才学，尤爱文笔。诗赋之兴，自大津始也。”可见皇子对中国文学之热爱。另外，《怀风藻》对大津皇子记载如下：
皇子者，净御原帝之长子也。状貌魁梧，器宇峻远。幼年好学，博览而能属文。及壮爱武，多力而能击剑。性颇放荡，不拘法度。降节礼士，由是人多附托。时有新罗僧行心，解天文卜筮，诏皇子曰：太子骨法，不是人臣之相。以此久在下位，恐不全身。因进逆谋，迷此诖误。遂图谋不轨，呜呼惜哉！蕴彼良才，不以忠孝保身，近此兼竖，卒以戮辱自终。古人慎交游之意，因（固）以深哉。时年二十四。[22]
此处言大津皇子为净御原帝即天武天皇的长子，而据上述《日本书纪》记载，实为第三子。由于皇子礼贤下士，身边聚集了不少人才，甚至包括新罗僧人。我们可以推测，皇子在这种博览群书、广交贤才的过程中，当然有机会接触到前述陈后主的《临刑诗》。
朱鸟元年（686）十月，天武天皇驾崩后不久，大津皇子被告谋反，随即被赐死于自宅“译语田舍”（《日本书纪》持统天皇称制前纪），其实这是皇后（后即位为持统天皇）为确保其亲生的草壁皇子顺利即位而使出的一个政治阴谋。
皇子于临刑前吟作的这首《临终诗》，虽然脱胎于陈后主的《临行诗》，但在句式、押韵、用词等方面还是可以看出一些改动的痕迹，如将第一、二句次序颠倒，改变韵脚，以及用词上的刻意雕琢等。如果我们仔细比较两者的基本词汇如“日光—金乌，黄泉—泉路，今夜—此夕”等，便可发现，陈后主的《临刑时》用语非常浅显，几近日常口语，似为脱口而成，而大津皇子的《临终诗》则力求典雅，刻意认为是在前者的基础上雕饰而成。
当然，作为汉诗，大津皇子的《临终诗》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该诗与其他同类《临刑诗》的最大区别，在于押韵的不同。除此之外，其他所有《临刑诗》皆用“斜”“家”作韵脚，押下平六麻韵。而此诗由于第一、二句颠倒了顺序，以致全诗的韵脚变成“命”“向”，这显然不合近体诗的押韵规范。但如金文京教授所言，此类以中古音“曾梗摄（ing）”与“江宕摄（ang）”押韵的例子另见于智藏的《秋日言志》（情·声·惊·芳）及葛野王的《春日玩莺梅》（声·情·阳·觞），只是如此押仄声韵的诗在《怀风藻》中亦属绝无仅有。
其次，末句的“此夕谁家向”并不符合汉语规范。虽然小岛宪之博士曾花费大量篇幅考证，此句中的“此夕”一词与出自《诗经·绸缪》中“今夕何夕兮，见此良人”的诗语“今夕”不同，很少见于中国诗歌，应属于“和习表现”即日本人创造的表现方式，但实际上这种说法不能成立。只要我们翻阅一下逯钦立编《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年版）中收录的六朝时期诗歌，便可发现使用“此夕”的例子也是时有可见。如：
谁能当此夕，独处类倡家。（梁宣帝《月夜闺中诗》）[23]
此夕甘言宴，月照露方涂。（北齐·魏收《月下秋宴诗》）[24]
愁人当此夕，羞见落花飞。（隋·李奉贞《酬萧侍中春园听妓诗》）[25]
此夕未央宫，应照仙人掌。（隋·许仪《暮秋望月示学士各释愁应教》）[26]
此夕穷途士，郁陶伤寸心。（隋·李密《五言诗》）[27]
可见，“此夕”在六朝时期的诗歌中还是较为常见的一个词语。
与此不同的是，句中后半部分“谁家向”可谓典型的“和习表现”。由于中日文语法结不同，此处虽符合日文的语法结构，却觉不符合汉语规范。虽然为避免这种矛盾，日本大多数教材将此句改作“此夕离家向”，但即便如此，以汉语习惯，“向”字后面还是缺少表示方位的名词。关于此点，江户时期的著名学者荻生徂徕就曾在《文戒》中指出过“‘谁家向’以下属和语，可笑！”“宛然和人之声口”。
另据《万叶集》记载，大津皇子在临死前，还曾作如下和歌：
大津皇子被死之时磐余池陂流涕御作歌一首[28]
百伝ふ 磐余の池に 鳴く鴨を 今日のみ見てや 雲隠れなむ（卷三·416）
（试译）磐余池里鸭悲鸣，今日见罢云中隐。
以前，皇子可以尽情地欣赏在自家附近的磐余池中鸭子们嬉戏鸣叫，但自己马上就要死去（云中隐），今后再也见不到它们欢快的姿态了。鸭子们也在不停地悲鸣，似乎在与皇子作最后的告别。歌中以悲鸣的鸭子为意象，表达了作者对生的无限眷恋之情。这首歌与前述的《临终诗》一道，成为日本文学史上的千古绝唱。
四、成三问的《临刑诗》
除上述中日两国外，在朝鲜文学史上，成三问的《临刑诗》也广为流传。
成三问（1418—1456），字谨甫，号梅竹轩，李氏朝鲜第四代名君世宗之重臣，曾任集贤院学士，协助世宗创立“训民正音”（朝鲜文字），为李朝初期的代表性学者之一。世宗去世后，继之即位的体弱多病，两年后病逝。其后，年仅12岁的端宗即位，通时野心勃勃的皇叔首阳大君（世祖）也开始剪除异己，伺机篡位，最终于1455年6月以禅让形式迫使端宗退位。成三问等先朝重臣认为此举有悖于君臣之道，于世祖即位后第二年，计划乘世祖接见明朝使节之际将其暗杀，终因事败未遂，成三问、朴彭年、俞应孚、李垲、何纬地、柳诚源等六人或被处死或自杀，被称为“死六臣”。而金时习、南孝温、元昊、李孟专、赵旅、成耽寿等六人，则从此远离朝政，隐居山林，被称为“生六臣”。他们或放浪形骸，或专心著述，其中金时习所撰《金鳌新话》成为朝鲜文学史上最初的小说。
以上故事作为朝鲜史上的重要事件而脍炙人口，长期在民众之间广泛流传，成三问的《临刑诗》，则作为其中不可缺少的一环而家喻户晓，至今仍收录于各种教材及辞典之中。
然而，据滨政博司调查，该诗并不见于成三问的文集《成谨甫集》，而是收录于《死文臣文集》著所引的著《稗官杂记》，其内容如下：
南秋江作六臣传，其李垲传曰：邻车载有诗云：禹鼎重时生亦大云云。朴彭年传曰：光庙以领议政宴于府中，朴有诗云：庙堂深处动哀丝云云。成三问传，不知何人添注于其下曰：“临车载时有诗云：击鼓催人命，回看日欲斜。黄泉无一店，今夜宿谁家？”余按《今献汇言》，孙蕡宋潜溪高弟也。被罪临刑，口占一诗曰：鼍鼓三声急，西山日又斜。黄泉无客舍，今夜宿谁家？此非成公之作明矣。实注者之误也。
《稗官杂记》的作者鱼叔权生卒年不详，1525年为吏文学官，由此推断，只是距离事件发生已过七八十年。据上述记载，不知何人在南秋江所作《六臣传》中添注“临车载时有诗云”，而加入成三问的这首《临刑诗》，南秋江即前述“生六臣”之一的南孝温（1454—1492年）。然现行本《六臣传》中并无此诗，因此很难推断此诗究竟何时为何人所插入。鱼叔权亦以孙蕡已口占《临刑诗》，而认定此处为“注者之误”。因此朝鲜文学史中将此《临刑诗》断为成三问的实际创作，如滨政博司氏所述，尚缺乏有力的证据。[29]
另外，《成谨甫集》中收录了一首题为“绝笔”的七言绝句：
食君之食衣君衣，素志平生莫有违。
一死固知忠义在，显陵松柏梦依依。[30]
这首绝笔，与成三问临终时所作的诗调《此身》风格颇为一致：
此身逝去化何物？
化为长松一株，挺立蓬莱山顶。
白雪满乾坤，惟见长松独青青！[31]
二者皆借用《论语·子罕》中“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的典故，以象征自己坚贞不屈的忠义气节。诚如韦旭升先生所言，这首时调“境界甚高，是对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自我牺牲精神的一种歌颂”[32]，可以说较为符合成三问临刑前的实际心情。
虽然这首《临刑诗》是否为成三问实际创作值得怀疑，但从《稗官杂记》所注“临车载时有诗”云云的记载，我们也可理解为成三问于临刑前口占了这首《临刑诗》，这一点与孙蕡的“临刑口占”颇为相似。[33]
据明·董毂《碧里杂存》卷上“孙蕡”条记载：
孙蕡（中略）坐为蓝玉题画诛。临刑口占曰：“鼍鼓三声急，西山日又斜。黄泉无客舍，今夜宿谁家？”死后，太祖闻知此事，曰：“有如此好诗，不覆奏，何也？”并诛监斩者。[34]
孙蕡临刑前口占此诗，深得明太祖朱元璋赞赏，甚至为此而诛杀监斩官。此事另见梁忆《遵闻集》、邓球《皇明咏化类篇》别集卷133、焦竑《玉堂丛语》卷七、曹学佺《石仓十二代诗选》、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甲集等，可见在明清时期流传甚广。指导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四库馆臣校录《西庵集》时，于孙蕡“临刑口占”诗后录《明兴杂记》，并评价道：“今颂此诗，蕡可谓一死生，而高皇亦怜才矣。”[35]足见四库馆臣仍认为此诗乃孙蕡之作。成三问对于此诗及其背景应该是相当熟知的，因此极有可能仿效孙蕡，临行前“口占”了这首《临刑诗》。当然，也不排除后人将上述孙蕡的故事附加在成三问传中的可能性。
其后，著名学者赵翼（1727—1814）在《陔余丛考》卷二十四“孙蕡诗”条，引录《碧里杂存》和《五代史补》，首次指出此诗实乃江为之作：
此诗乃五代江为所作。（中略）今乃移之仲衍（按：蕡字仲衍），何耶？岂仲衍被刑时，诵此诗以寓哀，闻者不知，遂以为仲衍自作，而董毂记之耶？（中略）《明史》于蕡传，但云临刑赋诗，长讴而逝，而不载其诗句，较为不露。然而临刑赋诗，似亦以诗为蕡自作也。[36]
此外，赵翼还在《瓯北诗话》卷十一“诗人佳句”中摘录江为此诗，题作《临刑口占》，惟首句中“衙鼓”作“鼍鼓”。[37]至于江为制作《临刑诗》的情况，据北宋·陶岳《五代史补》卷五“江为临刑赋诗”记载：
江为，建州人，工于诗。乾佑中，福州王氏国乱，有故人任福州官属，恐祸及，一旦亡去，将奔江南，乃间道谒为，经数日，为且与草投江南表，其人未出境，遭边吏所擒，份於囊中得所撰表章。於是收为与奔者，俱械而送，为临刑，词色不挠，且曰：“稽（嵇）康之将死也，顾日影而弹琴。吾今琴则不暇弹，赋一篇可矣。”乃索笔赋诗曰：（诗略）。闻者莫不伤之。[38]
可见，江为在临刑前，曾仿效顾日影而弹琴的晋代名士嵇康，索笔而赋此《临刑诗》。当然，通过前述考察我们可知，江为所赋此诗亦非本人原创，不过是对传为陈后主所作《临行诗》稍加改动而已。其中将后两句“黄泉无宾主，今夜向谁家？”改作“黄泉无旅店，今夜宿谁家？”并未后世《临刑诗》所沿袭，如金文京教授所述，反映了唐代以后人们出行时普遍住宿旅店这一旅行条件的巨大变化。[39]
那么，江为又是如何得知传为陈后主所作的这首《临刑诗》的呢？或许这与该诗的流传区域有关。如周作人、滨政博司氏所言，中国流传的《临刑诗》大都与南京这一地缘有关。江为曾“诣金陵求举，屡屡黜于有司，怏怏不已”（《唐才子传》卷十），为求举而在南京滞留过，应该有机会接触到这首诗。只不过，亡国之君陈后主离开南京时，虽然对前路充满不安，但并无马上要赴黄泉的紧迫感。而对于临刑在即的江为来说，《临刑诗》中所描绘的一切显得更加紧迫和悲壮，更为符合当时的心情。这一点，一直为后世的《临刑诗》所继承。
五、结语
通过以上考察，我们对《临刑诗》在东亚三国的传承过程大概可作如推断：隋灭陈后，传为陈后主所作的《临刑诗》，曾长期流传于以南京为中心的江南地区。此后，一方面，通过留学吴越间的入唐僧人智藏传到日本，最终影响到大津皇子《临终诗》的创作；另一方面，又通过五代江为的临刑赋诗、明朝孙蕡的临刑口占，在中国不断流传下来并影响到朝鲜成三问的刑前赋诗。《水浒传》等小说戏曲中的引言，使得该诗在民众之间更加广泛流传，以致衍生出假托金圣叹、戴名世、叶德辉等名士的附会之作。
当然，《临刑诗》在传承过程中，之所以出现如此众多的变异，应与临刑口占这一特殊背景有关。面对即将受刑、离别人世的残酷现实，诗人们在大致相同的极端环境之下，追忆起前人流传下来的诗作，放声吟诵，期间文字稍有出入亦属自然。而这种悲剧性的故事，经过民间不断加工，逐渐衍生出更多的附会和传说。毋宁说，这也正是《临刑诗》流传如此之广的根本原因。
比较一下流传于东亚三国的《临刑诗》，可以发现，除陈后主的《临行诗》外，中国流传的《临刑诗》皆与文人的笔祸有关；而日本、朝鲜的《临刑诗》皆与皇位的争夺有关，这一点可谓与陈后主的《临刑诗》更为接近。[40]然而，令我们更感兴趣的是，大津皇子与成三问除上述《临刑诗》外，还分别留下了用自己民族语言创作的和歌和时调。即使是告别人世之际，一方面要用汉诗这种东亚地区的共同语言赋诗言志，使其具有地区间的普遍性；另一方面又须用自己的民族语言来表达自己的心声，使其具有特定的真情实感。近代以前东亚地区这种诗与歌奇妙组合，应该引起我们的进一步关注。
（本文为2001年9月8日至10日由南开大学、东亚比较文化国际会议主办的“变动期的东亚社会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表论文，后收入杨栋梁、严绍璗主编，赵德宇、刘雨珍副主编：《变动期的东亚社会与文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31—451页。）
第八章 杨贵妃渡日传说的流变及其原因
一、杨贵妃在中国
杨贵妃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四大美女之一，身为唐玄宗的贵妃，曾集玄宗万千宠爱于一身，兄弟姐妹也因此而显赫一时。然安禄山兵变，潼关失守，玄宗一行匆匆蒙尘四川，行至马嵬驿，军队不前，玄宗为平军心，不得已令高力士缢死贵妃。一代国色，玉殒香消，时为天宝十五年（756），贵妃年仅38岁。
大约在杨贵妃死后50年，白居易创作了千古名作《长恨歌》，使得杨贵妃的故事脍炙人口，妇孺皆知。
《长恨歌》的后半部分，着重描写玄宗回归长安后，派临邛道士四处寻找贵妃，道士排空驭气，“上穷碧落下黄泉”，终于在海上仙山中的太真院寻觅到杨贵妃。这种对仙境的铺张描写，引起许多有关杨贵妃未死的传说，如清代的洪昇在《长生殿》中便写杨贵妃是尸解而去（“尸解”折），并借贵妃托梦说：“只为当日个乱军中祸殃惨遭，悄地向人丛里换装隐逃，因此上流落久蓬飘。”（“雨梦”折）暗示杨贵妃此后似曾流落民间。
这种意见，甚至亦见于现代学者之中。有人认为，《长恨歌》记述的是一件皇家逸闻，即在马嵬驿事变中贵妃未死，而是易服潜逃，流落民间，大概当了女道士。[41]更有人认为，杨贵妃由马嵬驿潜逃后，混入难民中越过终南山，在东方海滨城中作妓女，也可能是名妓而兼“假母”，主持着一个很大的妓院。玄宗派遣使者寻访到贵妃，但贵妃不愿返回长安，只是将当年定情信物交给使者带回。[42]
总之，《长恨歌》以其缠绵的故事，优美的旋律，不仅深受中国历代读者的喜爱，产生了各种传说故事，而且也赢得了朝鲜、日本等各国人们的欢迎。日本的有关杨贵妃的故事传说，就是在此基础上形成并发展起来的。
二、日本的杨贵妃传说
日本所流传的杨贵妃传说，有的类似中国，认为杨贵妃在马嵬驿事变中未死，最终流落到了日本。如山口县大津郡友谷町久津二尊院就流传着如下传说：
马嵬驿军边，玄宗不得不忍痛割爱，令高力士缢死杨贵妃。然近卫军司令陈玄礼恋慕贵妃，不忍加害，便与高力士同谋，将杨贵妃的侍女缢死，以假乱真，迷惑众人。杨贵妃本人则乔装打扮。在陈玄礼的心腹保护下，抄小道南下，由现在的上海附近东渡日本，来到油谷町久津。安禄山之乱平定后，玄宗派方士来到久津，送给贵妃两尊佛像，贵妃则献上定情的头簪。此后，杨贵妃再也没回到中国，在此地平静地安度晚年。[43]
另外，京都市东山区的泉涌寺还传有杨贵妃观音像。据说安禄山之乱平定后，唐玄宗思念贵妃，特请用香木制作了与贵妃等身坐像大小相同的圣观音坐像。此像宋时传入日本，现安置在该寺的观音堂内。圣观音安然端坐，宛如贵妃生时。该像1955年对外开放，现作为愿结良缘、诸愿成就的观音，深受人们欢迎。
然而，在所有杨贵妃传说中，最为有名、最具代表性的还是名古屋市的热田神宫所流传的杨贵妃传说。该传说的主要内容，即杨贵妃本乃热田明神的化身，因为唐玄宗企图征服日本，热田明神便化作杨贵妃，去迷惑唐玄宗，挫败了玄宗的侵日之志。从前社殿的后面还有一座五轮塔，便是杨贵妃的坟墓。
下面对该传说作一具体的介绍与分析。
关于该传说的起源，我们能够找到的最早记载，应是镰仓时代末期比叡山僧人光宗（1276—1350）所著的《溪岚拾叶集》。《溪岚拾叶集》堪称日本天台宗的百科全书式书籍，内容涵盖显、密、戒、记录等诸多方面，除了纯粹教理外，还包含不少神社寺院的由来缘起谭和灵验谭，以下是有关蓬莱宫的问答：
问：以我国习蓬莱宫者，方如何？
答：唐玄宗皇帝与杨贵妃，共至蓬莱宫。其蓬莱宫者，我国今热田明神是也。此社坛后有五轮塔，（中略）此塔婆，杨贵妃墓也。[44]
在此明确记载，热田神宫就是蓬莱宫，唐玄宗和杨贵妃曾一起来此，神社内的五轮塔就是杨贵妃墓。而此处所说“五轮塔”，据说江户初期的林罗山（1583—1657）《本朝神社考》卷三记载：
热田之庙背有一基石塔，其长二尺许，其形太丑，巫祝等指之曰贵妃之塔也。又庙外有玄太辅之祠，佥云玄宗三郎之祠也。
另据《尾张国地名考》所载，该塔乃五轮石塔，在正殿西北方向，自镰仓时代便存在，直到江户时代的元禄时期（1688—1704）尚在，何时倒塌，不得而知。
上述杨贵妃为热田明神的传说，到南北朝时期更加广泛，如《曾我物语》中有一篇《玄宗皇帝之事》，前半段基本上承袭《长恨歌》的故事，但在结尾道士寻访贵妃处，却又这样言道：
（方士）乘飞车，来到我朝尾张国，化为八剑明神。杨贵妃乃热田明神者也，传说蓬莱宫，即指此地也。[45]
另外，足利义晴时编成的《云州樋河上天渊记》（《群书类丛》正28集）中也如此写道：
四十五代圣武、四十六代孝谦帝间，李唐玄宗慕权威，欲取日本。于时日本大小神祇聚集评议，请以热田生杨家而为杨贵妃，乱玄宗皇帝之心，醒日本夺取之志。诚如斯，贵妃失马嵬，乘船着尾州智多郡宇津美浦，归热田宫。
不但民间传说如此，就连当时的博学大儒清原宣贤（1475—1550）在讲解《长恨歌》中的“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时，也将热田的蓬莱传说，与杨贵妃的故事结合起来。
日本有三处蓬莱，熊野金峰山、尾张之热田、骏河富士也。秦始皇遣徐福求长生不死之药时，先至熊野金峰山，其后至骏河富士云。又，方士寻至热田，贵妃闻玄宗之使至，召见入内对面，界内即仙境也。方士牢记于心，归唐后语以此界内之形状，造之于庭也。[46]
杨贵妃听说方士受玄宗派遣来到热田，召其入内见面，此处强调指出“界内即仙境也”，表明它具有不同于世俗现实的神圣性。继而又在讲解“金阙西厢叩玉扃”时，如此阐述道：
一说此蓬莱乃言日本尾张热田明神，玄宗欲攻取日本，热田明神变成美女，以迷玄宗之心，其证据为，此社有门曰春叩门，春时道士叩其门，故门额如此，是一说也。[47]
由此可以看出，杨贵妃渡日传说已在中世日本朝野广泛流传。
到了江户时代，这个传说更是广为流传，当时无论是对《长恨歌》的讲解，还是民间故事，皆沿用此说，并加以扩充。如刊行于宽文年间传为浅井了意（1612—1691）所作的《杨贵妃物语》，便是用假名对《长恨歌》的章句进行逐句讲解，对“昭阳殿里恩爱绝，蓬莱宫中日月长”两句，是如此阐述的（笔者译）:
昭阳殿，华清宫南之御殿也，昔君常游此地也。恩爱绝，昔为君所宠爱，而今已绝也。今蓬莱宫中唯一人，从前春日秋夜，甚觉短暂，今此中日月颇长，不胜悲惨也。此蓬莱、方丈、瀛洲，乃仙人居处，山中有不老不死之药。此山在大海中，是谓日本也。日本有骏河之富士、尾张之热田、纪伊之熊野也。秦始皇时，有名徐福之道士为寻不死之药，来纪州之熊野也。又玄宗之时，有方士杨通幽寻贵妃来尾州之热田也。唐玄宗时，天下太平，安宁无事。而帝欲讨伐此日本，于是热田明神化为贵妃，乱唐世而救日本也。[48]
在这里，除了对原文的讲解外，还对日本几处流传的蓬莱传说作了说明，最后叙述热田明神化为杨贵妃的传说。
另外，江户时代与近松门左卫门并驾齐驱的净琉璃作家纪海音（1663—1742年），在《玄宗皇帝蓬莱鹤》中的“玄宗杨贵妃道行”一段中，也如此描写道：
御声又言道。陛下贪欲太深，为缓陛下夺取日本之志，特变作杨贵妃，此亦乃垂迹和合也。
所谓“垂迹和合”是日本的特有信仰，乃指神祇为助民众，从本来所居之处特地下凡。此处描写的，当然是热田明神现身杨贵妃，拯救日本的事情。
由此看来，到了江户时代，无论汉学家、儒者，还是一般民众，对于杨贵妃是热田明神化身的传说都是深信不疑的了。
三、热田神宫杨贵妃传说所产生的原因
以上我们对热田神宫所流传的杨贵妃传说作了大体鸟瞰，那么接下来的问题便是，究竟产生这种传说的原因是什么呢？下面就从《长恨歌》在日本的广泛流传、热田的徐福传说、中日间的紧张关系、热田神宫的日本武尊信仰等四个方面来分别加以探讨。
（一） 《长恨歌》在日本的广泛流传
历代中国文人中，对日本文坛影响之大，无有出白居易右者，作为白居易代表作之一的《长恨歌》，在日本文坛的流行及其影响比之在本土中国，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自平安时代至今，它的影响一直经久不衰。
如在和歌、汉诗方面，藤原公任（966—1041年）所编的《和汉朗咏集》中就收入《长恨歌》四联八句[49]，此后藤原基俊（1056—1142）所编的《新撰朗咏集》中亦同样收入四联八句[50]。而藤原定家（1162—1241）的《拾遗愚草》、慈圆（1155—1225）的《拾玉集》中，都有将《长恨歌》中的某一句改作而成的“句题和歌”。
与此同时，一些物语文学中也开始出现了用假名讲解的杨贵妃故事。《更级日记》言：“闻说世上有人将《长恨歌》一文，写成故事。”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便有：源俊赖《俊赖口传集》百廿三《裁缝衣》[51]，《今昔物语》卷第十《唐玄宗后杨贵妃依皇宠被杀语第七》，《唐物语》《玄宗与杨贵妃的故事》等。这些皆是以《长恨歌》为蓝本，对玄宗与杨贵妃的悲恋故事详加叙述，并适当地进行裁剪的，有的还配上了和歌。
此外，我们还可以从当时流传的《长恨歌》绘画中，看出人们对《长恨歌》的喜爱。
众所周知，《长恨歌》对《源氏物语》的产生曾起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尤其是首卷《桐壶》，无论是人物描写，还是遣词造句，皆可说是从《长恨歌》脱胎而来的。其中有一段描写桐壶帝失去更衣后，朝夕思念的情景：
近来皇上晨夕披览的，是《长恨歌》画册，这是从前宇多天皇命画家绘制的，其中有著名诗人伊势和贯之所作的和歌及汉诗。日常谈话，也都是此类话题。[52]
然而，桐壶帝即使“晨夕披览”《长恨歌》画册，也难抵其失去更衣之痛：
皇上看了《杨贵妃》画册，觉得画中杨贵妃的容貌，虽然出于名家之手，但笔力有限，到底缺乏生趣，诗中说贵妃的面庞和眉毛似“太液芙蓉未央柳”固然比得确当，唐朝的装束也固然端丽优雅，但是，一回想桐壶更衣的妩媚温柔之姿，便觉得任何花鸟的颜色与声音都比不上了。[53]
由此我们可以得知，宇多天皇（887—897在位）曾命画家绘制过《长恨歌》画册，并配有伊势和贯之所作的和歌及汉诗，但据《源氏物语》有名的古著、一条兼良（1402—1481）的《花鸟余情》中称：
《长恨歌》的画虽然亭子院时，曾令画工描绘过，然其画未能流传后世，而通宪法师（法名信西）参照唐书、唐历、杨贵妃外传等书，重新描绘成画，此即当今所见《长恨歌》画者也。[54]
似乎宇多天皇时的《长恨歌》画册并没有流传下来，后来通宪法师（信西）又参照《唐书》、《唐历》、《杨贵妃外传》等重新加以描绘过。
由上我们可以看出，《长恨歌》的故事在平安时代的贵族社会中，是广为流传而又影响深远的。不仅如此，后来谣曲中的《皇帝》、《杨贵妃》，即以唐玄宗与杨贵妃作为题材。直到现在，描写唐玄宗与杨贵妃爱情的作品还依然络绎不绝，像现代作家中就有菊池宽的《玄宗的心情》（平凡社，1929）、川口松太郎的《杨贵妃》（河出新书，1955），以及井上靖的《杨贵妃传》（讲谈社文库，1972）等。
就这样，自古至今，杨贵妃的故事一直深受日本人民的喜爱，可以说是妇孺皆知，无人不晓。应该说，这便是产生杨贵妃传说的首要原因。
（二）热田的徐福传说的影响
在对《长恨歌》长期的欣赏过程中，人们并不仅仅满足于欣赏原作，而是不断地去进行再创造。而《长恨歌》后半部分对仙境的铺张描写，又给日本人们提供了宝贵的创作源泉。
本来，徐福入海求仙、东渡日本的传说，自五代的《义楚六帖》后，在中日两国皆广为流传。然而，徐福到达的究竟是何处，日本传说不一，许多地方都流传着有关徐福的传说。另，如前已引用的浅井了意所作《杨贵妃物语》中，就同时提到富士山、热田、熊野三处。
关于热田的徐福传说，五山高僧惟肖得严（1360—1437）在其《东海琼华集》三《蓬莱小隐之叙》中说道：
世传，秦徐巿上书始皇，请与童女五百人入海求三神山不死药，而得海岛，遂留不还，即我朝尾州热田神祠是也。[55]
在这里，惟肖得严明确指出，徐福抵达的乃是名古屋的热田神宫。我们可以说，热田所流传的这种徐福传说，便是产生热田神宫杨贵妃传说的第二个原因。
（三）中日间的紧张关系
不能忽视的是，此传说的产生与历史上中日两国的紧张关系有着密切的关联。
元世祖忽必烈统一中国后，东征西伐，于1274年（日本文永十一年）和1281年（日本弘安四年）两次派遣大军攻打日本，这就是日本历史上所说的“文永之役”与“弘安之役”。虽由于内部不和以及台风袭击，元军皆以失败告终，但这两次入侵，对日本的震动非常大。位于东方大海中的岛国日本，第一次真正感到外来侵略的恐惧，这种恐怖影响之深，涉及其后日本的各个方面。
另外，据上垣外宪一教授研究，丰臣秀吉侵略朝鲜失败后，直到江户时代，日本朝野曾一度担心朝鲜与明联合起来，攻打日本。在庆长之役时，日军曾一度北上，直逼汉城，但不知为何，突然间又大撤退，据《明实录》言，主要是由于当时日军听到了明军要调集福建、浙江、直隶的南北水陆兵70万攻击日本的消息后，停止进攻的。
又声言：“调南北水陆兵七十万，旦暮福、广、浙、直水兵至，直捣日本”。倭闻风，遂不敢进。行长奔井邑，离王京六百里；清正奔庆尚，离王京亦四百里。[56]
明军进攻日本，这正是日本人最为担心的事情，小西行长和加藤清正闻此消息，皆远离王京。
另外，江户前期的著名朱子学家藤原惺窝（1561—1619）在与其朱子学老师、朝鲜战争中被日军俘虏的朝鲜大儒姜沆（1567—1618）的交谈中，也道出了当时的这种明与朝鲜联军进攻日本的担心：
日本民众的憔悴情形，没有比现在更惨的了，如果朝鲜与明一道出兵日本，吊民伐罪，先令投降的倭人及翻译用假名写好布告，告诉平民百姓是为了来把他们从地狱之苦中拯救出来，不会践踏军队经过的任何地方，那么打到白河关是没有问题的。[57]
白河关在今福岛县白河市，为古来由关东进入奥州的一大门户。藤原惺窝的话，指出了当时日本所面临的困境，国力疲敝，民不聊生。若是明朝与朝鲜趁机进攻日本，是很容易横扫日本列岛的。然而当时明朝也忙于防备新兴的清军南下，内忧外患，危机四伏，王朝统治摇摇欲坠，自身尚且难保，哪有余力去攻击日本？
而日本却一直被这种恐怖所困扰，出于这种恐惧心理，人们希望神灵加以保佑，于是便假托热田明神变成杨贵妃，以阻止玄宗侵略日本的野心。应该说，这也是当时民众惧怕明军入侵心理的一大反映。
（四）热田神宫的日本武尊信仰
热田神宫的杨贵妃传说与热田神宫的日本武尊信仰也有关联。
热田神宫祭祀的是日本传说中的英雄皇子日本武尊及三种神器之一的“草薙剑”。据《日本书纪》卷七“景行天皇纪”载，日本武尊奉父皇景行天皇之命，平定完九州熊袭的川上枭帅和出云的出云建后，返回京城奈良，席不暇暖，便被景行天皇派去征讨东国。
（景行天皇廿八年）冬十月壬子朔癸丑，日本武尊发路之。戊午，枉道拜伊势神宫，仍辞于倭姫命曰：“今被天皇之命，而东征将诛诸叛者，故辞之。”于是，倭姫命取草薙剑，授日本武尊曰：“慎之，莫怠也！”
是岁，日本武尊初至骏河，其处贼阳从之，欺曰：“是野也，麋鹿甚多，气如朝雾，足如茂林，临而应狩。”日本武尊信其言，入野中而觅兽。贼有杀王之情，放火烧其野。王知被欺，则以燧出火之，向烧而得免。（一云：王所佩剑丛云自抽之，薙攘王之傍草，因是得免，故号其剑曰草薙也。）[58]
为此，日本武尊他绕道赴伊势神宫辞别姑母倭姫命，倭姫命赠其草薙剑，在骏河（今静冈县）遭到火攻时，用草薙剑退火突围，击退敌人。
归途，日本武尊在尾张（今爱知县）娶宫箦媛，因将草薙剑放置在宫箦媛处，过伊吹山时为山神所伤，最终病逝于能褒野，年仅三十岁。草薙剑便放置在热田神宫：
初日本武尊所佩草薙横刀，是今在尾张国年鱼市郡热田社也。[59]
据江户时代狩野派画家狩野永纳（1631—1697）在《长恨歌图抄》（1677）中评论乃父狩野山雪的《长恨歌画卷》时说：
谚云：唐代时，日本屡贡方物，贡物少时，便杀使者。玄宗欲灭日本。热田明神乃日本武尊也，此尊变成杨贵妃，住吉明神变成禄山，熊野大神变成国忠，入大唐，灭玄宗云。[60]
由此我们可以得知，民间传说中，玄宗将灭日本时，群神合力，各显其能，热田明神（即日本武尊）变作杨贵妃，住吉明神变作安禄山，熊野大神变成杨国忠，共入大唐，以灭玄宗。这大约反映了当时流行的一种神国思想。
然而，热田明神变作杨贵妃，应该还与日本武尊讨伐九州熊袭时，男扮女装，刺杀川上枭帅的传说有关。
（景行天皇廿七年）冬十月丁酉朔己酉，遣日本武尊，令击熊袭，时年十六。（中略）十二月，到于熊袭国。因以，伺其消息及地形之险易。
时熊袭有魁帅者，名取石鹿文，亦曰川上枭帅。悉集亲族而欲宴。于是日本武尊解发作童女姿，以密伺川上枭帅之宴时，仍佩剑裀里，如于川上枭帅之宴室，居女人之中。川上枭帅感其童女之容姿，则携手同席，举杯令饮而戏弄。于时也，更深人阑，川上枭帅且被酒。于是日本武尊抽裀中之剑，刺川上枭帅之胸。（中略）自今以后，号皇子应称日本武皇子。言讫，乃通胸而杀之。故至于今，称曰日本武尊，是其缘也。[61]
此后，日本武尊与草薙剑作为保佑日本国民的象征，在日本民间一直具有很高的信仰。
综上所述，热田神宫的杨贵妃传说，是以《长恨歌》在日本的流行为基础，随着中日关系的紧张，杂糅着日本固有的信仰等多种因素而形成的。从该传说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与日本的既有友好又有紧张的历史关系。
四、中日文学的交流与杨贵妃传说的反馈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日本的杨贵妃传说，通过中日两国的文人交流，很早就传入了中国。
明初，宋濂曾作过描写日本风土传说的《赋日东曲》十首，其中第六首便写道：
玉环妖血污寰中，岂有灵祠祝鬼雄。
莫是仙山真缥渺，雪膏花貌主珠宫。
（自注：国有杨贵妃祠。）[62]
宋濂（1310—1381），字景濂，号潜溪，累官至学士承旨知制诰，当时朝廷祭祀、朝会、诏谕、封赐的文章，大多出于他的手笔，被誉为“开国文臣之首”。同时，我们在他的文集中，也能发现他的不少为日本人所作的文章，有的是为日本高僧作的碑铭，有的是为日本诗人诗集作的序。在这种交流过程中，宋濂自然由日本朋友处听说过日本有祭祀杨贵妃灵祀的传说。有关杨贵妃的传说传入中国，可以推测大概就是与此同时期传入的。
据诗题中的“时辛丑冬十月也”，则《赋日东曲》的成稿时间应为1361年即元顺宗至正二十一年，罗月霞主编《宋濂全集》就认定《萝山诗集》为入明前的刊本[63]。而据日本五山高僧横川景三（1429—1493）《补庵京华别集》记载：
皇朝太祖高皇帝，特敕吾使者，召见便殿，顾问海东熊野三山之事迹，忝赐御制一篇。又宋林学士宋景濂，赋日东曲十首以赠焉。就中振吾国王万世一姓之美、鸣传教、弘法显密二师入唐求法之美，东人到今荣之。[64]
据此，1376年明太祖朱元璋在宫中召见绝海中津时，宋濂曾以《赋日东曲》相赠。众所周知，当时绝海中津曾作《应制赋三山》:
熊野峰前徐福祠，满山药草雨应肥。
只今海上波涛稳，万里好风须早归。
明太祖回赠《御制赐和》:
熊野峰高血食祠，松根琥珀也应肥。
当年徐福求仙药，直到如今更不归。[65]
二人主要围绕日本熊野的徐福传说进行唱和。可见，当时有关徐福的故事，已在中日文人之间流传。杨贵妃的渡日传说，也应该是通过当时的人员往来带到中国。
另外，晚清的文廷式（1856—1904）也在其《樱花绝句》第三首诗中咏道：
莺声霞外唤春回，十里云光锦障开。
如此仙山真缥缈，玉环金钿倘归来。[66]
文廷式，字道希，号芸阁，光绪十六年（1890）进士，曾任翰林院侍读学士兼日讲起居注，为帝党的重要人物。戊戌政变后，出走日本，光绪二十年回国。此诗即作于日本。
据作者自注云：“有杨贵妃樱一种，宋景濂曾咏之”。杨贵妃樱，乃是一种拥有15至20片花瓣的淡红色大樱花[67]。虽然此诗所咏的是樱花，然由诗的后两句来看，或许作者对日本所流传的有关杨贵妃传说，也是耳有所闻的。
无论如何，流传于日本的杨贵妃传说，不久便反馈到中国，这既是中日两国人际交流的产物，同时也是两国文学交流的重要成果。
（本文日文版题为「楊貴妃」，载中西進、王勇编：『日中文化交流史叢書』10『人物』卷七「幻想の往還」，大修館書店，1996年10月，第400—422页；中文版题为《杨贵妃渡日传说》，载王勇、中西进主编：《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10】《人物卷》第八章“超越时空的传说”，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12月，第370—383页。）
第九章 和歌、俳句在中国的流传与影响
一、和歌西传之始
和歌乃日本民族在漫长历史过程中所创造的文学形式。作为表达日本民族自我心声的工具，其产生可以上溯到记纪歌谣，至《万叶集》而蔚为大观。然而当时的日本，尚无自己的文字，于是他们在书写时开始借助于中国的汉字，即所谓的“万叶假名”。
和歌在其产生不久，就开始西传中国，此乃中日发生人际交流后的必然结果。7世纪以后，日本向中国派遣了十多次的遣隋使、遣唐使，以引进大陆的先进文化。他们历经千辛万苦，横渡波涛汹涌的大海，来到中国，一方面积极吸收中国的先进文明，另一方面又与中国诗人们作诗唱和，进行交流。唐代文献中，便保留着近百首中日诗人间的酬唱诗歌，成为早期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宝贵资料。
在这种交流过程中，遣隋使、遣唐使们亦起了将日本文化介绍到中国的媒介作用，和歌西传就是在此过程中得以实现的。
据现存文献资料，遣唐使们在中国所作的和歌有两首。
一首为《万叶集》卷一中所收录的《山上臣忆良在大唐时忆本乡作歌》:
いざ子ども早く日本（やまと）へ 大伴の 御津の浜松 待ち恋ひねらむ（卷一·63）[68]
（试译）
归去兮同胞
大伴御津海浜松
想必等心焦
山上忆良（660—733）为万叶第三时期的代表歌人，他所创作的《贫穷问答歌》、《沉疴自哀文》等和歌，多着眼于人生疾苦，作品风格不仅在当时日本歌坛，乃至在日本文学史上亦属罕见。
公元702年（武则天长安二年，日本文武天皇大宝二年），山上忆良作为第8次遣唐使的遣唐少录来到中国。其归国时间尚难考定，但第8次遣唐使一行于704年到718年之间分3批归国，因此最迟也不应晚于718年。由此可以断定，这首歌制作的时期即为704年到718年之间。
这首和歌的内容主要是呼唤一同渡唐的日本同伴们早日回归日本，或许是作于归国前夕的宴会上。御津即日本难波的三津浦（今大阪市南区三津寺町），属豪族大伴氏的领地，当时为连接日本与大陆的交通港口，遣唐使出发时即经由此港。
在日语中，“松”与“待”发音相同（皆为“まつ”），此歌便是巧妙地利用这种谐音，来表达自己思念故土、盼望早日归乡之情的。它是否为当时中国诗人所知晓，现在尚不得而知，然作为日本歌人在中国创作的第一首和歌，其意义是重大而深远的。
大约晚于此歌半个世纪，唐代文坛上又诞生了另一首和歌，这就是有名的阿倍仲麻吕的《在大唐见月所咏》。此歌最早收入《古今和歌集》卷九羁旅歌卷首，后又收入《百人一首》，千古以来为人们所传诵。歌云：
あまの原 ふりさけみれば 春日なる みかさの山に いでし月かも[69]
（汉译）
翘首望天边
月光如洗照九天
三笠山月圆
阿倍仲麻吕（698—770），于717年（唐玄宗开元五年，日本元正天皇养老元年）作为遣唐留学生随第9次遣唐使团来到中国，时年20岁。从此至死未能返回日本，取有汉名朝仲满、朝衡、晁衡等。初入太学，科举及第后，历任左拾遗、左补阙等职。734年，他上奏唐玄宗，请求随第10次遣唐使一同归国，然未得玄宗许可。753年，终于获准随第11次遣唐大使藤原清和一道回日。然而，船在航行途中遇到台风，阿倍仲麻吕所乘坐的船飘至越南。后来他回到长安，历任左散骑常侍、御史中丞等高官，73岁客死于中国。
关于此歌的创作背景，《古今和歌集》说明如下（笔者译）:
古传曰：“昔，遣仲麻吕至唐学习，经年不见归来。本国再派遣使者，催其速归。一行归国途中，经明州海岸，彼国诗人，设宴话别。时夜深人静，月色清丽，仲麻吕难抑内心情感，故咏此歌。”[70]
据此可知，这是仲麻吕在中国友人设宴饯别时之作。前述阿倍仲麻吕出发为753年，此歌盖作于此时。又据《土佐日记》记载，当时这首歌就被译成中文，为中国诗人所喜爱。[71]从现存资料亦可看出，阿倍仲麻吕与著名诗人王维、李白、储光羲等皆有深厚交往，互相赠诗唱和，且王维、赵晔、包佶、徐凝等诗人还为仲麻吕留有送别诗。[72]可以想象，饯别宴席上，中国诗人们定是与日本友人一起，凝神欣赏过这首脍炙人口的佳作。
综上所述，山上忆良与阿倍仲麻吕所作的和歌皆充满着眷眷的思乡之情，然具体看来，前者主要面对当时在唐的日本人，而后者则有很大可能是在中国诗人面前披露的。和歌在其诞生后不久，就由遣唐使们西传至中国，这不仅在日本和歌史上，而且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明代的和歌汉译
（一）倭寇入侵与明代日本研究的兴盛
唐末大乱，中国遭受严重破坏。894年（唐昭宗乾宁元年，日本宇多天皇宽平六年），在菅原道真的建议下，持续260多年的遣唐使派遣终止了。自此中国与日本的官方交往虽然停止，但民间交流依然络绎不绝，日本入宋僧人与贸易商亦频繁往来于中日两国之间，在这种交流过程中，有关日本的知识亦渐渐传入中国，宋代的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中，将从留学僧安觉听来的日语单词分别用发音相近的汉字一一加以介绍。[73]到了元末明初，著名学者陶宗仪又在其编纂的《书史会要》一书中，根据当时日本入元僧人提供的资料，按照“いろは歌”顺序，第一次完整记载了日语的47个假名，指出其用途乃是“能通识之，便可解其音义”。[74]
然而，中国的日本研究取得飞跃发展，还是进入明代以后的事情。这种日本研究兴盛的直接原因，当然主要是为了抵抗倭寇的入侵。16世纪明朝与日本交流中断后，倭寇在大陆大行掠夺，尤其是在嘉靖、隆庆、万历年间，倭寇活动最为猖獗。倭寇初期成员主要由日本人组成，而后期则也包括中国人及韩国人。
明朝政府为了有效地抗击倭寇，积极鼓励官府与民间进行系统的日本研究。对于当时的情况，郑余庆在《日本考略·引》中指出：
余庆承乏定海，适遭其穷，以守城官兵并力拒守，蕞尔区壤，独不罹害，幸亦多矣。窃以幸不可再，思患而预防之者不可不密，蚤夜展转，以图后计。时即有若邑庠弟子薛生俊者。……乃命俊为《日本考略》若干卷，诚有裨于边防也。
在这种外患压迫下，明代涌现了大量研究日本的著作，主要代表作有薛俊的《日本考略》、郑若曾的《日本图纂》、《筹海图编》（以上为嘉靖年间刊行）；李言恭、郝杰的《日本考》、郑舜功的《日本一鉴》（以上为万历年间刊行）等。
（二） “寄语”的搜集
明代日本研究的成果，不仅反映在研究著作数量比以前大为增加，更主要的还体现在其研究质量方面达到了颇高的水平。“寄语”的创立便是其重大成就之一。
“寄语”一词，乃起源于《礼记·王制篇》:
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75]
薛俊在《日本考略》亦说明道：“寄即译，西北曰译，东南曰寄”，并在该书中特设“寄语略”一栏。据此我们可知，所谓“寄语”，乃指日语词汇的汉译。如该书中所记“秃计、月”“乌弥、海”“摇落、夜”，上面为用汉字摹拟的日语发音，下面为该日语词汇所指的汉语意思。
明朝的日本研究书籍皆很注重“寄语”的搜集，如薛俊《日本考略》收录了358个，郑舜功的《日本一鉴》收录了3401个，李言恭、郝杰的《日本考》收录了1186个，如此以“寄语”方式大量介绍日语单词，在中国文学史上尚属首次。也正因为有着如此丰富的“寄语”积累，和歌的汉译也就成了可能。
（三） 《日本考》中的和歌汉译
随着“寄语”研究的进展，和歌的汉译亦同时开始了。下面我们就以李言恭、郝杰编撰的《日本考》为对象，具体考察一下其中的和歌汉译问题。
《日本考》编撰与明万历年间，全书共由5卷组成，对当时日本的情况，从地理、风俗，到文字、工艺等，皆作了较为具体而全面的介绍。其中，卷三的“歌谣”部收有和歌39首，卷五的“山歌”收有歌谣12首，共计和歌51首，并对它们一一作了具体的汉译。这些歌，大多取自《古今集》、《后撰集》、《拾遗集》、《后拾遗集》、《伊势物语》等处，内容则是多种多样。
鹿悲红叶
纵观《日本考》中这些和歌的汉译，我们可以发现一个特色，即译者在翻译这些和歌时，每首都将其翻译程序加以细致而周到的说明。下面，我们就以《古今集》卷四的著名和歌“奥山に紅葉ふみわけ 鳴く鹿のこゑきく時ぞ 秋はかなしき”[76]为例，看看其具体的翻译程序。
远山尼 木密之勿密外计乃姑失革那那可叶吉古时活秋 所革乃失气
に もみぢふみわけ なくしかの こゑきく は あきぞ 遠山 時 かなしき
读法：多委阳脉尼木密之勿密外计乃姑失革那可叶吉古秃计活阿气所革乃失气
切意：远山红叶落，鹿踏自悲鸣，
时值秋残后，声叫苦难听。[77]
首先，按照中国诗歌习惯，译文中加上了“鹿悲红叶”这一题名。其次，为保持原有风貌，对原文皆先以音译汉字，再以汉字、假名混合方式进行介绍。
这首歌通过鹿的鸣叫声来感觉秋季的来临，在日本可谓脍炙人口，妇孺皆知。仔细看来，这里所介绍的与现今日本所流传的版本稍有出入，有不少地方出现错误。如原文的“奥山に”改成“遠山に”，“こゑきく時ぞ”改成“こゑきく時は”，“秋は悲しき”改成“秋ぞ悲しき”。这些不同，可能是在传抄过程中发生了变化。另外，“读法”中误衍一“那”字，“释音”中将“外计”（わけ）的意思误解为“悲”等，说明当时的日语理解水平还存在着不少问题。
具体翻译过程，大致分为“呼音”“读法”“释音”“切意”四个步骤。“呼音”乃是使用发音相近的汉字注音，相当于上述的“寄语”。“读法”则是将“呼音”中所得的汉字发音填入句中，得出全句的日话发音。“释音”则分为“正音”（如“远山”）、“助语”（如“尼”）以及对音译汉字的意思说明（如木密之）三种。
经过如此细致而周到的解释，最后译者在“切意”中将整首和歌译为五言汉诗。
从形式上可以看出，译文所采用的是中国传统诗歌的五言绝句形式，作为中国古典绝句，其本身亦自成一格，饶有情趣，可谓和歌汉译中的精品。
在和歌汉译中，译文除了上述用五言绝句以外，还有四言四句、七言二句、七言绝句、四五言杂句、四六言杂句、五七言杂句等各种形式。由此可见，译者在翻译中是因诗制宜的。如将《古今集》卷首的在原元方在立春之日所做和歌「年の内に春はきにけり ひととせをこぞとやいはん ことしとやいはん」[78]，题为“年内立春”，译为四言四句：
年内立春，已一年别。
筭旧年节，当今时节。[79]
他如在原业平的著名和歌“月やあらぬ春や昔の春ならぬ 我が身一つは 元の身にして”（《古今集》747，《伊氏物语》第4段），译文就题为“难中春怨”，译为如下四六杂言体：
月非昔月，春非昔春，
我身不比故旧，
故旧不是我身。[80]
在由于倭寇活动之猖獗而引发的对日本研究的空前高涨之势中，和歌的汉译盛开出美丽的花朵。然而，倭寇之患逐渐消失后，研究日本的热情便又衰退下去。明代取得的丰硕成果，未能得到后人的继续推进，其时所进行的和歌汉译，并未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什么大的影响，其后便渐渐为人们所淡忘。
三、“小诗运动”与俳句的影响
（一）新诗的出现与“小诗运动”的兴起
中国的诗歌，直至本世纪初，一直是古典格律诗占据主流。1917年的“文学革命”开始后，白话自由诗开始大量涌现，并逐渐取代古典格律诗的地位，给中国诗坛带来了巨大变革。
新诗诞生的20世纪初，外国诗歌通过翻译与介绍，陆续涌进中国。诗人们争先模仿，新诗呈现空前盛况。然而，这个时期所创作的新诗无论其形式或内容方面，大多还不够成熟，存在不少缺点。它们或为古典格律诗的现代翻版，或过分着重表达思想内涵，以致抒情性淡薄。这时的新诗需要注入新的血液。
在这种背景下，周作人将日本的短歌和俳句介绍到中国，对新诗的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20年代初，中国文坛上出现了“小诗运动”，一时人们竞相创作，小诗运动空前高涨。
所谓“小诗”，据周作人定义，乃是“一行至四行的新诗”，其发生受印度和日本的巨大影响。[81]
周作人还将“小诗”分成两种，一种是以谢冰心的诗集《繁星》、《春水》为代表的哲理诗，另一种则是深受日本诗歌影响的俳句式抒情小诗。
前者如冰心在《繁星·自序》中所说，乃是深受泰戈尔的诗集《飞鸟集》的影响，而后者则受日本的诗歌，特别是俳句的影响很大。小诗运动中对俳句的接受，首先应归功于周作人对日本诗歌的介绍。
（二）周作人对俳句的介绍
周作人于1906年赴日留学，1911年回国，是“新文化运动”中的中坚分子。其创作的新诗《小河》就被胡适誉为“新诗中最初的杰作”（胡适：《谈新诗》）。
1921年5月，周作人在《小说月报》第12卷第5号上发表《日本的诗歌》一文，对松尾芭蕉、与谢芜村、小林一茶、正冈子规等的俳句，以及和泉式部、香川景树、与谢野铁干、晶子等的和歌，逐一作了选译并加以论评，向中国文坛详细介绍了日本的和歌、俳句。周作人在文中指出，比起中国诗歌来，日本诗歌具有两大显著的特点：一是其形式较短，虽不易于长篇叙事，但若要描写“一地的景色，一时的情调”，却很擅长；另一点则是，由于字数不多，所以“务求简洁精炼”，须追求余韵。
此后，周作人写下大量的有关日本诗歌的介绍文章，提倡在中国诗坛上普及小诗，[82]这种主张立即受到其他诗人的热烈欢迎。1922年1月，俞平伯、朱自清在《诗》创刊号上撰文表示赞同周作人的主张，呼吁诗人们创作小诗：
日本亦有俳句，都是一句成诗（见周启明先生所作的《日本的诗歌》一文）。可见诗本不限长短，纯任气声底自然，以为节奏。我认为这种体裁极有创作的必要。[83]
经过周作人的热情介绍，俞平伯、朱自清的强烈呼吁，日本诗歌尤其是俳句受到中国诗人的注目。特别是它那描写“一地的景色，一时的情调”的表现手法，成了诗人们竞相模仿的对象，可以说，20年代初的诗人或多或少都曾作过小诗，大有小诗泛滥之势。这个时期出版的主要作品，有汪静之、潘漠华、应修人、冯雪峰的诗集《湖畔》，潘漠华、应修人、冯雪峰的诗集《春的歌集》，汪静之的《蕙的风》，徐玉诺的《将来的花园》，何植三的《农家的草紫》等。
（三）俳句对小诗的影响
综上所述，俳句式抒情小诗主要是在周作人的大力推动下步入中国文坛的。那么，具体说来，小诗在哪些方面受到了俳句的影响呢？
首先在创作手法上。正如周作人所述，俳句主要是表现某一瞬间的感觉，注重简洁精炼，尽量留有余韵，小诗亦是如此。如何植三的《夏日农村杂句》:
清酒一壶，
独酌
伴着荷花。[84]
这首诗是描绘夏日农村风景的。独自一人，清酒一壶，然有荷花作伴，未见孤独之感。短短十字，便将夏日的农村风景美妙地凝缩起来，可谓小诗中的上乘之作。
其次在外在形式上。在周作人介绍下，小诗亦渐渐使用语气助词、“季语”等俳句所特有的手法。如潘四（潘漠华）的《小诗》:
七叶树呵，
你穿了红的衣裳嫁与谁呢？
1921年5月，周作人在《日本的诗歌》中翻译俳句时，凡属语气助词，一概用“——”来代替。如将松尾芭蕉的著名俳句“古池や 蛙飛び込む
水の音”，译为“古池——青蛙跳入水里的声音”；将小林一茶的俳句“秋風や むしりたがりし 赤き花”译为“秋风——从前撕剩的红花（拿来作供）”。然而，在同年11月所作的《日本诗人一茶的诗》一文中，周作人将上述一茶的俳句改译为“秋风呵，撕剩的红花，拿来作供”，在“秋风”后面加上了“呵”这一语气助词。不用说，这乃是周作人有意识地翻译日本的语气助词。此后所写的有关俳句的文章中，将“や”、“かな”、“けり”等语气助词，基本上都是用“呵”译出。受此影响，其他诗人的小诗中，用“呵”的现象亦逐渐增多起来。
有的小诗直接借用俳句的意象。如何植三的《落叶》:
穿过了枫林，
恍惚见了一个影子，
我道是只蝴蝶，
原来是一片落叶。[85]
这首小诗，将作者穿过枫林时的一刹那错觉巧妙地表现出来。秋日眼前晃动了一个影子，开始以为那是只蝴蝶，然仔细一看，原来它乃是一片落叶。其实，这种蝴蝶与落叶的意象组合，应该说是源自日本的俳句。荒木田守武有过这样一首俳句：
落花枝に帰ると見れば胡蝶かな
（试译）
只道落花返枝头，
原来是蝴蝶。
这首俳句在日本，虽然并没有松尾芭蕉、与谢芜村、小林一茶的俳句那么有名，但是明治以后来日的西洋人却对它抱有极大兴趣，经他们带回后，欧美立即将其看作日本俳句的代表作。据佐藤和夫考证，仅1896年至1914年的近20年间，该诗就译作英文、法文、德文，共11次。[86]美国意象派诗人庞德（Ezra Pound，1885—1972）的著名短诗《在地铁车站》:“人群中这些脸孔的魅影，湿黑枝头的花瓣”，就深受这首俳句的影响。
与前面所引小诗《落叶》相比，我们可以发现，两者之间具有众多共通之处。守武的俳句是将蝴蝶与翩翩飘落的花瓣意象重叠起来，而何植三的小诗则是将落叶比作蝴蝶。虽然在意象上有些顺序颠倒，然而两者基本上可以看成是结构相同之作。
何植三在小诗运动中极为活跃，其诗集《农家的草紫》收录了大量的小诗。他在自己创作的小诗中，刻意模仿日本俳句的季语、语气助词，并在自作的诗题中多用“句”字。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它受俳句之影响是极深的。这首《落叶》则可谓其典型例子。
小诗在20年代初期，确在中国文坛上风靡一时，但是1924年以后，它便渐渐销声匿迹了。其原因来自各个方面，然而至少有两点是确切的：仅仅是充满抒情性，已不能适应矛盾日益尖锐的国内现实，再加之小诗的大量泛溢反而导致其本身趋向衰退。
小诗运动衰退后半个多世纪间，由于中日战争的爆发以及随后的历史条件，日本诗歌再也没有机会在中国得到如此注目的介绍与产生影响了。
四、“汉俳”的诞生
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后，外国文学作品大量地翻译出版。对于日本和歌、俳句等诗歌翻译的探讨，亦成了日本文学研究者之间的热门话题，不但国内学者各抒己见，切磋琢磨，而且日本学者亦纷纷著文，就日本诗歌汉译的形式与内容问题提出不同的看法。与此浪潮相呼应，“汉俳”也在中国诗坛上应运而生了。
绿阴今雨来，山花枝接海花开，和风起汉俳。[87]
诚如赵朴初此首“汉俳”所述，“汉俳”的出现乃是中国诗人与日本俳人直接友好交流的产物。1980年5月，在欢迎以大野林火氏为团长的日本俳人协会访华团一行的宴会上，赵朴初披露了所作的五·七·五新兴诗型，这便是中国诗坛上最早的汉俳。
1981年6月，《诗刊》6月号开辟“汉俳试作”专栏，除了刊登赵朴初、林林、袁鹰等所创作的汉俳外，同时还登载了林林所撰的介绍俳句的文章《最短的诗——略谈日本俳句》。同年8月8日，《人民日报》亦设“汉俳试作”栏，刊登了赵朴初、林林、袁鹰等人所作的汉俳。此后，“汉俳”在中国渐渐引起人们的注目，在当今诗坛上，作为新兴诗型之一已占据一席之地。
那么，“汉俳”的内容与形式究竟又是如何呢？我们还是先看看对其所作的定义。最先开设“汉俳试作”专栏的《诗刊》1981年第6期，其“编者的话”中是如此说明的：
汉俳（汉式俳句），是中国诗人在同日本俳句诗人文学交往中产生的一种新的诗体（关于日本俳句，请参见本期林林《最短的诗》一文）。参照日本俳句十七字（五·七·五）的形式，加上脚韵，形成一种三行十七字的短诗，近似绝句、小令或民歌。它短小凝练，可文可白，便于写景抒情，可浅可深，可吟可诵。
通过上述说明，我们可以得知，此处所谓的“汉俳”，只是借用了日本俳句的五·七·五形式而已，对于俳句中不可缺少的语气助词及季语，全无涉及。而且此说明之中又指出，“汉俳”须加上脚韵，并言其近似中国古典诗中的绝句、小令及民谣，这便带有浓厚的中国古典诗歌特征。《人民日报》1981年8月8日“汉俳试作”栏中的“编者附记”亦大约沿袭上述观点。
那么，“汉俳”究竟具有哪些特色呢？下面且从两首诗作，看汉俳与俳句究竟有哪些密切关联。先看赵朴初的《送鉴真大师像返奈良并呈森本长老》:
看尽杜鹃花，
不因隔海怨天涯，
东西都是家。
1980年4月，唐招提寺的森本孝顺长老带着日本国家级重要文物鉴真和尚坐像，来到鉴真的故乡扬州。在坐像返回奈良之际，赵朴初作了上述汉俳以示送别。据作者自述，这首汉俳乃是受了芭蕉的有名俳句“若葉して御目の雫ぬぐはばや”（试译：我多想用这片嫩嫩的绿叶，拭去您眼里的水珠！）的启发而作的。作为中国诗坛上的第一首汉俳，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它都具有相当高的水平。
鉴真的故事，作为中日文化交流史的佳话，千古以来广为流传。此首汉俳首句便是叙述鉴真坐像返回故乡扬州后，为故里盛开的杜鹃花而陶醉，第二句则表明，虽然坐像马上就要返回日本，但并不会因为隔海相望而独自埋怨，最后一句更说东面的日本与西面的中国对于鉴真来说，都是自己的家。
赵朴初精通中国古典诗歌，此诗即可看出其深刻影响。首先，句尾“花”“涯”“家”押着脚韵，此乃中国诗歌所具有的独自特色；其次，此诗后两句气派宏大，抒情性强，其表达之境界与古典诗歌亦颇相近。
然而在另一方面，此诗在形式上又吸收了日本俳句所独有的五·七·五形式，并用“杜鹃花”作为季语，使之与此前的中国古典诗歌具有不同的特色。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首林林的汉俳《咏山茶花》:
花红满绿枝，
不辞落地化为泥，
何必多怜惜。
在盛开的山茶花即将凋零之际，诗人劝告人们，不必为之怜惜，因为不久它就要化作春泥，哺育着来年盛开的花朵。在中国古典诗歌及日本和歌、俳句之中，每逢花开花落，诗人们总要感慨生命之短暂，人生之无常，而这首汉俳的风格却显得迥然不同。其实此诗的后两句中，我们可以看到清代诗人龚自珍《乙亥杂诗》其五的深刻影响：
浩荡离愁白日斜，吟鞭遥指即天涯；
落花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88]
林林的作品正是沿用龚自珍诗意来赞美山茶花的，诗中，山茶花的“花”即为季语，各句末尾所使用的“枝”“泥”“惜”，在现代汉语中亦为押韵。
综上所述，汉俳在使用五·七·五的形式，并尽量引进季语等方面，可谓深受日本俳句的影响。另一方面，从诗中须用典、押韵等方面来看，汉俳与中国古典诗歌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从内容方面来看，虽然同为使用五·七·五这一固定形式，由于汉语与日语的本质不同，其所表现的世界自然相异。从某种程度说，俳句所表现的是一种凝缩的世界，而汉俳所表现的则更富流动性，更具抒情性。
近年来，俳句（HAIKU）以各种形式被介绍到世界各地，俳句的国际化进展迅速，汉俳的出现当然亦可以从这种潮流中去把握。然而，汉俳在其成长的过程中，亦从中国古典诗歌中充分吸收各种养分，它是中日文化交流的又一成果。
（日文版收入中西進·厳紹璗編：『日中文化交流史叢書』【6】『文学』第二章「詩歌」（中西進·劉雨珍），大修館書店，1995年12月，第106—129頁；中文版题为《和歌、俳句在中国的流传和影响》，收入严绍璗、中西进主编：《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6】《文学卷》第二章“日中诗歌的本体与形态及其比较研究”附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12月，第100—117页）
第十章 “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略考
2000年6月出版的岩波书店月刊杂志《世界》（总第676期）刊载了加藤周一先生与一海知义先生的对谈《汉字文化圈的未来》，二位著名学者在对谈中大胆提议：站在百年的宏大视野上，21世纪中、日、韩三国应携起手来，为恢复和普及近代以前“汉字文化圈”内能够笔谈的区域共通语——汉文而共同努力。文中对汉字的优点作了具体阐述，并对中日文化进行了详细比较。一个月后，该对谈即被翻译为韩语（《emerge》，2000年7月号）。对于汉字本家的中国而言，该提议亦属惊人之语，因此我决定这篇对谈译为中文，并附以若干译者前言予以介绍。[89]
对谈中，一海先生指出汉字具有“快速阅读性”“省略性”“造词能力”“艺术性”等特点，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同时又指出，鲁迅在逝世前曾说过“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现将有关部分引述如下：
1935年，鲁迅在逝世前曾说过：“汉字不灭，中国必亡”，他认为中国之所以在自然科学方面落后，原因之一就在于汉字。当时，中国的大多数知识分子，对鲁迅的这一说法深有同感。因为当时中国人在为中文打字和发电报等发愁。虽然人们发明了各种汉字打字机，但都不理想，无法像欧美那样只用26个字母就可完全解决。
发电报也很不容易。用中文发电报，先要将日常所使用的一万左右汉字标上电码，编成电报字典，发到各个家庭及单位。比如，要发电报“父死”，须用电码3637.2984，收到电报后，又要对照字典，才能明白它的具体意思，若是生意上的很长的文章，就很费力了。
但这些问题，最近都一举得到了解决。前者可用文字处理机，后者可用传真机。鲁迅的权威本身也在不断受到挑战，不像以前那么绝对，像“汉字不灭，中国必亡”这种论调，再也没人相信了。[90]
众所周知，鲁迅先生病逝于1936年10月19日，上述对谈中的“1935年”纯属口误。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电脑的汉字输入问题早已得到解决，在21世纪的智能手机普及和微信时代，甚至对谈中的文字处理机和传真机都显得落后，但“汉字不灭，中国必亡”作为鲁迅的废除汉字论相当知名，故我在翻译时，一直想确认其原始出处。
然而，翻阅颇具权威性的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十六卷《鲁迅全集》，及其后人民文学出版社于2005年11月最新出版的十八卷《鲁迅全集》，均未见“汉字不灭，中国必亡”之语。上穷碧落下黄泉，历经几番辛苦调查，终于查出此语出自一篇采访记录《前进思想家鲁迅访问记》，该文原载于1936年5月30日出版的《救亡情报》第四期，署名为本报记者芬君。
著名学者严家炎先生曾在1980年《新文学史料》第一期，发表《鲁迅对〈救亡情报〉记者谈话考释》一文，对《救亡情报》记者芬君的身份进行了详细考察，推测其可能是徐芬或杨芬君。实际上，芬君乃著名记者陆诒（1911—1997）的笔名。陆诒在随后的1980年《新文学史料》第三期上，发表《为〈救亡情报〉写〈鲁迅访问记〉的经过》一文，作为对严家炎先生文章的回应。
据陆诒回忆，《救亡情报》是1936年4月，由上海文化救国会、妇女界联合会、职业界救国会、国难教育社及大学教授联合会等五个救亡团体联合创办的秘密刊物，陆诒受邀担任编委，并在1936年5月6日的创刊号上发表《何香凝先生访问记》，署名“静芬”。陆诒是著名的左翼报刊记者，曾任《新华日报》编委、采访部主任，上海《新闻报》记者等。
鲁迅先生逝世后，陆诒又以“静芬”的笔名，在1936年11月1日的《救亡情报》上，撰写了《从万国殡仪馆到万国公墓》一文，记述10月22日万众送别鲁迅先生的悲痛时刻，结尾部分写道：“鲁迅先生的躯体，虽然已经埋掉，但他的精神，他的遗教，将永远活在我们这一辈人的心底，成千成万的伙伴们，将坚决的踏上他所指示的战斗大道，迈步向前！”[91]
《为〈救亡情报〉写〈鲁迅访问记〉的经过》及《从万国殡仪馆到万国公墓》两篇文章，皆作为附录，收入1994年5月出版的《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75辑。该辑收入陆诒40篇回忆录，以《文史杂忆》之名刊行。
1936年5月中旬，陆诒手持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宣传和组织领导人徐雪寒的介绍信，手里拿着一份当日《申报》，作为相见的暗号，前往内山书店访谈鲁迅约30分钟。逝世五个月前的鲁迅强忍病痛，分别就“一二·九运动”以来的抗日救亡形势、全国救亡团体提出的“联合战线”问题、文学应担当的革命使命以及汉字等四个问题阐述了己见。“汉字不灭，中国必亡”就是在最后谈及汉字问题时提出的。此后，该文被各方转载。还分别以《几个重要问题》之题名收入唐弢所编《鲁迅全集补遗》[92]，以《与〈救亡情报〉记者的谈话》之题名收入刘运峰编《鲁迅佚文全集》[93]。
在采访中，鲁迅有关“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谈话内容如下：
汉字不灭，中国必亡。因为汉字的艰深，使全中国大多数的人民，永远和前进的文化隔离，中国的人民，决不会聪明起来，理解自身所遭受的压榨，整个民族的危机。我是自身受汉字苦痛很深的一个人，因此我坚决主张以新文字来替代这种障碍大众进步的汉字。譬如说，一个小孩子要写一个生姜的“薑”字，或一个“鸞”字，到方格子里面去，能够不偏不歪，不写出格子外面去，也得要花一年功夫，你想汉字麻烦不麻烦？目前，新文字运动的推行，在我国已很有成绩。虽然我们的政治当局，已经也在严厉禁止新文字的推行，他们恐怕中国人民会聪明起来，会获得这个有效的求知新武器，但这终然是不中用的！我想，新文字运动应和当前的民族解放运动，配合起来同时进行，而进行新文字，也该是每一个前进文化人应当肩负起来的任务。[94]
据文中记载，鲁迅先生“扶病谈话，时间费去半小时以上。谈话时热烈的情绪，兴奋的态度，绝对不像一个病者，他真是个永远在文化前线上搏斗的老当益壮的战士！这次访问所给予我深刻的印象，将永远的铭刻在我的脑机”。陆诒在文中最后括号注明“本文抄就后，经鲁迅先生亲自校阅后付印”，表明这次谈话曾经鲁迅审定，可以代表鲁迅病逝前的真情实感。
谈话中，鲁迅发出“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惊天之语！并以“薑”“鸞”二字为例说明儿童习字的困难，力主推行当时盛行的新文字运动，主张汉字的拉丁化。于1934至1936年，鲁迅接连发表《汉字与拉丁化》（载2005年版《鲁迅全集》第5卷）、《门外文谈》《关于新文字》《论新文字》（载2005年版《鲁迅全集》第6卷）等相关文章，持续提倡汉字拉丁化。
诚然，除鲁迅外，废除汉字论者不乏其人，如蔡元培、陈独秀、瞿秋白、胡适、吕叔湘、钱玄同、吴玉章等当时的著名知识分子皆在其列。鸦片战争以来，为内忧外患所苦闷的部分知识分子，将中国落后的矛头一齐对准了汉字。然而，以“汉字不灭，中国必亡”这一激进的表达方式向世人敲响警钟者，唯有鲁迅一人。
时至今日，中国国力大增，计算机的汉字输入问题早已得以妥善解决。正如一海先生在对谈中所言：“像‘汉字不灭，中国必亡’这种论调，再也没人相信了。”然而，回首过去，我们不能忘记，作为汉字本家的中国，确实也有一段废除汉字论的历史。
笔者认为，汉字乃中华文明之根本，是维系中华文明连续性的基石。历史上，中华文明虽数度遭受外族入侵占领，却仍能绵绵不绝地维系其血脉，思其根由，首推汉字之功。汉字一旦灭亡，中国将立刻陷入分崩离析、支离破碎之境地，中华文明自身也将濒临存亡之危机。故此，我想将鲁迅的话改换一字——“汉字若灭，中国必亡”。
（原文为日文，题为「『漢字不滅、中国必亡』をめぐって」，载《一海知义著作集》第10卷“汉字卷”月报4，藤原书店，2008年版，第7—8页，宋丹译，收入本书时内容有增补。）
注释
注释
[1]小岛宪之校注：《怀风藻·文华秀丽集·本朝文粹》（日本古典文学大系本69），岩波书店，1964年版，第77页。
[2]安积澹泊《湖亭涉笔》卷四：“……明人未必见《怀风藻》，纵见之，未必蹈袭。事之巧合，乃有如此者。”（原文为汉文）三浦梅园《诗辙》卷四：“然《忠义水浒传》有〈万里黄泉无旅舍，三魂今夜落谁家〉之语，孙蕡该据此。《水浒传》所引，大津皇子之作，可谓自然巧合也。”
[3]周作人：《孙蕡绝命诗》，收入《苦竹杂记》，上海良友图书，1936年初版，岳麓书社，1987年版。
[4]梁容若：《日本最古的汉诗集》（《中日文化交流史论》，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严绍璗：《宋元时代日本诗人的唱和诗与日本文学的“反馈”》（《中日古代文学关系史稿》，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福田俊昭：《大津皇子临终诗之系谱》（载大东文化大学《日本文学研究》18号）。
[5]小岛宪之：《近江朝前后的文学其二——以大津皇子的临终诗为中心》（收入《万叶以前——上代人的表现》，岩波书店，1986年版）。滨政博司：《大津皇子临终诗与金圣叹·成三问——日中朝临刑诟的系谱》（收入《日中朝比较文学研究》，和泉书院，1989年版）;《大津皇子临终诗群的解释》（收入和汉比较文学丛书第九卷《万叶集与汉文学》，汲古书院，1993年版）。金文京：《黄泉之宿——临刑诗的系谱及其背景》（载《兴膳教授退官记念中国文学论集》，汲古书院，2000年版）;《大津皇子〈临终一绝〉与陈后主〈临行诗〉》（载《东方学报》第73期，2001年3月）。
[6]滨政博司：《大津皇子临终诗与金圣叹·成三问——日中朝临刑诟的系谱》（收入《日中朝比较文学研究》，和泉书院，1989年版）;《大津皇子临终诗群的解释》（收入和汉比较文学丛书第九卷《万叶集与汉文学》，汲古书院，1993年版）。金文京：《黄泉之宿——临刑诗的系谱及其背景》（载《兴膳教授退官记念中国文学论集》，汲古书院，2000年版）;《大津皇子〈临终一绝〉与陈后主〈临行诗〉》（载《东方学报》第73期，2001年3月）。
[7]收入《日本大藏经》方等部章疏五。
[8]收入《四库全书》史部165杂史类，台湾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07册第682页。
[9]清·赵翼《陔余丛考》卷24“孙蕡诗”条前二句作“衙鼓惊人急，西倾日易斜”。《瓯北诗话》卷11“诗人佳句”条“衙”作“鼍”。
[10]收入《四库全书》集部170别集类，台湾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31册第561页。
[11]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甲集“孙典籍蕡”条第二句作“西山月又斜”。
[12]收入《朝鲜历代文集丛书》44，汉城，景仁文化社，1993年版。
[13]《朝鲜古今名贤传》第二句“回看”作“西风”，第三句“无一店”作“无客店”；尹申甲编《朝鲜名人典》第二句“日欲斜”作“日落斜”。
[14]收入刘百愍等著：《中日文化论集》，台北中华大典编印会，1955年版。
[15]《沉吟楼诗选》（《金圣叹全集》第四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收录的三首临刑诗如下：其一《绝命词》:“鼠肝虫臂久萧疏，只惜胸前几本书。虽喜唐诗略分解，庄骚马杜待何如？”其二《与儿子雍》:“与汝为亲妙在疏，如形随影只手书。今朝疏到无疏地，无著天亲果晏如。”（自注：吾儿雍，不惟世间真正读书种子，亦是世间本色学道人也。）其三《临别又口号遍谢弥天大人谬知我者》:“东西南北海天疏，万里来寻圣叹书。圣叹只留书种在，累君青眼看何如？”《安徽历史上科学技术创造发明家小传》，安徽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7页。
[16]何冠彪：《戴名世临刑诗辩伪》，载《中华文史论丛》1985年第三辑。
[17]见周作人：《苦竹杂记》，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8页。
[18]金文京：《黄泉之宿——临刑诗的系谱及其背景》（载《兴膳教授退官记念中国文学论集》，汲古书院2000年版）；《大津皇子〈临终一绝〉与陈后主〈临行诗〉》（载《东方学报》第73期，2001年3月）。小岛宪之：《近江朝前后的文学其二——以大津皇子的临终诗为中心》（收入《万叶以前——上代人的表现》，岩波书店，1986年版）。
[19]《净名玄论略述》一卷，载《日本大藏经》方等部章疏五，第218—220页。
[20]金文京：《大津皇子〈临终一绝〉与陈后主〈临行诗〉》，载《东方学报》第73期，2001年3月。
[21]小岛宪之校注：《怀风藻·文华秀丽集·本朝文粹》，日本古典文学大系69，岩波书店，1964年版，第79页。
[22]同上，第74—75页。
[23]《全梁诗》卷27（见《艺文类聚》卷32）。
[24]《北齐诗》卷1（见《初学记》卷14）。
[25]《隋诗》卷1（见《初学记》卷15）。
[26]《隋诗》卷5（见《文苑英华》卷179）。
[27]《隋诗》卷6（见《隋书》李密传）。
[28]小岛宪之、木下正俊、东野治之校注·译：《万叶集》（一），新编日本古典文学全集6，小学馆，1994年版，第134页。
[29]滨政博司：《大津皇子临终诗群的解释》，收入和汉比较文学丛书第九卷《万叶集与汉文学》，汲古书院，1993年版。
[30]转引自滨政博司：《大津皇子临终诗与金圣叹·成三问——日中朝临刑诟的系谱》，收入《日中朝比较文学研究》，和泉书院，1989年版，第207页。另该诗后注曰：“《秋江集》以此诗为先生之考总管公之作，尹童土所编《鲁陵志》及他野乘皆作先生之诗，今从之。”可知此诗或做其父成胜之作，或作成三问之作。然《秋江集》现行本本无此诗，在此从《成谨甫集》编者所断，作为成三问之作。
[31]韦旭升：《朝鲜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83页。
[32]韦旭升：《朝鲜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83页。
[33]滨政博司先生在《大津皇子临终诗与金圣叹·成三问——日中朝临刑诟的系谱”》中推测成三问也又可能通过《水浒传》接触到《临刑诗》，然《水浒传》只引用诗的后两句，且毫无具体背景说明，难从其说。
[34]《丛书集成初编》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3页。
[35]《四库全书》集部170别集类，台湾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31册第561页。
[36]赵翼：《陔余丛考》，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496—497页。
[37]赵翼：《瓯北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72页。
[38]《四库全书》史部165杂史类。
[39]参见金文京：《黄泉之宿——临刑诗的系谱及其背景》，载《兴膳教授退官记念中国文学论集》，汲古书院，2000年版。
[40]参见金文京：《黄泉之宿——临刑诗的系谱及其背景》，载《兴膳教授退官记念中国文学论集》，汲古书院，2000年版。
[41]俞平伯：《〈长恨歌〉及〈长恨歌传〉的传疑》，原载《小说月报》第二十卷年第二期，1929年，后收入《论诗词曲杂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42]孙次舟：《读〈长恨歌〉与〈长恨歌传〉》，《文学遗产增刊》年第十四辑，1982年2月。
[43]寺尾善雄：《中国传来物语》，（日）河出书房，1982年版，第275—276页。
[44]高楠顺次郎编：《大正新修大藏经》第76卷《续诸宗部》，一切经刊行会，1931年版，第518页。
[45]市古贞次、大岛建彦校注：《曾我物语》卷二第六《玄宗皇帝之事》，岩波书店，1966年版，第108页。原文如下：方士かへりまいりて、皇帝に奏聞す。「さること有、方士あやまりなし」とて、飛車にのり、わが朝尾張國にあまくだり、八劔明神とあらはたまふ。楊貴妃は、熱田明神にてぞわたらえたまひける。蓬莱宮は、すなわちこの所とぞ申。
[46]原件图片参见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藏《长恨歌并琵琶行秘抄》第406号右贴纸补记，https://rmda.kulib.kyoto-u.ac.jp/item/rb00007913#?c=0&m=0&s=0&cv=26&r=0&xywh=-3773% 2C-14%2C10616%2C2275。原文如下：日本ニ三処ノ蓬莱アリ、熊野金峯山、尾張ノ熱田、駿河富士也、秦始皇長生不死ノ薬ヲ求ニ徐福ヲ使サレタル時ニハ、先熊野金峯山ニツク、其后駿河富士ヘ行タト云也、又方士ハ熱田テ尋逢タ、貴妃ノ玄宗ノ使トテ、坪ノ内ヘ使ヲ召テ、對面アリ、坪内則仙境也、方士能見覚テ、唐ヘ皈テ此坪ノ内ノ体ヲ語申処ニ、サラハ其体ヲ庭ニウツサセラレタリ。
[47]国田百合子解说·校异：《长恨歌·琵琶行抄》，武藏野书院影印，1976年版，第177页。另，原件图片参见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藏《长恨歌并琵琶行秘抄》第406号左，https://rmda.kulib.kyoto-u.ac.jp/item/ rb00007913#?c=0&m=0&s=0&cv=26&r =0&xywh =-3773%2C-114%2C10616%2C2275。原文如下：一説ニ、此蓬莱ト云ハ、日本ノ尾張ノ熱田明神ヘ尋行クト云義アリ、玄宗ノ日本ヲ攻テ、取ラントスルホトニ、熱田明神ノ、美女ト成テ、玄宗ノ心ヲ迷ハスト云、其證拠ニハ、此社ニ、春叩門ト云アリ、春ノ比、此戸ホソヲ、道士カ叩ク故ニ、其門ノ額ヲ如此ウツト云、是ハ一説也。
[48]仓岛节尚编：《杨贵妃物语》，古典文库478，1986年版，第127—129页。原文如下：せうやうでんハ花清宮のみなミにある御殿なり、爰にてつねづね君とあそバれし也。恩愛絶とハさしもわれを君のいつくしみおぼしめしけるも、今ハ絶はてたるとなり。今蓬莱宮のうちにひとりのミあれば、むかし春の日、秋の夜もミじかきをくるしミたりしに、爰にあれば中月日もなかうして、いハんかたなしとなり。これにつきて蓬莱、方丈、瀛州といふ。この山ハ仙人のすむところにして、山のうちにハ不老不死の薬ありといふ。この山大海の中にあり、これ日本をさすとなり。日本に駿河の富士、尾張の熱田、紀伊の熊野なり。秦の始皇のとき徐福と云道士が不死のくすりをもとめに、紀州の熊野にきたれりと也。又玄宗のとき方士楊通幽が貴妃をたづねて尾州の熱田にきたれりと也。唐の玄宗のとき、あまり静かに天下おさまりければ、みかど内この日ほんをうちとらんとうかゞひ給ふを、熱田の明神貴妃と成て、世をみだし、日本をすくひたすけ給ふといふ事侍へる也。
[49]收入诗句如下：“迟迟钟漏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卷上，秋夜条）;“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猿断肠声”（卷下，恋爱条）;“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露梧桐叶落时”（同上）;“夕殿萤飞思悄然，秋灯挑尽未能眠”（同上）。
[50]收入诗句如下：“西宫南内多秋草，落叶满阶红不扫”（卷上，秋条）:“梨园弟子白发新，椒房阿监青娥老”（卷下，老人条）;“鸳鸯瓦冷霜华重，旧枕故衾谁与共”（卷下，恋条）;“玉容寂寞泪栏干，梨花一枝带春雨”（卷下，妓女条）。
[51]《续续群书类从》第十五歌文部所收。
[52]丰子恺译：《源氏物语》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9页。
[53]中野幸一编：《源氏物语古注释丛刊》第二卷《花鸟余情》第一，武藏野书院，1978年版，第9页。
[54]丰子恺译：《源氏物语》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0—11页。
[55]玉村竹二编：《五山文学新集》第二卷，东京大学出版会，1968年版，第790页。
[56]《明神宗实录》卷315“万历二十五年十月”条。
[57]姜沆著、朴钟鸣译注：《看羊录》，（日）平凡社东洋文库410，1984年版，第182页。
[58]坂本太郎、家永三郎、井上光贞、大野晋校注：《日本书纪》（上），岩波书店，1967年版，第303—305页。
[59]坂本太郎、家永三郎、井上光贞、大野晋校注：《日本书纪》（上），岩波书店，1967年版，第313页。
[60]转引自近藤春雄：《长恨歌·琵琶行研究》，明治书院，1981年版，第162页。
[61]坂本太郎、家永三郎、井上光贞、大野晋校注：《日本书纪》（上），岩波书店，1967年版，第299—301页。
[62]宋濂著、黄灵庚编辑校点：《宋濂全集》（四）卷一百二《萝山诗集》四《赋日东曲十首问海上僧僧多不能答时辛丑冬十月也》，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408页。关于宋濂的《赋日东曲》，可参见严绍盪：《中日古代文学关系史稿》，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299—302页；陈小法：《明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42—47页。
[63]罗月霞主编：《宋濂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前言第2页。
[64]汤谷稔：《日明勘合贸易史料》，（日）国书刊行会，1983年版，第262—263页。
[65]入矢义高校注：《五山文学集》，新日本古典文学大系48，岩波书店，1990年版，第140页。
[66]《知过辑诗集》，赵铁寒编：《文芸阁先生全集》，第249页，收入台湾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131）。
[67]平凡社《大百科事典》第六卷218页“樱”条。
[68]小岛宪之、木下正俊、东野治之校注·译《万叶集》（一），小学馆，1994年版，第60页。
[69]佐伯梅友校注：《古今和歌集》卷九第406首「唐土（もろこし）にて月を見てよみける」，作者作「安倍仲麿」，岩波文库，1981年版，第110页。
[70]佐伯梅友校注：《古今和歌集》卷九第406首，岩波文库，1981年版，第110页。左注原文如下：「この歌は昔仲麿を唐土に物ならはしに遣はしたりけるに、あまたの年を經てえ歸りまうで來ざりけるを、この國より又使まかりいたりけるに、たぐひてまうできなむとて出でたりけるに、めい州といふ所の海邊にて、かの國の人むまのはなむけしけりよるになりて、月のいと面白くいでたりけるを見てよめる、となむ語り傳ふる」。
[71]纪贯之在《土佐日记》中，将首句的“天の原”改为“青海原”，据铃木知太郎解释，此乃纪贯之看到当夜海上景色后即兴改动而成。参照铃木知太郎校注：《土左日记》，岩波文库，1979年版，第35页。另外，关于此歌的创作地点及作者，还存在着不少争论，本文按通行观点叙述。
[72]所作送别阿倍仲麻吕诗分别如下：王维：《送秘书监归日本国》，载《全唐诗》卷127。赵晔：《送晁补阙归日本国》，载《全唐诗》卷129。包佶：《送日本国聘贺使晁臣卿东归》，载《全唐诗》卷205。徐凝：《送日本使还》，载《全唐诗》卷474。
[73]罗大经：《鹤林玉露》丙编卷之四“日本国僧”条。
[74]《书史会要》卷八“外域”部。
[75]《十三经注疏》（上），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338页。
[76]佐伯梅友校注：《古今和歌集》卷四第215首，岩波文库，1981年版，第66页。
[77]李言恭、郝杰著，汪向荣、严大中校注：《日本考》，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04页。
[78]佐伯梅友校注：《古今和歌集》卷一第1首，岩波文库，1981年版，第66页。
[79]李言恭、郝杰著，汪向荣、严大中校注：《日本考》，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06页。
[80]李言恭、郝杰著，汪向荣、严大中校注：《日本考》，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09页。
[81]周作人：《论小诗》，《晨报副刊》1922年6月21、22日，收入周作人：《自己的园地》。
[82]据张菊香编：《周作人年谱》（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从1921年至1923年，周作人发 表的有关日本诗歌的文章分别如下：1921年5月 《日本的诗歌》（《小说月报》第12卷第5号）6月 《日本俗歌五首》（《晨报》副刊6月29日）8月 《杂译日本诗三十首》（《新青年》9卷4号） 10月《日本诗人一茶的诗》（《小说月报》12卷11号） 10月《日本俗歌八首》（《晨报》副刊10月23日） 1922年2月《日本俗歌四十首》（《诗》1卷2期）5月 《石川啄木的短歌》（《诗》1卷5期） 6月《石川啄木的歌》（《努力周报》第4期） 6月 《论小诗》（《晨报》翻刊21、22日） 9月 《日本俗歌二十首》（《努力周报》20期） 1923年1月《石川啄木的短歌》（《小说月报》14卷1 号）4月 《日本的小诗》（《晨报》副刊4月3—5日）
[83]俞平伯：《忆游杂诗》，载文学研究会编《诗》1卷1号，1922年1月。
[84]何植三：《农家的草紫》，亚东图书馆，1929年版，第45页。
[85]何植三：《农家的草紫》，亚东图书馆，1929年版，第128页。
[86]见佐藤和夫：《从俳句到HAIKU——英美对HAIKU的接受》第八章“《落下枝……》翻译考”，（日）南云社，1987年版。
[87]赵朴初：《赠日本俳人协会诸友》，载《人民日报》1980年5月29日。
[88]《龚自珍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5年版。
[89]中译文加藤周一、一海知义著，刘雨珍译：《[对话]汉字文化圈的未来》，载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编《日本研究论集》总第八期，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又，对谈原文及中文、韩文译文后一并收入加藤周一、一海知義：『漢字·漢語·漢詩——雑談·対談·歓談』，（日）かもがわ出版社，2005年版。
[90]加藤周一、一海知义著，刘雨珍译：《[对话]汉字文化圈的未来》，载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编《日本研究论集》总第八期，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52—453页。
[91]静芬：《从万国殡仪馆到万国公墓》，收入陆诒著：《文史杂忆》附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回忆上海市政协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75辑，1994年版，第278页。
[92]唐弢编：《鲁迅全集补遗》，上海出版公司，1946年版。
[93]刘运峰编：《鲁迅佚文全集》，北京群言出版社，2001年版。
[94]芬君：《前进思想家鲁迅访问记》，收入陆诒著：《文史杂忆》附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回忆上海市政协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75辑，1994年版，第273页。
📚 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全套 18 卷）
- 日本现代外交史论
- 日本儒学史论
- 日本社会史论
- 日外文化交流史论
- 日本近现代教育政策研究
- 战后日本能源安全保障研究
- 日本经济转型与治理变革论
- 日本近现代经济政策史
- 日本近现代农业政策研究
- 日本经济产业解析
- 中日文学与文化交流史研究
- 日本现代政治史论
- 近代中日思想文化交涉史研究
- 日本东亚政策研究
- 空海《文镜秘府论》与中日文化交流
- 日本的苏联及中东政策研究
- 日本史通论
- 日本近世与近代文化史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