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 鹿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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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廷璆 等
选自《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
导读 新中国日本史研究的奠基者吴廷璆杨栋梁
导读 新中国日本史研究的奠基者吴廷璆杨栋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日本史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在这一国别史学科筚路蓝缕的成长过程中，前辈学人的劳绩值得大书特书。作为中国日本史研究的奠基者，吴廷璆、周一良和邹友恒是公认的“三老”。[1]在“三老”中，吴廷璆的人生经历波澜壮阔，他对日本史研究事业的卓越贡献，一是独辟蹊径的学术研究建树，二是高屋建瓴的学科建设引领，三是培育新人的薪火相传。
一 振兴中华之毕生求索
吴廷璆（1910.7—2003.12），又名默健、曼泉。祖籍浙江绍兴，生于杭州一公务员家庭。
少时多不幸，幼年丧父、少年丧母。不满1岁时，父亲撒手人寰，母子寄居姑母家。9岁慈母病故后，为叔父收养。13岁考入两浙盐务中学。坎坷的身世和教育背景，是他从小励志自强报国的动因。
1927年7月，吴廷璆中学毕业，在对国共反目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毅然加入北伐军，先是在国民革命军东路军先遣军司令部政治部从事宣传工作，后转至长江要塞司令部政治部宣传科。10月至翌年6月，在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五方面军总指挥部秘书处任书记官。然而，旧军队腐败透顶的恶行让他心灰意冷，遂在部队转移途中逃逸，只身潜往上海。
吴廷璆投军报国无望，遂决意再入学门。1929年7月如愿考入北京大学史学系。在傅斯年、陈受颐、蒋廷黼、钱穆等大师云集的史学系，其史学功力日进，而听取法学院教授许德珩[2]、陈启修讲授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课，更让他激情勃发无以自制。他研读《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两个策略”等马列著作，在《北平晨报》副刊发表高尔基、契诃夫等进步小说的翻译作品，结识进步同学，初步树立了改造社会必须打倒整个剥削阶级的世界观。
“九一八事变”后，南京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举国群情激愤。反帝大同盟成立后，吴廷璆积极参加北大支部的活动，成为中共北京市委秘密领导的“抗日救国十人团”成员。当时，北平各高校学生发起敦促南京政府抗日的“请愿”活动，北大学生为了排除国民党对北大学生会及北平市学联的控制，于1931年12月1日召开全校大会，推翻校学生会，成立“非常学生会”，吴廷璆被推举为副主席。次日，北大学生南下示威团首批人员强行登上闷罐列车南下，抵达南京后，吴廷璆和千家驹[3]作为学生代表举行发布会，申明了抗日主张。第二批北大学生抵宁后，国民政府南京卫戍司令部下达了禁止游行示威命令，北大示威团400余学生遂公推吴廷璆与张勃川[4]前往司令部交涉。吴、张二人到司令部后立即被捕，于是被扣押在孝陵卫的北大学生集体绝食与当局抗争。北大示威团被强制押返北平后，非常学生会控制的《北大新闻》（三日刊）出版了“北大一二五示威运动”专辑，其中《卫戍司令部之夜》一文系吴廷璆手笔，这一斗争经历后来被杨沫的小说《青春之歌》选作素材。
南京示威斗争结束后，校内进步学生与托派学生间的斗争趋于白热化，进步学生接连被国民党特务逮捕。1932年9月，身处险境的吴廷璆在旧友帮助下到西安躲避，其间曾为省立一中讲授国语和英文。
1932年底，吴廷璆因参加迎接红四方面军北上运动，被国民党西安当局列入逮捕黑名单，所幸事前得到友人通知，遂匆匆逃回北大。当时北大学生“反蒋驱胡”（校长蒋梦麟、文学院长胡适）斗争正酣，吴立即投入斗争，并与多名进步学生闯入校长室，要求校长下台。事后，7名学生被校当局开除，国民党宪兵三团亦开始抓捕激进分子，吴处境危险。1933年1月，吴得到同乡师长范文澜[5]提供的旅费资助，泪别北大，乘船亡命东瀛。
1933年春，吴廷璆考入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史学科，潜心专研学问。在东洋史学者羽田亨[6]教授指导下，完成题为《汉代西域的商业贸易关系》的毕业学位论文。1936年春回国，同年8月受聘山东大学（青岛）国文系讲师，教授历史。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八一三事变”后，全面抗战展开。已经获得河南大学副教授聘书的吴廷璆毅然放下教鞭，在叶剑英的介绍下直奔五台山东茹村八路军总部野战政治部敌工部，从事翻译敌军文件、审讯和教育俘虏、瓦解敌军等政治宣传工作。那是个让他真切感觉“到了另一个世界”“生活愉快”“工作也积极”[7]的时光。1939年11月，经野战政治部主任傅钟将军批准，吴绕道西安前往豫西协助中共党员范文澜工作，途中得知范所在区域沦陷，范则在向延安转移途中被国民党胡宗南部逮捕，遂决意留在西安展开营救。
1942年8月至1944年7月，吴廷璆应聘担任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任燕京大学（成都）历史系教授。1944年8月至1949年10月，担任武汉大学（四川乐山，1946年迁回武昌）历史系教授，此间积极参加反蒋反独裁的民主运动，是杜斌丞[8]、李相符[9]、马哲民[10]等领导的“唯民社”（民盟的前身）骨干成员，并与许德珩等共同发起成立民主与科学社（后改称“九三学社”），参加中共武汉地下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教育协会。武汉解放后，担任了武大校务委员、生产管理委员会主席等职。
1949年10月，因范文澜力荐，吴廷璆由武大调任南开大学。1995年以85岁高龄离休。
在南开大学工作的46年时间里，他除了历史教学与研究的本职工作外，还承担了大量社会工作。校内职务为学校总务长2年，《南开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首任主编11年，历史系主任及副主任17年，历史研究所所长6年；校外学术兼职有，《历史教学》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亚洲史卷负责人，河北省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天津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第一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历史组），中国日本史学会首任会长；社会兼职有，河北省人民委员会委员，天津市人民政府文教委员会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参议委员会常务委员，民盟天津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天津市政协副主席，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等。
二 史学研究之斐然成就
吴廷璆学识渊博，在东西交通史、亚洲史和日本史研究领域造诣深厚，其关于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研究和见解，在中外学界影响广泛，从而确立了史学大家地位。
吴廷璆治史，倡导经世致用。他在自述中表明，踏上史学研究之路出于“个人志趣”，也是“时代社会要求”使然。1930年代中期撰写的首篇学术论文之所以把汉代西域经贸关系作为选题，出发点是“尽管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接触已经多年，但在诸如中国如何通过对外交往能使本国富强起来，怎样才能在同外国进行自主、平等、互利的交往过程中，逐步使自己融入现代国际社会等许多根本性问题上，都尚未解决。所以，便希冀从过去的中西交通的历史发展中，去找寻其规律和获得启示。以后，研究的兴趣一发而不可止”[11]。
1936年的中国，东北沦陷有年，华北在日本步步紧逼下陷入空前危机，然而一些文人墨客还在乐此不疲地讨论中国文化如何为外国所欣赏。面对此景，刚刚从京都帝大毕业回国的吴廷璆无法沉默，他奋笔疾书，在《益世报》上发表《“中国学”之世界的兴趣》。文章旁征博引，推古论今，依据翔实资料分析了近代以来西方及日本日益高涨的“中国学”研究热现象，并以犀利的笔锋揭露了问题的实质。文章写道：随着国际关系的日益密切，世界对中国及中国学问的关切不足为怪，但是“当我们一部分人还以为人家是抱了满腔好感在‘崇拜’‘提倡’中国文化的时候，不妨更注意一下，各资本主义国家对其殖民地政策的研究，与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有什么区别？”“关于外国学者研究中国学问，谁具好感，谁怀恶意的问题，似乎常为中外学者所议论，见解不同，但他们在研究上持有的史观和他们所用的方法，则毫不掩饰地把他们的真心告白给了世人。”[12]
中西交通史是吴廷璆毕生矢志不渝、潜心专研的学问领域，其早期研究成果有《汉代西域的商业贸易关系》和《古代中国、希腊文化接触之研究》等论文。
《汉代西域的商业贸易关系》[13]是他在日本京都帝大史学科的毕业学位论文，踏入史学殿堂的处女作。这篇长达5万字的作品，以中国古典文献记载的史料为依据，以西方国家及日本学界的研究成果为参考，逐次阐述了西汉初期商业资本的状况、汉与西域诸国的关系、汉武帝的西部开发政策及西域国际贸易的景况。论文对研究对象的总体把握及研究路径的设计颇为老道，而关于张骞和班超出使西域，塔里木盆地商队，民族间贸易的范围、交易形式与商品种类等具体史实的考证，细致入微，尽显超凡才华。
《隋唐时期日本与中国文化》《隋唐时代扬州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地位》《佛教海上传入中国之研究》《从日本考古学论徐福的东渡》等，均是吴廷璆在耄耋之年发表的力作。《隋唐时期日本与中国文化》[14]一文，阐述了日本吸收隋唐文化的历史背景，进而从典章制度、政府机构、土地制度、军事组织、户籍管理、国土规划、货币与度量衡、教育、历史编纂、文学艺术、风俗习惯等不同层面入手，深入考察了日本如何引进、消化中国文明并进而本土化的问题。毋庸置疑，没有全面而厚重的知识积累，是无法结出这样的学术硕果的。1990年代初期，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正处在继续前行还是收缩调整的关键时刻，从这篇论文中，不难体察其敏锐时代意识和良苦用心。
吴廷璆是学界的常青树，其《佛教海上传入中国之研究》[15]在权威学术期刊《历史研究》上发表时，已是85岁高龄。这篇论文，洋洋洒洒3万余字，从“政治经济与文化之间的关系不可分割，政治经济的往来一定带来文化上的交流”，以及“交通路线的开辟与文化传播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文化是借人通过交通而从甲地传到乙地的，佛教也不例外”的视角出发，以大量信史资料为依据，向佛教经由西域传入中国这一学界成说提出正面挑战。论文指出，佛教“至迟在后汉初年即汉光武帝之子楚王英信佛之前就由海路传入江阴”，由于“事实上汉代与印度海上交通早于陆上交通”，故佛教通过海路传入中国先于陆路。这一新的论断无疑对学界产生了巨大冲击力，而文中关于“佛教与商人结伴而行”“哪里有印度或中亚的商人，哪里就有佛教，佛教借着商人传到国外”等规律性总结，也都颇具点石成金之妙。
日本史是吴廷璆的重点研究领域，在大化革新、明治维新等关乎日本历史转折的重大问题上，他的研究独树一帜，其创新性观点影响了我国史学界的几代学人，对日本、苏联、朝鲜等国际学界也产生了影响。
1955年，吴廷璆在《南开大学学报》发表《大化改新前后日本的社会性质问题》[16]一文，首次提出“大化改新封建说”。论文指出：“大化改新以前的日本社会既非单纯的氏族社会，也不是奴隶社会，而是一种过渡性的社会。”“大化改新的结果，日本古代社会的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旧的族长贵族的统治崩溃了，部曲民脱离了豪族的支配。从农村公社关系中游离出来的公民——氏人同部曲民一道变成了班田农民。”“另一方面，由于班田法的实施，天皇成为最高的封建领主，官僚贵族们又用各种形式取得了自己的土地，法令把农民紧紧缚在土地上，使他们成为农奴，这却说明了日本古代社会已从家长氏族制过渡到封建制了。”由于“中国高度发展的封建制从各方面不断刺激着日本社会，终于使日本古代社会越过了奴隶制而走向封建制度”，“自上而下的大化改新，促成了日本封建制度的形成”。这一论断，使我国学界长期争论不休的关于大化改新性质及日本历史分期问题研究有了突破性进展，“封建说”得到学界主流的普遍认可。
1964年，吴廷璆在《南开大学学报》上发表《明治维新与维新政权》[17]一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以革命与改革的“两点论”，论证了明治维新是“没有完成的资产阶级革命”。文章指出，在封建危机和民族危机的双重压力下开展的明治维新运动，由于没有新兴资产阶级的领导，被分为两步，其第一阶段的革命以倒幕派领导农民和城市贫民起义推翻德川封建领主制，解放农奴，建立地主资产阶级政权而告结束；第二阶段因倒幕派背弃革命而变成地主资产阶级的改革。明治维新通过以农民为主的革命推翻了幕府，废除了封建领主的农奴制，发展了资本主义，但半封建的地主阶级仍然是统治阶级的一部分，它和资本家一起推行对内剥削压迫、对外扩张侵略的政策。维新后的日本历史证明，明治政权是一个地主资产阶级政权，明治维新是一场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它所遗留下来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任务，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得以完成的。
1982年，吴廷璆与武安隆合作发表《明治维新与资产阶级革命》[18]一文，进一步论证了后进国家中“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革命”。文章指出，一次资产阶级革命不可能把封建因素完全打扫干净，因而“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是极其罕见的。明治维新由于幕末革命形势的出现，通过国内战争推翻了封建领主制度，实现了政权从一个阶级到另一个阶级之间的转移，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了道路，从而具备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基本特征和社会经济内容。文章的结论是：“明治维新完全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如果为了说明它的特点以区别于典型的资产阶级革命，那么称它为‘后进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可能更妥切一些，因为明治维新之有异于西方先进国家的革命，几乎全部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后进性所造成的。”
三 学科建设之突出贡献
吴廷璆先生从教60年，开设了亚洲史、中西交通史、日本史、明治维新史、社会发展史、国家与革命等专题课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他亲自指导的日本史研究硕士生或博士生多达数十人。如今，其嫡传及再传弟子遍布中国各地，“南开日研”已成为国内认可、国际瞩目的学术“高地”。
吴廷璆的大家风范，不只在于卓越的个人研究成果和教书育人，更在于其构建新史学体系的奠基之功，以及组织和统领学术团队开展大型课题研究的非凡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亟待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清除旧思想对学术研究的影响，构建崭新的学科体系。1960年代，中国学界曾围绕如何建立科学的世界史研究体系问题展开讨论，他在多种场合阐述了主张，其中在《光明日报》上连载的论文《建立世界史的新体系》[19]，理论上高屋建瓴，实践上强调操作性，因而在中苏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论文指出：比起自然科学来，历史成为科学显然是晚了，而历史却向我们提出了庄严的任务——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来重新评价和总结人类的历史。社会主义制度为科学的发展开辟了无限广阔的天地，因为由剥削阶级造成的阻碍科学发展的因素被扫除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仅要求全面发展科学，也为科学的全面发展创造了一切必要的条件。党的政策和毛泽东思想为历史科学指出了正确的方向和方法。
对于我国世界史研究的现状和问题，论文尖锐地指出：不但许多重大问题还未接触到，就是已经提出的问题也有不少处在不能解决或没有展开讨论的状态。例如世界史的体系问题，奴隶制度的类型问题，城市的起源问题，东方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农民战争与宗教的问题，亚洲各国的历史分期问题，以及东西方国家某些人民起义和革命性质问题等。现在我国的世界史研究所遇到的一个紧迫任务，就是编写一部高等学校世界史教材，而要编好这部教材，就要本着不破不立的精神，建立一个新的科学体系。
论文认为，科学体系反映一定的世界观，而社会科学要为社会服务。在世界史研究领域，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史代表了资产阶级的观点，因此新的世界史学科体系原则上必须打破欧洲中心论，坚持整体的世界史研究。论文强调指出：“人类世界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它的历史应该是全面的，即使是我国人写的世界史，也不宜因与本国史分工而将中国部分完全略去不提。抽出了中国显然不能对世界史有全面的认识。有人因为反对欧洲中心论而主张建立以亚洲为中心的世界史体系，我看也没有必要。”“以地区作中心的世界史，无论它从何种愿望出发，都是不科学的，在方法论上也是错误的。”“世界史是要把人类社会作为有规律的统一过程来进行具体研究。”
基于上述观点，论文提出的建立世界史新体系方案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经济形态的学说，将世界史分为原始、奴隶、封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或曰原始、古代、中世、近代、现代五个阶段，采用综合年代法，叙述每个时代总的特征和各国人民的具体历史。分期的基本原则是将最先进的国家进入社会发展新阶段作为一个时代的起点，同时兼顾各国历史发展的特性，在世界史的撰写中采取灵活方法处理疑难问题，如对于朝鲜、越南、印尼等古代史分期问题尚未解决的国家，可将其封建社会前的历史部分地放在封建社会中叙述，亦可将非洲、美洲、澳洲等许多国家的早期历史放在近代乃至现代史中叙述。
论文的结论是：“这样的体系，既阐明了世界历史的一致性和多样性，也指出了历史上新的、前进的东西和旧的、没落的东西，鲜明地揭示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各国人民历史发展的具体道路，从而大大地发挥了世界历史的战斗作用，从根本上打破了欧洲中心说的世界史体系，保证了世界史高度的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
时过境迁，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当我们重温这一奠基性论述时，不禁为吴廷璆当年的真知灼见所感叹。事实上，当时学者们正尝试撰写一部体现新中国特色的世界史教材，而他也是其亚洲中古史部分的执笔者之一。由此推知，他在四卷本《世界通史》付梓前发表这篇论文，对我国世界史研究的总思路和学科建设方向是具有指导意义的，因为论文清晰地表达了对我国世界史研究现状的忧虑，以及对意识形态上深受苏联影响，写作体例上将中国“开除球籍”等做法的不满。值得欣慰的是，在这篇论文发表30年后，展示了“整体性”研究特点的吴于堇、齐世荣主编六卷本《世界史》的出版，终于为中国及其他“被忽略了的”国家和民族安排了应有的历史位置。
在新中国的日本史研究中，吴廷璆领衔撰写的《日本史》具有里程碑意义。这部百万字巨著是新中国第一部日本通史著作，其写作始于1975年，1994年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历时20年，执笔者是南开大学和辽宁大学的十余位学者。吴廷璆作为主编，不仅亲自撰写了第1卷第9至14章，还对全书进行了终审把关。不难想象，从古代到当代，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所有层面综合把握2000多年的日本历史，着力体现出中国学者的立场和观点，谈何容易！笔者从1983年起在先生身边工作，目睹了先生夜以继日、字斟句酌审改书稿的艰辛。这部由我国学者撰写的迄今为止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日本通史著作，出版后颇受好评并一再重印，已成为专业研究者的必读之作。
敦煌壁画铭刻着古代中西民族交流的印痕，它作为我国的文化瑰宝，在世界文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是，直到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1970年代末，我国的敦煌学研究进展缓慢，对此先生甚为不安。1981年4月，吴廷璆在京大读书时的同窗契友、日本学者藤枝晃来到南开大学，为我国专业研究人员举行“敦煌学”专题讲座。吴廷璆主持开讲式时，一句“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震惊四座，激发了我国学者的研究热情和责任感，也引起了政府有关部门的重视，近30年来我国敦煌学研究的长足进步和政府投入的加大，与他当年的大力呼吁不无关系。
（本文作者杨栋梁，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教授）
【注释】
[1] 见李玉主编《新中国日本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前言，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年。
[2] 许德珩（1890—1990），政治活动家和教育家，历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3] 千家驹（1909—2002），193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学运时期吴廷璆的战友，曾任全国政协常委。
[4] 张勃川，时为北大经济系学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武汉大学党委书记及中国驻外大使。
[5] 范文澜（1893—1969），历史学家。中共八大候补中央委员、九大代表。时为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国文系主任。
[6] 羽田亨（1882—1955），时任京都大学文学部长兼史学科长，后任大学总长。
[7] 引文处为吴廷璆语。
[8] 杜斌丞（1888—1947），教育家和爱国政治活动家，中国民主同盟早期领导人。
[9] 又名李士腴，中共党员，民盟组织者之一。
[10] 马哲民，中共早期党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等职。
[11] 吴廷璆语。见《吴廷璆史学论集》前言，人民出版社，1997年。
[12] 原文载于天津《益世报》1936年6月21日版。
[13] 原文载于《吴廷璆史学论集》第19—78页，人民出版社，1997年。
[14] 原文载于《世界历史》1992年第6期。
[15] 原文载于《历史研究》1995年第2期。
[16] 原文载于《南开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55年创刊号。
[17] 原文载于《南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64年7月号。
[18] 收入中国日本史研究会编《日本史论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
[19] 详见吴廷璆《建立世界史的新体系》，刊于《光明日报》1961年4月9日、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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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日本史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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