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 鹿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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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廷璆 等
选自《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
代绪论 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代绪论 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一种粗线条的学术史漫谈
中日文化交流史这一研究领域，是中日关系史的一个分支，既属于日本史学科范围，也属于中国史学科范围。可能正是因为它横跨两个学科，而且文化交流的内容广泛而庞杂，在进行学科综述或学术史整理时，往往没有作为一个独立的课题来总结。虽然专门的中国史研究者，未必都涉足中日关系史研究领域，但是许多日本史研究者，在不同的时期，或者研究到一定的程度，往往会关心或直接研究中日关系史中的相关问题。中日关系中，文化交流关系可以说是最持久、最频繁的关系，其对日本史的形成与发展，无论是古代还是近现代，影响也最深，因此，日本史研究者关注中日文化交流史是一种顺理成章的事。这方面的研究情况也往往被直接放到相应的断代史和日本哲学、思想、文化、神道、佛教等专题研究的综述中去总结了。[1]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随着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大势所趋，中国的日本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在1982年，北京的三联书店和人民出版社分别出版了中国日本史研究会编的《日本史论文集》（共收入24篇论文，其中有5篇是论述中日关系的）和北京市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会[2]编的《中日文化交流史论文集》，可以说是这方面的研究者在新时期的首次集体亮相。十年之后，全国的日本研究者举集体之力，推出了两本工具书，即《日本史辞典》（吴杰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和《中日文化交流事典》（刘德有、马兴国主编，辽宁教育出版社），可以说研究工作在这两个紧密相关又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是齐头并进的。虽然在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领域，通史性的著作不如日本史方面业绩突出，但在中日文化交流涉及的相关方面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不容忽视，影响也非常巨大，值得认真总结。这里，鄙人不揣谫陋，愿就手头现有资料，做一种粗线条的学术史整理。
（一）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的概念与方法
中日文化交流史又称中日文化关系史，周一良先生有一本《中日文化关系史论》（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书名虽然叫作“中日文化关系史”，但其中所收篇目也有以中日“文化交流”或“文化交流史”为题的。其“前言”开宗明义，指出“《中日文化关系史论》这本书主要是关于中、日两国之间的历史、文化、政治关系的考察和研究”。交流与关系两个概念虽然有不同之处，但是正如刘德有所言：“中日关系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部中日文化交流史。”[3]无论如何，“文化”“交流”“关系”是该研究领域三个最基本的概念。
先来看看“文化”这个概念。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化热”已经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成为当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课题，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的活跃当然也受到该热潮的影响。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者对“文化”这个概念也有一些思考。如周一良将文化分为狭义的文化、广义的文化和深义的文化三个层次，认为“文化应当包括一个民族通过长期体力和脑力劳动所取得的物质的、精神的全部成就”的同时，指出与这种广义的文化相对，“一般说起文化，就想到哲学、文学、美术、音乐以至宗教等主要与精神文明有关的东西，这可以说是与政治、经济相对而言的狭义的文化。”所谓“深义的文化”，他认为就是“在狭义文化的某几个不同领域，或者在狭义和广义文化的某些互不相干的领域中，进一步综合、概括、集中、提炼、抽象、升华，得出一种较普遍地存在于这许多领域中的共同东西。这种东西可以称为深义的文化，亦即一个民族文化中最为本质或最具有特征的东西。”他用“民族性”这个概念来说明深义的文化的特征。他说：“对于一个民族，只了解其政治经济制度当然不够，还要通晓其历史语言，但更重要的，还要了解其文化——不仅狭义、广义的文化，而且要了解深义的文化，亦即一个民族的灵魂深处。研究一个历史时代也是如此。政治事件、经济制度以外，如果对文化了无所知，或者只是具备狭义以至广义的文化方面的知识，而不能从深义上有所了解，亦即不了解这一历史时期的文化特征和精神风貌，这种历史知识也是不完整的。”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虽然范围可以很广泛，但是不同层次之间的交流也有不同的特征。周一良概括为：“狭义和广义的文化可以相互学习、引进，在对方国家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而深义的文化，由于是长时期在特定的自然的、历史的和社会的条件下所形成，成为民族精神的结晶，几乎近乎民族性的东西，尽管也可以相互交流学习，加深理解，作为参考，（中略）但又不像狭义和广义的文化那样容易移植引进，拿过来化为我有。”[4]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赵建民在《概论中日文化关系及其思考》中，对“文化”这个概念给出了他自己的定义，即：“文化是由人创造的，它是人们生活的种种表现和记录。所谓‘表现’，即是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价值判断、心理素质等方面；所谓‘记录’，即指自古以来各种学派、教派等创造的各种成分的文化共同体，如日本的神道、中国的阴阳五行学说、中日共有的儒学、佛教等。并将‘表现’称作文化传统，‘记录’称作传统文化。”进而论述说：“传统文化，指具体的存在物，纯属历史范畴，是历史的‘物化’；文化传统，指以往融入人们心血的客观存在，是历史的‘人化’。说得再具体些，所谓‘传统文化’是指外在于人心的一些客观的东西，如器物、典章、制度等，它们是作为一种客体与人相应；所谓‘文化传统’是指一种内在于人心的东西，如人的精神、心态等。”[5]关于中日文化关系，他认为是既有亲密性，日本文化又有其独创性，从文化传统而言，是同源而异质的关系，强调“对其异质性要予以充分的重视”。只有充分认识到这种不同民族性格形成的历史过程，在相互交往中，彼此扬长避短、取长补短，才能加深相互的理解，增进彼此的友谊。[6]
再来看“交流”这个概念。首先，如周一良所言，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是历史的必然。而且文化的交流总是相互的，有来有往。他特别注意到这种相互性，“并不是说甲国与乙国，或甲时期与乙时期，都不问时间地点，双方对等地相互交流，而是综观历史长河，在总的收支中，总的时空范围中，中外文化交流是有来有往的。”[7]除了交流的双向性外，还有一个选择性的问题。《唐代中日文化交流中的选择问题》开篇，周一良就这样论述：“凡是两个国家或两个民族进行文化交流，在接受的一方必然既有交流的需要，又有适宜的条件和环境，然后交流的成果才能在一段时间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如果接受的一方条件改变，失去土壤，交流的需要不复存在，则原有交流成果也必然不能长久存在下去。中国与日本之间的文化交流，也不例外。”[8]而这种选择的趋向，“是在社会发展阶段上处于先进的一方，常常吸引后进的一方去向它学习。”或者说“经济文化先进的国家吸引并影响后进的国家”。[9]交流的途径或形式，有政府派遣的官方使节、学生的往来、宗教交流、商业与商人的交流、手工业的往来、战争以及随之而来的俘虏和战利品等，这些不仅限于中日两国之间，世界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也同样是这些途径与形式。交流过程中产生的“文化冲突”或“认同”、交流的“输出”与“逆输出”形式，以及“文化孶乳”与“文化反哺”“反噬”的现象也都是文化交流史的研究课题。
“关系”是一个外延很宽泛的概念。如果一定要仔细比较并区分“中日文化交流史”和“中日文化关系史”这两个研究领域，还是能够看出一些各自的特点。“交流”，给人的动态感更强一些，如交际、流动、流布、移植、影响等。而“关系”，可以是动态的——交流本身也是一种关系，也可以是静态的；可以包括如“交流”那样以共时性为出发点的相互或互动关系，也可以包括通过历时性的比较而得出的有意义的相应关系。而这种相应关系虽然不一定都是本然的史实性的“历史关系”，但其作为研究者所挖掘出来而带有主体创造性的“逻辑关系”，也可以视为广义的“交流史”的研究对象。“关系研究”与“比较研究”常常是紧密联系的，“比较研究”只要可比性论证得充分，其创造性的逻辑关系具有真理性，它就很可能成为一种新的史实，作为历史研究者参与历史创造的见证。交流史的视野与深度如果因此得到拓展，这样的比较研究成果是完全配享“文化交流”的名义的。[10]
严绍璗从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研究的视角来探讨中日关系与交流史，其力图从理论与方法上有所创新的努力，是值得关注的。从提出“如果从发生学的立场来考察，那么，可以说，日本古代文学是一种‘复合形态的变异体文学’”[11]这一论断，到将“发生学”提升成为一种比较文学研究的基本观念，指出“‘影响研究’和‘关系研究’的本质，正在于从‘文本’的立场上探索文学的成因。因此，当我们把‘文学的发生学’作为比较文学的一个新的研究范畴提出来时，事实上，我们是把传统的‘影响研究’的学术做到了能接近于它的终极目标的层面上了”，[12]这是一次理论的升华。“发生学”与“变异体”概念是严绍璗研究中日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的理论结晶，他强调其发生学作为“一个解释文学内在生成机制的逻辑系统”，是以“‘原典实证’构成学术观念和方法论”，并且“一切以‘可以确证的原典文本’为依据，阐述‘文本’之所以成为‘这样的文本’的一系列以‘文化语境’为‘生成场’中多元文化连接的逻辑过程。”[13]这种观念与方法，对于中日文化交流史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到21世纪之后，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领域在方法论上还有一个常常见到的新概念，那就是所谓“他者认识”。“他者认识”是中国人在日本组织的最大的学术团体“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2003年举行的第15届年度研讨大会的主题，其成果《中国与日本的他者认识——中日学者的共同探讨》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2004年出版。李晓东在《卷首语》中提出，中日之间“为什么双方的往来愈是加深，双方的关系却如同两个日益增大的相斥的磁场那样日益疏远呢？”为此，他谈到选题的缘由，说：“正是出于对两国间的异质性的关注，我们选定了‘他者’这样一种视角”，同时对“他者”进行了如下解释，即“他者（Others），这个最早作为文化人类学上的术语现在已在各研究领域得到广泛的运用。在讨论中日关系时，这一视角同样有助于促使人们更多地意识到两国间存在着的许多本质上的差异。（中略）这里的他者并不仅意味着对于中国来说的日本，或对于日本来说的中国，而是包含了中日两国以外的第三者和更多的他者，通过这种多元的视角，他者就像一面面镜子照出更为立体、多面的自我与对方，必然有助于中日双方的相互了解与理解。”[14]这种“他者认识”的视角在中国研究领域，以葛兆光主持的“从周边看中国”的项目最具代表性。“从周边看中国”就是要“借助前后左右多面镜子映照，才能够看清中国的立体形象和细部特征。”[15]对收集在《从周边看中国》论文集中他的论文《揽镜自照》这个题目的意思，他解释说，“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就是‘通过他者认识自我’，这是文化反思的一般途径，如果没有一个有差异的‘他者’，也就无法借助差异来认识‘自我’。”在文章的结尾提到：“在很长的时间里，东方诸国尤其是朝鲜人、日本人和中国人曾经共享过一个来自汉、唐的历史、传统与文化，但是，丰臣秀吉侵朝以及明清易代之后的彼此分道扬镳已经使得几个民族、文化和国家之间渐行渐远。正是这些渐渐发生并滋长的文化差异，促成了彼此互相观看之际的感情变化、价值差异和视角分离，而这种感情变化、价值差异和视角分离，则使得各自通过对方看到了彼此细微却深刻的不同，透过原本一体的‘同’和看似细微的‘异’，也许更能使彼此看清各自文化，也体味到这些细微的文化差异，是如何经由历史和时间的放大，渐渐演变成当下这种深刻和难以弥合的文化鸿沟。”[16]这一思路，对于我们研究日本、研究中日关系和中日文化交流，无疑大可借鉴。
“他者认识”或“他者意识”在日本研究领域，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卞崇道在晚年的倡导，本人曾详细论及，[17]此处不再重复。而吴光辉最近出版的《他者之眼与文化交涉——现代日本知识分子眼中的中国形象》一书，如作者所言，其研究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指出中国形象是什么，中国形象究竟如何，更为重要的是要探讨这样的中国形象之背后，究竟隐藏了什么样的日本式的思维模式，或者处在了什么样的话语权力之下的问题。也就是说，这一研究的真正对象与其说是中国，倒不如说是日本。”[18]是从“文化交涉学”的立场对中日关系的有益探索。
中国人研究日本文化，要重视同中求异，重视寻求日本“固有精神之所在”，周作人早在六十多年前就有过这样深刻的反省。他说：“如只于异中求同，而不去同中求异，只是主观的而不去客观的考察，要想了解一民族的文化，这恐怕至少是徒劳的事。我们如看日本文化，因为政治情状、家族制度、社会习俗、文字技术之传统，儒释思想之交流等，取其大同者为其东亚性，这里便有一大谬误，盖上所云云实只是东洋之公产，已为好些民族所共有，在西洋看来自是最可注目的事项，若东亚人特别是日华朝鲜安南缅甸各国相互研究，则最初便应罗列此诸事项束之高阁，再于大同之中求其小异，或至得其大异者，这才算能了解得一分，而其了解也始能比西洋人更进一层，乃为可贵耳。我们前者观察日本文化，往往取其与自己近似者加以鉴赏，不知特此为日本文化中东洋共有之成分，本非其固有精神之所在，今因其与自己近似，易于理解而遂取之，以为已了解得日本文化之要点，此正是极大幻觉，最易自误而误人者也。”甚至强调：“应当于日本文化中忽略其东洋民族共有之同，而寻求其日本民族所独有之异，特别以中国民族所无或少有者为准。”[19]这里的“得其大异者”，与“如果就中日间实际存在着的异同来说，双方之间不仅存在着‘大同’，同时也存在着‘大异’。如果我们小看、轻视了两国间的‘大异’，就不可能实现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大同’。”[20]有异曲同工之妙，虽然不知后者“真正意义上的‘大同’”所指何谓；而葛兆光谈到的“当我们谈论‘中国’和‘西方’文化的时候，常常会不自觉地突显彼此的‘异’，可是，当我们在谈论‘中国’和‘东方’的时候，却总是在强调我们的‘同’”这种“很奇怪”的现象，[21]周作人也早就看到了，并且指出“东洋之公产”，“在西洋看来自是最可注目的事项，若东亚人特别是日华朝鲜安南缅甸各国相互研究，则最初便应罗列此诸事项束之高阁”，只有“在同中求异，或至得其大异者”，东亚人的相互了解才能“比西洋人更进一层”。
然而如坂本太郎所言，“无论史论多么绚丽，时代一变就会褪色。而作为根本史料的史书能保持不朽的生命。”[22]概念和方法，作为史论，虽然重要，但是如没有坚实的史料基础作支撑，也容易流于空论。
（二）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的现状与课题
在八十年代末就有人概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九个方面的主要内容，[23]新世纪以来，研究的领域越来越宽，课题有增无减。比如经济、法律文化、民俗岁时、教育、文学艺术中的音乐、戏剧各门类等，不胜枚举。李玉的《中国的中日关系史研究——以中日关系史研究论著数量统计为中心》[24]为我们认识这一课题的学术史研究状况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历史上的日本记述、研究著作都可以归入中日关系史领域，现在的日本研究著作将来也亦可作如是观。特别是随着中日之间各种交流渠道越来越广泛，往来愈加频繁，日本研究著作本身几乎可以说就是各自交流的产物。这里对研究现状与课题的归纳不可能是全面的概述，只能是囿于一己之见的粗线条整理，挂一漏万在所难免。
1.民国时期的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及其在新中国的影响
民国时期的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状况，可以以1931年和1945年为界划为三个阶段，其中中日十五年战争期间的研究成果最多，与战争相关的内容也最密切。从研究者的立场来看，也非常复杂，有知日派、亲日派甚至投日派、抗日派之别。九一八事变之前，1930年1月创刊的《日本研究》，其《卷头语》中说：
中日两国间在历史上，在地理上，在外交上有如此深长而密切的关系，而日本对于我国内容知道得又如此周详细致，那我们岂可对于他们因为厌恶的心理而不加以注意？还有，日本以一个贫薄的岛国，经六七十年的苦斗，居然能在国际上和列强分庭抗礼，这一点也就很不可小觑。
实在我们早就应该对他们为很周详细致的研究，正如他们研究我们一样；现在已经是迟了，但是愈迟，愈得赶快去做；所以同人不自量力的下一个决心，从现在起一期一期像照相般把日本古今实在的状况贡献于国人眼前！我们采取最严正不偏的态度，纯粹客观的方法；没有别种作用，也不是宣传；总之使我们知道日本的内容，知道真确的内容。[25]
与这种“决心”相照应，我们可以看到在该刊第一卷第一到三号（1930年3月）连续三期的卷首，有一则署“编辑部启”的告示，曰：
本部现着手编印下列三种丛书：
一、日本古籍丛书
所有日本与朝鲜古籍，完全用中国文字写成，除古事记等是日本式的中国文外，其余都是纯中国文，将来都要陆续编印，这是研究日本古代文化的最重要资料
二、日本研究古籍丛书
这是我国关于日本及朝鲜的一切古籍
三、满蒙丛书
这是我国关于满蒙的史籍及最近日俄人士调查研究报告
书名陆续发表
如果该刊能够按照这种思路一直办下去，而且这种“决心”能够落实到这三套丛书上，包括中日文化交流史在内的中国的日本研究，大概就不会如同此后十几年间以应时性的各种“小丛书”唱主角了。事实上，该刊主编陈乐素（1902—1990）发表了《〈魏志·倭人传〉研究》（创刊号）及《后汉刘宋间之倭史》（第2号）、《日本民族与中国文化》（同）、《日本古代之中国流寓人及其苗裔》（第3—5号连载）、《中国文字之流传日本及日本文字之形成》（第5号）、《日本之遣隋唐使与留学生》（第6—8号），而其《光绪八年朝鲜李（大院君）案与日朝定约史稿》（第9—10号）一文尚未刊完，因为九一八事变，国难家仇，促使他的研究方向发生了转变。他力图在研究中探讨国家兴亡的历史和规律，作为救亡兴国的借镜。历史上强邻压境的情况以宋代最为突出，宋史成了他此后的主要研究对象和工作重点。[26]
上述所列三种丛书中的第二种中，我国关于日本的古籍整理与研究，到半个世纪之后出版的《中日关系史资料汇编》（汪向荣、夏应元编，中华书局1984年）和《中日关系史文献论考》（汪向荣著，岳麓书社1985年）才得以实现。而第一种，即日本古籍丛书，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虽然也曾有人建议“中日两国合作复制翻印珍贵之罕见文物典籍”，认为“费用和技术”“日本应义不容辞地承担责任”。[27]而真正开始实现，是在新世纪之后，随着2009年《域外汉籍珍本文库》及2012年《日本汉文史籍丛刊》开始陆续出版，这一编成用汉文写成的日本古籍丛书的夙愿在经历了八十年之后总算有得以实现的希望了。
民国时期的中日关系、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在当时的中国和日本、在现在仍然被视为经典著作的，首先当然要算是王芸生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就我所知该书至少有以下几种版本：
第一，大公报出版部1932—1934年版（七卷本）。
第二，第一种的复刻版：《民国丛书》第三编第24、25、26册（七卷本），上海书店，1991年。
第三，北京三联书店1979—1982年修订版（八卷本，2005年重印）。
第四，长野勋、波多野乾一编译《日支外交六十年史》（1—4卷），东京：建设社1933—36年版。
第五，第三种的复刻版：《日中外交六十年史》（1—4卷），东京：龙溪书舍1987年。
其原版七卷本和修订的八卷本之间，除了史料的增删之外，观点上也有很大的变化。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在对李鸿章的评价上。简而言之，原版对李鸿章多有同情的理解，甚至有“其慷慨忠愤之气，令人起敬”[28]之褒奖之言，而修订版中此类言论全无，代之而起的是一顶“货真价实的卖国贼”[29]的高帽子。这一评价的变化意义如何，读者当然可以见仁见智，但是从原版和修订版，细心的读者可以从中感受到两种不同的时代风味。本人曾经指导硕士研究生对这两个版本进行过比较研究，这还是一项值得继续探讨的课题。如果将该书的日文版一并加以比较，恐怕更是有趣。
民国时期的相关研究在今天仍然有影响的，我曾经在别的场合提到过傅芸子的《正仓院考古记》及其《白川集》，[30]这里就不重复了。这里想要提一提民国期间的梁盛志和后来的梁容若，两者其实是同一个人。梁盛志的著作《汉学东渐丛考》由中国留日同学会于1944年出版，该书的主要内容经过汪向荣整理收入到梁容若所著的《中日文化交流史论》，该书198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31]
从《汉学东渐丛考》之“弁言”可窥本书之大概及作者的研究态度，兹摘录如下：
一、本书所谓汉学，乃泛指中国学术文化。（后略）
二、本书所收论文可分为四类，一为撮录改编东土学者专著或论文，务求严谨，一以适于国人阅读，一以参入鄙见，如《唐秘书监晁衡事辑》《山井鼎与七经孟子考文》等篇是。一为根据搜求之资料，自撰论文，重在详人所略，阐蒙昧之史迹，如《李竹隐海外讲学考》《五代日僧巡礼五台之遗物》等篇是。一为钩稽勘合东西史料文献，正往哲时贤撰著之失，如《明季两戴笠事迹考》《梁任公著朱舜水年谱补正》等篇是。一为全译日本学者论文，如附录诸篇是。
三、史之真善美本为一事，鉴往知来，可资观感者惟真实之史实为然。本书整理铨次中日文化交通史实，惟在求真，故于谬悠之神话，浮诞之传说，有意之夸饰，无稽之想像，均所不取，文情枯涩，或所不免，然于镕裁群言，昭为信史之境地，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四、本书所收论文虽译著参半，而精力所萃，实在新资料之搜求，新问题之提出。家本寒素，时方多故，凡所营谋，百不一遂。然即其所见，有北京图书馆、东京图书寮、内阁文库、东方文库之孤本，有静嘉堂文库、蓬左文库、苦雨斋之逸书。痴庵藏金，曾供论定，鲁学拓石，亦资勘研。澳门得竹隐之详传，宇治见黄檗之遗文。一篇之成，淹历岁年，一事之异，访之万里，广赖机缘，才成丘壑，劳倍功半，限于才力，世有达者，悯而教之。
五、自著及改编诸篇，引用文献，必注出处，或在篇末，或附文中，撰著既非一时，体例未能画一。翻译各篇，则尊重原文，不敢擅为增删，即鄙见不同，亦未附入赘论。惟于原文纪年附注日本皇纪之处，则全易为中国纪年，既资对照，亦便国人。
六、（略）
七、对于鼓舞协助我从事此方面研究之辻善之助博士，周知堂、李革痴、瞿兑之诸先生，敬谨致感。本书结集刊行全出钱稻孙先生之善意，承瞿兑之先生、寿普喧先生宠赐序文，一并铭谢。[32]
从以上各条看，无论是从其史观还是其研究者的勤勉、严谨、谦逊的学风、规范的学术写作，在今天都仍然是值得学习的。其研究成果的意义，如瞿兑之[33]的序文所言，“宋明末造，志人仁士行遁海东者踵趾相接，于是圣贤义理纲常名教之精蕴益与彼邦固有之教化互相浚发，其关系视形而上之文献尤为重要。世人于朱舜水之讲学多已耳熟能详，而不知外此有李竹隐陈元赟戴笠诸人，其事迹向来散见诸书，无人为之贯串，晦而不彰者多矣。今而后举中国文化向外流播之线索与夫中日两国文化互相影响之迹兆研求而会通之，诚明乎得失而达于世变者所当有事也。梁君盛志致力于此，历有年岁，然遍搜彼我两邦文献以求唐宋以还两国名贤往来之踪迹，显微阐幽，批郤导窾，疏通证明而纲举目张焉。（中略）兹汇次而总为一书，曰《汉学东渐丛考》，其不灭无疑焉。”[34]而寿普喧的序文中说：“治中日交通史者，东土不乏名家，自木宫泰彦、辻善之助等之书出，其事迹之彰彰在人耳目者，固已燦然秩然，国人译读其书，夙所推重，独惜无搜求吾国文献以相印证，裨补疏失，为学术上之诤友者。梁君此书虽寥寥十余篇，然如李竹隐戴笠延长经筒等，皆东土学者从未引用之文献，阐微烛幽，其为创获无论矣。”[35]读其书，乃知此言并非过誉。
如该书中《宋末李竹隐海外讲学考》，确实为一重大发现。文章结尾说：“若竹隐之浮海，实为缁徒外华人传理学于扶桑之第一人。其声施虽不如朱舜水，而耿介之操，贞固之节，遭际艰屯，流离转徙，无时无地，不以淑世淑人为念，则二人初无二致。此亦学术史上一重要公案，故望海内外博雅君子，匡余疏失，俾能究明真相，传为定论也。”[36]此问题发现之经过，作为一种经验谈，对初学者亦不无启发意义，特录其原文后之自述（1942年12月2日）于此。曰：“余治中日交通史，欲以中土文献弥补东籍之疏，故于沿海各省方志，留意翻检。二年前曾于《广东通志》见过洋乐事，检之东籍无证，初以为齐东野语。后由瞿兑之先生《养和室随笔》知屈大均《广东新语》亦记此事，乃为《理学东渡与李用》一短文，刊于国立编译馆馆刊一卷一期，依据寡薄，仅提示此问题之轮廓而已。其后承澳门友人寄示《宋东莞遗民录》，竹隐在国内关系文献，因以大明。复由《甲子夜话》及《本朝高僧传》辨圆传，知博多宋人与歌舞伎关系，因重订为本篇。今所待者惟海外遗迹遗事之发现耳。”[37]此后再很少人提到李竹隐的事，即便提到，也认为李竹隐到日本就算是事实，也是个例外。[38]尽管如此，还是期待着能发现新的史料。
该书除了于史料发掘、遗物考证方面有其独创之外，且“鉴往知来”，在史迹疏跋中也自有作者一种所“信”的寄托在。如其在《空海入唐求法记》的篇末感叹：“惠果以大唐三代国师，抚异域游僧为法嗣，与水户侯尊亡明寒儒朱舜水为宗师，其卓识幽怀，均可以感天地泣鬼神。而空海所以符期许，舜水所以答尊礼者，莫不卓然可传。余既记朱舜水事，因复诠次空海求法始末，以告世之重师道者。”[39]而在《圆仁与其〈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一文的最后又写道：“自圆仁等归，而日本之遣唐使遂不复至，而唐亦自此衰矣。周公修德，而越裳氏来，文化领导，岂易言哉。”[40]既然是文化交流，交流双方或多方，首先要保有对文化尊重的卓识幽怀，而要想争取到文化的领导地位，需以“修德”为先。1984年年底身在美国的梁容若在为自己即将出版的《中日文化交流史论》所写的《自序》中说：“五十年来，我想从历史研究上加强两大民族间的深刻认识。‘取人为善，与人为善’，推进共同繁荣，以求合作之道。”在重视“修德”这一点上，可以说是前后一贯的。
由汪向荣选编的《中日文化交流史论》一书，不仅从大处可见著者对中日关系脉络的把握，而且在一些细微处也显示著者深厚的国学素养。比如对太宰春台《长语》的评价，特别是对诸桥辙次《大汉和辞典》的意见，提出了23条，除了其中第19、20、22这三条积极肯定的评价外，其余20条都是指出其具体错误之处，如将民国时期的胡适视为嘉庆进士胡培翚之子等，遗憾的是该辞典的修订者未见到此文，所提的问题在1984年的修订版中几乎都没有订正。虽说瑕不掩瑜，但是如梁容若所言，“有些讹误的发现订补，中国学者远比日本学者为容易”，[41]“日本的汉学界，如果能多和中国的读书人联系，一定事半功倍，相互有益处。”[42]希望像《大汉和辞典》这样的伟业在再修订的时候能够参考这些意见，或者能够集中日学者之力一同进行，一定不仅可以精益求精，而且可以增进友谊，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新的壮举。
《中日文化交流史论》的出版，还具有方法论的意义，也不容忽视。汪向荣在该书《后记》中充分肯定本书的意义，指出：“在中日关系史这一学科作为历史科学的分支而起步时，本书的出版将作为其标志而载入史册。”同时汪向荣在这里明确地阐述了学术与政治的关系、研究与翻译的关系，其作为中日关系史研究的方法论的论述，也同样将载入史册。他说：“研究从属于当前政治，而不是学术性的探讨，使过去中国对中日关系史、文化交流史的研究都和政治相呼应，没有形成一种独立的学术，以致进步不快。要使中国对日本的研究脱颖而出，必须先消除这种原因，使之成为一种独立的学术研究。”强调了学术研究的独立性的重要。同时，关于研究者的立场问题、研究与翻译的关系问题，他主张：“中日关系史跟其他历史学科一样，都必须是作为中国史学工作者的研究的学科，应该有自己的立场、观点，和日本史学工作者的研究中日关系史并不一样，结论可以相同，立场和观点却不会一致。因为这样，过去我国也翻译出版了一些日本学者的著作，但不能代替我们自己的研究。这是我在研究中日关系史方面的基本论点，虽然半个世纪来经历的道路坎坷不平，可是我不想，也不会改变我年轻时的论点。”[43]
话又说回来，学术和政治的关系，如汪向荣在《后记》中又提到的那样：“学术研究不可能和政治没有关系，学者也并不生活在真空环境中，因此说要学术研究完全不受政治影响是不可能的。”他说：“不过总还有人把学术研究和政治区别开，在一定程度上尊重和支持学术研究的独立性。”[44]学术研究受政治的影响，汪向荣早年求学于京都帝国大学东洋史学科，1944年就出版有《中日交涉年表》，对于丙午（1966）之痛的记忆，从其所记述的“所存图书资料，包括所有笔记和全部卡片，均已毁于丙午”、“丙午以后十年中，没有可能接近日本书刊”[45]等文字可见一斑。在海峡的另一方，1967年台湾知识界因“梁容若事件”即所谓“文化汉奸得奖案”闹得沸沸扬扬，对此大陆学界虽然很少有人提及，[46]但是由一次学术评奖而引发包括胡秋原、徐复观等文化名人参与的“中国文化与汉奸”“文章与气节”“文学与政治”乃至“民族思想与历史文化、国家生存的关系”的大讨论，作为一种历史现象，自然有不少值得反思的地方。[47]仅就刊登在1941年由日本的国际文化振兴会编、日本评论社出版的《日本文化的特质——纪元二千六百年纪念国际悬赏论文集》上的梁盛志的获奖论文《日本文化与支那文化》而言，可以讨论的地方也不少。至少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无论这次悬赏论文征集活动的评委是谁，作为当时日本文部省、外务省、情报局等政府机构协助下进行的一项国际文化活动，其目的和效果，如该活动的主办方所总结的那样，都是为了达到“汇集世界的声音来高呼‘拯救世界之道在于日本精神的实践，世界新秩序的根底必在日本精神！’”[48]日本当局不仅在1938年发布了《国家总动员法》，动员日本国内一切力量为战争服务，而且力图动员全世界可以动员的力量来为其宣扬日本文化服务。无论给这种活动涂抹上怎样的文化或学术的色彩，都无法掩盖其服务于侵略战争的本质。
第二，无论是以何种方式或渠道参加的这次征文活动，文章获了奖、作者领了奖，作者就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对署有自己名字的文字负责。无论作者的主观意愿如何，这一行为在客观上的效果可以说是服务了那场侵略战争。如果没有这种觉悟，至少可以说是一种政治上的糊涂。
第三，从该获奖文章中言及“通晓（中日）两国语言文章的人每日增多，著作者一旦拿起笔就会立即影响两国关系，对此要如何以虔敬之心从事才好？”[49]来看，作者在当时应该是具有这种觉悟的。就是说作者当时是意识到自己的言论的效果的。当然，即便如此，我们也要对获奖文章本身进行分析。总的感觉是作者在“衷心祈愿日本文化升华为世界文化”[50]、理解“建设东亚的新秩序”[51]的前提下，从文化交流的角度对中日双方提出了劝告乃至批评，甚至对“日本人在私生活及社会上都有秩序、政治上公明这些方面极少影响到中国”[52]表示遗憾。其对日本的接受中国留学生在态度与制度上的批评、对日本的中国研究的缺陷及“支那通”的缺乏历史素养因此对中国现实的理解仅仅停留于表面的批评以及对中国人在日本研究与理解方面缺陷的批评都很有针对性，在现在看来甚至也不失其启发意义。但是这已经是另一层面的问题了。比如几乎同样的对日本在接待中国留学生的态度与制度方面的批评意见也出现在作者后来对实藤惠秀的著作《中国人日本留学史》的评价[53]中，我们对这样恳切而有见地的书评，当然是应该给予高度评价的。
近代中日关系非常复杂、敏感，在这一研究领域，政治与学术的关系也是如此，不能不谨慎从事。有时候，你以为自己是在很“学术地”在探讨问题，却没有意识到已经陷入了某种政治漩涡。这样再想洗刷，就为时已晚。在大敌当前、民族危亡之际，只要能够鼓舞士气、克敌制胜，如《征倭论》就有其积极意义，而你这时要以所谓其“不重视客观地研究日本”来批评其“媚俗”，就是不识时务。作为研究者不能在政治上犯糊涂或犯错误，这是一个很好的经验教训。
2.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
八九十年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水平，可以由两套在日本学界也引起了很大反响的丛书来代表。这就是八十年代末在东京六兴出版社出版的13卷本“东亚中的日本历史”丛书和九十年代在中日两国分别出版的10卷本“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
关于13卷本“东亚中的日本历史”的编辑出版经过，该丛书的组织者王金林有比较详细的记述，此事本身也是当代中日文化交流的一件美谈，作为史料，详细引用如下：
1984年五六月间，我受别府大学邀请，参加该校的史学科成立20周年纪念会。在会上我作了《关于邪马台国的若干问题》的学术报告，提出来北部九州的邪马台与畿内地区的“前大和国”并存说，引起了媒体和学界的关注。六兴出版社据此约我写一本以邪马台国为中心的专著。1986年初，我的《古代の日本——邪馬台国を中心として》出版，日本学界对此有较好的评价。有鉴于此，六兴出版社萌生了由中国学者撰著一套日本历史丛书的想法，1986年11月，六兴出版社编辑部长福田启三受天津社会科学院之邀请访问中国。期间，他与天津社会科学院方达成如下协议：一是在天津社会科学院主持下，由中国学者撰写一套多卷本的日本历史；二是相关具体的操作委托王金林执行。这样，我以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所副所长和中国日本史学会秘书长的双重身份，进入具体操作。出版社关于选题的要求是，不要纯粹的日本历史选题，选题应突出中日之间政治、经济、文化关系史，以及能充分反映中国的日本史学界观点的选题。关于具体撰稿人的选定，出版社全权委托我方的决定。但天津社科院则作了限制，即本院和天津的撰稿人人数应该有相应的保证。根据最后确定的选题，可聘15名撰稿人，除去天津社科院4名，南开大学3名，留给外地的名额是8名。这8人既要与他的研究领域相吻，又要考虑完成选题的可能性。最终根据研究专长和选题相吻合的原则，在北京聘请了5人，沈阳聘请了3人。长春、沈阳、北京、上海的不少挚友、同仁，没能入聘，时至今日，我仍感到歉意。
这套丛书共13卷。各卷名及作者如下：
第1卷 《倭国と東アジア》（沈仁安）
第2卷 《奈良文化と唐文化》（王金林）
第3卷 《織豊政権と東アジア》（张玉祥）第4卷 《近世日本と中日貿易》（任鸿章）
第5卷 《日中儒学の比較》（王家骅）
第6卷 《明治維新と中国》（吕万和）
第7卷 《明治の経済発展と中国》（周启乾）
第8卷 《日中現代化の比較》（马家骏、汤重南）第9卷 《孫文の革命運動と日本》（俞辛焞）
第10卷 《日本ファシズムの興亡》（万峰）
第11卷 《日本の大陸政策と中国東北》（易显石）第12卷 《中国人の日本研究史》（武安隆、熊达云）
第13卷 《天皇と中国皇帝》（沈才彬）[54]
由王金林出访日本，在日本学界雁过留声之后，在日本出版界和中日学术界有识之士的协助下，引出一队展示中国日本史研究的整齐雁阵，飞越中日历史的天空，成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一道值得纪念的风景。对这套书的积极意义，论者多有提及，此处不再赘述。
日本学界对这套丛书所给予的极大关注，从日本的历史学研究会[55]集中新锐研究者来为这套丛书撰写书评，并于1990年6月一并刊发在其会刊《历史学研究》（No.607）上可见一斑。一共80页的这期刊物，从第30页到53页（以下只注页码），按照其刊登的次序，分别是笠原十九司对第12卷[56]、关和彦对第2卷、鹤田启对第4卷、伊东贵之对第5卷、石井宽治对第6卷、铃木邦夫对第7卷、铃木邦夫对第8卷、藤井昇三对第9卷、伊藤悟对第10卷、小林英夫对第11卷的书评。日本学者的评论意见和提出的问题，在今天看来也仍然具有启发意义，值得我们很好地总结和反思。
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在对十三本书选题力图从总体呈现中国学者对从原始、古代到现代日本各个时代的研究成果的努力表示肯定的同时，提出从标题上看，第1、2卷是原始、古代史，中世史一册也没有，就跳到了第3卷的《织丰政权与东亚》了，认为这是“中国学者日本历史观的反映”，也“反衬出日本学界对中世中日交涉史研究的现状”。关和彦的这种意见，写在对王金林的书评中。二十年之后，王金林的《日本中世史》上下卷的出版（2013年昆仑出版社），可以看作是对这一评论的回应吧，也体现了作者从善如流、坚持不懈和勇于担当的精神。
第二，“参考、引用的日本古代史研究著作很少。这不是王氏个人的问题，而是古代史研究的中日学术交流体制层面的问题。与日本的古代史研究者每个人还不是那么积极、自觉地从事这方面交流有关。从组织上和个人方面都有必要留意这一点，以寻求研究成果的共享的体制进而充分地进行交流”（38页）。对第4卷的书评中提到：“作者推算自清朝将台湾收入掌中以后到幕末，从长崎输入的日本铜约为3亿3000万斤，而这个推算作者在该书中只引用了其自身的论文”（39页）。
第三，学术概念、用语的使用上，尚有待进一步推敲和思考。如评者对将“王朝”这个概念放到地名“奈良”和国名“唐”上进而并列起来作书名提出疑问，并且提出将奈良文化作为唐风文化、平安文化作为国风文化是否具有一般性的问题（38页）。在论及《近世日本与中日贸易》时，提出因为作者对“锁国”“海禁”这样的核心概念缺乏具体分析，因而对当时两国贸易的特质及中日关系的认识就难以深入（40页）。
第四，研究方法方面，特别是关于比较研究，对于第5卷，评论者强调进行思想的比较研究时要注意“比较双方都具有抽象度很高的思想体系，而且只有设定特定的视角来加以分析，这样的比较才具有某种有效性。而在这一点上，在日本未必存在汉代儒学或中国朱子学可匹配的体系性的思想，这就是本书的比较给人稍稍觉得有拘泥于字句异同的印象的原因之一。”评论者紧接着指出：“就像作为本书研究对象的中日两国儒学实际上存在着影响的关系，对这样两种思想进行比较时，最为重要的是应该注意其在接受之际出现的冲突和变化，特别是对研究像儒学这种具有很强的社会性的思想时，就不能单纯地停留于思想的理论层面，如渡边浩的《近世日本社会与汉学》（东京大学出版会，1985年）所描绘出的那样，其引起冲突与变化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差异，进而如本书作者自身也提到的‘中日儒学社会机能的差异’（350页），这些侧面应该着力加以考察。然而本书给人的感觉只是停留于比较思想表面的异同。”“将具有不同社会历史背景的思想家的思想，从其相关的背景中抽取出来加以比较，从而断定谁先进之类的这种态度，大可怀疑。”“如作者在终章中所言，儒学具有在周边诸国被接受的普遍性，但同时也有其产生于中国社会、文化中的非普遍性、特殊性，这是其传向周边诸国发生变化的很大原因。因此在比较中日儒学之际，两方面的情况都必须研究，而作者有将重点放在其普遍性、共通性上之嫌，觉得夸大了儒学思想对日本的影响。特别是以古代文献中所见的儒学语汇，就直接断言具有单纯的文饰以上的思想上的影响，是要慎重的。而且，对明治维新之后的国家主义意识形态、国民道德、作为武士道变形的军人精神等，也不能用儒学之名加以统括。作者的态度，如果斗胆用失敬的说法的话，不能不说是一种大国主义的想法吧。评者认为在进行思想的比较之际，双方分别存在的情况自不待言，在现实交涉的情况下，在警戒陷入风土决定论或日本特殊论的同时，与着眼于两者的共通性相比，在理解其思想及其社会背景的基础上，关注其异质性，会更加有效”（41页）。如此种种，强调在进行比较研究时要注意双方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的不同，与普遍性、共通性相比，更应该注意其异质性，这些说法在方法论上都是很有参考价值的意见。
但是，评者此时关于中国儒学对日本的影响，如书评中所言：“尤其在古代，儒学对日本人而言，如津田左右吉所说的那样，是‘文字上的知识’吧”（42页）。[57]可见津田左右吉的影响之深。王家骅曾经回应过这种批评，他说：“从战后日本成为经济大国后寻求文化大国地位，许多思想家支持津田，将中国及朝鲜对日本的影响矮小化。作为一个中国学者，有责任梳理儒家思想对日本文化的影响，还历史本来面目，我以为儒学到日本，发生一定变异是有可能的，但与中国总还是属于同一种属的。就像蒙古马到其他地方，变成矮脚马，但终究还是马而非驴。我想以实证材料证明儒学对日本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文学、史学及当代日本社会的影响。否认这些影响，是非历史主义的。”[58]中日学者对中日关系史研究中的许多问题，都还存在着各种不同的意见，这些不同意见的背后，既有方法论上的不同，也有立场上的差异。方法论的不同，是可以通过讨论来达成彼此的共识的；立场上的问题，往往难以相互融通，但是通过讨论至少可以加深彼此的理解。我们相信，整理和编辑出版王家骅的遗著《中日儒学：传统与现代》，无论是在方法上还是在立场上，对于我们今天理解中日思想文化关系，都还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对这套丛书，日本学者还提出了许多其他很有意义的问题与意见，如对明治维新的“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分析过于抽象和简略、对从攘夷到开国的具体历史过程研究有待深入（45页）、在孙文的对日观上需要警惕“个人崇拜的历史解释”及力戒将“孙文偶像化的倾向”（49页）、对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批判及其兴亡过程的叙述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其内在发展的逻辑上都还有待加强研究（50—51页）、围绕东北问题中日两国的侵略与抵抗运动如果放到国际形势的大背景下考察将更加全面（53页），等等。如他们指出的那样，其中许多问题，也同样在日本学界存在。而这些问题在今天看来，是否依然具有参考价值或启发意义，相信大家看过之后也是心知肚明的。
这套13卷本的“东亚中的日本历史”丛书，虽然是以“日本历史”命名的，但是每一册如上所述或通史性地或断代地都贯穿了相应时期的中日关系或相关问题的比较研究，因此可以说“也反映了中国学者研究中日文化交流史的成果”，[59]同时也可以看出日本史研究与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的紧密关系。而大张旗鼓地以“中日文化交流史”命名的标志性著作，则是90年代中后期由中国的浙江人民出版社和日本的大修馆书店出版的10卷本中日文版的“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日文版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丛书”）。这套书是由中日两国学者共同编辑、撰写而成，因此“文化交流”的意义与形式，可以说体现得更加充分。
这套“大系”的内容及宗旨，中方主编周一良在《序》中指出：“本书宗旨——阐明文化交流自来是双向的、相互影响的。”而内容“涵盖面比较广，计十个方面：历史、法制、思想、宗教、民俗、文学、艺术、科技、典籍、人物，不愧大系之称。”“由这十个门类可以看出中日两国文化交流时代之久，方面之广，相互影响之深，相互关系之密。世界上几乎任何两国之间都难以比拟。”[60]关于这套书的学术意义，有人评价说“《大系》的问世，标志着具有中国特色的‘日本学’正趋成熟，在中日文化交流史领域已能与国际学术界平等对话。”[61]而其学术史意义，体现在每卷的序论中，从各卷序论对相关专题的交流与研究状况的概述中可以获得很多有益的学术史信息。“在《大系》的基础上，再搞一部简明扼要的单卷本通史”[62]的建议迟迟难以实现，可见在中日文化交流史领域“简明扼要的单卷本通史”的撰写难度之大。
这个时期，除了这两套丛书之外，各种专著当然也有不少。而影响较大的，近代方面有王晓秋的《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中华书局，1992年），古代方面有王金林的《汉唐文化与日本古代文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其具体内容与其他著作，限于篇幅，就不在此展开论述了。
3.新世纪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的盛况
新世纪中日关系、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的盛况，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梳理。
（1）通史性著作
2001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王勇的专著《日本文化——模仿与创新的轨迹》，该书虽然书名和章节都没有打上“中日文化交流”的标签，但是我想也可以作为一本中日文化交流史来阅读。其写作意图如《前言》所记：“通篇以‘模仿与创新’为主线，聚焦于生成日本文化之内外因素的交互作用”，[63]那么，如何解释这“内外因素的交互作用”呢？他在《结束语》中作了精练的回答，即：“从中国传来文明的种子，在日本的土壤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与当地的花树草木和谐相处，烘托出蔚为壮观的文化景观。”[64]值得一提的是，王勇也是上述“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工程的发起者之一。关于这一点，该丛书的策划张宪章在《中文版编后附志》中这样记述：“首先应予记载的，是杭州大学王勇教授和日本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中西进教授的倡议之功。1990年秋二位教授首倡是议，揭开了这一工程的帷幕。”[65]当时还不到40岁的王勇，之所以具有这种号召力，除了出于对“中日交流史”研究的热忱之外，学术事业的组织能力当然也得到了充分的证明。而他个人的学术事业也从研究“遣唐使”出发到提出“书籍之路”，再到2014年成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东亚笔谈文献整理与研究”的首席专家，其“交流史”视野与深度不断拓展，其所在的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和浙江工商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以及现在的东亚研究院，也一直是中国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的重镇。
“在《大系》的基础上，再搞一部简明扼要的单卷本通史”，这种愿望首先以高等学校教材的形式得以实现了，这便是2011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滕军主持编写的《中日文化交流史：考察与研究》。该书是滕军在北京大学讲授“中日文化交流史”通选课13年的教学成果结晶。该书以人物交流为主线叙述中日文化交流在秦汉六朝、隋唐、晚唐五代北宋、南宋元代、明、清前期六个时期的发展脉络，其中附有对中日相关史迹的实地考察报告，这种以实际行动“续写新的中日文化交流史”的做法，不仅增加了现场感和可读性，而且可以为对中日文化交流史有兴趣的读者提供向导和知识的普及。而六篇综述，即中日文字、文学与书籍的交流、艺术的交流、建筑的交流、科技的交流、民俗的交流，则主要是对上述“大系”的概括与提炼（中日建筑的交流综述主要参照了张十庆的《中日古代建筑大木技术的源流与变迁》，天津大学出版社，2004年），这样就可以以专题的形式为正文中以人物为线索所未能涵盖的交流史内容给予补充。阅读该书，读者既可以得到中日文化交流史的总体面貌，又能够领会以人物为中心的主要脉络，还可以感受到众多鲜活的史迹。应该说这是一本独具匠心、引人入胜的好教材。
具体领域的通史性著作，值得注意的有日本汉文学、汉学、中国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如陈福康的《日本汉文学史》上中下三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年出版；李庆的《日本汉学史》共五部，第一部起源和确立（1868—1918）、第二部成熟和迷途（1919—1945）、第三部转折和发展（1945—1971）、第四部新的繁盛（1972—1988）、第五部变迁和展望（1989—），2010年全帙五卷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一并出版；严绍璗的《日本中国学史稿》，2009年作为阎纯德、吴志良主编的“列国汉学史书系”的一册由学苑出版社出版。其他如郭蕴静、周启乾的《中日经济关系史》（上下，昆仑出版社，2012年）、季羡林、汤一介主编的《中华佛教史》中杨曾文所著的《中国佛教东传日本史卷》（山西教育出版社，2013年）、冯立昇的《中日数学关系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孙玉明的《日本红学史稿》（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以及较早出版的王桂等编《中日教育关系史》（山东教育出版社，1993年）、刘起釪的《日本的尚书学与其文献》（商务印书馆，1997年）、秦永章的《日本涉藏史——近代日本与中国西藏》（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等等，这些著作在相关领域都有开创之功，值得关注。
如何在13卷本“东亚中的日本历史”和10卷本的“大系”以及大量先行研究的基础上，撰写一本超越木宫泰彦的《日中文化交流史》[66]的综合性的学术专著《中日文化交流史》来，仍然是中国学者尚需努力的目标。
（2）史料整理
史料整理研究，如上所述，汪向荣积数十年之功的著作《中日关系史资料汇编》和《中日关系史文献论考》在20世纪80年代出版，他校注的《唐大和上东征传》、《日本考》（与严大中校注）也收入“中外交通史籍丛刊”由中华书局出版，其学术史意义可谓功莫大焉。
80年代以来，出版了不少影印的资料集。如1985年杭州古籍出版社精装影印出版《小方壶斋舆地丛抄》（全二十册）。该丛书由（清）王锡祺编，分初编、补编、再补编各十二帙，光绪三年（1877）开始编辑，二十三年编刊完成，广辑清代地理著作1366种，亦收录关于日本、朝鲜、东南亚及英、俄等欧美各国的研究、介绍及见闻著作。日本方面的，有傅云龙的《日本疆域险要》《日本沿革》《日本河渠志》《日本山表说》《日本风俗》，黎庶昌的《游日光山记》《游盐原记》《访徐福墓记》，陈其光的《日本近事记》，王韬的《扶桑游记》《日本通中国考》《琉球问归日本辨》，王之春的《东游日记》《东游琐记》等等。
日本学者实藤惠秀积毕生精力收集晚清民国时期中国人的日本研究著作，其中“东游日记”达二百余种，至今收藏在东京都立图书馆实藤文库。随着国内学者对“东游日记”学术价值认识的提高和研究的推进，“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原杭州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自一九八九年成立起就将东游日记作为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王宝平主编的“晚清中国人日本考察记集成”影印出版了《教育考察记（上、下）》（吕顺长编著，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后来此“集成”改名为“晚清东游日记汇编”又影印出版了黄遵宪的《日本国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日本政法考察记》（刘雨珍、孙雪梅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傅云龙的《游历日本图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中日诗文交流集》（王宝平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此外，王宝平还编著有《日本典籍清人序跋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提供了系统的基础史料。
近年来，名人书简的整理颇有声色。如张小钢编注的《青木正儿家藏中国近代名人尺牍》（影印且活字标点，大象出版社，2011年），李廷江编著的《近代中日关系源流：晚清中国名人致近卫笃麿书简》（影印且活字标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小川利康、止庵编的《周作人致松枝茂夫手札》（只影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等。这些书信原件的整理出版，对于深化近代中日关系、中日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如我们看周作人1937年12月7日给松枝茂夫的信，其中说到：
六月中曾为《国闻周报》写一小文，说明了解“日本精神”之难，截至今日只能自白曰不懂，盖吾人平日所称为日本文化而加以赞叹解说者实在只是东亚共有文化之一色相，因此吾侪汉人亦觉得能了解，此种研究可以为治国故（支那学）者之助，却与了解日本民族完全无用，鄙人以前所知之百一即属此方面，近日知其无益，故不愿再以此自欺欺人也。鄙意欲知日本国民精神须从神道下手，此处不敢牵涉“祭政一致”等大道理，乃只是就“お祭り”为主的民间信仰说，鄙人直觉的感到日华两族最殊异者乃在宗教的情绪，如“神凭”这种事实在汉族今已几乎全无矣。但鄙人自信是出于儒家的人，对于宗教完全隔膜，“祭り”等事虽有兴味，实觉无入门研究之希望耳。数年前曾将文学店关门，今于卢沟桥事件之前又将日本研究店闭歇，可谓得时，此后谈东方文化者将如雨后之菌矣。以后作何事尚无计较，此一年乃在翻译，将希腊人自著神话翻译成汉文，本是多年宿望，于今得达亦是大好事也。妄谈希勿见笑，此上松枝先生座右。[67]
信中提到的《国闻周报》的“小文”即《日本管窥之四》。这封信对于我们理解周作人从“管窥”之后到前文提及的1940年底写的《日本之再认识》之间的思想情绪的关系就很有帮助，如日本文化中“东亚共有文化之一色相”对于“了解日本民族完全无用”的说法与他后来强调的应该于“同中求异”是一致的。另外如“鄙人自信是出于儒家的人”、“今于卢沟桥事件之前又将日本研究店闭歇，可谓得时”等自白，对于理解当时周作人的心绪都是很好的材料。近代以来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中许多细致的工作还有待深入，书信、日记、笔谈[68]等基础史料的挖掘整理，无疑对于推进这方面的研究大有裨益。
虽然我们在史料的整理方面已经作了不少工作，但是总体上看还是显得有些零散，还不系统。值得庆幸的是，我们的日本研究界还有一批有识之士具有强烈的原典意识，这里又不得不再次提到王勇，他在2007年5月1日写的《〈中日关系史料丛刊〉总序》中说：
纵观中国的日本学研究，从20世纪70年代步入正轨，虽然在局部出现领先世界的亮点，但整体水平尚未跻身国际前列。究其原因，学术空气浮躁，二手资料泛滥，很少有人潜心建构基础的工作。
有鉴于此，我所创建以来，坚持每周一次的读书会活动，逐字逐句研读中日关系原始史料，毕十三年之功完成《中国正史日本传新注》（三卷）后，重心转向日本的汉文典籍，拟整理出一批涉及中日关系的重要文献，为日本学研究打下基础。
这套书收录的范围，既包括日本人撰录的典籍，如《日本书纪》、《续日本纪》、《唐大和上东征传》、《邻交征书》、《异称日本传》、《善邻国宝记》等；也涵盖中国人撰著的典籍，如《延历僧录》、《日本考略》、《吾妻镜补》等；同时考虑采择一些资料汇编，如《佚存东瀛的唐代诗文》、《日本典籍中的清人序跋》、《四库全书中的日本史料》等。当然，这些仅仅是笔者现在想到的，具体选择何种书目，规模扩大抑或缩小，则要因人而定、审时变通了。[69]
这套“中日关系史料丛刊”已经出版了一种，即《邻交征书》，但是自2007年之后，未见该丛书的第二种出版，虽然也知道有的选题已经另行出版，作为序文中提到的“读书会”的亲历者，也作为“原典意识”的共鸣者，衷心希望这套“丛刊”不要因为“审时变通”而打乱计划。
（3）文献学研究
严绍璗编著的《日藏汉籍善本书录》（全三册，中华书局，2007年），在其个人而言，积二十年之功而成此巨著，不仅可以成为他的“墓志铭”，[70]而且，在中日文化交流史的文献学研究领域中也的确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我想，也许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一领域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如何使其更加完善和丰富。可喜的是，这种完善的工作已经开始有人在切切实实、扎扎实实地做了。比如黄仕忠所著《日本所藏中国戏曲文献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就专门有一节为“《日藏汉籍善本书录》散曲戏曲部分正误”。黄著对《书录》第三册中的“散曲之属”与“南北曲之属”（第2039—2061页）进行复核，发现不少问题。其结论是“只有大约百分之十五的条目，编著者曾经查阅过原书（存有两个以上版本时，有时还只查核了其中一个版本）。”认为其“存在问题的条目所占比例明显偏高”，并分析指出：“目验原书比例过低，抄自不同的目录、书志，凭感觉予以单列或归并，没有再复核原藏者目录，没有用同类古籍善本书目加以印证，这些都是造成《书录》错误频见的原因。”[71]无论黄著所言是否属实，一部四百余万言的皇皇巨著，出现一些错误在所难免，也瑕不掩瑜，但是其提出的问题，作为一种方法和态度，不仅对于我们完善和丰富这个里程碑而言，就是对一般的文献学、书志学，进而一般的历史研究而言，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对中日汉籍文献交流的专题研究，在九十年代比较有影响的如王勇主编的《中日汉籍交流史论》（杭州大学出版社，1992年），到新世纪，这种分门别类的书志书目工作还有人在做，如苏桂亮、阿竹仙之助合编的《日本孙子书知见录》（齐鲁书社，2009年），刘毓庆、张小敏编著的《日本藏先秦两汉文献研究汉籍书目》（三晋出版社，2012年），胡宝华编著的《20世纪以来日本中国史学著作编年》（中华书局，2012年）等，这些著作是否经得起逐条目验原书的复核，也还有待检验吧。而1946年已经编成的《中国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录》这部珍贵文献，在2012年由上海的中西书局正式出版，其“非常重要的文献价值、学术价值和非同寻常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72]当然自不待言。
除了书志书目的研究编纂之外，综合性的文献学研究，也有值得关注的成果。如“日本《论语》古抄本综合研究”作为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的重大项目于2009年在刘玉才教授的率领下成功立项，该项目“致力于深入梳理日本《论语》古抄本的传承源流，探究其文本变迁状况，并与中国通行版本进行文本比勘，施以文献学综合研究。”为此影印出版了日本《论语集解》的三个典型抄本：“三十郎盛政传抄清家点本”、“青莲院本”和“林泰辅本”，分别撰有解题并附有校勘成果。[73]此外还集中翻译介绍了日本学者高桥智的研究成果，[74]并组织了专门的学术研讨会。[75]像文献学这么“奢侈的”学问能够在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领域不断推进，或许也是国力强盛、研究者开始能沉静下来的一个表现吧。
（4）各种比较研究与专题研究
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的代表人物王晓秋，2012年出版了一本《东亚历史比较研究》，该书的前言《历史比较研究的意义和方法》既有很强的针对性，又很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值得一读。他说：“历史的比较研究并非随意把两个历史现象拿来就可以作比较研究。它必须要遵循可比性的原则，也就是一般应属于同类型或同层次的历史现象才可以作比较，比如同样是改革、革命、农民战争，或同样是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等，或者至少是比较的双方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或关系。因此在运用比较研究方法时，一般首先要确定可比性的主题，然后分别研究可比各方的特点、过程和根本属性，再比较其异同，从同中求异，异中求同，进而寻找历史现象之间的联系、本质和规律。”“东亚各国的历史既有许多共同性，又有不少差异性，还有不少关联性，从中可以找到大量比较研究的课题，而且也是东亚各国文化学术发展以及政治、经济、外交、国际关系等方面现实的迫切需要。”[76]这些话，简明扼要，已经把道理讲得很通透。
中日比较的确有许多题材可以研究，实际上这方面的成果也很多。如前所述，六兴出版社的13卷本，“比较”可以说几乎是每一卷中或明或暗的主题。此后在哲学、文化方面，如李威周编著的《中日哲学思想交流与比较》（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1991年）、李甦平的《圣人与武士——中日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比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王中江的《严复与福泽谕吉——中日启蒙思想比较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等等，到新世纪之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更多，如徐水生的《中国哲学与日本文化》（中华书局，2012年）、周见的《近代中日两国企业家比较研究：张骞与涩泽荣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李卓的《中日家族制度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2004年）、钱国红的《走近“西洋”和“东洋”——中日世界意识形成的比较研究》（商务印书馆，2009年），张中秋的《中日法律文化交流比较研究——以唐与清末中日文化的输出与输入为视点》（法律出版社，2009年）、孟祥沛的《中日民法近代化比较研究——以接待民法典编纂为视野》（法律出版社，2006年）、刘晓峰的《东亚的时间——岁时文化的比较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王小林的《汉和之间：王小林自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张永广的《近代日本基督教教育比较研究（1860—1950）》（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2年）等等，不胜枚举。而比较研究要做到既有宏观的文化视野，又有精细的心理分析；既有不露痕迹的理论提炼，又有亲历现场的鲜活体验；既有抽丝剥茧的历史叙述，又时刻关注当下的时代状况，这很不容易，但是，王敏的《汉魂与和魂——中日文化比较》（世界知识出版社，2014年）做到了这些，该书基于她从事中日文化交流的丰富的切身经验和敏锐观察，加上其生花妙笔，可以说是一本难得的雅俗共赏的佳作。
专题研究方面的成果涉及的领域之广、数量之多，更是令人眼花缭乱。就我比较熟悉的领域而言，如郑匡民的《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西学的中介——清末民初的中日文化交流》（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尚小明的《留日学生与清末新政》（江西教育出版社，2003年）、吕顺长的《清末中日教育文化交流之研究》（商务印书馆，2012年）、杨继开的《清末变法与日本——以宋恕政治思想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朱忆天的《康有为的改革思想与明治日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张玉萍的《戴季陶与日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赵京华的《周氏兄弟与日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董炳月的《“国民作家”的立场：中日现代文学关系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沈国威的《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汉字新词的创制、容受与共享》（中华书局，2010年）、郭连友的《吉田松阴与近代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王守华和王蓉的《神道与中日文化交流》（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等等，都各有闪光之处。还有王维坤的《中日文化交流的考古学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江静的《赴日宋僧无学祖元研究》（商务印书馆，2011年）、陈小法的《明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同上）、朱莉丽的《行观中国——日本使节眼中的明代社会》（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以及前述汪向荣的相关著作等等，近代以前中日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与纯粹的日本古代史研究相比，要活跃得多。
中日之间的相互认识，最近成为学界比较关注的课题。日本的中国认识，比较有影响的如杨栋梁主编的六卷本《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此外有吴光辉的《日本的中国形象》（人民出版社，2010年）及其前述《他者之眼与文化交涉——现代日本知识分子眼中的中国形象》、谭建川的《日本教科书的中国形象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反过来，中国人的日本认识，有汪向荣的《古代中国人的日本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彭雷霆的《近代中国人的日本认识（1871—191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等。
（三）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前景与展望
研究文化交流史，现在有一个比较好的环境，2014年9月2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出席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人类已经有了几千年的文明史，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是在承先启后、继往开来中走到今天的，世界是在人类各种文明交流交融中成为今天这个样子的。推进人类各种文明交流交融、互学互鉴，是让世界变得更加美丽、各国人民生活得更加美好的必由之路。”强调：“正确对待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明，正确对待传统文化和现实文化，是我们必须把握好的一个重大课题。”[77]与文化交流相关的研究课题在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中的比例也在增大，希望大课题能够真正出现大成果。
在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领域，近年涌现出了不少优秀的成果，其中有两件事尤其值得称道。第一，是2006年中日两国领导人就启动中日两国学者之间的共同历史研究达成共识之后，双方组建了研究团队开始进行研究，就所确定的共同研究题目，进行交换意见、充分讨论，各自表述，到2010年1月公布了第一阶段的研究报告。这份“根据政府间协议共同进行历史研究的成果”于2014年由中国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和日本的勉诚出版社出版，其意义如中方首席委员步平所言：“关注中日关系发展的读者可以通过双方学者的研究结果进行分析比较，更加深入到历史问题的深层，使得双方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相互理解得到提升。”[78]相信这两卷研究报告（古代史卷和近代史卷）不仅对于促进今后中日相互理解具有建设性的意义，而这一事件和文本也为交流史和比较研究提供了新的素材和文本。
第二，朱舜水研究的集大成者、台湾大学教授徐兴庆在出版了资料集《新订朱舜水集补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4年）和专著《朱舜水与东亚文化传播的世界》（同上，2008年）之后，又在日本德川博物馆（馆长德川真木）的大力协助下，组织大陆和台湾学者从2012年开始实施“水户德川家旧藏·儒学关系史料调查”计划，据报道称，在2013年9月5日晚于该馆举行的史料调查报告会上公布了所发现的南明政权鲁王1653年给朱舜水的敕书。[79]作为此调查计划的成果，已经出版了两册《日本德川博物馆藏品录》，即第一册《朱舜水文献释解》（德川真木监修、徐兴庆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和第二册《德川光圀文献释解》（同上，2014年），并且以徐兴庆和辻本雅史为责任编辑在2014年9月发行的《季刊日本思想史》第81号出版了题为“朱舜水与东亚文明：水户德川家的学问”的特集。这些资料与研究成果不仅对于推动中日文化交流史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它本身就是海峡两岸和日本方面文化交流的宝贵见证和重大收获。写到这里，又想起民国时期梁盛志批评梁启超的《朱舜水先生年谱》“详略失宜”、“择焉不精”，且谱中对许多“注意舜水事实者所欲之问题”，“或语焉不详，或略未涉及”，并分析其原因在于“作者于其著述之流传，未事考索，仅据最晚出之中国刊本，则亦未审也。”最后在文章的结尾感叹：“以著者之博雅，并久寓日本，而本篇之凭藉乃如是贫乏，亦可异也。”[80]朱舜水，这一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领域中备受瞩目的人物，经过多少代人的努力之后，其新的全集与年谱的面世或指日可待了。由此，联想到这一领域中还有多少类似的大大小小的课题有待于我们去进一步努力挖掘呀。
实际上，我是不太赞成轻言交流或比较研究的。因为交流或比较涉及的对象就不止一方，尤其是两个不同的国家、文化之间，甚至东亚或更大范围的交流、比较研究，如果不将关系各方都搞清楚，所见就容易流于表面，比较也难以深入。尤其是翻开中日两国的历史，里面存在着太多似是而非，也存在着太多揪人心肺的片段和点滴，如果没有冷静的理性和足够的定力，甚至健康的心智和温厚的涵养，就擅议交流、比较，往往容易剑走偏锋，甚至误入歧途。因此，我认为，目前我国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最大的课题仍然是史料的整理和史实的挖掘与考辨的问题。史实清楚了，道理终究自然会明白。发掘未知史实的重要性自不待言，辨析许多常识中的史实性错误，尤为不易。最近调查津田左右吉的论著与思想在民国时期的影响，就发现鸟山喜一的著作《渤海史考》翻译成中文（陈清泉译，1929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版）之后，却以津田左右吉作为该书作者在中国学界流行竟一直无人察觉。类似的情况或许还不少。澄清史实本身，当然不仅需要“与史料肉搏”的考据的硬功夫，也可见“著书者之心术”即研究者“史德”之高下。“秽史者所以自秽，谤史者所以自谤”，[81]是否已自觉或不自觉地为某种外在目的或现成理论所动，不可不时时自省。至于当前我们的研究中有哪些具体的不足，要对此进行系统而深入的分析，或许需要有一个参照系——如台湾、日本，甚至西方学界的相应状况——来比照观察才更有说服力，这个工作在这里只能留作前景展望中的课题了。
在展望前景的时候，我想到的首先还是沉潜下来，回到各自的原典、回到彼此的原典。请允许我抄录一段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前辈学者周一良教授的告诫，来与大家共勉，并结束这次漫谈。他这样说：
有志于研究两个国家关系的历史或者文化交流的青年，我觉得应当具备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对两国之中的一方（当然能够对双方更好）的历史或文化具有比较深入的研究或素养。只是在有了这样一个基地或说据点的情况下，再来探讨这一国和另一国的历史关系，研究这一国和另一国之间的文化交流、相互影响，才能够比较具体深入，言之有物，才能探索出相互关系（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中某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中略）如果不深入某一方，浮在两国具体历史之上来侈谈关系或文化交流，恐怕是不容易取得好成绩的。[82]
（本文根据2014年10月24日在浙江工商大学日本语言文化学院王宝平、江静教授开设的“中日文化交流史”课上的讲稿提纲整理扩充而成。原载《日本学刊》2015年第2期。收入《“中国式”日本研究的实像与虚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
注释
[1]参见李薇主编的《当代中国的日本研究（1981—201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
[2]北京市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会成立于1980年，首任会长为周一良，详细情况参见王晓秋的《北京市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会的三十年》，收入徐勇、王晓秋主编：《中日文化交流两千年：回顾与展望》（北京市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会成立3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虽然没有全国性的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会或学会，但是有成立于1984年的“中国中日关系史研究会”，首任会长为赵朴初。此外有中华日本学会、中国日本史学会、中华日本哲学会等全国性学会，其会员多有从事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
[3]刘德有：《序》，滕军等编著：《中日文化交流史：考察与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页。
[4]周一良：《我对中外文化交流史的几点看法》（1986年），收入《中日文化关系史论》，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7、18、20页。
[5]见赵建民：《晴雨耕耘录——日本和东亚研究交流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4页。
[6]同上，参见第15—16页。
[7]周一良：《谈中外文化交流史》（1987年），收入《中日文化关系史论》，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页。
[8]同上，《中日文化关系史论》，第33页。
[9]同上，《中日文化关系史论》，第5页。
[10]北京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周阅2013年在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其新著《比较文学视野中的中日文化交流》（张辉、宋炳辉主编“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术文库”的一种），该书书名、版权页与封面皆为上述“比较文学视野中的中日文化交流”，而书脊和扉页上标的书名则是“比较文学视野中的中日文学与文化”，没有将“交流”与“比较”并举。这种“疏忽”，或许正体现了著者或主编对是否应该将这两个概念并举的犹豫。
[11]严绍璗：《古代中日文学关系史稿·前言》，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
[12]严绍璗：《关于文学“变异体”与发生学的思考》（《中国比较文学》2000年秋季号），见严绍璗著：《比较文学与文化“变异体”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68—69页。
[13]严绍璗：《比较文学与文化“变异体”研究》，第69页注释 ①。
[14]李晓东：《卷首语》，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编：《中国与日本的他者认识——中日学者的共同探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2、3页。
[15]葛兆光：《序》，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从周边看中国》，中华书局，2009年，第1页。
[16]葛兆光：《揽镜自照——关于朝鲜、日本文献中的近世中国史料及其他》，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从周边看中国》，第483页。
[17]参见《中国日本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一种学术史的回顾与展望》（莽景石主编：《南开日本研究2012》，世界知识出版社2013年）、《未名庐学记：卞崇道及其日本哲学思想研究管窥》（《日本问题研究》2013年第3期）。
[18]吴光辉：《他者之眼与文化交涉——现代日本知识分子眼中的中国形象》，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47页。
[19]周作人：《日本之再认识》（1940年12月17日），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⑦ 日本管窥》，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92—93页。
[20]李晓东：《卷首语》，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编：《中国与日本的他者认识——中日学者的共同探讨》，第2页。
[21]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从周边看中国》，第483页。
[22]坂本太郎：《史書を読む》，中央公论社，1987年“中公文库版”，第228页；见《修史と史学》（坂本太郎著作集第五卷），吉川弘文馆，1989年，第448页。
[23]叶昌纲：《建国以来我国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述评》，《山西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这九个方面是：综合性研究、科技交流史、文学艺术交流史、语言文字交流史、佛教交流史、儒学交流史、革命运动与维新思想的研究、留学生问题研究、有关书籍的研究。
[24]李玉、夏应元、汤重南主编：《中国的中日关系史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第一编总论第二章。
[25]《日本研究》，第一卷第一号。耿素丽选编：《日本研究五种》（共九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第一册，第9页。
[26]陈乐素的生平业绩，参见陈志超：《励耘学谱第二代传人陈乐素》（《纪念陈乐素教授诞辰11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上册》，暨南大学古籍所、杭州师范大学国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主办，2012年12月9—11日于广州）、常绍温：《陈乐素同志的生平和学术》（《陈乐素史学文存》，陈志超编，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
[27]梁容若：《一个建议》，杨正光主编：《中日文化与交流1》，中国展望出版社，1984年，第5页。
[28]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二卷，第十四章“马关议和”第八节“李鸿章之遇刺”，《民国丛书》第三编第24册，上海书店影印，1991年，第277页。
[29]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修订导言》，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7—8页。
[30]傅芸子（1902—1948）分别在1941、1943年在日本东京的求文堂出版了中日关系史、文化交流史的著作《正仓院考古记》《白川集》。因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者陈子善教授的慧眼，2000年辽宁教育出版社的“新世纪万有文库”丛书收录了以上两本著作，将其合集成一本为《正仓院考古记 白川集》重新出版。
[31]该书封面勒口有作者梁容若简介，封底勒口有该书内容提要。简而言之，梁容若（1904—1997），1928年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1936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大学院，回国后曾任教于河北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1948年在台湾创办《国语日报》，并任台湾大学、东海大学教授，1974年退休后客居美国，1981年回国定居，任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师范大学客座教授。“梁容若先生是我国中日关系史研究方面的奠基人之一，从三十年代后期以来，不断对这方面的研究有所阐述，有所发明，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尤其对明末清初流寓日本人士的研究，如辨明戴笠为两人等，贡献颇著。”《中日文化交流史论》的内容与意义，提要曰：“现综集先生数十年来所撰有关两国文化交流史方面论文，并由其同志汪向荣先生担任编选增补，以明三十年代后期以来，我国在中日关系史研究方面的大概。”汪向荣（1920—2006），也是我国中日关系史、中日文化交流史领域的著名学者，其著作除了上文提及的之外，还有《日本教习》《古代中日关系史话》《中世纪的中日关系》（与汪皓合著）等。
[32]梁盛志：《汉学东渐丛考》（弁言），中国留日同学会，1944年，第5—6页。
[33]瞿宣颖（1893—1973）：瞿鸿机之子，字兑之，抗日战争时期在北京任伪职时改名瞿益锴（为《汉学东渐丛考》作序，即署此名），抗战后号蜕园，以示悔改之意。其相关情况与著述，参见寻林、龚笃清编著：《湘人著述表（二）》，岳麓书社，2009年，第1242页。
[34]瞿益锴：《汉学东渐丛考 序一》。同上，《汉学东渐丛考》，第2页。
[35]寿普喧：《汉学东渐丛考 序二》。同上，《汉学东渐丛考》，第3页。
[36]梁盛志：《汉学东渐丛考》，第74页。梁容若：《中日文化交流史论》，第185—186页。
[37]梁盛志：《汉学东渐丛考》，第75页。
[38]王勇2001年11月9日在日本驹泽短期大学佛教研究科的讲演《鑑真来日のなぞ》，参见http://www.geocities.jp/jiangnankejp03/jiang_yan/08.htm。
[39]梁盛志：《汉学东渐丛考》，第26页。梁容若：《中日文化交流史论》，第149页。
[40]梁盛志：《汉学东渐丛考》，第57页。梁容若：《中日文化交流史论》，第172页。
[41]梁容若：《评诸桥辙次著〈大汉和辞典〉》，见《中日文化交流史论》，第369页。
[42]梁容若：《评神谷正男著〈产语研究〉》，见《中日文化交流史论》，第341页。
[43]汪向荣：《梁容若著〈中日文化交流史论〉后记》（1984年12月25日），见《中日文化交流史论》，第420、421页。
[44]同上，第420页。
[45]汪向荣：《中日关系史资料汇编·前言》，汪向荣、夏应元编：《中日关系史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4年，第3页。
[46]古远清在《纪弦在抗战时期的历史问题》（《书屋》2002年第7期）中提到一句：“台湾作家梁容若于1967年11月11日获台湾中山学术文化基金会的文学史奖后，被人检举为梁容若即当年的文化汉奸梁盛志，为此闹得沸沸扬扬，还编了一本《文化汉奸得奖案》的小册子”。其《胡秋原：不怕开除党籍的统派》一文中有一节为“痛斥文化汉奸在台借尸还魂”，较详细介绍了此事件，见古远清：《几度飘零：大陆赴台文人沉浮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15—117页。
[47]参见刘心皇编：《文化汉奸得奖案》，台湾：阳明杂志社，1968年。2014年大陆出版的《徐复观全集·论文学》（九州出版社）中收录了与此事有关的《回给王云五先生的一封公开信——有关中山文化学术基金董事会的审查水准问题》和《文学与政治》两篇，可以参考。
[48]《日本文化に関する国際懸賞論文募集事業報告》，国际文化振兴会编：《日本文化の特質》，日本评论社，1942年再版，第428页。
[49]梁盛志：《日本文化と支那文化》，同上《日本文化の特質》，第30页。
[50]同上，第19页。
[51]同上，第23页。
[52]梁盛志：《日本文化と支那文化》，同前《日本文化の特質》，第29页。
[53]梁容若：《评〈中国人日本留学史〉》，收入梁容若的《中日文化交流史论》中。
[54]王金林：《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日本史研究与学会活动》，收入李玉主编：《新中国日本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30—231页。
[55]历史学研究会，是日本具有代表性的民间历史学研究团体。1932年12月成立，其前身是1931年2月东京帝国大学史学科的少壮派结成的同仁组织“庚午会”。1933年11月会刊《历史学研究》创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度停刊，战后研究会又开始活跃，会刊亦复刊。主张“于科学的真理之外，不承认任何权威”，强调“学问的完全独立与研究的自由”，力图排除国家、民族的偏见而追求“民主主义的、站在世界史立场的”“科学的历史学”。战后，远山茂树、藤原彰、永原庆二、中村正则等中国学界熟悉的历史学家曾任该研究会委员长。
[56]联系上述关于学术与政治的关系，笠原十九司在论及该书中对周作人“缺乏民族的骨气”，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时沦为“罪恶的帮凶”的这种严厉批评时，感叹：“在像周作人这样杰出的日本文学研究者被卷入悲剧的历史状况下（当然是日本人使之卷入的），不可能指望对日本文化有真正理解的日本研究有什么进展。”（《历史学研究》1990年第6期，第36页。）
[57]津田左右吉的原话是这样的：“不存在儒教日本化了的事实，儒教这么说还是儒教，是支那思想，是文字上的知识，没有渗透到日本人的生活。因此，认为日本人与支那人由儒教而接受共通的教养创造共通的思想的想法，完全是愚昧的。”（见《シナ思想と日本》，岩波书店，1938年，第162—163页。）
[58]王家骅、钱茂伟、章益国：《儒学与中日东亚文化——王家骅教授访谈录》，《历史教学问题》2001年第4期。见王家骅：《中日儒学：传统与现代》，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25页。
[59]王晓秋：《中日文化交流史的特点、分期和研究概况——中国学者所见之中日文化交流史》，王晓秋、大庭修主编：《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1 历史卷》（序论一），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4页。
[60]周一良：《〈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序》（1994年9月15日），《周一良集》第四卷：日本史与中外文化交流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547、548页。
[61]王平：《简评〈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日本学刊》1998年第1期。
[62]同上。
[63]王勇：《日本文化——模仿与创新的轨迹》（前言），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页。
[64]同上（结束语），第396页。
[65]张宪章：《中文版编后附志》（该文附于中文版“大系”每一卷之后），同上《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1 历史卷》，第381页。
[66]中译本木宫泰彦的《日中文化交流史》，胡锡年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出版。
[67]小川利康、止庵编：《周作人致松枝茂夫手札》，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2—35页。
[68]如刘雨珍编校的《清代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笔谈资料汇编》（上下），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
[69]王勇：《〈中日关系史料丛刊〉总序》，[日]伊藤松辑、王宝平、郭万平等编《邻交征书》，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第2页。
[70]严绍璗在该书的《后记》中说：“‘我想让它成为我的墓志铭吧！’是的，二十年的生涯，不敢有多大的夸张，但好像进行在地狱的通道中，它凝聚着我的理念和劳作，多少有点‘涅槃’的感觉。”《日藏汉籍善本书录》下册，第2169页。
[71]黄仕忠：《日本所藏中国戏曲文献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280页。
[72]徐森玉主编，顾廷龙、谢辰生、吴静安、程天赋编：《中国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录》（卷一——卷三），中西书局，2012年，中西书局的《出版说明》，第7—8页。
[73]高桥智解题，吴武国、林嵩、沙志利校勘：《影印日本〈论语〉古抄本三种（三十郎盛政传抄清家点本〈论语集解〉青莲院本〈论语集解〉林泰辅旧藏本〈论语集解〉）》（全三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
[74]高桥智著、杨洋译：《日本室町时代古抄本〈论语集解〉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该书还影印大阪府立图书馆1931年编印的《论语善本书影》作为附录。
[75]刘玉才主编：《从抄本到刻本：中日〈论语〉文献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
[76]王晓秋：《历史比较研究的意义和方法》，王晓秋：《东亚历史比较研究》（前言），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页。
[77]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2014年9月24日），《光明日报》2014年9月25日第2版。
[78]步平、[日]北冈伸一主编：《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古代史卷）》（步平：《出版序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4页。
[79]今井俊太郎：《南明政権魯王が1653年に送付朱舜水宛て勅書発見 徳川ミュージアム所蔵史料報告会「一級品の文物」》，《茨城新闻》2013年9月7日。
[80]梁盛志：《梁任公著朱舜水年谱补正》，收入《汉学东渐丛考》，第115—125页；又见梁容若：《中日文化交流史论》，第222—230页。
[81]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三内篇三史德，见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上），中华书局1985年，第219页。
[82]周一良：《中日文化的异与同》（1984年），见《中日文化关系史论》，第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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