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 鹿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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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廷璆 等
选自《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
第一章 空海生平及入唐的文学活动
第一章 空海生平及入唐的文学活动
空海（774—835），俗名佐伯真鱼，空海为其受沙门戒之法号，入唐时从惠果接受学法灌顶名为遍照金刚，卒后日本天皇赐赠谥号弘法大师。不论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还是在日本文化史，空海都是重要人物。空海随第17次遣唐使入唐，继承密教衣钵，回日本后创日本佛教真宗。回日本后编撰《文镜秘府论》，创日本汉诗学。因此，研究空海与中日文化交流史、文学交流史，既要研究他的生平，更要研究他的入唐。本书着力研究文学上的空海，中日文学交流史上的空海，因此，关于空海入唐，也着力在他的文学。
第一节 空海早年生平及入唐前的文学修养
空海自小就受汉文化熏陶。日本宝龟五年（774），空海出生于四国赞岐国多度郡屏风浦（今四国岛香川县通善寺）。这是一个名门贵显之家，父佐伯直田公，其母阿刀氏。其舅阿刀大足，为桓武天皇皇子伊豫亲王学士，以孔儒文学而知名。空海15岁入京，依其外舅学《论语》《孝经》、史传、文章等。
空海从其舅学文章时间，一说15岁，一说入京初，在12岁。前说据《三教指归》《续日本后纪》等，后说据《御遗告》《高野大师御广传》等。可能《指归》约其终，《遗告》举其初。也可能空海12岁时，身为伊豫亲王学士的外舅知其喜为佛门弟子，于归省时教育他“纵成佛弟子，不如暂学文章”，于是“依彼教先读《论语》《孝经》等”[1]。15岁入京，始依其舅更为系统地学文章。
空海18岁时，又入大学明经科，从直讲味酒净成学《毛诗》《尚书》等，从冈田牛养博士学《左氏春秋》等。这时他已受到六朝诗文论的熏陶。18时写成《聋瞽指归》。今存《聋瞽指归》空海真迹，其序末署“于时平朝御宇圣帝瑞号延历十六年穷月始日”，延历十六年为公元797年，时空海24岁。但据《御遗告》，则是“经游大学”，“因兹作《三教指归》”，时在791年，空海18岁。这里说的《三教指归》，当指其草本《聋瞽指归》。《三教指归》是《聋瞽指归》的修订本。可能《聋瞽指归》作于18岁时，而修订于24岁时，“于时平朝御宇圣帝瑞号延历十六年穷月始日”的注记，是修订时补记的。守山圣真的解释是可取的[2]。
《聋瞽指归》是了解空海早年思想的重要文献，从中也可以看出空海早年的文学修养。《聋瞽指归》说：
复有唐国张文成，着（著）散劳书，词贯琼玉，笔翔鸾凤，但恨滥纵淫事，曾无雅词。
加历山登楼，羞无孙王之巧；临江泛海，慨无木郭之才。
故韦昭讥博之篇，元淑疾耶之赋，并载缃素，经叶鉴诫。
咏潘安诗，弥增目泉，歌伯姬引，还深泪川。
这里，第一条材料所说的唐国张文成，即初唐文人张鷟，《旧唐书·张荐传》附《张鷟传》（卷一四九）说：“新罗日本东夷诸番尤重其文，每遣使入朝，必出金贝以购其文，其才名远播如此。”张鷟所作《游仙窟》中土不存而流传存于日本。空海此文谈论唐代文人，独及张鷟，也说明《旧唐书》所载信非虚言。
第二条材料所说“孙王”，指东晋文人孙绰、三国魏文人王粲，“历山登楼”，分指孙绰《游天台山赋》和王粲《登楼赋》，二赋均载《文选》卷一一。“木郭”指晋之木华和郭璞；“临江泛海”，分指郭璞《江赋》和木华《海赋》，二赋均载《文选》卷一二。
第三条材料，韦昭，为三国吴文人，后避晋讳，改名韦曜。元淑，当为元叔之误，元叔为东汉末文人赵壹之字。这里所说“讥博之篇”，指韦曜《博奕论》，载《文选》卷五二。“疾耶之赋”，指赵壹《刺世疾邪赋》，载《后汉书·赵壹传》。
第四条材料，潘安指西晋文人潘岳。伯姬，未详，疑为伯喈之误，若然，则指东汉文人蔡邕。蔡邕诗作今不存，但《后汉书·蔡邕传》称蔡邕著“诗赋”等百四篇传于世，《后汉书·高彪传》亦说：“议郎蔡邕等皆赋诗。”是蔡邕也能诗者。
这些材料很值得注意。我们知道，《聋瞽指归》和《三教指归》的宗旨是空海比较周孔、老庄及佛家之教，以决定自己的思想归趣，但文中却一再论及这些文人及诗赋之作。这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以为它至少告诉我们：一、空海这时对中国诗赋文章已有相当修养，所以指点评述，如数家珍。空海最终选择三界无家，六趣不定之路，但字里行间却掩饰不住他对诗赋文章的浓烈兴趣，所以文中不但论诗评赋，而且常有“翱翔诗赋之苑，休息藻制之野”之类的话，看出他是那样倾心于诗赋辞藻之事。二、空海所论及诗赋作品，多出于魏晋六朝。三、空海评论这些诗赋作品时，还有自己的看法，比如，他评张鷟之作，以为“词贯琼玉，笔翔鸾凤，但恨滥纵淫事，曾无雅词”，评孙绰郭璞之作，提出一个“巧”，一个“才”字，说明他对诗赋创作有自己创作标准，比如，要求文章要“雅”要“巧”。这看出空海这时已有自己的文章的文章标准。
从《聋瞽指归》看空海早年对声病和文论的关注。《聋瞽指归》说：
曹建之诗，未免龃龉；沈休之笔，犹多病累。
将咏溺溺之青柳，踬一言之莫中；欲赋瀌瀌之白雪，缠八病之有制。
夫体物缘情，先贤所论；乘时摛藻，振古所贵。
这第一条材料中的“曹建”指曹子建曹植，“沈休”指沈休文沈约，第二条材料中的“青柳”所指未详，“白雪”指南朝宋谢惠连《雪赋》篇，文中咏雪有句：“蔼蔼浮浮，瀌瀌弈弈。”文载《文选》卷一三。第三条材料中，“体物缘情”出陆机《文赋》：“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乘时摛藻”句未详，汉班固《答宾戏》：“擒藻如春华。”三国魏吴质《答魏太子笺》：“优游典籍之场，休息篇章之囿，发言抗论，穷理尽微，摛藻下笔，鸾龙之文奋矣。”[3]从文意看，此句似当出吴质文。
这三条材料有几点值得注意。
一、它引用了陆机《文赋》，所谓“体物缘情，先贤所论”，陆机《文赋》已直接是诗文论方面的著作，并且后来被编撰进入了《文镜秘府论》。它还说：“乘时摛藻，振古所贵。”此句出典虽未详，可能引用吴质《答魏太子笺》，不管怎样，当出典于讨论摛藻为文问题的著作。
二、它明确谈到“八病”问题。我们知道，空海之前，能看到数家谈到“八病”问题。如隋王通《中说·天地篇》说：“四声八病，柔刚清浊，各有端序。”初唐卢照邻《南阳公集序》：“八病爰起，沈隐侯永作拘囚。四声未分，梁武帝长为聋俗。”殷璠《河岳英灵集叙》：“夫能文者，匪谓四声尽要流美，八病咸须避之。”中唐皎然《诗式·明四声》：“沈休文酷裁八病，碎用四声，故风雅殆尽。”从现有材料看，没有谁把谢惠连《雪赋》和“八病”联系起来。而且，我们一般说四声“八病”，只说是齐永明声病说，而谢惠连《雪赋》却出于刘宋时代。这是不是说永明之前人们就已用“八病”之说评价作品？是不是说空海看到的史料中有一些我们所未知的情况？不管怎么说，空海是明确谈到了“八病”问题。
三、它谈到“曹建之诗，未免龃龉”。这里用了“龃龉”一词。检诗文批评用“龃龉”一词，大体有二义。一指一般的文病。晋陆机《文赋》：“或妥帖而易施，或岨峿而不安。”方廷珪注：“岨峿者，词意相距。”“岨峿”即“龃龉”，指考辞选义的艰难。《文心雕龙·练字》：“联边者，半字同文者也，状貌山川，古今咸用，施于常文，则龃龉为瑕。”龃龉指半字同文之瑕。二则特指声韵之病。《文镜秘府论》天卷《四声论》引刘滔云：“得者闇与理合，失者莫识所由。唯知龃龉难安，未悟安之有术。”《文镜秘府论》西卷《文二十八种病》“第八正纽”引刘善经说：“正纽者……凡诸文笔，皆须避之。若犯此声，即龃龉不可读耳。”又有“第十五龃龉病”，云：“一句之内，除第一字及第五字，其中三字，有二字相连，同上去入是。若犯上声，其病重于鹤膝。”“龃龉病”条也见王昌龄《诗中密旨》“诗有六病例”。这几例中的“龃龉”，都特指声韵之病。这里上句说“曹建之诗，未免龃龉”，下句说“沈休之笔，犹多病累”，“龃龉”与“病累”相对，也当指声病之龃龉。如果这一理解不错，接着就有相联系的另一个问题值得注意，那么多诗人，为什么偏偏说“曹建之诗，未免龃龉”？何以偏偏把曹植和声病联系起来？探究其原因，很容易想到的是下面几段记述。一是《高僧传·经师论》，说：“始有魏陈思王曹植，深爱声律，属意经音，既通般遮之瑞响，又感鱼山之神制。”二是刘敬叔《异苑》，说：“陈思王曹植，字子建。尝登鱼山、临东阿，忽闻岩岫里有诵经声，清通深亮，远谷流响，肃然有灵气。不觉敛衿祗敬，便有终焉之志。则效而则之。今之梵唱，皆植依拟所造。”[4]这里记述的曹植鱼山梵唱之事，传说的成份更多，但看来空海是信其真。大概因为信其真，认为曹植深爱声律，而其诗又时犯声病，因此说“曹建之诗，未免龃龉”。
四、它还谈到“沈休之笔，犹多病累”。这条材料之所以值得注意，当然是因为它谈到“病累”，其实还有一点值得注意，是它谈到沈休即沈约之“笔”犹多病累。我们现在看到的材料，可确信是沈约论声病的材料，都是就五言诗而言的。目前还没有确信的材料可以说，沈约论述过“笔”之声病。空海这里既然说沈休之“笔”犹多病累，则沈约对“笔”之声病也应该有过要求，因为有过要求，而其“笔”又时犯声病，因此说其“笔”“犹多病累”。
传真济《空海僧都传》说：“（空海）年始十五，随外舅二千石阿刀大足受《论语》《孝经》及史传等，兼学文章。”空海《御遗告》自述幼年从外舅“受俗典尚书等，及史传，兼学文章”。《文镜秘府论》天卷序自述：“贫道幼就表舅，颇学藻丽，长入西秦，粗听余论。”结合上面我们分析的《聋瞽指归》的材料，我们对空海少年时所学“文章”“藻丽”的具体内涵有更深入了解。从《聋瞽指归》的材料看，这“文章”“藻丽”不仅指一般的诗赋写作，而且指如声病论等诗文作法理论。
当然，空海这时的专好还是在佛经，并且年轻时就有相当高深的造诣。空海十二岁时即以奉佛礼为事。据《御遗告》等，空海15岁入京，即于石渊寺访僧正勤操和尚，受虚空藏求闻持法。18岁，作《聋瞽指归》，后改写定名为《三教指归》，解释儒、佛、道三家不同的思想要旨，表达学道的决心。20岁，在勤操僧正主持下，于和泉国槇尾山寺（今和泉市槇尾山施福寺）剃度受沙弥戒，22岁，于奈良东大寺坛院受具足戒，法名空海。此后至入唐的数年间，空海当是遍游日本名山，访师求法，钻研佛典。
正是有了这样的佛学和文学修养，才有了空海的入唐。
第二节 空海入唐的求法与文学活动（一）：福州与长安
空海随日本第17次遣唐使入唐，自日本延历二十三年、唐贞元二十年（804）八月到日本大同元年、唐元和元年（806）八月，前后整整两年时间。这期间，他和唐朝文人接触交往情况如何？得到哪些诗文论著作？怎样得到这些诗文论著作？空海入唐的这些文学活动，是我们需要考察的问题。
一、空海在福州的文学活动之考察福州，是空海入唐的第一站。
空海入唐，是决心学习中国文化，海上航行有数不尽的艰难，遇风暴而漂流数月，甚至遇难而死是常有之事。因此不少人借故躲避逃避。而空海却是上书自请入唐。804年，他随第17次遣唐使入唐。据空海《为大使与福州观察使书》描述，这次是“忘身衔命，冒死入海”，经历了“暴雨穿帆，戕风折舵”的海上险难[5]。日本使船通常在扬州苏州一带泊岸。空海他们一行四船，七月六日从日本肥前国松浦郡田浦出发，第二天就遇上暴风雨，在海上漂泊34个昼夜，始漂至福州。几个史料记载了当时的情形。《古行状记》：
已往日本船每著杨苏二州，这般风恶，过七百里到衡州，州司禁止，检括船上，大使藤原朝臣贺能自作手书，呈于州司，州司不应，如此者三。
《高野大师御广传》
十月三日，新除观察使兼刺史阎济美到著，此间大使贺能作手书呈福州观察使，观察使披阅两三度，封检舟船，追却徒居之湿砂，辄加冤凌。
《日本后纪》卷一二：
时杜宁县令胡延沂等相迎语云，当州刺史柳冕缘病去任，新除刺史未来，国家太平者，其向州之路山谷险隘，担行不稳，因回船向州。十月三日到州，新除观察史兼刺史阎济美处分旦奏，且放廿三人入京，十一月在日臣等发赴上都。
都可见其时情状。福州从未接待过日本使船，他们停泊的长溪县赤岸镇又是一个偏远小镇。当州刺史柳冕因病去任，新任刺史未到任，到任后，日本大使自作手书，呈于州司，又未能使州司理解。于是空海他们八月十日抵岸，颇费了些周折，直到十月三日才回航福州，十一月三日，始从福州往长安。
从这些史料看，这时空海所见的，都不是文学人物。《日本后纪》卷一二提到有杜宁县令胡延沂，其人未见其他史载。当州刺史柳冕是古文家，但因病去任。新除观察史兼刺史阎济美，《旧唐书》卷一八五有传，这是一位有能力的一方镇使。这时的空海未见有太多精力顾及文学。
但是，空海在福州的活动也并非与文学完全无关。他呈书阎济美，得以获许入京，和阎济美的交往，可能就多少和文学有点关系。
日本大使自作手书，三番二次呈于州司，州司不但不应，反而封检舟船，辄加冤凌。大使不得不延请空海代书。据《御遣告》《高野大师御广传》和《古行状记》等记载，空海为大使作书呈上，不但使主人疑虑顿消，含笑相待，允许开船，而且给足资粮，安排旅馆，存问有加，仪式罔极，览之主客各流泪。何以如此，既因文中谦恭得体的诚恳态度，讲明如何经历海上险难漂泊至此的原因，也因这篇文字的文采。这简直是一篇美文。试看开篇：“高山澹默，禽兽不告劳而投归；深水不言，鱼龙不惮倦而逐赴。”赞大唐以其圣德归服四方，对仗何其工稳，比喻何其贴切，文辞何其巧丽！再看中间：“暴雨穿帆，戕风折舵。”“频蹙猛风，待葬鳖口；攒眉惊汰，占宅鲸腹。随浪升沉，任风南北。但见天水之碧色，岂视山谷之白雾。”对仗比喻，加上夸饰渲染，海上险难情景跃然纸上。一篇文采斐然的标准骈俪美文，谁能相信竟出自异邦僧人手笔，而又恰恰得遇新任镇宰。
新任观察史兼刺史阎济美虽非以文学著名，却也有诗作传世。《全唐诗》卷二八一存其诗作二首。二诗虽均文质词素，但《下第献座主张谓》一诗却也字工句稳，动了真情，而《天津桥望洛城残雪》：
新霁洛城端，千家积雪寒。未收清禁色，偏向上阳残。
也颇有一些情韵。阎济美虽未必是善诗者，却可能是知文者。他懂得欣赏文章，正因为如此，所以空海为大使所作之书一旦呈上，应该马上得到他的赞赏，因为有镇宰的赞赏，所以得到优礼相待。空海和阎济美因入京事的交往，和空海文章的文采有关，可以说，阎济美是空海入唐的第一个文学知音。
空海在福州还和一个人有过交往，这个人是马搃。《性灵集序》：
和尚昔在唐日，作离合诗，赠土僧惟上，前御史大史泉州别驾马搃，一时之大才也，因送诗云：“何乃万里来，可非衔其才。增学助玄机，土人如子稀。”
这里所说的空海所作离合诗，见《性灵集》圣范集注引，作《在唐日作离合诗赠土僧惟上》，诗曰：
磴危人难行，石崄兽无登。烛暗迷前后，蜀人不得灯。
马搃和空海纯是以诗相会。论者或以为马搃赠诗空海和朱千乘等人赠诗一样，都在京城长安（如《弘法大师年谱》）。此说大可怀疑。朱千乘等人赠诗并非在长安，而是在越州。这一点下面再作分析。这里要说明的是，马搃赠诗和朱千乘等人赠诗并不在同时同地。空海作《离合诗》，为什么只有马搃一人就空海此诗作诗相送？朱千乘等赠诗都是临别相送之意，为什么马搃赠诗却只就空海之诗作赞美之意？可信的解释，是马搃送诗在前，而朱千乘等人临别赠诗在后，朱千乘等人在越州临别赠诗，而马搃送诗却应该是在福州。《性灵集序》称马搃为“前御史大夫泉州别驾”就是证明。马搃是受宦官监军薛盈珍之谮而被贬为泉州别驾的，事见元稹作《薛戎碑》[6]，又见两唐书《马搃传》。这里，“前御史大夫”应该是称其前职，“泉州别驾”应该是称其被贬之现职。马搃后来是入京为恩王傅。据《旧唐书·职官志》，唐制，亲王傅为从三品，而上州别驾为从四品下，中州别驾为正五品上。未有已高迁新职而仍称昔日被贬之旧职者，这未免对人太不敬。马搃被贬泉州别驾之前，可能曾为御史大夫，唐制，御史大夫为从三品。虽已遭贬而仍称其遭贬之前的高品之职，这是对人的尊称。既称“泉州别驾”，则当在泉州。泉州归福州中都督府所督（《旧唐书·地理志》）。空海作《离合诗》和马搃送诗，都应该在福州。
空海此时是刚入唐境，急于作诗赠人，和文人交往，可以看作空海入唐的初步的文学活动。
二、空海在长安的文学活动之考察
京城长安，是空海入唐的第二站。日本延历二十三年、唐贞元二十年（804）十一月三日从福州出发，十二月二十三日入长安。福州去京七千五百二十里，据《日本后纪》卷一二，空海他们是“星发星宿晨昏兼行”，当没有多少时间和机会跟沿途文人交往。需要关注的，是空海入京之后。
空海在长安的主要精力，在寻道求法上。入长安后，次年即日本延历二十四年、唐贞元二十一年（805）春，本来应该随遣唐大使告归日本的。但是，《御遗告》说：“此间大使贺能、大夫达向者归国。……爰小僧并橘大夫，准敕留学。”《新请来经等目录表》也说：“仲春十一日，大使等旋归本朝，唯空海孑然准敕，留住西明寺永忠和尚故院。”就是说，空海是自请留学并得到准敕的。自请留学，目的主要在寻道求法。他这方面的活动太繁多，时间太紧张了。805年二月十日，空海移住西明寺，便开始历访诸寺名德。五月上旬，访青龙寺，首次进谒佛教真言宗第七代教主惠果高僧。六月上旬，受胎藏法灌顶，七月上旬，受金刚界灌顶，八月十日，受传法阿阇梨位灌顶和遍照金刚的灌顶名。这年十二月十五日惠果圆寂，次年（806）一月，空海参加葬礼，为撰写惠果碑文。
这一系列活动之外，他还废寝忘食地抄写经书。这一点，他后来在越州作的《与越州节度使求内外经书启》这样说：
今见于长安城中，所写得经论疏等凡三百余轴，及大悲胎藏金刚界等大曼荼罗尊容，竭力涸财，趁逐图画矣。然而人劣教广，未拔一毫。衣钵竭尽，不能雇人，忘食寝劳书写。日车难返，忽迫归期。心之忧矣，向谁解纷。
《与本国使请共归启》也说：
忘飡耽读，假寐书写，大悲胎藏金刚顶等。已蒙指南，记之文义。兼图胎藏大曼荼罗一铺，金刚界九会大曼荼罗一铺（并七幅丈五尺），并写新翻译经二百卷，缮装完毕。
前一则材料说在长安“写得经论疏等凡三百余轴”，后一则材料说“写新翻译经二百卷”，所谓“写”，就是书写，抄写。还有“大悲胎藏金刚界等大曼荼罗尊容”，从后一则材料看，“并七幅丈五尺”，则是“竭力涸财，趁逐图画”。因为“衣钵竭尽，不能雇人”，所以抄写也好，图画也好，都只能是空海“忘食寝劳”，“忘飡耽读，假寐书写”。要知道，他在长安只有一年时间，那三百余轴经论疏之文或二百卷新译经，那么多大曼荼罗尊像。这一切，占据了空海的时间，不然，他一定会有更多的文学活动。
不仅如此。据《旧唐书》卷一九九：
贞元二十年，遣使来朝，留学生橘逸势、学问僧空海。元和元年，日本国使判官高阶真人上言：“前件学生艺业稍成，愿归本国，便请与臣同归。”从之。
又《新唐书》卷二二〇：
贞元末，其王曰：桓武遣使者朝，其学子橘逸势、浮屠空海，愿留肄业，历二十余年。使者高阶真人来请逸势等俱还，诏可。
这里，《新唐书》所说的“二十余年”当为“二年余”之误。《旧唐书》说的“愿归本国”，应当是日本国希望空海他们归返本国，为国效力。就空海的意愿来说，可能想在唐多留学一段时间，但日本朝廷派使臣判官高阶真人请求唐朝廷允许空海他们回国，空海只好归国，所以空海《与越州节度使求内外经书启》说“忽迫归期”。至于《与本国使请共归启》所说，当是越州之时，求内外经籍都已如愿，急于回国建业效力，所以请与本国使共归。而在长安之时，他确实感到时间紧迫，很希望假以时日，如愿完成寻道求法之业。一方面紧张的寻道求法，“忘食寝劳”地“书写”佛经典籍，图画大曼荼罗尊像，一方面“忽迫归期”。他入唐的另一个意愿，文学交流方面的意愿，在京城未能圆满实现。
即使这样，空海在京城也进行了一定的文学方面的交流。
他和青龙寺义操阇梨有诗歌交往。《经国集》卷一〇载有空海所作《留别青龙寺义操阇梨》，诗云：
同法同门喜遇深，游空白雾忽归岑。一生一别难再见，非梦思中数数寻。
这是在京城所作。《性灵集序》又载毗陵子胡伯崇之歌：“说四句演毗尼，凡夫听者尽归依。天假吾师多伎术，就中草圣最狂逸，不可得，难再见。”空海在京城从韩方明学书法，当也展示了自己的草圣之才，因此胡伯崇称赞说：“就中草圣最狂逸。”这也当作于京城。《性灵集序》说空海与马搃作离合诗。
其后籍甚满邦，缁素仰止。诗赋往来，动剩箧笥。遂使绝域写忧，殊方通心，词翰俱美，诚与东方君子之风。
这里说的“诗赋往来”，可能既指在越州，也指在京城。空海在京城和“缁素”文人可能有过“诗赋往来”。
编入《文镜秘府论》的唐人有关诗文论的著作中，有没有是在京城长安搜寻收集到的？没有材料说明这一点。他在京城的文学活动，也并不直接与《文镜秘府论》相关联，但是，那么繁忙的活动，“忘食寝劳”的书写经书，还不忘和文人“诗赋往来”，在他意识深处，在寻道求法之外，还没有忘记文学。
第三节 空海入唐的求法与文学活动（二）：越州
当然，离京之后，越州时期，是空海的文学活动更加值得注意。
越州时期空海有了更多的文学活动。朱千乘等人赠诗空海应当在越州，时间在806年春天。朱千乘等人的赠诗，收入《高野大师御广传》《弘法大师正传》（《弘法大师传全集》第七卷），这几位作者，朱少端为越州乡贡进士，朱千乘曾居越州别业，昙靖、鸿渐为越州僧人，郑壬为越州士人。朱千乘诗序说：“勾践相遇，对江问程，那堪此情。”勾践为越王，这里代指越州。这应该是越州所作。朱千乘诗序说“元和元年春沽洗之月”，“沽洗之月”为三月，知空海这时已在越州，和这些文人赠诗交流，就在这年三月。诗序说：“去秋而来，今春而往。”所谓“去秋”，不当是指去年之秋，而是指往年之秋。因为空海不是去年之秋入唐，而是前年之秋。这里说“去秋”，与“今春”紧切相对，是恋惜之意，惜其在唐时间太短。
他向越州节度使求内外书。《与越州节度使求内外经书启》说：
伏愿顾彼遗命，愍此远涉，三教之中，经律论疏传记，乃至诗赋碑铭，卜医五明所摄之教，可以发蒙济物者，多少流传远方。
所求之书内容相当广泛，从中可以看出日本学人学习唐文化，以发展日本文化的急切心情。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所求之书中，有“诗赋碑铭”，有“传记”。这与空海在长安主要抄写佛典经书，已不一样。他是有意寻访文学类书，在他的意识中，文学毕竟占有重要的地位。
空海为什么要在越州求内外典籍？可能因为长安寻道求法活动太频繁，时间太紧张，加上日本派使臣催促回国，在长安来不及作这件事。另外，也可能因安史乱后，文人多聚集江南。比如，大历年间，江南有浙东诗人群和浙西诗人群[7]。江南也成为文学活动的重要之地，因此唐人著作在吴越一带多有流传。比如，宝应元年（762）李白卒，当涂令李阳冰编其作品为《草堂集》十卷，这个集子可能很快传到湖州一带，因为大历中皎然以擅长七言歌行而著称，而其七言歌行多仿效李白，这可能与《草堂集》很快在湖州一带流传有关。皎然《诗式》卷三选有杜甫《哀江头》，这是唐人选本中最早选录杜诗者，这也可能因为杜甫作品较早流传在江南一带。空海之所以选择越州求内外书，应当与这种情形有关。
空海入唐，携回日本献给天皇的东西中，有不少文学作品集和诗学著作，据《书刘希夷集献纳表》和《献杂文表》，有《刘希夷集》四卷、王昌龄《诗格》一卷、《贞元英杰》六言诗三卷、《王昌龄集》一卷、《杂诗集》四卷、《朱昼诗》一卷、《朱千乘诗》一卷、《王智章诗》一卷。另据《敕赐屏风书了即献表并诗》，《古今诗人秀句》二卷也当是空海携回日本的。空海携回日本的唐人著作还有崔融《唐朝新定诗格》、元兢《诗髓脑》、皎然《诗议》。江户时汉学家市河宽斋《半江暇笔》：
唐人诗论，久无专书，其数见于载籍亦仅仅如晨星。独我大同中，释空海游学于唐，获崔融《新唐诗格》、王昌龄《诗格》、元兢《髓脑》、皎然《诗议》等书而归，后著作《文镜秘府论》六卷，唐人卮言，尽在其中，但惜不每章题曰谁氏之言，使后世茫乎无由采择矣。[8]
这些著作中，有些当得之于越州。朱千乘与空海在越州有诗相赠，《朱千乘集》一卷当是在越州时为朱千乘所赠。据《唐才子传》卷五，朱昼为广陵人，疑其诗多流传于广陵吴越一带。皎然主要生活在吴中湖州一带，他的《诗议》当主要流传于此间。若然，则《朱昼诗》一卷和皎然《诗议》也当得之于越州一带。
一些著作，可能为越州刺史所赠。据《旧唐书·顺宗宪宗本纪》，永贞元年（805）十月丙午，以华州刺史杨於陵为越州刺史浙东观察使。空海上启求内外经书的越州节度使就是这位杨於陵。这位杨於陵，是一位颇有政声的地方守宰，不以能文闻名，却也有诗三首存世，见《全唐诗》卷三三〇。其诗虽称不上上乘佳作，他的《郡斋有紫薇双本……》：“绿叶下成幄，紫花纷若铺。摛霞晚舒艳，凝露朝垂珠。”却也比喻新颖，对仗工稳。他还能写离合诗一类颇需技巧的作品。《全唐文》卷五二三、《文苑英华》卷五九八载杨於陵《谢恩宣慰并赐手诏表》，其中说：
以日本国使，远献琛贽，毕事旋归。言念梯航之劳，厚其行李之费，恭承诏旨，伏见天慈，臣当道发遣，素有旧例，今则稍加丰备，上副怀柔。
这里说的应当就是在越州接待空海一行之事。从“臣当道发遣，素有旧例，今则稍加丰备，上副怀柔”数句来看，这位越州刺史是满足了空海求内外经书的请求。
一些著作，是无意中“偶得”。王昌龄《诗格》就是这样。王昌龄《诗格》从何处得到？是一个饶有兴味的问题。《书刘希夷集献纳表》说：
王昌龄《诗格》一卷，此是在唐之日，于作者边偶得此书。古诗格等，虽有数家，近代才子，切爱此格[9]。
王昌龄《诗格》所叙情景，多与江南风物相合，可能是王昌龄为江宁丞时所作。空海所说的“作者边”，当就指江宁一带。如果这样分析尚有道理，那么，空海得到王昌龄《诗格》，就有二种可能，一是空海自福州往长安的途中。但这种可能较小，因为空海那时急于入京，不太可能和沿途文人交往。另一可能，就是出京以后，往越州途中，或者就是在越州。越州离江宁很近，正是“作者边”！他说：“近代才子，切爱此格。”可见他已知道此书的价值，所谓“偶得”，是本不易得到而意外得到的意思，有意外惊喜之意在内。
可能为寻求内外之书，包括王昌龄《诗格》等文学类书，空海在越州又停留了较长时间。如果朱千乘等人赠诗确在越州，则空海至少这年三月就已到了越州。《与越州节度使求内外经书启》之末署明年月，作于元和元年四月，至少这时空海已到了越州。从《高野大师御广传》的记载看，空海到这年八月才登舟启程回国。这四五个月时间，空海在求内外之书。他带回日本那些文学类书，很多应当就是停留在越州的四五个月时间寻访得到的。
要之，空海入唐的主要宗旨是寻道求法，但他也有文学活动。他经历海上险难，一踏上大唐的土地，就作诗赠人，引起当地文人的注意。在长安，即使那么繁忙，他还是有一定的文学活动。而到越州，从朱千乘等人赠诗看，他和当地文人的交往已经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广泛。
他寻访搜求的多是新近流传的文学著作。他入唐时正值唐贞元末年，但已得到了《贞元英杰》六言诗三卷。这应当是新近编撰的。据计有功《唐诗纪事》卷四一，朱昼为元和间进士，与他相友善酬唱的李涉约生于大历四、五年（769或770）（参《唐才子传校笺》卷五“李涉”条校笺），朱昼年岁也当相仿。朱千乘在越州赠诗空海。因此，《朱昼诗》一卷、《朱千乘诗》一卷都是当代人的作品集，而且是当代青年诗人的集子。皎然卒于贞元九年至十四年（793—798）间，距空海入唐可能不到十年。皎然《诗议》也当是刚流传不久，空海便寻访得到并带回日本。为什么带回这样一些著作？可能和空海在唐的活动范围有关，他所接触就是这样一些文人。但是不是也因为前人作品已有人带回过日本，而空海有意识地寻访当代作品呢？不能排除这种可能。如果真是这样，也就进一步说明空海入唐确实有意识地进行文学活动。
空海入唐寻访搜求的文学著作中，范围不仅有诗赋作品，也包括诗文论著作，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带回的这些诗文论著作，后来多编入了《文镜秘府论》。如崔融《唐朝新定诗格》、元兢《诗髓脑》、王昌龄《诗格》和皎然《诗议》，他带回二卷《古今诗人秀句》，编入《文镜秘府论》南卷的《古今诗人秀句序》应当也是空海这次入唐带回日本的。
注释
[1]《高野大师御广传》，据《弘法大师年谱》，《真言宗全书》第38卷。
[2]见其著《文化史上的弘法大师传》。
[3]两篇分见《文选》第45卷、第40卷。
[4]《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5]《性灵集》第5卷。
[6]《元稹集》第53卷。
[7]参贾晋华《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8]王利器《文镜秘府论校注》前言引。
[9]《性灵集》第4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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