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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中日有关琉球归属问题交涉
- 八中日有关琉球归属问题交涉
- 📚 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

作者：吴廷璆等

八中日有关琉球归属问题交涉

散在大洋之上的琉球（现为日本的冲绳县），自明代洪武年间接受中国册封，时至清代光绪年间，上下五百余年奉行中国年号、正朔，对中国皇帝称臣纳贡，王位更替必定请封，是为中国的从属国。1868年日本开始“明治维新”，并把邻近国家作为觊觎对象。1874年日本借口琉球漂民被害事件，出兵入侵台湾，^[1]1875年阻止琉球对中国朝贡，以期切断中琉关系、强行占有琉球。由是，产生了晚清中日之间的“琉球问题”。

1 中国驻日公使的争议

1877年12月18日，中国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副使张斯桂、参赞黄遵宪等经神户到达东京。此前，滞在东京的琉球官员前往神户，会晤何如璋陈述琉球国情，何如璋等到达东京后，琉球官员毛凤来又“迭次求见”。

1878年5月8日（光绪四年四月七日），何如璋经过具体考察后致书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言称“阻贡一案”非同小可，实乃“另有别情”。“因琉球臣事我朝，（日本）必逼其贰我，而后可以逞其志，此阻贡之举所由来也。琉球寡弱不敌，势如累卵，不能不托庇宇下，以救危亡。故屡次遣员哀吁者以此。然惟称日本阻贡，于废藩改年号诸事皆隐忍不敢陈，是琉球之愚也”。何如璋进一步谈道：“琉球初附东京，其王曾声请率由旧章，中东两属。彼时，副岛种臣为外务卿，经许其请。后乃竟阻贡使，遣官驻琉，欲锁其港。琉人危拒，几至骚乱以劫日人。观日官批其所禀，绝无情意，不过一再曰：所请各事难以听从而已。是日人未尝不知理屈。四年以来，未骤灭其国、绝其祀者，则以我牵制之之故，欲候我不与争，而后下手耳”。若迟迟不语，“日人或揣我为弃琉球，疑我为怯懦”，及至“日本行废藩而郡县之，以后更难议论”。主张“准理度情，此时不得不言者也”。

进而，何如璋认为：日本“阻贡不已，必灭琉球，琉球既灭，行及朝鲜。否则以我所难行，日事要求，听之何以为国”？况且，“琉球近台湾，我苟弃之，日人改为郡县……他时日本一强，资以船炮，扰我边陲台澎之间，将求一日之安而不可得”。“今日争之，患犹纾，今日弃之，患更深也”。最后，何如璋认为：“虽谓因此生衅，尚不得不争”，既便“口舌相从”，“终无了期”，“而日人有所顾忌，球人藉以苟延，所获亦多”。^[2]

上述说明：何如璋虽是文弱官员，但对日本的用心却能切中要害。因此，在其同时写给总署的信中提出了三种办法。据《荥阳三家文钞》所载，何如璋所提出的三种办法是：“为今之计，一面辩论一面遣兵船责问琉球，征其贡使，阴示日本以必争，则东人气慑，其事易成，此上策也。据理与争，止之不听，约琉人以必救，使抗东人，日若攻琉球，我出偏师应之，内外夹攻，破日必矣，东人受创，和议自成，此中策也。言之不听时，复言之，或援公法邀各使评之，日人自知理屈，球人供俸图存，此下策也。

坐视不救，听日灭之，弃好崇仇，开门揖盗，是为无策。”^[3]

然而，李鸿章于同年6月9日（光绪四年五月初九）却致函总署，言称“遣兵船责问，及约琉人以必救，似皆小题大作，转涉张皇”，莫如“言之不听时复言之，日人自知理绌，或不敢遽废藩制改郡县，俾琉人得保其土，亦不藉寇以兵”。^[4]总署恭亲王等也认为：“日本自台湾事结后，尚无别项衅端，似不宜骤思用武。再四思维，自以据理诘问为正办理”，“拟由出使大臣，经据琉球陪臣面述情事，先为发端，使日本不敢迁怒寻仇，别生枝节”。^[5]

也即，李鸿章和恭亲王等人，并无积极奋起抗争之意，反有畏首畏尾之心。但日本政府在琉球问题上却是得寸进尺，变本加厉。1874年，日本政府要员大久保利通归国后，立即提出了处置琉球的新建议，内称：“此次……征讨番地，使之认作义举，为受害难民支付恤银。[琉球]虽表几分为我国版图之实迹，但仍难以判然定局”。值此之际，“宜遣轮船一艘，传唤其通达时世之二三要人，恳切交谈征番始末，使之知晓对清谈判曲折……肃清与中国之关系”，在那霸港内设置镇台分营，从速接管琉球对外条约等等。^[6]1876年，日本驻华公使森有礼也向外务卿寺岛宗则提出：在琉球实施“海外通航证书”，以便“不显琉球之名……使中国所谓属国琉球，归于无形空物”。^[7]如此种种，说明日本政府强行占有琉球之欲，远在恭亲王等人的预料之上。这也就决定了尔后中日交涉的艰难。

1878年9月3日，何如璋前往日本外务省会见寺岛宗则，当面提出“近闻贵国使琉球内附，禁止对我清国朝贡”，“其情甚乖，请率由归章”。但寺岛却称：“以往我国虽然默视琉球之外交，但现今无独立之权者，有被他国吞并之忧，故而禁其私交”，并称琉球乃是日本属地。^[8]9月27日，双方再次会晤，依然不得要领。10月7日（光绪四年九月十二日）何如璋向寺岛递交了如下照会：

（前略）查琉球为中国洋面一小岛，地势狭小，物产浇薄，贪之无可贪，并之无可并，孤悬海中，从古至今，自为一国。自明朝洪武五年，臣服中国，封王进贡，列为藩属。惟国中政令，许其自治，至今不改。我大清怜其弱小，优待有加。琉球事我，尤为恭顺。定例二年一贡，从无间断。所有一切典礼，载在大清会典礼部则礼，及历朝册封琉球使所著《中山传信录》等书，即球人所著中山史略《球阳志》，并贵国人近刻《琉球志》，皆明载之。又，琉球国于我咸丰年间，曾与合众国、法兰西国、荷兰国立约，约中皆用我年号、历朔、文字。是琉球为服属我朝之国，欧美各国无不知之。今忽闻贵国禁止琉球进贡我国，我政府闻之，以为日本堂堂大国，谅不肯背邻交欺弱国，为此不信不义、无情无理之事。本大臣驻此数月，查问情事，切念我两国自立修好条规以来，倍敦和谊，条规中第一条即言，两国所属邦土，亦各以礼相待，不可互有侵越。两国自应遵守不渝。此贵国之所知也。今若欺凌琉球，擅改旧章，将何以对我国，且何以对与琉球有约之国？琉球虽小，其服事我朝之心，上下如一，亦断难以屈从。方今宇内交通，礼为先务。无端而废弃条约，压制小邦，则揆之情事，稽之公法，恐万国闻之，亦不愿贵国有此举动。本大臣奉使贵邦，意在修好。前两次晤谈此事，谆谆相告，深虑言语不通，未达鄙怀，故特据实照会。务望贵国待琉球以礼，俾使琉球国体政体一切率循旧章，并不准阻我贡事，庶足以全友谊固邻交，不致贻笑于万国。贵大臣办理外务，才识周通，必能详察曲直利害之端，一以情理信义为准……^[9]

何如璋的照会并未逸出“据理诘问”。其中“我政府闻之，以为日本堂堂大国，谅不肯背邻交欺弱国，为此不信不义、无情无理之事”，或许措辞严厉，但是若从日本政府“擅改旧章”，企图强行占有琉球而言，似也并不过分。当年日本《近时评论》（1876年6月10日）在谈到琉球问题时也称：国家间的交际，应是“不失信义，不枉条理，堂堂正正”，“自身不欲遭受轻蔑侮辱，则不能轻蔑侮辱他人”。“倘不如斯，乃至欺小凌弱，强制之，凌砾之，其结果我亦将受他人之欺辱，遇到他人之侵暴，乃至罹受吞噬，也无之奈何”。^[10]由此可见，何如璋不过是以其“直”言，诘问日本之“曲”也。然而，寺岛在11月21日却作了如下答复：

（前略）前接贵历光绪四年九月十二日来函，所述琉球岛之事，皆已知悉。查该岛之事，有如本大臣前与贵大臣两次会晤谆谆相告，固系数百年来为我国所属邦土，现为我内务省管辖。不料，今忽接贵简，其文中有一节云，方今我国禁止琉球进贡贵国，贵国政府闻之，以为日本堂堂大国，谅不肯背邻交欺弱国，为此不信不义、无情无理之事，或云欺凌琉球，擅改旧章，又言废弃条约，压制小邦等语……贵国政府尚未悉我政府有何理由发此禁令，而徒向我政府致有声称此等假想之暴言，是岂重邻交修友谊之道乎？若果由贵国政府饬令阁下，发出此等言语，则知贵国政府似有以后不欲保存两国和好之意也……^[11]

这一答复，实际是妄言琉球与日本的关系（见下文），指责何如璋的照会。后来，美国卸任总统格兰特从中调停时，也以此事累及清政府，史家也有谓何“以日本通自居”，“结果成为僵局”的说法。但就事实而论，造成此种“僵局”的根源，当是日本政府自食外务卿之言，直接损害了中琉的传统关系。

何如璋接到上述复照后，于11月9日要求作出答复，但寺岛又以“前日业已照复，无复可言”为辞，拒绝了何如璋的要求。^[12]

1879年3月3日，何如璋再次与寺岛交涉。据日方记载，寺岛言称：“我政府处分琉球是有理由的，贵国不知其详，而发出有如往日排列非礼之言的文书，是乃贵国极不友好之意”。何如璋对称：“岂能谓我不怀好意？两国交谊原非他国可比，鄙衷所蕴不敢包藏。阁下若以鄙言不怀好意，我也可谓贵国之处分不怀好意也。”^[13]寺岛称：“此言若出于贵大臣的个人意见，则当提交谢罪文书”。而何如璋则称：“现今即使改窜文字，也非为妥结。总之，若能明确琉球为贵国所属之证据，则可归于商议。”^[14]但寺岛却说：“出示证据不难，若不撤销前言，我不欲商议”。^[15]

3月11日，何如璋再次会晤寺岛，要求日本撤退派往琉球的军队，而寺岛依然抓住所谓何如璋的“前言之失”，断然表示“难以撤退派往琉球之士兵”。^[16]当何如璋再次谈到琉球对中国进贡之事时，寺岛更是强调：“进贡之事，无须论及。即使接受王号，也不能谓为属邦。罗马法皇将帝号授给法兰西皇帝一世，亦可谓为属国乎？”^[17]至此，何如璋要求归还前日照会，并表明可以另行照会。但是，寺岛却称：“业已呈送我国政府，不能归还”，并再次要求何如璋提交“谢罪书”，^[18]依然不肯另行开议。

2 中日政府间的照会往来

1879年3月27日，日本外务大丞松田道之，在首里城宣布“废琉置县”，并强制琉球王国交出一切文书、账簿。是时，日本新任驻华公使宍户玑抵达北京。清政府得悉日本废琉消息后，于5月10日向宍户玑递交了如下照会：

（前略）琉球一国，世受中国册封，奉中国正朔，入贡中国，于今己数百年。天下之国，所共知之。中国除受其职贡外，其国之政教禁令，悉听自为。中国盖认其自为一国也。即与中国并贵国换约之国，亦有与琉球换约者，各国亦认其自为一国也。琉球既服中国，而又服于贵国，中国知之，而未尝罪之。此即中国认其自为一国之明证也。琉球既为中国并各国认其自为一国，其入贡中国一层，于中国无足为轻重也。今琉球有何得罪于贵国，而一旦废为郡县，固与修好条规第一款所云：两国所属邦土，以礼相待等语不符。且琉球既为中国并各国认其自为一国，乃贵国无端灭人之国，绝人之祀，是贵国蔑视中国并各国也。琉球以弱小一邦，服于两国，其国与贵国尤为密迩，宜如何保护之。乃无故灭绝之，于贵国声名无益，于各国公论亦未合。今贵大臣既奉贵国之命，前来修好，废球为县一事，实为两国和好一大关系之事。本王大臣以上所言，即为两国永远顾全和好大局之言，贵大臣宜即知照贵国，将废球为县一事速行停止，则两国和好之谊由此益敦，而贵大臣前来和好之谊，亦由此益显矣。敢布区区，惟贵大臣熟思而审处之，为此照会。^[19]

同年5月20日，何如璋也向寺岛表示：“适值琉球案件交涉之中，难以承认日本政府废藩置县。”^[20]然而，寺岛在得悉清政府的上述照会后，于5月27日依然言称日本处理琉球，“乃是基于我国内政”，并对何如璋表示：光绪四年九月十二日书简中的不当言词，还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21]

6月10日，何如璋致书寺岛，再次要求日本停止“废球为县”，并就前述照会中的言辞作了解释。但是，寺岛依然不予认可，并（日期不明）作出答复：

贵历光绪五年四月二十一日（6月10日）书简业已收到。其中所述，对光绪四年九月十二日贵简中的言辞不当作了申诉，因而查照前文，一则曰谅不可为，二则曰今若，三则曰无端，此皆是谓日本大约要作此等之事。我政府现今处置琉岛之始末，早在明治十一年（1878年）九月三日及二十日阁下来省，谈判琉球事件时，敝人便已言明。琉球初通中国，系因萨摩守准其岛人自由前往中国贸易而已。今者，日清两国既以[已]订立条约相互往来，改变此等暖昧之迹，是为紧要，此事乃必当行者。阁下既以[已]知之，不当而后托于假。如斯文例，在贵国人中相互行用，或无不可，但于万国之际，则殊欠礼节，非至断绝和好之日，决不可言也。因而，对此不得不作相当之说明，是乃敝人之职掌也。^[22]

事已至此，理当有个转机了。但是寺岛于7月16日又向驻华公使宍户玑发出了“不撤回照会中的文辞，便不交涉琉球事件”的指令。^[23]同时言称：“关于冲绳县事件，应表明没有指令则无权谈判之旨。彼方尽管有何等交谈，也当只听其言。回答之际，只言自身不任其责，一切当待本国政府命令。今便差《说略》，驻本邦何钦差虽已阅过，但本邦没有进行何种谈判”云云。^[24]

1879年8月2日（光绪五年六月十五日），宍户玑将寺岛7月16日发出的《说略》递交清政府，以作为对总署前述照会的答复。内称：

盖琉球为我南岛久矣。其土则弹丸黑子，足当萨摩州一郡邑也。地脉绵亘，在我股掌之间（周煌《琉球志略》所谓东与日本萨摩州邻，一苇可航，而去闽万里，中道无止宿之地者，正符其证也）。其文字（字母用我四十八字，即源为朝所授也。文书杂用汉字假字，皆与我同体）、言语（言语亦与我同种，自称其国为冲绳，冲绳土音屋其惹，始祖为天孙氏，天孙土音阿摩美久，即其证也）、神教（岛祠祀我伊势大神、八幡、天满、熊野神等）、风俗（燕飨用我小笠原流体，其他中国使臣所记席地而坐，设具另食等，并与我同俗），[无]一莫非我国之物也。国史记南岛朝贡事，实在中国隋唐之际，天平七年（唐开元二十三年），太宰府遣使于南岛，每岛树牌，志所在地名、里数、泊船取水处。当时太宰府管南岛，方物贡赤木，盖既在我政教之下矣。保元中（当宋绍兴时），源为朝居伊豆大岛，浮海略诸岛，至琉球，娶岛酋大里按司女弟，生男尊敦。为朝还大岛，尊敦立为琉球王，是为舜天王（徐葆光《中山传信录》所谓舜天日本人皇后裔，大里按司朝公男是也。舜天之后，三世丧国。后二百余年尚园复位，尚园即舜天之后也云）。其后二百余年，将军足利义教，赏萨摩守岛津忠国功，赐以琉球（嘉吉元年、明正统六年）尔来，隶属岛津氏，为其附庸，而贡聘不以时修。丰臣氏伐朝鲜之役，命征兵粮琉球，尚宁王仅输其半。德川氏继丰臣氏，命岛津家久发兵讨之。尚宁出降，家久引谒江户（庆长十四年、明万历三十七年）。家久得德川氏命，世管琉球地，遣吏人，理岛政，正经界，禁其民挟铳器。检岁谷得十二万三千石，旋割其八万八千石予于尚宁，而定其岁租，纳八千担于萨摩。岛津氏提封七十二万石，琉球全岛实在其中，尚宁留鹿儿岛三年放还，授尚宁及三司官以法章十五条，尚宁、三司官各献誓书。自此其后，世服萨摩吏治，于今经三百年矣。

最后，该《说略》言称：

今也，我政府一变旧制，尽废建邦，易以郡县。即若萨摩州，系琉球本属之邦，亦既易为鹿儿岛县矣。而琉球附庸，不得独免于一统之治，固其所也……中国王大臣谓：认琉球自为一国，中国除受其职贡外，政教禁令，听其自为。明政教禁令，得自主自为者，可以自为一国；政教禁令不得自主自为者，不可以自为一国也。我国于琉球，庆长征服之后，并之萨摩封土，统其内政，兵戎其土，吏理其民，经其田收其税，布禁行令，不一而足。内属附庸，誓文在案。犹得谓其自为一国耶？乃谓琉球服属两国，天下岂有两属臣民乎？其两属云者，则阴阳两间也耳。且我国保庇岛民，无所不至，有饥发帑赈之，有仇兴兵报之，乃若往年台湾生藩劫杀琉球难民，我便派兵查办，亦中国之所认为义举也。夫琉球既非自为一国，则废藩为县者，专由我政制之变革，而非灭人之国、绝人之祀者也。是系我国之内政，宜得自主而不容他邦之干涉也……抑自为一国，则非所属邦土，既为所属封土，则非自为一国者。二者不相两立，必居一于是矣。要之，我于琉球，尝征服之，治教之，与中国王大臣所谓受其职贡，听其自为者不同。则废藩一事，绝不与修好条规相涉也。我政府固重邻好，同文之邦，势同辅车，匪寇婚媾，开诚由衷，不欲违言相当，徒为葛藤。但至将废藩一事停止，断不能俯就。中国王大臣远观深察，必有所从容裁择矣。^[25]

以上《说略》，是日方有关琉球交涉最为冗长的一次照会，也是日方公开陈述日琉关系最为完整的一次。其自翊“据实分疏”，“以求其直”。然而，准照史实却是漏洞百出。因此，清政府随后递交照会，当时前来中国求救的琉球向德宏也作了针锋相对的反驳。

3 中琉双方对寺岛《说略》的反驳

1879年8月22日，清政府总署向日本公使宍户玑递交了如下照会：

（前略）本王大臣接阅来文所叙琉球各节，在贵国以琉球为贵国所属，固自谓信而有征矣。本王大臣查琉球自其国王舜天至尚泰，凡三十八代，中易五六姓。即谓舜天系贵国人源为朝所出，而舜天之统，三代已绝。尚泰之祖尚园，仍是天孙氏之裔。迨尚宁羁留贵国，已在前明万历年间，至是始立誓文，入聘贵国，却非隋唐之时即有贡献。而中国则自前明洪武之初，遣行人赍诏往谕，而方物至。

是琉球之入贡两国，孰先孰后，不辨自明。即就其地势、文字、神教、风俗而论，虽有近于贵国，亦何尝不近于中国。至其言语，间有与贵国通商贸易者，能通贵国语言，余则仍操土音，是谓之两属之国则可，不得谓之贵国专属也。我朝自顺治年间，琉球入贡请封，并缴前明敕印，赐以诏书、镀金银印，封为中山王，令其二年一贡。自是世受册封，贡有常期，奉中国之正朔。其子弟入中国国子监，读书肄业。其国中那霸、姑米岛等处，均建有中国天使馆。且琉球遭风船只，事所恒有，中国抚恤属邦，著有成例。此非琉球属中国之明证乎？中国册封琉球为中山王，中国盖认琉球自为一国也，即与贵国立约之各国，亦有与琉球立约者，且各国与琉球立约之时，贵国各邦尚未易为郡县，何未闻各国与贵国各邦之约，而独与琉球立约？此非琉球自为一国之明证乎？若谓既为属邦，则非一国，既为一国，则非属邦，夫颁册封、受职贡者，属邦之实也。政教禁令不为遥制者，自为一国之实也。二者并行不悖。中国待琉球如是，即待凡属国皆如是。是琉球为中国属邦，固天下所共知。若谓天下并无两属臣民，何以前数年贵国人所著之冲绳志，其自序及其卷中贡献志小序，亦有琉球为两属之国，颇备自主之国体，例外国待之，和汉同揆之语乎？

照会又称：

今贵国于中国所属及各国均认为一国之国，竟律以贵国各邦，易为郡县，灭之绝之……反谓不与修[好条]规相涉，是贵国蔑视中国，并蔑视各国，为已甚矣。中国欲全和好大局，乃贵国灭人国绝人祀，而外务大臣回函，犹称我政府固重邻谊，不欲违言，徒为葛藤等语。是行有损和好之事，而仍为无伤和好之言。本大臣实有所不解。夫往者不可追，来者犹可谏。中国甚惜琉球之自为一国，贵国从而灭绝之，原不为阻贡中国起见，若贵国复加察度，善为转圜，固中国所深愿。若仍坚持成见，则彼此徒事辩论，亦复何益。方今四海一家，公法具在。必有明白事理之人，出而主持公道。惟以邻谊而论，中国与贵国实有唇齿相依之势。区区琉球，何关轻重，必至因此而失邦交，亦殊非计……^[26]

清政府的上述照会，客观地阐述了中日琉球三者的相互关系。琉球“世受册封”，奉行中国年号、正朔，以及“贡有常期”等等，乃是中琉两国的历史形成的。琉球国王“入贡请封”是政治上的从属关系，奉行中国年号、正朔，是为服从中国法令，而中国对琉球的“政教禁令不为遥制”，以及欧美国家与琉球立约等等，又确实表明琉球“自为一国”。寺岛所谓“琉球为我南岛久矣”，否认琉球与中国的关系，乃是不顾史实的强词夺理；所谓“庆长征服之后，并之萨摩封土，统其内政，兵戎其土，吏理其民，经其田收其税，布禁行令”等等，则属无稽之谈。因此，琉球官员向德宏得悉寺岛《说略》后，也奋笔疾书予以反驳。

据载，1877年4月，琉球王尚泰在日本政府步步紧逼的形势下，派遣妹婿向德宏等人秘密到达福州，陈述琉球国情，后经闽浙总督何璟等人上奏，但是并未离去。时至1879年7月2日（光绪五年五月十四日），“剃发改装”到达天津，向李鸿章继续呼救。其呈送的文本中，先是言称：现有漂流民来报，敝国已被日本灭亡，继而则称：“主忧臣辱，主辱臣死。宏等有何面目复立天地之间？生不愿为日国属人，死不愿为日国属鬼。虽糜身碎骨亦所不辞！在闽日久，千思万想，与其旷日持久，坐待灭亡，莫如剃发改装，早日北上，与其含垢忍辱，在琉偷生，不如呼天上京，善道守死。合国臣民及商人乡农，雪片信至，催宏上道，效楚国申包胥之痛哭，为安南裴伯耆之号求”，“伏维中堂威惠于天下”，“速赐拯援之策，立兴问罪之师”，以“救敝国倾覆之危”。其情悲切，“泪随笔下”。^[27]

7月23日（旧历六月初五），向德宏再次谒见李鸿章，言称“近承美领事交阅西报，中有敝国国主被日迫赴日本，革去王号，给予华族从三品职，著令归国，敝世子留质日京等语。伏思敝国国主忍辱至此，无非以敝国素无武备，难以抗拒，故暂屈辱其身，上以延续敝国一线之命脉，下以保全敝国百姓之生灵，断非甘心容忍，屈从倭令。其所以殷股属望于宏者，冀能吁请天朝拯救……”“如得兴师问罪，即以敝国为向导，宏愿充作先锋，使日本不敢逞其凶顽”，“或颁兵敝国，堵御日本，如前明洪武七年间，命臣吴帧率沿海之兵，至琉球防守故事，使日本不敢萌其窥伺。敝国官民仰仗天朝兵威，必能齐心协力，尽逐日兵出境……”^[28]及至8月8日（旧历六月二十一日），向德宏得悉日方《说略》后，更是义愤填鹰、加以驳斥。其主要内容如下：^[29]

——日本谓敝国属伊南岛，久在政教之下。引伊国史，谓朝贡日本，事实在中国隋唐之际。此谎言也。考敝国在隋唐时，渐通中国，尝与日本、朝鲜、逼罗、爪畦、缅甸通商往来。至明万历间，有日本人孙七郎者，屡来敝国互市，颇识地理。因日本将军秀吉著有威名，孙乃缘秀吉近臣说秀吉曰：倘赴琉球，告以有事于大明，彼必来聘，秀吉听之，致书琉球。略曰：我邦百有余年，群国争雄，予也诞降，以有可治天下之奇瑞，远邦异域，款塞来享。今欲征大明国，盖非吾之所为，天所援也。尔琉球降候出师，期明春谒肥前辕前，若懈衍期，必遣水军，悉鏖岛民。敝国惧其威，因修聘焉。若据日使所言，则敝国隋唐时已属日本，何以至大明万历年间尚未入聘？其言之不实，不辨自明……

——敝国距闽四千里，中有岛屿绵亘，八重山属岛近台湾处，相距仅四百里，志略所谓去阅万里，中道无止宿之地者，误也。距萨摩三千里，中有岛屿绵亘，敝国所辖三十六岛之内，七八岛在其中，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被日本占去五岛，亦在其中。志略所谓与日本萨摩相邻，一苇可航者，误也。今日本以敝国当萨摩一郡邑，谓久属伊南岛，实属混引无稽之词……（中略）

——尚宁王被擒，事固有之。盖因丰臣氏伐朝鲜之后，将构兵于大明，以敝国系日本邻邦，日本前来借兵借粮，敝国不允所请，日本强逼甚严，尚宁更不承服。嗣后[岛津]义久召在萨摩之球僧，亲谕日本形势，还告尚宁王，速朝德川。尚宁王不从，遂被兵。尚宁王为其所擒，此逼立誓文之所由来也。厥后，岁输八千石粮于萨摩，以当纳款，此盖尚宁王君臣被困三年不得已屈听之苦情也……然而事在明万历三十七年，是时敝国久已入贡中朝。即以所逼誓文法章而言，亦无不准立国、阻贡天朝之事。且天朝定鼎之初，敝国投诚效顺，迄今又二百余年。格遵会典，间岁一贡。嗣王继立，累请册封。日本向来亦称琉球国中山王甚为恭顺，皆无异说。乃自同治十年（1877年）以来，谬改球国曰球藩，改国王曰藩王，派官派兵前来，此乃起衅天朝之所由来也。

——……自君君祝祝为掌管祭祀之官时，则敝国已有神教。据云岛祀伊势大神，出自日本，不知敝国亦祀关圣、观音、土地诸神，何尝出自日本也？……敝国冠婚丧祭，均遵天朝典礼。至席地而坐，设具别食，相沿已久，亦天朝之古制经典详载也，焉知非日本之用我球制乎？……敝国亦多用汉文，并非专用四十八字母也。如以参用四十八字母为据，则日本一向用天朝汉文，不止四十八字母者，日本亦可为天朝之物矣。有此牵强之理乎？

——敝国自操土音，间有与日本相通者，系因两国贸易往来，故彼此哥熟能道。若未经与日本通商，则日本不能通敝国人之言语，敝国亦不能通日本人之言语。日本以敝国称国作屋其惹为冲绳，形似浮绳，故曰冲绳始祖天孙氏。天孙氏乃天帝子所生，非日本人也。此语言与日本何涉，不待论辩而见误矣。如按此论，则日本能操敝国言语，敝国亦可云日本为敝国之物也。

——日本谓敝国有饥，则发帑赈之，有仇则兴兵报之，以为保庇其岛民。此语强孰甚焉。敝国荒年，虽尝贷米贷粟于日本，而一值丰年，便送还清楚，无有短欠。在日本祗为恤邻之道，在敝国抵循乞籴之文。如即以此视为其岛民，则泰西各国近年效赈天朝山西地方，以及天朝商人之施政奥国，则天朝可为泰西之地耶？奥国可为天朝之地耶？至台湾之役，彼实自图其私，且将生端于琉球。故先以斯役为之兆，何尝为敝国计哉？敝国又何乐日本代为启衅哉？

——日本谓敝国国体、国政，皆伊所立，敝国无自主之权。夫国体、国政之大者，莫如封爵、赐国号、受姓、奉朔、律令、礼制诸巨典。敝国自洪武五年入贡，册封中山王，改流求国号曰琉球。永乐年间赐国主尚姓，历奉中朝正朔，遵中朝礼典，用中朝律例，至今无异。至于国中官守之职名，人员之进退，号令之出入，服制之法度，无非敝国主及大臣主之，从无日本干预其间者。且前经与法、美、荷三国互立约言，敝国书中皆用天朝年月，并写敝国官员名。事属自主，各国所深知。敝国非日本附属，岂待辩论而明哉？

向得宏的上述条陈，可谓有理有据，不加掩饰，不作渲染，并对日方所谓琉球“世服萨摩吏治”之辞予以驳斥。可见，日本恣意处置琉球，确属有背邻交、有失公道。

4 日本外务卿井上馨的论辩

清政府发出前述照会后，日本公使将之转呈外务省。同年9月寺岛宗则转任文部卿，政府参议井上馨接任外务卿。10月8日，井上馨致书宍户，26日由宍户译成中文复照，其全文如下：^[30]

接中国总理衙门明治十二年八月二十二日（中国光绪五年七月初五日）照会，内叙琉球为中国所属等因，备经照阅。查琉球属于我国，不啻信而有征，前次回函，既致详悉。今惟有以一理直截了结此案。盖我国于琉球，征而服之，抚而理之，以其事实而不以其虚文。庆长以前姑[且]置之，庆长之役，举其全岛，献誓效顺，而邻近诸国环拱而视，不敢拦阻我掌管之权，于是既专矣。尔后，派员遣戎，一同内地。而尚宁之后，袭任者必立誓文，以昭信守。其任三司官者，必宣忠国之盟，世世无怠（誓文别具副单），经三百年犹一日。今者，废藩置县，仍庆长之遗举，统治之实，终始如一，彻头彻尾，断而行之，不容他人干涉。我处办琉球，如斯而已矣。

总理衙门来文，所举为属国之证者，谓册封、朝贡、正朔。然册封、朝贡、正朔，则中外羁糜之文具，而非政教之实也。从大清会典所载，则西洋诸国亦与琉球、安南等同，居四夷朝贡之一（据魏源圣武记、会典所载西洋，谓意太里亚、英吉利等）。此仍举宇内交通之国，被以所属之名，而不可通于事实矣。中国王大臣谓职责一层，不足为重轻也。盖所属之实，在于政教征调何如，而不在于名物仪文之末也。王大臣固知之矣。至谓子弟入国子监肄业及抚恤遭风船只，是凡通于邻好之常事，而何足为所属之证也。夫断案者，据其实而不以其名，是则琉球一事，确为我之内政，而果与王大臣所引修好条规不相涉也。若以琉球有与各国换约，作自为一国之证，夫特立之国可以与外国换约，而与外国换约，未必足以得特立之权。当时我国封建末势，外交之事未有统纪，岛人逾分犯义，自冒小国之列，而各国亦末及审其实，是皆由偶然，不足为一国特立之证据也。所立约款，专图海次安便，与我国现行条约不擀格，可得依以履行，而不与中国相涉也。

其他如尚园为舜天王之后，有球人蔡铎中山世谱序可据，而大清文献通考，亦两说并举。南岛入贡及足利氏以琉球加封岛津忠国，并在朱明之前。所引冲绳志序及小叙，系一家私言，非典例所存。今不逐节置辩，以省烦言耳。

要之，废藩一事，我国经审议而断行之，今不能转寰以协中国之意，亦不得已也。至谓有明白事理之人主持公道，本大臣亦未得其要领。夫立国者，自择进止，即公法所存也。两国同文友睦之谊，期之永远，区区琉球，中国王大臣固谓其不关轻重，而何至遽引他人以图办理乎？末芥微事屡屡问难，竟非邻交之美，中国王大臣谊高全宇，幸有所顾全矣。

从上述复照的内容来看，日方引以为据者，主要是所谓庆长之役（1609年）“征而服之，抚而理之”。这也是井上言称“以一理直截了结此案”的根本所在。然而，就历史事实而言，日本庆长十四年萨摩出兵琉球，乃是一种入侵行径。琉球王尚宁被俘，确属事实。但其所作誓文实属无奈，以致死前依然遗恨，不肯葬入祖坟墓地。^[31]至于此后日本对琉球派员遣戍，“一同内地”，则属不实之辞。因为时至日本明治四年（1871年）七月十二日，鹿儿岛（萨摩）藩向政府报告的文书中，也只是谈道：“庆长降服以来，以至今日，鹿儿岛议政厅派遣土官，行使政务，琉球也在鹿儿岛设馆，官员交替驻在，每年差送租税”，并承认琉球“隔年对中国派出贡船”，以及琉球“称皇国和中国为父母之国”，处于“两属”地位。^[32]其中所谓“行使政务”，乃是“监视”琉球，垄断中琉贸易利益，而不是代行琉球政治。

据琉球国史《球阳》记载：1609年日军入侵琉球后，“萨州太守遣高崎氏、尾张氏等，均田地正经界，始定赋税，纳贡于萨州”。是时，琉球“始授仕上世座奉行职，而专理纳贡于萨州并镇守官饭米等事”。^[33]尚宁王之后，尚丰王十一年（1632年），琉球“创建旅馆于那霸（俗叫假屋）。萨州川上氏率横目一员、附众二员、与力、笔者各一员，奉使抵国，以为监守（俗称在番众，又称镇守官）。此时始设旅馆数座，安插其使者也哉”。^[34]

从上述记载来看，当时萨摩藩向琉球派遣官员驻在“假屋”者，不过是为“监守”。而这种“监守”人，则是“始为大和横目”，其主要是“观察球人及镇守官员行事善恶”。后来，“日本人居住中山者，多授此职”。^[35]及至尚贞王在位二十五年（1693年），琉球“创定姑米、马齿两岛遣大和横目职两员，看守贡船往来”。^[36]“至于近世，本国之人奉萨州之命而任此职也。”^[37]换言之，如果庆长十四年之后，日本便将琉球“并之萨摩封土，统其内政，兵戍其土，吏理其民，经其田收其税，布禁行令”的话，那么近代日本又何必“处分”琉球？又何必另行派遣兵员？又何必强行收缴琉球的文书、账薄？由此可见，所谓“抚而理之”乃至“派员遣戍，一同内地”的说法，实属欺人之谈。不过，所谓废琉罝县“仍庆长之遗举”，“不容他人干涉”，倒是恰好证明了近代日本继承了二百年前萨摩对琉球王国的强制。

5 美国前任总统格兰特的调停

有如前述，中日交涉业已旷日持久。是时，美国前任总统格兰特（U·S·Grant）周游各地，1879年6月抵达北京、天津。于是，恭亲王和李鸿章等则先后向其陈述琉球问题，以期“有明白事理者，出而主持公道”。

1879年6月12日（光绪五年四月二十三），格兰特及其随员扬格（J·R·Young）和美国驻华副领事毕德格（W·N·Pethick）在天津会晤李鸿章，双方就琉球问题作了如下问答：^[38]

格云：琉球从何时起与中国相通？答云：自前明洪武年间臣服中国，至今已五百余年。格云：现在废琉球之事从何时起？答云：日本于前数年派员至琉球那霸港驻扎，侦探球事，阻其入贡中国。迨后琉王派官赴日本外务省求仍进贡中国，日本未允。琉官复至日本诉其事于法、美等公使。美公使平安（Bingham）答以此事须知照本国国会议夺。平安旋即回美。日本主怒琉官多事，今春旋派兵四百名入中山，掳其世子大臣至东京。琉王乞假八十日养疾未行，日本遂改琉国为冲绳县，设立县官，改琉王宫为县署。

格云：琉球未贡中国计有几年？答以五年。

格云：中国是否意在年贡？答以贡之有无，无足计较。惟琉王向来受封中国，今日无故废灭之，违背公法，实为各国所无之事。总署大臣向宍户辩论，宍户云我系修好而来，不能预闻此事。中国何公使向日本外务省办理，外务省云此系内务，外务省不问。

格云：琉球用中国文字否？答以能用中国字读中国书，明初曾以闽人三十六姓赐之。

格云：琉王是三十六姓中人否？答以琉王尚姓，不在三十六姓之中。因又告以……琉球向来臣事中国，又与美国立有通商章程，今日本如此办法，固于中国万下不去，即美国亦不好看。譬如欧洲比利时、丹马等小国，与各国立有约章，无论何国断不能举而废之……美国与中国通商，必须由太平洋过横浜至上海。今日本如此强横无理，难保不到失和地步。一经失和开兵，则横浜等口，美商船只断难顺行。是日本灭琉球不但与中国启衅，直将扰乱华美通商大局……贵前总统声名洋溢……若能从旁妥协调处，免致开衅，不但中国感佩，天下万国闻之，必皆称道高义，否则或疑贵前总统意存观望，未免声名稍灭。

格云：所言均是正理。我最怕各国失和动兵，如善言调停息事，大家皆有益处……我甚愿秉公持议。如日本国主为萨人所制，我可为伊涨胆子。

又告以顷接中国驻日何公使函云：美国平安大臣已回日本，据美国国会谓，若中国邀请，美国理应帮助。此次贵前总统至日本，所以我切托相助，我一面即函致何公使，嘱其候贵前总统到时谒商。

格云：此事我总须到日本询明平安，详查案卷，再行置论。答云：平安公使倘谓日已灭琉，言之无益，贵前总统即置之不论乎？

格云：平安未必出此，且平安系我为总统时选其出使，实一公正极有名之大臣，现为驻日美使，琉事分所当问。设竟不然，我必自向日本美加多及大臣询商。

当又告以中美条约第一款：若他国有何不公轻藐之事，一经知照，必须相助，从中善为调处等因。今疏球之事，日本实系轻藐不公否？格将洋文详读一遍，扬副将从旁提解。

格云：实系轻藐不公。美国调处亦与约意相合。

又指示中国日本修好条规第一款：两国所属邦土，各以理相待，不可稍有侵越，俾获安全等因。格又将洋文细读。

毕[德格]领事云：可惜立约时未将朝鲜琉球等属国提明。当告以邦者属国也，土者内地也，即是此意。毕复译洋文以告。

格云：琉球自为一国，日本乃欲呑灭以自广。中国所争者土地，不专为朝贡，此甚有理。将来能另立专条才好。答云：贵总统所见极大，拜托拜托。

（以下谈华工事，从略）

从上述李鸿章与格兰特交谈的记录来看，李鸿章大体说明了中日交涉的矛盾所在和事态的进展。或许是美国的对华贸易和前总统的声誉，触动了格兰特的心思，因而他声谓李之“所言均是正理”。

同年7月4日，格兰特到达东京，受到日本政府的盛大欢迎，下旬在日光与内务卿伊藤博文、陆军卿西乡从道等会谈，听取日方的主张。时至8月10日，再次会见日本天皇时，格兰特谈到：“吾滞留中国期间，李鸿章及恭亲王向我详细谈过琉球事件，请我向日本政府庙堂之人述说此事，以求公平妥当处理。我虽不肯代彼办理此事，但约定尽力周旋”。但是，随后又说：“我在中国听到的与在日本听到的，大相径庭。因而，难以判断谁是谁非，不敢轻率吐露鄙见。我能理解现今日本也有难退之势，难言之情”。“但中国对此事之意也不可不察”。

进而，格兰特具体谈道：“中国认为，日本的所作所为，非友好国家之道，乃是轻蔑彼之国权，不顾琉球自古便与中国有多少关系之处置。特别是往年在台湾事件中受到屈辱，胸中不忘，使彼犹为不平，疑虑日本企图连同台湾也要占领，并切断中国在太平洋的通道。所以中国的大臣们，对日本有愤恨之心。在我看来，此事与相互论判无涉，日本的要求也并非没有权力，只是应量察中国的心情，莫如以宽大公义之心，让彼一步。如切实认为两国保持友好乃是今日紧要之事，双方则不可无有相让之处。我虽尚且难以确言，但据我所闻，若是在该岛屿之间划分疆界，提出将太平洋的通道让给中国的话，中国是可以承诺的。此事确实与否，虽然尚不可知，但可知中国大臣们尽管心怀愤怒，也会有意答应熟议的。”^[39]

格兰特的上述说法，表明其态度业已改观。8月23日（七月初六），格兰特致函李鸿章（9月7日收到），内称：“我到日本以后，屡次会晤内阁大臣，将恭亲王与李中堂所托琉球之事妥商，设法使中日两国不致失和。看日人议论琉球事，与在北京、天津所闻情节微有不符。虽然不甚符合，日本确无要与中国失和之意。日人自谓球事系其应办，并非无理。但若中国肯宽让日人，日本亦愿退让中国，足见其本心不愿与中国失和。从前，两国商办此事，有一件文书措辞太重，使其不能转弯。日人心颇不平。如此文不肯撤销，以后恐难商议。如肯先行撤回，则日人悦服，情愿特派大员与中国特派大员妥商办法……日后若闻中日两国因为琉球之事，业经说合，并有永远和好之意，我更十分欢悦”云云。^[40]

此时，格兰特实际是在偏袒日本。据8月12日伊藤博文写给宍户的信件可知，格兰特到达日本之后，不仅“充分承认我国（日本）政府有理，而且对我明确表示：琉球是日本领地，其人民是日本人”。^[41]可见，格兰特并没有“主持公道”，反而成了分解琉球方案的始作俑者。

6 日方提出分岛及改约方案

1879年10月，中日双方相互照会，拟议另派大员会商。12月24日，总署恭亲王等致井上馨，表示“琉球一案……既经美国前统领从中劝解。本王大臣因将从前辩论各节，暂置弗提，愿照美国前统领信内所称情事，次第办理。贵外务省如亦愿照办，希即见复，以便彼此照信商办可也”。^[42]1880年1月15日，井上馨收到上述照会，3月9日复照表示认同。4月17日，日方决定了谈判的训令及条约方案，并遣内阁大书记官井上毅前往北京转告宍户玑。其训令的内容是：^[43]

琉球一案，本是依我政府自主公权而处分者，不容他邦干涉，但清政府对之异议。当初，清国公使与我外务省论辩之后，终至我政府与总理衙门直接照会，往复不迭。顷日，接得总理衙门照会，开陈从前往复议论，置之不提，以美国前统领从中劝解之宗旨为本，妥为涉议云。我政府自始以保全两国和好为主义，清国既从前统领之功解，以无事结局，则我所满足者。今照复总理街门，述我政府同意之旨，然照办方法如何，清政府尚未明言，我亦甚难。抑据两国现存条约，内有准许其他各国人民反而不准许两国者，甚失其平。夫清国与我国同文同种，复有旧来交谊，为唇齿之势。故而当时两国缔结之条约，乃以真诚和好为本。然比较西人与我国人民在清国所得便否，却大相径庭。西人被准许内地通商，且有特惠明文，而独限我国人民，故而西人常占垄断，我邦货物有被驱逐市场之势。此乃有背和好善邻之谊，以致我人民对此往往不快。其失之两国修好本意也甚矣。故而我政府举清国准许西人者，请求对我人民也予均准。清国若应我之请求，我政府为敦厚将来亲睦，可以琉球接近清国地方之宫古岛、八重山岛二岛属于清国，以划定两国之异域，永远杜绝疆场纷坛。

该训令又称：

抑琉球废藩之举，大号已发，中外人皆知，今举几占全部琉球一半之两岛属于清国，于我国乃是至难之事，而清国将数年来许可他国者及于我国人民，对其国而言，本非轻重也。我勉为其难，以表好意，而切望清国准许其无足轻重者，自信绝非不当。若果如斯，则我人民得免为西人垄断之忧，清国亦永远杜绝疆场之纷纭，彼此不快之念，猜忌之心将共消灭，两国和好之实，于斯可举，且清国政府一旦准许而又对各国重新改订时，我政府固无异议，就此预约亦可。又，我政府准许其他各国之权利、特典，今后对清国人民亦可许之，我对其他各国施行改订者，清国亦可附就之，是时，彼此之间将均衡相接，无所遗憾。阁下宜向总理衙门各大臣说明我之宗旨，务以保全和好了局。至两意浃洽之时，可准照另纸条约方案制订约书，双方署印，再乞批准。

从上述训令来看，日方所以同意准照格兰特的劝解，与清政府重新开议琉球问题，实际意在换取与列强等同的在华权益。因而，1880年中日重新开议的范围，已经超出了琉球问题。为此，日本政府在此之前便开始通过别种渠道进行活动。

1879年冬，有名竹添进一郎者，受日本外务省授意，自称“日本闲人”，假运米助赈之机，抵天津会晤李鸿章。竹添曾在1875年随同特命全权公使森有礼来华，与李鸿章相识。1877年归国后在大藏省任职，1880年5月任驻津领事，1882年任驻朝鲜公使等。其人汉学淹雅，与李鸿章有文字之交。此次来津之后，便递书论及琉球之事，言称“天下无两婚之妇”。这实际是以“闲人”之名，替代日本政府说话。进而，同年12月7日（旧历十月二十四日）又会晤李鸿章，且请屏退左右，相互笔谈。其间，竹添言称：琉球本属日本，复谓德国近时垂涎琉球与台湾，中日倘若失和，其祸难测。对此，李鸿章言称：“琉球属中国，自昔已然，天下皆知，非一时一人之私言”，“今忽谓琉球专属日本不属中国，强词夺理，深堪诧异。今若不必争辩琉球系属之谁邦，但讲两国宜倍效和好，日本之意欲欺辱中国，吾虽欲和好，其可得耶？”至此，竹添自请回国疏通内阁。^[44]1880年3月26日（旧历二月十六日），竹添返回天津再次会晤李鸿章。自称奉内阁大臣之意，谓日本政府为讲两国和好之道，愿将琉球南部邻近台湾之宫古、八重山二岛分与中国，以划定两国疆界，但须修改中日通商条约，各自获得举与西人条款，两国税务自立。“这就是所谓‘分岛改约论’，即以二岛分与中国作代价，促其承认内地通商及最惠国待遇条款。”^[45]与此同时，则进呈《说帖》，其内容与日本政府前述对宍户的训令基本相同。对此，李鸿章在写给总署的信中言称：“鄙见琉球南岛割归中国，似不便收管，抵可还之球人，固不能无后患。然事已至此，在日本已算退让，恐别无结局之法。至彼欲同西洋各商人内地卖洋货、运土货，原系中外通商公例……该国近与英美会商，减出口税、加进口税及各国人犯案由本国官照本国律例处断等事，皆隐括在内，各节如有成议，利害参半，而立言颇近公平，不敢谓该国将来必办不到。但末便因球事而牵连及此。”^[46]这说明当年作为负责对日交涉的李鸿章，在琉球问题上还是缺乏必争、必救的信念。

同年4月4日，李鸿章再次会见竹添进一郎，并出示了琉球三分方案，也即包括琉球本岛在内的中部各岛归还琉球，恢复琉球王国，将宫古及八重山以南各岛划归中国，将包括奄美大岛在内的五岛划归日本。^[47]据李鸿章讲，这是何如璋访问美国驻日公使平安时，由平安秘密出示的，是平安与格兰特协商决定的。^[48]7月30日（旧历六月二十四日），恭亲王等在奏折中也谈道：“臣等接何如璋报晤美国驻日使臣平安称：格兰特拟一办法，球地本分三岛，议将北岛归日本，中岛还琉球，南岛归中国，似此事了，亦两国有光。又称格兰特将大局说定，然后回国”云云。^[49]

上述情况表明，李鸿章提出三分案，乃是事出有因。其所以径直提出三分方案，似可认为是想在百害之中而取其轻者，以求保存琉球社稷，维系传统的中琉关系。但是，日本政府专门寻问美国公使的结果是，平安表示否定，业已归国的格兰特也加以否定，言称“琉球三分案似为驻日公使何如璋在情报上的失败，而不是李鸿章自身的捏造”。^[50]也就是说，何如璋传递过来的三分方案，“或（因）日本不愿遵照”，已经不再是格兰特的方案了。因此，同年11月李鸿章与竹添再次会晤时，谴责格兰特“反复无常，小人无恒态”。^[51]

7 琉球分岛及中日改约拟稿

1880年6月29日，宍户玑被任命为全权办理公使。8月18日总署大臣沈桂芬、景廉、王文韶等赴日本公使馆，就琉球问题再次正式交涉。其间，宍户言称：“琉球岛之议，连年未结，今欲商求善后办法”，并表示“该岛乃旧为我国征服之地，处办该岛在我国份内，非他国所干涉者，故而我国无可奉告，当先听贵国意见而后议之”。对此，沈桂芬言称“我国办法在于保存琉球，别无其他意见”。宍户又称：“倘如阁下所云，贵国认为可以，而我国则不得体面，安能谓之办法”。王文韶称：“彼此固非利用琉球，唯愿不亏各自体面。该岛在贵国掌中，办法也当由贵国提出为其所也”。^[52]但此次会晤，双方都没有明确具体办法。

时隔数日，宍户于8月24日前往总署衙门，会晤沈桂芬、王文韶、崇礼等，言称：“贵大臣等强我提出办法，今试陈之。此办法在于酌两国之情，以商议之，非欲无复更动”。随后出示《节略》。^[53]内中以“惟两国之交应益加亲厚，而两国与各国立约条款，应益求改良”为前导，陈述了日方的要求，也即“敝历明治四年贵历同治十年两国所立之约，允至经十年始行重修，今候届期，犹间一年，而敝国与各国之约，皆以均沾为例……所以我外务大臣委本大臣要与贵王大臣会商，酌加条约也。贵国允各国商民以内地通商之利，而敝国商民独不得被其惠，最非善邻之交所宜有……今两国互派使臣，驻扎国京，交谊已非前日比，而仍存嫌疑之迹，遗疏外之形，此岂永远和好之本意乎哉。且若贵历光绪三年，贵国新开宜昌、芜湖、温州、北道四处口岸，随时照会前来，使敝国得于通商章程指定口岸之外，均沾其利。此以见贵国亲厚之意，不有一毫偏挤之处。本大臣深盼贵国大臣推广此意，酌加条约，泯偏薄之迹，总归于彼此均沾。则敝国亦可以琉球南宫古、八重山两岛，定为贵国所属，以划两国疆域。两岛与台湾相接近，实为东洋之门户，海道之形胜。以此相让，即所以表明敝国之好意无他也。”

进而《节略》又称：“琉球置县以来，经理休养，渐就成绪。今遽割其一部，于敝国之情，在所甚难，第贵国王大臣公平秉心，以便于民人，则敝国勉行此难事，以明亲好，亦所不辞也。盖琉球案依两国条约始得收局，而两国之交得球案收局，可以加厚于永远。转圜善后，惟有此一法而已……惟贵王大臣识高虑远，顾全大局，必有所从容妥协矣。”

这一《节略》表明了日本政府重新开议的目的和要求，也即通过中日修改旧约，使日本获得“均沾”各国在华权益。至其“以琉球南宫古、八重山两岛，定为贵国所属，以划两国疆域”，则不过是肢解琉球王国，以换取欲得之利。尔后，双方反复八次交涉。10月21日，按照日方方案议定了如下约稿：^[54]

《琉球条约拟稿》

大清国大日本国以专重和好，故将琉球一案所有从前议论，置而不提。

大清国大日本国共同商议，除冲绳岛以北属大日本国管理之外，其宫古、八重山二岛属大清国管辖，以清两国疆界，各听其治，彼此永远不相干预。

大清国大日本国现议酌加两国条约，以表真诚和好之意。兹大清国钦命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大日本国钦差全权大臣（勋二等宍户玑）各凭所奉上谕，便宜办理，定立专条，画押铃印为据。现今条约应由两国御笔批准，于三个月限内，在大清国都中互换（光绪七年五月、明治十四年二月），交割两岛之次月，开办加约事宜。

《加约拟稿》

大清国大日本国辛未年（1871年）所订条约，允宜永远信守。惟以其内条款有须一二变通，是以大清国钦命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大日本国钦差全权大臣勋二等宍户，各遵所奉谕旨，公同商议，酌加条款。所有议定各条，开列于左：

第一款两国所有与各通商国己定条约内载予通商人民便益各事，两国人民亦莫不同获其美。嗣后两国与各国加有别项利益之处，两国人民亦均沾其惠，不得较各国有彼厚此薄之偏。但此国与他国立有如何施立专章，彼国若欲援他国之益，使其人民同沾，亦应于所议专章一体遵守，其系另有相酌条款才予特优者，两国如欲均沾，当遵守其相酌条款。

第二款辛未年两国所定修好条规及通商章程各条款，与此次增加条款有碍者，当照此次增加条项施行。现今所立加约，应由两国御笔批准，于三个月限内，在大清国都中互换。

《凭单拟稿》

两国通商事宜有与他通商各国随时变通之处，彼此预为言明。嗣后，此国有将与他各国现行条约内管理商民、查办犯案各款及海关税则更行酌改，候与他各国订定后，再行彼此酌议。因此预立凭单，画押为据。

《附单稿》

大清国应派员以（光绪七年正月、明治十四年二月）到八重山岛地方，与大日本国所派官弁，各呈示凭据，将宫古、八重山群岛土地人民，一并交受。

宫古、八重山群岛民人，在交付之际，大日本国官弁应先期加意戒饬晓谕，使其安分，以免纷扰。既交付之后，两界民人各遵其国法例，不互相干犯。

10月28日（九月二十五日），恭亲王等上奏，对约稿作了如下说明。^[55]

臣等查日本废球一事，臣衙门与出使大臣何如璋等先后照会，其使臣并外务卿反复争论，迄无端绪。本年六月，始据其外务照复臣衙门，将商办事宜任之宍户玑等语。今宍户玑请以二岛属中国。南洋大臣刘坤一谓：以南二岛重立琉球，伸延一线之祀，庶不负存亡继绝初心，且可留为后图。北洋大臣李鸿章谓：南部两岛交还，已割琉球之半，此事中国原非因以为利，应还球王驻守，就此定论或不至于俄人外，再树一敌，若球王不复，南岛枯瘠，不足自存，中国设官置防，徒增后累等语。持论各有所见，而皆以存球祀为重，与臣衙门争论此事本意相同。虽两岛地方荒瘠，要可借为存球根本。况揆诸现在时势，中国若拒日本太甚，日本必结俄益深。此举既以存球，并以防俄，未始非计……

继而又称：

至宍户玑请加一体均沾之条，臣等查阅各国约内，俱有此项明文。当时李鸿章与日本订立修好条规，力持此条未允，办理颇费苦心。其后，日本使臣屡以为言，臣衙门均经照约驳复。转瞬修约届期，必来哓渎。今因琉球一案，遂举其蓄意多年者，请为加约……臣等揣其情形，若仍照前坚执不允，球案必无从办结。惟日本条规，逐条皆从两面立论，今虽稍予通融，仍应预防流弊，且既一体沾受其益，必须一体遵守其章，将来办理庶归一律。至此条特为了结球案，允准应候二岛定期交割以后开办。以上各节，皆为最要关键。臣等与宍户玑往返辩论，始定为加约第一第二两款。宍户玑初议以该国现与西洋各国商议增加关税、管辖商民两事，美国已经应允，请一并加入条约……日本既与各国商议，中国岂能独不与闻。因与宍户玑议明另立凭单，声明候日本与各国订立后，再行彼此酌议，无庸并入加约。以上均系有关商务之事，臣等分别缓急，如一体均沾一条，其势不能不允者则允之。如加关税、管辖商民两事，其势尚可从缓者则缓之。凡此皆为顾全大局，联络日本起见。

恭亲王等人的奏折，讲述了中日议定前述约稿的背景，也即意在“可借为存球根本”，并担心日本“结俄益深”。至于同意日本加条改约，也系出于“了结球案”。但日讲起居注官、右春坊右庶子陈宝琛认为：“倭案不宜遽结，倭约不宜轻许，勿坠狡谋而开流弊”。因为“中国受其实害，而琉球并不能有其虚名”，“案一结则琉球宗社斩矣，约一改则中国之堤防溃矣。俄以一伊犁饵吾改约，日本又以一荒岛饵吾改约，是我结倭欢以防俄而重受其绐，倭乘俄衅，挟我以坐享其利也”。^[56]左春坊左庶子张之洞也称：“臣愚以为，此时宜酌允商务，以饵贪求，姑悬球案，以观事变，并与立不得助俄之约。俄事既定，然后与之理论，感之以推广商务之仁，折之以兴灭继绝之义……严修海防，静以待之……庶免仓卒定约，日后追悔。”^[57]

上述情况说明：清政府内部对议立约稿之事尚有异议。为此，军机处命令李鸿章：“将此事应否照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原奏办理，并此外有无善全之策，切实指陈，迅速具奏。”^[58]11月11日（光绪六年十月初九日），李鸿章回奏：

闻日本公使宍户现屡在总理衙门催结琉球案，明知中俄之约未定，意在乘此机会图占便宜。愚臣以为琉球初废之时，中国以体统攸关，不能不亟与理论。今则俄事方殷，中国之力暂难兼顾。且日人多所要求，允之则大受其损，拒之则多树一敌，惟有用延宕之一法，最为相宜……臣接奉寄谕，始知已成之局，未便更动。而陈宝琛、张之洞等又各有陈奏，正筹思善全之策，适接出使大臣何如璋来书，并抄所寄总理衙门两函，力陈利益均沾及内地通商之弊，语多切实，复称询访球王，谓如宫古、八重山小岛，另立王子，不止吾家不愿，阖国臣民亦断断不服。南岛地瘠产微，向隶中山，政令由其土人自主，今欲举以畀球，而球人反不敢受，我之办法亦穷等语。臣思中国以存琉球宗社为重，本非利其土地，今得南岛以封球，而球人不愿，势不能不派员管理，既蹈义始利终之嫌，不免为日人分谤。且以有用之兵饷，守此瓯脱不毛之土，劳费正是无穷，而道里辽远，音问隔绝，实觉孤危可虑。若惮其劳费而弃之不守，适坠日人狡谋，且恐西人踞之，经营垦辟，扼我太平洋咽喉，亦非中国之利。是即使不议改约，而仅分我以南岛，犹恐进退两难，致贻后悔。今彼乃议改前约，倘能竟释球王，畀以中南两岛，复为一国，其利害尚足相抵，或可勉强允许。如其不然，则彼享其利，而我受其害，且并失我内地之利，臣窃有所不取也。

随后，李鸿章针对总署“原虑日本与俄要结，不得不揆时度势”，以及“虑及日本于内地运货，蓄意已久，转瞬修约届期，彼必力请均沾之益，或祗修约不提球案，恐并此南岛而失之”，进一步谈道：

盖日本近日之势，仅能以长崎借俄屯驻兵船，购给煤、米。彼盖贪俄之利、畏俄之强，似非中国力所能禁也。岂惟日本一国，即英、德诸邦及日斯巴尼亚[西班牙]、葡萄牙各国，皆将伺俄人有事，调派兵船，名为保护商人，实未尝不思藉机渔利。是俄事能了与否，实关全局。俄事了，则日本与各国皆戢其戒心，俄事未了，则日本与各国将萌其诡计。与其多让于倭而倭不能助我以拒俄，则我既失之于倭，而又将失之于俄。何如稍让于俄，而我因得借俄以慑倭……中国自强之图，无论俄事能否速了，均不容一日稍懈……数年之后，船械齐集，声威既壮，纵不必跨海远征，而末始无其具，日本嚣张之气当为稍平。即各国轻侮之端，或亦可渐弭……臣愚以为，南岛得失无关利害，两国修约须彼此互商，断无一国能独行其志者。日本必欲得均沾之益，倘被亦有大益于中国者以相抵，未尝不可允行。若有施无极，壹意贪求，此又当内外合力坚持勿允者也。臣再三筹度，除管理商民，更改税则两条，尚未订定，应候后日酌议外，其球案条约及加约，曾声明由御笔批准，于三个月限内互换。窃谓限满之时，准不准之权，仍在朝廷。此时似宜用支展之法，专听俄事消息，以分缓急。候三月限满，倘俄议未成，而和局可以预定，彼来催问换约，或与商展限，或再交廷议。若俄事于三个月内，即已议结，拟请旨明指其不能批准之由，宣示该使，即如微臣之执奏，言路之谏诤，与彼之不能释放球王，有乖中国本意，皆可正言告之者。臣料倭人未必遽敢决裂，即欲决裂亦尚无大患……臣不敢因朝廷议准在先，曲为回护，亦不敢务为过高之论，致碍施行。若照以上办法，总理衙门似尚无甚难之处。

基于以上情况，清政府对前述约稿没有急速议定。后来，李鸿章对竹添进一郎说：“约定是我之所破。”^[59]此话或许过分，但1880年7月之后，清政府派遣曾纪泽出使俄国，中俄关系有所缓和之后，鉴于李鸿章等人的意见，对议定约稿采取了谨慎态度则属事实。1880年11月17日，总署派遣叶毓桐向宍户玑递交照会，内称：“（前略）前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琉球一案各折片，著交南北洋大臣等妥议具奏，候复奏到日，再降谕旨……相应恭录照会贵大臣可也。”20日，宍户赴总署责问沈桂芬，并于23日备文照会，内称“讵图卒然中沮，本大臣不堪惋异”。^[60]12月27日宍户再次照会总署，言称“自贵王大臣前约画押订约，业经二月有余矣，理不容再稽，本大臣须期十日有所咨回”。^[61]

1881年1月3日，总署复文，内称根据上谕征求南北洋大臣意见是为慎重，“并非强行拖延”。但是，宍户认为“需要南北洋大臣之妥议，即为使事不成之征。诚然，外国也采议院之议，或有延期批准之事。但两国秉权大臣既已协议，以其大臣全权画押为据，自然无需他人参与。如南北大臣妥议，则可谓秉权大臣关权，是等同以无权欺有权之另一方使臣，卑职难以甘受其愚弄”。^[62]1月17日宍户又向总署发出照会：“贵国果自弃前议，而非本大臣绝于贵国也。”^[63]随后于20日离开北京归国。至此，中日有关琉球问题的交涉尽管前有格兰特调停，后有拟订约稿，但最终未能了结。清政府认为：“日本使臣宍户玑觉所欲难遂，即谓由我自弃前议，悻悻而归，词意决绝。”^[64]而按照日本东亚同文会的说法，则是“不久，朝鲜事件继起，中日之间关于朝鲜问题交涉频繁，琉球事件有被置之度外之势，终至明治二十七、二十八年（1894、1895年）发生中日战争，一切都按现实解决了”。^[65]

8 中日“琉球问题”交涉的反思

那么，应该如何评价这段历史呢？日本广岛大学大山梓教授著书言称：“对于日本处分琉球，不仅是与琉球缔结条约的美国、法国、荷兰，就是无条约的欧美诸国，也没有何等异议。只有清国提出抗议，但是对于清国来讲，也不能否认庆长以来的萨摩统治，和明治政府任命藩王等多年的统治实迹，主张并非专属。清国不干预[琉球]内治外交，是基于对琉球国王的册封礼仪、惯行朝贡名义的交易，以及[琉球]遵奉正朔之旧习，而主张明朝以来是为中国属国的。但是日本否认了这种虚文的空名”。

进而又称：“事实上，庆长十四年（明万历三十七年）岛津家久远征琉球之际，明国没有出兵，也未曾抗议。继明国之后的清国，对于萨摩藩统治琉球，也没有提出异议，放任了二百数十年。再者，根据日本方面的见解，明治五年九月日本政府任命藩王，则意味着将庆长以来的日本属邦琉球国，作为琉球藩而编入内藩加以合并。对此，清国也没有抗议。台湾事变本身，是因为台湾南部的生番杀害了琉球人而发生的，但清国不仅没有充分议论琉球的地位，而且在因解决台湾事变而缔结日清条约之际，在条约的前文中明确承认琉球人为日本属民，并因第二款而向被害的难民（琉球人）支付偿金”。“日本方面按照格兰特将军的调停，虽然提出了二岛分界案，但这不是认同清国皇帝中外一统、四海一家、各国人民皆为朕之赤子的中华思想。而是为了日清友好，服从劝告，为了谋求台湾的安全，开辟太平洋的通路而作成割让宫古八重山方案的，并在日清修好条规中加上了最惠国条款。两国全权同意条约草案后，清国不仅没有在条约上签字，而且使谈判决裂了。”^[66]

大山氏的上述观点，重复了当年日本政府的逻辑，但又较之具有现代意识。不过，准照历史事实并非如此。如1872年10月，美国公使向日本外务卿副岛种臣递交照会，内称“最近日本政府促使琉球王辞爵让地，宣布将该人列为与日本帝国中之旧大名同格、叙列华族……由此琉球将被合并为日本帝国的一部分。就此，为请阁下注意1854年7月11日美利坚合众国与琉球国所缔结之规约，现有刊行的条约书四分以供阅览，请贵国政府维持琉球国境内上述条约所规定之诸项条款”，^[67]这是大山氏也谈到的。显而易见，这是要求日本政府不能改变美国与琉球国缔结的条约内容，而不是对日本合并琉球“没有何等异议”。1873年8月，意大利驻日代理公使也向副岛种臣递交照会，要求与他国一样在琉球享有利权，^[68]也不是所谓同意或承认日本合并琉球。

又如，所谓中国与琉球的历史关系只是“虚文的空名”。这种见解实际是对中琉历史关系的曲解。有如前述，明代以来的中琉关系，是以中国皇帝册封琉球王，琉球奉行中国年号、正朔等为其主要标志的政治关系，而且是双方认可的国家关系。清代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十月十一日，琉球王世子尚敬，在请封奏本中依然言称：“琉球国中山王世曾孙臣尚敬谨奏，为请封袭爵，以效愚忠，以昭盛典事……念臣小子曾孙承祧，然侯服有度，不敢潜称，王业永存，循例请袭……伏望圣恩体循曾祖事例，乞差天使封袭王爵，上光宠渥之盛典，下效恭顺之微忱，庶藩业得以代代相传，顶祝皇恩世世不朽……臣敬不胜惶惊，待命之至，谨具奏以闻。”^[69]此外，中琉之间的册封关系，早于萨摩入侵琉球，即或是当年日本政府派遣赴琉的松田道之，也深知此事。作为历史研究者的大山氏，竟然视而不见，这显然是偏见所致。

再者，所谓中国明代对萨摩入侵琉球，以及清代对萨摩统治琉球“也没有提出异议”之说，则是强词夺理。因为萨摩入侵琉球之后，琉球王在当年冬季只是向中国“驰报兵警，致缓贡期”，并无其他要求。而且，现今没有可作公认的萨摩“统治琉球”的原始证据。因此，所谓中国“未曾抗议”之说，虽然是大山氏的现代意识，但也只能是多余的。

至于所谓日本1872年把琉球“编入内藩，加以合并”，清政府“也没有抗议”云云，则是曲扭历史。因为1872年天皇首次册封琉球王，与所谓“加以合并”不是一个概念，而日本政府宣布“废琉置县”，是为1879年，两者有七年的时间差。但是，在此之前，何如璋便已经提出争议。历史本身是客观存在的。从日本政府自行“处分”琉球王国，中经出兵入侵台湾、签订台事条约，到中日关于琉球归属问题的交涉，实际正是中国皇帝政府提出异议的过程。

从近代中日交涉史的角度来看，“琉球问题”没有完结。但是围绕“琉球问题”的中日交涉，却留下了值得深思的内容：

其一，明代以来，琉球与中国形成册封关系，中国政府将琉球视为“属国”。1609年以后，琉球又受到日本萨摩藩的制约。从这个意义上讲，近代日本单方面决定琉球的所属问题，是属无视中琉两国的历史关系，违背琉球王国及其臣民的意愿。清政府根据1871年签订的《中日修好条规》，以“两国所属邦土，亦各以礼相待，不可稍有侵越”的规定，同日本政府进行反复交涉，是为尊重事实，也是根据两国的关系法办事。日本政府言称“处分”琉球是为“内政”，不仅出兵台湾压迫中国，而且强制琉球废其社稷，这不完全是否定“中华思想”，而是仿效西方资本主义，蓄意推行强权政治，对外实施领土扩张。

其二，1872年琉球漂民在台湾被害事件，原属中琉两国间的刑事案件，与日本国无关。但当年日本政府却借以滋事，以求达到占有琉球，乃至染指台湾，迫使朝鲜对日开放的目的。1874年，日本政府派遣来华的使节，不容清政府理论琉球的“归属”问题。进而又借助英国公使威妥玛的压力，在议定的台事条款中，加入了所谓日本出兵台湾是为“保民义举”的内容。从外交上说，这或许是日本的“成功”。但是，历史地评价，当年的日本政府所推行的，却是欺凌邻国的外交政策。

其三，在有关琉球问题的交涉中，日本政府企图利用沙皇俄国，以达到讹诈取利的目的。1880年8月31日，井上外务卿在给竹添进一郎的训令中指示：“现今是为俄清纠葛之机，应毫不犹豫地向总理衙门提出强硬议论，以期收局。清政府因与俄之结局情况，也必然在与我谈判事件中有缓急之略。故而，应注意不误时机地进行交涉。”^[70]此外，井上馨在给宍户的训令中，也是要其“乘目前彼之弱点，毫不犹豫”。^[71]进而则是专门训令驻上海的品川总领事：“应注意宽厚对待俄国人”，“暗中使清政府怀有他日若有缓急之事时，日俄将要合纵之嫌疑，诱导在伊犁问题了结之前，迅速使之答应我国的要求”。^[72]10月12日，井上馨再次指令宍户：“琉球谈判决非可以迟缓，空度数旬，清俄纠葛俄然冰解……则好不容易之方略，也恐一朝化为水泡，实可谓一刻千金”，要求宍户早日了结琉球谈判。^[73]这说明当年日本政府确有趁火打劫、投井下石的意图。

上述种种，表明近代日本在与邻近国家的关系上，已经走上了弱肉强食、侵略扩张的道路。因此，宍户归国后，日本政府便认为琉球问题已经完结，无须再行交涉，1881年12月14日，日本驻天津领事竹添进一郎与李鸿章笔谈时表示：“现今琉球复旧之事，在政体上是决不可能的。此外，我国政府由于中国违约，己确信琉球之事任从我国处置，我国将不再就此事进行商议。”^[74]

1886年6月，井上外务卿又对驻华公使盐田三郎发出训令。内称：“当提出重新修定日清条约时，彼方或许要以琉案末结，邻交情谊有欠完整之憾，暗中拒绝重修谈判，彼方若果出此论，贵官应谓没有收到我政府有关琉案的何等训令，且应陈述我政府认为该案已经完结，以避免开议此事”云云。^[75]

这样一来，琉球问题未能重新开议。然而，中国始终认为此事未了。1881年12月14日，前述竹添与李鸿章笔谈时，李便明确表示：绝非中国任从日本处置，是贵国招回公使的。我并非要求复封琉球如初，贵国业已着手琉球土地，此等概无关系，唯是虽小也当设置琉球国王。因此，撤销以往总理衙门谈判，宍户公使再来，当另有办法。^[76]1882年2月17日，竹添受命与李鸿章再次笔谈时，李鸿章依然坚持“南二岛，物产太稀，人民太少，断不足以立国。若将中岛仍分给尚姓，长为中国属邦，庶可经久”。^[77]同年3月30日，两者继续会谈，李再次表明：“二岛狭小，不足自立，琉王固然不肯接受。如果那样，中国只取复封之虚名，有欠体面，而贵国却是独得均沾之实利”，^[78]依然主张恢复琉球王国。

1883年5月22日，竹添以私人信件的形式，向井上外务卿提出：“莫如将尚泰复封为我之藩王，内政任其自主，外交奉我之命，永为我之藩属，内以施恩于尚氏，外以释怨于邻国。”^[79]这或许是基于和李鸿章的会谈而提出的，但却反映了琉案尚未了结的事实。

1886年9月5日，日本《朝野新闻》的专题社论报道：“最近，二三家新闻刊载琉球有某种事变之说。据我社在本月2日所载冲绳县上月24日发出的通讯，去年以来，该县有称黑党或中国党者，向我政府申述管辖更替之事，其残党不久前乘三艘黑船，有十八名重要人物从当地出航，暗中前往中国，反复请求属于中国……”^[80]这种活动虽然遭到日本政府的弹压，但也表明琉球王国没有甘受日本政府的强行处置。因此，《朝野新闻》不免忧虑地写道：“值此南洋风波将要平定之际，琉球群岛中出现不平之象，如若刺激中国政府的政治家，又将为之而多少影响其他交涉事件……”^[81]

总之，“琉球问题”并未了结。时至1894年日本发动“甲午战争”，翌年签订《马关条约》，日本从中国割占台湾、澎湖列岛，并实现了多年均沾列强在华权益的宿愿，“琉球问题”也不再是中日交涉的课题了。

注释

[1]参阅拙文：《琉球漂民事件与日军人侵台湾》，《历史研究》1999年第1期。

[2]全文见《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八，第2—4页。

[3]见《何少詹文钞》卷二，第3—4页。

[4]《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八，第1—2页。

[5]《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一，第24页。

[6]全文见《大久保利通文书》第六，第237—239页。

[7]《日本外交文书》第9卷，第157号文书。鹿岛守之助：《日本外交史》第3卷，第303页。

[8]参阅多田好问编：《岩仓公实记》下卷，岩仓公实迹保存会刊行，第578页。

[9]见《日本外交文书》第11卷，第25号文书。《岩仓公实记》下卷，第578—579页。

[10]见佐藤三郎：《近代日中交涉史》，第129页。

[11]见《岩仓公实记》下卷，第579—580页。

[12]见《岩仓公实记》下卷，第580页。

[13]同上，第580—581页。

[14]同上，第581页。

[15]同上，第581页。

[16]同上，第581页。

[17]同上，第581页。

[18]同上，第581页。

[19]见《岩仓公实记》下卷，第582—583页。《日本外交文书》第12卷，第96号文书附件一。

[20]见鹿岛守之助：《日本外交史》第3卷，第310页。

[21]《日本外交文书》第12卷，第100号文书。

[22]《日本外交文书》第12卷，第100号文书。

[23]见鹿岛守之助：《日本外交史》第3卷，第311页。

[24]《日本外交文书》第12卷，第101号文书。

[25]全文见《岩仓公实记》下卷，第583—588页。括号内容系原文所有。

[26]全文见《岩仓公实记》下卷，第589—591页。

[27]见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1卷，大公报社1932年版，第127—129页。

[28]同上书，第130—131页。

[29]同上书，第154—158页。

[30]《岩仓公实记》下卷，第591—593页。为便于阅读，个别文字稍有调整。

[31]见大城立裕：《冲绳历史散步》，创元社1991年版，第91页。

[32]见下村富士男编：《明治文化资料丛书》第四卷外交编，风间书房1962年版，第7页。

[33]《冲绳文化史料集成5球阳》原文编附卷一，角川书店1974年版，第584页。

[34]同上书，第588—589页。

[35]同上书，第590页。

[36]同上书附卷2，第598页。

[37]同上书附卷1，第590页。

[38]见《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八，第41—43页。

[39]见《日本外交文书》第12卷，第78号文书。鹿岛守之助：《日本外交史》第3卷，第318页。

[40]见《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八，第39—41页。

[41]见平冢笃编：《续伊藤博文秘录》，春秋社1930年版，第24页。

[42]见《岩仓公实记》下卷，第595页。

[43]同上书，第600—602页。

[44]见《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十，第13—15页。

[45]东亚同文会编：《对华回忆录》中译本，第116页。

[46]《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十，第26—27页。

[47]见大山梓：《日本外交史研究》，良书普及会1980年版，第143页。

[48]见大山梓：《日本外交史研究》，良书普及会1980年版，第143页。

[49]见《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二，第1页。

[50]见大山梓：《日本外交史研究》，第147页注51。

[51]见大山梓：《日本外交史研究》，第147页注51。

[52]《岩仓公实记》下卷，第602—603页。

[53]同上书，第603—605页。

[54]以下各条约约稿，见《日本外交文书》第13卷，第129号文书。

[55]《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二，第8—9页。

[56]《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二，第11—12页。

[57]《清季外交史料》第24卷，第1—2页。

[58]《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二，第14页。

[59]参阅鹿岛守之助：《日本外交史》第3卷，第334页。

[60]《日本外交文书》第19卷，第59号文书。

[61]同上书，第13卷，第134号文书。

[62]同上书，第14卷，第119号文书。

[63]同上书，第14卷，第121号文书。

[64]见《清季外交史料》第25卷，第6页。

[65]东亚同文会编：《对华回忆录》中译本，第120页。

[66]大山梓：《日本外交史研究》，良书普及会1980年版，第149—151页。

[67]《日本外交文书》第5卷，第179号文书（英文），大山梓：《日本外交史研究》，第109页。

[68]日本外务省编：《旧条约汇编》第3卷，第664页；大山梓：《日本外交史研究》，第111页。

[69]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编：《明清史料》庚编第4本，1960年版，第308页。

[70]日本外务省编：《琉球所属问题》第二（早稻田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藏），见我部正男：《条约改正与冲绳问题》，《史潮》107号，第39页。

[71]见我部正男：《条约改正与冲绳问题》，《史潮》107号，第39页。

[72]同上。

[73]同上。

[74]见《日本外交文书》第19卷，第59号文书附记16。

[75]见《日本外交文书》第19卷，第37号文书。

[76]同上书，第59号文书附记16。

[77]见鹿岛守之助：《日本外交史》第3卷，第339页。

[78]见鹿岛守之助：《日本外交史》第3卷，第339页。

[79]见《日本外交文书》第19卷，第59号文书附记二。

[80]见芝原拓自编：《日本近代思想大系12对外观》，第445—446页。

[81]见芝原拓自编：《日本近代思想大系12对外观》，第445—446页。

八中日有关琉球归属问题交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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