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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垄断经济的困境
- 四、垄断经济的困境
- 📚 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全套 18 卷）

作者：吴廷璆等

四、垄断经济的困境

一战至“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的经济发展如过山车，几次危机过后，资本集中和重化学工业进程加快，产业结构、收入分配结构以及对外贸易结构均发生显著变化，其结果不仅使日本国内社会矛盾激化，而且使日本与中国的民族矛盾日趋紧张。

（一）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升级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日本已完成了工业革命，但从产业人口构成、三大产业产值、工业生产中重工业的比重以及工业生产设备的国产化水平等国民经济的主要指标看，与欧美强国存在相当大差距。因此，缩小与欧美的技术差距，实现重化学工业生产设备的国产化，是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

这一时期的技术引进是通过购买技术专利、与外国技术合作、与外国合资以及进口品仿制等多种方式进行的。人造纤维、硫氨、石油精炼、内燃机、发电机、电力机械、工业电缆、航空发电机、飞机整机制作、螺旋桨等是该时期技术引进的重点。池贝制铁所参考美国和德国技术，开发生产了精确度更高的G型旋盘。铁道工业以美国的机车为样本，制造了牵引力更大的C52型机车，从而完全停止了外国机车的进口。钢铁制造技术也有明显进步，八幡制铁所开始建设500吨产量的大型高炉，由于解决了贫矿炼铁的技术问题，满铁在鞍山开始实施高炉炼铁计划。电力事业的发展也很显著，1915年，日本的发电量为57万千瓦，到1930年增加到391万千瓦，15年间增长了26倍^[1]，从而有力地支持了重化学工业的进步，促进了各种电力机械制造业和炼钢、水泥等耗电工业的发展。

据商工省调查，到20年代末30年代初，日本在质量、价格上可以和欧美竞争且具有充分生产能力的主要重化学工业品种有：铁轨、绝缘电线、铁桶、铁管、成型钢材、棒钢、有线及无线电信机、蒸汽涡轮、内燃机、水车、发电机、变压器、电机、轮船、铁路机车、铁道车辆、合成染料、人造纤维、普通玻璃。质量和价格都具有国际竞争力但生产能力较低的品种有：生铁、铁板、特种钢材、纺织机械、汽油、碱灰、烧碱、硫氨、汽车轮胎。能够生产但质量和价格无法与欧美相比的品种有：各类汽车、光学玻璃、厚板玻璃等。^[2]

与工业技术的长足进步相联系，一战以后，日本经济在产业结构上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先看就业人口，1920至1930年10年间，农村就业人口下降了4个百分点，1930年第一产业就业人口的比重降至49%。第二产业就业人数虽然有所增加，但比重几乎没有变化。同期，第三产业就业人口增长较快，意味着农村就业人口的转移主要是被第三产业所吸收。再看国民产值中各产业所占比重的变化。1915至1930年的15年间，农林水部门组成的第一产业由29%降到18%，降低了11个百分点；制造、交通建设等组成的第二产业由37%提高到45%，提高了8个百分点；服务业等第三产业则略有提高。这表明同期第二产业的发展速度远远高于第一、三产业，国民经济的发展主要是由工业牵动的。最后看一下重化学工业在第二产业的制造业中的位置变化。1926至1931年的五年间，制造业中纤维品等轻工业生产比重由62%降到58%，下降4个百分点。重化学工业的比重则由26%上升到29%，提高了3个百分点。考虑到战后国际裁军条约对扩大武器生产的限制作用，应该说重化学工业的这种发展速度是不低的。另据统计，到1931年，日本重化学工业已经接近自给的水平，即化学92%，金属97%，机械97%。^[3]日本学者也认为，“20年代是重化学工业通过引进外国技术并进而实现国产化的时代”^[4]。不过，还应该指出，20年代日本的重化学工业虽然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是全力发展重化学工业还是在发动侵华战争以后。

（二）垄断体制的加强

1920年后发生的经济危机如同大浪淘沙，战前战时成立的企业不得不接受一次洗礼，二流财阀铃木商店等一批企业退出历史舞台，而以三井、三菱为首的财阀垄断资本却在激烈的角逐中更加强大。30年代初期，日本确立了私人资本垄断体制。

卡特尔是资本垄断的一般形式，是同行业企业为维护垄断利润而达成的组织性合作，其主要活动方式和手段不是组织性兼并或资本集中，而是通过契约或协议，在生产数量、产品价格、销售区域等问题上达成一致，采取共同行动。一战前日本的行业卡特尔组织只有7个，活动也不是很频繁。1929年经济危机以后，卡特尔垄断加强，截至1932年，日本已有83个卡特尔，其中的48个卡特尔组织是在1930至1932年间成立的，重化学工业部门的卡特尔为64个。卡特尔的迅速发展，也是日本政府推行的产业政策的结果。为了缓和同业间过度竞争，控制物价下跌，日本政府在1931年4月接连颁布了两项重要法律：一是前述的《重要产业统制法》，它是推进大企业合作与联合的法律。二是《工业组合法》，它是强制要求中小企业加入卡特尔的法律，其对象包括生产火柴、酱油、砖瓦、玩具等日用生活品的企业。

相对于卡特尔，资本垄断的更高形态是行业辛迪加。一战后，日本若干行业部门都出现了少数垄断性大企业。例如，1931年（个别数字是1932年），钟渊等五家纺织厂的棉纱和棉布产量已分别占全国产量的46%和49%。王子、富士和桦太三家造纸企业占全国产量的87%。台湾、明治、大日本和帝国四家制糖企业占全国产量的63%。日本制粉和日清制粉两家企业占全国面粉生产的82%。浅野、小野田和盘城三家水泥制造企业占全国产量的62%。八幡制铁所一家占全国生铁产量的42%和钢材产量的53%。三菱等七家造船企业占全国产量的87%。日立、三菱、富士等五家企业生产的电机占全国产量的90%。三池等七家企业占全国煤炭产量的55%。足尾等五家企业的铜产量占全国的95%。东京电灯、东邦电力等五家企业的发电量占全国的61%。三井、三菱、安田、住友、第一劝业五大银行的吸收存款额和发放贷款额分别占全国的38%和30%。^[5]

与行业部门的资本垄断相比较，康采恩级的跨行业财阀资本垄断进一步强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老牌财阀三井和三菱。^[6]三井财阀，拥有持股公司三井合名，三井银行、三井物产、三井矿山、三井信托、三井生命、东神仓库六大直系公司和王子制纸、钟渊纺织、芝浦制作所、三越等十大旁系公司，下辖东洋棉花、东洋人造纤维、日本制粉、台湾制糖、郡是制丝、釜石矿山、台湾煤矿、上海纺织、汤浅电池、三信建筑、大正海上火灾以及富士制纸、日本制钢所等76家大企业，总资本额8.49亿日元。三菱财阀，拥有持股公司三菱合资，三菱造船、三菱制铁、三菱矿业、三菱商事、三菱银行、三菱海上火灾、三菱信托、三菱制纸、旭硝子、东山农事十大直系公司，日本邮船、明治制糖、麒麟麦酒等11大旁系公司，下辖三菱电机、三菱航空机、三菱仓库、富士电力等40家大企业，总资本额5.92亿日元。尽管与三井、三菱相比相形见绌，但同期其他财阀资本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1930年，安田的总资产为3.63亿日元，住友为1.88亿日元，大仓为1.49亿日元，川崎为0.96亿日元，古河为0.71亿日元。这样，进入30年代以后，日本真正进入了财阀统治的时代。

（三）阶级矛盾的激化

与垄断资本的空前发展相对照，城市工人阶级和农村佃农无产者的生活状况日益恶化，被压迫阶级的反抗愈加激烈。

1918年7月，由于日本政府决定出兵西伯利亚干涉苏维埃革命，引起米价急剧上涨，引发了全国规模的“米骚动”运动。这场运动是以同年7月23日富山县鱼津町渔民家属阻止大米外运为导火线爆发的，其后的两个月间，日本全国37个市134个町139个村发生民众示威或暴动，混乱局面一度导致政府更迭。

进入战后经济危机频发期，战时骤然膨胀起来的资本主义经济也进入调整阶段，而危机与调整的最终承受者则是下层民众。战争期间，第二、三产业就业人数增加了250万人左右，到1919年，非农业就业人口已经超过1000万人。在危机和慢性萧条的20年代，资方摆脱危机的常用手段是增加劳动强度和时间、降低工资及解雇，由此激起了工人阶级的强烈反抗。据统计，1914至1931年间，劳资纠纷逐年增加，1916年发生108起，参加斗争的总人数为8000人，1920年发生282起，3.6万人参加，1930年达到高峰，发生906起，8万多人参加。^[7]这一时期工人运动的目标是提高工资、反对降低工资、要求按期发放工资以及反对解雇等经济上的要求，并且是以前两项要求为主。当时影响较大的工人运动有东京市电、钟渊纺织等大企业的罢工斗争。

工人运动多由工会组织发动，到1931年，日本全国共有818个工会，会员37万人，组织率为8%，在当时的工业国中处于较低水平，主要原因是政府的镇压和组织内部不团结。当时全国性工会组织有左翼的日本劳动组合评议会，中派的全国劳动组合同盟和右翼的日本劳动总同盟。三大工会中，左翼工会在1928年被政府勒令解散，其后多次重建但屡遭镇压。右翼工会主张与资方合作，并在“九一八事变”后表态支持战争。中派工会则在事变后发生了主战派和反战派的分裂，从而弱化了组织工人运动的能力。

农村贫困是20年代日本社会最为尖锐的问题，特别是1929年经济危机发生后，蚕茧、稻米等农产品价格急剧下跌，农民入不敷出，生活更加贫困。在东北农村，甚至出现了农家少女卖身求生的惨景。有泽广巳主编的《昭和经济史》写道，“据闻东北某村妙龄少女1/4被迫卖身，以至于村公所设立了卖身洽谈处，挂有‘卖身者请来此洽谈’的招牌”^[8]。

贫困农民为了改善生活处境，开展了以减轻租税为主要内容的斗争，1920年408次35万人，1925年2208次135万人，1931年3419次81万人。^[9]农民运动多由农会组织，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初，农会数保持在4000左右，全国性农会组织有左派的全农全国会议，中派偏左的全国农民组合，中派偏右的日本农民组合总同盟，以及右派的日本农民组合。这些全国性农会组织，不仅相互对立，而且内部不断分裂，因此未能很好地发挥组织作用，致使这一时期的农民运动只能孤立、分散地进行，无法形成大规模的农民运动。30年代以后，农民斗争次数有所增加，但参加斗争的人数和规模反而出现了萎缩现象。

无产阶级政党和农会在天皇制的压迫下始终处于弱势，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土地问题，也无法帮助贫苦农民摆脱困境，这就客观上为民间右翼势力和下级军官在拯救农村、改造国家口号下发起法西斯运动留下了土壤和空间。

（四）垄断资本的对外经济扩张

经济危机的频发和阶级关系的紧张，意味着垄断资本的发展遇到了瓶颈，于是扩大资本输出便成为摆脱其困境的途径。1913至1932年，日本的对外贸易规模增长一倍以上，贸易结构也出现了若干变化。在外贸的对象区域及国别方面，与战前相比，进口：欧洲所占比重由30降到10，北美由19增至28，亚洲由47增至51，非洲等其他地区增加了10个点左右。出口：欧洲减少9个点，美国增加9个点，亚洲增加13个点。^[10]可见，日本外贸的地区结构已由战前的亚洲、欧洲、北美（主要是美国）三个重点地区，变成了亚洲和北美两个重点地区。

在进出口商品结构方面，从欧洲的机械类进口减少，从美国的同类进口显著增加。从亚洲各国进口工业原料及农产品同时出口机械及工业品的状况没有变化。

在贸易收支方面，一战后多数年度入超，造成正币储备急剧减少。其中对欧洲贸易仍然是连年入超，唯独对英国贸易出超。对美贸易开始连年出超，之后随着机械类进口增加而出现入超。对亚洲贸易总体上始终保持出超基调。

一战以后，由于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日本的对华出口压力增大。为此，日本资本开始大举进入中国，在中国投资设厂，以便利用日本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使用中国的丰富资源和廉价劳动力，降低生产成本，压倒中国民族工业，占领中国市场。这样一来，日本不仅与中国的民族工业产生了正面冲突，而且与其他列强争夺中国市场的矛盾也日益尖锐化了。有关统计表明，迄20世纪初，日本的对华投资还微乎其微，但1914年已占外国对华投资的14%，继英、俄、德之后列第四位。此后，日本投资急剧增长，到1931年，其对华投资已占外国对华投资的35%，与最大的对华投资国英国并驾齐驱。^[11]

从日本对华投资的区域看，1914年以前重点是中国东北，官民合资的“满铁”堪称代表。其后加快了在中国内地投资的步伐，重点城市是上海、天津、武汉和青岛。20年间，日本对华资本输出额由3.85亿日元猛增到17.48亿日元，扩大了4.5倍。^[12]

从日本对华投资的产业分布看，在东北是掠夺煤铁资源并组织重工业生产，在内地则主要向盈利较大的纺织业部门投资。一战后，日本的“在华纺”与中国的“民族纺”竞争激烈，民族纺在工厂数量、设备能力和生产规模上始终占据优势，但使用国产棉进行粗纺生产，利润较低，部分采用精纺的公司也因依赖日本的商社进口印度棉而提高了生产成本。“在华纺”多使用印度进口棉进行精纺生产，其原料进口为同系财阀商社承担，因此盈利水平较高。可以说，近代中国的民族工业是在日本和欧美资本强力挤压的缝隙中艰难地发展生存的。

日本对华资本输出及利润的扩大，刺激了垄断资本进一步向中国扩张的欲望，日本政府则利用和制造各种机会，为垄断资本的经济扩张保驾护航。1927年和1928年，日本政府曾以保护侨民为借口，悍然向中国山东出兵，激化了中日间的矛盾。

综上所述，一战后日本经历了三场经济危机的冲击，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经济政策的操作促进了私人资本垄断和国家资本垄断，产业结构急剧向重化学工业倾斜，但却未能起到社会安定的效果。国内社会矛盾的深化和对外关系的紧张，成为其后日本内部矛盾外部解决、进而铤而走险走上武力侵华道路的重要动因。^[13]

注释

[1]桥本寿朗：《现代日本经济史》，岩波书店，2000年，第47页。

[2]山崎隆三编：《现代日本经济史》，有斐阁，1985年，第32页。

[3]大石嘉一郎编：《日本帝国主义史2世界大恐慌期》，东京大学出版会，1987年，第120页。

[4]山崎隆三编：《现代日本经济史》，有斐阁，1985年，第31页。

[5]山口和雄：《经济学全集12日本经济史》，筑摩书房，1972年，第254—257页。

[6]以下数据资料引自有泽广巳监修《昭和经济史》，日本经济新闻社，1976年，第70—71页。

[7]三和良一：《概说日本经济史》（近现代），东京大学出版会，2002年，第106页。

[8]有泽广巳监修：《昭和经济史》，日本经济新闻社，1976年，第59页。

[9]山口和雄：《经济学全集12日本经济史》，筑摩书房，1972年，第269页。

[10]参照三和良一《概说日本经济史》（近现代），东京大学出版会，2002年，第8-1表和第11-4表。

[11]高村直助：《日本资本主义史论》，密涅发书房，1980年，第138页。

[12]长冈新吉等：《近代日本经济史》，日本经济评论社，1980年，第142页。

[13]原文刊于《世界近现代史研究》2014年第十一辑。

四、垄断经济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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