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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频繁更迭的自民党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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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

作者：吴廷璆等

三频繁更迭的自民党政权

福田内阁的主要业绩是在外交方面。福田在“大福之争”中败给大平。大平政权面临自民党几近分裂的局面，党内经历了一次有名的“四十天抗争”。

各在野党在“保革伯仲”的形势下试图成立联合政权，但终因意见不一，各行其是，反而帮助自民党得以维持政权，并将“革新自治体”推向解体。

铃木内阁具有“过渡内阁”的性质，其推行的行政和财政改革，大多停留于纸上谈兵，给人以虎头蛇尾的印象。

（一）短命的福田内阁

1976年12月23日，在没有竞争对手的情况下，自民党选举福田赳夫为总裁。12月24日，福田赳夫内阁（1976.12.24—1978.12.7）成立，众参两院都是以一票之差的刚过半数通过的。由此可见，福田内阁一上台，无论与在野党的关系还是执政党内部，都面临着严峻的局面。

福田赳夫是一位长于经济的老资格政治家，曾任历届内阁大臣和自民党要职，一向主张稳定增长政策，从政治经验和能力上看，早就被视为首相候选人。但是，此次组阁是在自民党派系斗争激化、濒于分裂的情况下产生的。在人事安排上，党内“三巨头”分别为：干事长是大平正芳，总务会长是田中派的江崎真澄，政调会长是三木派的河本敏夫，在党内人事上反福田色彩比较浓厚；在内阁方面，大平派4人，福田派、田中派、中曾根派各3人，三木派2人，吸收了7位新人入阁。内阁的威望并不高，支持率徘徊在20%—29%之间，但“大福合作”的格局使当时的局势稳定下来。

面对自民党日趋衰退的状况，福田决心承袭三木内阁提出的改革方针，以以下三点为核心改革自民党：一、消除金权体质和派阀抗争；二、改善长老政治的体质；三、实行由全体党员参加的总裁公选制度。^[1]在消除派系、实现自民党“现代化”方面，1977年春自民党成立了“党改革实施本部”，福田自任本部长。在1977年4月25日举行的临时党大会上，决定建立由全体党员参加的总裁预选制度，为解散派阀做好了准备。随后，自民党决定“断然解散派阀”。福田首先带头解散了“八日会”，接着大平派的“宏池会”和田中派的“七日会”也相继宣布解散。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举措并未产生任何实效，派阀仍名亡实存。解散不到一年，旧田中派成立了“政治同友会”，派阀在党内又公开恢复活动。在以权力斗争为己任的政界，“解散派阀”的主张不过是画饼充饥而已。

福田上台后，当务之急是要通过1977年度的财政预算。福田一向主张财政紧缩政策，在田中内阁时期，福田成功地解决了通货膨胀问题。他上台之后打算继续推行紧缩政策。但是，他的这一政策在预算委员会受到抵制，最后不得不做出修正。政府提出的预算案在国会做出修正，这还是日本战后以来的第一次。

福田内阁是在“大福合作”的前提下产生的。福田内阁初期，在1977年7月参议院议员选举中，“大福合作”以微弱多数避免了“保革逆转”局面的出现，达到了维护保守政权的目的，暂时缓和了自民党的内部矛盾。福田本想强调“协调与团结”的精神，致力于他所擅长的经济领域，但由于他参与了“倒三木”活动，而三木积极主张查明“洛克希德事件”真相，所以一般人认为，福田有企图隐瞒“洛克希德事件”真相之嫌，对他的印象并不好。

1977年11月，福田通过内阁改组建立起自己得力的内阁，为了进一步巩固政权基础，福田必须解散众议院，举行大选。因为，如果福田能在大选中获胜，那么，在其后的总裁选举中也就有可能取胜。正因为如此，大平派和其他派阀都极力反对解散众议院，纷纷指责福田解散众议院毫无道理，大福之间展开公开较量，1978年夏，“大福之争”达到顶峰。在自民党的254名议员中，除福田派以外，田中、大平、三木等派据说有160人签名反对解散众议院。福田迫于形势，曾明确表示“不解散”国会，“也不作（总裁选举）的候选人”。但不久又表示“想解散众议院”。福田出尔反尔的举动，“既表示出他本人和福田派的保持政权的欲望，又反映出受到规定任期为二年的‘大福密约’的重压；既说明他想把现世的活佛当下去，又说明他想成为转世的灵童”。^[2]

自参议院选举之后，大福关系出现裂痕，合作关系不复存在，尔后围绕众议院解散问题大福矛盾公开化，进而发展到为争夺下一届总裁而互相拆台。后来福田为了竞选下届总裁而自食其言，背弃了两年后将政权禅让大平的许诺，大平派也加紧了竞选下届总裁的活动。在党内各派的反对下，福田未能解散国会。到1978年7月中旬，实际上已有4人（福田、大平、河本敏夫和中曾根康弘）决定竞选总裁。1978年10月31日，自民党举行了首次总裁预备选举，预选结果，大平获55万张票而遥遥领先，福田只获47万余张票屈居第二。在国内舆论的压力下，本来满怀信心的福田，怀着“人心莫测”“军之将无以谈兵”的心境宣布退出正式选举。这样，大平正芳在1978年12月1日举行的自民党大会上未经投票便被推举为总裁，随后成立了第一届大平内阁（1978.12.7—1979.11.9）。

福田在选举中失败，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重要原因应归咎于福田自身“解散派阀”的主张。如前所述，福田一向对派阀活动持批判态度，并力主解散派阀，这无疑起到削弱本派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对方却充分发挥了派阀的力量，争取到更多的选票，这一事实也说明派阀的重要性。如果说“廉洁的三木”失败在于触动了自民党的“金权政治”，那么福田的失败则在于触犯了自民党的另一个要害“派阀”。由此可见，“金权”与“派阀”在自民党政权中占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

福田内阁的主要业绩是在外交方面。1977年8月，福田出访东南亚，出席了东盟扩大首脑会议，在马尼拉发表了题为《我国的东南亚政策》的演讲，其核心有以下三点：一、日本决心不做军事大国，从这一立场出发，为东南亚及世界和平与繁荣做贡献；二、日本要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成为东南亚各国的真正朋友，建立起心心相印的相互信赖关系；三、日本站在“对等合作者”的立场，努力加强与东盟各国的团结，在实现东盟各国的自主性方面积极予以配合。同时，与印支之间建立相互理解的关系，为促进整个东南亚地区的和平与繁荣而做出贡献。^[3]这就是有名的“福田主义”。

“福田主义”（又叫“马尼拉主义”）是战后日本第一次阐明了日本对东南亚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是1970年代以后日本东南亚政策的核心。虽然早在1970年佐藤首相就作了“日本不做军事大国”的承诺，但福田在这次演说中对此作了更加明确和详细的表述。同时表示日本不但在经济方面，而且在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与东南亚各国建立“心心相印”的关系，站在“对等合作者”的立场，与东南亚各国展开全面的国际交流，而不仅仅是“钱包与钱包的关系”。

福田首相为了表示“心心相印”的诚意，在与东盟各国首脑会谈时提出日本拿出100亿日元建立“文化交流基金”的设想。同时对东盟提出的“共同工业化项目”表示予以合作，商定合作金额大约1000亿日元。福田主义意味着日本在越南战争结束以后代替美国积极插手亚洲事务的态势。对此，日本舆论界都做出了积极评价。《朝日新闻》指出：福田“外交三原则，可以说展示了目前日本别无选择余地的方向。它一方面是从日本本国考虑，将东南亚作为日本的市场，同时也是改变了过去一贯追随美国反共战略的方针。是在过去外交走投无路之后重新确立新型相互关系的困难事业”。^[4]

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是福田内阁的又一外交业绩。

自从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中日之间的友好往来和经贸关系，基本上得到顺利的发展，相继签订了《中日贸易协定》《中日航空协定》和《中日渔业协定》。《中日联合声明》中也规定，两国政府“为了巩固和发展两国间的和平友好关系，同意进行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为目的的谈判”。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进展迟缓。

1977年9月10日，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接见日中友好议员联盟访华团时表示，如果福田首相有决心，条约问题会很快解决。从此，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速度加快。中国在1978年3月召开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早日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对有争议的钓鱼岛问题，^[5]双方达成“搁置起来”的共识，从而为缔结条约扫除了一个现实的障碍。1978年7月21日，重开中断了2年零7个月的谈判。8月12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在北京签字。10月23日，邓小平副总理应邀访日，举行条约互换仪式，至此，条约正式生效。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它是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的继续和发展，标志着两国睦邻友好关系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从此，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的交流更加广泛地展开。同时条约的缔结，对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在国内政策方面，福田内阁在抑制田中内阁时代的“狂乱物价”方面很有成效，将物价上升率由1975年的11.8%降到1978年的3.8%，可以说功不可没。

一般认为，在政治态度和国内政策方面，福田属于“鹰派”。福田在“有事立法”问题上的表现便可见一斑。1978年7月19日，统合幕僚会议议长栗栖弘臣在接见记者时表示“紧急时自卫队也可以有超出法规的行动”，^[6]引起社会舆论大哗。7月28日，防卫厅长官金丸信将栗栖撤职，但这一事件却在自卫队内部引起文职人员和军人之间的对立公开化。其实，撤掉栗栖只不过是为了掩人耳目，因为在撤掉栗栖的前一天福田曾指示要促进“有事立法”和“有事防卫”的研究。在11月27日召开的第17次日美安保协议委员会上，福田内阁又决定了“日美防卫合作”的指针，表示“有事时自卫队和美军可采取共同应对行动”。另外，在福田内阁后期的1978年6月14日，召开了由411名众参议员参加的“元号法制化促进国会议员联盟成立大会”，8月15日，福田以首相的名义参拜了靖国神社。这一切都可以说是福田内阁的“鹰派”行动。

（二）大平内阁与自民党的派阀之争

大平正芳在内阁成立时发表的演说中表示：“政治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政治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我都要把这些如实地告诉国民，一方面最大限度地尊重国民的自由创造精神和活力，一方面在面向21世纪的重大转折时期决心勇往直前。”^[7]在施政演说中又表示：“我遵从民主的原则，以谦虚和灵活的姿态坦诚相见，将当前的困难公之于众。站在取信于民的立场上，对严峻现实采取有效对策，形成集思广益的政治局面。必须改变政治对国民生活的过分介入和国民对政治的过分期待。”^[8]大平的这一思想可以说是灵活的现实主义和“信赖与协商的政治”。他一向主张，政治的作用是有限度的，“政治能达到60分就可以了”。大平的政治思想决定了他是一个谦虚、务实的人，具有首尾一贯的作风。

但是，福田与大平形成鲜明的对照。福田认为，“政治是最高的道德”，主张政治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但实际上他又做不到，只是把理想和目标挂在口头上，这种缺乏现实性的过高的理想就往往变成机会主义，实际行动却又毫无原则。

在派阀问题上，二人的想法也正好相反。大平认为派阀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派阀是基于人的本性的一种表现，既然人的价值观和认识是多种多样的，那么派阀就是没法否定的，甚至可以说派阀竞争能带来一定的活力；而福田则几乎是对派阀持否定态度，他认为，派阀是“万恶之源”，不认为价值观多样性有什么积极意义。总之，大平和福田之间的分歧，权力斗争方面的利害冲突固然是主要的，但思想意识方面的差异也是相当大的。

大平政权是自民党历史上第一个在打倒前任政权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政权。这种通过全体党员选举，并由击败前任总裁的人出任新总裁，自民党成立以来还从来没有过。正因为如此，在自民党内留下了一个很难化解的“总裁选举后遗症”。不但福田本人耿耿于怀，福田派和其他派之间也留下了很深的隔阂。这样，大平政权上台伊始，就要面对党内这样一个一分为二的局面。

矛盾首先表现在党内人事安排上。大平准备起用本派的铃木善幸出任干事长，但遭到反主流派的强烈反对，理由是三木内阁成立时有约定，总裁和干事长不得同属一派，福田内阁时也是由大平担任干事长的。而大平则认为，自己是通过公开选举当选总裁的，不应受上述约定的约束，但反主流派不同意这一说法，于是改由斋藤邦吉出任。斋藤虽然也属于大平派，但派性比铃木小，福田派勉强同意。另外，总务会长是福田派的仓石忠雄，政调会长是三木派的河本敏夫。内阁方面，大平、福田、田中派各4人，中曾根派3人，三木派2人入阁，基本上是一个派阀均衡型内阁。

在组阁后的半年期间，大平政权相对比较平稳。在地方统一选举中，出现保守势力东山再起的势头，自民党联合公明党和民社党推选铃木俊一出任东京都知事，取代了长达12年的美浓部亮吉都政。民意测验也显示出因“洛克希德事件”而锐减的自民党支持率在回升，由1977年2月的37%上升到1979年8月的52%。^[9]1979年6月，在东京成功地举行了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然后便着手准备解散议会和举行大选。

9月3日，大平首相在众参两院正式会议上发表了等于宣布解散众议院的表示信念的演说。7日，社会、公明、民社三党提出对政府的不信任案，政府宣布解散众议院。大选前，大平内阁保守预计自民党可以确保获得260个议席，财界也预测可以有278人当选。福田、三木、中曾根三派虽反对解散众议院，但都不怀疑自民党获胜。然而，10月7日大选的结果，却与预料的相反，自民党只获得248席，远远不够过半数，创历史最低记录，加上无党派的14席，才勉强过半数。失败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因为乱立候选人而连续出现两败俱伤的情况；二是大平首相作为竞选保证提出的“重建财政”（实施一般消费税）遭到在野党的反对而搁浅。加之以日本铁道建设公团为首的中央省厅、公社、公团的非法经营，因内部检举而连续曝光，对反对“重建财政”起到火上浇油的作用。

以此为契机，自民党内派系斗争又趋激化，福田、三木、中曾根三派要求大平下台，因为福田和三木都是在总裁预选或大选失败后下台的。大平自信在党议员总会上投票他能取胜，所以经过多次大福会谈和讨价还价，大平仍表示不引退。田中派力主大平留任，还暗地里在中曾根派和中间派里培植大平的支持者。为了与大平对抗，反主流三派和中川集团成立了“自民党改进会”，准备对主流派进行瓦解工作。11月1日，反主流派召开“自民党改进会”总会，共有151人参加，其中众议院115人，参议院36人，他们共同推举福田为首相候选人。另一方面，主流派这一天也由党执行部召开了议员总会，但会场被反主流派占据，他们的少壮议员和秘书团在会场的入口处用桌椅搭起了壁垒，主流派的人把这些壁垒拆散踢倒，进行了一场名副其实的武斗表演，全国的电视观众都看到了这一精彩场面。出席主流派总会的共有197人，其中众议院120人，参议院75人，会上决定大平为首相候选人。自民党推出两名首相候选人，这在自民党的历史上还是首次。

经过多次协商，双方未达成一致意见，在11月6日的众议院总会上，已经撕破脸的主流派和非主流派，彼此怒目而视地鱼贯进入会场。投票结果是：大平得135票，福田得125票。在野党各自投了本党首脑的票。进行第二轮决选投票，大平得138票，福田得121票，新自由俱乐部投了大平的票，在野党弃权，如果民社党投福田的票，福田就很可能当选，可见田中、大平派在在野党中影响较大。在参议院进行决选投票时，大平得97票，飞鸟田一雄（社会党委员长）得52票。

1979年11月9日，第二次大平内阁（1979.11.9—1980.6.12）成立。中曾根派的樱内义雄出任干事长，铃木善幸任总务会长，福田派的安倍晋太郎任政调会长。新内阁中，大平派（大平本人除外）、田中派、福田派各4人，中曾根派3人，三木派2人，无派阀1人，由不是议员的大来佐武郎出任外相。这次改组，仍然是一种派阀均衡的人事安排，这样，大平算是渡过了危机，但国民对新内阁的评价并不高。据12月11日《朝日新闻》的民意测验，内阁支持率为18%，不支持率为38%，这都是表示内阁接近崩溃的数字。

从11月初党内斗争激化到12月初新内阁组成，自民党经历了一次有名的“四十天抗争”。历时一个多月的党内抗争，自民党虽已遍体鳞伤，但总算没有分裂。

“四十天抗争”的积怨成为日后解散国会的导火线。进入1980年，自民党内的抗争仍在继续，福田、三木等非主流派组成“自民党刷新联盟”（简称“刷新联”），与大平政权针锋相对。

另一方面，公明、民社两党曾就“中道联合政权”达成协议，社会党也提出“社公（社会党、公明党）联合政权”的构想。本来，社会党和民社党之间的鸿沟很深，在公明党的撮合下三党还是在不断倾轧之中走到一起来了。在每年一度的通常国会期间，社、公、民三党频频进行国会对策委员长会谈，同意在审议重要法案时采取同一步调。

5月16日，社会党提出对内阁不信任案。本来社会党是为了在参议院选举时给自己制造点声势，并没有想到这个提案会通过。但该提案得到了公明、共产、民社三党的支持，而自民党的福田、三木等派的70多人在投票时缺席，“显然有意”缺席的自民党议员为69人，其中福田派35人，三木派25人，结果竟使该不信任案以243票赞成和187票反对的悬殊表决结果通过。^[10]内阁不信任案的通过，是自民党建党以来的第一次，是自民党政权日趋衰败的一次总爆发，表明自民党一党统治已经出现“末期症状”。

大平立即召开内阁会议，决定解散众议院，并于6月22日同时举行第36届众议院大选和第12届参议院通常选举。这是日本历史上第一次众议院和参议院在同一天举行选举。

但是，自民党内部就自民党议员缺席一事产生严重对立。中曾根本人对缺席一事持强烈批判态度，宣布退出反主流派，“刷新联”原计划成立新党，后因资金没有准备好，又不知新党能否在选举中获胜，所以未敢轻举妄动，5月20日成立了以“刷新联”为核心的“党再生协议会”（简称“再生协”）。另一方面，党执行部（主流派）起初主张一定要开除缺席者的强硬方针，但后来也采取了承认既成事实的态度。这样，主流派和反主流派经过协商，双方同意在选举时停战。而“停战”的真正原因是，一方面，“再生协”议员担心再闹下去会在选举中落选，另一方面，财界害怕自民党分裂和政局混乱，表示必须以党的团结为前提才会提供政治资金。

大平正芳受“五·一六”事件的打击，面对自民党濒于分裂和政局动荡的局面，已经心力交瘁。在5月30日公布参议院选举的这一天，大平首相在东京新宿开始首相演说。演说时虽然热情很高，声音很大，但使人感到他有些过于疲劳。演说完后便因患狭心症住院，12日凌晨病情急剧恶化，6时许逝世，享年70岁。他是战后日本第一个在任期间去世的首相。

大平之死，唤起了国民的敬仰和同情，1980年6月22日，众参两院同时选举，选举结果，自民党取得了出乎预料的胜利，达到稳定的过半数议席，有人认为，这是大平正芳用生命换来的胜利果实。众议院议员选举的投票率，由上次的68%上升到此次的74.6%，大约增加了500万张票。自民党的绝对得票率由30%增加到34.9%，比上次增加了420万张票。在众议院，自民党的议席比上次增加36席，总数达到284席，如果连新自由俱乐部算在内，总保守派议员达到305个议席^[11]，社会党与上次持平，仍为107席，公明党、民社党和共产党都有较大幅度的减少，新自由俱乐部由4席增加到12席。在参议院，自民党的议席增加11个，达到135席（改选前为124席），得票率在全国选区增加6.7个百分点，在地方选区增加3.8个百分点，民社党持平，社会党和公明党都有所减少。^[12]这次同日选举，一举改变了国会的“保革伯仲”局面（改选之前，包括共产党在内，在野党为244席，自民党为258席，几近“保革伯仲”）。^[13]

尽管如此，自1972年大选以来，由于田中、大平的激烈对抗，自民党的支持率持续下降，自民党政权内部也相互掣肘，无所作为。应该说，福田和大平都是出色的政治家，然而，在激烈的竞争中，双方都在毫无建树的情况下，一人悄然退出政坛，一人猝死在任上。

这期间，自民党的主要派阀也发生了较大变化，最明显的事实是福田派的衰落，这一方面是因为福田派议员年龄偏高，按照自然规律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另一方面，福田解散派阀的思想对本派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三木派也出现衰退的倾向。另一个显著特点是，总裁派阀和干事长派阀势力增强。除1976年事实上的分裂大选之外，总裁派阀和干事长派阀一直保持着优势地位。这期间，由于船田、水田、椎名、滩尾等长老政治家先后去世，中小派阀也被卷入大派阀的激烈竞争之中，自身则逐渐消失了。

1970年代以来，自民党在国会中呈现颓势，原因之一是选民结构发生了变化。自民党的选票一向主要来自农村，自民党多年来实行的保护农业和农民利益的政策赢得了大多数农民的支持。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自民党的选举地盘。但是，自民党势力下降的根本原因还是它的政策失误和政治腐败。田中角荣的“列岛改造计划”的失败和“金权政治”是最明显的例证。自民党这一政治结构上的滞后现象，成为自民党政权危机频出乃至到1990年代自我崩溃的根本原因。

表4.1 1970年代自民党主要派阀概况^[14]

注：（）内为参议院的议席数。

自从1976年12月自民党在大选中失败以后，在国会中议席几近半数的各在野党在众议院16个常任委员会中占去7个，大大增强了政治发言权。在“保革伯仲”的有利形势下，各在野党开始探讨成立联合政权的可能性。但围绕自民党后的政权构想，各在野党之间难以达成一致意见。社会党提出“所有在野党国民联合政权”的口号，公明党提出“共产党除外的中道革新联合政权”，民社党也提出“革新联合国民政权”，共产党则提出“以社共为核心的民主联合政权”，在联合方针上出现对立。尤其是第一大在野党社会党内部左右两派分裂加剧，副委员长江田三郎于1977年3月脱离社会党，成立“社会市民联合”，不久江田病逝。在1977年参议院选举中，社会党大败，委员长成田知巳和书记长石桥政嗣引咎辞职。1978年3月，“社会市民联合”与前不久脱离社会党的田英夫等人组成右派中道路线的“社会民主联合”（社民联），这样，社会党力量更趋削弱。

在野党的各行其是，不但帮助议席不断减少的自民党得以维持政权，而且也将原来共同努力建立起来的“革新自治体”推向解体。在1978年京都府知事选举中，革新阵营分裂，使自民党推荐的候选人趁机上台，连续29年之久的革新政权就此终结。随后，东京都及其他地方政府也接连被保守派所取代。

1979年10月大选之后，在执政党和在野党的力量对比不相上下的背景下，各在野党趁自民党失败和党内混乱之机，再次提出建立联合政权的构想。首先，社会党改变过去所主张的“全体在野党共同斗争”路线，提出了以社、公为核心建立联合政权的主张。这是因为，1979年大选以后，虽然自民党遭到重创，社会党也同样减少了议席，呈现长期低落的倾向，于是，社会党开始试探同处于上升趋势的公明党接近。10月16日，社会党和“总评”商定，在1980年的参议院选举中，将采取社、公联合的选举方针，同时与共产党划清界限。但公明党方面对社会党的动向一时持怀疑态度，经双方会谈后才决定设立“政权协议委员会”。

这一时期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在野党为了向夺取政权的目标靠近，都采取了“更加现实的”政策，这一点充分表现在对《日美安保条约》的态度上。在此之前，社会党一贯主张，一旦国民联合政府成立，便将通知美方废除《日美安保条约》。但1979年10月，社会党委员长飞鸟田一雄首次访美时改为“在日美之间协商的基础上予以废除”的新方针，认为采取单方面通知的形式“只会招致混乱”。公明党在当时召开的党代表大会上，原则上同意“通过日美两国间谈判协商废除”的方针，但又认为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国际条件。在这些条件尚不具备之前，《日美安保条约》还可以继续存在下去。与此同时，在社会党内部，左右两派围绕“日本的社会主义道路”问题又展开了论争。^[15]

按照各在野党与自民党的距离，可把它们排列为新自由俱乐部、民社、公明、社民联、社会、共产这样的次序。全体在野党的联合是不可能的，尤其困难的是民社党与共产党的联合。公、民两党在政策上比较接近，关系也密切，所以，1979年12月，首先民社党和公明党就中道联合政权构想问题达成协定，并且着手开展以公明党为中介的社、公、民联合工作。

但是，在众参两院同日选举中自民党的大胜和在野党的大败，再次打乱了在野党的阵脚，各党又不得不重新修改刚刚开始摸索的联合政权构想。其中公明党在1980年12月的党大会上，采取了“当前认可”《日美安保条约》和自卫队的方针，表明了比民社党更右的姿态。这时，社会党左派虽然要求终止社、公联合，但最终还是没有放弃这一构想。对社会党的这一动向，共产党持强烈批判态度，从而更加拉大了两党的距离。

总之，1970年代以后，越来越分化的各在野党始终未能实现联合政权。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由于各在野党政见不一，甚至相去甚远，没有形成统一的抗衡力量；二是经济高速增长以后，由于物质生活的改善，多数国民“中流意识”增强，阶级对立意识淡化。同时，社会结构的复杂化使国民所关心的热点更加分散。不同的群体之间再没有同一的利害纽带来维系。对大多数国民来说，即使感到自民党不尽如人意，但也不希望根本改变日本现状；三是在野党的党内斗争和不断分化削弱了自身的力量。

（三）铃木内阁与“和的政治”

大平在选举战中去世以后，能够继任总裁的人物一般认为是中曾根康弘、河本敏夫、宫泽喜一或伊东正义。中曾根在佐藤之后“三角大福中”的总裁候选人中，是唯一一位还没有就任总裁的人物。河本是三木派的继承人，在这次总裁预选中也跃跃欲试。宫泽已被公认为是宏池会（大平派）的新秀。至于伊东，早在战前就是大平的盟友，曾任大平内阁的官房长官，大平猝死后任首相临时代理，所以暂定下任总裁的可能性最大。

但是，中曾根遭到福田的反对，宫泽被田中所排斥。大平派接班人铃木善幸本来想推举宫泽为总裁，但派内的反宫泽势力与田中派勾结，拥立与田中亲近的铃木，福田派也予以支持。于是，田中、铃木、福田三派再次联合，在7月15日自民党两院议院总会上，以西村英一副总裁裁定的形式，全场一致推举铃木善幸为总裁。

铃木内阁（1980.7.17—1982.11.27）于1980年7月17日成立。标榜“和的政治”的铃木内阁实际上是自民党为了回避难以摆脱的政治危机而“共同撮合”的产物，连铃木本人也承认“我充分感到缺乏担任总裁的能力”，“没花一分钱就当上总裁的，我还是头一个吧”。^[16]铃木就任首相时对记者团发表谈话说：“我不是为了将来当总裁和首相而进入政界的。因此，也不曾像历届首相那样提出自己的政策而争当总裁。……自由民主党的政策即是作为党总裁的我的政策。”^[17]可以说，铃木内阁从一开始就具有“过渡内阁”的性质。有人称他是“日本株式会社”的主持人，是调和派系斗争的最佳人选。

日本财界对自民党这种“自毁门庭”式的分裂状况极为不满，要求自民党以大局为重，继续维持政权。1980年5月20日，经济四团体首脑与自民党总务会长铃木善幸等人会谈。在这次会谈中，自民党要求追加50亿日元的政治资金应付大选，以此作为避免自民党分裂的条件。财界答应了这一条件，随后自民党在众参两院同日选举中因大平之死而戏剧性地大获全胜。铃木善幸便以此胜利为背景，被推举为大平首相的继承人。由此可见，财界在推举大平继承人的过程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

铃木就任总裁有几个独特之处。首先，第一次由非派阀领袖人物出任总裁。过去，一向是为将来当总裁的人物率领派阀，或者说，派阀是以追求总裁权力为目的的组织。铃木虽然在大平死后不久就任宏池会代表，但那毕竟具有临时性质，并非宏池会会长。铃木就任会长，大平派成为铃木派，是在铃木就任总裁之后。这和过去的惯例正好相反。第二个独特之处是，铃木打出“和的政治”的口号。用铃木自己的话说，所谓“和的政治”，即“对话的政治，追求公正的政治”，“不患不足而患不等的政治”。^[18]自从1972年田中和福田发生冲突以来，自民党内部的对立异常激烈。一方面招致国民的不满，同时也使三木政权、福田政权、大平政权陷于派阀抗争之中而显得无所作为。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讲，过去的派阀领袖们在追求总裁权力的过程中，都清楚地阐明将实施怎样的政策。而且，为了取得政权，都将这些政策公之于世。但是，铃木在这些方面都是一个未知数。铃木一向以党内协调人著称，曾8次出任总务会长，这些经历说明他的确是一个少见的党内协调人角色。

另外，铃木是以社会党议员的身份开始走上政治舞台的，正因为如此，在气质上他应属于自民党的鸽派。在执行政策方面，不论任何事情，似乎都没有一个固定的主张，这也是他总是扮演协调人角色的原因之所在。

乘自民党大选胜利的东风，铃木政权顺利启航。在党内人事方面，中曾根派的樱内义雄出任干事长，岸信介的女婿、福田派接班人安倍晋太郎留任政调会长，同时起用田中派的二阶堂进为总务会长。在内阁方面，起用中曾根为行政管理厅长官，河本为经济企划厅长官，宫泽喜一为官房长官，因支持大平而脱离中曾根派的渡边美智雄任大藏大臣，中川派的中川一郎任科学技术厅长官。按派别划分，内阁成员中，铃木派5人，田中派、福田派各4人，中曾根派、河本派各2人，是一个典型的派阀均衡内阁。福田派受到了特殊关照，显然是一种回报，因为如果没有福田派的支持，铃木内阁是成立不起来的。

铃木上任后提出的最大许诺是进行行政和财政的改革。铃木内阁决心进行行政与财政改革，是有其社会背景的。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随着事业的发展，日本政府的财政预算规模逐年扩大，行政机构和人员也不断膨胀。池田内阁时期曾成立了临时行政调查会，进行行政改革（第一次“临调”）。但第一次“临调”答询中提出的40项改革建议，只有11项得到完全实施。田中内阁为了推行“列岛改造”计划，曾发行大量的建设公债。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后，经济转入低速增长，人口老龄化和财政危机等问题更加突出，主要靠税收支撑的政府预算出现巨额赤字。为了弥补税收不足，政府从1975年起开始发行“赤字国债”，国债发行额与年俱增，到1980年，国家预算收入依靠公债的比例高达32.6%。与此同时，经济滞胀和税收大幅度下降，财政危机日益严重，进而影响到经济的发展和政局的稳定，财政危机已成为重大的政治问题。

大平内阁成立后，面对庞大的财政赤字，提出“维持景气”和“重建财政”的紧急课题，并把1980年作为“行政改革元年”，着手进行行政改革。但由于一方面忙于调整党内矛盾，一方面提出了“通过增加税收重建财政”的口号，触及了国民十分敏感的“增税”问题，因此不但改革未成，反而招致大选失败和政局混乱，乃至危及政权的存废。

铃木内阁成立时，公债总额高达82万亿日元，到期还本付息的公债每年以25%的速度增加。另外还有40万亿日元的地方债。鉴于大平内阁因提出增加一般消费税而引起群众强烈不满的教训，铃木提出“在不增税情况下重建财政”的基本方针。为了推动行政改革，采纳行政管理厅长官中曾根的提案，内阁会议决定设立“第二次临时行政调查会”（简称第二次“临调”），作为首相咨询机构，并于11月通过了《设置法》。1981年3月，任命“临调”委员9人（其中财界3人，劳工界2人，中央官界、地方官界、言论界、学术界各1人），顾问6人，专门委员21人，参与58人，从中央各省厅抽调一批年轻官员任调查员，其中经验丰富的官僚占三分之一，“经团联”名誉会长土光敏夫出任会长，整个班子多达近200人，有“小官厅”和“有组织的智囊集团”之称。自民党内甚至称其为“另一个政府”。

早在第二次“临调”正式成立之前，土光敏夫就向铃木首相提出了如下个人的“建议事项”，铃木首相对此表示完全赞成，并答应实行。

1.行政改革的坚决实行，全在首相的决心。我既然要出任临时行政调查会会长，就得付出最大的努力，做到详尽审议和提出使人满意的报告，但也希望首相明确表示必定实行这一报告所采取措施的决心。尤其是希望首相不仅要对各省厅，而且要在自民党内发挥强有力的领导作用。

2.国民对行政改革抱有极大的期望。不必学习美国的里根政权，而要设法使行政彻底合理化，致力建立“小政府”，不依靠增税来实现财政再建，乃是临时行政调查会的重大使命之一。作为首相，请明白这一点。

3.我认为，行政改革不能单以中央政府为对象，也要包括各地方自治体的问题，以对日本全国的行政彻底进行合理化和精简化。关于这一点，也请首相在思想上有明确认识。

4.这时，极力设法消除3K赤字^[19]，整顿特殊法人和使其转为民营，实施排除官业对民业的压迫等最大限度地调动民间活力的方案，也是极为重要的。关于这一点，也请首相在思想上有明确认识。^[20]

铃木善幸吸取大平内阁的教训，提出了“不增税的重建财政”的方针，但在行政和财政改革方面决心很大，再三发誓“不惜豁出政治生命”加以实行。1981年7月，内阁会议根据第二次“临调”第一次报告拟定了“关于行政、财政改革的当前基本方针”（《行政改革大纲》），其要点是：一、除生活保护费外，各省一律将补助金削减一成；二、作为从1982年度开始的三年间财政再建期间的临时特别措施，向国会提出一项将有关法律囊括在内的行政改革法案；三、在对1981年度国家公务员薪俸采取适当抑制措施的同时，从1982年度开始实行在5年内将国家公务员人数减少5%的缩编计划。

但是，有关行政改革的特别法案遭到既得利益集团的顽强抵制，结果比当初计划大大后退。铃木首相为使这个一揽子法案成立，作了大幅度让步。在临时国会将要闭会时，希望法案早日成立的政府，与要求完全实施人事院建议（不定期增薪，一次增薪5.23%）的在野党发生对立，以致中断审议。政府不得不再次让步，法案终于在11月末成立。

“行革法”的岁出削减效果，还不到《财政中期展望》要求的调整额27700亿日元的十分之一。加上经济不景气，自然增收的预想可能落空，以致普遍担心1981年度的税收将减少约3万亿日元，从而岁入将大大减少。

在这种条件下，除了增税而别无办法。在1981年11月末改组内阁后的第一次内阁会议上，铃木首相表示要采取增税措施。在“临调”内，增税主张也开始占据上风。最后在12月，政府与财界达成妥协：决定增收3500亿日元的税款和同额的税外收入。但是，由于政府修改公务员薪俸制度，强化对企业课税，增发赤字公债，铃木内阁的威信急剧下降。

“临调”的第三次报告（《基本报告》）于1982年7月提交政府。财界继续要求政府大量削减岁出，但“临调”认为，在财政局势恶化的情况下难以在1984年停止发行赤字公债，如不在增税方面采取弹性措施就不能使财政正常运行。于是，“临调”事实上同意在增税方面采取“税制上的新措施”。

1982年7月，内阁会议同意把概算要求额比上一年度的预算减少5%，作为1983年度预算的编制方针。大藏省里出现了增税论和增发公债论，政府迫于自民党的要求决定提高生产者米价1.1%，土光会长对此提出抗议并表示辞职之意。另外，对人事院关于提高国家公务员薪俸4.58%的建议，中曾根行政管理厅长官、渡边藏相等提出冻结抑制论，而初村泷一郎劳动相等则主张完全实施论，表明内阁内意见有分歧。

财界发表非常事态宣言，提出应将公务员薪俸上调一成等议案暂时搁置起来的建议。9月16日，铃木首相发表财政非常事态宣言，要求国民协助再建财政，暗示要彻底削减岁出，强化国民对福利教育等的负担，冻结人事院建议，增发赤字公债等。9月24日的内阁会议根据“临调”第三次报告，决定了“今后行政改革的具体化方策”（《行政改革大纲》）。其中提出要求国铁定出五年以内事业再建的总构想，并拟向下届通常国会提出为实现这一构想而设置国铁监理委员会的法案，以及关于日本电信电话公社和专卖公社的必要法案；而对人事院建议的上调薪俸一事，则准备搁置起来，等等。

铃木内阁的财政改革出师不利。结果，铃木内阁两年任职期间，国债反而比大平内阁期间还多发了2万亿日元。行政改革也未能顺利进行。总之，铃木内阁的行政财政改革大多停留在纸上谈兵，给人以虎头蛇尾的印象。

从日本战后历次行政、财政改革的情况来看，除战后初期美国占领下的改革外，凡涉及政府机构本身的改革，都会遇到顽强抵抗，甚至根本无法进行。这说明，日本虽属“法制”国家，但其行政机构已基本定型化，各省厅都有一定的独立性和本位主义，往往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情况，对行政机构来说，要改革等于是从自己身上割肉，并非易事。例如，佐藤内阁实行的“一省减一局”的硬性规定，一时得以贯彻也是由于佐藤政权还算巩固。但是不过几年，佐藤下台后，又以新的形式逐渐恢复原状。

正因为如此，发誓“豁出政治生命”推进行政改革的铃木首相，面对重重阻力也感到束手无策，财政状况日益恶化，最后不得不于1982年11月自民党总裁改选前夕，主动宣布放弃连选连任，自认失败。

在政治态度方面，铃木内阁上台伊始便呈现右倾化倾向。1980年8月18日，内阁几乎所有阁僚一起参拜了靖国神社，从而引起在野党和宗教界的警惕和抗议。与此同时，铃木内阁的法务大臣、改宪论者奥野诚亮也在众议院提出要修改美国占领军“强加给日本的宪法”，要求制定日本自己的宪法。铃木担心在野党追究奥野的发言，赶紧声明内阁无意修改宪法，但内阁轻视现行宪法的态度已昭示于国民面前。

另外，铃木内阁在外交和防卫政策方面，也表现出“积极化”倾向。大平内阁时代曾提出“综合安全保障”的基本思路。1979年3月，大平首相在防卫大学举行的毕业典礼上说：“确保我国的安全，在建设防卫力量的同时，还要综合地运用经济力量、外交力量、文化力量等我国拥有的一切力量，方能做到。”这是日本政府第一次完整地阐述“综合安全保障”的设想。铃木内阁继承了大平的这一路线，决心把综合安全保障战略置于日本内外政策的优先地位加以贯彻。1981年度的预算，在总体上紧缩的情况下，防卫费增加了7.6%，1982年度又增加了7.8%，这都是继承大平路线的具体表现。

与此同时，铃木内阁也继承了大平内阁的“苏联威胁论”，强调日本要“为了亚洲的稳定，尽美国同盟者的责任”。1980年11月，里根当选为美国总统，里根属于对苏强硬派，强烈要求日本增强防卫力量。在1981年5月铃木和里根进行会谈后发表的《共同声明》中双方确认了日美间的“同盟关系”。声明指出“首相和总统认为，日美两国的同盟关系，是建筑在民主与自由这一两国共同价值之上的，再次确认两国间的团结、友好和相互信赖关系”，“按照本国宪法及基本防卫政策，改善日本领域及周边海、空域防卫力量”。^[21]

如所周知，所谓“同盟关系”的规定，在国际关系上是有军事方面的含义的。《日美安保条约》就是同盟条约，是以军事方面的内容为核心而制定的。但是，历届自民党政府为了避免在国内引起风波，从来不使用军事或同盟之类的用语。因此，这一声明在日本国内立即引起轩然大波。铃木回国后一方面极力否认其军事含义，一方面批评外务省措词不周。铃木表示，外务省在起草《共同声明》的过程中，没有充分反映铃木在首脑会谈时所表述的内容（指日本不做军事大国、要充分考虑到亚洲各国的反应、财政状况严峻、增加防卫费有困难等）。但外相伊东正义认为，军事问题当然应该包括在“同盟关系”之内，为此，伊东辞去外相职务，使铃木外交受挫。此次事件被称作“日美同盟”事件。

1981年11月，铃木内阁改组。在党的方面，二阶堂进任干事长，福田派的田中龙夫任总务会长，铃木派的田中六助任政调会长。二阶堂任干事长，意味田中派势力的扩大，因为这时田中派已发展为自民党大派阀之一，多达62人。在内阁方面，田中派和福田派各4人，铃木派、中曾根派和河本派各3人入阁，仍是一个派阀均衡内阁。

就铃木内阁而言，既没有太大的反对势力，也没有太强的继续执政的能力。进入1982年，重建财政的改革已经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但是，铃木的党内基础还比较巩固，一般认为，铃木在1982年秋的总裁选举中连选连任当没有问题。按10月12日的情况估计，在421名自民党议员中，支持铃木再次当选的主流派共计244人，其中铃木派87人，田中派107人，中曾根派50人。阻止铃木再次当选的非主流派共计131人，其中福田派76人，河本派43人，中川派12人。如果把中间派和无派系的46人一分为二，加在双方，则主流派为267人，非主流派为154人。^[22]

根据规定，如果有4名候选人同时出马竞选，就要举行总裁预选，而要取得候选人资格必须有50名国会议员推荐。也就是说，除铃木外，还要有3名候选人才会举行总裁选举，而这3名候选人需要有150名国会议员推荐，这在当时是很难做到的。

但是，党内真的出现了阻止铃木连任的动向。8月31日，中川一郎表明要出马竞选总裁，中川派虽是一个小派，但得到福田派的支持。随后河本敏夫也表示要出马，如果再有一人杀出来，就有可能要举行总裁预选。结果，铃木突然宣布放弃竞选。放弃的原因至今不得而知。但据推测有以下几点原因：第一，国内经济政策受挫。铃木内阁成立之初许诺的实现“不增税的重建财政”计划没有兑现，而1984年以前建立“不依靠国债的财政体制”的承诺也有可能成为泡影。如果铃木出马参加竞选，铃木的政绩将会成为党内批判的焦点，这是铃木所不愿看到的，同时这种局面的出现也违背了他所倡导的“和的政治”的本意；第二，“日美同盟”事件导致伊东正义外相辞职，对此，铃木首相早就感到有一定责任；第三，由于“洛克希德事件”的进展，1982年6月8日，前运输大臣桥本登美三郎等被法院判刑，自民党某些“灰色高官”也被法院认定有受贿行为。这一事件也引起日本政局动荡，铃木内阁穷于应付；第四，铃木对党内田中派和反田中派的恩怨纠葛已表示厌烦。他在声明不再出马竞选总裁后第二天会见记者时表示“自己在敬业于总裁之职期间，曾不断力劝党内应当融洽，但终因没有说服力，便在这时声明引退，以期人心一新，在新总裁的领导下谋求党风的刷新，创造出真正的举党一致体制”；^[23]第五，另外，铃木本人一直就认为自己并非宰相之器，对权力看的不重，心态淡泊。综合上述几点，大概比较接近事实真相。

从某种意义上说，铃木时代与福田、大平时代正好相反。福田和大平都是具有优秀资质的政治领导人，但由于党内基础薄弱以及与在野党的关系紧张而显得无所作为；铃木恰恰相反，党内基础虽然较强，但从主观上又不想干什么大事。

在铃木内阁时代，在野党阵营呈现三极分化的态势。

社会党一方面谨慎地修正1966年制定的《日本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纲领中偏左的方针路线，一方面对公明党的右倾化持强烈批判态度，持上述立场的飞鸟田一雄委员长在1981年11月举行的党大会上连选连任，说明左派势力在党内依然占主导地位。不过，社会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党内提出的《80年代国内外形势的展望与社会主义路线》，阐明了实现社会主义政权需要一个长期的演变过程，并非短期内很快能实现的见解。党内左右两派围绕党的重建问题仍在展开论争。社会党围绕路线斗争的党内对立，随着1982年2月由左派和中间派组成的执行部的成立而告一段落，但是右派的反抗并没有停止，混乱一直持续到1982年末“举党态势”的新执行部成立。

众参两院同日选举之后，共产党希望社会党回到过去的“全体在野党共同斗争路线”上来。但是，社会党对共产党的要求不予理会，使共产党进一步孤立，1981年8月，日共成立了“促进和平、民主、革新统一全国恳谈会”，独立自主地开展活动。

公明、民社中道势力本来打算与新自由俱乐部和社民联组成国会内四党统一会派，但1981年9月，后两党率先在众议院成立统一会派“新自由俱乐部·民主联合”。在这一动向中，公明党内部出现要求重新修正社、公关系的呼声，1981年12月的党大会一致认为，在社、公、民总体关系继续维持的前提下，将来也有可能与保守党联合。公明党在这次大会上承认了自卫队的存在，所以与主张“非武装中立”的社会党进一步拉开了距离。

在野党的这种三极分化状态一直持续到1982年，使本来就走下坡路的在野党阵营更加分裂，整体力量更加削弱。

注释

[1]石川真澄：《战后政治史》，岩波书店1995年版，第140页。

[2]伊藤昌哉：《自民党战国史》，朝日新闻社1982年版，第388页。

[3]山田浩、北西允等：《战后政治的步伐》，法律文化社1993年版，第201页。

[4]山本刚士等：《战后日本外交史》第六卷《南北问题与日本》，三省堂1984年版，第344页。

[5]钓鱼岛，日本称“尖阁列岛”，位于冲绳以南，台湾以北，是中国大陆架的一部分，属于中国领土。因其附近海底有石油资源，1970年以后日本政府宣布其为日本领土，从此引起中日两国间对钓鱼岛领有权的争议。1971年12月，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重申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钓鱼岛等岛屿的领土主权。中日两国政府1978年缔结《和平友好条约》时，从两国关系大局出发，一致同意将钓鱼岛问题留待以后解决。

[6]田中浩：《战后日本政治史》，讲谈社1996年版，第252页。

[7]北冈伸一：《自民党》，读卖新闻社1995年版，第183页。

[8]白鸟令：《日本的内阁》第三卷，新评论社1986年版，第227页。

[9]升味准之辅：《日本政治史》第四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203页。

[10]田中浩：《战后日本政治史》，讲谈社1996年版，第259页。

[11]田中浩：《战后日本政治史》，讲谈社1996年版，第260页。

[12]山田浩、北西允等：《战后政治的步伐》，法律文化社1993年版，第211页。

[13]田中浩：《战后日本政治史》，讲谈社1996年版，第261页。

[14]北冈伸一：《自民党》，读卖新闻社1995年版，第194页。

[15]《日本的社会主义道路》是1966年社会党第二十七次大会上确定的社会党纲领性文件。其中第二部第一章“日本社会主义与社会党的任务”中，强调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和革命斗争、阶级斗争等内容。

[16]升味准之辅：《日本政治史》第四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224页。

[17]同上书，第1225页。

[18]升味准之辅：《日本政治史》第四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225页。

[19]K为数字“千”的代号，数学符号为10的立方。3K赤字，指预算赤字在3000亿日元以上。

[20]神原胜：《转换期的政治过程：临调的轨迹及其机能》，综合劳动研究所1986年版，第20—21页。

[21]山田浩、北西允等：《战后政治的步伐》，法律文化社1993年版，第219页。

[22]升味准之辅：《日本政治史》第四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231页。

[23]升味准之辅：《日本政治史》第四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231页。

三频繁更迭的自民党政权

三频繁更迭的自民党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