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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民党的“盛世”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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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廷璆等

三自民党的“盛世”时期

（一）池田内阁及其“低姿态”政策

1960年6月23日，岸信介正式宣布辞职。岸信介的下台，标志着他“重建日本”的梦想就此结束。岸信介内阁期间，他的修改宪法、小选举区制和修改“警职法”等梦想都先后破灭，只有以政治生命为赌注的修改《日美安保条约》与人民的反安保斗争一起留下历史的一页。

自民党在反安保斗争中的最大教训，就是避免重新突出政治主义，而走经济优先的道路。这一政策的具体体现者就是取岸信介而代之的池田勇人首相。

岸信介下台以后，规模空前的院外群众运动从国会周围销声匿迹，斗争焦点立即转入自民党内部，围绕后继总裁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角逐。最初，岸信介希望通过协商产生总裁，川岛正次郎干事长出面协调，但有力人选石井光次郎和池田勇人主张公开选举，协调以失败告终后，遂决定于7月13日举行公选。所谓“公选”，就是由众、参议员加上92名地方议员代表选举产生总裁。通产相池田勇人、副总裁大野伴睦、总务会长石井光次郎、松村谦三和外相藤山爱一郎都跃跃欲试，表示要出马竞选，其中最具实力的是池田勇人。于是，一场拉选票的总裁选举战开始。

池田和佐藤都是战后派政治家的代表人物。日本财界由于受“解除公职”的影响，也形成了一批战后型企业家。战后派政治家和战后型企业家有着相似的经历，从而产生一种亲密感和相互依赖关系。因此，池田派在这次总裁选举中从财界筹集到大量资金（据说达10亿日元），并得到了财界的大力支持。

与此同时，池田派展开了大张旗鼓的拉拢工作，拉拢工作的重点是如何把参议院议员和地方议员拉过来。首先，池田把佐藤荣作拉了过来。池田和佐藤是旧制第五高中（熊本县）的同班同学，大学毕业后分别在大藏省和运输省任职，进入政界后都作为“吉田学校”的优等生而崭露头角。但后来逐渐分道扬镳，成为政敌。两人公开分袂是在1955年保守势力联合的时候。池田加入自民党，而佐藤跟随吉田成了无党派人士。后来在选举鸠山之后的总裁时（1956年12月），池田在第一轮投票时支持石井，在第二轮投票时支持石桥，佐藤则始终支持他的哥哥岸信介。^[1]

在这次总裁选举中，佐藤最初是想支持大野伴睦。因为大野如果当上总裁和首相，在较短时间内便可下台，只不过是个“过渡首相”。“让他下台的方法很简单，那就是让主治医师帮忙，说他的血压太高，无法再担任首相的重任。”^[2]这样佐藤便可以接替了。如果是资历和年龄差不多的池田上台，佐藤便没有出山的机会了。但是，由于在《安保条约》问题上大野没有支持岸信介，甚至与河野一起策动“倒阁”，引起岸的不满，所以在这次总裁选举中岸撕毁原来的“密约”（即岸允诺下台后由大野继任总裁，并按河野、佐藤的顺序接下去），决定不支持大野。大野知道失去岸支持后出山无望，所以没有答应佐藤的要求，于是佐藤转而支持池田，而佐藤的后台是吉田茂。

面对池田派的攻势，石井、大野、河野、三木·松村、石桥这所谓“党人五派”联合起来相对抗，结果形成石井、大野等党人派集团与推举池田的官僚派集团对决的局面。党人派认为，池田上台将会是一个“岸亚流”官僚政权。他们摆出一副团结一致的架势，约定联合起来对付池田，并决定由石井和大野出马竞选，这样，即使在第一轮投票中占第二、三位，在第二轮投票时通过“二、三联合”也可稳操胜券。但是，据大野派和石井派私下测算，每一派都认为本派在第一轮投票中将占第二位，所以都想在第二轮决选投票中搞第二、三位联合而当选。

到公选之前，突然发现情况不妙。藤山派决定在决选投票中支持池田，岸派和佐藤派更是支持池田，参议院议员大部分被池田拉过去，甚至石井派参议员也将倒向池田。另外，石井派内部不够团结，假如只剩大野一个人去参加决选投票时，石井支持者会不会全部去投大野的票也是个未知数。总之，大野得到的信息是，不管如何计算，大野派都没有取胜的希望。为了确保两派联合成功，大野不得不挥泪忍痛退出竞选，决定干脆推出石井一个人。于是在在投票当天的早晨，大野突然宣布退出竞选。^[3]

为此，选举大会出现混乱，只好推迟1天。这期间，情况又发生了变化，虽然党人派联合召开了“阻止池田政权实现大会”，但官僚派也加紧了拉拢工作。首先，属于党人派的川岛正次郎倒向了池田阵营。因为川岛支持大野而不同意石井出马。另外，岸派和藤山派最后都决定支持池田。这样，第一次投票结果是，池田246票，石井196票，藤山爱一郎49票。在第二轮投票中，池田得302票，石井得194票，党人派以失败而告终，池田当选自民党总裁并于7月18日正式成立第一届池田内阁（1960.7.18—1960.12.8）。^[4]

围绕这次公选，自民党事实上处于分裂状态。党人派的失败和池田的取胜，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根本原因还是资金的多寡。据内部人士透露，大野派用于选举的资金为3亿日元，而池田派花了7亿日元，是大野派的两倍多。^[5]如果采取协调方式，副总裁大野很有可能被暂定为总裁。正因为如此，池田拒绝了协调方式。另一方面，这次选举再次说明，自民党实际上是一个派阀联合体。如果说自民党内的派阀斗争是从鸠山引退后，石桥湛山、岸信介、石井光次郎之间争当总裁开始，那么，到这次的总裁公选，自民党的派阀政治可以说是完全定型了。

池田在组阁时迫于岸、佐藤两派的要求，没有起用河野、三木·松村、石桥三派的人。阁僚中，池田派5人（包括首相），岸、佐藤、大野三派各2人，石井、藤山和中间派各1人。官房长官为大平正芳。在党的人事方面，副总裁为大野伴睦，干事长、总务会长、政调会长分别为益谷秀次（池田派）、保利茂（佐藤派）和椎名悦三郎（岸派），党政大权基本上由池田、岸、佐藤三派掌握，河野、三木、石井等党人派成为反主流派。

但是，选举结束之后，自民党的财政状况入不敷出。当时，自民党的日常经费开支是每月9000万日元，而财界向自民党提供的政治资金每月只有4000万日元左右，差额部分只好由总裁、干事长、主流派实力人物个人筹资填补。加之在应付反安保运动时花了一大笔会议费和宣传活动费，所以在池田接手政权时，自民党财政出现1亿日元赤字和4000万日元债务的亏空。另外还有数千万日元去向不明。第一届池田内阁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成立的。

池田勇人1899年出生于广岛县农村一个酿酒之家，幼年聪明、顽皮。1925年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法学部后，入大藏省从事税务工作，不久因病去职，妻子亡故，经历了一场人生生死变故。后来，病愈后重回大藏省，升任主税局局长，直至日本战败。战后，池田开始在日本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1948年升至大藏省事务次官，翌年当选为自由党众议院议员，并历任吉田内阁藏相、通产相和经济审议厅长官，主管政府经济事务，参与制定重要经济政策，在日本经济复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池田深得吉田茂赏识和重用，被称为“吉田学校”的优等生。池田性格直爽、开朗，具有一定的“庶民性”，不像岸信介那样总是高高在上，用俯视的眼光看待民众。

吉田茂下台后，池田勇人与佐藤荣作把吉田势力一分为二，分头率领，形成池田派和佐藤派。作为自民党内“吉田学校”的头面人物，池田拥有很大的势力和影响，历任自民党最高顾问、石桥内阁藏相、岸信介内阁藏相、国务相、通产相等要职，是自民党内“官僚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围绕岸政权问题，池田与支持岸的佐藤之间时而出现对立和矛盾，但最后还是赢得了佐藤的支持而组阁。

池田内阁刚成立时，战后最大的反政府运动——反对《新安保条约》的斗争余火未熄，举国瞩目的三井矿山、三池煤矿劳资争议还处在相持阶段，大规模流血冲突时有发生，其势大有形成“整个工人阶级与整个资产阶级决战”的危险。社会党等在野党反对势力自不待言，就是在自民党内部，也因总裁争夺战而加深了派系间的隔阂。在选举中失败的“党人派”大有分裂自民党、另起炉灶的势头。

但是，也有对池田政权有利的一面。鸠山、岸信介内阁完成了日苏复交、加入联合国及修改《安保条约》的使命，使日本以独立国的面貌重新跻身于国际政治舞台，池田已不必在这些重大问题上花费精力。特别是经过“神武景气”和“岩户景气”后的国民经济，正处在从起飞阶段进入高速增长的前夜。

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形势下，池田勇人上台伊始，就充分吸取了岸内阁采取强硬态度而招致反抗的教训，巧妙地利用有利因素，回避不利方面。池田内阁为了使人们忘却安保动乱的恶梦，尽量推迟大选的时间，决定把它放在4个月之后。并且改变针锋相对的态势，采取“低姿态”，提出“宽容与忍耐”的口号，使政府以“中庸”面孔出现在人们面前。为了收买人心，公开提出“不打高尔夫球”“不去高消费娱乐场所”，用调和方式软化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斗争，将国民的视线从政治引向经济，不失时机地提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总之，池田的政治就是“经济第一主义”。他认为只有国民生活的稳定和经济水平的提高才是保卫国家安全的基本前提，所以他一直推行彻底的经济优先政策，在外交方面，虽然坚持安保体制，但始终采取鸽派姿态。

1960年9月5日，池田内阁发表了如下几项新政策：一、维护民主政治，改革行政；二、推行和平外交，确立安全保障体制；三、推行经济高速增长政策，实现完全就业；四、减税1000亿日元以上；五、扩大社会保障；六、制定农村、渔业基本政策；七、实现中小企业现代化；八、改革、充实文教，发展科学技术；九、加速制定青年问题对策。这里的核心问题是推行经济高速增长政策。

池田内阁的政策，首先着眼于改变岸信介时代的强权政治形象。在内阁组成上，尽量争取多数，减少官僚出身的阁僚，吸收竞选总裁时与之对立的党人派为主要阁僚，以调和党内矛盾，兼顾各派系的利益。阁僚成员分别由池田、佐藤、岸和藤山这新主流四派和大野、石井反主流二派组成。石井光次郎作为通产相入阁，党人派人物水田三喜男和小坂善太郎分别任藏相和外相。同时还任用了日本内阁史上第一位女大臣（厚生大臣中山正）。在处理与在野党的关系方面，池田内阁也贯彻“宽容与忍耐”精神，以协商态度来运营国会，不搞单独审议。自民、社会、民社三党首脑经常就重大问题协商交换意见，力求减少摩擦，避免直接对抗。

1960年10月12日，社会党委员长浅沼稻次郎发表公开演讲时，当场被一名右翼青年用匕首刺死。浅沼是德高望重的政治家，遇难后，池田立即命令对事件负有责任的国家公安委员长山崎严辞职，并为悼念浅沼发表了演讲。在大选高潮时的11月12日，在社会党倡议下，举行了首次三党首脑电视讨论会。这是日本历史上第一次将电视这一新的媒体作为政治舞台的宣传方式。

解决三井矿山、三池煤矿劳资争端，被认为是检验池田政治的“试金石”。当时，工会方面为反对资方停产和解雇政策，动员工人坚持了几个月的罢工斗争。资方以组织亲资工会复工相对抗，挑起工人间的流血冲突。警方出动1万名警察，动用装甲车、催泪弹等装备，开进三池地区去镇压，工会方面也从全国动员2万名工人与之对抗，形势异常紧张。池田主张，“三井三池问题虽然是当前社会治安的问题之一，但光靠增加警察是没有用的，关键是要创造出社会秩序不至于动乱的国民信赖的政治”。从这种“低姿态”出发，他委派劳动大臣石井博英出面干预，经过多方面的反复协商，终于以和平方式平息了这场旷日持久的劳资争端。

池田内阁的“低姿态”，博得了日本国民的认同和好评，但自民党内部的派系之争并没有因此而平息下来。在1960年11月的第36届临时国会上，池田发表了施政演说，随后解散众议院，于11月20日举行了大选。选举结果，自民党获296票（包括追加公认共300票），比解散前略有增加，取得了胜利。在社会党方面，由于新当选的书记长江田三郎推行灵活政策，获145票（解散前为122票），取得更明显的胜利。选举后的1960年12月成立了第二届池田内阁（1960.12.8—1963.12.9）。在人事安排上，自民党和内阁方面都变化不太大，自民党的副总裁、干事长、总务会长留任，政调会长由椎名悦三郎改为福田赳夫。表面看来，池田政权得到社会舆论和党内的支持。

但是，实际上，大选之后党内便出现批判池田的动向，理由是池田的路线与自民党内支持池田的派阀原来的期待不一致，所谓“低姿态”没有反映自民党的本来面貌。例如，吉田茂在选举之前给池田的信中称：“在这次内阁改组中，务必要在人事和政策方面加强内阁，现在的低姿态，会使国民感到内阁软弱无力，反而威信下降，影响内阁的未来。倒不如把政策和国家放在首位，勇往直前。既然佐藤君表示鼎力相助，又有岸派和佐藤派配合，何必再左顾右盼。”^[6]岸派和佐藤派也批评说，池田不顾原来的课题，一味讨好，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事实上，因为岸内阁遗留下来一些悬而未决的法案，在国会上一味采取低姿态，这些法案自然就通不过了。因此，社会上有人批评说池田内阁“无所作为”。党内则认为池田太软弱。

在1961年的国会上，执政党与在野党发生冲突。在“防卫二法”、《农业基本法》等问题上出现对立，尤其是《政治暴力行为防止法案》招致在野党的抵制。但岸派的福田赳夫政调会长和佐藤派的保利茂总务会长态度强硬，迫使池田内阁强行通过，其用意是，这样做说不定会引起国会混乱，导致池田内阁辞职。

1961年7月，池田访美归来后对自民党和内阁的人事安排做了较大调整。大野伴睦仍出任副总裁，起用心腹前尾繁三郎为干事长，佐藤派内最接近池田的田中角荣任政调会长，岸派中最接近池田的赤诚宗德任总务会长。这样，表面上池田、岸、佐藤三派体制并没有变化，但实际上是加强了池田的势力。在第一届池田内阁成立时，河野一郎因被排斥在外极度不满而想另立新党。在这次改组中，为体现派阀均衡的特点，河野一郎（农林大臣）、佐藤荣作（通产大臣）和藤山爱一郎（经济企划厅长官）等各派领袖全部入阁，大大增强了实力内阁的形象。

这期间，党内派阀之争并没有停止。岸信介派逐渐分化为藤山派、川岛派和福田派。福田赳夫公开在记者招待会上批评池田内阁的高速增长政策，主张稳定增长。池田对身为自民党政调会长的福田公开反对内阁重要政策的做法十分不满，于是在不久进行的人事调整中换掉了福田。失去政调会长的福田纠集上百名各派中坚议员组成“党风刷新恳谈会”（后改为“党风刷新联盟”），继续批判池田，要求解散派阀。但是，在1962年7月的总裁选举中，池田以391票的绝对优势继续当选，反对票只有71票，这说明池田内阁的政策还是受到大多数人的拥护的。

进入1963年，池田内阁已在任三年，自民党内围绕池田后任的派阀之争又逐渐活跃。吉田茂仍力主由佐藤接班。但是，党内支持池田的大野、河野以及从岸派刚刚分化出来的川岛派这所谓“党人三派”，在内阁采取了孤立佐藤的政策，致使双方逐渐形成对立。

自从吉田内阁以来，日本的内阁基本上每年改组一次，这已形成惯例。在1964年的第三次总裁选举到来之前，池田对党政人事又进行了较大调整。总务会长和政调会长分别由藤山爱一郎和三木武夫担任，干事长前尾繁三郎留任。河野一郎继续留任建设大臣，佐藤荣作再次入阁任北海道开发厅长官，堪称是一个新实力内阁。但是，池田政府开始遇到这样那样的阻力，显得有些力不从心。池田为了把政权长期维持下去，于1963年10月解散国会，举行了池田内阁以来的第二次大选。选举结果，自民党获283票，比选举前减少13个议席，事实上以失败告终，社会党获144票，比此前减少一票。12月9日成立的第三届池田内阁（1963.12.9—1964.11.9）基本上是原班人马，表面上理由是维持政策的一贯性，实际上反映了池田内阁的“末期症状”。

1964年7月，自民党举行第三次总裁选举，选举之前，围绕总裁职位，政局再次出现动荡。佐藤荣作又跃跃欲试，出马竞选，派阀之争再度激化。早在这年1月，吉田茂就曾表示希望池田将总裁的位子让给佐藤，财界也为此出面调解，但被池田顶了回去。5月18日晚，佐藤给池田打电话，正式提出要池田让贤，池田则以“政权不得私下授受”为由予以拒绝。^[7]支持池田的除池田派外，还有大野派、河野派、川岛派。过去的岸派已于1962年11月分裂为福田派和川岛派。支持佐藤的是佐藤派和福田派。藤山、石井、三木三派为中间派。一向反对佐藤的大野伴睦于1964年5月去世，这对池田无疑是一大损失。

1964年6月27日国会闭会。佐藤辞去科学技术厅长官职务，发表了竞选总裁的政策性文件《向明天挑战——回答来自未来的呼吁》，提出自己的政策构想。藤山也表示出马竞选。在7月10日的自民党大会上，池田、佐藤和藤山三派角逐总裁。佐藤和藤山之间达成“二、三位联合”的协议，石井派也转而支持佐藤。这样，选举结果，投票总数为478票，池田得242票，佐藤得160票，藤山得72票，滩尾得1票，3票无效，池田以微弱多数第三次当选。选举之前，池田派自信将以40票之差取胜，结果仅以4票之优势勉强过半数，这对池田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当时他曾对亲近者透露：“我的时代已经结束了。”^[8]尽管如此，池田还是改组了第三届内阁。新内阁除河野一郎（副首相规格国务大臣）、田中角荣（大藏大臣）和赤诚宗德（农林大臣）外，其余都换成新人。但是不久池田便因患喉癌住院，10月10日，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池田带病出席，这也是池田最后一次在公开场合露面。10月25日，奥运会闭幕的第二天，池田在医院宣布辞职。11月9日，池田内阁总辞职。自民党总裁因病辞职的只有石桥湛山和池田勇人二人。

长于经济的池田，在外交方面并不十分擅长，所以组阁以来池田的外交活动仍然着眼于发展经济和扩大贸易等经济活动，也就是开展以经济增长为目的的“经济外交”。

1961年6月，池田出访美国和加拿大。池田内阁对美外交的基本方针是，一方面继承安保体制，一方面修复因安保斗争而受影响的日美关系，提高两国间的协调和信赖关系。访美期间，经与美国新任总统肯尼迪会谈，成立了日美经济委员会，把日美经济关系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同年11月，池田历访巴基斯坦、印度、缅甸、泰国四国，就扩大贸易和输出资本问题达成一项协议。一年以后，又对德、法、英、比、意、荷等国进行了访问。1963年访问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池田希望通过这些访问，恢复和提高日本的国际地位，成为与美国和西欧并驾齐驱的资本主义世界三大支柱之一。当然，在高速经济增长政策下日本经济实力的扩大和加强，是支持池田积极外交的基础。

在中日经济贸易关系方面，池田内阁对岸信介政府中断了的中日民间贸易关系又有所恢复和发展。1962年9月，自民党亲华派代表人物松村谦三访华并与周恩来总理会谈；11月9日，日本的高碕达之助和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主席廖承志签署了《中日综合贸易备忘录》（又称“廖高贸易”或“LT贸易”）；1964年，双方互设“廖高贸易办事处”，成为两国开展民间贸易的常设机构，这一“LT贸易”方式一直执行到1967年。但是，由于受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和吉田茂反共亲台思想的掣肘，在日中关系问题上，虽然与岸内阁时代相比有所改善，但实质上进展不大。

但是，作为资产阶级政治家，池田的“经济主义”也还是有其局限性的。例如，1962年10月发生“古巴危机”，^[9]池田首相表示支持美国。古巴危机后不久的11月，池田访问欧洲，与英国首相马克米兰会谈时声称：“如果日本拥有军事力量，我的发言权恐怕要比现在大10倍。”1963年5月池田访问联邦德国时，看到有关西德军备的新闻报道后，情不自禁地说道：“日本也必须拥有核武装呀！”在场的伊藤昌哉秘书赶紧提醒他说：“广岛出身的政治家可不能说这些话。”^[10]

据《朝日新闻》的社会舆论调查，从自民党成立后的首次内阁——鸠山内阁到1993年自民党分裂时的宫泽喜一内阁，在这长达近40年的时间里，不支持率一次都没有超过支持率的内阁只有池田内阁（只作过一次舆论调查的石桥内阁除外）。可以说，在“五五年体制”下，在自民党的15名首相中，总的讲，池田是最稳定地受到日本国民信任的首相。^[11]

池田内阁时期，自民党内部的派阀之争并没有平息下来。如前所述，这期间，岸信介派逐渐分化为藤山派、川岛派和福田派。另一方面，自民党内出现以福田赳夫为首的要求解散派阀和推行政党现代化的呼声。1961年1月，池田首相成立党组织调查会，表示出积极对待自民党派阀问题的姿态。1962年10月，任命三木武夫为第三任组织调查会会长。经过一年的调查研究，于1963年10月提出了一份关于“党现代化”的报告。报告提出以下几点：一、无条件解散所有派阀；二、废除按派阀平衡安排人事的做法，做到人适其位，位适其人；三、政治资金统一交党总部，限制个人后援会接受政治资金的额度；四、改革选举制度，实现以政党为主的选举；五、担任过总裁和议长的人组成顾问会，由顾问会推荐党总裁，总裁任期为3年；六、扩充政务调查会；七、个人后援会的骨干成员加入党组织，以加强党的地方组织；八、进一步发展“国民协会”，以充实党的财政。^[12]

自民党虽然接受了这一报告，一度宣布解散派阀，但1963年11月大选刚刚结束，各派又立即恢复活动。总之，调查会的报告完全是一纸空文。此后，在历次总裁选举和大选中，自民党的派阀都起了关键作用。在自民党的历史上，多次高喊“解除派阀”，但最终总是不了了之，因为派阀是与自民党共生共存的东西。即使口头上说解散派阀，声称在人事安排上要“人适其位，位适其人”，但实际上谁“适”谁“不适”，是很难界定的。

（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实施

池田内阁与《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是密不可分的。一提到池田内阁，便首先使人联想到收入倍增政策，可以说，池田内阁“始于斯，终于斯”，甚至可以说，收入倍增政策是池田内阁的全部。

第二届池田内阁成立后不到20天，1960年12月27日，内阁会议就通过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提出在今后10年内，使国民实际收入增长一倍。

但是，《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形成是有一个过程的，并非池田内阁首先提出。1957年岸信介内阁制定《新长期经济计划》时，当时的自民党副干事长福田赳夫曾针对大来佐武郎（当时任企划厅综合计划局长）的说明反问过：“难道不能用倍增这个提法吗？”^[13]1959年1月，一桥大学名誉教授中山伊知郎在《读卖新闻》上发表文章，提出“未来日本经济的设想是建设福利国家，为达此目的，作为其具体形式应提倡‘工资倍增’”。工资倍增的前提条件是提高生产力。为此必须积累资金、引进技术、扩大贸易、确保市场等。池田得此启发，开始提倡高速经济增长下的收入倍增论。1959年6月，池田为支援本派候选人竞选参议员到各地游说，作为自己执掌政权的政策，第一次提出了“月薪倍增”的口号。1959年12月，池田去广岛选举区时，向随从记者发表了“月薪翻一番论”。^[14]由于“月薪倍增”有将农民、中小企业者排除在外之嫌，根据宫泽喜一、大平正芳等人的建议，改为“国民收入倍增”。

池田的这一构想出人意外地受到欢迎，岸信介首相和佐藤藏相在秋天的国会上声明，将从1960年度预算开始实施此项计划。经济企划厅则表示反对，理由是，“新经济计划”（1958—1962年）尚未结束，以20年为目标的“长期展望”正在作业之中，要求该项作业完了之后再制作倍增计划，但在内阁的压力下又不得不协助制订。自民党经济调查会用了大约3个月的时间，于10月发表了“国民收入倍增构想”。于是，这项计划便成了岸内阁的三大政策之一。由经济高速增长达到国民收入倍增的政策，至此已具雏形。

但是，主张政治主义的岸信介内阁当时正热衷于修改《日美安保条约》，反安保斗争又把岸内阁搞得狼狈不堪，所以“收入倍增计划”虽然列入岸内阁的政策，但并未实际推行。

池田内阁成立后，政策重心试图由政治转向经济，9月3日的内阁会议决定：“为在十年内使国民收入倍增，必须努力使今后三年的经济增长率平均保持在9%。”^[15]9月5日提出的自民党选举“新政策”，也规定了同样的方针。财界也对池田内阁这一旨在恢复自民党声誉的政策表示完全赞成。《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作为经济审议会的答询报告，于1960年11月1日提交池田首相，12月27日经内阁会议正式通过。

池田内阁在制定“收入倍增计划”的过程中，网罗了一批有各方面专家学者参加的智囊团，其中包括大藏省出身的幕僚大平正芳、黑金泰美、宫泽喜一，经济评论家、学者高桥龟吉和稻叶秀三，以及银行和经济研究机构专家下村治、田村敏雄等人。当时在制定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问题上，曾发生下村、田村论战。前者主张增长率为11%，后者坚持应为7.2%。池田虽倾向于下村的观点，但为慎重起见，确定了前3年年增长率为9%，10年内年增长率不低于7.8%，实现国民收入翻一番的目标。

由经济审议会提交的这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咨询报告，长达8万余字，经250位专家讨论和召开152次会议审议之后拟出。该计划全面阐述了制定计划的方针、计划的总目标和年度分目标，政府在实现计划中的作用及采取的手段，私人经济的地位与方针，产业结构的分布与调整设想，10年后国民生活的展望等诸方面问题。计划以“显著提高国民生活水平和实现完全雇用”为目标，用提高生产、多产多销、增加企业利润和实现工资翻一番这些浅显而有诱惑力的道理，唤起了人们努力生产进而改善生活的希望。

池田内阁在1960年提出收入倍增计划的客观条件也基本具备。“神武景气”之后出现的“锅底萧条”出乎意料地短暂。1959年初，又出现了“岩户景气”。这次繁荣持续了两年多，持续高速增长也改变了人们的观念。在“神武景气”阶段，人们普遍认为，高速增长是短期的现象，很快再回到低增长是正常的；而“岩户景气”时，则产生了高增长的持续反而是常态的看法。

池田在推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时，根据自由竞争和“经济合理性”原则，人为缩小了政府对私人经济的保护、限制范围，主要采取间接指导方式。另一方面，政府加强了对公共事业（文化、教育、公共交通服务设施、社会保障福利事业等）的投资，通过改变国家公共投资的规模和方向，影响私人投资的方向和速度，用不增税或把自然增收的部分税收用于减税等方面，积极为私人资本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倍增计划》是把重点放在实现计划的“倍增政策”上，而不是计划规定的数字上，目的是要通过高速增长来推进日本经济的现代化。

在国营、民营混合的日本经济中，经济计划的作用是：一、从长远观点出发决定政府经济政策的方向；二、通过预测经济社会的发展动向，发现今后将面临的问题，从长远考虑，提前制定相应的对策；三、通过明确国民经济的发展规模，对企业和消费者的民间主体活动起主导作用，站在国民经济立场上，调整国民各阶层和各界的利害关系；四、在制定计划过程中，对国民经济的解释应起到启蒙作用。《倍增计划》忠实地贯彻了这几点，是一个卓有成效的计划。

《倍增计划》在“以增长为基轴，以稳定为必要条件”的前提下，提出了如下五个中心课题：充实社会资本；引导产业结构向高级化发展；促进贸易和国际经济合作；提高人的能力和振兴科学技术；缓和双重结构和确保社会的稳定。

《倍增计划》高度评价了日本经济的增长能力，没有采纳当时多数人认为的“增长到顶论”，决定通过高速增长实现经济的现代化和接近国际水平。从积极方面讲，《倍增计划》与以往的经济计划相比，是一个雄心勃勃、乐观的计划。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所规定的目标是“10年内使国民收入增长一倍”。为此，测定年平均增长率为7.2%。规定这一增长率的依据是，1947—1952年平均年增长率为11.5%，1953—1959年的平均年增长率为8.3%，岸内阁时期的《新长期经济计划》规定年增长率为6.5%，而实际增长率也大大超过。所以，从以往的经济增长实际成绩看，《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所规定的7.2%并不高。实践证明，后来10年间的实际经济增长率远远超过了倍增计划所规定的数字，年率达10%左右。原来估计前5年增长率稍高，后5年由于受劳动力不足等影响可能会降低，但结果是后五年比前5年更高。

总之，《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实施是成功的，在计划内10年中，日本经济取得了惊人的增长。原计划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在10年内增长2.66倍，即分别翻一番。实际情况是，国民生产总值10年增长了4.16倍，国民收入10年内增长了4.10倍，都实现了10年翻两番，人均收入十年内增长3.62倍。经济的高速发展，使就业问题得到充分解决。池田内阁时期，人多地少、资源贫乏的日本，已出现劳动力供不应求的局面。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最终年份是1970年，10年中日本经济所取得的成绩与倍增计划相比如下表。

表3.4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和实际成绩对比

续表

注：1.∗为1958年度价格，生产指数以1958年度为100。

2.年增长率系与1956—1958年平均增长率的比值。

资料来源：有泽广巳主编：《日本的崛起——昭和经济史》，日本经济新闻社1976年版，第761页。

纵观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执行情况，可以归纳为如下几个特点：一、充实了社会资本；二、充实了社会保障和提高了社会福利；三、重视了农业和中小企业的现代化，克服了双重结构；四、认为人的因素是经济增长最根本的条件之一，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国民的潜在能力。

（三）佐藤长期政权的存续

池田辞职后，在继任总裁的问题上，根据干事长三木武夫的提案，自民党决定采取先协商，再由现任总裁指名的方式。当时的候选人是河野一郎、佐藤荣作和藤山爱一郎，负责协调工作的是副总裁川岛正次郎和干事长三木武夫。

在1964年7月的大选中，佐藤已显示出明显的优势。如果三名候选人举行选举，佐藤获胜的可能性很大，因为7月大选时支持池田的选票很可能流向佐藤。但另一方面，河野一郎在池田政权后期曾出力不小，所以希望池田能提名他接班。另外，藤山爱一郎也曾心存幻想，心想一旦佐藤和河野势均力敌、进退维谷时，他作为第三位候选人还说不定能得“渔人之利”。但是，在吉田茂、岸信介和财界的大力推荐下，池田还是决定佐藤荣作为自己的接班人。不过，池田提出佐藤必须答应以下3个条件：第一，池田内阁不是因为政策碰壁而倒台的，所以希望佐藤发表声明，保证继续推行池田的政策；第二，至来年7月参议院选举之前不得更换阁僚；第三，希望佐藤能像自己与河野携手那样与河野携手。^[16]起初，佐藤不肯答应第三个条件，后来在别人的劝说下才勉强同意。

通过协商推选总裁，对自民党来说，有益无害，实属上策。因为在选举结果大体明朗的情况下，避开选举，一则可以省去一大笔选举经费，二则不致把党内关系搞僵。甚至充当协调角色的人也会趁此机会给被指定人留下一份人情。当然，如果协调结果与投票结果不一致，则是另外一番景象，不过，一般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池田推选佐藤并非偶然。池田和佐藤原来都是吉田学校的高材生，又都是吉田路线的忠实执行者。他们作为保守正统中的大派，得到财界的极大信任，而且又都是官僚出身。要巩固保守政党长期执政的基础，促进政、官、财一体化，他们两人进行权力交接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再说，对池田来说，恩师吉田茂和财界的意向也是不可违抗的。

11月9日，川岛和三木正式推举佐藤为后继总裁，池田则指名佐藤为总裁，于是，指定总裁的程序当天完成。总的来说，第一届佐藤内阁（1964.11.9—1967.2.17）顺利成立。佐藤新内阁上台后，除了把内阁官房长官铃木善幸换成他的心腹桥本登美三郎外，其余人马都未变动。不过，这期间也出现一些小的矛盾，长年与三木采取共同行动的松村谦三，因不满三木推举佐藤而离开三木派。

就这样，长达近8年的佐藤政权诞生。佐藤政权稍短于战前的桂太郎内阁，但如果从不间断连续在任的角度看，则创日本历史的最长记录。但是，佐藤内阁时代，既没有惊天动地的大事，也没有创下什么流芳万世的业绩，也许正因为如此，佐藤长期政权才得以维持。

佐藤之所以能长期执掌政权，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时代的恩惠与机遇。鸠山、岸信介时期，通过恢复日苏邦交，日本加入联合国以及签订《新安保条约》，基本上解决了战后日本政治、外交上的最大课题；池田时代日本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制定的一系列经济政策，也为佐藤政权奠定了一定基础。总之，随着吉田、鸠山、岸、池田近20年多事之秋结束，日本政治、经济都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从党内派阀的角度讲，与佐藤同辈的主要派阀领袖大野、河野、池田相继去世，消除了政治上的竞争对手，无疑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从这些情况看，佐藤在战后日本历届首相中可算是一位幸运儿。

但是，一位执掌权柄长达近8年的首相，光靠运气好是不行的。佐藤毕竟有胜于他人之处，那就是善于处理人事。如前所述，刚接任首相时，他几乎留用了原内阁的全部人马，并声称要继承前内阁的既定方针。但半年多以后，便大刀阔斧地改组内阁和党内人事，并多次通过调整党政人事，确保本派势力处于优先地位，一再摆脱政权危机。佐藤“长于人事”的秘诀是，平时沉默寡言，不动声色，内心想法秘而不宣，一旦决定人事变动，常使对方措手不及。另外，佐藤善于处理人事关系，在用人方面坚持“论资排辈”的原则。佐藤内阁期间，当选议员在四次以下的基本上不能当阁僚，因为佐藤认为，在人事上搞破格提拔会留下积怨。而按照“论资排辈”这一客观标准用人最便于维持派阀内部的团结。即使特别重用诸如中曾根康弘和宫泽喜一等人，也是以不损害“论资排辈”原则为前提的。

佐藤荣作出生于山口县，他与胞兄岸信介是日本实行内阁制以来唯一的一对“兄弟宰相”。但是，佐藤与他的二哥岸信介的阅历和性格都大不相同。岸信介少年得志，20多岁进入政界，当首相前历任多种要职，也是有名的战犯之一。佐藤虽出身东京帝国大学，但长期默默无闻地在铁道部门工作。日本战败前，45岁的佐藤官至大阪铁道局局长。

战败后，佐藤开始官运亨通，升任铁道总局长官、运输省次官。当时与池田齐名，享有“铁道有佐藤，大藏有池田”的美名。1948年加入自由党后，历任自由党政务调查会会长、干事长、吉田内阁官房长官、邮政大臣、建设大臣等要职。岸信介内阁成立后加入自民党，形成佐藤派，出任大藏大臣，池田内阁时期任通商产业大臣。在池田内阁末期与池田竞选总裁时虽然失利，但池田因病辞职，使他顺势上台执政，这一点与他哥哥岸信介接替病退后的石桥湛山极为相似。

佐藤政权启航后半年多，1965年6月，佐藤开始着手改组内阁。自民党方面，除副总裁川岛正次郎留任外，干事长、总务会长和政调会长分别起用田中角荣、前尾繁三郎和赤诚宗德。内阁方面任命福田赳夫为大藏大臣，三木武夫为通产大臣。内阁成员中，佐藤派6人、池田派3人、福田派和三木派各2人、川岛派、石井派、河野派、藤山派、船田派（旧大野派）各1人。反池田的急先锋福田赳夫被任命为大藏大臣，池田、大野、河野等旧主流派受冷遇，至此，佐藤内阁完成了与池田路线完全不同的人事变动，形成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内阁。在这次阁僚人事安排中，藏相福田赳夫和干事长田中角荣是支撑佐藤内阁的两大支柱。在这个举党一致体制中，只缺少了河野一郎。一个月后，河野因患腹部动脉瘤而去世，终年67岁。

佐藤时期，自民党的不少派阀完成了新老交替。1965年7月和8月，河野一郎和池田勇人相继去世，加之5年前大野伴睦去世，派阀斗争暂时沉寂下去。这对佐藤来说无疑是一大幸事。此间，大野派分裂为船田（中）派和村上（勇）派，河野派分化为中曾根派和森（清）派。不久，因森去世，森派又演变为园田（直）派（1970年代以后园田派又并入福田派），由池田派演化而来的前尾（繁三郎）派则被大平（正芳）派取而代之。这样，佐藤时代自民党的派阀主要有：佐藤、前尾（大平）、石井、船田、村上、福田、川岛、藤山、森（园田）、中曾根、三木和松村等十余个派阀，其中佐藤、前尾、福田、中曾根、三木等派阀实力较大。

然而，这时自民党的选举地盘开始动摇了。在1965年7月第七次参议院选举中，自民党由原来的75个议席减少为71个，社会党由28个增加到36个，公明党由4个增加到11个。自民党除农村地盘缩小外，大城市的地盘也在缩小，特别是在东京地区败得最惨。东京都议会因选举议长时自民党议员受贿而解散，在重选都议会时，自民党的议席锐减为原来的三分之一。^[17]

进入1966年8月，佐藤进行第二次内阁改组。川岛副总裁和田中干事长留任，总务会长和政务调查会长起用前尾派的福永健司和船田派的水田三喜男担任。内阁方面，佐藤本来想起用宫泽喜一和保利茂，但因遭到反对而未能如愿，结果只进行了小规模改组，福田、三木、藤山等人均继续留任。

刚刚改组完内阁之后，佐藤内阁经受了一场“黑雾事件”的考验。1966年8月5日，自民党众议院议员田中彰治被捕，原因是他在担任众议院决算委员会委员长期间有诈骗罪嫌疑。田中彰治多有劣迹，早已为人所知，为此，佐藤曾于4月间劝其退党，但遭田中拒绝。被捕后的田中立即脱离自民党，并于9月10日辞去众议员职务。其实，在此事件之前，1965年就发生过东京都议会议长贿选事件，包括议长在内的8名议员被捕，导致了都议会解散和自民党在都议会的议席大幅度下降的结果。随后又发生了“吹原事件”等政治家丑闻事件，最后终于出现田中彰治事件的曝光。在田中彰治被迫辞去众议院议员之后不久，9月27日，在参议院又发生了被社会党追究的“共和制糖事件”。^[18]在此期间，运输大臣荒船清十郎向国铁当局施加压力，要求在其选区内的高崎线深谷站改为快车停车站。此后不久，荒船访问韩国时又带去两名民间的随行人员。这些行为在国会受到追究，荒船因此而被撤职。在同一时期，防卫厅长官上林山荣吉又用自卫队的飞机将自卫队干部和一个乐队带到自己的选区炫耀自己的势力，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自民党的这一系列腐败行为被称为“黑雾事件”。^[19]

这些丑闻佐藤虽然并不负有直接的责任，但佐藤内阁也因此受到很大影响，据《每日新闻》（1966年10月17日）调查，内阁支持率下降到26.2%，创历届内阁支持率最低记录，不支持率达24.9%。另据《朝日新闻》（1966年11月30日）调查，支持率仅为25%，不支持率达38%。不支持的理由分别是，“政治腐败”占12%，“对佐藤首相不信任”占6%。^[20]1966年末，大选在即，12月1日，自民党举行总裁选举，参加竞选的有佐藤荣作和藤山爱一郎，选举结果，佐藤荣作虽以289票当选，但和预计的315票相差甚远，藤山得89票，没有参加竞选的前尾繁三郎也得47票。总裁选举之后，佐藤立即着手安排党和内阁的人事（第三次改组内阁）。川岛副总裁和田中干事长作为“黑雾事件”的替罪羊引退，大藏大臣福田赳夫改任干事长。内阁成员也进行了大换班，一律起用新面孔。从派阀上来看，佐藤派6人，三木派3人，福田派、前尾派、石井派各2人，藤山派、中曾根派和松村派受冷遇，因此，中曾根康弘称这次改组为“单翼飞行”。^[21]

这次改组最引人注目的是更换了田中角荣干事长。田中在佐藤从池田手中攫取政权的活动中立过大功，为佐藤派筹集过相当多的资金，但佐藤派的资深议员对田中的位高权重颇为不满，他们集中在福田的周围，形成了反田中的势力。佐藤对田中的冒尖也开始存有戒心，于是将干事长的重任交给福田，表明将来有让福田接班的意向。

在第三次改组内阁的1966年12月3日，临时国会开幕，但抓住“黑雾”问题不放、欲迫使政府早日解散议会的在野党，一开始就对国会采取抵制态度，因此，临时国会是在全体在野党缺席抵制下由执政党单独进行的。在这期间，社会、民社、公明、共产四党发表了“团结起来迫使政府解散议会”的共同声明。临时国会在这种反常状态下休会，佐藤内阁看到只有解散议会而别无他法打破僵局，便于12月27日召开通常国会，解散了众议院，舆论界称这次解散为“黑雾解散”。

1967年1月29日举行大选。这次大选中自民党虽然保住了政权，但得票率由原来的54.67%下降到48.8%，首次降到50%以下。自民党的议席也由原来的283席减少为277席（包括追加公认在内为280席），议席率由原来的60.6%下降为57%。在野党中，社会党的议席也略有下降（由144席降至140席），共产党的议席依然是5席，民社党却由原来的23席增加到30席，首次参加竞选的公明党一举获得25个席位。由此可见，佐藤时期明显呈现出在野党多党化倾向。^[22]

大选之后，1967年2月17日，第二届佐藤内阁（1967.2.17—1970.1.14）成立，内阁成员仍是原班人马。1967年11月，访美归来的佐藤立即着手改组内阁。在党的方面，川岛再次复出，担任自民党副总裁，福田留任干事长。在内阁方面，宫泽喜一留任经济企划厅长官，中曾根康弘入阁任运输大臣，佐藤心腹保利茂复出任建设大臣。如按派阀分配，佐藤派7人，三木派3人，福田派、前尾派各2人，川岛派、船田派、中曾根派、森派、石井派各1人。

这一人事安排引起田中角荣的不满，因为他不但没有进入党内“三巨头”的行列，而且福田的亲信保利茂再次入阁，这也是田中所不情愿的。但是，福田派也遇到了麻烦事。1968年2月，福田派农林大臣仓石忠雄公然声称：“现在的宪法是外力强加于我的，拥有如此荒谬宪法的日本，如同美国的小媳妇一般。”于是，在野党一致追究仓石的鹰派言论，引起国会的混乱。

4月的东京都知事选举，更清楚地说明了这一趋势。自民、民社、公明、社会和共产等政党分别推荐自己的候选人，结果，社会和共产两党联合推荐的美浓部亮吉当选，给自民党以重大打击。

1968年7月参议院选举。选举结果，自民党基本上维持原状。11月总裁选举，佐藤竞选连任，三木武夫和前尾繁三郎也出马竞选。结果，佐藤以249票当选，三木和前尾分别获得107票和95票（投票总数为453票）。在此次选举后的人事安排中，田中角荣复出任干事长，铃木善幸在前尾派的协助下出任总务会长。内阁中的核心人物是，藏相福田赳夫、官房长官保利茂、外相爱知揆一。从派别构成来看，佐藤派6人，福田派、石井派、三木派、前尾派各2人，川岛派、村上派、船田派、中曾根派、藤山派各1人。

1969年12月2日，众议院解散，在27日的大选中，自民党大胜，得288席（含追加公认为300席）。社会党大败，由原来的144席减为90席。民社党得31席，与原来的30席基本持平。共产党由5席增加到14席，公明党由25席跃进到47席。自民党议席率为59.3%（含追加公认为61.7%），有所上升，但得票率（47.6%）却下降了。大选之后，第三届佐藤内阁（1970.1.14—1972.7.6）成立，在随后的党政人事安排上变动不大，比较引人注目的是，在党的方面，田中角荣任干事长；内阁方面，宫泽喜一和中曾根康弘分别出任通产大臣和防卫厅长官。

自民党这次大选获胜的原因主要有三：第一，在选举策略上，自民党采取使候选人集中的办法，而不是像在野党那样乱立候选人。从这一意义上说，在野党的多党化帮了自民党的忙。第二，佐藤内阁的归还冲绳政策基本上是得人心的。据《每日新闻》调查（1969年12月5日），认为佐藤首相的归还冲绳谈判是“成功”和“基本上成功”的，约占被调查者的77%。从这一点上看，社会党在冲绳问题上的反对立场反而失去了选票，导致选举失败。第三，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佐藤上台后，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1965年以后国民生产总值（GNP）的实际增长率分别为：1966年11.4%、1967年13.4%、1968年13.6%、1969年12.4%（《朝日年鉴》1973年版），每年都超过10%，增长幅度超过了池田内阁时期。^[23]

佐藤政权凭借自民党在大选中获胜这一有利时机，在1970年6月《日美安保条约》十年期到来之前，为自动延长这一条约大肆进行活动。自民党总务会为避免修改《安保条约》所引起的混乱，决定采取自动延长的方式，因为自动延长不需要国会批准。在野党为反对自动延长也展开了一些斗争，但由于革新政党内部不团结，所以，这次反安保斗争没有形成气候，这样，佐藤政府平稳地度过了“1970年的安保关”。

1970年10月29日，自民党总裁选举。由于自民党在1969年末的大选中获胜，佐藤第四次连任总裁的呼声很高，尤其干事长田中角荣极力主张。因为如果佐藤不连选连任，必由福田接班，这是田中所不愿看到的，所以田中力主佐藤连选连任。后来中间派也开始支持佐藤，这样，本来期待接班的福田也只好随声附和支持佐藤。竞选者除佐藤外，只有三木宣布出马竞选，结果佐藤以353票第四次当选总裁，三木得111票。上次出马竞选的前尾繁三郎，在中间派川岛副总裁的劝说下决定放弃竞选。川岛在岸派分裂时曾与福田争夺派阀首领交椅，由此二人结下积怨，这次川岛站在中间派的立场支持田中，并劝说前尾放弃竞选。

不过，前尾放弃竞选是有条件的，对前尾的去就，在川岛、田中与前尾之间已早有约定。但佐藤并未完全兑现，总裁选举后，佐藤没有依照惯例对党政人事进行调整。为此，前尾感到受了戏弄，前尾派内的强硬派也责难前尾，结果，大平正芳取前尾而代之，成为前尾派（大平派）的新领袖。池田派上至池田勇人，下至宫泽喜一，中间历经前尾、大平和铃木善幸，五人中唯有前尾没有登上总裁和首相的宝座。

但是，四选连任之后，佐藤已经显得黔驴技穷，没有了锐意进取、积极解决重大问题的气势，尤其在1971年6月《冲绳归还协定》签订以后，佐藤内阁已呈斜阳西下之势。协定签订之后的1971年6月27日，举行了参议院第九次选举，这也是佐藤内阁时期的第三次参议院选举。这次选举中，自民党仅得62个议席，比上次的69席和上上次的71席都有大幅度下降，勉强维持住过半数议席，但离稳定半数相差甚远，人们开始议论“保革逆转”的可能性。据《朝日新闻》（1971年6月8日）调查，佐藤内阁支持率为35%，不支持率为46%，后者大大高于前者。不支持的理由为：一、已到政权交替时期占11%；二、对首相不信任占9%；三、物价高、生活不稳定占7%；四、对内阁不信任占6%。由此可见，佐藤政权的末日已经为期不远了。

参议院选举后不久的1971年7月，佐藤进行了最后一次内阁改组，党政人事做了全面调整。党内“三巨头”是，干事长保利茂、总务会长中曾根康弘、政调会长小坂善太郎；内阁方面，外相福田赳夫、通产相田中角荣、官房长官竹下登。但是，随后不久，接踵而来的两次“尼克松冲击”给佐藤内阁以沉重打击，一是1971年7月15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实行“越顶外交”，瞒过日本发表了以实现中美邦交正常化为目的的“访华声明”；二是同年8月15日尼克松发表了为保卫美元的、停止美元兑换黄金的“新经济政策”。这标志着日本仅靠日美关系来解决外交问题的时代已经结束，自民党必须适应这一新的情况。

1972年5月，冲绳施政权正式归还，这给佐藤多少带来一些慰藉，但佐藤也许早就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归还不久的6月17日，佐藤便表明辞意，7月6日，执政7年又8个月的佐藤政权终于落下了帷幕。

（四）佐藤政权的主要政绩

如前所述，佐藤之所以长期掌握政权，很大程度上得惠于时代的恩赐和机遇，从这一意义上说，佐藤可算是时代的幸运儿。但是，佐藤上台伊始，便赶上一次经济大萧条，这又是他幸运中的不幸。

在经过几年的连续高速增长之后，从1964年10月开始，日本经济出现萧条局面，进入1965年，萧条继续加剧。佐藤内阁于1964年11月上台后正好赶上这次大萧条。对1965年的经济萧条，日本经济界内部存在两种对立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作为纠正“高速增长弊病”的方法，应该采取解除金融紧缩、增加有效需求来恢复经济平衡；另一种意见认为，应该通过坚持金融紧缩来剔除高速增长时代积累下来的“暄肉”和水分。著名经济学家下村治、高桥龟吉等人支持前一种看法，而以批判池田内阁高速增长政策上台的佐藤内阁，尤其是当时的大藏省，则强烈坚持后一种看法。1965年6月，佐藤内阁决定，将原来预算中的公共事业费、政府机构费用等冻结10%（约1000亿日元）。

但是，当衰退进一步恶化以后，7月27日，政府又决定采取刺激经济的财政政策：解冻6月份冻结的10%预算中公共事业费等850亿日元；增加财政融资2100亿日元，扩大住宅、国铁等事业规模；采取减税措施并发行国债。另外，佐藤内阁还降低法人税，作为刺激景气的政策之一，将法人税降到前所未有的水平，起到了加速经济增长的作用。

1965年萧条，当时日本经济界人士大都认为是战后最严重的“结构性萧条”。但是，这次萧条在1965年10月达到谷底，此后，直至1970年7月，日本出现了长达57个月的长期繁荣，景气延续时间创战后最长记录，一般称之为“长期繁荣”，又叫做“伊奘诺景气”。

“伊奘诺景气”的实现，标志着日本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大国。1966年日本经济的实际增长率为13%，以后直至1970年为止的5年间，实际经济增长率平均达11.6%（名义增长率为17.3%），超过了神武景气（1955—1957年）和岩户景气（1958—1961年）时的增长率，所以被认为是“超高速增长”。

高速增长使日本在经济上的国际地位迅速提高。1965年日本的GNP为883亿美元，在美国、西德、英国、法国之后，居资本主义国家第5位。到1968年，即明治维新100年之际，日本的GNP达1419亿美元，超过联邦德国，仅次于美国，跃居第二位，日本已经成为一个经济大国。从此，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引起世界的广泛关注，各国学术界掀起一股研究日本的热潮。

在声称“纠正高速增长弊端”的佐藤内阁时期，高速增长反而更快、时间更长，这是为什么呢？原来，标榜“稳定增长”的佐藤内阁，实际上是保留并强化了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体系。早在1962年，佐藤在旧金山召开的美国经济开发委员会理事会（CED）上就说过：“我认为，不仅池田首相，谁担当日本政权也要尽量维持高速经济增长，通过经济高速增长来消除贫困和社会不稳定，是日本政治家的任务，是政治稳定的前提。”^[24]在第一届佐藤内阁时期之所以强调“经济的稳定增长”，只不过是为了对抗池田内阁而作的姿态而已。佐藤在池田内阁末期竞选总裁时，曾对池田的高速增长政策提出批评，认为池田“过分重视高速增长，中小企业政策和农业政策相对滞后”。佐藤认为，过快的技术革新、产业现代化、新产业城市建设等地区开发所引起的剧烈的社会变动，有必要加以认真对待，所以曾提出“社会开发”这一口号。

所谓“社会开发”，就是将伴随技术革新、城市化、经济增长而带来的社会摩擦减少到最小限度，使其直接与国民福利的提高挂上钩。但是，从1966年以后国民生产总值的实际增长率来看，每年都超过10%，比池田内阁时期还高，而国家在社会福利方面却几乎毫无进展，佐藤所主张的“社会开发”的口号并没有真正兑现。可以说，在佐藤内阁期间，“日本经济是任其自然地发展下去的”。^[25]

佐藤时期日本经济之所以出现高速增长，外部原因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美国自从肯尼迪政权采取积极增长政策以后，从1961年到1969年，连续保持了100个月以上的繁荣；意大利从1965年1月到1969年秋，也大体保持了长达58个月之久的经济繁荣；稍晚，1967年和1968年，联邦德国和法国也先后从经济衰退中挣脱出来，转为景气上升。这种国际性的经济繁荣无疑对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由于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社会结构和国民生活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各地方自治体纷纷制定招徕企业的条例，一哄而上吸引企业家到本地办厂。于是，政府、财界和地方自治体联合在太平洋沿岸地带逐步建起大型联合企业。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不少社会问题，例如工业化带来的公害问题、汽车剧增而导致的交通问题以及劳动力外流而造成的农村人口“过疏”问题等。尤其是大气污染、河流污染等公害现象日益严重，佐藤内阁一方面继续贯彻经济高速增长政策，一方面将社会保障、公害对策、中小企业政策和农业政策结合在一起开展防止公害的立法工作。

1966年8月厚生省的咨询机构“公害审议会”的《中间报告》，是官方机构关于公害的具体方针的最初文件。它以“公害对策应与产业发展相协调”为原则，列举了公害制造者、政府和自治体对环境治理各自应负的责任等。通产省、自治省和建设省以这个《中间报告》为契机，互相争夺对公害对策的主导权，纷纷发表了各自的对策和意见。

厚生省1966年11月发表的《公害对策基本法》（暂称）试行纲要，因与公害有关系的15个省厅强烈要求修改而几成废案，但到第二年5月，政府方案终于成立，后经国会修改而通过，并于同年8月公布。但基本法是原则性立法，它的具体实施还需要单行立法，而在单行立法没有制定出来期间，公害问题仍频频发生。根据自治省的调查，至1969年7月底，有32个都府县制定了公害防止条例，到第二年8月底达到了44个，于是，形势为之一变。在1960年代前半期，自治体首长的竞选者多以“开发和招徕工厂”为口号，而后半期则把口号改为“福利和拒绝大企业进入”。于是，电力、石油、钢铁等公害产业进入地方就很难了，而政府和财界也抛弃了1961年《全国综合开发计划》（简称“全综”）的据点开发方式，转而在边远地区，以政府和民间合作的方式，建设与新干线、主干公路、立交桥、隧道、机场、电报电话等相配套的网状超大型工业基地。这就是1969年5月内阁会议决定的《新全国综合开发计划》（简称“新全综”）。

1970年连续发生铅公害、光化学烟尘公害等，日本人民反公害运动日益高涨。7月，政府设立了中央公害对策本部；11月，向临时国会提出有关公害的14个法案，随后这些法案相继成立。这些法案删去了基本法中“应在谋求与经济的健全发展相调和的同时保全生活环境”的条款，并按宪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确认“在确保国民健康以享有文化生活的基础上防止公害是极为重要的”。土壤污染亦被列为公害的对象，明文规定了企事业单位对处理废弃物的责任，并对自然环境的保护作了规定。

面对高度工业化带来的争议，国民的反对运动、革新自治体的压力、新闻界的批判日益扩大，政府和财界、大企业不得不对此采取相应的对策。于是，自民党政府开始致力于扩大社会开发，重视社会福利和城市政策。

在经济政策上，佐藤基本继承了池田路线，而多少有所发展的是在外交方面。对佐藤来说，外交方面的最大功绩莫过于冲绳施政权的收复。吉田茂曾经说过“在战争中失去的领土，靠外交谈判来收复，这是前所未有的壮举”，是“败于战争，胜于外交”。佐藤收复冲绳施政权，具体体现了恩师吉田茂的遗愿。

冲绳问题是战后日美之间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1945年6月23日，美军占领了冲绳岛。此后，美国为推行其亚洲战略，封锁、遏制中国，蓄意将冲绳作为它在亚洲战略体制中的重要军事基地长期占领。

长期以来，美军在冲绳建立了大批军事基地，驻有美军第七舰队、远东空军和核导弹部队。岸信介内阁时，为国内舆论所迫，也向美国提出归还冲绳和小笠原群岛问题。但美国政府态度强硬，不肯让步。

1964年7月，佐藤与池田竞选自民党总裁时，出于选举对策上的考虑，正式表示过解决冲绳问题的决心，他在出马声明《向明天挑战》中说：“日本应在日美伙伴关系中抓紧时机，要求美国归还冲绳。同时，日本也将真诚地信守关于冲绳的《特别基地协定》。”^[26]1965年1月，佐藤就任首相后初次访美时，向约翰逊总统提出了要求归还冲绳的问题。但是，当时佐藤也只是抱着“姑且先提出来”的态度，并没有指望美国会轻意地答应归还。

促使佐藤真正下决心要求归还冲绳的，是1965年8月对冲绳的访问，这是战后以来日本首相第一次访问冲绳。他当时发表声明说：“我深知，只要未实现冲绳归还祖国，对我国来说，战后就没有结束。”^[27]佐藤从冲绳访问归来后，指示有关阁僚拟定冲绳问题的对策，成立了冲绳问题阁僚协议会，并先后制定了义务教育费由国库负担一半、免费发放教科书、经济援助等对策。同时也开始研究关于收回施政权的方式。

当时美国政府虽表面上没有改变其基本态度，但由于冲绳人民对美国统治的不满情绪日渐激烈，美国政府内部已开始出现“现有方式难以为继”的看法，着手研究“可否在保留现有基地的前提下将岛屿归还日本”的问题。原驻日大使赖肖尔和亲日派元老、参议院议员曼斯菲尔德等人也力主美国政府及早解决冲绳问题。但是，美国政府在归还冲绳施政权问题上做出让步的“补偿”条件是要求日本更明确地承担起在远东战略中的责任。

进入1966年，日本开始提出几个归还方案。8月，首相府总务长官森清首先提出一个“教育权分离归还”的方案。1967年1月，佐藤希望“施政权一揽子归还”，否定了“教育权分离归还”的设想。随后，外务次官下田武三提出施政权归还的前提条件是“允许美军自由使用核基地”的主张，立即遭到社会舆论的谴责。关于归还方式，这时佐藤的想法是既不是“带有核基地的归还”，也不是“撤除美军基地后的归还”。8月，佐藤把“冲绳问题恳谈会”改组为“冲绳问题等恳谈会（新冲恳）”，并将其直接隶属于首相。

1967年11月，佐藤首相第二次访美，再次就归还冲绳和小笠原群岛问题与约翰逊总统会谈，并发表《联合声明》，双方表示“在两三年以内”归还冲绳。也就是要赶在1970年《日美安保条约》期满延长之前解决冲绳问题，以避免冲绳问题与《安保条约》问题搅在一起。这次会谈虽然在归还冲绳问题上从美方取得了一定的原则性保证，但日本却被纳入了美国的远东战略体制，因此遭到在野党的批判和冲绳人民的反对。

归还冲绳的日美谈判，焦点集中在归还当地行政权后，驻冲绳美军是否拥有核武器问题上。美国一直坚持“保留现有基地”的基本原则，所以对“撤除核武器”持强烈抵制态度。日本外务省认为，《日美安保条约》及有关规定要完全适用于归还后的冲绳是有困难的，有必要专门对冲绳作出一个“允许配备和运进核武器的特殊规定”。

但是，以社会党为首的在野党则主张冲绳要“与本土一样撤除核武器”。自民党的一部分人也同意这一主张。曾以外相身份参加归还冲绳谈判的三木武夫，辞去外相后出马竞选总裁时就明确表示：“关于冲绳基地的处理问题应该同本土一样进行谈判。”佐藤则反驳说：“与本土一样归还，作为目标是可以考虑的，但不能一开始就以此为前提进行谈判。”并且说：“让三木这样的人担任外相至今，是我的一个失误。”^[28]

奉行“等待政治”的佐藤，这时处于美国和国内反对势力的夹击之中。他大约有一年时间坚持说“基地的状态如同一张白纸”，根本不提“带有核武器”还是“撤除核武器”。实际上他倾向于“即使带有核武器，也应争取早日归还”。但这一意愿又同佐藤本人所提出的“不生产、不拥有、不运进核武器”的无核三原则相矛盾。所以佐藤只说“如同白纸”这类模棱两可的话，以争取时间，等待时机成熟。

1968年11月，美国总统选举，约翰逊宣布不竞选连任，于是，曾在艾森豪威尔总统时任副总统的尼克松当选总统，尼克松在岸信介时代曾两次访日，与佐藤也有一定私交。不久，佐藤以过数选票，第三次当选自民党总裁，并对内阁进行了改组，爱知揆一出任外相，在人事安排上做好了收复冲绳的准备。此时，佐藤认为解决冲绳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改变了态度，表示要“像本土一样撤除核武器是对美交涉的出发点”。佐藤态度的这一转变，是因为当时从美方得到了“也可以撤除核武器”的信息。而美国态度的转变，是由于美国核战略发生变化的缘故。另外，1969年春天展开的以反对安保和冲绳问题的大学纷争愈演愈烈，致使东京大学的春季招生被迫中止，这也是促使佐藤下决心解决冲绳问题的原因之一。

1969年6月，爱知外相访美，就冲绳问题向美国总统表明日本政府的如下立场：

（1）冲绳行政权至迟于1972年内归还日本；

（2）对归还行政权后的冲绳，适用于《日美安保条约》及其有关诸协定，与本土同等对待之。

以后，日美双方又经过多次协商，在基本上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1969年11月佐藤访美，决定按照“与本土一样撤除核武器”的方式于1972年归还冲绳。但是，双方在这里有两个重要的前提条件：一是包括冲绳在内的日本的美军基地，不仅是为了防卫日本，而且也是为了确保远东的安全。基于这一认识，日本则保证，一且有事，对美军的活动得予以积极的协助；二是在《联合公报》中规定，日本“不得损害美国关于事先协商制度的立场”，即“美国可以撤除核武器，但在紧急时刻应为运进核武器而保留事先协商的权利”。这显然是加强了日美安保体制。

对此，在野党虽然进行了追究，但自民党极力宣传“在战争中失去的领土，通过外交谈判收复回来”这一道理来蛊惑人心，而且佐藤访美回国后表示：“1972年冲绳归还后仍坚持非核三原则。即使远东有事时进行运进核武器的事先协商，也要遵守这一原则。”因此，当时的社会舆论调查表明，日本大多数人认为，归还冲绳问题“从总的情况看是成功的”。

自民党借此东风，迎接1970年6月《日美安保条约》十周年期满时间的到来，同时为自动延长这一条约大肆进行活动。各在野党原计划在《日美安保条约》自动延长之前开展一次大规模的反安保斗争，但由于佐藤内阁在冲绳归还问题上的胜利和在野党内部的不协调，“70年安保斗争”与十年前的“60年安保斗争”相比大为逊色，1970年6月22日，佐藤内阁为了避免修改《安保条约》引起混乱，决定《日美安保条约》“自动延长”，因为自动延长不需要国会批准。在野党虽然也想掀起反对斗争，但由于内部不团结，反对斗争没有形成气候，这样，佐藤内阁便从容地度过了“1970年安保”这一关，而且在1970年10月的自民党大会上佐藤第四次当选总裁，继续执掌政权。

在1971年10月开始的冲绳问题国会上，社会党、公明党、民社党与自民党内的亲华派联合，开展了打倒佐藤内阁的活动。11月初，因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和纤维谈判问题对福田外相和田中通产相提出的不信任案被否决后，便转而审议《冲绳归还协定》。社会、公明、民社三党认为“撤走核武器，与本土同样化”是骗局，反对《归还协定》，要求重新谈判。

美国方面，参议院于11月10日批准了《归还协定》。佐藤内阁无路可退。为了对付在野党拖延审议的战略，自民党突然在17日由特别委员会强行表决通过《归还协定》。自民党主张，特别委员会的表决有效，要求众议院正式会议批准；而在野党则声明表决无效，提出反对意见，要求将决议退回特别委员会。众议院议长出面斡旋，但在野党拒绝妥协，国会陷入空转状态。

强行表决通过和国会空转之后，群众运动开始扩大。在冲绳，从10日凌晨零时开始，举行了由冲绳县“祖国复归协议会”发动的第二次大罢工。大罢工的口号是：实现完全归还，重新开始归还谈判，粉碎《归还协定》，阻止通过有关法案。全军劳、县教组、官公劳、自治劳等团体约有10万人参加了罢工，（据斗争委员会称）这是战后在冲绳举行的规模最大的罢工。

在11月19日的全国统一行动中，一些学生同警官发生了冲突，日比谷公园的一座楼房被放火烧毁，一名守卫人员在冲突中死亡。在首都周围地区，反对的浪潮尤高。19日在代代木公园举行的中央大集会，据主办单位称有27万人参加（据警视厅调查，为78000人）。根据警视厅收集的材料，全国46个都道府县有883个地方、共有526000人参加了这一天的统一行动。^[29]社、共两党要求佐藤内阁下台。

在国会连续空转三天期间，自民党内部出现了强行召开众议院正式会议的强烈呼声，但也有人反对强行通过，他们认为，如果这次由众议院正式会议强行表决通过，则有可能出现与1960年安保斗争相似的动乱。

在20日下午举行的自民、社会、公明、民社四党干事长、书记长会谈中，自民党干事长保利茂极力说服在野党。公明党表示，“如果政府和自民党赞成非核三原则和缩小冲绳基地的决议案”，则公明党准备妥协。民社党也表示与公明党同步。保利茂接受了公明党的要求。特别委员会和众议院正式会议在社共两党缺席的情况下召开，《归还协定》终于成立。

冲绳施政权的归还可以说是佐藤政权在外交方面最值得载入史册的政绩，除此之外，日韩关系正常化的实现也似乎应写上一笔。

日本与韩国缔结《日韩基本条约》的会谈始于1950年10月。佐藤上台伊始，于1964年12月就以积极姿态重开第七次日韩会谈。翌年2月，佐藤派外相椎名悦三郎访韩，草签了《基本条约》；4月，就争论已久的渔业、经济合作、在日韩国人法律地位等问题达成初步协议；6月，就竹岛问题达成妥协并正式签署了《日韩基本条约》和各项相关协定。是年末，在在野党强烈反对的情况下国会强行通过了该条约。佐藤为什么迫不及待地签订《日韩条约》？从国际上讲，当时越南战争日趋激烈，中国进行了第一次核实验（1964年10月），苏联的赫鲁晓夫政权垮台（1964年10月）等，这些事态都给一贯反共的佐藤以冲击，他认为，日韩两国有必要尽快联合起来应付千变万化的国际形势。

但是，《日韩条约》的签订遭到日本国内外舆论的批判。因为该条约加深了朝鲜半岛的分裂，单方面与韩国签约等于无视朝鲜的存在，形成了事实上的东北亚反共联盟。正如《纽约时报》（1965年6月28日）所指出的那样：“日本对韩国做出了重大让步。韩国不稳定的经济，通过日本政府和民间约数十亿美元的援助（其中约三分之一为无偿赠予），在今后10年内将大大增强。东京政府承认汉城政府为朝鲜半岛的唯一合法政府，这就是在对平壤的政治斗争中给韩国的强有力支持。”^[30]

与日韩关系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日关系。佐藤首相在组阁后第二天的记者招待会上曾说：“日韩交涉和中共问题是日本面临的外交基本问题，也是寄予佐藤内阁的重要问题。”^[31]承认日韩、日中关系是日本外交的两大课题。但实际上，佐藤在这两个问题上却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态度。佐藤上台后，日台关系更加密切，而整个中日关系则屡屡出现危机，反而比池田内阁时代大大后退了。佐藤在对华政策方面，虽然在口头上一直表示要改善同中国的关系，但始终没有具体的实际行动。他的发言只是“对国内舆论围攻的一种进攻性防御”，“仅仅是为了选举的口头应酬话”。^[32]

佐藤内阁在发展和改善与中国的关系方面没有具体的措施，但却在恶化中日关系方面逐渐有了行动。1964年11月20日，刚刚成立的佐藤内阁拒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市长彭真赴日参加日共第九次大会，随后在第十九届联合国大会上反对恢复中国的合法权益。1965年以后，佐藤指责中国是“红色帝国主义”，并在中日经贸关系上制造种种障碍。1967年9月，佐藤访问台湾，并提出台湾地位未定论。1969年11月访美时发表《日美联合公报》声称：“维护台湾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也是日本安全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当然，实事求是地讲，1960年代后期，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也是影响中日两国关系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中国国内政治、经济状况混乱的背景下，要求中日关系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也是不太现实的。

注释

[1]佐藤宽子：《首相夫人秘录》，朝日新闻社1974版，第217—219页。

[2]村上勇：《激荡的三十五年之回想》，产经新闻社1978年版，第135—136页。

[3]大野伴睦：《大野伴睦回想录》，弘文堂1962版，第152—155页。

[4]升味准之辅：《现代政治》上卷，东京大学出版会1986年版，第106页。

[5]渡边恒雄：《派阀与多党化时代》，雪华社1967年版，第64页。

[6]北冈伸一：《自民党》，读卖新闻社1995年版，第107页。

[7]伊藤昌哉：《池田勇人》，至诚堂1966年版，第232页。

[8]伊藤昌哉：《池田勇人》，至诚堂1966年版，第121页。

[9]古巴导弹危机，又称“加勒比海危机”或“古巴十月危机”。1960年代初反映美苏争霸和美古矛盾的国际。

[10]北冈伸一：《自民党》，读卖新闻社1995年版，第111页。

[11]石川真澄：《战后政治史》，岩波书店1995年版，第100页。

[12]北冈伸一：《自民党》，读卖新闻社1995年版，第113页。

[13]有泽广巳主编：《日本的崛起—昭和经济史》，日本经济新闻社1976年版，第427页。

[14]伊藤昌哉：《池田勇人》，至诚堂1966年版，第62页。

[15]升味准之辅：《日本政治史》第四卷，东京大学出版会1988年版，第1078页。

[16]升味准之辅：《日本政治史》第四卷，东京大学出版会1988年版，第1096页。

[17]升味准之辅：《日本政治史》第四卷，东京大学出版会1988年版，第1099页。

[18]1963年8月，日本政府实行贸易自由化后，农林省对遭受冲击的日本制糖业决定给以扶持政策，共和制糖公司总经理菅贞人趁此机会向政府有关部门行贿，从而获取建立制糖联合企业的大批资金，事发后称为“共和制糖事件”。

[19]“黑雾”一词来自松本清张的小说《日本的黑雾》，系指有滥用职权进行贪污或犯罪的迹象而言。

[20]白鸟令编：《日本的内阁》第三卷，新评论出版社1986年版，第66页。

[21]北冈伸一：《自民党》，读卖新闻社1995年版，第123页。

[22]正村公宏：《战后史》下卷，筑摩书房1985年版，第266页。

[23]白鸟令编：《日本的内阁》第三卷，新评论出版社1986年版，第82页。

[24]白鸟令编：《日本的内阁》第三卷，新评论出版社1986年版，第91页。

[25]富森睿儿：《战后日本保守党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192页。

[26]升味准之辅：《日本政治史》第四卷，东京大学出版会1988年版，第1103页。

[27]中村隆英：《昭和史》第二卷，东洋经济新报社1993年版，第544页。

[28]正村公宏：《战后史》下卷，筑摩书房1985年版，第361页。

[29]升味准之辅：《日本政治史》第四卷，东京大学出版会1988年版，第1111页。

[30]白鸟令编：《日本的内阁》第三卷，新评论出版社1986年版，第57页。

[31]《朝日新闻》1964年11月10日晚刊。

[32]黑柳明：《公明党的中国政策》，亚洲调查会：《亚洲季刊》，第二卷第二号（1970年4月），第34—35页。

三自民党的“盛世”时期

三自民党的“盛世”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