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目录[隐藏]

作者：吴廷璆等

第三章 “五五年体制”的确立与发展

一 “五五年体制”的确立

鸠山内阁时期，在日本战后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在经济上，日本经过十年恢复，从此开始进入高速增长的起飞阶段；外交上，实现了日苏邦交正常化和加入联合国，为日本走向国际社会迈出了第一步；政治上，形成了长达30年的“五五年体制”。岸信介内阁成立后，确立了自民党“八大派阀”的派阀体系。

（一）保守政党的分化组合

1953年4月19日，举行了第26届众议院议员选举，选举结果是：吉田自由党199个议席，鸠山自由党35席，改进党76席，左派社会党72席，右派社会党66席，劳农党5席，共产党1席，其他党派和无党派12席。^[1]

在这次大选中，吉田自由党的议席远未超过半数，鸠山自由党和改进党也都没有进展。保守政党的绝对得票率为48.7%，约减少2%，投票人数约减少100万人，这部分人转向革新政党。左右两派社会党有了较大发展，尤其是左派社会党由上次的56席增加到72席。1951年秋社会党分裂时，左派社会党在众议院仅有16个议席，1年半之后的这次大选一举增加了3.5倍，超过了右派社会党。^[2]从此以后，左派势力在社会党内长期处于主导地位。

这次大选吉田自由党虽然未过半数，但仍为第一大党。吉田为稳定政局，曾设想与改进党组成一个联合政权。但改进党提出，如该党总裁重光葵不担任首相则不入阁。于是，1953年5月19日，首相提名人吉田茂和重光葵举行决选投票，由于社会党弃权，吉田茂以204票对116票取胜。5月21日，第五届吉田内阁（1953.5.21—1954.12.10）成立。

作为少数党政权的吉田内阁成立后，继续做拉拢其他保守政党的工作。9月27日，吉田首相和重光会谈，首先在增强防卫力量方面与改进党达成共识：鉴于现在的国际形势和国内正在高扬的民族独立精神，双方明确了此时应当增加自卫力量的方针，应因美军逐渐减少而订立适应国力的长期防卫计划。同时，现在就要修改《保安厅法》，将保安队改名为自卫队，将防卫直接的侵略增列为自卫队的任务。^[3]

与此同时，吉田自由党对鸠山自由党也做出较大让步。在11月17日吉田鸠山两党首会谈时，吉田答应鸠山成立“宪法修改调查会”的要求。1954年3月12日，成立了以岸信介为会长的“自由党宪法调查会”，并于11月5日发表了《日本国宪法修改案纲要》，主要内容是“废除第九条、天皇为国家元首、削弱国会权限、限制基本人权”等，极其保守和反动。^[4]

于是，一直反对吉田的鸠山一郎为觊觎吉田后的政权，率“分党派自由党”大部分人马于1953年11月29日回归吉田自由党，鸠山派的三木武吉、河野一郎等8人于12月1日另组“日本自由党”。鸠山回归以后，自由党国会议员达到227人，但距超过半数的233人还差6人，所以反吉田强硬派三木等只有8名议员的日本自由党，在关键时刻仍能发挥重要作用。而鸠山等人的回归，对自由党来说也并不意味着稳定。

第五届吉田内阁期间，围绕是否加强再军备体制的问题，保革对立越来越激化，而各保守政党之间在政策方面没有出现太根本的对立。所以国会通过了一系列旨在限制过激政治运动、强化国内治安维持体制的法律，诸如《电力、煤炭事业罢工规制法》（1953年8月）、《MSA协定》（1954年3月）、“教育二法”、“防卫二法”、《警察修正法》（1954年6月）等。这些法律都是在保守政党意见一致而在野党激烈抵制下通过的。尤其是在《警察修正法》问题上，在国会引起保革严重对立和混乱，致使众议院议长找来警察维持秩序。但是，从这时开始，保守党内部趋于一致，已经为保守党的合并创造了条件。

自由党副总裁绪方竹虎和干事长佐藤荣作等人为打开少数派内阁的困难局面，开始策划成立新党。1954年4月13日，自由党干事长佐藤荣作向改进党干事长松村谦三提出“两党解散、成立新党、总裁公选”的三原则，同时发表了“政局稳定乃当务之急”的自由党声明。4月28日，成立了自由、改进、日本自由三党的筹建新党促进协议会，但新党政策大纲拟出之后，在总裁公选问题上谈判陷入僵局，6月23日谈判中断。

但是，保守党合并的步伐并没有停止。组建新党工作宣告失败后的吉田派，于7月26日起用池田勇人为干事长，大野伴睦为总务会长，以图起死回生。但吉田茂本人已经声名狼藉，自由党的地方支部都不希望他下去进行竞选演说，担心会对当地下次选举带来不利影响。^[5]可见吉田的自由党已经回天无术。在这种情况下，改进党、自由党的鸠山派和岸信介派以该协议会为基础展开了反吉田派的新党运动。9月19日，鸠山、重光、三木、河野、岸、石桥6人举行会谈，一致同意成立反吉田的新党，并公开发表了打倒吉田内阁的声明。

吉田内阁的声望降到最低点，各方面集中攻击和非难吉田首相。日薄西山的吉田面对反对派的攻势，采取不予理睬的态度。9月26日，吉田率团出访欧美7国。在吉田出访期间，国内筹建新党的工作正在热火朝天地展开。11月1日，鸠山就任新党筹备会委员长，15日，成立新党创立委员会，鸠山仍为委员长。17日，吉田茂回到气氛骚然的东京。24日，日本民主党成立。民主党中众议院议员包括改进党69人、日本自由党8人、自由党新党筹备会派43人，共计120人；参议院议员18人（改进党13人、自由党3人、无党派2人）。民主党总裁为鸠山，副总裁为重光葵，干事长为岸信介，总务会长为三木武吉，政务调查会长为松村谦三，芦田均、石桥湛山、大麻唯男为最高委员。^[6]

11月30日，召开临时国会。民主党联合左右两派社会党对吉田内阁提出不信任案。在野党联合起来共有252票。在向议会提交不信任案之前的12月6日晚，吉田茂召集自由党首脑和阁僚紧锣密鼓商讨对策。吉田坚持主张解散议会，但自由党主要成员中除池田和佐藤同意吉田的意见外，其他人都反对解散而主张内阁辞职。副总裁绪方竹虎甚至表示：“如果首相要坚持解散议会，我作为阁僚将不在解散文件上签字，宁可退出政界。”^[7]总务会长大野伴睦也当面指责吉田说：“我们都知道大多数阁僚是反对解散议会的。内阁是短暂的，党是长期存在的。即使是总裁也不允许无视党。”^[8]其他内阁成员也都纷纷表示，如果解散议会便提出辞呈。在群起而攻之的形势下，吉田愤然退出会场，在他缺席的情况下，内阁成员决定总辞职。吉田茂将辞去首相和总裁的辞职书丢在桌子上默默回到家中。就这样，持续6年多的吉田内阁宣告结束，吉田也被赶出自由党。^[9]12月8日，自由党议员大会决定绪方竹虎为新总裁。

1954年12月9日，鸠山得到民主党和左右派社会党的支持而被提名组阁。作为执政党的民主党当时只有120名国会议员，如果在首相提名时左右两派社会党不支持鸠山，鸠山的票数将低于自由党总裁绪方竹虎。当然，左右派社会党支持鸠山的前提条件是尽早解散议会，而位居自由党之后的民主党也需要解散议会，双方在这一点上是不谋而合的。所以民主党和两派社会党在首相提名的当天便发表了“1955年3月上旬以前举行大选”的共同声明。随后，众参两院举行首相选举，在众议院，鸠山一郎得257票，绪方竹虎得191票；在参议院，鸠山得116票，绪方得85票，鸠山当选为新首相。^[10]1954年12月10日，第一届鸠山内阁（1954.12.10—1955.3.19）成立。

大选于1955年2月27日举行，选举结果是：民主党得185席，自由党得112席，左派社会党得89席，右派社会党得67席。民主党虽然跃升为第一大党，但议席只占总数的39.6%。从第一届鸠山内阁成立到这次大选，只有短短的两个半月，所以第一届鸠山内阁实际上是一个“选举管理内阁”。

表3.1 大选时的政党势力动向^[11]

续表

这次大选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民主党大幅度增加了国会议席，跃升为国会第一大党；二是两派社会党合计议席数创战后6次大选的最高记录。如果再仔细分析，正如表1所示，民主党获得185席，比上次大选时改进党和鸠山自由党的总和（111席）还多74席，得票率也由上次的26.7%上升到36.6%；自由党则由上次的199席减至112席，得票率由39.0%下降到26.6%。另外，在这次大选中，左派社会党由上次的72席上升到89席，其上升幅度仅次于民主党，与只增加一席的右派社会党也形成鲜明对照。而左右两派社会党议席总数为156席，这一数字正好占议席总数（467席）的三分之一，达到阻止修改宪法的最低条件。^[12]

大选之后的1955年3月19日，第二届鸠山内阁（1955.3.19—1955.11.22）成立，同年11月22日，成立第三届鸠山内阁（1955.11.22—1956.12.20），到1956年12月20日总辞职，共在任2年零11天。

保守党的合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社会党，尤其是左派势力在选举中长驱直入的发展，引起包括财界在内的保守势力的不安。社会党决定在1955年秋季实现统一，目的显然是瞄准政权，这更增加了保守势力的紧迫感。

左派社会党早在1954年1月就通过了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日本形态”为目标的左派社会党纲领。社会党特别是左派社会党日益强大，两派社会党统一的动向加强，甚至有可能出现社会党政权。日本财界对此深感不安，日本经营者团体联盟（简称“日经联”）等经济团体一方面强烈抨击这一动向，一方面要求保守势力停止权力之争。“日经联”大会于1954年10月20日做出了“迅速实现保守联合”的决议。

对保守政党来说，财界是战后提供政治资金的唯一来源，而政治资金是决定保守政党生死存亡的大事。鸠山内阁成立后，第2年（1955年）1月以经济团体联合会（简称“经团联”）副会长植村甲午郎等人为中心，成立了“经济再建恳谈会”。其目的是使“造船渎职事件”扩大以来对政治捐款感到不安的财界团结起来，建立向民主党和自由党提供大选资金的安全捐款团体。

大选后，该恳谈会也没有解散，而成为每月向保守政党提供经常费用和随时供给选举费用等临时费用的经常捐款机构。这个团体募集的捐款在第一个年度（1955年）为1.4亿日元，而1960年度则达到14亿日元，累计高达37亿日元。其中捐给自民党（包括合并前的民主党和自由党）的为35亿日元，占捐款总额的92%；其余很少一部分是捐给社会党、绿风会（后改称参议院同志会）、民社党的所谓“泪金”（安慰费）。^[13]

在保守党方面，很多人也在积极推进保守联合。吉田内阁副首相绪方竹虎于1954年3月28日发表了保守联合构想和“推察时局，政局稳定是当务之急”的声明。4月13日，自由党向改进党发出了“解散两党，建立新党”的呼吁。当时吉田内阁正热衷于保住自己的政权，在总裁公选问题上与改进党意见不一而未谈成，但在两党内部，多数人已经认识到保守联合应尽快实现。^[14]因为自由党和民主党之间在纲领政策方面本来就没有根本的分歧，当时阻碍两党联合的最大因素是吉田和鸠山积怨太深，随着吉田的引退，联合的条件日趋成熟。

1954年5月23日，自由党和民主党的干事长与总务会长会谈。6月4日，鸠山和绪方举行正式会谈。随后发表了关于共同修改预算案和集结保守势力的共同谈话。但是，在由谁出任总裁这一关键问题上，双方各执己见，互不相让。自由党主张以鸠山引退为条件，联合后公选新党总裁，而实际上是要推选自由党总裁绪方竹虎；民主党则提议“首相总裁不采取公选办法，而通过协商由鸠山一郎担任”。当时在众参两院议员中，民主党有209名，自由党有207名，双方旗鼓相当。^[15]

1955年10月13日，两派社会党正式统一，客观形势不允许保守党在合并问题上久拖不决。社会党统一两周后的10月27日，自由党和民主党终于成立了“新党筹备会”，由三木武吉和大野伴睦牵头，双方各出7人组成。一直反对联合的民主党三木武夫派和鸠山直系以及自由党的吉田派等派别，在社会党统一的刺激下也不得不改弦更张，同意合并。11月6日，民主党的岸信介干事长、三木武吉总务会长和自由党的石井光次郎干事长、大野伴睦总务会长4人举行会谈，达成如下妥协方案：一、党首问题暂时搁置起来，以“代行委员”制领导新党；二、在适当时期（来年春）公选党首；三、成立第三届鸠山内阁。^[16]

11月14日，自由、民主两党分头召开解散大会，15日，举行自由民主党成立大会，参加新党的众议院议员有299人，参议院议员118人。就这样，一个统一的保守新党从此诞生。

仓促合并的自民党，本来就山头林立，貌合神离，在党首问题上争执不下的情况下，采取了“代行委员制”的权宜之计，代行委员为鸠山一郎、绪方竹虎、三木武吉和大野伴睦，暂时实行集体领导，实际上是由鸠山一郎出任首相，分管政府事务，绪方竹虎负责党务的“首相·总裁分离方式”。

本来，党首问题准备在1956年4月的党代表大会上选举解决，但是，最具竞争力的总裁候选人绪方竹虎突然于1956年1月28日病逝，所以鸠山一郎就顺利地当选为自民党的首任总裁，代行委员制予以取消。

1956年7月8日，日本举行第四届参议院议员通常选举，这是鸠山内阁时代的第二次全国选举，也是社会党统一和保守党合并之后的首次全国选举。这次选举的背景是，在此之前闭幕的第24届国会上，执政的自民党和在野的革新政党之间在一系列问题上发生激烈冲突，因此在这次参议院议员选举中表现为政治势力的保守、革新两极分化。这次参议院选举，自民党获61席，比选举前增加7席，议席率为48.0%；社会党获49席，比选举前增加21席，议席率为38.6%，两党相加，占参议院议席总数的86.6%。通过这次选举表明，以“一又二分之一政党”为主要标志的“五五年体制”基本形成（参见表2）。

表3.2 参议院选举时的政党势力动向^[17]

如果说吉田时代的主要功绩是恢复和复兴了日本经济，那么鸠山内阁则开始着眼于政治上的自主独立。这时的国际形势也有所缓和，为鸠山推行的“独立自主”政治路线提供了前提条件。鸠山内阁时代，日本国内政治格局的最大特点是：各种政治势力逐渐演化为保守和革新两大阵营。

鸠山内阁对内主张修改宪法，重整军备，公然提出修改宪法第九条，重建真正的“自卫武装”，成立“宪法调查会”，以为修改宪法作准备，并强迫议会通过《宪法调查会法案》。但在深受战争灾难之苦的日本人民的抵制下，鸠山最终未敢正式修改宪法，不过在重整军备方面还是将自卫队兵力由15.2万人增至21.4万人，比吉田茂又向前迈了一大步。

鸠山内阁的最大功绩是实现了日苏邦交正常化。恢复日苏邦交很早就是鸠山的主要政策之一，鸠山当上民主党总裁时就说，新党的目标是让日本在外交和军事上独立。组阁后不久他又说：“我作为政治家的使命，在于日苏谈判和修改宪法。”修改宪法受挫后，鸠山将主要精力用在日苏邦交问题上。当时，吉田茂、池田勇人等亲美派极力反对，身为鸠山内阁外相的重光葵也持消极态度，但鸠山不惜一赌自己的政治生命，决心抱病亲往莫斯科，举行日苏首脑会谈。在谈判过程中，围绕“北方领土”问题，日苏双方曾一度陷入僵局，后来以“将领土问题搁置起来”为前提，于1956年10月19日签署了《日苏共同宣言》。

对日本来说，急于与苏联复交至少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一、日本战败后尚有大批战俘滞留苏联，复交后可以尽快引渡日本；二、解决日苏之间海域的“北方渔业”问题，确保稳定的海上捕捞作业；三、尽快加入联合国；四、改善日苏关系，确保日本安全。鸠山本人决心与苏联复交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他认识到，日本要加入联合国，必须与苏联谋求关系正常化；二是鸠山预感自身老病，任期苦短，作为政治家，急于留下一定的政绩，因为修改宪法无望，只能在外交上有所突破。

《日苏共同宣言》于11月15日在众议院顺利通过，《日苏渔业条约》和《海难救助协定》等也同时生效。随着《日苏共同宣言》的生效，两国战争状态结束，苏联同意日本加入联合国，但是悬而未决的北方领土问题至今一直是日苏之间最大、最棘手的外交课题。

随着日苏关系的正常化，联合国于1956年12月18日正式接纳日本为成员国。至此，鸠山一郎以政治生命做赌注的政治课题已经解决，这也就意味着鸠山内阁的政治使命业已完成，于是，日本加入联合国的第2天，鸠山内阁宣布总辞职。

（二）社会党的统一与工人运动

社会党是日本战后成立最早的政党。但由于其成分复杂，左、中、右各派势力政见不一，所以社会党一成立便埋下了分裂的种子。

在1949年第24届国会大选中，社会党惨败。4月14日，召开第四次党代表大会，此后，社会党主导权开始掌握在左派手中，以后，矛盾越来越尖锐。1950年1月召开的第五次党代表大会上，左右两派领导人在组织上正式分道扬镳，左派选举铃木茂三郎为书记长，右派选举片山哲为委员长和水谷长三郎为书记长。但这时还没有殃及到基层组织，形成“上分下合”的局面。通过中间派从中斡旋，加上基层组织的要求，1950年4月召开第六次临时代表大会又归于统一，委员长空缺，浅沼稻次郎就任书记长，但实际上是貌合神离。

形式上统一起来的社会党在媾和问题上又发生对立。1951年1月19日，召开了第七次社会党代表大会，大会做出了“和平四原则”（全面媾和、坚持中立、反对军事基地、反对重新武装）的决议，并选举左派的铃木茂三郎为委员长，中央执行委员的半数也由左派占据，左派掌握了党的主导权。这时右派提出“原则上不反对重新武装”的修正案，但以绝对多数票而被否决。9月，在旧金山召开对日媾和会议，签订了《旧金山和约》和《日美安保条约》，对此既成事实，社会党两派发生对立。右派和中间派主张“赞成《和平条约》，反对《安保条约》”的所谓“条约可分论”，而左派则是两个条约都反对。^[18]

1951年10月2日，中央执行委员会以微弱多数表决支持右派的意见。10月23日，社会党召开第八次临时代表大会，当时，左派国会议员193人，右派161人，基本上势均力敌，大会出现混乱局面。10月24日，左、右两派决裂，分歧的焦点是围绕“和平”和“安保”两个条约看法不一致。随后，右派社会党于1952年1月20日成立，左派社会党于1月28日成立，左派选举铃木茂三郎为委员长，书记长空缺；右派选举浅沼稻次郎为书记长，委员长空缺。双方都叫日本社会党，但一般称其为右派社会党和左派社会党，这种分裂状态大约持续了4年之久。

朝鲜战争结束以后，国际形势趋于缓和，但在日本国内，随着《旧金山和约》的生效，日本政府却推行了一系列倒行逆施的反民主路线和重新武装政策。为此，左、右两派社会党意识到有必要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这股逆流。左派社会党在1953年的大选和参议院选举中遥遥领先于右派社会党后，便呼吁右派社会党进行合并，随后于8月成立“社会主义政治势力团结委员会”，右派社会党也于同年9月设置“统一问题调查研究委员会”，从11月9日开始，两派便开始了为谋求统一的“两社恳谈会”。这种走向统一的动向通过在国会内的联合斗争进一步加快了步伐。

第2年春天，吉田内阁因受到“造船渎职事件”的冲击而风雨飘摇，出现“末期症状”，于是吉田政权在3月末发起了企图起死回生的保守新党运动。在这种形势下，两派社会党都产生了通过合并夺取政权的设想，左派社会党委员长铃木茂三郎和右派社会党委员长河上丈太郎于3、4月间举行会谈，就合并及建立共同政权问题达成共识。社会党的国会议员也迫切希望社会党成为国会中的“第二大党”，以统一社会党的形式达到夺取政权的目的。这一共识成为两派社会党加速统一的决定性因素。

1954年9月下旬，设立了由两派社会党组成的促进统一委员会。11月，民主党成立，吉田内阁垮台。12月，鸠山内阁成立。1955年1月，众议院解散，社会党统一的活动更加活跃。1月18日，同时召开的两派社会党临时大会，通过了由两派“促进统一委员会”联合拟定的《关于实现社会党统一决议案》。2月27日，举行众议院选举，两派社会党力争确保三分之一以上议席，以阻止修改宪法。选举结果，左派社会党由解散前的72人增加到89人，右派社会党从解散前的61人增加到67人，两社合计156人，确保了阻止改宪的议席数。^[19]

1955年3月2日，左派社会党书记长和田博雄与右派社会党书记长浅沼稻次郎会谈，决定双方各出10名统一交涉委员，就“纲领、政策、组织等方面达成一致意见，迅速完成统一”问题进行磋商。1955年4月以后，两派社会党开始着手进行合并的具体工作。9月，制定了统一纲领草案，在双方妥协的基础上，党纲中把党的性质规定为“阶级的群众性政党”。

1955年10月12日，两派社会党分别召开解散党的大会，翌日举行了两派合并统一大会。经过4年分裂之后，社会党又最终实现了统一。会议决定铃木茂三郎为委员长，浅沼稻次郎为书记长，中央执行委员会由左右两派各出20人组成，但领导核心的7人中，左派4人，右派3人。党的组织活动方针的“三原则”是“坚持党的阶级性，确立党内民主”；“排除议会偏重主义，开展日常斗争，尤其要开展党在群众中的组织活动”；“在党和群众组织之间既要互相保持民主，又要保持紧密联系与合作”。这表明统一后的社会党加强了左派社会党的色彩。^[20]

日本社会党在战后初期的工人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工会法》的实施，各类工会组织应运而生。1945年底，成立工会809个，会员38万人；1946年6月就发展到1.2万个工会，会员达375万多人，半年时间就增长近10倍。工会组织化率（对日本工人总数931万人）由4.4%增至40.4%。^[21]根据形势的要求，全国性工会相继成立。1946年8月，成立了日本工会总同盟（简称“总同盟”）和日本产业别工会会议（简称“产别会议”）。后者属于左派工会，参加该工会的有21个行业工会，175万会员，占全国工会会员的43%，其核心领导成员是日本共产党和社会党。“产别会议”发动和领导了战后初期如火如荼的工人运动，斗争的重心由初期的反饥饿、反解雇等经济斗争发展到反对片面媾和、争取全面媾和、反对重新武装等政治斗争。

“红色整肃”之后，日本共产党受到沉重打击，日共的主要领导人转入地下。1950年7月，“总评”成立。“总评”罗致了17个工会276万会员，成为日本最大的工会。“总评”纲领规定：维护和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提高其经济和社会地位，工会不得成为夺取政治权力的行动部队，坚持以立宪手段谋取政权。^[22]

日本社会党于1949年11月通过了《关于媾和问题的一般态度》，即全面媾和、中立、反对提供军事基地的“媾和三原则”。1951年1月，又通过了《反对重新武装决议案》，把三原则发展为“和平四原则”，加进了“反对重新武装日本”的新条款。与此同时，1951年1月15日，日本共产党、社会党左翼和劳农党联合其他民主团体，成立了由115个团体组成的“全面媾和爱国运动协议会”（简称“全爱协”），开展争取全面媾和的斗争。“全爱协”在斗争方针中提出“为了日本的和平与独立，全面媾和后美国占领军立即撤出日本”的要求，^[23]开展了“争取全面媾和”，“反对重新武装”的签名运动，征得了500万人的签名。“全爱协”的活动反映了日本人民的心声。

“总评”在成立之初，具有一定的反共色彩，但是美国发动的侵朝战争使“总评”从反共立场转向反美，开始支持社会党的“和平四原则”。在1951年3月10日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反对重新武装，坚持中立，反对提供军事基地，实现全面媾和，为保卫日本的和平和争取独立而奋斗”的行动纲领。

在“总评”的影响下，全日本汽车工会、全日本造船工会、私营铁路工会总联合会、全日本港口工会等行业工会，相继接受“和平四原则”，开展了反对单独媾和的斗争。1950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日本各工会在东京的芝公园举行了1.5万人参加的中央大会。与此同时，农民、妇女、知识分子等各个阶层也组织了相应的斗争。

“朝鲜特需热”结束以后，“总评”的斗争重心转向为提高工人工资而展开的每年一度的“春季斗争”，同时致力于选举运动。当时社会党左、右两派在媾和和《日美安保条约》问题上出现严重分歧，乃至最后导致组织上的分裂，从这时开始，社会党左派与“总评”建立起密切关系。对组织薄弱的社会党来说，“总评”是它最有力的支持团体，在历次大选中，社会党的议席多半都依赖于“总评”的组织、动员，社会党的政治资金也大都来自于“总评”，在社会党国会议员中，工会出身的人数大大超过农民运动出身的人数，从而领导权从右派转移到左派手中，于是，担当“五五年体制”之一翼的社会党逐渐形成。

（三）自民党派阀体系的确立

鸠山下台后，自民党总裁的最有力候选人当属自民党干事长岸信介。从实力上看，岸信介财大气粗，实力雄厚，但由于总务会长石井光次郎和通产大臣石桥湛山极力反对，最后提出3名总裁候选人：岸信介、石井光次郎和石桥湛山。

岸信介自从担任民主党干事长以来，一直作为党的核心人物开展活动，积蓄实力，且有岸派、佐藤派（旧吉田派的一部分）、河野一郎派（旧鸠山派的一部分）、大麻唯男派（旧改进党的一部分）的支持。而石井则继承了绪方竹虎派（旧吉田派），并得到池田派（旧吉田派的一部分）的支持。石桥派虽势单力薄，但也得到三木（武夫）·松村（谦三）派（旧改进党的一部分，反鸠山和反河野派）和石田博英派的支持。从派系支持的票数来看，3个人谁也不能单独超过半数。为此，他们展开了激烈的“拉票战”。

1956年12月14日，自民党举行了第二次总裁公选（实际上是第一次）。在这次选举中，岸得223票，石桥得151票，石井得137票。因为三人都没有过半数，所以立即对第一位的岸和第二位的石桥进行第二次投票，结果因为石井按照事先协议把票投给了石桥，这样，石桥以7票之优势战胜岸信介，当选为自民党第二任总裁。

石桥的成功，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连岸信介本人也始料未及。他原以为这次选举只是他和石井之争，想不到突然冒出了一个石桥，并且采取“第二、三位联合”的手段把他打败。^[24]几乎没有群众基础的石桥派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为当时自民党的派阀尚在形成之中，还没有固定下来。但是，通过这次总裁选举时的拉票交锋，企图登上政权宝座的自民党领导者们更加明白了培养派阀是必要和不可或缺的道理。

12月20日，国会提名石桥组阁，随后石桥内阁（1956.12.23—1957.2.23）成立。从政策上看，石桥内阁打出“对美自主、轻武装”的路线，这和石桥的一贯思想是一脉相承的。石桥战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和军部的经济统制持批判态度，曾任《东洋经济新报》社社长，以自由主义经济评论家著称。战后曾任第一届吉田内阁大藏大臣和鸠山内阁通产大臣等要职，有“经济通”之称。石桥首相在自民党报告会上曾提出“五条誓言”：一、国会运营正常化；二、振兴刷新政界，严肃官界纲纪；三、扩大就业，增加生产；四、建设福利国家；五、确立世界和平。^[25]但由于他不久病倒而未及实行。

被冷遇的石井光次郎和大野伴睦对石桥组阁中的人事安排极为不满，所以，石桥内阁成立伊始就因人事问题而引起党内纠纷，暴露出其基础十分脆弱，所以内阁成立不久石桥就打算解散议会。为此，石桥到全国各地游说，游说中因患感冒而引起肺炎，被迫于1957年2月23日宣布辞职，上任只有63天的石桥短命内阁就这样匆匆落下帷幕。这是日本战后政治史上继东久迩宫内阁（50天）之后的第二个短命内阁。石桥内阁因为短命而没有留下任何政绩。

1956年的总裁选举，给刚刚成立不久的自民党带来了划时代的重大影响，那就是通过这次选举确立了自民党的派阀体系。自民党成立之初，党内据说有11个派别：自由党系统的吉田茂派、绪方竹虎派和大野伴睦派；民主党系统的鸠山一郎派、三木武吉派和岸信介派；民主党中原改进党系统的三木武夫派、松村谦三派、大麻唯男派、芦田均派和北村德太郎派。^[26]这其中，有的派别很小，有的人分属于两个以上的派别，也有的人不属于任何派别。

但是，通过1956年的总裁选举，上述派别重新进行了泾渭分明的分化组合。在自由党系统内，吉田派分为池田（勇人）派和佐藤（荣作）派，绪方派演变为石井（光次郎）派，大野派保留；民主党系统中，由于鸠山引退和三木武吉去世，鸠山派的一部分加入石桥（湛山）派，其余部分形成河野（一郎）派，岸信介派扩大；旧改进党系统中，三木武夫派和松村谦三派合并，形成三木·松村派。这样一来，就形成了岸、佐藤、池田、大野、石井、河野、三木·松村以及石桥等八大派阀。这些派阀，是通过这次总裁选举，打破原来自由党和民主党的旧框框，重新合纵连横而形成的。换言之，从此以后，派阀超越了以往的党派界限，成为自民党的重要基本单位。

而且，这八大派阀中，除石桥、石井、大野三派先后消失外，其余五大派阀一直延续到1990年代初的宫泽喜一内阁时期。在这30多年里，派阀首领几易其人，最终岸派成为三冢（博）派，佐藤派演变为竹下（登）派，池田派成为宫泽（喜一）派，河野派成为中曾根（康弘）派，三木·松村派演变为河本（敏夫）派。换句话说，派阀是自民党的最大特色，这一特色的形成和出发点始自1956年的总裁公选。

注释

[1]升味准之辅：《日本政治史》第四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005页。

[2]石川真澄：《战后政治史》，岩波书店1995年版，第67、68页。

[3]升味准之辅：《日本政治史》第四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008页。

[4]田中浩：《战后日本政治史》，讲谈社1996年版，第141页。

[5]田田宫太郎：《鸠山热的幕后》，实业日本社1955年版，第164页。

[6]田中浩：《战后日本政治史》，讲谈社1996年版，第141页；升味准之辅：《日本政治史》第四卷，东京大学出版会1988年版，第203、204页。

[7]升味准之辅：《战后政治》下卷，东京大学出版会1986年版，第432页。

[8]升味准之辅：《日本政治史》第四卷，东京大学出版会1988年版，第204页。

[9]大野伴睦：《大野伴睦回想录》，弘文堂1962年版，第110—116页。

[10]白鸟令编：《日本内阁》第二卷，新评论1986年版，第164页。

[11]同上书，第166页。

[12]白鸟令：《日本内阁》第二卷，新评论1986年版，第166页。

[13]升味准之辅：《战后政治》下卷，东京大学出版会1986年版，第435—443页。

[14]石川真澄：《战后政治史》，岩波书店1995年版，第76页。

[15]宫本吉夫：《新保守党史》，时事通讯社1962年版，第425—426页。

[16]升味准之辅：《日本政治史》第四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015页。

[17]升味准之辅：《日本政治史》第四卷，东京大学出版会1988年版，第208页。

[18]日本国政问题调查会编：《日本政治—近代政党史》，1992年版，第204页。

[19]日本历史学研究会编：《日本同时代史》第三卷，《五五年体制与安保斗争》，青木书店1990年版，第103页。

[20]升味准之辅：《现代政治》下卷，东京大学出版会1987年版，第503—508页。

[21]升味准之辅：《战后政治》下卷，东京大学出版会1986年版，第816页。

[22]大河内一男：《战后二十年史资料—劳动》第四卷，日本评论社1971年版，第158—159页。

[23]同上书，第180页。

[24]岸信介、矢吹一夫、伊藤隆：《岸信介回想》，文艺春秋社1981年版，第155—157页。

[25]石桥湛山全集编纂委员会编：《石桥湛山全集》第十四卷，东洋经济新报社1970—1972年版，第361页。

[26]北冈伸一：《自民党》，读卖新闻社1995年版，第73页。

第三章 “五五年体制”的确立与发展

第三章 “五五年体制”的确立与发展

第三章 “五五年体制”的确立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