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廷璆 等
选自《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
二 后自民党时代
二 后自民党时代
(一)桥本内阁与新进党的解散
1996年初,村山首相突然辞职后,桥本龙太郎出任自民、社会、先驱三党联合内阁首相。
桥本龙太郎的父亲桥本龙伍,幼年虽因病腿脚致残,但因其勤奋、聪慧,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国立东京帝国大学(现东京大学)法学部,曾任吉田内阁和岸内阁的厚生大臣和文部大臣,众议院议员,是“吉田十大金刚之一”。
桥本龙太郎幼年深受其父的影响,性格倔强,庆应大学法学部毕业后,继承父业从政,26岁时便当选为众议院议员,曾任厚生大臣,运输大臣、大藏大臣、通商产业大臣等要职。
桥本在自民党内一直居于主流派地位,刚当选众议员后不久,便投靠到佐藤荣作门下。佐藤下台后,桥本又投靠田中派。田中派分裂后,桥本成为竹下派的干将,1985年2月7日,“创政会”成立,竹下登任会长,桥本任副会长。竹下内阁期间,桥本任自民党代理干事长。可以说,桥本一开始从政就处于权力的中枢。
1994年6月,村山联合政权成立,桥本出任通商产业大臣,在这个职位上,桥本通过日美贸易谈判等活动,提高了威望,并进而一步步登上自民党总裁、副首相、首相的宝座。
桥本龙太郎在日本政界的绰号之一叫“桥龙”,在其政治生涯中曾数次准备出马竞选总裁,均因在派内未得到足够的支持而未能如愿。1993年12月,桥本出版了《日本的展望》一书,阐述了自己的政策思想。1994年4月又出版了《政权夺回论》一书,阐明自己对国际形势、日本的政治、经济及社会形势的看法,提出了相应的具体对策,以显示其“政策通”和“经济通”的才能,争取各方的支持。
在1995年9月的总裁选举中,桥本又发表了《日本!要拿出干劲》的所谓《恢复自信宣言》,强调为实现强大的日本,为使日本在经济上和国际政治上能成为强国,必须实现三个恢复:在经济方面恢复景气;在政治和外交方面恢复信赖;在危机管理和治安方面恢复国民信任。桥本及其支持者经过一番对宫泽、三冢、河本三派的分化、拉拢工作,在认为稳操胜券的情况下,桥本于1995年8月21日正式宣布出马竞选自民党总裁。
自民党总裁选举,不单是领导换人的问题,还有通过总裁竞选宣传和改善党的形象的目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一向是幕后交易,暗箱操作,为了迎合选民心理,常常采用所谓“钟摆理论”进行调整,将候选人的形象分为“硬与软、刚与柔、鹰派与鸽派”两种类型,根据形势和选民的要求交错选择。这次的总裁候选人,桥本是鹰派的代表人物。9月22日投票结果,桥本以压倒优势当选为自民党第十七任总裁。
桥本当选自民党总裁之后,下一个目标便是坐上内阁首相宝座。但是,桥本认为,在自民党国会议员不足半数、未充分恢复国民信任的情况下,只能维持村山政权。桥本之所以坚持继续留在内阁,稳定三党联合政权的做法,是因为桥本了解村山首相并不想长期执政,村山曾几次表示要让贤。1995年1月阪神大地震后,村山表示要辞去首相职务,7月参议院选举社会党失败后,再次表示过要辞去首相职务的意愿,11月亚太经合组织大阪会议后又表明了辞职的愿望。对离首相职位最近的桥本来说,与其操之过急,不如耐心等待到水到渠成。
1996年新年伊始,村山首相决心辞职,桥本多年梦寐以求的“梦想”终于变成了现实。1月5日,村山首相召开内阁会议正式表明辞意后,桥本立即召开自民党主要干部会议,商讨今后的对策。会议一致推举桥本总裁为首相候选人,各派也都表示同意。当日,社会党和先驱新党也都召开会议,表示支持成立桥本政权。8日,自民、社会、先驱召开三党首脑会议,正式决定一致推举桥本为首相候选人,并签署了为维持三党联合政权而制定的新的三党政策协议。
1996年1月11日,桥本内阁(1996.1.11—1998.7.30)成立。桥本内阁从成立到1998年7月下台,维持了两年半的时间,这期间也是日本政党进一步分化组合的时期。
桥本政权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即第一届桥本内阁(1996.1.11—1996.11.7),与村山政权一样,是自、社、先驱三党联合政权;第二阶段是1996年10月众议院选举后,自民党单独组阁的第二届桥本内阁(1996.11.7—1998.7.30),这是一个由社会民主党和先驱新党进行“阁外合作”的联合政权;1997年9月以后,在众议院超过半数的自民党单独组阁,社民、先驱两党解除“阁外合作”,这是第三个阶段,也是第二次桥本改组内阁。
值得注意的是第二阶段,即第二次桥本内阁前后的政治状况。在1996年10月的众议院选举中,自民党没有达到过半数议席,只获得239席,比选举前增加23席。社民党和先驱新党却分别减少了14席和7席,只获得15席和2席。[1]执政的自民、社民和先驱新党的议席总数比改选前略有增加,这是因为自民党把社民党和先驱新党失去的议席吸收了过来。结果,任何一个政党都未过半数,必须组成联合政权。但是,由于在改选之前,社民党就在《冲绳特别措施法》等问题上与自民党矛盾重重,很难再坐在一起,所以决定采取“阁外合作”的方式,以维护各自党的独立性。
在这种情况下,自民党通过与社民、先驱两党的“阁外合作”,虽然暂时保住了过半数议席的256席,但离265席的稳定多数还相距甚远。
表6.1 日本各政党势力(截止日期:1996年12月27日)

大选之后,桥本首相为了尽快实现自民党单独执政的目标,不断将脱离自民党或无所属的国会议员拉入自民党内。对社民党来说,自民党越扩大,就越削弱其阁外合作的地位,也就失去在联合政权内存在的意义。在日美防卫指针、冲绳美军基地等问题上,社民党和先驱新党不但难以阻止自民党追随美国的既定方针,而且还会起到被自民党利用的作用。为此,社民党和先驱新党于1997年6月与自民党解除“阁外合作”的关系。
1997年9月,自民党在众议院拥有了251个议席,恢复了过半数的地位,这样,当月成立的第二次桥本改组内阁,又成为昙花一现的自民党单独政权。这已是自1993年8月非自民党政权细川联合内阁诞生以来间隔四年的事情。但是,由于起用“洛克希德事件”灰色高官佐藤孝行担任总务厅长官而受到严厉批判,桥本内阁因这一“用人不当”事件而开始走下坡路,1998年7月,自民党在参议院选举中失败,桥本首相承担选举失败的责任而辞职。
1996年初,桥本内阁刚成立不久,新进党党首小泽一郎便雄心勃勃地鼓吹说:“非自民各政党都将成为新进党。”但是,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新进党从这时起已经开始走向崩溃。2月1日,新进党的羽田派正式成立学习会“兴志会”(66人)。2月13日,细川护熙和田中秀征、小泉纯一郎成立“新学习会”。4月1日,船田元和鸠山由纪夫决定在大选前后成立新党。5月23日,船田元辞去新进党代理总务会长职务。这样一来,新进党的混乱状态日益加深。
为了扭转这一局面,1996年6月20日至7月23日期间,小泽与细川、羽田共召开了6次“小泽党首对话论坛”,以图缓和党内矛盾。7月23日,“兴志会”解散。但是,鸠山邦夫和船田元等重要人物还是先后退出了新进党。
1996年9月27日,众议院解散。10月20日,第41届众议院议员选举,这是日本首次实行小选区比例代表并立制。这次大选,自民党的议席比选举前增加29席,达到239席,而新进党共有156席,比选举前减少4席,这事实上意味着新进党选举失败。[2]21日,新进党召开最高咨询会议,会上,羽田和细川提出新进党组建“分党”的意向,因没有得到创价学会和党内的支持而暂时搁置。
进入12月,成立分党问题再度提起。12月4日,羽田孜与本派骨干成员会谈时表示要退出新进党。12月12日至16日,羽田孜与小泽一郎就成立“分党”问题连续会谈3次,小泽始终不同意。于是,12月26日,以羽田孜为首、以原新生党为中心的众议员13人、参议员3人退出新进党,正式成立“太阳党”。
太阳党的基本理念是:一、要建立“光明磊落的政治”,“面对居住于日本的所有的人,面对必须克服的国内外问题,与大家共同思考,一起努力,直面未来,不断挑战”;二、认为“现在”是联结过去和未来的衔接点,基于这一认识,既要灵活继承传统和精神文化,又要打破使我国停滞和陷于闭塞之中的现有体制。为此,一方面要彻底放宽管制,另一方面要推进各个领域的改革;三、要推进地方分权,实现透明的、任何人都能参与的地方自治;四、要同所有有志于改革的政治势力进行对话,构筑协调的氛围,从中产生新的政治潮流,成为真正实现政界重组的核心;五、要一方面保持社会公正,一方面建立富有自立和创造性的以“自由”和“自我负责”为基本的社会;六、希望世界和平与发展,实现人人平等、幸福和无差别的地球社会。为此,要推进建立在大的“和”的精神和“共生”理念之上的国际合作;七、以所有权力、集团、组织自由存在为基本,追求全体国民的利益即“国益”以及全球的利益即“地球益”,而不是部分人的利益。此外,太阳党还提出了各项基本政策,内容包括:政治·行政改革,地方分权,农业·经济改革,教育·福利·社会改革,外交·安全保障。
1997年4月3日,太阳、民主两党协商,同意与先驱新党在国会内共同成立三党统一会派。4月18日,太阳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羽田党首就今后政界改组问题发表谈话,提出为团结民主势力,积极与自民、新进和民主等政党开展对话的方针。
6月11日,太阳、民主两党决定尽快结成统一会派,为形成可能实现政权交替的两大政治势力而努力。6月18日,细川护熙突然宣布退出新进党,随后在东京都议员选举中,新进党大败,一席未得,而“公明”的24名候选人却全部当选。因此,原准备都议会选举后加入新进党的“公明”所属11名参议员也放弃了这一打算。7月14日,又有5名议员退出新进党,这些迹象表明,新进党开始逐渐走向崩溃。
1997年7月17日,太阳、新进、民主三党的部分议员为团结在野党势力,成立“改革会议”。8月10日,羽田党首和鸠山、细川会谈,双方同意要在保守、中间路线的基础上团结各方面势力,同时加强联合。8月19日,新进党发表了酝酿半年之久的《日本再构筑宣言》,提出了以“经济结构改革”“国民生活改革”“行政·财政改革”“政治改革”“外交·安全保障”为内容的基本政策。
10月26日,新进党在宫城县知事选举中落选。11月16日,在宫城县参议员补选中再次失利,以后,脱党者连续不断。至此,小泽一郎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政治手腕似已到了尽头。
1997年10月31日,为追究党势日衰的责任,新进党内主张以“在野集合体制”抗衡桥本政权的近百名议员拥立原总务厅长官鹿野道彦出马竞选党首。对此,小泽以正在开国会为由予以推脱。12月17日,羽田、细川同意太阳党和细川派年内结成统一会派,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下,12月18日举行了党首选举。结果,善于玩弄政治手腕的小泽以230票对182票战胜了鹿野,蝉联党首。但是,这一结果也使新进党内潜在已久的矛盾更加激化。
在日趋分崩离析的情况下,小泽于25日突然向“公明”的藤井富雄代表表示,参议院的旧公明党议员应与“公明”合并为“分党”,藤井代表也赞成成立“分党”。从此以后,小泽开始着手解散新进党和组建保守新党的准备工作。12月27日,小泽召开众参两院议员大会,正式决定解散新进党。于是,历时3年多的新进党从此落下帷幕。
新进党解散以后,小泽一郎与各怀心事的同党们分道扬镳。12月30日,太阳党和“国民之声”等同意成立“新·新党”。
解散后的新进党分解为以下6个政党:小泽一郎率先组建新的“自由党”;旧民社党在原有工会基础“友爱会”支持下重新独立为由中野宽诚率领的“新党友爱”;鹿野道彦拉起了“国民之声”;小泽辰男组建了“改革俱乐部”;旧公明党在创价学会这一巨大政治母体的支持下,恢复为以滨四津敏子为代表的统一政党。[3]另外,还有2人先后回归了自民党。从此,日本政党政治又形成了“一强多弱”的局面。
新进党成立之初,雄心勃勃,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两大政党制,但三年之后不但这一目标没有实现,而且自身又分崩离析,一分为六,这一结果确实值得深思。要而言之,新进党分裂的原因有三。
第一,参加新进党的成员是八党派联合政权中的新生党、公明党、日本新党、民社党会同自由党、未来新党、高志会、改革之会、自由之会等九个新保守党派,党内派系林立,政见相左,人际关系方面各执己见,矛盾丛生。其中,小泽一郎与羽田孜之间的对立最为严重。早在旧新生党时代,在羽田内阁辞职问题上两个人就出现对立。但一般认为,他们二人合不来的根本原因还是羽田对小泽盛气凌人、独断专行的做法极为不满。
第二,新进党成立之初,本来是以取代自民党为共同目标,并且已与执政三党几近伯仲之势。但由于在重要政策方面的意见分歧,贯穿于建党前和建党后的整个过程,直至最后也没有消除。也就是说,原党派之间的互相对立始终存在,而新进党作为一个政党的统一路线并没有确立下来。这一点,尤其在安全保障政策方面最为明显,比如,以小泽为首的新保守主义者积极主张向联合国派遣自卫队,而其他势力始终站在坚决反对的立场。
第三,构成新进党的原党派受特定支持母体的影响很大。例如,众议院中的原公明新党受创价学会的影响,而原民社党没有工会的支持也不可能当选。所以,与其说新进党团结一致,不如说是原各党派按照支持母体的意志而走到一起的。
因为上述原因,从成立时起新进党就缺乏党内向心力,1996年大选失败后,这一倾向更加明显,致使连续不断有人退党,支持率也显著下降,最后以“公明”表示单独参加1998年参议员选举为契机,新进党自行解散。
新进党解散之后,以小泽一郎为党首的自由党,发表了《日本再构筑宣言》,声称“为了根本改革现有体制,构筑面向21世纪的富足而稳定的国民生活,应建立以国民为基本出发点的综合政策体系,采取‘结构革命’的措施,协调、统一地变革所有陷入僵局的领域”。
自由党提出的新国家目标,是“建立一个继承和发扬悠久的历史和传统、尊重日本人的精神和自尊心、富于自由和创造性的自立国家日本”。[4]为此,自由党提出了一系列“日本一新”的具体措施,并于2000年8月1日成立了以党首小泽一郎为本部长的“日本一新推进本部”,下设8个委员会。
“国民之声”是鹿野道彦拉起来的一个小党,只有众参议员18人,其基本理念是“自由·公正·友爱·共生”。主张在“从官到民、从中央到地方,一切领域都要推进分权主义,打破权力集中结构,竭尽全力创造一个自由与充满活力的‘自由分权社会’”。提出“彻底清除利权政治”“不允许社会的不公平”等口号。为此,国民之声将“民意为本”“言行一致”“廉洁公正”作为其行动指针。[5]但不难看出,国民之声的理念和主张充满理想主义色彩而又缺乏具体的政策措施,因而缺乏特色和感召力。
“友爱新党”的纲领是在尊重“自由、公正、友爱”理念的前提下,“维护议会制民主,建立一个国民感到自豪的有品格的国家”,而友爱新党则应成为一个“国民参与型的开放政党”。其基本政策是在“自由、公正、友爱”理念的前提下,建立一个具有如下目标的社会:一、最大限度地保障个人“自由”,承认个人有多种选择;二、根据“公正”原则,确立机会平等和正当分配;三、个人的自由和公正的社会应由国民相互“友爱”所支撑,国民的安定与安全应得到保障。[6]不难看出,友爱新党和国民之声的理念和主张基本上大同小异。
同样,“改革俱乐部”和“和平新党”等昙花一现的小党,要么提出一些空泛的理念和主张,要么重复别人的老调,毫无新意。
正因为如此,这些弱小而又没有生命力的政党不可能长久存在下去,注定还要继续分化组合。新进党解体后不久,一直试图问鼎政权的民主党党首菅直人、干事长鸠山由纪夫不失时机地开展活动,联合此前从该党游离出来的细川护熙、羽田孜的人马,酝酿打倒自民党的新一轮进攻。1998年1月7日,民主党(菅直人)、友爱新党(中野宽成)、国民之声(鹿野道彦)、太阳党(羽田孜)、五人党(细川护熙)、民主改革联合等六党派在众议院结成名为“民主、友爱、太阳、国民联合”的97个议席的会派(简称“民友联”)。其中最大的民主党理所当然地处于核心地位。1月18日,民主党召开代表大会,以求强化党在“民友联”这个“接替政权的政治联盟”中的主导地位。而国民之声、太阳党和五人党也结成了拥有30个众议院议席和9个参议院议席的“民政党”,宣布“面对日本所处的严峻局面,决心开辟新的时代”,表明了联合夺权的强烈愿望。
与此同时,日本共产党也在积极活动。1997年9月下旬举行的日共二十一大上,以不破哲三、志位和夫为代表的现实主义路线取代了宫本显治路线,党的理论、政策均有所改变,宣称将联合保守的无党派人士向下个世纪的“民主联合政府”进军。岁末年初,日共书记局志位和夫又会见记者,阐明“为了阻止政府朝专制方向发展,愿意同所有在野党通力合作”的观点,以空前的灵活姿态把合作范围扩大到反自民党的一切政治势力中。[7]
(二)民主党的诞生与重组
民主党成立于1996年9月,其领导人是原先驱新党的代表干事鸠山由纪夫和桥本联合政权的厚生大臣菅直人等中年政治家。建党之初,其成员主要来自于民社党和先驱新党所属议员。为了与1998年成立的新“民主党”相区别,该民主党可称为“第一次民主党”,也有人称其为“鸠山新党”。[8]
民主党的建立,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和政治背景。进入1990年代以来,日本无党派阶层迅速扩大,选民不一定要支持某个特定政党。这一现象对政党来说可以说利弊参半:一方面,对自民党和社会党等大党来说,失去固定的支持者肯定是弊大于利;但对新党而言,却扩大了争取“无政党支持者”的空间,如果政策和策略得力,可以在短时间内获得大量选票,取得选举的胜利。1990年代出现的新党一般都得益于此。
政党要获得无党派阶层的支持,在选举中取胜,一般要依靠如下三个战略,即组织战略、政策战略和政权战略。所谓组织战略,就是通过原有或新建组织,将无党派选民组织起来,如获成功,则可以将流动支持者转化为固定支持者,这是最稳妥的一种战略,不过也是成本(在时间和人力方面)最高的一种战略。所谓政策战略,是通过提出符合无党派阶层利益和要求的政策,以获取他们的支持。但是,一个政党真正能提出有新意的政策也并非易事,所以这一招未必能保证成功。至于政权战略,是通过展示选举后建立怎样的政权来吸引无党派阶层的支持,该战略与政策战略多有共同之处,但也不尽相同。民主党的建立主要依靠政策战略。
当时,在与自民党组成联合政权的社会党和先驱新党领导核心内,不少人认为,鉴于社会党和先驱新党的友好合作关系,两党可以合并为一个新党。但是,在社会党和先驱新党内部,也有不少人对自、社、先驱联合政权不满,策划组建新党,先驱新党代表干事鸠山由纪夫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另外还有新进党的鸠山邦夫、船田元,社民党的横路孝弘(原北海道知事)、赤松广隆(前书记长)等人。这些人大都是日本战后出生的政治家,伴随着社会上价值观与利益多元化趋势以及呼声日益高涨的日本政治体制改革和官僚制度改革,促使这些新生代政治家急于进入权力中枢。
鸠山由纪夫1947年2月生于东京,自幼受其祖父、前首相鸠山一郎和祖母、著名女权运动领袖鸠山薰子组织的“友爱青年同志会”倡导的“友爱精神”熏陶,东京大学工学部毕业后赴美留学,专攻经营工学博士课程。回国后先后执教于东京工业大学和专修大学。1986年鸠山由纪夫弃学从政,成为自民党候选人,利用鸠山家在北海道世袭政治地盘当选众议院议员,并三次连任。
在自民党内,鸠山由纪夫先属于竹下派,而后转为小渊派。1993年6月同武村正义等人组建了先驱新党。从1995年初开始,鸠山由纪夫、鸠山邦夫兄弟开始到处积极活动,为筹建新党游说先驱新党、社民党、新进党议员,同年10月,鸠山由纪夫重新使用其祖父鸠山一郎1954年建立的“民主党”这一称号,又打出“彻底改革日本政治、行政”“建立市民为中心的社会”等旗帜,努力给世人一种清新政治的印象。
在组建新党过程中,先驱新党的菅直人是鸠山由纪夫的一个重要伙伴。菅直人毕业于东京工业大学,早年曾为女议员担任秘书,因维护妇女权益颇得妇女选民青睐。鸠山力主菅直人加入新党,但菅直人希望先驱新党全员并入新党,不要排除武村等人的加入,同时认为有工会支持的社民党也有必要加入进来。最后达成共识,新党尽量把包括社民、先驱两党议员在内的政治势力团结过来。新进党方面只有鸠山邦夫一人参加。
1996年9月28日,民主党召开成立大会。民主党以“友爱精神”和“市民自由主义”为基本理念,提出“市民即主人公”的口号,其政治纲领是“通过对行政进行本质性改革和实现民众主导政治的变革,在21世纪的日本创造出以自立的个人为基础的富裕的市民社会”。[9]宣称民主党“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党’”,而“是以战后出生、战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为核心,并照顾到老中青的平衡而形成的有志于未来的政治性网络组织”。这一政治理想主要来源于该党核心人物鸠山由纪夫。在该党政治纲领性文件《民主党基本政策》中,一举提出了“确立联合国改革和地区安全保障体制”“向温和的市民中心型社会过渡”“建立自立、共生与承担责任的福利社会”“确立区域主权的行政、财政改革”“进行与21世纪相适应的税制改革”“建立共生型市场经济”“构筑创造性的市民信息社会”“形成环境创造型社会”“实现新时代的教育改革”“发扬、保障人权精神”“创造男女共同参与的社会”“确立与开展新型政治”等13项基本政策。[10]目的在于广泛联络政界通道,争取通过大选建立同自民、新进两大政党鼎足而立的第三极政治势力。
民主党最初采取由鸠山由纪夫和菅直人任代表的“二人代表制”,不久改为菅直人任代表,鸠山任干事长。
从组织结构和政治属性来看,民主党可以说是日本政界新老交替中新一代政治家向权力核心迈进的“利益聚合体”,其基本成员是为选举而集合起来的职业政治家。民主党主要是依靠党首的个人魅力和党的政策主张来争取选票和对国民施加影响,而不是依靠广泛存在于社会各层面的基层组织。民主党的潜在社会基础,大多是城市的青壮年阶层,其中女性选民又占有相当比例。这同菅直人曾维护女权、鸠山的祖母曾是妇女运动领袖不无关系。其次,支持者中,城市白领阶层和私营工商业者所占比率也明显高于产业工人和农林渔等行业。这些人希望革新政治,要求将日本建成面向21世纪的发达国家。过去他们大都支持社会党或保守党派中较为开明的左翼势力,而民主党恰恰是由这两者融合的新型政治家联合体。就此而言,日本民主党属于兼有革新派中保守势力和保守势力中开明派性质的政党。他们宣扬的“行政改革”“地方分权”“市民自由主义”等主张得到城市居民的欣赏,维护着中产阶层市民的权益。
民主党成立伊始即投入1996年10月的第41届大选,但由于立足未稳仅仅得到与原来数量相等的52个议席,战绩平平。不过,民主党终究以52个议席保住了第三大党的地位。按照日本现行法律规则,政党在国会拥有50个议席方可提交涉及预算的法案。民主党是除自民党、新进党外唯一达到众议院内集团行动基数的党派。也就是说,尽管实力与拥有239席和156席的自民党、新进党相差悬殊,但理论上仍具有将自己的政治主张转化为法律的可能。所以它的判断与取舍自然成为日本政治天平中举足轻重的砝码。鉴于这种情况,自民党总裁桥本龙太郎曾暗示民主党党首被提名入阁,以改变其微弱多数的地位。但是,民主党并未理睬自民党发出的信号,11月初,民主党明确了以在野党身分实行“阁外监督”的态度,同时也确认了在自民党对行政改革提出“政策协商”时给予响应的基本原则。
大选后,自民、社会、先驱新党三党联合政权得以维持下来,但是,进入1997年,在执政党内出现了“保保路线”(自民党和新进党联合)和“自社先路线”之争。8月25日,民主党、新进党和太阳党的部分议员组成“改革会议”。脱离新进党的细川护熙前首相也频频与自民党以外的各党干部接触,谋求在野党的联合。在新进党选举党首的1997年12月5日,鹿野道彦、羽田孜、细川护熙等人和民主党的菅直人、鸠山由纪夫举行会谈,就来年在参、众两院选举中合作问题达成共识,并决定由民主、太阳、民主改革联合、无所属俱乐部等党负责人成立协议机构“政党联合推进恳谈会”。12月27日,新进党决定解散,菅、鸠山、羽田、细川、鹿野等人举行会谈,同意成立会派。31日,在野六党派(民主党、民主改革联合、友爱新党、国民之声、太阳党、五人党)决定组成统一会派,并在参议院选举之前成立新党。
1998年1月7日,上述六党组成统一会派,为避免突出民主党之嫌,取名“民主、友爱、太阳、国民联合”,且不设干事长而只设代表会议和干事长会议,采取各党轮流坐桩的形式。民友联拥有国会议员141名(众议员97名,参议员44名)。
1月23日,保守三党国民之声、太阳党、五人党改组为民政党,羽田孜任代表,鹿野任干事长。3月4日,细川护熙向民主党、民主改革联合、友爱新党、民政党四党提出,应把“民主、中道”作为新党的路线,四党代表均表同意。随后,3月6日,细川护熙向四党代表提出解散四党组建新党的提议,但当时民主党未予积极响应。9日,细川再次提议,应在参议院选举之前成立新党,党名就叫“民主党”。在党名问题上,各党之间虽意见不尽一致,但最终还是表示了认同。3月12日,参加民友联的四党党首和细川护熙一起开会,一致决定在4月上旬成立新党(民主党)。新“民主党”的理念是“民主中道”,这是因为,民主党方面最初主张“民主自由”,民政党方面主张“保守中道”,两者折衷而已。
新党建立、党名问题达成协议之后,各党之间的主导权之争仍在继续。3月末,决定由菅直人出任新民主党代表,羽田孜出任干事长,鸠山由纪夫为干事长代理。党的各部门负责人按照平衡的原则,各党进行了权力分配,但政策调查会会长的人选始终定不下来。因为这个职位关系到党的政策的制定,能左右新党的大方向。民主党方面推举旧社会党的横路孝弘,但友爱新党反对。民主党做出让步,最后由友爱新党的干事长伊藤出任,横路任总务会长。
1998年4月27日,民主党、民政党、友爱新党、民主改革联盟正式合并成了新的民主党,这就是所谓的“第二次民主党”。在成立大会上,菅直人呼吁,为了对抗自民党,应广泛团结其他政党,建立“联合政权”。
民主党的政治理念和政策主张也进一步完善起来,在新的民主党成立大会上,通过了“基本信念”和“基本政策”。基本信念方面,要代表民众的利益,建立“自立的个人共存的社会”,开创政治“民主中庸”的新道路:第一,要建立透明、公正、公平原则为基础的社会。第二,要贯彻市场原理,保障机会均等。第三,以“面向市民、面向市场、面向地方”的观点,改变中央集权式的政府,重新构筑权力分散的社会;把建设共同参与的社会作为目标。第四,使宪法的“尊重基本人权和和平主义等基本精神具体化。第五,要确立以自立和共存的友爱精神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建立可以信赖的国家。在国内政策方面,要分散权力,确保地方独自财源,推进行政、财政、税制结构改革。在外交和安全保障方面,要以国内舆论和成员国的支持为前提,以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为目标。在宪法框架内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贯彻专守防卫原则,在今后仍将遵守不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原则,不在海外行使武力等。继续把《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作为日本安全保障的基础,确立亚太地区的多边安全保障。民主党的外交和安全保障政策基本上和自民党的中、左翼观点相同,属于温和保守的和平主义范畴。
民主党在1998年7月举行的第18届参议院选举中取得很大胜利,由改选前的18个议席增至27个议席。自民党遭到惨败,仅获得46个议席,大大低于改选前的61个议席。共产党也由改选前的6名增至15名。舆论调查表明,民主党的支持率由建党初的5%上升到18%,已和自民党20%的支持率相接近。自民党在参议院仅有104席,不足半数,民主党则成为在国会拥有140个议席的可以和自民党相抗衡的第二大政党。[11]民主党的崛起不仅仅是人数上的扩大,更重要的是它反映了日本社会政治发展的趋向,即从中央集权型政治向大众民主政治形态的转变。尽管这种转变还远未实现,但正是由于1993年以来的政治大变动使这种转变的历史进程加快了速度。
纵观民主党成立和重组历程,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民主党是一个议员政党。在第一次民主党成立阶段,其成员是根据议员个人的意愿而加入的。但在第二次民主党成立时,由于保守党系统的议员大都有个人后援会,这样,民主党就逐渐形成以议员为中心的“网络型”政党。而且,随着新选举制度的实行,选举越来越需要得到多数人的支持,个人后援会的作用将会进一步增大。所以,民主党将会进一步由党中央控制向自律性议员团体和议员政党转化。
第二,民主党是一个工会政党。“五五年体制”下工会对政党的支持,分为社会党和民社党两派。1980年代末以后,日本工人运动先于政治得到统一。“联合”的成立就是民间工会所主导的工人运动的统一。“联合”最初积极参与政党政治,在建立非自民联合政权时非常活跃。但是,后来在自民、社会、先驱联合政权下,工会系统的议员分属于执政党和在野党,处于“再分裂状态”,影响力下降。民主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成立的。那么,“联合”对民主党持何种态度呢?
首先,对第一次民主党的态度,社民党系统的工会多数是支持的,但“联合”因为“再分裂状态”尚未消除,所以态度不够积极。但第二次民主党成立后,“联合”开始重视工会活动的政治色彩,“为了实现工人生活稳定、消除不安和社会公正”,“有必要加强工会的政治活动”,“希望出现一个统一的、强有力的政党”。[12]“联合”负责人积极支持统一会派的成立以及“民友联”转化为新党的行动。同时,非自民各在野党也积极谋求“联合”的支持,所以“联合”在民主党中的影响越来越大。
第三,民主党是社会民主主义势力和经济自由主义派的混合体。早在第一次民主党成立时,民主党就是一个社会民主主义势力(旧社会党系议员)和有志于经济自由主义的改革派(经由先驱新党而来的旧日本新党系年轻议员)的混合体。第二次民主党又增加了旧民社党系的工会议员和脱离自民党经由新生党的保守系议员,“混合体”状况丝毫未发生变化。当然,社会民主主义势力与经济自由主义改革派的“混合”并非自民主党始,新进党也是如此,只是民主党的“混合”范围比新进党更加扩大。
第一次民主党的“基本政策”中主张,克服经济增长至上主义,确立“共生型市场经济”。但并不十分强调经济自由主义者的过分依靠市场机能的主张。在第二次民主党的基本政策中,主张通过贯彻以自我负责和自由意志为前提的市场原理而推行经济结构改革,由此维持3%左右的经济持续增长,显然更加强调市场的作用。
一般认为,民主党是一个左派政党,尤其第二次民主党所提出的“民主中道”的含义,是指原有的社会民主主义势力通过自我改革,再吸收中道·无党派阶层。据说保守系议员不喜欢社会民主势力经常使用的“自由主义”一词,所以最终采用了“民主中道”的提法。但是,从民主党的成员来看,社民党系议员所占比例很大,而且工会在第二次民主党中也是最大和最有力的支持基础。
第四,民主党已由第三极势力转向第二极势力。在第一次民主党阶段,新进党是当时的第一大在野党,民主党还不能算是第二极势力,所以民主党刚成立时的目标是强调成为第三极势力。在第一次民主党时代,鸠山注重理念,希望与政权保持一定距离,而曾任桥本内阁厚生大臣的菅直人也并未摆出与桥本政权势不两立的姿态,强调为了突出第三极的地位,应以实现政策为目标。有人批评说,民主党这种“健全在野党”方针“令人难以理解”,甚至被世人揶揄为“非野非朝的‘油’党”。[13]
随着新进党的解散,民主党本应明确自己的“第二极”地位,但是,菅直人仍在继续推行重视政策实现的“健全在野党”路线。后来,自民党与自由党和公明党联手建立了“自自公”联合政权,民主党正好与自民党又拉开了距离。此后,民主党作为第二大党,成为与自民党对抗势力的核心。在这种情况下,自民党和民主党的立场差距拉大,政策上难以统一,对民主党来说,与自民党在政策上已经没有了联合的余地。
(三)自民党联合政权的困局
桥本龙太郎可以说是日本政坛的一位强人,他上台后雄心勃勃,而且也取得了一定的政绩。但桥本内阁执政基础并不稳固。
首先,日本经济处于长期萧条状态,成为在野党攻击的口实。桥本内阁提出的16万亿日元大型景气对策收效甚微。提高消费税的决定,虽然使1996年下半年市场受到提前消费的刺激,经济增长率有所上升,但却严重打击了1997年4月消费税提高后的市场,造成日本经济的负增长,从而受到在野党的抨击。
其次,新民主党于1998年4月成立后,成为一个拥有140名国会议员的大党。民主党在1998年7月举行的参议院选举中获胜,其议席数从18席增加到27席,而自民党却在这次选举中惨败,自民党在全国47个选区中的16个选区失去了其在参议院的代表。日本共产党在这次选举中也大获全胜,参议院议席由6席增至15席,成为参议院中第二大反对党。
1998年7月自民党参议院选举的惨败,身为总裁的桥本难辞其咎,因为这次选举是关系到日本各政党兴衰和存亡的重要选举。桥本内阁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急流勇退,在参议院选举失败后的第二天即7月13日表明引咎辞职之意。
7月30日,桥本内阁总辞职。同日,小渊惠三以微弱多数战胜民主党的菅直人,就任内阁首相。但小渊内阁(1998.7.30—2000.4.5)从一开始就遇到党内外的重重阻力,预示着新政权前途多舛。调查结果显示,小渊内阁的支持率为33.1%,在历届新内阁中,仅高于宇野和福田两届内阁,排名倒数第三。不支持率为52.0%,仅次于宇野内阁,排名倒数第二。对小渊内阁前景抱有希望的还不到20%,远低于其支持率。[14]
小渊内阁成立后,面临主要三大课题:一是建立巩固的政权;二是振兴日本经济,在国会通过预算案和相关法案;三是进一步落实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努力在国会通过相关法案。其中最主要的是重振日本经济,尤其是要避免金融危机的发生。
日本政界自1990年代初开始战后第二次大的分化改组以来,各政党不断分化改组及政权多次更迭,政局动荡不安。1998年11月,自由党党首小泽一郎与自民党总裁小渊惠三举行会谈并发表“自自联合”的宣言,使日本政界受到巨大震动,执政的自民党内部主流派与非主流派之争开始激化,派系首脑的新老交替加速;在野党又开始酝酿新的重组,在野第一大党民主党内部矛盾亦随之凸显,政局瞬息万变。
政局动荡的震源是政界新的重组。日本政界自1990年代初开始的第二次大的分化改组以来,已进行过3次重组。第一次是1990年代初日本新党的成立及自民党分裂,政党力量对比形成一强(自民党)多弱(社会党等其他政党),除共产党外的各在野党一道组成由日本新党党首细川护熙任首相的联合内阁,结束了长达38年的自民党一党执政的局面。第二次重组是1994年底由原联合执政的新生、日本新、民社、自由各党及高志会、改革之会和自由之会等9党派组成的新进党,从而形成了自民与新进两大保守政党对峙及其他中小政党并存,由保守的自民党、先驱新党与革新的社会党联合执政的局面。第三次重组是1997年底至1998年初,新进党一分为六,再形成一强(自民党)多弱及自民党一党执政的局面。1998年11月的“自自联合”成为新的重组起爆剂,从此便开始第四次重组。
1998年11月,小渊内阁与自由党宣布“自自联合”。这次“自自联合”,是两党既要合作又有争夺的联合。自民党决定与既是同根生又是死对头的自由党联合,主要是为了稳定政权,一是把自由党拉到自己一方,从而分化瓦解在野党,使在野的民主党难以联合过半数力量提出对内阁的不信任案。“自自联合”还有利于小渊首相调整党内“主流派”与“非主流派”关系,稳定党内地位,从而有利于争取公明党的合作,以便争取在即将召开的通常国会期间通过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
11月19日,自民党总裁小渊惠三与自由党党首小泽一郎举行会谈宣布“自自联合”后,在日本政界引起强烈反响,尤其是自民党内和民主党内反响最大。小渊与小泽本是同根生,都曾是原竹下派的“干将”,小泽造反另立山头并退出自民党另组新生党及新进党后,为争夺政权便与自民党成为冤家对头,双方斗争异常激烈。
民主党作为由原民主党、民政党、新党友爱及民主改革联合4党派联合组成,包括了原“革新”、中道及保守三方面国会议员的新党,内部不仅存在原各党派相互之间的利害关系问题,还有着政策上的分歧,所以内部的重组活动从未间断,很多国会议员包括领导成员还参加了跨党派政策集团。
在7月参议院选举中,民主党大胜,成为仅次于自民党的第二大党。在国会选举内阁首相时,该党党首菅直人得到所有在野党的支持,在参议院获得的选票超过半数,轰动日本各界,成为自民党的一大威胁。但是,这次“自自联合”的行动是对民主党的一次强大攻势,使民主党的联合所有在野党推翻小渊政权的计划难以实现,起到了激化民主党内部矛盾的作用。
“自自联合”对其他在野党亦有影响,社民党已改变态度开始与民主党举行会谈,商讨在1999年的统一地方选举及下届众议院联合选举问题;公明党也酝酿在未来的地方或国政选举中争取与其他在野党联合。
自由党离开在野党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目的,是为了保存实力,扩大影响。自由党从1998年初成立以来,国会议员呈减少趋势,处境日益困难。党首小泽一郎为摆脱困境,决心与自民党联合,这样既可以参加内阁,获得大臣职位,又可以在众议院地方区争取自民党对其选区议员的支持,以稳定党内人心,鼓舞士气;同时,还可制约小渊内阁,在政策上拉小渊内阁向右转,推行其“普通国家”论和修改宪法的主张。
小渊内阁成立之初,由于受到在野党的攻击和日本经济低迷的影响,舆论普遍认为,小渊内阁很可能是一个短命内阁。但是,小渊政权出乎人们的意料,勉强渡过金融危机之后,反而越走越顺,出现长期政权的征兆。
小渊内阁于1999年在众、参两院通过设立“宪法调查会”法案后,决定在2000年通常国会开会后即在众、参两院分别设立,开始对宪法进行议论。其最终目的是尽快达到修改宪法尤其是彻底修改“第九条”的目的。
日本国会8月9日通过的将“日之丸”定为国旗和《君之代》定为国歌的《国旗国歌法》,在战后日本政治史上是值得大书一笔的重大事件。从此,日本开始有了正式的国旗和国歌。
1999年7月24日,公明党召开党代表大会,宣布决定参加由自民党与自由党两个保守政党组成的联合政权,成为日本政界重组的新的起爆剂。公明党为什么在日本政界进行新一轮重组的关键时刻,决定参加它一向表示反对的自民党及自由党组成的联合政权,应该说与当时日本政治形势及公明党自身的利害关系有着密切关系。
公明党是以宗教团体创价学会为基础组成的“中道政党”,成立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1964年,创价学会(战前称“创价教育协会”)是公明党的主要票源。1961年,创价学会成立了“公明政治联盟”,为建立政党打下了基础。1962年7月,第六届参议院选举时,创价学会便以“公明政治联盟”的名义参加竞选,当选参议员9人,加上未改选的6人共拥有参议员15人,成为参议院中仅次于自民党和社会党的第三大党。1964年5月,创价学会会长池田大作宣布成立公明党。同年11月17日,公明党召开建党大会,创价学会理事长原岛宏治任党的委员长。
1967年7月众、参两院选举后,公明党共拥有20名参议员、25名众议员,一举成为国会第四大党。从此直至1994年12月参加新进党的27年间,公明党一直是一个在日本政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政党。1993年8月至1994年自民党下台期间,公明党曾加入细川护熙为首相的“非自民党”联合政权,并有4人入阁。1994年4月,新生党党首羽田孜组织多党联合内阁时,公明党又有6人入阁。1994年公明党参加新进党的目的,也是为进入政权。当时日本正出现向两大政党轮流执政方向发展的趋势,公明党认为,由多党联合的新进党会形成与自民党相抗衡的一大政党,通过几番较量,有可能取代自民党的执政地位。
在1993年至1997年的4年间,公明党因参加“反自民”和“非自民”的活动,一直受到自民党的批判。但是,1997年底新进党解散后,原公明党国会议员和未参加新进党的公明党参议员合并重新成立公明党,成为在野的民主党和执政的自民党相互争夺的对象。
公明党自成立以来,便把参加政权作为发展和奋斗的目标,曾多次提出过“政权设想”。1977年,公明党曾提出“中道革新联合政权设想”,1979年又提出“中道联合政权设想”。公明党这次参加以自民党为主的“自自公”联合政权,既是该党的既定方针,也是自我保护和发展的需要。
自民党在1998年7月的参议院选举失败后,在野党在参议院的议席超过自民党。当时民主党曾想乘机联合所有在野党向小渊内阁发难。公明党也有意加入以民主党为首的联合阵营向自民党夺权。但是,1998年11月自民党与自由党达成联合执政的协议后,在野党失去了在参议院的优势地位。公明党认为,以民主党为首的在野党已经丧失了夺取政权的条件,于是反过来加紧与自民党联系,并准备加入其联合政权。这一设想得到创价学会的支持,并于1999年7月24日在公明党代表大会上获得认可。
另外,自民党的拉拢对公明党也起了作用。自民党虽然于1999年1月与自由党组成联合政权,但两党在参议院的议席仍不过半数,所以不得不求助于公明党。自民党为拉拢公明党,两党首脑人物频繁接触,同时在无损于根本政策的前提下,自民党有意向公明党做出适当让步。
在这种情况下,1999年7月成立了以小渊惠三为首相的“自自公”三党联合内阁。显然,自民党和自由党同属保守政党,在政策思想方面基本一致。而公明党则属中道政党,政策上肯定存在分歧。“自自公”三党联合内阁主要存在两大问题:一是自由、自民两党共同提出的“从众议院200名比例代表中削减50人”,公明党表示坚决反对,因为公明党众议员中三分之二是由比例代表区选出的,一旦削减50人,公明党损失太大;二是不但公明党和自民党和在联合选举问题上存在分歧,而且由于公明党的国会议员比自由党多,自由党担心在联合政权中被公明党所取代,所以自由党并不希望公明党入阁。根据上述自自公三党之间的分歧和相互利害关系,联合政权纯系权宜之计,公明党受到自民党的制约而失去了自主性,弊多利少,有重蹈社会党覆辙之虞。同时三党联合政权也并未得到日本国民的认可。据日本舆论调查,对“自自公”联合政权表示支持的仅有20%,而反对的则达50%多。
小渊为了继续连任自民党总裁,于1999年9月21日在竞选中以350票的绝对优势战胜了前干事长加藤纮一和前政务调查会长山崎拓,再次当选为自民党总裁。加藤和山崎分别以113票和51票落选。两个星期后的10月5日,自民、自由、公明三党联合政权小渊第二届改造内阁诞生。
但是,进入2000年后,接连发生诸如内阁大臣金融再生委员长越智通雄失言受到追究,经济重建迟迟不见实效,以及自由党在联合政权内部搞“地震”,一再宣称因自民党未能信守联合许诺将退出联合政权等,令小渊焦头烂额,劳累气急之下于4月2日病倒入院,迫使自民党不得不迅速选出新的党总裁和内阁首相以稳定政权。于是,干事长森喜朗在“天时”“地利”及“人和”三项有利条件下成为“应运而生”的自民党总裁、内阁新首相,第一届森内阁(2000.4.5—2000.7.4)成立。
森喜朗所占的“天时”,是因为小渊惠三突然病倒入院,自民党总裁和内阁首相出现空缺,为森喜朗上台提供了机会。森喜朗也说:“这真是从天而降。”
森喜朗所占的“地利”,一是森为现职自民党干事长,在地位上是党内仅次于总裁的第二把手;二是森所领导的派系是仅次于小渊派和加藤派的第三大派,拥有众参两院议员65人;三是森派为支持前首相小渊的主流派;四是森派是原福田派的嫡系,而在福田派首脑福田赳夫辞去党总裁、内阁首相后的20多年里,是自民党各大派系中唯一没有出任过党总裁和内阁首相的派系,其他4个大派都有人先后出任过党总裁和内阁首相。按自民党“轮流坐庄”的惯例,也该轮到森派了。
森喜朗所占的“人和”尤为突出,也是他“应运而生”的关键所在。森在自民党各派首脑及同辈实力人物中并不突出,但因他属“协调型”人物,容易为各方接受。公明党和保守党也一致支持森喜朗出任内阁首相。
森喜朗1938年生于石川县,10次当选众议员。早稻田大学商学部毕业,1969年当选众议员,历任内阁文部大臣、通产大臣、建设大臣、自民党政调会长、总务会长、三次出任自民党干事长。
从2001年1月6日开始,日本新政府机关正式挂牌,上自首相府,下至各处室,大部分都更换了名称。这是日本历时5年才得以实现的行政改革,日本舆论普遍称之为继明治维新和1945年战败后的第三次行政改革。由森喜朗内阁具体实施了这一改革,的确是应该载入史册的一件大事。
在这次改革中,日本中央政府机关由原来的1府22省厅合并为1府12省厅。原来的首相府、经济企划厅、冲绳开发厅合并为内阁府;邮政省、总务厅、自治省合并为总务省;文部省和科学技术厅合并为文部科学省;运输省、建设省、国土厅、北海道开发厅合并为国土交通省;厚生省、劳动省合并为厚生劳动省;大藏省改名为财务省;通产省改名为经济产业省;环境厅升格为环境省。合并后的省厅均为综合性机构,打破了原有部门间的界限,避免了职能的重叠,减少了重复的工作。外务省、法务省、防卫厅、国家公安委员会等保持原体制不变,但内部机构也有所精简。改革后,日本政府原有的128个局级单位精简为96个,原有的1166个处室精简到995个。
早在1996年,当时的首相桥本龙太郎提出了行政改革的主张,并确立了行政改革的4项原则,即:建立以政治为主导的体制;排除纵向分割体制的弊端;提高行政的透明度和责任性;压缩行政编制。为适应新的机构体制,2000年12月森内阁改组时,阁僚人数就精简到了新政府的标准。1月6日,首相森喜朗在首相官邸向内阁成员颁发了新职称任命书,召开了新体制启动后的第一次内阁会议,先后举行了各省厅新设22名副大臣、26名大臣政务官的任命仪式等。
这次行政改革加强了首相的政治权力。首相获得更多的决策权,调整扩大了首相的人事任免权。首相有权直接任命、邀请民间人士担任内阁府的官职或首相顾问。首相助理也由原来的3名增加到5名。新组建的内阁府凌驾于12省厅之上,有权协调、统筹各省厅之间的合作事项。新成立的由首相主持的经济和财政委员会负责制定政府预算,这使首相在财政方面也持有了决策权。
重组带来的最大变化是原大藏省权力的下降。大藏省被更名为“财务省”。此前大藏省一向被认为是日本最具权力的政府机构。在过去5年中,日本政界领导人一直在试图削减大藏省的权力。这次改组后,新的“财务省”除了对税收保留相当大的控制权以外,其他权力多被削减。新的《中央银行法》极大地增强了日本银行(日本中央银行)制定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新成立的金融监督厅被赋予对金融行业的监督权。单独成立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委员会”承担制定财政预算草案的重要工作,并且直接由首相领导。这些都使大藏省的权力分流。
日本政府的新机构列为1府12省厅,但新政府的合影照中除首相之外还站着18个大臣。原来,内阁府内除官房长官外还有5位大臣,负责金融、行政改革、经济财政、科技政策和危机管理。其他省厅的总务省、法务省、外务省、财务省、文部科学省、厚生劳动省、农林水产省、经济产业省、国土交通省、环境省、防卫厅、国家公安委员会则各有一名大臣和数名副大臣、政务官。
削减官僚权力,以“政治主导”方式决定国家政策是此次历史性机构改革的目的和口号。从1月6日开始,日本的政府机构虽然减少了,但进入政府机构的政治家却比以前大为增加。由首相从国会议员中选派任命到政府的大臣、政务次官由原来的50人增加到65人。
另外,日本借这次政府机构调整,出台了新的《大臣、副大臣及大臣政务官规范》,以加大惩治腐败的力度。还公布了新设的22名辅佐阁僚的副大臣和26名大臣政务官。因此,这一规范适用于近70名政府高官。规范明确规定,禁止这些政府高官在营利企业中兼职;在任期间不得参与有价证券、不动产和高尔夫会员权的买卖等;不得动用大规模的政治资金举行宴会;不得滥用任命权;在退任时须向所属省厅上交外国政府赠送的超过2万日元的礼物等。
但是,新的政府机构的设置也受到有关方面的批评。6日,在野党民主党干事长菅直人说,虽然日本首相森喜朗平时强调信息通信技术革命,但在这次政府调整中,却将计算机产业交由经济通产省负责,信息通信技术则继续由总务省负责。这表明此次机构调整不足以称之为“行政改革”,而只能称为削减机构数量。另外,有一些政府职员对这次调整中,将业务关联度不强的自治省、邮政省和总务厅合并成一个总务省的做法感到不满,认为这只是拼凑而已。有些政治家出身的副大臣根本不懂各行政部门的政策,反而增加了行政官僚的负担。日本报纸评论说:政府变小了,“盲肠”变大了。
“从官僚主导到政治主导”,是此次日本政府机构改革的目的。战后,日本的官僚体制给行政系统带来了许多弊病,如机构臃肿、权力分散、效率低下等,此次改革便首先拿这些地方开刀。所以,如前所述,省厅合并和减员增效是这次行政改革的主要内容。
政府机构改革只是日本行政改革的一部分,此外还有公务员制度改革、特殊法人改革等一系列措施。改革公务员制度,计划在10年内裁减25%的公职人员。经济、文化、教育、司法等各个领域都需要全面的调整。要逐一实现这一庞大的改革计划,还需要走相当长的一段路。
2001年1月31日,日本第151届通常国会拉开序幕。此次国会会期截止到6月29日,为期150天。森喜朗第二届内阁(2000.7.4—2001.4.26)成立后,在野党与执政党首次在国会展开论战。
森喜朗上台后,政界丑闻接连曝光,其本人也接二连三地“失言”,引起了朝野的强烈不满,人们已将矛头直指自民党政治。在这种形势下,原自治相、自民党加藤派的白川胜彦决定脱离自民党,白川胜彦在说明脱党的理由时对自民党表示了极大的失望,他说:“自民党已经成为21世纪日本政治的障碍。”自民党是自由民主党的简称,顾名思义这是个标榜自由与民主的政党。但现在的自由民主党应该称为“不”自由“非”民主党。日本公明党领导人公开抨击森喜朗首相处理自民党丑闻不力,森喜朗的态度“令人失望”,致使脆弱的日本联合政府出现了裂痕。
继公明党中出现要求首相下台的呼声之后,自民党桥本派等主流派中也出现了认为不得不更迭首相的意见。丑闻缠身的首相森喜朗,面临着上台以来最严峻的“内忧外患”,自民党内最大派别桥本派已表明,在下月底财政预算案通过后将倒戈,迫使森喜朗下台,国会内盟友也纷纷放弃对他的支持。由于桥本派一直是森喜朗的最重要支持者,他们的倒戈势必使森喜朗下台。
森喜朗内阁虽然处境不佳,但森却无主动让权之意。从自民党内部的斗争来看,只要首相本人拒绝辞职,通常就不会轻易下台。森派会长小泉纯一郎也为森打抱不平说:“事情发展至此,应说整个自民党都不好,为什么要他一个人来承担责任。”但据《朝日新闻》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森内阁的支持率仅为9%,创下森喜朗内阁成立以来的支持率新低,成为日本二战以来第二名最不受欢迎的首相,仅次于1989年因丑闻而辞职的竹下登。与此同时,70%以上的被调查者要求森喜朗首相早日辞职。
东京都议会中的自民党议员2月16日举行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了要求该党总部提前举行总裁选举的决议。自民党在东京都议会中拥有49个席位。他们要求提前举行总裁选举,实际上是要求现任自民党总裁、政府首相森喜朗下台。这也是地方议会的自民党团体首次公开要求森喜朗下台。另外,在自民党全国47个都道府县组织中,有25个组织的负责人要求森喜朗首相辞职。
日本4个在野党决定于3月5日的众议院全体会议上再次对森内阁提出不信任案。但以192票对274票被否决。不信任案虽然被否决了,但包括自民党在内的许多人都将不信任案与森首相的下台区别来看,亦即否决不信任案并不意味着支持森喜朗内阁。于是,3月13日,大势已去的日本首相森喜朗在自民党大会上宣布将提前进行自民党总裁改选。
鉴于森喜朗已表明辞意,自民党内就新总裁人选问题加紧磋商。与此同时,日本民主党、自由党、共产党、社民党和无所属之会等5个在野党派的参议院议员13日上午联合向参议院议长井上裕提出追究日本首相森喜朗责任的决议案,要求森立即下台。
森喜朗虽然被迫表示同意辞职,然而,日本政权却迟迟未见更迭。其主要原因有四。
首先是森本人不服气,不想立即下台。认为自己既没有严重失政,也没有什么丑闻。他虽多次讲话出轨,但是对造成国际影响的错误讲话都及时予以修正,而一些属于认识不清或水平不高的讲话,又不足以让他立即交出首相大印。例如,上台伊始就公然声称日本是一个以“天皇为核心的神国”。这句话立即引起亚洲各国人民的严重抗议。森喜朗事后否认自己想改变日本侵略战争的性质,并且为由此引起日本国内外的抗议表示道歉。另外,政府中几名高官涉嫌受贿等事多半发生在森内阁成立之前,只能算是森喜朗用人不当。如立即下台,反会给自己的声誉带来更大的损害。
其次,森喜朗还需要时间将其在内政、外交等各方面的课题处理完毕,以便营造一个体面引退的氛围。在内政方面,在众、参两院获得通过的2001年度政府财政预算将从4月1日开始启动,下一步是两院要通过实施这一预算的相关法案。政府还将推出一系列新的经济对策,以解决日本经济停滞的问题。在外交方面,森喜朗还将在3月中、下旬按预定日程访问美国和俄罗斯,同两国首脑进行会谈。
第三,一个根本原因是自民党内缺乏被各派都看好的首相人选,要在自民党内推举一个得到各方认同的人物确实不易。野中广务、小泉纯一郎和桥本龙太郎要问鼎自民党总裁还都有一定的障碍。野中年龄太大,小泉虽敢想敢干,但党内有人对他不太放心,桥本在任首相期间因参议院选举败北而辞职,被称为“败军之将”。
第四,森喜朗既已表示辞意,政权更迭只是时间问题,自民党内外要求森喜朗下台的势力也就不再穷追不舍了。
2001年4月6日,当了1年零1天首相的森喜朗终于说出了日本上下盼望已久的话,他说:“考虑到有必要在新的体制下恢复民众对政治的信赖,解决堆积如山的内外诸课题,所以决意辞职。”由于自民党将于4月24日选出新的总裁,而党的新总裁也就是下一届日本首相,所以森喜朗内阁维持到了4月底。日本媒体认为,坚持在首相宝座上坐满一年的森喜朗,失败的原因归结为以下几点:一是森喜朗不会管自己的嘴巴;二是他缺乏政治经验和政策把握度;三是他不擅处理与媒体之间的关系。他被日本媒体讽刺为是日本历史上最不受欢迎的首相!
政治评论家川岛和江曾总结出当日本首相的四大要素:第一是资格要素,即当选过几届议员;第二是经验要素,即在政府内当过几任大臣,在党内任过什么要职;第三是党内地位要素,一般必须是派阀领袖;第四是领导能力要素,必须拥有对党内派阀势力的综合调整能力。这四个要素缺一不可。森喜朗在这四大要素中所缺乏的恐怕是领导能力要素。据日本《每日新闻》2000年12月初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一项舆论调查显示,约有90%的日本国民对日本政治感到不满。而不满的原因最多的是认为首相“领导能力”不行。有40%的人认为21世纪的日本首相应该是个“有领导能力的人”,所占比例最高。
(四)小泉内阁与政治改革
2001年4月26日,森喜朗内阁在最后一次临时内阁会议上宣布总辞职,2000年4月诞生的森内阁到此恰好1年。
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于4月12日拉开序幕。共有4人参加总裁竞选,他们是前厚生大臣小泉纯一郎,前首相桥本龙太郎,现经济财政政策担当大臣麻生太郎和自民党政调会长龟井静香。据日本《朝日新闻》公布的民意测验显示,小泉纯一郎成为自民党总裁的最佳人选,共有57%的人支持小泉接替森出任自民党总裁。而他的主要竞争者桥本龙太郎的支持率只有12%。此外,麻生太郎的支持率为5%,龟井静香的支持率仅为3%。
4月24日,在自民党总裁选举中,小泉纯一郎以压倒优势击败桥本龙太郎、龟井静香和麻生太郎,当选为自民党第20任总裁。这一结果,出乎日本国内外许多观察家的预料。而且民意调查中竟出现了85%的高支持率。
小泉与桥本相比,在资历、威望及实力方面均不及桥本。资历方面,小泉10次当选众议员,在党内仅任过副干事长和副政务调查会长,在内阁仅任过厚生大臣和邮政大臣。而桥本则是13次当选众议员,在党内任过行政调查会长、政务调查会长、干事长及总裁;在内阁任过厚生大臣、运输大臣、大藏大臣、通商产业大臣及首相。在威望方面,小泉在国内外知名度均较低。而桥本在国内外均有名望。在实力方面,小泉所在派系的国会议员不仅人数比桥本派少,而且在国会议员的支持者也不及桥本。为了变劣势为优势战胜桥本,小泉采取了以下战略。
首先,小泉高举“改革”旗帜,力争在地方预选中取胜。小泉抓住党员不满现实、不满自民党的派系统治和密室政治,要求改革的心理,以“改革派”的姿态,提出一些既有煽动性和号召力又是桥本不敢涉及的“改革”口号去争取选票。他提出彻底“改变自民党”和自民党派阀统治、密室政治的口号。为表示言行一致,宣布辞去森派会长职务并退出森派,以无派系身分进行竞选活动。他还摆出要彻底“改变日本”的姿态,进行“经济结构改革及财政结构改革”,即使经济出现负增长也要忍痛进行。主张实行“内阁首相公选制”,尽快修改宪法,不受宪法制约行使“集体自卫权”,强调“自卫队就是军队”,自己当选首相也要参拜靖国神社等。
其次,小泉在拥有森派、加藤派及山崎派3派支持的基础上,又借助两股有效势力为其助阵大拉选票。即一方面联合桥本派的死对头、在党员中有较大影响力的无派系众议员田中真纪子(田中角荣之女)、渡边喜美(渡边美智雄之子)等作为其竞选啦啦队,发表抬高小泉贬低桥本形象的演讲,为小泉争得了大量选票;另一方面,由内阁首相森喜朗出面请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及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等颇具影响的人物从侧面给以支援。小泉的这些做法收到奇效,在地方预选中大获全胜。小泉在地方预选的胜利,冲击和打乱了原有的竞选阵势,极大地影响了国会议员的票流。
当选自民党总裁后的小泉纯一郎于4月26日的国会上以多数获胜,当选为日本第87代、第56位首相,第一届小泉内阁(2001.4.26—2003.11.19)宣布成立。小泉在组阁时,采取增加民间人士、增加妇女名额和启用年轻国会议员入阁的做法,藉以突出内阁的“清新”与“改革”形象。新内阁成员中民间人士3人,妇女5人,为战后启用女性入阁人数最多的一次。尤其是田中真纪子被任命为外务大臣,成为日本内阁史上的首位女外务大臣。小泉还任命43岁的中谷元为防卫厅长官、44岁的石原伸晃为行政改革规制改革担当大臣,给人以“清新”之感。任命民间人士、经济学家竹中平藏为经济财政大臣,留任党内“金融通”柳泽伯夫为金融大臣,任命党内老将盐川正十郎为财务大臣,以显示其“改革”的决心。小泉组阁后的舆论调查显示,内阁支持率超过80%,创历届内阁支持率最高纪录。
小泉出生于1942年,毕业于庆应大学经济学部。小泉的祖父、父亲都曾是众议员,小泉已是第三代国会议员。其祖父小泉又次郎曾任1930年代的日本递信大臣。其父亲小泉纯也曾任战后池田内阁的防卫厅长官。1969年小泉在伦敦大学留学期间,父亲病故,紧急回国参加竞选。小泉在自民党内被称为行动派议员,其座右铭是“和而不同”,取自中国古语“小人同而不和,君子和而不同”,所以他在自民党中好出奇论,绰号“怪人”“一匹野狼”。小泉从政后,因继承其父辈的后援团体、选举地盘及政治资金收入,被日本舆论界称为实力人物。
早在1995年和1998年的两次总裁选举中,小泉就提出了邮政三事业(邮政、邮储、简易保险)民营化的主张。此次竞选中,小泉再次扛起了邮政民营化大旗,这些政策主张似乎得到了国民的支持和理解。
当选总裁后,小泉首先与时任干事长的古贺诚商定两点:一是维持三党联合政权;二是维持党内团结。在小泉提出的政策主张中,“脱离派阀政治”的口号具有号召力,这是因为派阀政治在日本早已成为“金权政治”的代名词,日本民众对派阀政治深感厌倦和不满,但又无可奈何。实际上,小泉的所谓“脱离派阀”实际上是“明脱暗不脱”,因为自民党是一个“派阀联合体”,取消派阀就等于取消自民党,小泉当然无法做到,在党政人事安排方面,同样照顾到“派阀均衡”的原则。
小泉首相大胆提出“要改变日本”,主张“弘扬民族精神”“维护民族利益”和“恢复日本人的自信心”,使日本人受到鼓舞。但他不顾联合执政的公明党及保守党的反对,大肆渲染“国家民族危机”,借口要搞新的“维新”,要尽快修改宪法,要“行使集体自卫权”,要将“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坚持以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等。对此,有的学者指出,小泉的这些举动令人担忧。
2001年上半年,日本政界出现了一股“小泉旋风”,小泉首相的支持率竟高达80%—90%。这反映了日本民众对森喜朗内阁的失望,对恢复景气的期待,对敢于说“不”的爽快感,以及对强人型首相的渴求。小泉内阁的目标是启动旨在重新焕发日本活力的计划。小泉高举改革旗帜,提出要重塑自民党形象,使日本获得新生。这一姿态无疑博得了绝大多数自民党人和日本国民的拥护。
恢复经济是小泉内阁的首要课题。坚决实行经济结构改革是小泉的口号之一。他说,没有结构改革就没有经济恢复。如果是必须进行的改革,即便引起经济负增长也在所不辞。
小泉首相5月7日在国会发表了就任后的首次施政演说,用大量篇幅阐述了内阁的经济政策。其新经济政策主要由3个部分组成:第一,要在二三年内处理完不良债权;第二,要建立适合21世纪的有竞争力的经济机制;第三,要实行财政结构改革,控制国债发行,减少财政支出。其中,财政结构改革是小泉经济政策的重中之重。
在参议院选举中,许多选民对小泉政府大胆执行改革的总体方向表示了同情和支持。但选举过后,民众的支持一直在下降。这是因为,人们在理论上理解不进行根本改革和无庇护所改革,日本的体制就不会恢复活力,但是,当他们必须承受痛苦时,就会改变态度并反对具体做法。人们对桥本政府的六项改革曾给予极大支持,包括金融改革,但是他们也反对其具体做法,并最终把桥本赶下了台。
小泉上台后,日本社会突然刮起一股“小泉热”。多次舆论调查表明,其内阁的支持率持续高达80%以上,为日本战后政坛上少见。其实,小泉内阁与森内阁都是以自民党为主体的联合内阁,其政策也并无实质性的突变。然而,“小泉现象”所体现的,可以说是日本国民对处在转型期的日本社会必须进行大改革的一种期待。处于变动期的日本,改革成为最大课题。一度陶醉于经济成功且信心十足的日本,自1990年代初泡沫经济崩溃后,政治失去信赖,经济长期低迷,社会充满“闭塞感”。官民协调、官僚主导等原来对稳定社会起过积极作用的体制,明显不适应变化了的社会。长期沿袭下来的政、官、财三者结盟的“利益与权力复合体”,越来越为人们所厌倦。近10年来,历届政府虽高喊改革但实效不大,日本国民对经济的停滞十分厌烦,强烈希望变革,要求对现有政治模式说“不”的政治家上台。
小泉正是适应了这种气氛,以“改革者”的姿态登上舞台的。在自民党总裁选举中,小泉高喊“改革无禁区”,提出了消除派系、健全财政、实现特殊法人和邮政事业民营化等口号,一举夺得总裁职位。当选后的小泉打出“新世纪维新”的口号,把新内阁定位为“坚决改革的内阁”,宣布退出派系,不按传统的政治力学组阁,大胆起用新人。小泉内阁强调重视与国民对话、在全国各地举办“地方会议”、办网上杂志等,这种姿态颇得共鸣。
更深一层看,日本现有政党衰败不振,选民中无党派阶层扩大,“大众迎合主义”风潮兴起。选民所选择的,不是政党而往往是有个性、富魅力的个人,政治家主张的政策又常以取悦选民为重点。选民期待许诺对自民党和日本政治进行“大手术”的小泉,能“打破自民党传统的权力结构”,向旧官僚体制开刀。小泉迎合了国民的这种心态,因而博得好评。
总之,“小泉旋风”之所以能席卷东瀛不是偶然的。它是世纪之交日本政治、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一种畸变,是“地层”深处由于各个板块挤压、冲撞而积聚多时的能量大施放。但也有人指出,日本国民对小泉内阁的热度主要是期待进行国内改革,并非无条件支持其所有政策。
2001年7月12日,日本参议院选举正式拉开帷幕,这是小泉内阁执政以来日本第一次全国选举。在选举期间的竞选演说和电视演讲中,小泉一再表示:“我将挑战自民党。我将挑战日本。我相信大多数自民党员最终将支持小泉的改革。但是,如果自民党内的反对者要聚集力量反对我,我作为党总裁将采取行动瓦解这个党。”[15]毫无疑问,小泉的一些极端言辞也吸引了来自反自民党选民的选票。但无论如何,小泉是唯一一位在全国性竞选中对自己政党发出如此极端言词的自民党总裁和首相。也许是因为这种“小泉效应”的缘故,自民党在比例代表制选区这一政党竞争主要领域中赢得了2100万张选票,比上次大选的1400万张增加了50%。
因此,小泉领导的自民党在7月29日举行的参议院选举中获得了压倒性胜利,在改选的121个议席中,自民党占65席(改选前61席),9年来首次突破改选的半数。执政的自民、公明和保守三党联盟共获得79席,加上未改选的60席,执政联盟的总席数达139席,超过简单多数所需的124席,保住了在参议院的优势。在野党中的民主党占26席,共产党占5席,社民党占3席,自由党占6席,无党派人士占2席。
表6.2 自民党内部各派系在参议院的权力分配(2001年8月1日)


续表

自民党在这次参议院选举中获得双赢局面:一是迄今不投自民党票的人投了自民党的票,这是因为对改革寄予期待;二是过去投自民党票的人也投了自民党的票,其原因则是既得利益者希望保住既得利益。由于自民党的这次获胜,自民党内的最大派阀桥本派鉴于小泉得到的空前支持率,在选举结束后表示支持小泉首相的改革,并决定在9月举行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桥本派将不拥立本派的候选人。在8月10日提前举行的自民党两院大会上,小泉再次被正式推选为自民党总裁,两年任期到2003年9月底为止。
由于取得了一次重大的选举胜利,小泉已经建立起稳定的政治基础,并使执政的联合政府在参众两院获得稳定多数。在这种情况下,小泉和他的政府开始推行围绕结构改革而制定的国内外政策。
新当选总裁的小泉纯一郎,于8月13日下午参拜了供奉着甲级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此举遭到日本国内的有识之士和亚洲邻国人民的强烈谴责,也受到欧美一些媒体和知名人士的强烈批评。
在小泉上台之后的几个月里,其受欢迎的程度似乎一直在滑落。根据《朝日新闻》在8月1日和2日进行的民意调查,在参议院选举后,小泉政府支持率为69%,比5月份创记录的84%和选举前7月份77%的支持率滑落了许多。但是,这仍在田中角荣内阁之上。小泉支持率下降主要是因为公众“担心他的结构改革”(52%)。对收入下降和经济与就业政策的担心也是原因之一。
10月8日,小泉首相首次访问中国。小泉此次在中国的行程只有6个小时,堪称“旋风之旅”,但对于正处于低谷的中日关系来说,此行却颇为重要。
从8月下旬开始,日本就提出,希望小泉首相能够在10月21日的APEC非正式首脑会议之前访问中国和韩国,以修补受教科书事件以及参拜靖国神社而严重受损的日中和日韩关系。中国和韩国当时都没有答应。“9·11事件”发生后,各国间加强合作以打击恐怖主义成为国际社会新的浪潮。在这种情况下,中日两国加强相互理解和信任,对两国来说,都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重大外交课题。同时,小泉政府要想在自卫队体制上有所突破,走出亚洲外交的困境,就不能不致力于改善与亚洲周边邻国、特别是与中国和韩国的关系。9月25日,小泉首相在日本国会开幕时发表施政演说,再次明确提出希望在近期内访问中国和韩国,把改善日中和日韩关系视为近期内政府的重要外交目标。
小泉在短短的访华期间,前往卢沟桥抗日战争纪念馆参观,并发表讲话,表示“深刻感受到战争的悲惨”,“对在那场侵略中牺牲的中国人民深表道歉和哀悼”。小泉还表示,他决心在数年后,将日中关系发展成像日美关系那样的友好关系。在与江泽民主席的会谈中,小泉提出,日本高度重视发展同中国的关系,搞好日中关系不仅关系到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对促进亚洲和整个世界的稳定和发展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2002年新年伊始,小泉首相会见记者时强调最多的仍是“没有改革就没有经济增长”。小泉在元旦致辞时,除了表示坚决实施经济改革外,还表示将推进政治、外交和行政等方面的改革。
在医疗制度改革方面,小泉内阁决定增加患者负担的医疗费用。在政府出资成立的特殊法人团体方面,日本决定对163家团体中的17家作废除处理,45家实施民营化,政府不再出资。在政府财政方面,财务省2001年12月提出的预算方案中将一般支出减少2.3%,对公共事业投资减少了10%。政府计划用10年时间逐步实现财政收支平衡。
金融改革是日本经济改革的中心内容。据统计,日本银行系统2000年9月的不良债权净额为29.16万亿日元,在这之后虽然冲销了6.5万亿日元,但到了2001年9月,不良债权净额反而增加到了32.5万亿日元,其原因是在一年中又新产生了8万多亿日元的不良债权。有关机构估计日本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实际远不止这个数字。预计对不良债权的处理将导致近百万人失业。因此小泉内阁既要克服重重阻力监督金融机构加快处理不良债权,又不得不投入巨资解决失业人员的就业问题。
2002年1月30日,小泉首相突然宣布:免去外相田中真纪子和外务次官野上义二的职务。小泉解释说,他自己能当上首相,田中真纪子功不可没,田中被解职将对他领导的政府产生影响,但事到如今也是迫不得已,因为由于政府内部的问题导致国会审议的纠纷使他感到必须担起责任。为了尽早摆脱政府内部争斗的局面,使2001年度追加预算和2002年度预算的审议正常化,他不得不做出这一令其感到苦涩的抉择。
小泉首相为何要解除田中真纪子的外相职务?
事情的起因是1月21日日本召开的援助阿富汗重建国际会议。日本外务省以“资格不足”为由突然临时拒绝日本的两个非政府组织(NGO)参加。此事立即引起众怒,在外相田中真纪子的干预下,这两个非政府组织才得以参加了第二天的会议。然而,日本在野党揪住这个问题不放,以至于国会审议追加预算案也被迫推迟。
外务省为何拒绝两个非政府组织参加会议?据说是由于一个有影响的非政府组织领导人曾批评日本外务委员铃木宗男不懂阿富汗外交,而铃木宗男则向外务省施加压力,于是外务省官员临时决定拒绝让两个组织参加会议。在野党借此在国会上发难,表示要追究外相田中和铃木宗男的责任。就在关键的时候,外务次官野上义二会见记者时指责田中撒谎,而且攻击她本来就有撒谎的习惯。
面对在野党的逼问和外务省自家人的攻击,田中当众泪洒国会。她说,拒绝两个NGO组织参加会议的事与她无关,全是外务省官员们在众议院事务委员长铃木宗男施压后才做出的行动。铃木曾经是外务省政务次官,又担任过自民党外交委员长,自认是外务省的大老,自民党外交政策权威、日俄领土纷争(“北方四岛”)问题的专家。他执掌自民党外交委员会期间,屡次阻止田中外相出国公干,包括出席联合国大会、亚太经合论坛会议、八大工业国外长会议,这是田中从政以来最大的屈辱,也是日本外交史上的笑柄。然而,自民党国会事务委员长大岛理森却以手头没有外务省官员报告铃木宗男曾施压的记录为由,要求田中收回在国会中针对铃木的发言。
1月28日,在野党再次要求就NGO问题进行答辩。在答辩会上,外务省中东非洲局长重家俊范否认铃木宗男说过不让NGO参加会议的话,后来又改口说,他没有提到过铃木宗男,不过记不清,不能断定没有。重家俊范的出尔反尔导致国会多次中断。外务次官野上义二被招来问话。他还是坚持田中说的不是事实。最后政府发表声明,NGO问题没有某个政治家施加压力,但政府将继续调查。
这一结果仍让在野党不满意,他们在国会上以2001年追加预算和2002财年预算作为要挟,结果小泉首相只好屈服了。
外务省官员为何与田中闹对立,这是因为,田中上任伊始就大刀阔斧地改革外务省这个庞大的官僚机构。她的改革,特别是人事改革不可避免地遇到了强大的阻力,直到田中与外务省官员之间直接冲突愈演愈烈。田中真纪子就任外相后,一直与人事课长斋木昭隆意见不和。在皇宫秋季游园会前,斋木昭隆没有将外务省官员参加秋季游园会的名单让田中外相过目,这件事让田中很没面子,因此要对斋木做出处理。10月29日傍晚,田中外相来到人事课办公室,命令在场的女职员制作关于斋木昭隆的人事变动通知,而女职员以该工作“不属权限以内,不能打字”为由公然对外相的命令进行抵制。田中不得已,于10月30日自己制作了一份通知。收到通知后,外务省几个事务次官直奔首相官邸,向官房长官福田康夫等汇报,并商榷对策,最后决定田中外务大臣的任免命令作废。日本政府首脑也于当天直接向斋木昭隆课长表示“不会撤换你的职务”,还强调,外相撤换你的要求没有正当理由。这一事件导致田中与外务省官员的对立更加尖锐。
2001年11月30日,田中对那些涉及虚报费用、滥用公款的外务省官员大开杀戒。外务省的328名官员受到各种处分,其中2人被开除,3人停职,4人减薪。这一下子就让外务省的更多官员站到了田中的对立面上。
田中的所作所为不但招致外务省内部树起众多敌手,还惹恼了其他政坛人物。
田中曾为扫除日本政坛的腐败和任人唯亲现象而奋力奔走。她曾狠批自民党多年来事事以照顾既得利益集团为先的派阀政治,认为从政者应有独立思维,“但现在议员们却不是这么做。派阀领袖说要‘朝右’,他们就得全体向右,这实在令人无法置信”。她还骂过国会同僚是“不可救药的白痴!”
田中的言行自然为日本政坛所不容,所以,田中的权力屡屡被剥夺,2001年10月和11月两个月内,有4次应由外相参加的国际会议均未出席,这显然意味着田中离“下岗”日子不远了。
外相田中真纪子被解职后,日本政府希望前联合国难民署高级专员绪方贞子出任外相。绪方贞子有较高的国际威望和国内形象,小泉首相只要能延揽到绪方入阁,可以以“国际级”外交人才出任第二任女外相为契机再次掀起一股“小泉旋风”,提高小泉内阁的支持率。但绪方贞子婉言谢绝了邀请。有媒体认为,绪方此举显示出她对小泉政权所推行的改革缺乏信任。日本知名的国际政治学者猪口邦子认为,绪方“会承担所有有价值的任务,但她不想被当作是一个标志或者是一个傀儡,因为她毕生都在为提高女性的地位而奋斗,她不会帮助那些试图为了他们的政治目的而想利用她的人”。
对小泉革职田中的“快举”,日本政治评论家断定他会因此失去民间支持率。果然不出所料,据一些媒体调查,其支持率一下子跌过一半,从原来的78%跌到38%。
在绪方婉拒的情况下,小泉于2月1日宣布任命环境大臣川口顺子为新外相。川口顺子毕业于东京大学教养学部国际关系专业,并获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在处理防止全球气候变暖的《京都议定书》问题上有出色表现。
川口出任外相后,在外交活动中得到了各方面的首肯。在国会答辩中,川口承诺她将继续把外务省的改革置于最优先考虑的地位。
日本外相更迭一事耐人寻味。其中有改革派和保守派的斗争,有执政党和在野党之争,有自民党内部激烈的派系攻伐和日本派阀政治的传统,有职业官僚和经选举产生的政治家之间的矛盾,另外还折射出当今日本社会中男女地位的变化。从日本外相更迭中可以领略到小泉政权所面临的困境以及日本政治文化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
铃木宗男导致田中下台闹得满城风雨后,又在上个月和田中的国会对质中暴露了他滥用职权把对外经济援助资金化为己有的丑闻。对此,反对党抓住不放,要求他以证人身分接受国会质问,以便做更深入的追究。
与此同时,桥本派中的年轻议员,也开始出现不顾派系束缚,倒向拥护小泉纯一郎的举动。在自民党新一代议员的一次聚会上,桥本派年轻议员樱田义孝曾说:“桥本派中各式各样的人都有。我虽然属于桥本派,但是我却是在国会中支持小泉的年轻议员。”
3月13日,日俄两国在莫斯科举行关于领土问题的第一次副部长级谈判。日本对俄领土谈判的基本方针是1993年叶利钦总统访日时签定的《东京宣言》,宣言规定两国关于四岛领土归属问题的谈判原则是“在法律与正义的原则下解决,在此基础上争取尽早签订和平条约,实现两国关系的完全正常化”。但是后来不知何故,日本提出了对俄领土谈判的两步走战略,即俄罗斯先归还前苏联1956年承诺归还的距日本较近的齿舞、色丹两个小岛,余下的国后、择捉两岛的归属问题另行协商。2000年秋天此方案出台,2001年春天日本还派出外务省欧洲局长到莫斯科与俄外交部敲定了正式协议,2002年2月,日俄外长会谈中再次确认这一谈判方式。此方案当时在日本在野党及外务省内部就引起争议,大部分人担心俄罗斯归还两岛后会宣布结束谈判,使日本得小失大,因为齿舞、色丹两岛是四岛中最小的,只占总面积的7%。
国会调查显示,两岛先行归还论的背后是铃木宗男强大的政治压力的结果。铃木多次提出“以四岛归还论问题永远解决不了”,在铃木的压力下,当时的外务省欧洲局长等人接受了两步走方案。铃木不仅先后陪同桥本、森喜朗首相访问俄罗斯,以内阁大臣身分抢先访问北方四岛,而且,多次作为首相特使携首相亲笔信赴俄交涉领土问题。当时许多人认为铃木急于出政绩,才提出两岛先行归还论。
铃木宗男隶属于在参众两院拥有多达103名议员的桥本派,是桥本龙太郎的得意门生,被认为是桥本派内有能力调动政治资金,可以为派系做出贡献的第二代接班人。
2002年3月4日,日本外务省公布了对众议院议员铃木宗男系列丑闻案所做的调查报告。报告表明,铃木宗男确实与一系列外务省的招投标工程丑闻有关。此外,铃木还经常向外务省施加压力,干扰外务省的正常工作。但报告并没有涉及日本民众最关心的问题,那就是铃木到底与前外相田中真纪子被解职事件有何关系。
铃木宗男1948年出生在北海道,大学就读于拓殖大学政治经济学部,毕业后任议员中川一郎的秘书。1983年,他自立门户,竞选众议员成功,此后在政府内担任过防卫政务次官、外务次官、内阁官房副长官等职,在自民党内担任过国会对策副委员长、冲绳北方四岛问题特别委员会理事、总务局长、自民党众议院运营委员长等职。由于铃木宗男主持过外务省工作,所以对前外相田中真纪子很不以为然。
自从田中被撤换后,日本国内舆论大多支持田中,要求政府澄清事件真相。而小泉内阁却迟迟拿不出一个对该事件有理有据的说明,内阁支持率因此大幅下降了近30个百分点。此后,日本舆论又不断爆出铃木在日俄“友好之家”建设问题、地方栈桥整修事业投标等问题上的丑闻,各在野党也联合要求小泉内阁查明铃木系列丑闻,并将传讯铃木作为通过国会下一年度财政预算案的先决条件。
在多方的压力下,外务省经过为期10天的调查后公布:铃木自1997年9月就任北海道、冲绳开发厅长官以来,在北方四岛之一的国后岛建设日俄“友好之家”及当地栈桥整修等工程上,多次向外务省施加压力,要求有关部门在招标中照顾当地公司。此外,铃木在“希望号”船舶建造工程、北方四岛发电设备扩容、对支援四岛的燃料是否征收消费税以及1999年援助肯尼亚建设水电站等问题上,也有一系列疑点。
外务省的这一调查报告公开后,立即遭到了在野各党的强烈批评。各在野党纷纷指出该报告缺乏实质内容,同时强烈要求传唤铃木到国会接受质询。日本众议院预算委员会决定,他们将要求铃木于3月11日到国会接受质询。但在围绕先调查铃木丑闻还是先通过国会预算案的问题上,日本执政三党与在野党之间目前仍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执政三党希望5日对铃木丑闻报告进行审议,6日使预算案在众议院首先获得通过,但在野党方面却坚持认为,查清铃木丑闻案是使预算案获得通过的必要条件。
3月11日,小泉首相与外务省外务事务次官竹内行夫举行会谈。小泉指示:“要积极推进外务省改革,商讨包括新的人事安排在内的外交一体化体制。”自民党唯恐铃木涉及的问题继续被反对党追究下去会影响政权,所以要求铃木宗男退党。其他两个执政党自由党和公明党也先后向自民党提出要求:“铃木有必要承担有关的政治责任。”
日本各在野党在国会紧咬铃木不放,陆续亮出了各种有关丑闻的证据,强逼铃木招供。他们认为铃木有非常大的做假口供的嫌疑,因此要求继续在国会中“审问”铃木。6月19日,铃木宗男因受贿罪嫌疑被东京地方检察院逮捕。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62岁的自民党前干事长加藤纮一的秘书、加藤事务所负责人佐藤三郎因涉嫌逃避个人所得税,于2002年3月被逮捕,随后被东京地方法院以违反所得税法罪名起诉。加藤为此承担责任于3月18日退出了自民党。
随着调查的深入,加藤涉嫌挪用政治资金的疑点越来越多。首先,加藤个人资产在7年内增加了2.4亿日元,年均增长3500万日元,大大超过了他作为国会议员的年收入——2000万日元。调查还发现,从1998年开始至今,加藤的政治资金团体“社会计划研究会”每月向加藤的私人账户汇入1.5亿多日元,这笔费用主要用于支付加藤自家的房租和生活费用。
加藤的家位于东京南青山的高级住宅区,属于价格昂贵的一等地段。加藤在同一栋公寓中租用了3套房子,每月房租就达120万日元。对于用政治资金支付房租这一问题,加藤发表声明说那里不仅是住宅,也作为事务所使用,是他政治活动的“大本营”。但实际上加藤平常都在国会附近的另一事务所办公,很少在南青山公寓举行政治活动。
加藤涉嫌挪用政治资金的丑闻传开后,在野党和国民纷纷要求他辞去议员职务。4月8日,他在出席国会质询后正式提出辞去议员职务。
接着,日本社民党的“反贪斗士”辻元清美挪用公款事件曝光。辻元清美曾是在野党的一面旗手,她多次充当揭露执政党丑闻的急先锋。辻元虽然从政时间不长,但她凭借自己的实力,得到社民党党首土井多贺子的重用,2000年被提升为该党的政审会长。然而,正当这位政治新星站在国会讲台上毫无情面地追究铃木各种问题的时候,丑闻已悄悄向她走来。《周刊新潮》杂志3月20日揭露,辻元在没有捐赠记载的情况下将国家发给政策秘书的高额工资用于事务所的经费。
据调查,辻元在1997年4月至1998年12月期间将原参议员照屋宽德的私人秘书登记成她的政策秘书,并把国家存入该政策秘书账户的大部分资金随后转入另一账户,主要用于一事务所的日常开支。日本的《政治资金修改法》规定,超过5万日元的献金必须登记,而辻元的政治资金报告中并没有记载这笔钱是秘书捐赠的,因此她涉嫌违反《政治资金修改法》而受到猛烈的攻击。这位41岁的女议员在该党东京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承认:“如果我不能面对自己的错误,不能承担自己的责任,那将加深政治上的猜疑。”随后向众议院议长递交辞呈。
社民党起初否认有关指控,但后来承认辻元清美的办公室将这笔钱的大部分用于一项“工作分摊”计划,补充其匮乏的竞选基金,因为她无法像自民党议员那样得到企业的捐款。
2002年4月19日,74岁的参议院议长井上裕,又由于自己的政策秘书涉嫌收受贿赂问题在国会中引起一片混乱,表示辞去议长之职。国会议长牵扯进黑金丑闻并导致辞职的事件在日本还非常少见,之前因相同问题辞职的只有1966年的众议院议长山口喜久一郎1人。国会接受了议长井上裕的辞职,并任命前自治大臣仓田宽之担任参议院议长一职。
由于日本经济改革受挫和政治丑闻不断,小泉政府的支持率不断下降。据《朝日新闻》社进行的舆论调查,小泉内阁的支持率已经下降到40%,而不支持率上升为44%,支持率首次低于不支持率。为挽回影响,小泉明确表示要修改《政治资金法》,强化对献金制度和政治资金用途的限制。
7月30日,日本民主党、自由党、共产党和社民党等在野四党在众议院提出对小泉内阁的不信任案动议。但联合执政三党利用在众议院的多数席位,否决了该四党联合提出的内阁不信任案。
9月30日,小泉首相对内阁进行了改组,以继续全力推进改革,争取经济早日恢复。改组后的小泉内阁共有18名阁僚,除小泉首相外,原内阁的11名阁僚留任,新阁僚6人。并与执政的公明党代表神崎武法、保守党党首野田毅、自民党干事长山崎拓等就内阁改组的人事安排进行协商,决定继续组成联合内阁。
在野党方面,12月3日,日本最大在野党民主党党首鸠山由纪夫在党内干部会上表示辞去党首职务。在12月10日召开的民主党两院议员总会上,经过183名国会议员(众议院124人、参议院59人)无记名投票选举,前干事长菅直人以104票的绝对优势当选为新一任民主党党首,接替鸠山由纪夫的党代表一职。
与此同时,日本民主党的前副代表熊谷弘于12月16日对外表示,将提出退党申请,并以年内组成“保守新党”为目标,准备与保守党就合流问题进入正式协商阶段。12月17日,日本执政党之一的保守党党首野田毅、干事长二阶俊博等众院议员召开会议,就7名众院议员一起参加“保守新党”事宜进行了确认。民主党的5名参议院议员也准备加入保守新党。
关于一部分民主党议员和保守党组建新党的构想,12月23日最终得出结论:保守党党首野田毅等3人不参加新党,而是以9名议员分裂出去的方式与熊谷弘等4名来自民主党的议员组建新党,新党党名暂定为“保守新党”,25日举行了成立大会。新党由9名保守党议员和退出民主党的5名议员组成,总计14人,比原来的保守党(12人)多出2人。在新成立的保守新党中,原日本首相海部俊树被选举为最高顾问,熊谷弘被选为党代表,二阶俊博被选为干事长,并审议制定了包括以尽快修改宪法为目标的党纲。该党宣布将争取使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将防卫厅升格为“省”,尽快建立有事法制和制定新宪法为其基本政策。
另外,没有加入保守新党的原保守党党首野田毅等3人,于12月25日在自民党本部与干事长山崎拓举行了会谈,并递交了加入自民党的入党申请书。
“保守新党”成立后,保守党随之解散,前后历时2年零8个月。保守党成立于2000年4月,当时为了反对自由党党首小泽一郎的脱离“自民党、自由党、公明党的3党联合政权”的主张,由26名自由党议员组建而成。保守党替代了离开联合政权的自由党,组成了如今的“自、公、保”3党联合政权。
12月26日,小泉首相、公明党代表神崎武法、保守新党代表熊谷弘在国会内举行了执政3党党首会谈,并在共组联合政权的共识文件上署名,新的“自、公、保”联合政权从此起步。
注释
[1]草野厚:《联合政权——日本政治1993—》,文艺春秋出版社1999版,第68页。
[2]北冈伸一:《走向普通国家》,中央公论社2000年6月版,第368页。
[3]蒲岛郁夫等编:《“新党”全记录》第一卷,木铎社1998年版,第101页。
[4]2000年6月2日自由党公布的《第届众议院大选公约》。
[5]木村敬:《新进党解体后的各政党·会派》,见蒲岛郁夫等编:《“新党”全记录》第三卷,木铎社1998。
[6]木村敬:《新进党解体后的各政党·会派》,见蒲岛郁夫等编:《“新党”全记录》第三卷,木铎社1998。
[7]1998年1月21日《东京新闻》。
[8]大狱秀夫:《日本政治的对立轴》,中央公论新社2000年版,第88页。
[9]中村启三:《鸠·菅民主党——为政治“友爱”投下的巨额赌注》,载《经济学家》1996年10月第1期。
[10]1996年9月12日《朝日新闻》,《民主党基本政策要旨》。
[11]大狱秀夫:《日本政治的对立轴》,中央公论新社2000年版,第111页。
[12]大狱秀夫:《日本政治的对立轴》,中央公论新社2000年版,第116页。
[13]在日语中,在野党的“野”发音是“や”,执政党称为“与党”,“与”的发音是“よ”,而“油”的发音是介于二者之间的“ゆ”,意即既不像是在野党,也不像是执政党。
[14]《读卖新闻》1998年7月31日。
[15]《日本了望》(中文版),2001年11月,笫7卷第80期,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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