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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廷璆 等
选自《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
五、“岛争”对中日经济关系冲击
五、“岛争”对中日经济关系冲击
2010年9月,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船与中国渔船相撞事件令中日关系迎来了历史性转折点。之后,围绕“撞船事件”中日之间进行了一场复杂博弈,最终在2012年9月因日本政府实施所谓对钓鱼岛“国有化措施”,中日关系跌入到复交之后的历史谷底。直到2018年10月,在长达7年之久的时间内,作为世界第二大和第三大经济国的中日之间一直没有首脑互访。
“撞船事件”成中日关系转折点
按照日本媒体所逐步披露的事实,该事件经历了如下过程。2010年9月7日的10时15分左右,在钓鱼岛(日本称之为“尖阁群岛”)附近海域,日本石垣海上保安部巡逻船“与那国”号(1349吨)与一艘中国拖网渔船(166吨)相撞。在约40分钟之后,该渔船又与日本巡逻船“水城”号(197吨)相撞。当日下午,日本第11管区海上保安本部命令该艘中国渔船停船并实施了上船检查。是夜,日本政府决定逮捕中方船长,并扣留渔船和船上其他14名船员为物证、人证。同时,日本政府官房长官仙谷由人于是夜紧急召集外务省及海上保安厅干部进行协商,其后,日本政府作出决定并对外公布:“将船长带到最近的检查机关,按照日本司法程序进行处理。”[1]
接下来,围绕该事件,中日之间进行了多次、反复地交涉。此间,中国政府曾先后5次紧急召见日本驻华大使,要求先放人。9月13日,日本海上保安厅释放了14名中国船员和中国渔船。19日,日本又宣布“依法”延长对中国船长的扣押。于是,中国政府也宣布采取停止部级以上双边交流的反制措施。然而,5天之后的9月24日,日本那霸地方检察厅突然宣布释放中方船长,而按日本法律规定,此次延长拘留是理应到28日的[2],于是,撞船事件也因此暂告一段落。
表12-3 中日“撞船事件”交涉梗概

续表

资料来源:「日中摩擦 検察に重圧」『朝日新聞』2010年9月25日第2版。
事实表明,此次“撞船事件”完全为日本政治力量的“作俑”使然。而且,当看到事态严重性及其难控状态之后,政治力量又试图以地方检方为挡箭牌,欲草草收场了事。最直观的表现是:在宣布释放中方船长之后,上至日本首相、下到相关主管大臣,均以“未介入”为由,逃避各方指责。
民主党政权的处理及其背后
此次事件与日本执政党——民主党的党代表选举密切相关。“撞船事件”爆发的9月7日,距离党代表选举仅有一周时间。由于当选党代表,就将意味着能成为新一任日本首相。因此,现任首相菅直人的主要精力几乎全部在选举之上。而时任国土交通大臣的前原诚司,正是菅直人能够连选的最有力支持者,其麾下的前原派组织——“凌云会”拥有着26名国会议员,是民主党内一支重要力量。而此次撞船事件的“始作俑者”——日本海上保安厅,恰恰就归属于国土交通省。一贯强调“中国威胁论”的前原诚司,被日本媒体称为“民主党内的对华强硬派”。事实表明,正是前原下令逮捕了中方船长。[3]而为了能够继续执政,菅直人选择和接受了前原的对华强硬路线。实现再次当选后,菅直人又任命前原接替出任民主党干事长的冈田克己而担任外相。显然,此举使中日关系更是“雪上加霜”。
在事件的最后处理上,日本政治力量显然是以那霸地检作为应对国内指责的挡箭牌。尽管日本政府一再强调“放人”属于检方当局“综合判断”的结果,政府力量并没有介入事件的处理过程。但是,这种说法明显与一贯强调“国家应由政治主导”的民主党宗旨背道而驰。而且,最近披露的事实也表明,政治因素不仅介入该事件的最终处理,甚至发挥了关键作用。起初,菅直人首相循着前原诚司的“强硬路线”,明确宣称该事件必须“依照日本国内法严肃处理”。[4]但是,伴随事态的逐步升级,他很快意识到“前期的做法似乎有问题”。于是,即在其将赴美参加联合国大会之前的9月22日,他指示部下要“要尽快处理此事”。[5]日本地检突然释放中方船长也是征得了日本政府的同意。据报道,9月24日上午10点左右,那霸地检和福冈高检、日本最高检经过协商决定释放中国船长。之后,该决定被迅速上报法务大臣柳田稔(11:55)、官房副长官泷野欣弥(12:30)、官房长官仙谷由人(12:30)和外务大臣前原诚司(14:00)。[6]所以,日本政府所谓“政治未介入”的说辞,显然是立不住脚的。
此次“撞船事件”的严重性恐怕是日本民主党政府始料不及的。首先,它打破了中日之间在领土争端问题上达成的长期默契原则,而该原则恰恰是中日关系发展的重要基石。早在1972年中日建交前夕,中国总理周恩来就提出将钓鱼岛等岛屿归属问题暂时搁置,等待条件成熟时再行解决,双方就此达成了共识。1978年,中日签署和平友好条约之际,邓小平副总理再次明确了钓鱼岛问题可留日后慢慢解决。于是,中日就领土争端达成了“搁置争议”的默契原则。此后,围绕钓鱼岛尽管不时伴有各类冲突发生,但均未打破两国政府所达成的默契原则。最典型事例是2004年3月24日7名中国保钓人士登岛事件,当时日本冲绳警察本部以“非法入国”为由逮捕7人,但两天后小泉政府则宣布释放上述人士。“制造”此次“撞船事件”之后,日本民主党政府竟然宣布“适用于国内法”,此举显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它直接冲毁了中日关系的外交基石。
其次,领土问题历来都是双边关系中最为敏感的领域,对于中日关系而言尤甚。中日之间所以能够建交并签署和平条约,正是因在领土问题上智慧地选择了“搁置争议”原则。而且,中日关系的发展事实也表明,这种顾全大局的明智之举对中日双方都是有利的。“和则两利、斗则俱伤”已成为中日两国的共识,历史问题、台湾问题曾经长期困扰中日关系发展,甚至一度造成双边关系停滞甚至倒退。因此,化解矛盾、维护双边关系发展,才是两国共同努力的方向。然而,此次日本民主党政府竟然不顾大局,甚至在敏感领域挑起新的冲突,显然有悖于历史发展的车轮,甚至会重新激化历史问题,使得中日之间的国民感情严重受挫。
最后,中日之间长期的外交努力成果将受到严重损害。小泉内阁时代(2001—2006)因其顽固推行“参拜政治”,曾导致中日关系严重恶化。中日的“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进程也被彻底打断。此后,历经安倍、福田以及麻生内阁的中日共同修复之后,陷入“冰点”的中日关系才终于逐步回归正轨,并确立了“战略互惠关系”。双方还组织专家共同研究历史问题,力图摆脱阻碍双边关系发展的长期阻碍。此次撞船事件,显然背离了上述发展方向,必然会损害中日之间长期努力的成果。
挑起领土争端必然有悖于中日关系的向前发展,日本政府的态度转变,显然也是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这既不利于日本的国家利益,也违背了长期以来日本的对华基本战略。正如日本学界所指出的,其结局是“日本在此次中日外交攻防战中必然完败”。[7]
日本民主党政权所以“导演”此次撞船事件、骤然打断中日之间“战略互惠”建设进程,主要缘于如下因素。其一,日本民主党政权上台不久,缺乏外交经验。上台一年多以来,民主党在外交领域几乎无任何建树,相反,却招致一系列问题缠身。诸如日美之间因普天间基地问题产生龃龉、日苏之间围绕北方四岛出现关系僵化趋势、中日之间则因“撞船事件”大有乍暖还寒之势。这些问题使日本外交陷入困境。
其二,民主党政权与中国之间缺少畅通的高层政治通道,这也与其上台不久相关。类似批评声音也在日本国内渐趋高涨,正是因为日本决策者根本不了解中方立场。所以,至今日本政府甚至仍执迷于所谓是否公开“录像带”一事,而忘记了该事件的严重性在于,它破坏了中日之间长期以来的外交默契。相比之下,谁撞谁并不重要。况且中方毕竟是民间渔船,而日本则属于官方巡逻艇。
其三,“美国因素”对于中日关系的影响。长期以来,美国仍是横亘在中日间的重要因素。显然,若无1972年中美之间的“越顶外交”,日本是难以实现与中国恢复邦交的外交突破。而且,钓鱼岛问题本身一开始就与美国密切相关。自将琉球归还日本以来,美国始终就钓鱼岛归属问题采取暧昧态度。而撞船事件发生后,虽然美国仍未就其归属明确表态,但其高层却多次表态将钓鱼岛纳入日美安保体系。显然,美国这种对华遏制战略也对日本产生了极大影响,致使其在中日关系上产生误判,导致事态恶化。
不过,从日本整体发展形势以及民主党政权对该事件的“虎头蛇尾”式处理态势来看,短时期内,民主党政权料也不会改变自民党政权的“经济为纲”对华战略。也就是说,日本政府不会任由中日关系继续恶化下去,因为它难以承担中日经济关系受损所带来的局面。
钓鱼岛“国有化”带来剧烈冲击
“撞船事件”还仅仅是中日关系恶化的开始。2012年9月,野田执政的日本政府悍然对钓鱼岛实施所谓“国有化”措施,这使得本已脆弱的中日关系再度骤然恶化,跌入所谓“建交以来历史谷底”。
此次事件对经济层面造成剧烈冲击,两国贸易已经连续两年下滑;日本对华投资2012年继续保持增长,但2013年出现同比下降4.3%,2014年1—3月份则大幅下降了47%;2012年9月份反日游行示威一度使在华日企受到冲击,汽车等日企商品大幅受挫,不过到2013年均已基本恢复。可见,中日关系的恶化对双方经济关系产生了影响。不过,经济互惠也可能对两国政治层面的进一步恶化发挥缓冲作用。
具体而言,“岛争”给中日经济带来影响可以概括为如下几点:
第一,双边贸易连续两年下滑,韩国取代日本成为中国最大进口国。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显示,2012年度中日贸易额为3294.5亿美元,同比下降3.9%,中国对日出口虽出现了2.3%的增长,但进口则下降了8.6%;2013年度中日贸易额3125.5亿美元,同比继续下降,下降幅度增加到5.1%,虽然对日出口仅下降了0.9%,但对日进口下降继续扩大,降幅达8.7%。[8]
日方统计数据虽然与中方有所不同,但同样是连续两年下降。2012年日中贸易额同比下降3.3%,为3337亿美元,对华出口大幅下降了10.4%;2013年度下滑趋势显著,同比下降6.5%,收于3119.9亿美元,对华出口继续保持了10.2%的下降,对华进口也出现了3.7%的降幅。[9]尽管日本仍然维持着中国第二大贸易国的地位,但其长期作为中国最大进口国的地位却在2013年被韩国夺走,2013年中国从日本进口1622.8亿美元,从韩国进口1830.7亿美元。另外,中国从台湾地区的进口也在2013年大幅增加,进口额达1566.4亿美元,增幅高达18.5%。[10]很显然,日本作为“世界工厂”零部件供给中心的地位正在被韩国和台湾取代,此举可能会带来东亚生产网络的结构性变化。
第二,日本对华投资开始下降,转而向东盟投资显著增加。中国商务部数据显示,在对华投资方面,2012年日本为73.8亿美元,仍位居香港之后列第二位;但到2013年日本对华投资为70.4亿美元,下降了4.3%,被新加坡赶超;2014年第一季度日本对华投资仅为12.09亿美元,排名已经下滑至第五位。[11]
日本方面的统计数字显示,2012年日本对华投资继续保持7.1%的增长,投资额达107.59亿美元;但是,2013年上半年则出现15.5%的大幅下降,投资金额为48.31亿美元。与对华投资相反,日本对东盟投资2013年却出现大幅上升趋势,仅上半年投资已经超过1万亿日元,与2012年同比骤增321.7%。在整个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占比中,最近几年其对华投资占比约为11%,但2013年上半年却降至8.9%,相反,对东盟占比则骤然上升至18.5%。[12]
不断成长、容量巨大的中国市场,显然是日本企业难以割舍的重要原因。但是,面对持续僵持的中日关系,日本企业又举棋不定,这导致日本对华中长期投资的不明确性。如果中日政治关系迟迟得不到改善,必将推升日本产业界的所谓“中国风险论”,部分日企也许要加速实施所谓“中国+1”战略。同时,日本安倍晋三内阁确定并积极推行“中国包围圈”经济外交战略,支持日企投资中国之外的东南亚、俄罗斯、南部非洲、中东地区等地区,必将使日本对外投资的方向和结构发生分化。
第三,部分在华日企的经营受影响,日企对华战略出现分化。中日关系恶化使以汽车为主的在华日企经营一度受到严重影响。2012年9月,日系汽车在华销售骤降42.2%、减产28.4%。10月,日本对华整车出口骤减82%。[13]据估算,包括进口在内日本汽车2012年在华销量减20%,利润损失1300亿日元。[14]一直到2013年5月,日产、本田、丰田等主要企业才基本恢复生产。
不过,日本汽车厂商无意放弃中国市场,相反,还纷纷采取各种举措巩固和拓展中国市场。一是扩大产能。在华六大日本车企计划2015年将在华产能提升至530万辆;二是丰富产品类型、拓展销售渠道。除加大新车型投入之外,还计划开创独立品牌。整个日系汽车2013年在华4S店扩大10%,达3300家左右。[15]三是进行产品升级,提高竞争力。丰田、本田宣布将在华拓展混合动力汽车销售,为此,丰田投资156亿日元建电池合资工厂。[16]四是关联企业扩大在华投资,如新日铁住金将投300亿日元,增加高级钢板产能40%[17]、捷特科将投资80亿日元提高变速器产能、三菱重工和石川岛重工等提升在华涡轮增压器产能。[18]
第四,双边金融等领域合作停滞不前,多边谈判受到影响。在国家间关系严峻的背景下,中日经济界的交流并没有中断。近期较有代表性的往来包括2013年9月中信集团等十大中国企业经营者访问日本,同年11月日本日中经济协会派出近180名企业高管组成的超大型代表团访华,2014年4月由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任团长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代表团访华,等等。但是,中日之间由政府推动的合作项目以及多边谈判等受影响最严重,如中日金融合作进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以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谈判等。这些将对中长期中日双边经济合作以及中日韩、东亚经济合作的影响巨大。
重构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成为严峻课题
中日经济关系具有相互依存、互惠共赢的显著特征。任何打压或阻碍双边经济发展的做法,不仅不利于中日两国,甚至可能对亚洲经济乃至世界经济产生负面影响。中日政治关系遇冷以来,双边经济关系虽然也受到一定冲击,但同时也表现出其自身的分量,对两国关系发挥了“压舱石”的重要作用。
对于中日两国而言,长期对抗或兵戎相见显然违背两国的根本利益。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实现伟大复兴的梦想,中国早已确立和平发展的基本战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也成为日本的战略选择。所以,今后应当进一步推进中日经济关系,充分夯实两国之间坚实的底层结构,使它成为两国关系发展的推进器。在一定程度上说,紧密的经济关系也可以防止日本政治右倾趋势可能导致的中日关系全面恶化,有效遏制从根本上损害中日关系发展的任何图谋。
第一,必须承认和尊重中日经济相互依存的客观事实。对于中国而言,日本是迄今为止的最大外资来源国,而且位列发达国家对华投资第一,技术进步意义重大。日本长期以来还是中国最大进口国,对稳定我国“世界工厂”运行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日本而言,中国是其第一大贸易伙伴,是重要的投资对象国,而且未来也具有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巨大潜力。不仅如此,中日两国还是整个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驱动双核”,对世界经济具有重要影响力。
第二,中日之间产业互补优势显著,未来合作空间广阔。尽管中日已建立起紧密的经济联系,但其质量与水平仍有待提升。目前,伴随着中国经济转型与产业升级,日本对华投资也呈现持续扩大趋势,并在技术层面出现升级换代趋势。而且,面对新的国际分工体系,作为全球产业链中下游和上游的中国和日本将面临更多合作机遇。当前,日本正试图通过“安倍经济学”等经济改革努力摆脱经济的长期低迷状态,中国也在同旧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告别,努力实现保障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大改革,这为两国更宽领域和更深层次的合作提供了机会。
第三,东亚区域一体化建设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现状,中日合作推进潜力巨大。东亚经济区作为全球的主要经济中心之一,经济一体化进程步履艰难,远远落后于欧盟和北美自贸区。作为世界第二大和第三大经济体,中日合作推进一体化建设将释放出巨大能量。例如刚刚起步不久的中日金融合作,已为两国经济带来明显利好,货币直接兑换已为两国企业降低了交易成本。今后,在降低关税、推进投资、发展服务贸易等领域,中国与日本、韩国仍有很大合作空间。
第四,作为重要邻国和资源消费大国,中日两国面临着诸多亟待解决的共同课题,如环境保护、能源供应的保障、自然资源的短缺、国民老龄化问题等等。两国在这些领域的合作不仅能够有效推动两国经济的增长,促进各自经济结构的转型,也必将有利于全球经济的发展。以环境保护产业为例,日本的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稳居世界第一,拥有为数众多掌握先进环境技术的企业以及处理环境污染的丰富经验。中日环境科学与产业界的合作不仅能够造成双赢局面,也有利于整个世界。
第五,构筑中日关系坚实的底层结构,遏制上层机制的不稳定因素。近年来,日本政治领域出现了明显的右倾化趋势,如歪曲历史、否认战争罪行、宣扬军国主义,全力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试图实现包括突破武器出口三原则、解禁“集体自卫权”等举措在内的“安保政策大转换”,甚至通过大力强化日美安全同盟和所谓“价值观外交”,构建对中国的“包围圈”。对此,中国政府除了从正面妥善应对之外,还应注意积极夯实中日关系坚实的底层结构——经济关系,使之从双边关系的稳定器发展为推进器,有效阻止或遏制上层机制出现的错误方针或错误行动。
(本章内容主要选自两篇论文,分别刊载在《南昌航空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撞船事件”与日本对华战略》;《中国国际战略评论》(2014年)总第7期《中日经济关系发展现状与未来趋势》)
注释
[1]「中国漁船船長を逮捕へ 尖閣付近巡視船に接触」[N].『朝日新聞』2010.9.8:1版.
[2]日本《刑事诉讼法》规定,拘留期限以10天为限,但检察官可以延长拘留,期限也是10天。参见:日本国「刑事訴訟法」,菅野和夫他,ポケット六法[Z].有斐閣,2008:1550—1551.
[3]「前原氏『おれが逮捕決めた』」[N].『朝日新聞』2010-9-28第2版.
[4]「日中摩擦 検察に重圧」[N].『朝日新聞』2010-9-25第2版.
[5]「『もっと早くできないのか』首相、訪米中の解決促す」[N].『朝日新聞』2010-9-28第1版.
[6]�釈放理由、官邸に事前報告=尖閣漁船衝突事件�[N/OL].『時事通信 』2010-10-12:http://headlines.yahoo.co.jp/hl?a=20101012-00000060-jij-pol。
[7]清水美和.菅政権が見逃した中国「強気の中の脆さ」[J/OL].『中央公論』2010年11月号 :http://zasshi.news.yahoo.co.jp/article?a=20101012-00000303-chuokou-pol.
[8]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2012年12月、2013年12月进出口商品主要国别(地区)总值表,参见:http://www.customs.gov.cn/publish/portal0/tab49666/module175903/page4.htm,2014年5月4日登录。
[9]日本財務省貿易統計:報道発表資料:http://www.customs.go.jp/toukei/shinbun/happyou.htm,2014年4月4日登录。
[10]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2013年12月进出口商品主要国别(地区)总值表http://www.customs.gov.cn/publish/portal0/tab49666/module175903/page4.htm,2014年5月4日登录。
[11]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商务数据中心,利用外资。http://data.mofcom.gov.cn/channel/wzsj/wzsj.shtml,2014年4月30日登录查询。
[12]日本貿易振興機構:『2013年上半期の対中直接投資動向』(2014年1月)第10頁。
[13]桑原健「車大手、中国販売下方修正へ日本製品の不買続く」、『日本経済新聞』2012年10月10日。
[14]「日本車7社、中国販売2割減へ 純利益1300億円した押し」、『日本経済新聞』2012年11月10日。
[15]「中国日シェア挽回へ出店 日本車1割増の3300店に」、『日本経済新聞』2013年4月24日。
[16]「トヨタ中国で電池合弁 156億円投資HV現地生産用」、『日本経済新聞』2013年5月31日。
[17]「高級鋼板中国に新工場―新日鉄住金日本車増産に的」、『日本経済新聞』2013年6月11日。
[18]「変速機増産80億円投資―ジャトコ」、『日本経済新聞』2013年4月28日;「中国環境車ターボで開拓 三菱重 IHI」、『日本経済新聞』2013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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