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廷璆 等

选自《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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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本对华经济战略的演进


一、日本对华经济战略的演进

二战以来,受国际国内等各种因素的影响,日本对华战略处于不断调整之中。就其特征而言,大致可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49—971)“官主导”下的民间外交时期,特征是以发展经贸为目标;第二阶段(1972—1990),“和平友好”旗帜下的全面发展时期,主要是跟随美国务实外交,全面发展中日关系的同时,实现技术换能源战略;第三阶段(1991—2005)对华自主外交时期,将中日关系定位为日本外交支柱,确立起经济为纲的对华战略;第四阶段(2006至今)将中日关系提升至战略高度,以“战略互惠”为战略目标,特别强调经济的重要性。在日本对华战略中,发展经济始终是一条主线和基轴。

“官主导”的民间贸易模式

1971年,尚未建交的中日贸易总额已达9亿美元,[1]甚至超过了早已建交的日苏贸易额8.2亿美元。[2]这种非建交贸易发展既与日本推行的“官主导”民间贸易模式战略密切相关,同时也离不开中国政府的重要作用。

1951年旧金山《对日和平条约》,使日本恢复了国家主权。但限于日美特殊关系,日本并没有完全的外交自主权。在此背景下,日本政府仍然将如何与新中国开展关系的所谓“中国问题”作为外交重大课题。日本对新中国采取了“承认事实”的基本立场:“日本政府坦率地承认与日本有着悠久历史关系,且拥有8亿人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存在的事实。”[3]在实际操作中,它确立了三项基本原则:促进中日民间交流、互不干涉内政、相互尊重。对华战略形成了“官主导”民间贸易模式为核心。

50年代,日本国内形成了为经济复兴而有必要恢复中日贸易的共识。[4]1952年6月,日中贸易促进会的帆足计等国会议员,绕道苏联访问中国,与中国签署了《第一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于是,美国“遏制”中国的高墙被打开了一个缺口。[5]此后,双方先后共签署了四次民间贸易协定。然而,1958年5月爆发的“长崎国旗事件”[6]却一度中断了中日之间的经贸关系。此后,中国对日政策采取了所谓“断而不绝”的外交方针。[7]在1959年日本社会党浅沼稻次郎访华之际,中方明确提出政经不分的“政治三原则”,要求日方“保证不再发表敌视中国的言论、不参与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不阻挠两国民间正常关系的发展”。

1960年7月,强调以发展经济为纲的池田勇人内阁成立后,日本外交政策也为之一变,提出要“发展不同社会体制和政治信条的共产圈国家的友好关系”,特别是要改善与中国大陆的关系。[8]1962年10月,中日之间签署了《关于发展中日两国民间贸易的备忘录》,中日进入了以双方签字人命名的廖(廖承志)高(高碕达之助)贸易体制时代。这种由双方官方共同推动的“民间贸易”模式,一直延续到中日正式建交。

从“技术换能源”到全面发展

1972年2月,美国“越顶外交”促使日本迅速改变了对华立场,日本提出“均衡外交”的基本方针。在强调“继续维持与美国之间最紧密友好合作关系的同时,增进与亚太及西欧各国传统友好关系,并推进与中国和苏联之间的友好关系”。[9]对于中日关系,它以“和平友好”为方针,把重点发展经贸作为基本战略。

在和平友好的旗帜之下,中日关系取得全面发展。双方先后在贸易、航空、海运、渔业、商标、税收等方面签署了双边协议,建立起相关领域的交流交往通道。而为了促进双边经贸发展,1978年2月中日还特别签署了《中日长期贸易协议》,创造了政府主导的所谓“技术—能源”贸易模式。即由中国向日本出口原油和煤炭,而日本则向中国出口技术、成套设备与器材。仅此专项贸易,双方就约定要在8年内实现200亿美元的交易额。[10]此举不仅大大拓宽了双边贸易渠道,同时也产生了巨大拉动效果。

这种政府推动的“技术换能源”模式,完全具备了“各取所需”的互惠贸易特征。对于日本而言,自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后,能源安全成为威胁其经济发展的主要课题。因此,拓展能源供给渠道成为其维护经济安全的重要战略。而当时的中国,除经济需求之外仍具有相对充裕的原油和煤炭资源,从中国进口原油和煤炭显然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对于中国而言,由于受美国遏制战略的影响,从国外引进技术、设备及器材的渠道长期被严重堵塞。因此,开拓“日本渠道”显然同样具有重要战略价值。

表12-1 中日早期的“技术-能源”贸易框架(1978—1982年)

资料来源:田桓。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71—1995[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220—222.

除经贸领域之外,中日间其他领域也处于全面发展时期。双方开始共同筹建文化交流渠道,1979年1月日本传统文化歌舞伎访华,日本开始酝酿接纳中国留学生。中国政府大力协助日本的在华日本人残留孤儿工作,1981—1986年,双方共同实施了15次访日寻亲活动,在1488名参加者中,533名得到了身份确认。[11]同时,日本政府也启动了对华援助项目,在铁道、港口、通信、水力发电等方面,给予中国发展大力支持。此外,双方还重点加强了青少年之间的交流,1984年成立日中友好21世纪委员会,并在北京建立中日青年交流中心,当年还实施了3000名日本青年访华的大型活动。在全面发展形势中,中日间的人员往来迅速增加,从1972年建交之初9000人次快速增长到1987年的49万人次。[12]

图12-1 中日邦交后的贸易额变迁(1972—1990年)(单位:千美元)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相关资料制作。

自主外交与对华战略调整

20世纪90年代,日本进入所谓“战后日本外交第三阶段”[13],强调重视亚洲太平洋事务,积极展开自主外交战略。在对华关系上提出了“日中关系成为日本外交的重要支柱之一”。[14]1991年8月日本首相海部俊树访华,打破自1989年6月4日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对华遏制战略,实现了中日之间政治对话。翌年1月,日本外相渡边美智雄访华,提出构建“贡献于国际社会的中日关系”,提议在军备、裁军、人权、民主、环境等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领域,与中国展开高层对话。同年10月,日本天皇夫妇访华,中日关系彻底转好。

在政治推动下,中日经济关系迅速恢复并呈现快速增长势头。继1990年暂时出现7.5%负增长之后,1991年就开始迅速回升,增幅达25.4%,中日贸易额首次突破200亿美元大关(228亿美元)。1991—1995年,中日贸易额增幅均超过20%,并于1995年突破500亿美元。此后,中日贸易发展势头更是迅猛:2002年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短短4年后的2006年,又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15]中国超过美国成为日本最大贸易国,日本也是继美国之后中国的第二大贸易国。

而且,中日经济关系还出现了新的突破——对华直接投资出现实质性增长,日本成为西方七国集团中最大对华投资国。日本对华投资大致可分三大阶段:80年代摸索阶段、90年代工厂转移阶段、2001年后市场开拓阶段。第一阶段因中国尚处于改革开放初期,日本企业多处于观望状态,其投资重点仍是美国。第二阶段受日元大幅升值的影响,日本企业也确信中国不会再倒退到计划经济,于是大举进入中国。第三阶段则以中国加入WTO为契机,它使日本企业认识到中国庞大的市场需求,从而吸引其大批踊跃投资中国。

在中日关系中,经济关系最为重要。起初是由政治力量推动了经济关系的发展,而伴随着双边经济关系的愈加紧密,经济力量反过来又对政治产生了反制作用。自所谓“中国特需论”抬头之后,日本政府就开始着手调整对华战略。2006年,安倍内阁明确提出要构筑战略互惠型中日关系,日本政府主动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战略高度。

注释

[1]日本財務省.日中貿易額の推移(通関実績)[R].日本外務省ホームペー ジ: http://www.mofa.go.jp/mofaj/area/china/boeki.html.

[2]日本外務省.わが外交の近況(昭和46年)第15号[R/OL].外交青書,昭和46年 : 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1971/s46-2-1-6.htm#a4.

[3]日本外務省.わが外交の近況(昭和46年)第15号[R/OL].外交青書,昭和46年 : 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1971/s46-1-2-3.htm#a3.

[4]木村隆和.LT貿易の奇跡:官製日中�民間�貿易協定が目指したもの[D].北海道大学,2009-08-20:110.

[5]陈敦德.中日首个民间贸易协定签订内幕(三)[N/OL].新民晚报,2007-04-18: http://xmwb.news365.com.cn/ygb/200704/t20070418_1380912.htm.

[6]1958年5月2日,日本长崎举办的中国邮票剪纸展览会上,一名醉酒暴徒公然撕毁中国国旗,而日本竟作为“毁坏器皿”案件草草处理。此举激起了中方的强烈愤慨,中国政府宣布停止签发对日贸易特许证、不再延期渔业协定、中断和取消多批访日代表团等反击措施。

[7]中国外交部外交档案馆所藏史料.我对中国、日本民间交流的方针[Z].档案编号 :10500899-08,1958-06-25.

[8]日本外務省.わが外交の近況(第5号)[R/OL].外交青書,昭和36年 : 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1961/s36-1-1.htm#5.

[9]日本外務省.わが外交の近況(昭和48年)[R/OL].外交青書,1973: 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1973/s48-1-2-1.htm#m196.

[10]田桓.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71—1995[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220—222.

[11]日本外務省.わが外交の近況(昭和62年)[R/OL].外交青書,1987: 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1987/s62-30102.htm.

[12]日本外務省.わが外交の近況(昭和63年)[R/OL].外交青書,1988: 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1988/s63-3-1-2.htm.

[13]第一时期是1945—1972年,所谓战后处理与复兴时代;第二时期是20世纪70、80年代,所谓“西方发达民主主义工业国”时代。参见:日本外務省.わが外交の近況(平成3年版)[R/OL].外交青書,1991: 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1991/h03-1-2.htm.

[14]日本外務省.外交青書(平成4 年版)[R/OL].1992: 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1992/h04-3-1.htm#f12.

[15]日本財務省.日中貿易額の推移(通関実績)[R/OL].日本外務省:http://www.mofa.go.jp/mofaj/area/china/boeki.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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