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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日美欧一体化趋势与日本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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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廷璆等

四、日美欧一体化趋势与日本立场

最近，日美欧似乎正在走出“特朗普冲击”，迈向经贸一体化道路。其拐点是2018年7月17日达成的日欧EPA，这项旨在2019年春季生效的贸易协议将催生出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圈。之后，又上演了一出美欧和解，特朗普总统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发表一份联合声明，宣称停止纠葛走向协商。两周之后，日美也开始所谓FFR（自由、公正和互惠）的部长级贸易磋商，试图构建双边新贸易体制。接下来又是美墨（西哥）宣布达成新贸易协议，NAFTA似乎也在“起死回生”。

是什么让日美欧化干戈为玉帛，此前的矛盾隔阂真的已一笔勾销了？事情恐怕没有这么简单，其背后还有更深层的错综复杂关系。

世界经济格局迎来“川普动荡”

英国脱欧、美国第一主义、欧洲大规模反移民运动以及WTO陷入多哈回合困境等，动荡不安成为今年全球社会发展的突出特征。问题的本质在于冷战之后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巨变，加之技术进步以及模块化生产方式革命等因素，二战后所建立的全球经济秩序遭遇了严重挑战，作为传统规则“缔造者”的美国，甚至率先变成了规则的“破坏者”。

它首先体现在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之间力量对比的变化。根据IMF数据，1980年新兴市场国家的全球GDP占比仅为22.9%，直到2000年也不过25%。但之后形势大变，2010年其占比突破34%，2015年甚至逼近40%（38.8%）。^[1]与此相反，发达国家GDP占比近年来迅速下降，2017年日美欧全球占比已从2007年63%下滑至52%，降幅11%！这一过程中，中国经济崛起最引人注目，目前其GDP全球占比已经突破15%，而在加入WTO之前的2000年却仅为3.6%。中国对意、法、英、德、日等G7成员的赶超仅用了十几年，这引发了美国的高度警觉，奥巴马时代就试图以TPP对之进行“围剿”，2018年的美国国防战略报告把中国定义为美国长期“战略竞争对手”。

其实，全球价值链体系的形成与调整才是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的深层原因。冷战结束令东西之间政治解冻，随之而来的IT革命、模块化革命又带来了国际分工，最终形成了横跨各国的全球价值链体系，实现了低成本全球资源配置。苹果公司堪称最具代表性的时代变革“弄潮儿”，它组织起一个“美国设计、日韩采购、中国生产、世界销售”的全球价值链。正是因为及时融入了该价值链，中国才向世界展示了迅速崛起的“大戏”，不仅其经济总量迅速赶超至世界第二，其贸易规模更是跃居世界第一，而且，“苹果因素”也极大推升了对内直接投资的增长，其全球占比从加入WTO前的2.5%迅速拉升至2016年的5.1%。

由于变革仍在继续，加之各国的利益诉求难以协调和统一，这就导致了“规则落伍于时代”的现象，二战之后创建的全球经贸体制越发难以适应实际需求。以迅猛发展的电子商务为例，这一1979年英国最先创造的“在线销售”模式在“蛰居”近20年之后，终于伴随因特网普及而得以在全世界迅速蔓延，2015年其规模已超过25万亿美元。^[2]中国再次被世界瞩目，它很快就发展成全球最大的电子商务市场。面对这一新生事物，旧体制无可避免地出现监管缺位，虽然WTO1998年就进行了是否课税等讨论，但意见纷杂难以达成共识，各国便从自身利益出发制定了各不相同的规则。

面对动荡不定的新形势，美国曾试图以构建TPP的新框架来再次领航，但特朗普上台之后却“另起炉灶”——他放弃“多边”而提倡“双边”，其本质是要维护“美国第一”。于是，乱局变得更为严重。

日本的“适应性”与主导意愿

相较于美国的“焦躁”，日本似乎更“适应”世界经济的新格局，与此同时，也努力争夺对世界经济贸易体制新框架的主导权。

日本的“适应性”主要源于三个原因：一是日本在全球价值链的占位不断上移；二是日企全球化经营不断深化，国际竞争力得到提升；三是日本经济更依赖于全球自由贸易体制，多边框架其最佳选择。

一般认为，自泡沫经济崩溃之后日本就已一蹶不振，近年频发的企业丑闻更让人们对此深信不疑。但事实却并非如此。截至2017年3月日本全行业企业经常利润是1992年的3.7倍，企业利润剩余（除金融保险业）也突破406万亿日元，相当于GDP八成以上。^[3]企业盈利能力明显提升，制造业大企业销售利润率已突破8%，紧逼美国而超过了英德等欧洲企业。^[4]向价值链上游转移是日企盈利能力提升的重要原因。以半导体为例，曾占全球半壁江山的日本半导体终端产品，到2010年已下滑至不足四分之一。然而，在高附加值的半导体设备及材料领域，日本却控制了四成和七成市场。

成功的全球经营是日本适应性另一体现。数据显示，当前日本已是“四分之一生产”和“六成销售”在海外，也就是说，仅从GDP视角已难以准确把握日本经济的实力。其对外投资也印证了这一点，2017年底日本对外直接投资额15508亿美元，其中，对美投资高达4913亿美元，对英、荷以及中国的投资均超千亿美元。

为了确保海外利益，日本高度关注世界新框架的发展，试图获得主导权。以TPP为例，日本一波三折的态度转变就是很好例证。新西兰、智利、新加坡、文莱等“P4”早在2002年就倡议构建太平洋FTA机制，但这艘“小船”未能激发日本关注。在美国成为“船长”并明确“航向”（高水平贸易协定）之后，担心错过这班“公共汽车”的日本变得态度积极。在美国“弃船”之后，日本却以“全面、先进”的贸易体制（CPTPP）而继续推进。今年6月，还率先在国会通过，试图领航全球多边贸易机制发展，并以此牵制贸易保护主义的美国。

对美关系是日本主导战略的核心。因为美国不仅是旧秩序制定者，同时也拥有着全球最强的经济力量（2017年世界GDP占比24%），加之日美同盟又使日本在安全保障方面依赖美国。日本一方面通过TPP多边框架等“外围”来对美国形成压力，同时也从正面出击，向美方提出FFR双边磋商，主动回应美国倡导的两国FTA。此外，它还加大进口美国LNG（甚至不惜转卖东南亚），显示积极消解贸易逆差的努力，还向美方陈情，告知在美日企不仅促进了当地就业，还创造了700亿美元出口贡献。^[5]与欧盟签署EPA也是日本“围魏救赵”的重要成果。记者会上，安倍没有过分渲染这个全球GDP占比3成^[6]、贸易额4成的巨大贸易圈^[7]，而突出强调了其战略意义，“对进一步宣扬自由贸易体制的重要性具有重大意义”。

全球价值链面临重塑的巨大压力

2005年托马斯·弗里德曼出版的《世界是平的》在全世界引起了轰动，经济全球化、全球价值链以及技术进步确实极大改变了世界。之后，皮凯蒂在其《21世纪资本论》也指出西方世界收入分配差距在不断扩大，尽管作者并未明确反对经济全球化，但显然也在对资本主义发展提出质疑。

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之间力量对比骤变让前者难以适应。根据IMF统计数据显示，1980年之际，全球新兴市场国家的GDP总占比仅为22.9%，甚至到2000年也不过25%。然而，之后却形势大变：2010年新兴市场国家占比突破全球GDP的34%，2015年甚至逼近40%（38.8%）。与此相反，发达国家GDP占比却出现迅速下降，2017年的日美欧全球占比下滑至52%，十年前则是63%。

调整当前有利于新兴市场国家的全球价值链，西方社会不断出现反思和质疑全球化的声音，英国脱欧、特朗普“美国第一主义”以及近年欧洲地区爆发的大规模反移民运动等，都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逆流。例如，特朗普时代“美国第一主义”理念变得极其赤裸，他甚至动用政治手腕，要把全球价值链更多转移到美国，甚至要求跨国公司扩大对美国的投资。

如何应对这场美国掀起的全球价值链重塑，这对参与其中的世界各国都形成严峻考验。例如，特朗普已成功对北美自贸体（NAFTA）进行了“改造”，甚至连名称都变成了美加墨协定（USMCA）。作为全球价值链重要构成的“东亚生产网络”同样也将面临这种压力，正在进行的中美贸易谈判、日美贸易谈判都是这场巨大博弈的角力场。

（本章内容主要选自三篇论文，分别刊载在《世界知识》2017年8期《日本如何在东南亚构建“强大影响力”》；《国际问题研究》2008年第5期《试析日本的环保外交》；《环球财经》2017年1、2期合刊《全球化“逆流”将给日本经济带来严峻挑战》等）

注释

[1]日本経済産業省.通商白書2012年版，p6.

[2]JETRO.世界貿易投資報告2017年版，p89.

[3]財務省.「年次別法人企業統計調査概要」平成28年度，https://www.mof.go.jp/pri/reference/ssc/results/h28.pdf，[2017-9-1]

[4]张玉来.日本制造业新特征及其转型之痛，《现代日本经济》2018年第4期，pp36-39。

[5]日经中文网.日本对美贸易的杀手锏是安倍，2018.7.30:http://cn.nikkei.com/columnviewpoint/viewpoint/31524-2018-07-30-05-00-47.html。

[6]日欧（盟）GDP总和约为21.3万亿美元，占世界的 28.4%。

[7]2017年EU进出口总额117277亿美元，日本进出口总额13682亿美元，二者合计占世界（350620亿美元）的37.35%。JETRO.世界貿易投資報告2018年版，p9.

四、日美欧一体化趋势与日本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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