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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破茧”内在动力是结构性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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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廷璆等

一、“破茧”内在动力是结构性困境

泡沫经济崩溃之后，以发展自主技术为目标的国产化战略难以为继，日本军工产业陷入结构性困境——需求持续萎缩、技术进步遇阻、产业机制僵化、企业经营困难等一系列严重问题。为摆脱这种结构性困境，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日本政府便开始寻求摆脱困境的改革尝试。

军工产业萎缩是重要背景

泡沫经济崩溃之后，日本经济陷入“失落的20年”。经济长期低迷导致国家财政状况不断恶化，加之老龄少子化问题逐步严峻，国防军费预算受到极大遏制。与此同时，国际军工产业环境发生了深刻变革，技术进步加快、模块化革命加之全球化影响，跨国之间的共同合作开发成为趋势，如F-35战机就是美国等九国共同参与的项目，这既可利用各国技术与产业优势，也共同分担了越加巨大的开发成本。综上因素，国产化为特征的日本军工产业陷入了多重困境。据统计，1996—2006年，拥有130家企业的防卫装备工业会会员企业的数据显示，其总的从业人员从5.7万人下降至4.2万人，减少了29%。^[1]

国内需求触顶成制约因素

战后以来一直保持增长态势的日本国防预算支出，到20世纪90年代开始触顶。90年代中后期，日本防卫费用预算升至峰值，1997年、1998年均实现4.95万亿日元规模，相对80年代2万亿日元规模实现了倍增。但之后，这庞大的需求逐步减少，2005年已降至4.8万亿日元规模。

除此之外，价格和防卫费用结构变化等因素，也对军工产品需求形成了挤压效果：一是军工产品技术标准提升，价格成本上涨，但政府采购总额并没有增长；二是防卫费用构成中，人工以及粮食等费用构成占比提高，两项支出到2012年已占全部费用44.6%，另外，美军基地维持及搬迁费用也有所增长，这就等于压缩了军工产品采购（图7-1）。

图7-1 日本防卫费用构成（2012年）

资料来源：防衛省『平成24年版防衛白書』、日本防衛省、2012年、146頁。

以2012年的防卫费用预算为具体事例来说明。这一年防卫预算总额46453亿日元，与上年同比减少172亿日元（0.4%）。其中，新装备品合同金额为6970亿日元，与上年同比增加了457亿日元，总占比15%。与此相对照，装备品维修费用竟达7786亿日元，虽然同比减少17亿日元，占比16.76%，甚至超过新装备采购额度，这是2005年后出现的新问题。^[2]相反，过去新装备采购金额占比一直超过20%，如1974—1994年间新装备品采购占比平均为23.5%，1989年峰值甚至高达28%。^[3]总之，当前日本军工生产企业从防卫省获得的订单额度约为2万亿日元，这仅仅相当于日本工业生产总值的1%左右。^[4]很显然，国内需求萎缩极大地制约了日本军工产业的发展。

技术停滞导致竞争力下降

20世纪70年代，伴随日本整体产业技术发展，民生产品对军工产业发挥了推进作用，特别是半导体电子和汽车产业。20世纪90年代之后，日本军工产业技术进步效率大幅下降，其原因包括：一是在一般军用技术领域，日美之间已无多差距，美国技术难以成为技术进步源动力；二是美国在高端技术方面对技术外流存有戒心，而且这更是相关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所在，不会轻易转移日本；三是日本民生产业也出现大幅调整，特别是受中韩企业竞争压力利润减少，研发投入也出现下降，“民促军”式技术转移降速甚至停滞；四是产业高技术化带来研发成本大升，面对各国纷纷采用跨国合作来分担风险，日本却因和平宪法及“武器出口三原则”等因素而受到制度性约束。

政府垄断也阻碍了技术进步。20世纪80年代以后，为推进军工产业技术自主研发，日本政府将防卫费用中的研发占比从不足1%迅速提升至2008年的3.5%，尽管该比例仍低于美国（12.4%）、英国（8%）、法国（7.3%）等，但其绝对规模却要高于英法。然而，研发费用却全部由防卫省所属的技术研究本部所垄断，这与军工生产全部在民间形成错位，因而饱受各界批评。以政府主导的无人机项目为例，这项1996年开始研发、总共投入超过500亿日元的无人侦察机UAV，在2011年福岛核事故中几乎未派上用场。^[5]

竞争缺位带来的产业生态恶化

鉴于军工生产的特殊性，加之防卫省作为“唯一客户”形成了垄断格局，日本军工产业运行机制越加僵化，逐步束缚了产业活力与创新动力。长期以来，防卫省所指定的主包大企业几乎垄断了军工产品订单，如三菱重工业、川崎重工业以及三菱电机等，这类军工产品相关采购排名位居前十的企业，订单占比几乎在90%以上。诚然，仅从生产效率而言，集中生产显然可以发挥成本方面的优势，但垄断却又导致创新被压制，不仅技术进步受阻，竞争缺位也造成了军工产品价格被抬升的现象。这种政府主导下的产业运行体制逐步走向僵化，致使日本国内军工产品价格普遍比国外高三倍左右。

对此，大量企业提出了质疑和异议。在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盘研究会2011年的问卷调查中，参与军品生产的大多数企业都对防卫省主导模式提出了诸多问题。例如，由于采购招标方式缺少明确的长期规划，导致企业经营成本上升；在订立合同方面，由于公开透明度不足导致竞争缺位，企业缺乏降低成本的激励机制，且相关手续烦琐等；在研发方面，防卫省的垄断及其效率低下广受诟病，多数企业提出研发功能应该转向企业；另外，现行产业政策也束缚了企业，造成了制度性约束。^[6]必须指出的是，日本军工企业的显著特征是军品依存度较低，一般都在15%以下（图7-2）。

外部环境巨变带来的压力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军工产业迎来一场革命，美欧企业普遍经历了一场大规模重组与改革。以全球最大的军工企业波音公司为例，它在1996年相继兼并了麦道和罗克韦尔公司，问鼎世界第一大军工企业。排名第二的BAE系统公司，也经历了航空航天公司（BAE）与马可尼电子系统公司合并的历程。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排名第三，它经历了更大规模重组，是由洛克希德与马丁公司合并，之后又并购了洛勒尔及其他7家相关企业。

图7-2 日本十大军工企业及其军品依存度（1999年）（单位：亿日元）

资料来源：防衛省「主要防衛企業の防需依存度」、防衛省ホームページ、http://www.mod.go.jp/j/approach/agenda/meeting/bo-san/houkoku/si-01.html.

除了企业自身的合并重组浪潮之外，业务重组或合作也成为普遍趋势。在一些大型项目领域，跨国间的合作如火如荼。如A400M运输机开发项目，这是由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八国共同参与，1982年开始的；欧洲台风战斗机（Eurofighter Typhoon）也是由英国、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四国共同研发的项目，起步于1988年；埃姆帕（EMPEROR）舰载雷达项也是由法国和意大利共同开发的，从1989年开始。即便是全球军工翘楚的美国，也积极参与了跨国合作项目。如MIDS通信系统开发项目，就是由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五国共同研制而成，这是1994年开始的项目；更令世界瞩目的是F-35战机开发项目，它是由美国牵头，英国、荷兰和意大利等九国共同参与开发的大型项目，起步于2000年；欧洲之鹰（Euro Hawk）无人侦察机项目则是由美德联手研制的，该项目始自2005年。

在这种全球并购、跨国合作浪潮中，几乎看不到日本企业的影子，其原因既包括和平宪法以及《武器出口三原则》的法律制度约束因素，同时还有其他原因：一是较为封闭的日本军工市场，不容易受到外部冲击；二是防卫省垄断抬升了进入门槛，新进入者难以跨越；三是生产者对军工的依存度较低，没有成为其唯一核心业务；四是日本产业界的模块化改革相对滞后。

注释

[1]RIPS公開セミナー2014『集団的自衛権と日本の選択』、Policy Perspectives No.21、14頁。

[2]防衛生産·技術基盤研究会『防衛生産·技術基盤研究会最終報告書―[生きた戦略]の構築に向けて―』、2012年、8頁。

[3]ジョン·パーマ『日本の防衛産業は今後如何にあるべきか?』、防衛研究所紀要第12巻第2·3合併号2010年3月，128頁。

[4]据统计，日本工业生产总额年均250万亿日元规模。参见：防衛生産·技術基盤研究会『防衛生産·技術基盤研究会最終報告書―[生きた戦略]の構築に向けて―』、2012年、7頁。

[5]清谷信一「開発の総本山·技本その実力は本物か」、『週刊東洋経済』2012年1月、74頁。

[6]防衛生産·技術基盤研究会『防衛生産·技術基盤研究会最終報告書―[生きた戦略]の構築に向けて―』、資料1、2012年、1—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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