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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战后经济政策的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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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廷璆等

三、战后经济政策的动向

1918至1931年，是日本政治史上的所谓“政党政治时期”，各种政党分化重组频仍（后期形成政友会和民政党两大政党），政府（内阁）变动了10次。

这一时期，由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制约，日本的对外政策方针依然是与美英“协调”，因此军备扩张速度有所节制。在国内政策方面，两大政党虽然都是资产阶级利益的忠实代表，但在轮流执政时采取的经济政策却不尽相同，前者推行“积极财政”，后者主张“财政紧缩”；前者不甚关心金本位制的恢复，后者则倾尽全力付诸实施。

（一）金融政策的误算

一战爆发后，欧美主要国家先后停止了金本位制，日本则在1917年颁布了黄金出口禁令，停止了金本位制。战后，美国于1919年率先恢复金本位制，其后德国、英国、荷兰、瑞士、加拿大、比利时和意大利等在1924至1927年恢复，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只有法国和日本没有恢复。

金本位制具有很强的市场自动调节功能，是一国经济实力及其稳定性的象征。在日本看来，金本位制是资本主义强国的符号，因此势在必行。一战后日本迟迟没有恢复金本位制的根本原因，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国家统治者在追求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的看法上存在分歧，在汇率标准的制定上，金融资本和工业资本的立场存在着尖锐的对立，由于双方都在力图影响政府制定符合自己利益的政策，结果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关东大地震后，回归金本位制的争论焦点集中在按旧平价还是新平价恢复汇率的问题上。石桥湛山、高桥龟吉、小汀利得、山崎靖纯等以《东洋经济新报》为阵地频繁发表意见，极力主张按新平价恢复金本位制，其依据是，美元与日元的市场汇率已由战前的0.495:1升至0.45:1，因此按照这一汇率恢复金本位制，可以保持日本商品的对外竞争力。石桥等“四人帮”的新平价论受到了工业资本家的欢迎，但却遭到银行资本家的强烈反对，因为新平价将导致日元汇率下跌，若此将意味着金融资本持有的债权缩水，其手中握有的资本在向中国投资时将面临贬值。优先考虑大资本的要求还是照顾中小资本的利益，成为日本政府难以决断的两难课题。

1928年，法国宣布恢复金本位制，日本的国际压力骤然加大，是否恢复金本位制，已经成为日本在国际上能否保住面子的政治问题。1929年7月滨口雄幸担纲的民政党内阁成立后，加速了恢复金本位制的准备工作。1929年11月21日宣布，从1930年1月11日起，按照旧平价恢复金本位制。

但是，无论从按旧平价恢复上讲，还是从时机的选择上看，这项经济决策都犯了重大的错误。同年10月“黑色星期四”的美国股市崩盘后，前所未有的大危机已经到来，而当时日本政府却错误地认为，美国景气趋冷后利息必然下调，因此正是日本恢复金本位制的大好时机。结果，当经济危机发展为世界大危机后，日元汇率高估的问题在空前激烈的贸易战中暴露无遗，日本的处境更加艰难，不得不在1931年12月13日宣布黄金出口禁令，再次停止金本位制。

（二）财政政策的转换

一战结束至20世纪30年代初期，日本的财政政策经常因政权的更迭而变化，并且带有很深的政府主管大臣财政理念的烙印。民政党内阁大藏大臣井上准之助以推行紧缩财政闻名，而多次出任政友会内阁大藏大臣的高桥是清以推行“积极财政”著称。前者是古典派财政学的忠实信徒，后者则是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第一个凯恩斯式的反古典派财政学的实践者。因此，“井上财政”和“高桥财政”一直是学界进行对比研究的典型素材。

战后紧缩性财政与扩张性财政的基调变换多次发生，但对照鲜明的是井上、高桥担任大藏大臣的时期。

1929年7月，滨口雄幸民政党内阁成立伊始，即宣布财政紧缩、清理国债和解除黄金出口禁令为经济政策的三大重点。在大藏大臣井山准之助的主持下，1929年度的中央财政预算被削减5%，制定1930年度预算时，预算额比上年度再减少9.3%。^[1]财政紧缩是与即将出台的恢复金本位制政策配套实施的，日本政府的设想是，财政紧缩带来的需求减少效果，会促进企业降低生产成本，从而把居高不下的国内物价拉下来，在此基础上恢复金本位制，将使财政运营和金融管理双双实现“健全化”。但是，1929年经济危机爆发后，生产和贸易急剧萎缩，企业经营大面积亏损，国家税收减少，之后关东军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于是扩大军费开支、增加军需生产成为压倒一切的任务，财政紧缩政策已不合时宜。随着政府的更迭，财政政策也发生了逆转。

民政党内阁垮台后，高桥是清连任犬养毅、斋藤实和冈田启介三届政府大藏大臣职务四年之久，他推行的是与井上截然相反的扩张性财政政策。高桥上任后，在“匡救时局”的口号下，政策上连出三招，一是禁止黄金出口、停止金本位制；二是提高29种物品进口关税，使从量进口税率比1931年提高了4.2%，其中生铁等重化学生产原料和机械、汽车零部件的进口关税由30%提高到42%^[2]；三是推行财政扩张政策，1932年度预算规模达到20多亿日元，一下子比上年度增加了34.7%，其增支主要用于军费和救济农村。

财政支出的扩大，使财政收入不足的矛盾更加突出。对此，高桥的做法是大量发行公债。与以往的做法不同，高桥财政下的公债不是由社会认购，而是完全由日本银行认购。高桥的政策思想是，如果按照常规由社会认购公债，如由普通银行和大藏省存款部认购，不但达不到增加货币供给量的效果，还会引起利率提高，只有增加货币流量，才会激活经济，改变危机局面，等到经济状况好转以后，再把日本银行持有的公债向社会发售，实现货币回笼，进而取得经济稳定效果。这一政策实施后，日本银行通过财政渠道扩大了资金供给，社会资金供给不足的局面得到改观，银行贷款利息也随之多次下调，企业经营状况趋于好转，国民经济于1932年爬出危机的低谷，1933年工业生产恢复了较高的增长率。

对于高桥的财政政策，日本学者褒贬不一。三和良一认为，高桥的公债政策既保证了包括军费在内的创造需求的财源，又扩大了刺激景气的资金供给，收到了“一举两得”的效果。^[3]桥本寿朗评价说，高桥的经济政策是“先于凯恩斯的凯恩斯政策”^[4]（凯恩斯的名著《货币与利息的一般理论》是四年后问世的），“是在重建金本位制失败、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崩溃后世界体系发生转变、国际制约弱化的情况下，后发的弱势资本主义国家采取的经济发展政策”，同时这种“需求管理政策”又是“无意识地”实施的。^[5]然而，货币供给量只有与实体经济相符时，货币的价值才能保持稳定状态，流动性过大，必然导致通货膨胀。高桥财政是通过扩大日本银行认购公债和扩大货币发行的方式实施的，因此也就无法避免通货膨胀和政府债务过重，其负面效果迟早会反映出来。

（三）产业政策的变动

一战以后，为了加速重化学工业的发展，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日本政府以产业合理化的名义加强了产业政策操作，不仅对当时的产业结构和企业经营产生了重要影响，其政策思想和手段还直接影响到其后的战时统制经济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产业政策的实施。

产业合理化政策是一战后从德国学来的。德国战败后，国民经济一度陷于崩溃，但是由于开展了全民性的产业合理化运动，到20年代末期完成了新一轮工业生产技术的更新改造，奇迹般地实现了战后经济复兴。日本注意到了德国的变化，1927年金融危机过后，把产业合理化提到政府的议事日程。1929年7月，浜口雄幸内阁首次把产业合理化列入经济政策的重点。1930年1月，成立产业合理化最高领导决策机构临时产业审议会，浜口首相任会长，农林、商工两大臣任副会长，委员由大藏大臣等内阁成员与数名财界巨头担任，干事会成员则清一色地由各省选派的一名局长组成。因此，这是一个典型的官主导、政财结合的机构。1930年6月，商工省内增设专门掌管产业合理化行政事务的临时产业合理局，商工大臣兼任该局长官，事务官由商工省局级官员兼任，并聘请大河内正敏、中岛久万吉等财界、学界名人担任顾问。

产业审议会的职责是“调查审议产业合理化及其他振兴产业的重要事项”^[6]，具体事项包括：哪些产业企业应该统制，方法如何；为促进产品规格的统一和单纯化，改善生产技术及其管理方法，提高效率，应采取哪些措施；为实行产业合理化，应怎样改善产业金融；如何普及推广使用国产品等。

但是，当日本政府大张旗鼓地宣传并制定产业合理化实施方案时，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在大危机的冲击下，日本已无法按部就班地推行产业合理化政策，只能择其重点，解决燃眉之急。临时产业合理局的官员认为，要摆脱危机，除了企业自身加强科学管理、不断降低生产成本外，政府必须介入，加强对产业的重点统制，促进企业的联合和合并。商工省工务局长兼临时产业合理局第二部部长、1931年升任商工省次官的吉野信次认为：“近代产业虽然主要是通过自由竞争发展到现在的，但其种种弊害已日趋明显，维持完全的自由不可能把产业从目前的混乱中解救出来，产业需要全盘发展计划和统制的政策。”^[7]在这种政策思想的指导下，临时产业合理局拟定的《重要产业统制法》于1931年4月被批准实施。这部法律的核心内容是：其一，重要产业须按国家要求组成卡特尔，其前提条件是保证同行业有2/3以上企业加入，或加入卡特尔企业的生产、销售额在同行业中的比例超过2/3。政府在融资斡旋、原料进口等方面对加入卡特尔的企业予以关照，同时有权审查、批准或否决卡特尔内企业在追加投资、生产减量、市场分配、价格垄断等诸方面的共同行为，并可强制未加入卡特尔的同业企业服从卡特尔的协议。其二，政府有权指定重点产业。1931至1936年，商工省以公告形式，先后宣布26种行业为重要产业，其中包括钢铁制造业、煤炭开采业、机械制造业、石油精炼业、水泥制造业、化肥制造业、棉花化纤纺织业等。该法颁布后，企业合并、兼并的资本集中过程加速，全国建立了以财阀企业为核心的数十个同业卡特尔组织，财阀的势力急剧膨胀，成为产业合理化政策的最大受益者。

注释

[1]大石嘉一郎编：《日本帝国主义史2世界大恐慌期》，东京大学出版会，1987年，第100页。

[2]大石嘉一郎编：《日本帝国主义史2世界大恐慌期》，东京大学出版会，1987年，第105—106页。

[3]三和良一：《概说日本经济史》（近现代），东京大学出版会，2002年，第131页。

[4]桥本寿朗：《现代日本经济史》，岩波书店，2000年，第36—37页。

[5]大石嘉一郎编：《日本帝国主义史2世界大恐慌期》，东京大学出版会，1987年，第110、104页。

[6]加藤尚文编：《日本经营史料大系》3（组织·合理化），三一书房，1989年，第99页。

[7]吉野信次：《日本工业政策》，日本评论社，1935年，第3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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