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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跛行发展的经济
- 二、跛行发展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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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廷璆等

二、跛行发展的经济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到日本发动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期间，日本经济出现了空前景气和连续危机的两重天局面。据日本学者大川一司推算，这一时期国民经济的实质增长率，1913至1920年为年均4.5%，而1920至1929年降至年均1.9%。

（一）战时经济的异常发展

1915至1919年，借助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天佑”，日本出现了长期景气。

战时世界经济由买方市场向卖方市场的转变，引起了供求失衡和价格上涨，这给远离欧洲主战场的日本带来了诸多益处。

一是对外贸易大举扩张。大战爆发后，欧洲各国纷纷忙于筹集战略物资，对外市场竞争能力弱化。相比之下，日本的进口压力大为减轻，出口竞争力骤然加强，五年间，贸易黑字累计14亿日元。

二是贸易外间接收入大增。战时货物需求的骤增和战争对商船的破坏（战时世界船舶总运力损失30%），导致运力紧张和海上运费猛涨，对于拥有强大海运能力而又没有战争损失的日本来说，这是赚取间接性贸易收入的大好良机。据测算，战前日本商船承运的进出口货物为出口50%，进口40%，而1918年进出口承运比均超过85%。海上运费的价格，1914年7月至1917年9月的三年时间里竟然上涨了21倍^[1]，一时间“船生金”成为流行语。^[2]1914至1920年，日本的贸易外收入余额为6亿日元，其中相当部分靠的是海运收入。

三是国家财政状况大为改善。截至战争爆发前的1914年7月，日本的对外债务为19.6亿日元，对外债权4.5亿日元，纯外债超过15亿日元。到1918年末，变成对外债务16.4亿日元，对外债权19.3亿日元，纯债权近3亿日元，一场战争使日本由一个沉重的对外负债国变成了债权国。^[3]国家正币（黄金）储备则由1914年的3.4亿日元猛增到1920年的21.8亿日元，增长了6倍多。^[4]

四是重化学工业大发展。战前，日本的重化学工业与欧美列强相比明显处于劣势。由于主要原材料及制造业的生产成本过高，无法与西方强国竞争，因此不得不仰赖进口，国产化的目标急难实现。进入战时，欧洲强国唯恐自给不足，几乎停止了有关产品的出口，于是日本的进口压力减轻，客观上为推进重化学工业发展及加快国产化步伐提供了契机。例如，与1914年相比，1920年机械工业的工厂数量增长2倍，达到3640家，职工数增长3倍，达到22万人；船台数由20个增加到1918年的157个；发动机由1.6万马力一下子增加到4万马力。^[5]一战期间，重化学工业的增长速度是轻工业的2.5倍，船舶和电力机械的制造已经基本实现国内自给。

五是企业发展迎来黄金时代。开战第二年，日本经济一片繁荣景象。“兜町大景气、接连暴涨再暴涨”“股市坚挺、人气沸腾”“船价高不见顶”，《中外商业新报》（即现在的《日本经济新闻》）上这些醒目的文章标题，如实地映照了当时经济景气的火暴气氛。据日本银行统计局公布的数字，全产业主要企业的分红率和资本利润率两项指标，1914年分别为10%和15%，1917至1920年的四年中升至分红率的25%左右和资本利润率的40%以上。^[6]其中，海运和造船业的资本利润率在1918年竟分别高达192%和167%。^[7]企业大幅度盈利，强烈地刺激了股市，股票价格直线上升。到1915年12月，股价已经涨到开战时的3倍，继19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的第一次“股票热”后，“股票成金”现象再次重演。1915年1月，日本染料制造公司上市，原本计划发行10万新股，结果却出现了认购8574万股的奇特场面。企业盈利和股市坚挺产生的相互刺激作用，带来了企业投资的扩大和新企业簇生。据统计，1921年日本的注册公司中，57%是战时成立，数量多达1.9万家。^[8]与此同时，企业的投资规模成倍增长，1914年，工矿、交通、银行业的计划投资总额为2.5亿日元，其后翻番增长，1918年为26.8亿日元，1919年为40.7亿日元，1920年为51.1亿日元，六年间规模扩大了20倍。^[9]

六是资本输出急剧扩张。战时欧美强国竞争能力的弱化，不仅缓解了对日本国内市场的压力，而且由于其在日本以外地区的贸易、投资能力的下降，为日本通过“替代出口”和“替代资本输出”，进而挤占列强的传统市场，提供了机会和空间，战时日本对华贸易和投资的急剧增长，便是以此为背景实现的。

（二）1920年危机

日本的战时景气是因为大战期间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引起的，其景气局面的形成机制是：卖方市场出现→出口价格上涨（如日本海运业国内物价指数1920年已接近战前的3倍）→贸易商利润大增→出口品生产企业利润增加→企业增资扩大生产→企业数量和规模扩大→熟练劳动力供给不足→工资上涨（一战期间日本的平均工资上涨了1倍左右）→物价上涨。这是景气状况下经济发展的一种正相传导链，其运转是以市场需求过旺为前提的。

大战结束后，经过一年左右的战后经济恢复调整期，世界经济发生了两大变化。其一，欧洲各国经济经过短暂的调整，逐渐恢复元气而杀回国际市场，市场供求关系开始向战前状态回归；其二，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回归，意味着竞争重新加剧，而商品竞争的主要依据是价格。战后初期，各国的国内物价虽然仍在上涨，但与战时相比，涨幅明显下落。战时，日美两国物价的上涨幅度几乎完全同步。但是，到1920年，日本物价指数升到265，美国升到227，两者相差近40个点，日本在战后物价的调整上已经落后了一大步。

1920年3月15日，东京股票市场股价暴跌，以此为转折点，一战期间的长期景气宣告结束，经济危机骤然降临。

危机的发生机制与战时景气的形成机制正好呈逆时针方向运动，其传导链是国际市场供求关系转向买方市场→日本商品因价格过高丧失竞争力→大批滞货出现并导致出口商经营亏损→企业采取生产减量、劳动减员措施并出现倒闭现象→不良债权发生并导致银行歇业和倒闭→劳资矛盾深化，这是一种典型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经济危机发生后，股票及主要产品价格在1920年10至12月纷纷跌入最低点，其下跌率为股票55%，棉线60%，生丝70%，砂糖47%，铜37%，生铁30%，煤炭24%，稻米56%，批发物价指数36%。^[10]可以说这是日本进入近代后发生的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

在这场危机中损失最惨重的是与出口贸易直接相关的商社和生产企业。铃木商店是战时异军突起的康采恩，在金子直吉的率领下，该公司曾创造过贸易额与三井物产并驾齐驱的业绩，并且向樟脑、制糖、制钢、制粉等制造业进行了大量投资，其发展目标是要与老牌财阀三井、三菱“三分天下”。但是，由于事业投资规模过大，盈利预期过高，因此危机袭来后严重亏损，此后一蹶不振，不久便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其他如经营生丝的茂木商店、经营砂糖的增田商店、经营大豆的古河商事，以及高田商会、阿部商店等，均出现巨额经营亏损而濒于倒闭。大阪的石井定七在战时景气时靠股票、米谷和棉线等“三品”投机生意大发战争财，危机发生后资不抵债，成为远近闻名的“欠债王”。受企业经营效益恶化的影响，银行业出现大量不良债权，21家银行歇业整顿。

面对危机，日本政府紧急通过日本银行扩大融资拯救市场，融资额达到破纪录的2.6亿日元。到1920年底，经济下滑的局面基本得到控制，日本经济的发展进入慢性萧条期。

（三）关东大地震与1927年金融危机

1923年9月1日，日本关东地区发生7.9级大地震，震中心在东京、神奈川和千叶等城市人口稠密的地区，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严重。据官方统计，死亡和失踪者约13.3万人，负伤者10.4万人，烧毁房屋约44.7万户，财产损失总额约55亿日元。由于地震对工厂和公共设施造成严重破坏，城市功能一度陷入瘫痪状态。

地震发生后，日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先后颁布了维持治安令、非常征用令、延期支付令、日本银行震灾票据贴现损失补偿令，取缔暴利令，免除米谷进口税令，免除生牛肉及蛋类进口税令、临时物资供给令等。在灾后的混乱期，还发生了滥杀在日朝鲜人事件以及无政府主义者大杉荣全家被宪兵杀害的事件。

在震灾对策中，震灾贴现票据对其后经济的运行影响深远，并成为引发1927年金融危机的导火索。地震发生后，为了救济受灾者，使其重建家园，帮助受灾企业恢复生产活动，日本政府授权日本银行在1亿日元的亏损额度内发行贴现贷款。据此，日本银行在灾后半年内向普通商业银行发放了4.3亿日元借款，而在从商业银行拿到大宗贷款的债务者中，包括铃木商店、久原商事等一批灾前就已破绽百出的大公司，这些公司搭上了灾后救济的便车，救灾贷款实际成了救济贷款。

按照政府的原定计划，震灾贷款的还付截止期是1925年9月，其后又两次延长还贷期限，到1926年末，仍有2亿多日元贷款无法收回，其中台湾银行的拖欠款占了一半。在台湾银行放出的震灾贷款中，3/4是贷给了铃木商店，总额7190万日元。

1927年3月14日，众议院预算委员会审议追加预算方案时，大藏大臣片冈直温在政友会议员吉植庄一郎的严厉追问下，不慎走嘴说出“今天中午渡边银行已经关闭”一语，导致还在正常营业的渡边银行在储户挤兑下破产。接着，汹涌而来的挤兑风潮导致44家银行歇业，铃木商店的经营破绽曝光，台湾银行随之成为储户挤兑的对象。台湾银行与普通银行不同，它是“国策银行”，一旦破产，局面将无法收拾。为此，日本政府紧急制定了拯救台湾银行的法律，通过日本银行向台湾银行紧急融资2亿日元，帮助其度过了危机。然而，拥有65家企业和近6亿日元总资产的大财阀铃木商店难逃厄运，在这场危机中永远地消失了身影。^[11]

1928年1月，日本实行新的银行法。新法规定银行资本不得低于100万日元。在随后展开的银行整改运动中，小银行或者合并，或者被兼并，全国银行数由1926年的1417家锐减到1929年的878家。在此过程中，金融资本加速向三井、三菱、安田、住友和第一劝业等五大银行集中，1929年，五大银行在全国普通银行资本额、吸收存款额及贷款额三项指标上所占有的比率，分别为23%、35%和28%，与危机前的1926年相比，三项指标均上升了4至5个百分点。^[12]

（四）昭和经济危机

1929年10月24日，美国纽约华尔街证券市场股票暴跌，资本主义史上影响范围最广、历经时间最长、打击最为沉重的经济危机突然降临。翌年，大危机的狂飙席卷日本。

在这场大危机中，号称“永远繁荣”的美国损失惨重，1929至1932年，美国工业产值下降了46%，英国下降16%，德国下降47%，法国下降28%。从失业率看，美国一度高达28%，几乎三个人中便有一人失业。

这场危机对日本的打击也相当沉重，其中尤以蚕丝和棉布的生产及贸易行业为甚。蚕丝一向是日本出口创汇的头号产业，其出口主要面向美国。美国发生危机后，对绸缎等奢侈品的需求锐减，从而导致国际市场生丝价格直线下跌。1929年9月每包60公斤的生丝价格是1330日元，1930年10月降到540日元，下跌率达60%。^[13]生丝价格的暴跌，不仅影响到日本的有关生产企业，导致经营亏损以及减薪减员，而且直接伤害了农村中蚕农的利益。1930年春蚕产量大增，但蚕价暴跌，蚕农“丰年不丰收”，生活陷入困境。

危机期间，资方除了采取减少生产的一般措施外，还普遍通过降低工资、裁减员工的办法减少开支，把危机转嫁给劳动者。这种情况不仅在中小企业大量发生，就连造船业中居于龙头老大地位的川崎造船厂也因船舶订单锐减，采取了解雇2980名职工的非常措施。据官方发表的数字，危机期间失业者达到150万人，职工工资下降了10%—15%。^[14]

从世界范围看，1929年经济危机的破坏性是史无前例的，但是从日本的情况看，还是能够发现一些与美国等不尽相同的特点。

一是在主要国家中，日本是最先摆脱危机的国家。从批发物价、工业生产和出口额三项指数的变动看，日本的低谷均出现在1931年，而美、英、德、法四国的三项指标大多是在1932年进入低谷。

二是在分析日本为何能够最先摆脱这场大危机的原因时，日本学者列举了昭和危机前日本经历了金融危机的考验和产业合理化运动，资本主义有了“坚韧性”和“自律性恢复”能力。^[15]这一见解值得进一步考证。

三是1931年9月日本制造了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日本称“满州事变”），是1932年日本能够比欧美各国先行一步走出危机低谷的重要原因。侵华战争扩大了“需求”，刺激了生产和供给，使得日本的工业生产指数在1931年降到最低点的92以后，1932年回升到98，1933年达到113，而1931年美、英、法、德四国还在64、88、61和81上徘徊。

注释

[1]桥本寿朗、大杉由香：《近代日本经济史》，岩波书店，2000年，第175页。

[2]有泽广巳监修：《昭和经济史》，日本经济新闻社，1976年，第5页。

[3]三和良一：《概说日本经济史（近现代）》，东京大学出版会，2002年，第88页。

[4]安藤良雄编：《日本近代经济史要览》，东京大学出版会，1981年，第100页。

[5]中村隆英、尾高煌之助编：《日本经济史6二重结构》，岩波书店，1989年，第282页。

[6]详见安藤良雄编《日本近代经济史要览》，东京大学出版会，1981年，第100页“全产业事业公司利益率的变动”表。

[7]有泽广巳监修：《昭和经济史》，日本经济新闻社，1976年，第4页。

[8]桥本寿朗、大杉由香：《近代日本经济史》，岩波书店，2000年，第168页。

[9]中村隆英、尾高煌之助编：《日本经济史6二重结构》，岩波书店，1989年，第281页。

[10]中村隆英、尾高煌之助编：《日本经济史6二重结构》，岩波书店，1989年，第291页。

[11]详见安藤良雄编《日本近代经济史要览》，东京大学出版会，1981年，第112页铃木商店资产表。

[12]详见安藤良雄编《日本近代经济史要览》，东京大学出版会，1981年，第113页。

[13]有泽广巳监修：《昭和经济史》，日本经济新闻社，1976年，第53页。

[14]小林良彰：《昭和经济史》，索迪克出版社，1989年，第20页。

[15]桥本寿朗：《大恐慌时期的日本资本主义》，东京大学出版会，1984年，第3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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