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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明冲突”还是“文明共生”——“一带一路”背景下中日合作与竞争的行动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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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

作者：吴廷璆等

二、“文明冲突”还是“文明共生”——“一带一路”背景下中日合作与竞争的行动逻辑

中国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建设倡议，不仅得到了周边亚洲国家的积极响应和广泛参与，也极大牵动了发达国家的战略神经。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西方国家的加入，深刻冲击了国际政治经济的旧有秩序，宣告了工业化时代“文明冲突”理念的穷途末路，预示着“文明共生”的互利共赢时代的来临。^[1]

“一带一路”建设倡议激发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热潮，引起了中日两国政府和企业在亚洲地区的广泛合作与竞争，并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走向重构。我国应该秉持信息时代“文明共生”的发展理念，充分发挥亚投行的诱导作用，促进亚洲基础设施投资，潜心打造“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支点，努力实现内陆经济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实质性对接，通过构建陆权、海权共重的战略格局，为亚洲地区的和平与发展创造条件，推动“文明共生”理念下的国际秩序重构。

1.“文明冲突”“文明共生”与国际秩序重构

20世纪90年代，基于“文明冲突”的理念，亨廷顿提出国际秩序重构理论，曾经深刻影响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全球战略和世界地区安全。该理论是在默认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的差异、矛盾和冲突的基础上，试图构建以西方文明的先进性、普适性为前提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按照亨廷顿的“文明冲突”逻辑，未来的世界可以划分为几个相互冲突的文明，而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将对西方文明构成重要威胁。^[2]

亨廷顿所谓的“文明冲突”，实际上是以工业化时代组织、国家、民族、地域以及文化等之间的对立为前提，是在工业现代化基础上的人类社会行动能力、组织能力被无限放大后而形成的地域性、组织性对抗。工业革命的巨大能量在为人类社会带来丰富财富的同时，也造成或大大加剧了组织间、地区间、民族间或国家间的差异、矛盾和冲突。一方面，工业化引起了人的能力和力量的极大扩张，由此上升为组织、民族、国家或区域之间的力量差异，进而导致了群体之间的特殊利益诉求及其纷争，有时演化成地域性、民族性、国家性的发展不均衡和利益冲突。另一方面，伴随着工业现代化，并没有出现全球性信息沟通和文化交流的同步化、大众化和对称化，人类个体之间、群体之间、组织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性和交流误区，加之各地历史发展过程中长期形成的文化习俗差异，在特定的政治条件下，往往演化为组织间的高度不协调、冲突甚至战争。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虽然并不排除人类群体、民族、国家之间的合作和结盟，但这种合作和结盟是以对付共同敌人和获得共同利益为目的，而且时刻伴随着大规模的组织对抗、民族对立和国家冲突。“文明冲突”的逻辑常常是以牺牲他人或组织的利益为前提，是典型的零和博弈或负和博弈，其结果往往是发达国家借助自己的人才、资金、技术等国力优势，凭借既定的世界体系、制度模式、交易框架甚至价值观念或意识形态等手段，使落后国家遭受变相掠夺、奴役甚至屠杀，使发展中国家最终难以摆脱贫穷和落后。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过分夸大了人类之间的对立、冲突，过分强调了民族、国家和文明之间的矛盾和利益纷争，而未能全面认识文明之间的交流历史和融合现实，未能准确判断信息化时代人类社会演进的潮流和趋势，特别是没有认识到信息化对人际关系、组织关系、国家关系等带来的重大冲击，以及由此引发的思想变化、社会变革与文明融合。进入21世纪以后，美国全球战略的不断失败，恐怖主义的全球蔓延，中东战火的连绵不断，多边谈判机制的长期停滞等，足以说明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旧秩序已经遭遇了严峻挑战。在经济全球化、区域自由化的大趋势下，伴随着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的不断进步，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金融体制、国际贸易体制已经难以适应时代发展要求，基于“文明冲突”逻辑下的国际秩序重构日益走向穷途末路。

基于人类文明进步的时代特点，我们可以将世界文明史划分为文明孤立的农业时代、文明冲突的工业时代和文明共生的信息时代。基于信息时代的“文明共生”，是指各个国家、地区、民族、社区、部落之间，在彼此尊重文化传统和文明习惯基础上的文化交流、文明融合和互利共赢。^[3]信息化时代的文明共生是以广域的、即时化的人际交流和信息沟通为前提，是人类社会全面发展的必然产物。相比于工业化时代，人际距离和信息不对称将大幅缩小。人类交流信息的互联互通、即时化、大众化极大消除了工业化时代形成的组织壁垒，大大促进了地区、民族、国家和文明之间的沟通、交流、合作和创新。^[4]

“文明共生”的发展逻辑是对工业化时代“文明冲突”逻辑下的国际旧秩序的否定和重构。在“文明共生”的发展逻辑下，并不排除某些文明冲突的现实存在，但这些冲突是在承认人群、民族、国家等差异之上现实认知的反应。“文明共生”理念的根本点在于，在承认差异、对立和冲突的前提下，寻找大家可以共同接受的联络点、合作点和发展点。^[5]文明共生是一种帕累托最优，它不是零和博弈，而是一种互利双赢的正和博弈。

伴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和发展，人群之间、民族之间、国家之间存在的最广泛的经济合作、人际往来和文化交流必将成为维系国际秩序的主体。作为构建未来国际秩序的一个重要支柱和途径，将是建立在信息化基础上的海陆交错的互联互通。^[6]如果说工业革命开始于蒸汽时代的铁路建设，后工业化时代得益于航海技术、汽车技术和航空技术的大发展，那么信息时代的高速铁路技术则可能成为沟通陆路国家“文明共生”桥梁、化解“文明冲突”的重要生命脉络。

2013年，中国政府秉持“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理念，提出了“一带一路”的共建倡议，旨在通过全方位推进务实合作，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7]。“一带一路”建设不同于过去发达国家依据自身的价值判断而设计的“支援”模式，它是真正反映发展中国家、亚洲国家现实需求的协商合作模式，不附加任何政治要求和价值判断，通过各参与主体之间的共商、共建、共享，促进地区间国家的共同发展，打造人类发展的“文明共生”模式。^[8]

2.“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日关系新常态

20世纪90年代以来，马来西亚、日本、韩国、中国等都曾经努力推动东亚地区的区域合作，并形成了一系列强化区域合作的协议和机制。然而，直至今日，亚洲地区始终未能真正建立起稳定的区域性合作组织。究其原因，根本在于美国和日本。美日两国基于自身利益和冷战思维，长期推动亚洲地区的零和博弈。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建设倡议或许可以成为化解亚洲地区零和博弈的破局之策。

“一带一路”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倡议得到了世界各国的广泛认同和支持。然而，与英、法、德等欧洲国家的积极参与不同，曾经长期充当亚洲领头雁的日本，虽然深知扩大亚洲基础设施投资的必要性，却对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亚投行建设倡议反应冷淡，充满质疑，并主动放弃了参与创建亚投行的机会。与此同时，日本却积极利用亚洲开发银行、国际协力机构以及ODA等形式，与亚投行等展开公开的竞争。在“一带一路”建设的大背景下，中日关系正在全面进入新的历史时代。

第一，从经济格局上看，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经过五年发展，到2015年中国经济规模已经达到日本的两倍。然而，在工业技术水平、产业结构布局和市场成熟度等方面，中国与日本相比依然存在较大差距。中日经济具有较大的互补性，中日企业之间存在着广泛的合作空间，同时中日两国在国际市场已经开始了激烈竞争。

第二，从对外关系角度看，经历了30年左右的中日友好时代后，进入21世纪，中日之间出现了诸多矛盾和冲突，围绕历史问题、钓鱼岛问题等曾经一度关系极度焦灼，大有擦枪走火之势。近年来，中日关系虽然有所缓解，实现了首脑会晤和高层互访。但是，导致中日关系紧张的各种症结依然存在，许多问题难以在短期内加以简单解决。因此，中日之间可能会在一定时间内处于貌合而神离的对峙状态。

第三，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建设倡议，具有从陆权到海权两个角度全方位开展包容性对外合作的特点，这对于一直自视为亚洲经济的领头雁，且仅具有海洋优势的日本来说，无异于如鲠在喉。日本既希望通过广泛参与亚洲开发，充分开拓海外市场，又十分担心陷入中国主导的合作格局之中。为此，日本一方面大力开展东南亚外交，极力挑拨中国同周边关系；一方面又积极推动日美TPP谈判，借此冲淡和牵制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进而减少来自中国的压力。

“一带一路”建设是在“文明共生”理念基础上对国际秩序重构的一种积极探索。这种探索从理论上势必挑战西方倡导的“文明冲突”模式，从现实上则威胁美日长期主宰的亚洲旧秩序，由此必然引发中国与美国、日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事实上，由中国牵头的亚投行建设和“一带一路”建设的顺利推进，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打破了美日欧主宰国际金融体系的传统格局。在一定时期内，如果中日之间的国际经济合作不能取得实质性进展，那么，亚洲将可能迎来一个中日各自主导、欧美选择性参与、亚洲其他诸国渔夫得利的恶性竞争局面。与之相反，如果中日之间能够达成一定程度的默契、妥协，特别是在第三国市场建立某种形式上的合作，则不仅为亚洲乃至世界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做出重要贡献，而且也会极大增强中日两国各自的经济实力和发展机遇。

3.“文明冲突”影响下的日本战略定位

面对信息化时代国际秩序的重大历史转变，基于“文明冲突”逻辑下的外交战略日益走向穷途末路，必将代之以“文明共生”逻辑下的协商、合作和共赢。然而，由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建设和亚投行建设的倡议，曾经极大刺激了东亚大国日本的战略神经，使其表现得异常亢奋、焦躁和狐疑。一段时间内，日本政府确定的外交战略定位表现为：坚定背靠美国，有针对性地盯住中国，全力争夺亚洲市场。

（一）主动放弃亚投行

2013年，中国提出亚投行建设倡议后，曾经向日本抛出了热诚的邀请。但是，日本政府对此报以长期的冷漠甚至敌视。安倍政权高度质疑亚投行的透明性和治理模式，强调“从恶劣的高利贷处借钱的企业最终将失去未来”，日本不会在还留有疑问的情况下加入亚投行。亚洲开发银行总裁中尾武彦则主张对“中国主导的投资银行可以置之不理”。日本内阁参与饭岛勋更直接指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是中国的圈套。”然而，亚投行筹备的顺利推进大大超出了日本的预判。截至2015年4月15日，共有57个国家正式成为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韩国、俄罗斯、澳大利亚等国的先后加入，使亚投行涵盖了除美国、日本、加拿大之外的主要西方国家。

关于日本最终放弃成为亚投行创始国，一些媒体解读为日本政府的情报纰漏和形势误判。事实上，对于日本来说，其最大顾虑在于中国在亚投行中的主导权问题。作为百年来一直傲居亚洲第一的日本，虽然深知中国经济潜力和中国崛起的不可阻挡，深知中日关系发展的重要性，却难以简单接受中国崛起的事实，难以自我消除被中国超越的内心纠结。应该说，日本始终没有做好加入中国主导的国际机构的心理准备。因此，日本选择不加入亚投行，并不是简单的情报纰漏和形势误判，而是基于地缘政治和日美同盟关系基础的不作为的战略选择。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日本当局对世界局势发展的认知能力和传统冷战思维下的保守心态。日本不能承受中国的和平崛起，更拒绝接受中国对国际事务的领导。

（二）独立推进亚洲投资计划

对于亚投行的建设，虽然日本政府和财界态度冷淡和消极，但日本产业界出于拓展海外市场的需要，则迫切希望分享“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红利，因而猛烈抨击日本政府的亚投行政策。为了平息社会各界的质疑，确保日本在亚洲的竞争优势，增强日本对亚洲事务的发言权，2015年5月21日，安倍政府宣布：五年内向亚洲地区提供1100亿美元的“高质量基础设施投资”。日本政府计划通过亚洲开发银行、国际协力银行、国际协力机构及其与民间企业的合作，动员各种经济支持工具，包括无偿技术支持、无偿资金援助等模式，迅速加大对亚洲基础设施的投资规模。与此同时，安倍政府高调主张“高质量亚洲基础设施建设”，并一再声称“买便宜货等于扔钱”，不失时机地夸耀日本产品的技术和质量优势，其弦外之音尽在不言中。

当然，日本所谓1100亿美元并非全部新增投资，而是在原有日本对外投资基础上大幅增加30%的结果。这些资金将通过日本传统的对外投资渠道，如亚洲开发银行、国际协力银行（JBIC）、国际协力机构（JICA）以及与民间企业合作等渠道加以落实。其中包括日本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投资530亿美元，JBIC和JICA分别增资200亿美元和335亿美元，并大幅增加ODA低息融资和无偿援助资金。

日本一方面主动放弃成为亚投行创始会员国，一方面又突然加大亚洲基础设施投资，独自撑起亚洲基础设施投资的大旗，而全然忘记其亚投行加入问题上一直强调的投资风险。日本政府和金融机构一再降低贷款利息，甚至提供零利率支持，承诺放弃知识产权要求、无偿提供技术支持等，其用意十分明显，即全面针对即将成立的亚投行。日本试图通过加压中国及中国主导的亚投行，进而增加亚投行的投资风险，激化亚投行的内部矛盾，其搅局心理和故意刺激成分昭然若揭。

日本放弃加入亚投行和独立大幅增加亚洲基础设施投资表明，在亚洲开发和合作问题上，日本确立了全面针对中国的竞争架势。亚洲地区尤其是中国周边地区，或将成为中日两国经济角逐的主战场。为了保持对中国竞争的质量优势、技术优势、资金优势和管理优势，日本将不惜以牺牲自己的局部利益为代价，全面冲击中国的产品、项目和合作。日本试图利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带动地缘政治性投资，甚至通过恶意竞争手段压制中国，牵制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和亚投行的未来运营。

（三）全面围堵中国的遏制外交

近年来，中日之间围绕历史问题、靖国神社问题和钓鱼岛问题等矛盾和冲突不断加剧。日本政府不断渲染中国威胁，挑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日本积极拉拢越南、菲律宾等国家在南海地区选边站队，制造混乱，搅局中国。围绕高铁线路建设和其他基础设施项目，中日之间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激烈竞争。在东亚区域合作方面，日本消极对待中日韩FTA谈判，并将中国置于FTA谈判末位。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则积极推进对美TPP谈判，借此削弱和抑制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

为实现孤立中国的目的，日本曾经在中国周边地区大力推动“价值观外交”，即联络东南亚、中亚、中欧、东欧等具有相同“价值观或意识形态”的国家，倡议建立“自由与繁荣之弧”，形成对中国的包围圈，进而拓宽日本外交地平面。在日本的“价值观外交”遭到冷遇和挫折后，2013年，安倍政府又提出了所谓“积极和平主义”，强调整合日本外交和国家安全战略，“从基于国际协调的积极和平主义立场出发，更进一步参与到世界和平、稳定和繁荣”。其根本目的在于，借助参与国际协调行动的名义，摆脱战后体制的束缚，彻底修改和平宪法，谋求成为军事大国。^[9]

在湄公河流域，日本加紧对中国周边国家的诱导和支持，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湄公河流域行动计划和战略。2015年7月4日，日本与湄公河流域国家举行首脑峰会，通过了《2015年新东京战略》，强调“日本与湄公河领域国家将合作实现该区域‘高质量发展’，以应对该区域内庞大的基建要求，强化区域内外联系，完善投资环境等”，宣布三年内向湄公河流域提供7500亿日元ODA。日本加强与中国周边国家的经济合作与交流，增加对湄公河流域基础设施投资，本无可非议，而且事实上对亚洲地区开发也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然而，日本对中国周边国家的投资和援助背后，总是有意掺入某些直接针对中国的成分，以实现其遏制、围堵和搅局中国的战略意图。在《2015年新东京战略》中，日本坚持加入针对中国南海的词句，“与会国注意到了对可能使局势更加复杂，损伤信赖和信用，损害区域和平、安全与稳定的南海近期动向的关切”。

（四）“文明冲突”理念下的零和博弈

作为亚洲第一个成功实现了近代化转型，并创造了战后经济奇迹的发达国家，日本社会形成了强烈的民族优越感和自豪感。长期以来，日本一直梦想成为政治大国、文化大国，然而，岛国情结下的战略短视和文化狭隘极大束缚了日本人的视野和行动，导致日本的战略目标与时代需求充满矛盾和冲突，有时甚至背道而驰。日本一方面希望通过维护日美同盟关系，借助美国敲打和遏制中国；一方面又试图借助日中关系紧张，突破集体自卫权，修改宪法，进而摆脱美国的控制，实现正常国家的梦想。日本一方面将对外战略的基点孤注于美国，一方面却又将经济利益的焦点聚集于中国和亚洲。日本既希望获得中国的市场利益，又绝不放松对中国的严格技术封锁；既要分享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现实利益，又想尽量遏制中国的发展速度和发展水平。

日本梦想自己一直是引领亚洲潮流的领头雁，而其他国家则只能充当雁行阵式的侧翼和尾雁。近年来，中国的和平崛起，使日本感到十分的局促不安，并深陷丧失亚洲领导地位的惶恐之中。面对“一带一路”建设的超级市场，面对亚洲基础设施开发的广袤空间，日本无法无视日中经济之间的巨大互补性和广阔合作前景，但日本又拒绝与中国一起共同探索互利共赢的合作途径，而且还往往将中国视为其获取亚洲利益的最大假想敌，全方位对中国展开零和博弈，甚至是负和博弈。如果说美国对华战略的立足点在于“不损害美国利益”，那么，日本对华战略的出发点则在于“不扩大中国利益”。为此，日本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局部利益。日本之所以对中国的和平崛起如此惶恐、担心和妒忌，之所以对“一带一路”建设如此的冷漠、怀疑和焦虑，根本原因在于：日本一直无法忘记高速增长成就带来的辉煌和骄傲，一直不能摆脱工业化时代养成的冷战思维，一直迷恋和执着于“文明冲突”的行动逻辑，一直不能正视“文明共生”的时代趋势，一直难以接受“互利共赢”的时代精神。

4.“文明共生”理念下的“一带一路”

2010年是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元年。21世纪前十年，不仅成为中日历史关系进入“新常态”的开端，也将成为国际社会走向“新常态”、新秩序的起点。为了继续维持其对中国的绝对竞争优势，日本采取了全方位围堵、遏制和刺激中国的外交战略。未来中日之间的激烈竞争虽然不可避免，但是，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我们应该冷静判断亚洲地区的现实需求，把握大局，稳步推进；在充分开展市场竞争的同时，努力推进中日之间的多方面合作，积极探索“文明共生”理念下的互利共赢的发展新模式。^[10]

（一）充分发挥亚投行的诱导作用

亚投行建设从倡议到签约，正在由梦想变为现实。伴随着亚投行的成立，中国将在亚投行中担负发起国、最大股东、核心成员的责任和义务。实现亚投行有效治理和高效运转，既是中国“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性尝试，又是对中国牵引亚洲发展能力和力量的考验。在亚投行建设中，中国应该基于“新常态”下的战略思维，在合作中学习，在学习中合作，努力构建公开透明的治理机制，有效调整利益各方的合理诉求，借此提高中国主导国际合作的领导力、政策力和操控力。

亚投行成立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性质，它是由新兴经济体走上世界舞台的重要标志。亚投行的战略价值大于经济利益。针对亚洲国家的复杂权力结构以及来自欧洲、日本、印度等国的反制因素，中国对亚投行的运行绩效不要期望过高。努力发挥亚投行的资金诱导作用和现实协调作用，将其置于中国探寻国际沟通渠道、合作途径和建立互信平台的地位，是我国对亚投行建设的现实目标追求。亚投行应该成为中国对外联络沟通的重要途径，而不是国家战略布局本身。

伴随着国际经济形势的发展和国际政治走向的变动，未来日本可能会申请加入亚投行，也可能借助日中合作形式踏上“一带一路”建设这条船，以实现其在陆权和海权上的同时“出海”。对于未来“一带一路”建设的具体合作项目，应该提前制定相关预案，充分评估日本政府、日本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现实途径和战略价值，制定相应的投资、技术、市场对策，特别是展开对第三方国家合作的充分调查和论证。

（二）打造“一带一路”的发展支点

“一带一路”建设是一个跨越多个国家、多个民族的长期发展规划，是在“文明冲突”逻辑遭遇严峻挑战条件下，基于“文明共生”的发展理念而对“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的积极探索。“一带一路”建设是一个宏大的文明发展工程，短期内难以取得立竿见影的明显效果。因此，应积极倡导“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构想，谋划切实可行的合作途径和推进方策，认真探寻“一带一路”建设的行动支点，在“文明共生”的理念指导下，努力探索各国之间合作共赢的行动机制。

（三）构建沿海与内陆联动的发展格局

亚投行作为中国倡议成立，并由部分发达国家参与的国际金融组织，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先行者和战略尝试。57个创始会员国之间的签字本身说明，西方世界主宰的国际金融秩序开始松动，中国已经开始踏入国际金融话语权国家的行列，同时也侧面印证了“一带一路”建设的广阔发展空间。

“一带一路”作为贯通亚欧大陆乃至联通世界的战略布局和发展愿景，其真正建成需要多个国家的长期协调努力。现阶段的主要着力点在于倡导、推动和支持。伴随着亚欧大陆桥建设、高铁建设、能源通道建设和海上丝绸之路的不断深入，可能产生中国内陆与沿海地区的联动效应。对于亚洲地区来说，不管这些投资来自亚投行的支持，还是日本或亚洲开发银行的支持，事实上都可以纳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宏伟蓝图之中，都会给亚洲地区带来广泛的经济合作、人文交流和发展机遇。^[11]只有真正建立起沿海和内陆全面贯通的国家合作格局，才能真正提高“一带一路”建设的“文明共生”能力。

5.借助“一带一路”建设，探索“文明共生”的国际秩序重构

在亚洲地区，中国与日本、美国、印度等大国之间的竞争是长期的、战略性的，难以短期发生根本性转变。中日之间的合作与竞争，矛盾和冲突，并不是简单用批评、道歉、会谈，或者签订战略伙伴关系协定等所能立刻解决的。中日两国内部长期积累的各种历史因素、文化因素，配之当代的经济因素、政治因素、国际因素等，共同影响着中日关系的变化与发展，并最终决定着中日竞争与合作的模式和方法。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长期高速增长，中日经济关系的历史性逆转，日本经济近20年的长期低迷，使日本社会普遍弥漫着一种难以言表的焦虑、惶恐和不安。过去几年中，日本有些主流媒体为了迎合日本社会的焦躁心理，曾经在中日关系问题上大做文章，刻意宣传中国的负面形象，导致日本社会对中国的整体好感大幅下降，厌恶和敌视情绪在不断上升，一定程度加剧了日本社会的右倾化趋势。因此，要充分认识现实中日关系的复杂性、长期性和历史根源性。

对于亚洲地区来说，不管由谁投资，只要是投资于亚洲地区的基础设施，则必会大大改善当地的经济环境和提升发展潜力。对于中日两国来说，如果能够达成某种战略默契，建立某种形式的合作机制，可以发挥各自在资源、技术、专利、人才等方面的优势，形成优势互补，为亚洲乃至世界文明发展打造一个互利共赢的建设平台。^[12]

因此，我们应努力讲好“一带一路”的故事，让中国和世界充分了解“一带一路”，动用各种有限力量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尤其要动员和诱导发达国家大力投资亚洲基础设施建设，借助“一带一路”建设，真正实现“文明共生”理念下的国际秩序重建。

注释

[1]葛日。剑雄、林毅夫等：《改变世界经济地理的“一带一路”》，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42—44页。

[2]赛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琦、刘绯、张立平、王园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

[3]苏国勋：《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冲突与共生》（上、下），《国外社会科学》2003年第3、4期。

[4]阿芒·马特拉：《世界传播与文化霸权——思想与战略的历史》，陈卫星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

[5]哈拉尔德·米勒：《文明的共存——对赛缪尔·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批判》，郦红、那滨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

[6]托马斯·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21世纪简史》，何帆、肖莹莹、郝正非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

[7]金立群、林毅夫：《“一带一路”引领中国》，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第1—12页。

[8]王义桅：《“一带一路”:机遇与挑战》，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8—22页。

[9]冯并：《“一带一路”:全球发展的中国逻辑》，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5年，第144—162页。

[10]王立新：《踌躇的霸权：美国获得世界领导地位的曲折历程》，《美国研究》2015年第1期。

[11]王玉主：《“一带一路”:与亚洲一体化模式的重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

[12]李向阳：《“一带一路”:定位、内涵及需要优先处理的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

二、“文明冲突”还是“文明共生”——“一带一路”背景下中日合作与竞争的行动逻辑

二、“文明冲突”还是“文明共生”——“一带一路”背景下中日合作与竞争的行动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