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 鹿飞 
作者：吴廷璆 等
选自《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
第二章 遣唐使时代（上）
第二章 遣唐使时代（上）
一、遣隋使与遣唐使
圣德太子是一个有作为的统治者，他当政后，特别致力于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同时加强与中国的交往，开始向中国派出遣隋使。学习佛法和学习中国文物制度是遣隋使的两大目的，这从遣隋使所送留学僧和留学生一事可以证明。史书留名的留学生（僧），据木宫泰彦在《日中文化交流史》中的统计共十三名，但实际上要超过此数。留学时间也很长，如高向玄理留学达三十三年之久，对中国文化有深刻的了解。
遣隋使前后派遣了三次，[1]为以后大规模的遣唐使作好了各方面的准备。
公元618年唐代隋兴，并逐渐发展成一个强盛、文明、开放的封建大帝国。到盛唐时代，这个帝国具备了下述明显特征：疆域辽阔，境内各民族的联系和融合加强；统治机构完备，有着严密的法律和军事制度；生产发展，农工商业兴盛；文化高度繁荣，文学艺术绚丽多彩。这些构成了唐帝国的文明和强盛。也正是由于它的强盛和深厚而高度发展的文明，又使它具有自信心，敢于对外开放。它努力吸收一切外来文化，加以酿造，形成令人倾慕的唐文化。而对于追求唐文化的民族，她又敞开了胸怀，任其吸收，并借着强大的国力，使唐文化向外传播。
日本对中国先进文化的追求是一贯的，它向后汉、魏、晋、南朝、隋都派出过使节，到唐代随着唐文化的日趋繁荣和日本国力的不断加强，出现了遣唐使制度。遣唐使的任务总的说是吸收中国文化，具体讲则为以下数端：（1）出入亚洲国际政治活动中心长安，进行外交活动；（2）进行贸易活动；（3）学习和采集先进文化和技术；（4）送接留学生、僧。自公元630年至894年的264年中，日本朝廷共任命遣唐使十八次，[2]其中三次未能成行，实际到达中国的使节为十五次；这十五次中又有两次分别为迎入唐大使和送唐客大使，所以真正意义的遣唐使应为十三次，这十三次遣唐使又可分为四个时期，[3]其中最具有典型意义的是第三期，即第七、八、九、十次。这一时期，使团规模较大，配备有各类人才，一般为四条船，全员五六百人。文化和经济交流也最盛，往返所载人物，名彪史册者很多，如鉴真、道睿、菩提仙那、藤原清河、阿倍仲麻吕、吉备真备等都是。
日本向唐派遣使节，而唐也向日本派遣使节。从公元633年（贞观六年）至778年（大历十三年），唐向日派出使节八次。
遣唐使于公元894年根据菅原道真的建议停派。停派的主要原因是，大化改新后，经过两个半世纪的唐日交往，日本大量地吸收了唐的文物制度，需要停下来加以消化；经济困难；唐帝国在“安史之乱”后趋于衰落；唐私人商船开始来往于唐日之间。
遣唐使规模大、次数多、持续时间长，作为一个民族大量吸收另一个民族文化的手段，在世界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它给日本文化带来的好处也是难以估量的。
二、留唐热潮
遣唐使时代，日本民族从中日文化交流中所获甚多，但最大的收获还是大批留学生和留学僧的学成归国。
据推算，一次遣唐使所带的留学生和留学僧大致为十几人到二十来人，遣唐使大体有十二次送来了留学生、僧，若以此为准估算，终唐一代，其总数大约在二百到三百人。也有一些留学生、僧，零星搭乘唐人或新罗人的商船来唐，但人数不多。
二三百人，数量不算很大，但起的作用不能小看。总的说来，留学生回国之后，都得到一定的安置，使其发挥自己的专长。如精通刑律的大和长冈任民部大辅，藤原刷雄任刑部大判事。擅长医道的菅原梶成任天皇侍医，精通阴阳的春苑玉成任大学寮阴阳博士等。但由于他们出身较低，官位都不高，影响也不大。不过也有一些留学生得以参与政治枢机，在日本历史的转变关头，起过影响历史进程的作用，如我们已经提到过的僧旻和高向玄理，他们在大化改新时充任国博士（政治顾问），以其对中国文物制度的丰富知识和深刻理解，指导日本国家进行全面改革，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又如吉备真备，在留唐期间无所不学，具有百科全书式的知识，回国后被任命为大学助，为大学寮的四百名学生讲授五经、三史、明法、算术、音韵、籀篆等六道，使得大学寮的教学内容补充了盛唐各方面的新知识而更加充实和完备。766（天平神护二）年他出任右大臣，成为当时政治的核心人物之一。在右大臣任上，他和另一位留学生大和长冈一起，删定了养老律令，改正了条文中互相矛盾或不相适应的地方。总之，吉备真备是先进的唐文化哺育出来的十分卓越而博学的学者，他回国后，在教育、文化、军事、刑律、建筑、历法等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建树，对推动奈良时代日本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可以被看作努力吸收盛唐文化而促进日本文化发展的一代遣唐留学生的优秀代表。
留学僧的人数要超过留学生。他们在唐期间，非常注重书籍、经典、佛像、佛画等物的搜购、抄写和复制，总的来说，他们带回的典籍文物数量要比留学生带回的多得多。如玄昉回日时，带回经论多达一千零七十六部，共五千零四十八卷。平安时代的留唐学僧，著名者有所谓“入唐八家”，即最澄、空海、常晓、园行、园仁、惠运、园珍、宗睿八人，他们都带回大量典籍。除经论外，也有书法作品、诗文集及各类杂书等。由于留学僧、留学生、遣唐使竞相输入典籍，使日本图书收藏量迅速增长。824（天长元）年，滋野贞主奉敕编纂大型类书《秘府略》一千卷，其规模已和晚它一百五十年的《太平御览》（一千卷）旗鼓相当。
比起留学生来，留学僧回国后似乎更加受到重用，如惠施、惠通、智藏、玄昉、宗睿等被任命为僧正（最高僧官），行贺、永忠、空海等被任命为僧都（仅次于僧正）。当了祖师、座主的更多。他们或著书立说，或开创新宗，或建筑名刹，成为日本佛教界中的领袖人物。
为了吸收外国文化，除派遣留学生和留学僧外，也邀请外国的专家前来日本。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出任大学头的袁晋卿、出任雅乐员外助兼花苑司的皇甫东朝等都是。至于佛教方面的高僧那就更多，如奈良初期赴日的唐僧道明开创大和长谷寺，塑造十一面观音，为密教的传播准备了土壤。又如唐僧道荣，在日本佛教界普及汉语方面颇有贡献，以致天皇下诏，凡僧尼诵经唱礼都要以他的语音为标准。当然，最杰出和影响最大的还是鉴真。他对日本文化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在宗教上，他使日本佛教纳入了正规戒律的规范，推动了教徒对佛学经典的学习和研究，并在日本开创了律宗。在建筑方面，由他亲自设计和领导，修建了唐招提寺建筑群。在医学和药物学方面，据传他到日本后，凭着手摸、鼻嗅、口尝把正仓院所藏的药物一一辨证，说明用途。他常为人治病，疗效很好。江户时代的药商奉他为祖师，直到现在，日本人民还称他为“日本文化的恩人”。
唐帝国非常开放，有很多外国人在华活动，日本也经由中国聘请外国高僧前往日本，其中最著名的一位便是天竺（印度）僧菩提仙那。菩提仙那应遣唐使多治比广成和留唐日僧理镜的邀请，于736（天平八）年到达日本，751年被任命为僧正，翌年为卢舍那大佛开光。他在日活动二十四年，并圆寂于此。他不仅推动了日本华严宗的发展，还把梵语传入日本。据说他赴日时带去多罗叶（可用以书写的树叶）梵字一百页。梵语的传入，使日本僧侣有可能直接阅读原文佛典，在日本佛学的发展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圣武天皇当时已能亲笔书写梵文（该件至今保存在东大寺），可见菩提仙那已经在直接教授日本人掌握梵语，这为后来悉昙学[4]在日本的兴盛开了风气。
与菩提仙那同到日本的还有林邑（今越南、柬埔寨一带）僧佛彻（也有写作佛哲或佛誓的），他也精通梵语，据传系由他著述的《悉昙章》在日本流传很久。因而，他对日本的悉昙学，和菩提仙那一样，也有传入之功。此外，他还把林邑乐传入日本。据文献记载，他在本国时曾学习音乐，入日后教授大安寺僧演奏，一鸣惊人。882年，大安寺以一百零一人的乐队演奏林邑乐招待渤海使节，其规模之盛可以想见。后来林邑乐被正式纳入雅乐寮制度。
作为鉴真的弟子随同他前往日本的安如宝、军法力等也都不是唐人。如宝在《唐大和上东征传》中称作“胡国人安如宝”，可能是昭武九姓国中的安国人。如宝在修建唐招提寺过程中表现出了非凡的艺术才能。被日本《特别保护建筑物及国宝解说帐》称作“保存到今天最大最美的天平时代的建筑物”金堂以及地藏堂、钟楼等，据说都是由他主持修建的。他同时也是雕塑家，金堂中的千手观音、梵天帝释四天王等像，相传也是他的作品。后来如宝被任命为少僧都，并作了桓武天皇的戒师。鉴真的另一位弟子军法力，《唐大和尚东征传》说他是“昆仑国人”。唐代的所谓昆仑国系指今日之马来半岛及爪哇一带。军法力长于雕塑，唐招提寺的丈六药师像和讲堂的丈六弥勒像据传都出自他手。
这些由唐东渡的外国专家，直接地把不同国度的文化带入了日本，为日本文化注入了新的营养成分。
三、大陆先进生产方式与政治制度的移植
自我们在史书上见到日本（倭）时起，它就在努力吸收中国文化，但形成高潮却是在遣唐使时代。在七——九世纪的大约两个半世纪中，日本自中国吸收了大到生产方式小到生活习俗的覆盖了一切领域的唐文化，促进了日本社会和文化的飞跃。
文化移植的大体情状为：
土地制度：大化改新以前，日本普遍存在着奴隶主贵族私有土地和人民的部民制，其实质是奴隶制度。大化改新中，废除了皇室、贵族对人民和土地的私有，宣布公民公地原则。并在此基础上模仿中国的均田制实行班田制。班田制的具体作法是：凡六岁以上的公民男子，班给口分田二段（约二十一公亩）。女子则班给男子的三分之二。奴婢和家人[5]班给公民的三分之一（官奴婢同公民）。除口分田之外，还给以若干宅地和园田。受田人死亡时，口分田由国家收回。宅地和园田在官司备案后可以买卖，但绝户时由国家收回。每六年班田一次。
与班田制相适应，又引进租庸调制。租：口分田每段交稻谷二束二把（后减为一束五把，相当于收获量的百分之三十左右）。庸：原为每个正丁（二十一至六十岁男子）每年去京城服劳役十日，后多不去，而以布二丈六尺代替。次丁（六十一至六十五岁男子）二人的庸布相当于正丁一人之数。调：男子人头税，按照正丁、次丁、中男（十七岁至二十岁男子）等不同等级交纳绢、絁、布、绵、染料、油等土特产品。
如上所见，班田制系模仿中国北朝以迄隋唐的均田制并根据日本国情稍加变通而成。不过，它对日本社会的意义却要比均田制对中国社会的意义深刻得多：均田制不触动原来的土地制度，只是把国家手中控制的无主荒地加以“均”授，而班田制却要从奴隶主贵族手中收缴土地（寺院神社除外）并将其变为国家的“公田”重加班授。改新以后，国家成为最高的地主，而“公民”则变成自国家得到土地而向国家交纳租庸调的依附农民。日本社会就这样由奴隶制过渡到封建制。
法律：日本学习唐律令，先后制定了《近江令》、《飞鸟净御原律令》、《大宝律令》和《养老律令》等四部律令。[6]日本律令的主要样板是唐的《永徽令》。关于日本律令的编者，现在知道得最详细的是《大宝律令》的编纂成员：刑部亲王主持其事，有藤原不比等、粟田真人等共十九人参加。其主要执笔人之一的伊吉博德，曾参加过遣唐使团，对唐有着比较丰富的知识。其他编者如萨弘恪，本身就是唐人，任大学音博士。他如土部甥、白猪骨两人都曾留唐十余年。而调老人、黄文备、锻大角、山口大麻吕等也都是大陆移民的后代。总之，他们都有着研读和移植唐律令的良好条件。
现知养老律共十卷十二篇，篇名依次为《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律》《捕亡》《断狱》，这些篇名和排列顺序都和唐律一丝不差。律相当于刑法，比之于唐律来，日本律只是稍加简略和量刑稍轻而已。如关于刑名比较可见表2-1。
表2-1 唐日刑名比较
由表2-1可知，“五刑中”除流刑因日本国土狭小等因无法照办外，其他全是照抄照搬。唐律中有所谓“八议”，即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日本律则删去最后两议而成为“六议”。唐律中有所谓“十恶”，而日本律则删去其中的两恶（不睦、内乱）而变成“八虐”。关于“十恶”与“八虐”的对照有如表2-2。
表2-2 唐日罪名及罪状比较
续表
参阅桑原隲藏：《中国法制史論叢》，弘文堂書房1935年版，第636—638页。
此外，大宝律中关于以下犯罪行为的律文更是原封不动地抄自唐律，如阑入大社、阑入宫殿、犯跸、私借乘舆服御物、指斥乘舆、宫内忿争、向宫殿内射、谋反大逆、谋叛、漏泄大事告密者、私度关者、受人财而为请求者、监临之官受财而枉法者、凡决罚不如法者、稽缓诏书、知情藏匿罪人、诬告人者、盗决堤防者，失火及非时烧田野者、私有禁兵器者、造畜蛊毒及教令者、伪造神玺者、诈伪诏书增减者、残害死尸及弃尸水中者、博戏赌财物者、凡奸者、奴奸良人者、其家人及奴婢奸主者、有妻更娶者、以毒药药人及卖者、杀一家非死罪及肢解人者、凡谋杀祖父母父母外祖父母夫之祖父母者、家人奴婢过失杀主者、殴伤妻者、保辜者、戏杀伤人者、祖父母父母在别籍异财者、妻无七出及义绝之状而出之者、略人略卖人为奴婢者、盗窃、诈欺官私以取财物者、妄认良人为奴婢家人妻妾子孙者、弃毁诏书及官文书者、弃毁亡失及误毁官私物者、故杀官私马羊、擅发兵、烽堠不警、奴娶良人女等。
关于执刑中的很多细节也是模仿唐的作法，如对拷问规定限制，即在一次拷问之后，如果未满二十日则不能进行第二次拷问，另外，对于七十岁以上老人和孕妇则禁止拷问。又如执行死刑，必须上奏三次，而又三次得到敕许方能执行，三次中若有一次未准也不得执行。这样做的用意是防止草菅人命，以便天皇有足够的时间反复思考这一问题。另外，在传达许可行刑的通知时，必须使用驽马，以便天皇在改变主意时，快马追得上，能做到刀下留人。
令是规定国家各项制度的法律。养老令共十卷三十篇九百三十二条，与唐令作一比较，可知是从一千五百多条的贞观令中拣抄出来的。此外，日本的格（有关律令的改废补正）、式（有关律令格的施行细则），如延喜格、延喜式，也都是删减唐格式并加变通而成的。
正如日本学者桑原隲藏指出：“我国大宝律大体上是采用唐律，只不过因考虑我国国情稍加斟酌而已。”[7]比如在分割家产时，唐令规定，在兄弟之间进行平均分割，但日本养老令规定，在父亲去世时，家产是按照一定的比例在嫡子和其他儿子之间进行分配的。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在中国财产被看作家族共有的，而在日本财产则被看作是家长本人的。[8]
此外，在律令制定的顺序上日本也不同于中国，中国先制律后制令，而日本则先制令后制律。
官制及兵制：大化改新后，日本模仿唐制建立中央集权的行政制度。唐在中央设立三省（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六部（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一台（御史台），日本对此稍加变通，设立二官、八省、一台。所谓二官是神祇官、太政官。神祇官的设立极不同于中国官制，显系出于日本自古以来的“祭政一致”原则。神祇官负责祭祀天皇祖神和其他神祇，并掌管全国神社，其长官叫神祇伯。把祭祀提高到如此重要的地位，可以说是当时日本政治的一大特点，显示了天皇的现人神性格。太政官是行政机构，设太政大臣总理政务。又设左、右大臣辅佐其事。所谓八省是太政官下辖的中务省、式部省、治部省、民部省、兵部省、刑部省、大藏省和宫内省。省下又设相互平行的寮、司、职四十余个，相当于唐的五监九寺。所谓一台是弹正台，负责官吏的监察和监督，相当于唐的御史台。
地方行政组织为国、郡、里，大体也是模仿唐的州县制。全日本置六十余国，并由中央贵族中任命国的长官——国守，全面掌管国内的行政、审判、军事与警察等权。国下有郡，首长称郡司，一般由以前的地方豪族国造的子孙中任命。郡内的基层组织叫里（715年改称乡），每里辖五十户。里有里长，大体由农村富豪中任命。
军事上，中央设五卫府：卫门府、左卫士府、右卫士府、左兵卫府、右兵卫府。估计总兵力约为二三千人。同时在地方各国设置军团，约三四郡设一团。兵士来自班田农民；征兵为正丁的三分之一，轮换充任。基本上是模仿唐的府兵制。
另外，模仿唐在边疆设立都护府之制，日本也在九州设大宰府，并派防人驻守。
表2-3 日唐官制比较
四、唐文化百花苑与唐风文化
遣唐使时代，日本对于唐文化，尤其是盛唐文化进行了大规模的吸收，以下试略述之。
教育：奈良和平安时代的教育制度和教学内容，不少是照搬唐制。根据“学令”规定，在京城设大学寮。大学寮由大学头领导，其副手为大学助。下有博士、助教等教职员（其身份均为国家官员）。学生定员四百人，但另有算学生等数十人。招收年龄在十三至十六岁的五位以上贵族子弟入学。
教科书为中国儒家经典。《孝经》《论语》为公共必修课，任何在校学生均须修读。《礼记》《左传》（以上为“大经”）、《毛诗》《周礼》《仪礼》（以上为“中经”）、《周易》《尚书》（以上为“小经”），则可选修。但最低限度，须通大、小经各一，或中经二。每年七月进行年终考试，在大学头和大学助的主持下考核一年的学习内容，一般是提问“大义”八条，能答六条以上者得“上”，答四条以上者得“中”，答三条以下者得“下”。
大学寮的学生凡通二经以上愿意为官者，首先要参加校方举行的一种推荐考试，考试及格，由校方推荐给太政官，再受式部省的“登庸试”。登庸试按其内容分为四科：（1）秀才科——考生须作“方略策”文章两题（如《为何周之圣多而殷之贤少》），其最优秀者可授正八位上。（2）明经科——由《孝经》《论语》等各经中出题，考核对各经内容、意义的掌握和理解程度，其最优秀者可授正八位下。（3）进士科——考生须作“时务策”文章两题（如《杜绝盗贼之术》），并背诵《文选》《尔雅》十处。其最优秀者可授从八位下。（4）明法科——提问律七条、令三条，全通为甲，授大初位上。算生只在大学寮受试，合格者授大初位下。
到平安时代，大学寮有所改革。正式设有四道：明经道、纪传道、明法道、算道。另外，音、书两道虽设有博士，但没有专攻的学生（只有音道曾在817年招收四名音生），因而形不成独立的“科系”。以下为大学寮各道师生编制一览表。
表2-4 大学寮各道师生编制一览
此表采自《図说日本文化史大系》4，第197页。
地方上设国学，原则上一国一学，但由于师资等条件较差，不像大学寮那样正规。
皇室和贵族家庭用以教授儿童的幼学书，也都是唐所使用的《千字文》、《蒙求》（唐李翰撰）及唐诗人《李峤百廿咏》等。[9]
透过以上对当时日本教育状况的简要叙述。大概不难看出唐代教育对日本教育的深刻影响。不过，却不要产生日本原封不动地接受了唐科举制度的误会。日本的门阀政治根深蒂固，高官必出于权门，其子弟根本不屑于去什么大学寮苦读圣贤。大学寮的优秀毕业生，“登庸试”及第才不过叙个正八位甚而大初位（最低官阶），通过这样的阶梯根本爬不上去。所以日本的大学寮远不如唐的国子监兴旺和“实用”,“登庸试”授位更不过是自唐百花园中采撷来聊以显示雅致的一朵小花而已。
文学：通过这一时期的频繁交往，唐文学也被移植到日本，并获得了蓬勃的发展。其中影响最大的要算唐诗。上至天皇，下至一般贵族，竞起效尤，以欣赏和写作汉诗为时尚，而把和歌排挤到较为次要的位置上去。日本人创作的第一部汉诗集是751（天平胜宝三）年编集的《怀风藻》，共收了六十四位作者的一百一十七首诗。主要作者是大津皇子、藤原不比等父子、丹墀广成、淡海三船、石上宅嗣等人。其内容主要表现宫廷的饮宴、仪礼等公事性活动，为天皇歌功颂德，因而很多作品不过是韵文化的标语口号而已。这种内容一方面固然是作者要投主上之所好，另一方面大概也是因为初学乍练还不能表现比较复杂和微妙的感情。严格地说，都还只是一种习作。作者中有不少同时也是《万叶集》和歌的作者，他们在那块天地里，个人之情可以纵横驰骋，而在汉诗领域中却只能搞“公式化”和“概念化”。这主要是“不熟”，因而难以“生巧”。平安初期的嵯峨天皇（809—823年在位）是一位唐文化修养很高的天皇，根据他的敕命编了《凌云集》和《文华秀丽集》两部汉诗集。前者收入了二十四位作者的九十一首诗；后者收入了二十八位作者的一百四十八首诗。827（天长四）年，又据淳仁天皇的敕命编出了《经国集》。收入了一百七十八位作者的汉诗文九百六十八篇。七言诗代替了《怀风藻》的五言诗，占据统治地位。也就在这时，白居易诗歌对日本诗坛的影响，如异军突起，抒发真情实感的优秀作品开始出现，如菅原道真的名作《路遇白头翁》：
路遇白头翁，白头如雪面犹红。
自说行年九十八，无妻无子独身穷。
三间茅屋南山下，不商不农云雾中。
屋里资财一柏柜，柜中有物一竹笼。……
仅此几句读过，就使人很自然地想到白居易的《卖炭翁》。醍醐天皇（897—930年在位）曾在自己一首诗的注中说：“平生所爱，《白氏文集》七十五卷是也。”其后的兼明亲王也说过：“我朝词人才子以《白氏文集》为规摹。”白诗在一个异国的影响之大，几乎到了不可想象的程度。[10]
唐朝其他很多诗人的作品也都成为日本诗人模仿的对象。如张志和的《渔歌子》词，仿填者甚众。嵯峨天皇的《杂言渔歌》（收在《经国集》中）就是其中之一。有一首是：
寒江春晓片云晴，
两岸花飞夜更明。
鲈鱼脍，莼菜羹，
餐罢酣歌带月行。
仿到这种地步也算是难能可贵了。
唐诗对于和歌的创作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唐诗的意境和美学意识逐步被吸收到和歌创作中去。九世纪末编纂的《新撰万叶集》突出地体现了唐诗与和歌的相互交融。其中的每一首和歌都要配一首汉诗，也就是说，以两种不同的文学形式去表现同一种意境和同一个主题。这种文学现象之独特，大概在世界文学史上也不可多见。
唐诗中的佳句所提供的意境和美感，常常触发歌人们的创作灵感，并成为他们进行和歌创作的出发点。如白居易“月照平砂夏夜霜”的诗句，被菅原道真摄了神韵，演变而为和歌。张文成《游仙窟》[11]中的“今宵莫闭户，梦里向渠边”等句也被大伴家持再创作为和歌。
从理论上研究汉诗文的著作也出现了，如空海的《文镜秘府论》。该书根据沈约的四声八病说和唐人的诗论，对唐诗格律作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它在指导日本诗人把握唐诗的形式和技巧上，无疑起了相当的促进作用。
优秀的汉文学家和私人诗文集多所涌现。如空海的《性灵集》、都良香的《都氏文集》、岛田忠臣的《田氏家集》、菅原父子三代的《菅家文草》和《菅家后草》、纪长谷雄的《纪家集》等。
中日友好运动的著名活动家中岛健藏先生说过：“唐诗在日本人的心目中，是自己国家的古典。”唐代文学对日本文学影响之深远可见一斑。
乐舞：唐代是中国音乐的繁荣期，既有日本音乐家来唐学习，又有唐音乐家东渡执教。日本的雅乐，在大和时代以三韩乐为中心，进入奈良时代后即转而以唐乐为中心了。702（大宝二）年，日本朝廷设立了“雅乐寮”，作为掌管宫廷乐舞的机构和教习乐舞的学校。当时传入日本的唐乐有五调。即壹越调、平调、双调、黄钟调和般涉调。曲目有《秦王破阵乐》《万岁乐》《五常乐》《太平乐》《甘州乐》《春莺啭》《倾杯乐》《越天乐》《团乱转》《喜春乐》《剑器》《王昭君》《夜半乐》《何满子》《六胡州》《如意娘》《天长久》《采桑老》《崇明乐》《圣明乐》《武媚娘》《泛龙舟》《还城乐》等一百多种。这些曲目中，有些是器乐曲，有些是舞乐曲，有些是在乐器的演奏中加入唱词的，叫作“咏歌”。舞者边舞边唱，大多是用汉语原文演唱。如日本的《仁智要录》一书中就记载有《五常乐》的汉语唱词，而《续教训抄》《体源抄》中也分别记载有《甘州乐》《泛龙舟》《还城乐》的汉语唱词。[12]古乐谱也有保存下来的，如京都阳明文库现存有五弦琵琶谱一卷。正仓院也存有天平十九年抄写的琵琶谱一页。它们所用的符号与记谱方法和敦煌发现的唐乐谱极相似。
乐和舞经常是合二而一的。作于十二世纪的《信西古乐图》等书保存了不少流传到日本的唐舞蹈，其中的部分舞蹈幸而还保存到今天。如《兰陵王》，兰陵王名高长恭，其事出《北齐书》。据说他虽然作战勇猛，但却长得像女人，不足以慑敌，便做了可怕的假面具，每于冲锋陷阵时戴上，使敌人望而生畏，屡建奇功。时人为颂扬他的战功，编成歌舞，名《兰陵王入阵曲》，流传到唐代，并东传日本。其面具为尖鼻，环眼，吊下颌，如张巨口，头顶上有飞龙装饰。其伴奏乐器有鼓、笛、拍板等。据学者研究，日本所传《兰陵王》舞乐的服饰、道具、乐器都与我国唐段安节所著《乐府杂录》中的有关记载近似。[13]又如《万岁乐》，据唐杜佑《通典》,“《鸟歌万岁乐》，武太后所造也。时宫中养鸟，能人言，又常称‘万岁’，为乐以象之。舞三人，绯大袖。并画八哥，冠作鸟形”。现在日本流传下来的《万岁乐》，舞者四人，也戴鸟冠，其舞姿态，如鸟翔集，翩翻往复，进退中节，[14]和《通典》所记也大体相符。
在正仓院还保存有当时的舞蹈服装和道具，如唐古乐《破阵乐》袄子、《破阵乐》大刀、唐古乐《罗陵王》（即《兰陵王》）接腰、唐中乐《三台》袄子、唐散乐《浑脱》半臂等。
大批乐器在这时传往日本，主要有琴、瑟、筝、曲项琵琶、五弦琵琶、阮咸、尺八、筚篥、笙、排箫（比竹）、竽、方响、鼓等。其中一部分还保存了下来，珍藏在正仓院。
唐代的音乐理论随着《乐书要录》等著作的东传和音乐家的交流，也传入日本。日本雅乐采用了唐乐宫、商、角、徵、羽五声音阶，加上变徵、变宫成为七声音阶。八度音程内设十二个音，与我国的十二律相对应。起初，十二律名称是沿用我国的律名，如黄钟、大吕等，平安朝以后才改称日本律名。此外，唐代大曲的序、破、急等形式也为日本雅乐所吸收。
唐乐对日本的作曲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如嵯峨天皇和仁明天皇都雅好唐乐，嵯峨天皇不仅喜琴、筝、琵琶、笛，也能作曲。传说《鸟向乐》是他所作。仁明天皇则不仅经常作为吹笛能手参加雅乐演奏，还模仿唐乐作曲，创作了《长生乐》《西王乐》《夏引乐》《夏草井》等乐曲。这样，在天皇和宫廷的提倡下，平安时代创作乐曲之风甚盛，并涌现出如大户清上、大户真绳、三岛武藏和迩部太田麻吕、犬上是成、常世乙鱼等一大批有才华的音乐家。[15]对日本民族音乐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
书法：书法是使用汉字国家的一种独特的艺术。唐代，我国传统的书法艺术大放异彩，东传日本，也结出了累累硕果。
晋代书法家王羲之父子的作品，是我国书法艺术史上的里程碑，但也只是到了唐代，才随着过海船东传日本。据《唐大和上东征传》记载，鉴真东渡时曾带有“王右军真迹行书一帖、小王真迹三帖”，另有其他杂体书五十帖。留学生和留学僧也带回不少碑帖和真迹，如最澄带回的就有十七种，其中包括王羲之父子、欧阳询、褚遂良等名家作品的拓本。显然，这些作品的传入，引起了日本学习书法的热潮。由现存的一些奈良时代的户籍文书和写经来看，当时的水平已很可观。从风格上看，欧体影响很大。然而，日本书法艺术达到新的高峰还是平安初期“能书三笔”的出现。
所谓“能书三笔”是指空海、桔逸势和嵯峨天皇，前两人还都是留过唐的。
空海精于书，在唐是闻名的。传说他在长安时，曾从著名书法家韩方明学习，[16]有“五笔和尚”之称。日本《高野物语》还有记载说，唐宫廷的墙壁上有王羲之的墨迹，但以墙皮损坏致使墨迹有缺，因闻空海精王羲之书法，便请他补写，而经他补后，竟和原书一模一样。东晋的王羲之不可能为唐宫殿题留墨宝，这故事不过是要说明空海书法之妙堪与书圣媲美。嵯峨天皇也曾写诗赞他说：“绝妙艺能不可测，二王没后此僧生。”空海的字强韧雄劲，变化自如，博采晋唐诸名家之长。他兼通诸体，尤精草书。留传下来的作品有《风信帖》《灌顶记》《金刚经开题》《大日经开题》《三十帖策子》《上狸毛笔表》《真言七祖赞》《聋瞽指归》等。他的作品也被收入我国明代著名书法家董其昌编的《戏鸿堂法帖》。
桔逸势在留唐期间才名甚高，人称“桔秀才”。据传他曾向柳宗元学习过书法，但柳宗元历来以诗文著称，并未留传下笔迹，而桔逸势的墨宝在日本也未多见。《伊都内亲王愿文》据传为他的作品，但并无确凿证据。因而，桔逸势直到如今仍是一位名气很大，但却“不识庐山真面目”的书法家。
嵯峨天皇可以说是崇拜唐文化的平安贵族的代表人物，他的书法修养更在汉诗、唐乐之上。《日本纪略》中称赞他的书法“一点一画，有体有势，珠连星列，烂然满目”。空海《性灵集》有《奉为桓武皇帝讲太上御书金字法华达櫬》一文，更赞之为“鸾凤翔碧落而含象，龙螭游苍海以孕义”。当然，他贵为天子，臣下必得颂扬，但在书法上他确实是受之无大愧的。他的字受欧体影响较大，其中又稍含日本情趣。留传下来的作品有《李峤百咏》（残卷）、《光定戒牒》等。
除“三笔”之外，留唐高僧最澄也是名家，故有人主张应加上他而为“四笔”。最澄的作品温雅而富清韵。留传下来的有《久隔帖》《天台法华年分缘起》《羯磨金刚目录》《将来目录》等。
工艺美术：由于学习了唐工艺的先进技术和设计，奈良时代的日本工艺呈现飞跃发展之势。很多手工艺品（家具、食器、文具、乐器、佛具、武器、武具、游戏用品、衣服、服饰品等），制作相当精良。在构图和设计方面，由于多半原封不动地采纳中国的设计，所以不少工艺品甚至无法确定是唐制还是日制。
优秀工艺品主要是在官营的制作所中制作的。据《令义解》，大藏省的典铸司、宫内省的锻冶司负责铜铁器物的铸造和锻造，宫内省的宫陶司负责木器制作，大藏省的漆部司负责漆器制作，中务省的缝殿寮和宫内省的内染司负责染织，中务省的图书寮负责笔、墨、纸等文具制作，而中务省的画工司则负责各种绘画。金银平脱、螺钿、木画都是自唐传来的新技艺，用金银、贝壳、瑇瑁等材料以粘贴、镶嵌、磨光等技术，在器物（多为木器）上制作出鲜亮、别致、优美的花纹图案，如正仓院所存金银平脱琴、银平脱漆胡瓶、木画紫檀双六局、螺钿紫檀阮咸、螺钿紫檀五弦琵琶等，都是其中的代表性作品，具有很高的工艺水平。
陶工艺也有长足进步。正仓院存有钵、皿、瓶、塔等多种彩釉陶器，以前一直以为系唐制品，但经过仔细的比较研究，发现它们和唐三彩比起来，质地不是那么细腻，釉面也不那么流丽，可能是日本的仿唐三彩制品。
关于漆工艺，也从唐传来了新技术。如“
”，也叫干漆夹紵，即在木制胎型上层迭地张贴麻布和涂漆，而后取出胎型，用以制作器物或造像，日本的国宝鉴真和尚塑像就是以这种工艺塑造的。上述工艺中，如果以皮革代替麻布，就叫“漆皮”。正仓院所存的金银绘八角镜箱和金银平文箱就是漆皮工艺品。
染织工艺也有长足发展。奈良时代最高级的织物是锦，锦又有“经锦”和“纬锦”两种。把色丝使用于经线上，织出花纹图案，就是经锦。此法较古老，顶多只能织出三色。唐代发明了纬锦，即把色丝使用于纬线上，不仅织机的构造简单，操作方便，而且能织出八色的大型花纹图案。日本从唐学习了这种最先进的纬锦织法，并广为传布，如于和铜年间向伊势、尾张、骏河、近江、丹波、伯耆、播磨、备前、安艺、阿波、赞岐等六道二十一国，派出了技术专家——挑文师，教民学习先进技术以促进锦、绫等生产的发展。正仓院保存的凤纹锦扶手，在紫地上以白、绿、红织出凤凰图案，是极其精美的织锦作品。染色方面也从唐学习了﨟缬、夹缬和纐缬等染色技术。﨟缬即蜡染，以腊涂布上防染，作出种种花纹图案。正仓院的﨟缬屏风是代表性作品。在褐色底上，显现出白色的羊、猴和树叶，下端有“天平胜宝三年十月”字样。夹缬是一种雕版印染，即将相同的花样透雕于两板上，然后将浅色织物紧紧地夹于两板之间，再向透雕处灌注染料。这样，未雕空部分所夹处即可防染，由而得到花纹图案。正仓院的鹿草树夹缬屏风是代表作，画面中为一树，树下有双鹿，体态健美，相向而立。此外还有纐缬，或叫绞染，也是一种能染出精美图案的染色技术。刺绣工艺也很发达，正仓院的花鸟纹刺绣幡是代表作。在紫绫上绣出花草和孔雀，孔雀单脚独立，昂首开屏，形象十分生动。在技术上，根据不同的需要，使用了平绣或锁绣。
绘画：这一时期日本的绘画也受到唐绘画的极大影响。中国人物、山水画的传入，刺激了日本“唐绘”（即中国风格的绘画）的发达。保存下来的作品虽然不多。但从一些文字资料中可以看到中国画的强烈影响，如《经国集》中收有嵯峨天皇与三位廷臣咏清凉殿画山水图的唱和诗。看了这些诗，山水图的画面历历在目：重峦叠嶂，断崖葛藤；山下有水，渔者垂钓，鸟飞其上；林中有屋，松下有仙，云间飞鹤。完全是中国人想象中的神仙世界。都良香的《都氏文集》中收有他赞白乐天及其肖像画诗，岛田忠臣的《田氏家集》中也有题竹林七贤图诗。显然，这些都是中国风味的人物画。日本的佛教画也强烈地体现着唐代的画风。如奈良法隆寺金堂内的壁画，在四个最大的壁画上画着四个天界的景象，即释迦佛天界、阿弥陀佛天界、弥勒佛天界和药师佛天界。在每一天界的中央是主佛法座，周围则画有众菩萨及四天王。上面画有宝盖，宝盖左右各有一个飞天。这样的题材和构图与敦煌壁画如出一辙。专家们认为，法隆寺壁画反映了初唐的艺术风格。不幸的是，这一艺术瑰宝在1949年整修时毁于火灾。现存于美国波士顿美术馆的《法华堂根本曼荼罗》（原为奈良东大寺收藏品），大约是八世纪后期的日本作品。绘画表现释迦牟尼在山中说法的情形，但画中的山石树木都显示出强烈的中国风格，以至于美术馆把它列入中国绘画。奈良药师寺的吉祥天女图和正仓院的鸟毛立女屏风，“论其技巧，若与张萱、周昉所画唐代的仕女对看，细致丰腴，色彩柔和，正像一母所生的姊妹”[17]。醍醐寺报恩院所藏《绘因果经》，系描绘佛本生的故事。上半绘画，下半有文，二者互相参照。绘画中的人物、树木、岩石的画法，以及写经的书法，都表现出唐朝的艺术风格。此外，高野山圆珍的“赤不动尊”、圆城寺空光的“黄不动尊”、和歌山的“五大力吼象”等，使用强烈的色调与凹凸的画法，表现其威猛慑人的精神力量，实为中晚唐的佛画作风。另，弘法大师回国时所携金刚智、善无畏、大广智、一行、惠果等真言五祖像，为供奉丹青（宫廷画师）李真等所绘。李真是与周昉齐名的肖像画家，唐郑符曾在评论二人的画时说，“李真周昉优劣难”，即分不出高下来。真言五祖像用笔细劲，严谨而传神，是唐代人物画的代表作品。这些肖像画影响很大，在长时期内成为日本肖像画的楷模。现珍藏于京都教王护国寺，被定为日本“国宝”。
总之，中国绘画影响之所及，使飞鸟、奈良到平安时代前期的日本画坛，唐绘派占了优势。直到遣唐使停派以后，唐绘派有了演变，大和绘（日本风格的绘画）才逐渐发展起来。
史学：唐朝的修史事业极为繁昌，影响日本朝廷也把它作为“邦家之经纬、王化之鸿基”来从事。元明天皇（707—751年在位）时，太安万侣奉诏将稗田阿礼口诵的“帝纪”与“旧辞”加以整理，编写成《古事记》三卷。但此书与其说是史书，不如说是以神话传说为主要内容的文学作品。日本第一部正史是720（养老四）年舍人亲王、太安万侣等奉诏撰成的《日本书记》。该书共三十卷，另有系图一卷不传。在此后的大约二百年内，又根据天皇的诏敕，先后修成五部正史：797年由菅野真道、秋篠安人、中科巨都雄等撰成的《续日本纪》（四十卷），840年由藤原冬嗣、藤原绪嗣等撰成的《日本后纪》（四十卷），869年由藤原良房、藤原良相、伴善男、春澄善绳等撰成的《续日本后纪》（二十卷），879年由藤原基经、菅原是善等撰成的《文德天皇实录》（十卷），901年由藤原时平、菅原道真、大藏善行等撰成的《三代实录》（五十卷）。加上《日本书记》共为六部，统称《六国史》。这些史书都采用了编年体，而且是以汉文写成。编者们在撰写过程中曾广泛地参阅了当时中国的史书，如《日本书纪》的编者显然熟读了《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梁书》《隋书》等。其中参考、模仿《汉书》的地方最多，有时甚至原文照搬。如《日本书纪·钦明纪》二年三月原注“帝王本纪，多有古字”云云，就来自《汉书》卷一百颜师古的叙例。在文字的润色方面，则对于《文选》和欧阳询等所撰类书《艺文类聚》的精彩语句多有借用。如《日本书纪·显宗纪》中关于让位的一些文字就来自《艺文类聚》的有关部分，而《雄略纪》中的狩猎、赤骏马和稚媛等记叙文字则显然来自《文选》的《西京赋》、《赭白马赋》和情赋类。关于内典方面，可以看出，参考得最多的是义净译的《金光明最胜王经》。[18]此外如《文德天皇实录》，则极有可能是受韩愈编撰《顺宗实录》的影响而写作的，因而可以说，《六国史》的编纂和唐史学等有着不解之缘。
历法：也许是由于天文、数学等方面的知识水平较差，日本只限于单纯使用移植来的唐历，而未能做到参照唐历造出自己的新历来。据《日本书纪》,554（钦明天皇十五）年，百济向日本朝廷“贡”了一名历博士国固德王保孙。602（推古十）年百济僧观勒又贡了“历本及天文地理书”。朝廷派了专人向观勒学习历法。不言而喻，所贡的都是中国历，极有可能是南朝宋的元嘉历。690（持统天皇四）年正式开始使用元嘉历。[19] 697（文武天皇元）年又实行仪凤历（即麟德历）。[20] 735（天平七）年吉备真备自唐回国，带回《大衍历经》一卷、《大衍历立成》十二卷，并将其贡献朝廷，开始实行。780（宝龟十一）年自唐归来的遣唐准判官羽栗翼又带回五纪历。857（天安一）年五纪历与太衍历并用。859（贞观元）年渤海遣日使乌孝慎又将长庆宣明历带入日本，赠送日本朝廷。861（贞观三）年长庆宣明历被颁布实行，并一直沿用到江户时代，前后使用一千多年之久。总之，唐制了什么新历，日本即原封不动地加以采用。
医药：日本在吸收先进的中国文化时，医药学也是备受重视的。留学生中有不少人是专学医的，著名的如惠日（也叫药师惠日或医惠日）、菅原梶成等。惠日原留隋学医，唐建国后继续留学，623年归国，他不仅精于医术，还因熟悉大陆情况被派作遣唐使。菅原梶成入唐请益，后来当了针博士和侍医（太医），已如所述。唐方面也有像鉴真那样医术高明的人赴日，直接传授中医中药知识和技术。大批医药典籍如《素问》《张仲景方》《黄帝针经》《神农本草》《诸病源候论》《古今录验方》《千金方》《新修本草》等传入日本。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新修本草》，它是世界上第一部以政府的名义和力量编写并颁行的国家药典。此书颁行后，不久传入日本。据《续日本纪》延庆六年五月戊戌条载：“典药寮言：苏敬注《新修本草》与陶隐居集注《本草》相检，增一百余条，亦今采用草药，既合敬说，请行用之。许焉。”《延嘉式部式》规定：凡医生皆读苏敬《新修本草》。这说明，日本政府也把它作为最权威的药典而加以采用。此书后来在国内亡佚，而在日本却有天平抄本的摩写本流传。清光绪年间，傅云龙在日本影刻《唐卷子本新修本草十卷补辑一卷》，才使我国读者重见此书。这不能不归功于当年唐日间的文化交流。仅从唐末民间商船的货运也可知中药输日数量不小，正仓院中至今还保存着当年输入日本的中药。正是在医药学发展的基础上，日本医家参照中国医药学经典，于808年编成《大同类聚方》一百卷。后来，日本名医丹波康赖编著的《医心方》三十卷，也是参考、吸收了隋唐医书八十余家而成。此外，日本的医学教育制度也主要是模仿唐的有关制度。在宫内省设典药寮，寮内设医博士、针博士、按摩博士、咒禁博士各一人，充当教师，而学生则有：医生四十人、针生二十人、按摩生十人、咒禁生六人。另置药园师二人、药园生六人，学习和从事药材的培植与加工炮制。关于教科书，多为中国医药经典，如医生用《甲乙经》《脉经》《本草》《小品方》《集验方》等；针生用《素问》《黄帝针经》《明堂》《脉决》《偃侧图》《赤乌神针经》等。医生要用两年时间读教科书，然后再分修体疗（内科）、创肿（外科）、少小（儿科）和耳目口齿四科。要求学生在四至七年内学成。
建筑：日本在长时期内没有固定的首府，只在大和平原上搬来搬去。大概是受了唐的影响，708（和铜元）年2月，元明天皇下诏，决定在平城建设新都。诏书说：“昔殷王五迁，受中兴之号。周后三定，致太平之称。方今平城之地，四禽叶图，三山作镇，龟筮并从，宜建都邑。”[21]一位大陆移民的后裔、出身于东汉氏的坂上忍熊被委任为造平城京司的大匠（相当于现在的总工程师），领导新都的设计和施工。新建成的平城京和长安城极为相似：两者都呈方形，宫城的位置都在城中轴线的北首，皇宫北面均有御用园林，长安的叫西内苑，平城京的叫松林苑。城的东南角均有池，长安的叫曲江池，平城京的叫五德池；宫城的南门都叫朱雀门，门前干道都叫朱雀（门）大街（路）；都设有东、西市；街道都是棋盘式；等等。不过，平城京比长安城小得多，大致是长安城的四分之一。793年建成的新都平安京也仍然是以长安为样板建造的。
住宅建筑也有向唐学习的趋势，如724（神龟元）年太政官上奏，为了显示京城的壮丽，凡五位以上官员的府邸和殷实庶民的住房都要把原来的板屋草舍翻盖成瓦舍，并涂以赤白之色。[22]至于寺院建筑则更是受唐影响极大。
体育娱乐：由于唐日交往频繁，不但唐的不少文体项目传往日本，而且还能偶尔看到双方进行比赛的记载。
打球——也叫击鞠或击球。比赛时，双方运动员骑在马上，以曲杖击球（毛制），以打入自方进攻的球门为胜，是一种极其勇猛豪迈的运动。但也有“步打球”，即以徒步代骑马。这项运动起源于吐蕃，唐代极为盛行。平安时代传入日本后，成为日本贵族和平民都喜爱的运动项目。平民为物质条件所限，往往采用“步打球”。据载，渤海赴日大使王文矩擅长此道，天皇特地为客使组织了比赛。当时在日本还流行自唐传来的《打球乐》舞，舞者手持球杖作种种艺术化了的击球动作。可以想见该项运动在日本流传之盛。
蹴球——也叫蹴鞠，是一种足球运动，唐代传入日本。赛时分为两队，相对而踢。当然，也有其他踢法。大化改新的发动者中大兄和中臣镰足，就是“傥遇于蹴鞠之庭”，在球场上结识的。球以鹿皮制成，踢时要穿皮鞋，多在贵族中流行。平安后期，规则更系统化，日本特色也更浓。
投壶——春秋时期就很盛行，是文人学士们爱好的运动性游戏。隋唐时代，投壶配上音乐，成为宫廷礼乐，名为“骁壶乐”“投壶乐”。投壶传入日本，为日本贵族所喜爱。当时使用过的壶和矢，到今天还能在正仓院看到。
围棋——是中国的古老运动项目，传入日本后很受欢迎，奈良、平安时代极盛。在来唐的学问僧中，弁正因棋艺高超颇得唐玄宗的赏识。《杜阳杂编》中还记述一个故事，说日本王子来唐，善下棋，与唐第一国手顾师言对弈，顾经过好一阵努力才险胜他。
双六——是一种室内游戏，起源于印度，奈良时代经唐传入日本，在贵族中间流行。游戏时二人对坐，以骰子在竹筒内摇荡后倒出，再根据骰子的点数，走动双六盘（类似于棋盘）上的“驹石”，先走入对方的阵内者为胜。
射礼——是一种按照一定仪式进行射箭比赛的军事体育活动，唐代传入日本，[23]并逐渐制度化。按《杂令》规定，“凡大射者，正月中旬，亲王以下、初位以上皆射之”。届时，天皇亲临观看，成绩优异者要赐禄嘉奖。《新唐书·东夷列传》还记载有日本人到中国表演射箭的事情：唐高宗永徽年间（650—655年），日本“使者与虾夷人偕朝。虾夷人亦居海岛中，其使者须长四尺许，珥箭于首，令人载瓠立数十步，射无不中”。虾夷就是北海道的阿依努族，男人多长须，善射，来者大概是战争中的俘虏，特被带到中国表演射艺的。
衣食风俗：在与唐的交往中，日本贵族十分艳羡唐的生活方式，越是上层社会，好唐之风越盛，衣食风俗无不输入。
719（养老三）年正月遣唐押使多治比县守回国后入朝，“皆著唐国所授朝服”[24]。2月，天皇下诏向唐学习，进行全国性的服装改革：“初令天下百姓右襟。职事主典以上把笏，其五位以上牙笏。散位亦听把笏，六位以下木笏。”[25] 818（弘仁九）年，嵯峨天皇下诏要求“朝会之礼，常服之制，跪拜之等，不论男女，一准唐仪”[26]。奈良时代的天皇礼服为冕冠和衮龙衣，合称“衮冕”。冕冠与中国的皇冠相同，上有长方形冕板，板端垂有十二旒五色珠玉。衮龙衣为红地、绣有龙图案。女帝则不用冕冠而用宝冠，童帝则用日形冠。
男官朝服为文罗幞头、位袄、半臂、白袴、金装腰带、金装横刀、乌皮履、笏等。穿戴起来，和中国官员没有大差。武官和女子礼服也都有定制。
发型也为之一变。以前男子风行“美豆良”式。即长发由头顶正中分向两边，然后在耳旁束扎。683（天武天皇十一）年，在廷臣中实行新发型，即像唐人一样，向头顶略后梳成发髻。在执行公务时，必须戴冠或幞头。关于女子，也在683年、705年两次下令依唐式结发。宫中皆遵此制，而民间往往并不照办。
中国的食物文化，如食品和烹调技术也传入日本，丰富了日本人的生活。在一些重要场合，常举办唐式宴会。如803（延历二十二）年3月，桓武天皇在为遣唐大使藤原葛野麿饯行时，“设宴之事一依汉法”[27]。又据《类聚国史》载，813（弘仁四）年9月24日，嵯峨天皇在清凉殿设宴招待皇太弟（后之淳仁天皇），“具物用汉法”，不仅吃的是中国饭菜，连用的餐具也是唐物或唐式的。
中国点心（即所谓“唐果子”）经常出现在皇宫和贵族们的餐桌上。据《和名抄》，当时流行的唐式点心有：饼餤、粽、糕、餢飳、糫饼、结果、捻头、索饼、粉熟、馄饨、煎饼、餲饼、黏脐、
子、欢喜团等，可以说是相当丰富的。
茶在奈良时代可能已由留学生、僧带回种植，但正式见于记载是815（弘仁六）年。此年4月，嵯峨天皇行幸近江国滋贺韩埼，在梵释寺停留，大僧都永忠亲自煎茶奉献。天皇饮用后大概很满意，六月便令畿内、近江、丹波、播磨等国植茶，每年进献。[28]此后，吃茶之风大盛。由诗作中可知，有些公卿还在自己的宅院中种植茶树。当时的词汇中有所谓“茶研”“茶碾子”，因而茶叶可能是碾成粉末煮着喝的——就像现在茶道的喝法。
日本在一年内有一大套例行的节日和活动，即所谓“年中行事”，大多是在这一时期由唐传入的。如过元旦要插门松、喝屠苏酒、吃年糕。二月上丁日要行释奠礼祭孔。三月上巳日行曲水宴，临清流赋诗。四月八日行灌佛会、放生会（买鱼、鸟放生）。五月五日过端午节。七月七日过乞巧节。七月十五日盂兰盆会，祭亡灵。九月九日过重阳节。此外，立春的前一天叫作“追傩”，要撒豆驱鬼，等等。很多节日和活动，中国早已不过了，而日本直到今天还照行不误。
本章原载于《文化的抉择与发展》五，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
注释
[1]关于遣隋使的派遣次数，文献记载不一，其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2]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写作19次，是把667年派伊吉博德等送回唐驻百济镇将刘仁愿的使者法聪也算作一次。实际上这次仅为送客而派遣的使者只到百济，并未入唐，故以不算作遣唐使为宜。
[3]参阅拙著《遣唐使》，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5—37页。
[4]悉昙学，关于梵字、梵文的学问。
[5]家人近似于奴婢，但可以有家庭生活。
[6]日本学者对于这四部律令有不同的见解，有的认为前两者并不存在，至于后两者现在虽已不能看到全貌，但其存在和基本内容却是没有疑问的。
[7]桑原隲藏：《中国法制史論叢》，第363页。另，我国学者关于唐律对日本法律影响的著作亦所在多有，如杨鸿烈《中国法律在东亚各国之影响》，杨迁福《〈唐律〉对亚洲古代各国封建法典的影响》等。
[8]参阅中田薰：《我太古に土地の村落共有制や家族共産制があったか》，载《法律新報》第737号（1947年7月）。
[9]参阅家永三郎等编《図説日本文化史大系》3—4、土田直镇、桃裕行分别执笔的“学問と教育”部分。
[10]关于白诗对日本文学的影响请参阅严绍璗：《白居易文学在日本中古韵文史上的地位和意义》，载《北京大学学报》1984年第2期。
[11]《游仙窟》是张文成写的传奇小说，作者自叙奉差去河源地方，迷路而入神仙窟，受到十娘、五嫂二女仙的欢宴，止宿而去。有人认为这是托此而叙述作者与武后的恋爱故事。文近骈俪体，又插入很多诗歌。传入日本后，极受平安贵族的欢迎，广为传诵，影响极大。此书在中国久已散佚，而在日本却保存了下来。
[12]参阅郎樱：《日本的雅乐与隋唐燕乐》，载《文学研究》1981年第1期。
[13]参阅鼓松：《唐代舞图与戏面》，载《文艺研究》1981年第1期。
[14]参阅常任侠：《唐乐与日本雅乐》，载《人民音乐》1981年第4期。
[15]参阅辻善之助：《日本文化史》Ⅱ，春秋社1955年版，第380—385页。
[16]于植元：《弘法大师与中国书法》（载东北地区中日关系史研究会编《中日关系史论丛》第一辑）一文不同意此种说法。据作者考证，韩方明的年龄似乎小于空海，尚在未成名之时，书法上已有相当造诣的空海，未必肯师事于他。
[17]常任侠：《中日文化艺术的交流》，见《日本绘画史》，常任侠、袁音译，人民美术出版社1978年版，第220页。
[18]参阅岩波書店《日本古典文学大系》本《日本書紀》解说。
[19]《三代実録》贞観三年六月十六日己未條。
[20]《三正綜 》。
[21]《続日本紀》和铜元年二月戊寅條。
[22]《続日本紀》神亀元年十一月甲子條。
[23]参阅周西宽：《中日古代体育交流谈》，载《中日文化交流史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24]《続日本紀》養老三年正月己亥條。
[25]《続日本紀》養老三年二月壬戌條。
[26]《大日本史》第一册，二十三卷，三百五十页。
[27]《日本紀略》延曆二十二年三月庚辰條。
[28]《日本後紀》弘仁六年四月癸亥、六月壬寅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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