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 鹿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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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廷璆 等
选自《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
第三章 当代适应社会发展的新教育政策
第三章 当代适应社会发展的新教育政策
一、 “国际化”教育政策及其启示
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原义是指“某种活动或过程扩展为国际规模”。所谓教育国际化，既是指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发展，在教育领域萌生的一种面向世界的教育理念，更是一种各国教育资源和要素在国际间优化配置，以培养国际型人才的教育实践活动。在全球化深入发展、信息化高度发达、知识经济日益勃兴的21世纪，教育国际化业已成为世界发展的重要潮流，日本走在了这一潮流的前列。
（一） “国际化”教育政策的历程及其背景
战后，日本的国际化教育政策大致经历了“雏形化”、“国策化”、“战略化”三个阶段。其出台是日本应对国际社会“人力资本”论与“教育开发”的需要，也是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日本寻求对外发展，参与国际竞争，提高国家软实力的重要途径。
1.教育国际化政策的“雏形化”（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中期）
早在1963年，日本政府为了应对经济的高速增长，制定了教育改革报告《经济发展中人的能力开发的课题与对策》，将“国际交流”列为“发展人的能力”的四大内容之一：“伴随着今后国际交流的活跃，有必要从国际视野培养、利用人的能力。”[1] 1970年，日本内阁批准《新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将“国际化教育”列为“教育与提高人的能力”的主要措施之一。[2] 1972年，日本经济调查协议会的教育改革建议书《新产业社会中人的发展——从长期观点看教育的状态》指出：“在教育领域，国际化已成为极为重要的课题”，建议应“打破整齐划一教育，应对国际化。”[3] 1974年，中央教育审议会专门就“教育、学术、文化的国际交流”问题向文部大臣提交报告，制定了“国际化时代的根本政策”。[4]
该时期，日本政府开始重视教育国际化，有应对经济急速对外发展的内在动因，但更重要的背景是国际社会“人力资本论”“教育开发”的兴起。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西奥多·舒尔茨等提出了“人力资本”的理论，认为教育可以创造知识、技能方面的人力资本，“在过去30年间，教育作为经济发展的源泉，其作用远远超过被视为实际价值的建筑物、设施、库存物资等物力资本”[5]。
在该理论指导下，196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次明确提出：教育是文化及社会发展的推动力，同时也是经济开发的一个重要因素。[6] 1961年9月，世界银行决定通过国际开发协会向教育开发提供贷款，亚洲地区成为国际教育开发的主要对象之一。日本政府积极参与了国际社会的“教育开发”热潮，如争取到了教科文组织1962年、1963年教育会议的承办权，1974年参加“亚洲地区教育开发计划”等。该时期，国际化在国内教育政策中地位的凸显，正是日本政府适应国际教育开发之举。
2.教育国际化政策的“国策化”（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末）
1987年，日本直属内阁的教育审议机构“临时教育审议会”（简称“临教审”）的最终报告确立了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三大基本理念：“个性原则”“向终身学习体系过渡”“适应变化（国际化、信息化）”。该报告指出：“今后，为了将我国建设成创新型的、有活力的社会……当前教育面临的最重要课题，便是国际化与信息化。”进而关于国际化，“不仅在制度层面，重要的是包括关系者在内的日本教育应全面开放。为此，必须通过教育的所有机会，不断培养对不同事物的兴趣与宽容态度，灵活应对今后不断变化的国际关系，建立一个具有不断自我更新能力的教育体制” 。[7]
上述报告成为日本内阁会议《教育改革推进大纲》（1987年）的蓝本，文部省则“根据临时教育审议会咨询报告及《教育改革推进大纲》，具体落实各项教育改革措施”[8]。可见，1987年“临教审”的最终报告，确立了日本的教育发展国策，国际化是其重要组成部分。
教育国际化被列为基本国策，是由于日本政府预见到了“新国际化”时代的到来。上述“临教审”报告中指出：“现在日本经济的繁荣，有赖于与世界各国密切的经济交流，同时也带来了人员交流的日益活跃。随着人员交流的扩大，便会产生所谓的文化摩擦，当这种摩擦成为国际社会的常态时，便要求一种新的生存方式将其转变为使日本社会产生活力的能量”，“今天的日本，要求继‘物’、‘钱’、‘信息’之后，实现‘人’的国际化”。[9]日本政府如此预见，是因为看到国际教育服务贸易已悄然兴起。1982年，美国坦普尔大学在日本建立第一所分校，1986年以后，日美贸易扩大发展委员会开始积极推动美国大学在日本建立分校。[10]基于这一趋势，日本政府提出：“这一新的国际化，在认识、对策上均不同于以往赶超时代的国际化，必须在教育、研究、文化、体育及科技等领域推进相互交往，实现均衡的国际交流。此外，重要的是在上述领域做出国际贡献。”甚至强调：“迎接国际化时代，以国际化的视点推行教育改革，是关乎我国存立与发展的重要问题。”[11]
3.教育国际化政策的“战略化”（21世纪以来）
2000年12月，直属内阁的“教育改革国民会议”向首相提交了新世纪的“教育振兴基本计划”，其中四项内容之一是：“从教育应对全球化的视点……将在教育的所有领域推进国际交流。”[12] 2005年9月，文部科学省下设的“国际战略研究会”提交《文部科学省的国际战略》，其中指出：“将各部局分别管辖、个别决定的国际业务政策措施，统一为国际战略……作为今后开展国际业务的方针”[13]，国际化被提升到“国际战略”的高度。
2006年12月，新修改的《教育基本法》中增加的五项“教育目标”之一为：“培养为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发展做贡献的态度”。[14]国际化首次正式写入“教育宪法”，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法律地位。2010年6月，日本制定了新国家发展战略《新增长战略——“活力日本”复兴方案》，其中第三项“亚洲经济战略”专列“人”的交流倍增，包括“完善国内体制，扩大接收外国留学生，便于研究者及专业性海外人才就业。……促进与亚洲及世界的大学、科技、文化、体育、青少年等的交流与合作，加强培养活跃的国际型人才”[15]。教育国际化进一步被纳入日本国家的总体发展战略。
教育国际化成为国家战略，主要根源于知识社会的到来。日本政府认为：“21世纪被称为知识社会，必须将教育投资作为国家战略加以认真考虑。”[16]根据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的定义，“知识成为财富的直接源泉的经济是知识经济，支撑知识经济、并由知识经济所支撑的社会，便是知识社会”[17]。在知识社会中，教育成为知识生产与普及的最主要领域之一，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继而，面对国际教育服务业的新一轮竞争，日本政府提出21世纪是“世界性知识大竞争的时代”[18]，要求“在国际社会中，在发展与充实经济实力等硬实力的同时，关键是要考虑增强科技、学术研究、艺术文化、文化财产、生活文化及生活方式等日本文化之魅力的软实力。……教育及科技、学术、文化、体育应称为我国软实力的源泉”；“‘知识的国际化’，是支撑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创新源泉”。[19]教育国际化成为增强国家“软实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国际化由20世纪60年代在教育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到80年代成为基本国策，再到21世纪上升为国家战略，其地位不断提升。这一历程并非偶然，而是在知识经济化、全球化、信息化的快速发展之下，日本振兴经济、增强国力的必由之路。
（二） “国际化”教育政策的内容体系
日本教育国际化内容丰富，是“通过教育的所有机会”予以推行的。
笔者根据日本政府历年教育白皮书中的相关内容，将其国际化归纳为三个方面：针对日本人的国际化、针对外国人的国际化、教育的国际合作与开发。
1.针对日本人的国际化
日本政府主要通过海外日本人子女教育、国内的国际理解教育、鼓励出国留学等途径，以培养日本人的“国际素养”。
随着赴海外就职的日本人不断增多，随行的义务教育阶段的子女人数倍增，1984年为36223人，2009年增至61488人。[20]为此，日本开设了日本人学校、补习学校、私立海外教育设施三类教育机构。1984年有日本人学校76所、补习学校102所，[21] 2009年日本人学校增至88所、补习学校204所、私立海外教育设施9所。[22]
日本国内广泛推行了国际理解教育。在初等、中等教育领域，1989年、1998年两次课程改革，都将“推进国际理解”“培养日本人立足国际社会的素质”确定为四大基本方针之一。[23]具体而言，1989年的中小学社会课要加深理解“世界与日本的关系”，国语课要“加深国际理解、培养国际协调精神”；初中与高中要重视外语课，道德课及特别活动要“培养日本人的世界意识”，世界史成为高中必修课。[24] 1998年外语课成为初中及高中必修课，小学则利用“综合学习时间”讲授英语会话等。[25] 2008年的课程改革规定小学外语课增加70学时，初中外语课增加105学时。[26]在高等教育领域，增设了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国际经济、国际文化等专业或院系，大学中冠以“国际”之名的学科1988年有38个， 1998年达112个；1988年全国大学开设外语课程约50种，1997年增至70余种。[27]
日本政府还鼓励各级学生出国留学、研修及研究。高中主要包括“高中生留学”（三个月以上）、“海外学习旅行”（三个月以下）、“修学旅行”三类。在政府支持下，高中生留学人数逐年增加，1988年上述三类留学生人数分别为1229人、692人、51127人，2008年增至3190人、27025人、179573人。[28]日本政府还鼓励大学生出国留学。1998年，留学海外的大学生约6.4万人（为十年前的两倍），2004年增至8.3万人。[29]从2009年度起，日本政府实施了“留学生交流支援制度（长期派遣）”，支持学生赴国外大学攻读研究生学位。
2.针对外国人的国际化
针对外国人的教育国际化，主要包括对外日语教育与考试、接收留学生教育两大方面。
随着日本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高，学习日语的外国人逐年增加。日本国内的日语学习者，由1987年的4.3万人，增至2009年末的219万人。[30]日本以外的日语学习者，由1984年的58万人，增至2009年的365万人。[31]日本从1984年开始实施“日本语能力考试”，考生由最初的15个国家及地区约7000人，增至2009年的58个国家及地区约77万人。[32]此外，日本从2002年起实施“日本留学考试”，2010年“日本留学考试”在日本国内15个城市、日本以外17个城市举办，考生共计46691人。[33]
日本政府重点加强了接收留学生政策。1984年，日本政府制定了《面向21世纪的留学生政策》，计划在21世纪初招收十万留学生（该计划2003年完成）。近年来，日本政府将留学生政策视为实现“知识的国际贡献”“加强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手段[34]，于2007年“作为国家战略，制定并推进了包括教育、外交及产业政策在内的留学生政策”。[35] 2008年，文部科学省与其他省厅（外务省、法务省、厚生劳动省、经济产业省、国土交通省）联合制定了“留学生30万人计划”，计划到2020年接收留学生30万。在政府大力推动下，外国留学生人数逐年增加，1980年6572人、2003年109508人、2010年达141774人。[36]
日本还加强了接收小留学生政策。文部科学省从2003年起实施了“外国青少年接收倍增计划”，计划到2010年接收外国中小学生的人数由每年四万增至八万。[37] 2010年5月，就读于日本公立小学、初中、高中的外国学生达74214人。[38]
3.教育的国际合作与开发
教育的国际合作与开发主要包括参与国际组织的教育事业、对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开发两大内容。
日本从1988年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亚太地区教育开发计划”“亚太地区全面普及教育事业计划”，90年代参与“艾滋病教育事业”“女性识字教育”“环境教育”“IT教育”等合作项目。日本还积极参加经合组织教育研究与改革中心的“提高教育质量”“成人继续教育培训”等研究课题，实施“学生学习程度调查”（PISA）等事业，也参与了亚太经合组织人才培养领域的相关活动。
日本的国际教育开发始于20世纪60年代，进入21世纪后则愈益加强。2000年，日本首相咨询机构“对外经济合作审议会”提交报告《推进“重视人的经济合作”》，将教育、人才培养等“以人为中心的开发”确立为21世纪的经济合作方式。2002年日本政府在八国首脑会议上宣布要“加强对低收入国家教育领域的开发”，计划五年内提供政府开发援助2500亿日元。[39]
21世纪初，日本的对外教育开发表现出两大新特点：一是重视对发展中国家初等、中等教育的开发。日本政府指出：“国际社会的开发援助观念逐渐发生了变化。……正日益重视以基础教育为主的合作”。[40] 2002年，日本政府将“加强对基础教育领域的开发”列为对外教育开发的政策内容之一。二是加强国内的教育开发体制。2001年文部科学省设立“国际教育合作恳谈会”，“反复研究了将日本的知识资源全面有效地用于国际开发合作的方法”，“呼吁为了实现日本国际教育合作的质的转变，有必要从根本上完善国内体制”。[41]据此，文部科学省建立了教育开发的两大国内体制：①从2002年开始建立国际教育合作“据点体制”。以广岛大学与筑波大学为中心，联络大学、非政府组织、企业，有组织、系统地全面利用日本的资源，开发发展中国家的初等中等教育。[42]②从2003年开始设立“国际开发合作支援中心”，旨在促进大学间、大学与技术顾问、国外大学、非政府组织间的合作，使各界有组织地参与国际教育开发。
上述三方面内容中，针对日本人的国际化可谓“内部国际化”，针对外国人的国际化可谓“外部国际化”，教育合作与开发的国际化可谓“开发国际化”。三者既有各自独立的内容，又相互联系，互相促进，共同构成了日本国际化教育体系的全貌。
（三）“国际化”教育政策的问题及启示
20世纪60年代以来，日本始终及时把握并引领了全球教育的国际化浪潮，其教育国际化水平位居世界前列。然而，日本的教育国际化亦存在一些问题。
1.针对日本人的教育国际化具有两面性
日本政府通过学校教育的各个阶段，以各种形式培养了具有国际素养的日本人，为日本经济的全球化发展提供了丰富的人力资源，也为应对新时代的国际竞争做好了准备。
然而，针对日本人的教育国际化内容本身却具有两面性。日本政府曾明确提出：“必须深刻认识到，一个好的国际人就是一个好的日本人，必须确立培养爱国心的教育、使学生切实具备日本文化个性的教育以及加深理解外国文化与传统的教育。”[43]修改后的《教育基本法》亦规定教育目标之一为：“尊重传统与文化，热爱养育我们的国家与乡土，培养为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发展做贡献的态度。”[44]也就是说，针对日本人的国际化，一方面强调“国际视野”“理解外国”，具有外向性、开放性的一面；同时又强调“爱国心”“传统”，具有内向性、保守性的一面。这两个侧面统一于日本的国际化教育政策之中。弘扬本民族传统与特性，本身无可厚非，问题在于日本所谓的“爱国心”存在很大问题。众所周知的“历史教科书事件”即是一个典型例证。20世纪80年代及21世纪初，日本政府两次公然批准美化对外侵略的历史教科书。[45]此举表面上看是通过教育来加强国民所谓的“爱国心”，但实则“误国愚民”，不利于培养国民真正的历史认识和国际意识，阻碍了日本与周边受害国的“历史和解”，直接影响了日本与周边国家正常的国际交流。事实证明，过分强调“爱国”与“传统”，甚至不惜为此牺牲真理与正义，必将阻碍日本人、日本教育真正的国际化。
2.针对外国人的教育国际化有待加强
在知识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教育服务成为重要的新兴产业。日本政府大力推行针对外国人的语言教育、留学教育等，促进了本国教育服务业的发展，有利于推动知识经济的振兴。
但是，日本针对外国人的国际化教育与欧美国家尚有一定差距。就对外语言教育而言，2009年，托福考试（TOEFL）在全球165个国家及地区设有4500个考场，报考总人数累计达2500万人，而日语能力考试仅在53个国家和地区的173个城市设有考场、报考总人数累计674万人。2009年，留学美国的研究生入学考试（GRE）考试在16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有700个考场、考生63.3万人，而日本留学考试仅在日本国内15个城市、日本以外16个城市举办，考生共计44396人。[46]日本对外语言教育及考试的规模，与欧美国家不可同日而语。另就接收外国留学生的规模及水平而言， 2008年度各国高等教育机构的外国留学生人数及比例，日本132720人、占3.8%，美国671616人、占6.1%，英国415585人、占27.0%。[47]无论在留学生人数上，还是在高等教育机构中所占比例，日本均落后于英美两国。日本政府也一直致力于缩小这一差距。然而，一个国家的对外吸引力是全方位的，日本只有继续提高科技水平及综合国力，不断扩大国家的整体开放程度，才能切实提高针对外国人的国际化教育水平。
3.教育的国际合作与开发面临新课题
50余年来，在“人力资本论”的指导下，在知识经济发展的大潮中，日本积极参与了国际教育合作与开发。这既有利于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也有助于欠发达国家的国民获得受教育的机会，符合世界教育发展的大趋势。
然而，日本对外教育开发的重点是初等、中等教育，属于培养国民基本素质的义务教育范畴，开发过度则将有损被开发国家的教育自主权，甚至削弱被开发国家人民的民族性及其传统文化，有文化侵害之虞。[48]因此，在教育开发的过程中，如何平衡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利益，是日本乃至世界各国所面临的新课题。
日本教育的国际化虽面临上述问题，但总体而言，在纵向的发展历程方面，其地位经历了不断提升的过程；在横向的内容方面，建立起了日臻完备的国内体系。日本教育的国际化发展已经达到一定的高度与维度，体现着当今世界教育发展的潮流与水平。
4.日本教育国际化对我国的启示
我国教育正在加速适应国际化的步伐，并取得了一定成就，但在国内体制、对外教育开发等方面尚落后于日本。日本教育国际化的经验，可以为我国提供如下启示：
首先，从日本教育国际化的历程中，去理解教育国际化的必然性。因而，应将教育国际化提高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各级政府及教育部门通过政策指导、经费支持、扩大宣传等方式，切实加以推行。
其次，从日本教育国际化的内容体系中，充分认识教育国际化的广泛性。一方面在各级教育机构加强国际理解教育，鼓励各级学生出国留学等，以提高我国的“内部国际化”水平；另一方面着力实现对外教育服务的升级，在继续推广对外汉语教育的同时，通过扩大开设英语授课的留学生课程等，提升国内高等教育机构的对外教育服务能力。此外，也要积极拓展各种途径，将我国的教育资源用于世界教育的发展。
进而，从日本教育国际化的问题中，清醒意识到教育国际化的复杂性。既要客观认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奋起直追，又要注意保持“国际化”与“民族化”的适当平衡，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
总之，研究日本的教育国际化，总结吸取其经验教训，将有助于更好地推进我国教育国际化的发展。
二、对外教育援助战略政策及其启示
“对外教育援助”是指一个国家或国际组织对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教育发展所提供的人力、物力或财力等方面的援助，在国际上始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在美国于20世纪60年代被立法化，在日本于20世纪80年代被国策化，迄今已成为一种国际潮流。近年来，我国也在不断加强对外教育援助政策。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明确规定：“加大教育国际援助力度”“提升我国教育的国际地位、影响力和竞争力”。2015年党中央制定的“十三五规划”中也包括：“扩大对外援助规模，完善对外援助方式，……扩大科技教育、医疗卫生……等领域对外合作和援助。……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广泛开展教育、科技、文化、旅游、卫生、环保等领域的合作”。可见，教育援助已被确立为今后我国对外援助的重要领域之一。2016年7月，教育部公布了《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计划逐步加大我国对外教育援助的实施力度。2018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加快提升”，强调要进一步“扩大教育开放”。[49]可见，对外教育援助与发展也已成为我国的基本国策之一。
因此，系统考察日本对外教育援助政策的战略地位、项目机制及地区特征、实施体制、主要功能等，把握国际教育援助的总体趋势，借鉴发达国家对外教育援助的经验，将为我国今后更好地开展对外教育援助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参考。
（一）对外教育援助的战略地位
对外教育开发援助是国际社会的大势所趋，是发达国家开展政府开发援助的主要领域之一。日本始终走在国际教育开发援助潮流的前列，以“教育合作”之名，将教育援助置于其国家对外援助战略的重要地位。
1.国际教育开发援助的潮流
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来至今，对外教育援助一直是国际社会普遍重视的一个开发援助领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先后主持制定实施了一系列教育开发援助计划，主要包括“拉丁美洲初等教育扩充重要计划”（1956—1966年）、“卡拉奇计划”（援助亚洲初等教育、1960—1980年）、“阿迪斯阿贝巴计划”（援助非洲初等教育、1961—1980年）、“亚太地区万人教育计划”（1987—2000年）、“万人教育（EFA）世界宣言”（1900—2000年）、“达喀尔行动框架”（对EFA的修正、2000—2015年）、“可持续开发教育（ESD）”（2005—2015年）等。
而且，教育开发援助在联合国的整体开发援助计划中也居于重要地位。如表1所示，在联合国2000年制定的“千禧年开发目标（MDGs）”（2000—2015年）中，教育位居第二、三位；在联合国2015年批准的“可持续开发2030议程”（2015—2030年）中，教育为第四、五项。2015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其总部召开了“教育2030高端会议”，并通过了“教育2030行动框架”，其中开篇即称：“教育，是‘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核心，也是成功实现所有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键。”[50]
表1 教育援助在联合国长期开发援助计划中的地位[51]
世界银行也积极参与、极为重视国际教育开发援助。世界银行自1962年实施突尼斯中学建设项目开始，至2011年共在全世界实施了1500个项目、投资690亿美元；世界银行对教育领域的财政支援，自2000年“千禧年开发目标（MDGs）”制定以后的10年间不断增加，仅2010年便达到50亿美元。[52]世界银行还先后制定了专门的教育援助战略，包括《教育优先课题与战略》（Priorities and Strategies for Education：A World Bank Review，1995年）、《世界银行教育部门战略》（World Bank Education Sector Strategy，1999年）、《教育部门战略更新》（Education Sector Strategy Update，2005年）、《教育部门战略2020》（World Bank Group Education Strategy2020，2011年）。其中《教育部门战略2020》（2011年）开篇便指出了教育的重要地位：“教育是开发与成长的根基。接受教育，是《世界人权宣言》与《联合国儿童权利条约》规定的基本人权，也是对开发的战略性投资。从改善保健状况、农业革新到基础设施整备、民间部门发展，其他所有领域的开发成果，都可通过人心来实现。要完全确保发展中国家享受到这些恩惠，就需要使之学习全世界积累的各种理念，通过创新，解放人心的潜力。届时，其最佳途径便是教育。”[53]即强调在对外开发援助活动中，教育是“根基”“战略性投资”“最佳途径”。目前，世界银行在全球实施的17个开发项目中，“教育”位居第三。[54]
另外，从主要发达国家的动向来看，2010年至2014年间，在经济合作与开发组织（OECD）下属的开发援助委员会（DAC）的成员国中，对教育援助投入政府开发援助（ODA）最多的前五个国家及其所占比例分别是德国（19.9%）、法国（17.1%）、英国（13.1%）、美国（10.8%）、日本（7.8%）。[55]也就是说，国际对外教育援助的前五大出资国与G8（现今世界八大工业领袖国联盟）的前五位相一致，对外教育援助的实施力度与其国家总体实力成正比。
可见，对外教育援助是国际社会、特别是发达国家普遍重视的重要开发领域，实施对外教育援助是一种国际大趋势。
2.日本对外教育援助的战略地位
对外教育援助也是日本政府对外开发援助的重要课题之一。在日本外务省所列的ODA项目中，开发援助的15个重点课题首列“保健与人口”“水与卫生”“教育”。[56]日本ODA的官方实施机构——国际协力机构（JICA）在其2015年度报告书中指出：“教育，是所有开发的基础。……教育对于世界和平、促进相互理解必不可缺，发挥着重要作用。”[57]在JICA所列的对外援助实施项目中，“教育”居于首位，在其2015年公布的教育战略中，将以“持续学习（Learning Continuity）”为核心的各个阶段的对外教育援助（婴幼儿护理及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职业技术与教育·训练、高等教育、识字·成人教育），置于实现所有对外开发援助目标（合作关系、和平、森林·生物多样性、海洋资源、气候变动、消费、都市·居住、减少不平等、基础设施、雇佣·经济增长、能源、水·卫生、女性、保健、粮食·营养、贫困）的核心地位。[58]
另外，从援助资金的分配比例来看，如表2所示，2014年度日本政府用于对外教育援助的资金占ODA总量的4.87%，居社会开发领域之首。[59]
表2 2014年度两国间政府开发援助（ODA）的各领域经费分配比[60]单位：百万美元
从日本对外援助的整体人员配备来看，教育领域也处于优先地位。例如，日本政府2017年秋季招募的对外援助志愿者共132项、1341人，其中所需人员最多的“人力资源”（共51项、共计749人，占总项目的39%、总人数的56%）中[61]，需要30人以上的项目几乎均属教育领域：青少年活动34人、环境教育46人、日语教育53人、理科教育61人、数学教育34人、体育63人、小学教育119人、幼儿教育33人。[62]也就是说，教育领域的对外援助人员共443人，占“人力资源”总人数的59%。
日本政府不仅将“教育”置于对外援助战略的重要地位，而且也强调对外教育援助本身的战略性。早在2005年，日本政府便制定了《文部科学省的国际战略》，将教育国际化提升到了“国际战略”的高度，其中便包括对外教育援助。[63]日本政府制定实施的新《开发援助大纲》（2015年）中也特别规定，有效实施包括教育援助在内的对外援助的首要原则便是“加强战略性”：“要使我国开发援助的效果最大化，重要的是确保战略性，即政府与实施机构一体化，与各相关方面合作，汇聚我国拥有的各种资源，确保开发援助政策的制定、实施及评价的一贯性。”[64] 2015年9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联合国可持续开发峰会上，将日本的对外援助政策归结为“为了和平与成长的学习战略”，也就是将整个国家的对外援助战略聚焦于“教育”。为了实施该战略，同年10月，国际协力机构（JICA）制定了对外教育援助的最新战略文件——《JICA教育协力立场文件》，其中强调：“2015年，……新制定了‘2030可持续开发目标（SDGs）’中的教育目标（SDG4）。……为了实现SDG4，重要的是制定与实施更有效的政策及战略，JICA为了加强在发展中国家的援助措施、实现其目标，制定了本立场文件。”[65]
在上述对外教育援助的战略性文件中，日本政府公开提出的对外教育援助战略主要涵盖了三方面内容：第一，战略的总体目标，基本上与上述联合国的“千禧年开发目标（MDGs）”“可持续开发2030议程（SDGs）”的教育目标相一致；第二，战略的项目机制，主要包括教育援助的项目类别、援助方式、主题内容、地区特征等；第三，战略的实施体制，主要指实施对外教育援助时的日本国内各方协作机制。涵盖上述三方面内容的日本对外教育援助战略，发挥着外交、经济、文化及社会等功能。
（二）对外教育援助的项目机制及地区特征
近十几年来，日本的对外教育援助在基础教育、职业技术教育、高等教育等三大领域全面展开，采用无偿资金援助、技术合作、志愿者及市民参加、有偿资金合作（日元贷款）等四种形式，援助的地区包括亚洲、非洲、中南美洲、大洋洲、欧洲等世界各地，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项目机制，且具有鲜明的地区特征。
1.近年来日本对外教育援助的实绩
21世纪以来，日本的对外教育援助项目主要在基础教育、职业技术教育、高等教育三大领域展开，实施的方式主要包括无偿资金援助、技术合作、志愿者、日元贷款四种形式。
2015年10月，国际协力机构（JICA）公布了近15年来日本在基础教育、职业技术教育、高等教育等领域内的对外援助业绩，如表3所示。
表3 日本的主要对外教育援助项目（2000—2015年）[66]
从对外教育援助的资金来看，在2009—2011年间，日本共投入956.38亿日元，其中基础教育占53.4%（510.65亿日元）、高等教育占29.4%（281.19亿日元）、职业训练占12.9%（123.02亿日元）。另外，在援助的方式上，无偿资金援助占44.4%（424.64亿日元）、技术合作占28.8%（275.67亿日元）、志愿者及市民参加项目占18.8%（179.58亿日元）、有偿资金合作（日元贷款）占8.0%（76.49亿日元）。[67]
可见，21世纪以来日本的对外教育援助中，基础教育、无偿资金援助所占比重最大。
2.今后日本教育援助的重点领域
2015年，日本的国际协力机构公布了新的对外教育援助战略，其中将今后计划实施的对外教育援助归纳为“高质量”“公正且可持续”“知识共创”“包容且和平”四大重点领域，并提出了相关的具体措施。[68]
第一，“改善学习的高质量教育”——主要针对基础教育，兼及高等教育质量。
该方面的援助可分为四个部分：①针对基础教育的援助，提出“改善学习的综合路径”。由原来单纯提高教师能力这一单一路径，发展为加强“学习循环圈”这一综合路径，即确保课程、教科书、学习资料、授课、学力评价的一贯性。同时，将通过相关的国际组织、地区组织，援助理科教育、教师的教学研究、改善学校运营等，以“促进全球性、地区性的相互学习”。②援助针对全球性课题的教育。将加强有关环境、人权、民主主义、和平、异文化理解等地球市民所必需的教育，推进国际议程“可持续开发教育（ESD）”“地球市民教育（GCED）”。③与国际教育质量评估机构合作。具体包括世界银行的SABER（“教育基准评定”）、经济合作开发组织（OECD）的“开发PISA”（“为了开发的国际学习达成度调查”）、非洲的SACMEQ（为测定教育质量的东南非联盟）、东南亚教育部长组织（SEAMEO）的地区学力调查、法语圈非洲的PASECPASEC（“学校教育体系分析项目”）、中南美的LLECE（“拉丁美洲教育质量评价研究”）等。④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尤其关注工学教育的质量，同时将援助东盟大学联盟（AUN）、东南亚教育部长组织·高等教育开发中心（SEAMEO RIHED）等机构，参与东亚地区内确保教育质量、统合高等教育制度的教育合作。
第二，“支撑公正且可持续发展的教育”——针对职业技术教育、行政人才培养。
该方面的援助主要分为三大部分：① “有关体面工作（Decent Work）的技能开发”，通过教材开发、师资配备、职业介绍、采用技能检定制度等，援助职业技术教育。② “产学合作培养产业人才”，以各国的主要工学大学为对象，通过支援提高教师能力、设施建设、充实教育研究器材、促进产学合作等，提高大学的教育及研究能力，培养产业人才。此外，还支援各类产学合作活动以培养社会所需人才，如实习、企业研讨、企业冠名讲座等。③ “培育国家建设所需的行政官员等基础人才”，继续实施“人才培育奖学计划（JDS[69]）”，支援培育行政、公共政策、经济、法律、社会科学等领域的行政官员。
第三、“建设知识共创社会的教育”——针对高科技人才培养。
该方面的援助包括两个层面：① “培育科技创新人才”，首先将继续重视支援初等中等教育中的数理科教育，以提高作为科技创新基础的基础数理能力；其次是支援高等教育机构的创新人才培养，发挥日本的工学教育特长，援助日埃科学技术大学（E-JUST）、马来西亚日本国际工科院（MJIIT），在非洲继续支援肯尼亚的乔莫·肯雅塔农工大学，在亚洲继续支援工学据点大学的共同研究及网络化，同时通过SATREPS（应对全球性课题国际科学技术协力项目），继续支援发展中国家与日本的研究者开展共同研究、培育研究人员。② “知识的网络化”，支援东盟工学高等教育联盟（AUN/SEED-Net）及泛非洲大学联盟（PAU）建成区域内的头脑循环平台，通过促进区域内留学、建立大学联盟、开展共同研究等，建立有助于解决区域内共同课题的地区知识网。同时，将继续推进“留学生30万人计划”（2008—）。
第四、“支持建设包容且和平社会的教育”——针对弱势、受灾群体的教育。
该方面的援助包括三部分：① “对弱势群体的教育支援”，援助穷人、女性、残疾人、少数民族等弱势群体接受教育。② “对战争及受灾地区的教育支援”，支援受灾国家进行儿童受灾心理治疗、防灾教育、改建或新建防震学校，改善长期受战争影响的国家及地区的学校运营等。③“培育国家长期建设及和平建设所需人才”，如在阿富汗实施了“未来之桥——核心人才培育项目（PEACE），接收农业、农村开发及基础设施领域的行政官员、大学教师等赴日攻读硕士课程，该项目至2016年累计接收500人[70]。”
3.对外教育援助的新增长点
在国际上，对外教育援助的侧重点经历了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国际教育援助重点针对高等教育及职业教育；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国际教育援助的重点开始倾向于基础教育。目前，日本的对外教育援助战略中，又出现了如下两个新的侧重点。
第一，重视对女子教育的援助。
在日本2015年公布的对外教育援助战略中，多个方面都特别强调对女子教育的援助。例如，在关于援助培养科技创新人才方面，强调“以非洲为中心，人们更加重视初等中等教育中，尤其是对女生的数理科教育。在高等教育领域，通过在日本的非洲留学生事业中设置女性比例，支援扩大理工科女性研究者及实务者”；关于援助弱势群体接受教育问题，强调“①在女子处于弱势的国家及地区，通过援助女子就学、建立男女分厕，完善利于女子的学习环境。②重视初等、中等教育中的女子数理科教育，通过支援女子理工科高等教育，扩大作为年轻人模范的理工科女性研究人员及实务人员。”[71]
此外，2015年3月，日本与美国签署了“推进世界女子教育的日美合作”协议，[72]这标志着日美两国今后将在国际上联合推进对女子教育的援助活动。2016年5月，日本专门举办了“教育峰会2016——通过教育实现女性权利”，来自国际机构、援助组织、NGO、大学相关人士等130人与会，共商对女性教育投资的重要性及实施途径等。
2016年5月，在伊势志摩七国首脑峰会上，日本政府推动首次将女性问题列为G7首脑峰会的议题。随后，日本政府在其对外开发政策中，将女性问题单列为一个新领域，公布了“推进女性活跃的开发战略”，计划在2016年至2018年的3年间，援助发展中国家培养约5000名女行政官员、援助改善大约5万名女学生的学习环境。[73]
第二，重视对婴幼儿教育的援助。
世界银行公布的《教育部门战略2020》（2011年）中强调“有必要从早期奖励学习”，指出：“脑发育的最新研究表明，要使成长中的儿童大脑得到适当发育，在大大早于正式学校教育开始（6—7岁）的时期，更需要营养。对胎儿健康、早期培育项目（包括教育、健康）的投资，对于引出潜在性必不可缺。……若幼儿期获得基础技能，则可能终生学习。因此，教育始于初等教育这一原有观点，已为时过晚。”[74]
日本也颇为重视对幼儿教育领域的援助，日本政府于2015年公布实施的对外教育援助战略中规定：将“为了促进儿童的综合成长、提高意愿，加强支援婴幼儿的看护及教育（ECCE）”，“实施学龄前儿童及在校残疾儿童的教育需求评估，根据每个人的学习需求实施支援”等。[75]
可见，近年来，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社会，已开始将教育援助的重点领域转向女子教育、幼儿教育等新兴领域。
4.教育援助的地区特征
当今世界共有195个国家，其中150多个国家被称为“发展中国家”。截止到2013年3月，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在全球约100个国家实施了教育援助，这些援助呈现出一定的地区特征。
第一，以往教育援助的地区性比重。
如表4所示，从日本2009年至2011年间投入各地区的教育援助资金比例来看，亚洲占41.6%（397.47亿日元）、非洲占41.2%（393.99亿日元）、中南美洲占6.9%（66.44亿日元）、中东占4.9%（46.9亿日元）、大洋洲占3.9%（36.93亿日元）、欧洲占0.8%（7.78亿日元）、其他占0.7%（6.87亿日元）。其中，在亚洲，所占比重最大的是高等教育（技术援助34.86亿日元、有偿资金援助71.50亿日元、无偿资金援助70.45亿日元、志愿者派遣等12.26亿日元），其次是基础教育；在非洲，所占比重最大的是基础教育（技术援助50.83亿日元、无偿资金援助189.16亿日元、志愿者派遣等35.34亿日元），其次为职业训练。
表4 国际协力机构（JICA）对外教育援助金额及其比例（2009—2011年）[76]
也就是说，亚洲和非洲均为日本对外教育援助的重点地区，而亚洲又以高等教育、日元贷款为主，非洲则以基础教育、无偿资金援助为主。
第二，目前对外教育援助的地区性倾向。
首先，重视非洲地区。
近年来，日本政府进一步加强了对非洲地区的教育援助。例如，在第5次非洲发展会议（TICAD，2013年6月、横滨）上，日本政府承诺将从2013年开始的5年间，新向非洲的2000万儿童提供高质量的基础教育环境，包括支援扩充数理科教育、扩充改善学校运营等。[77]此次会议新确定了“非洲青年产业人才培育倡议（ABE）”：计划在5年内接收1000名非洲年轻人就读于日本的研究生院，学习工学、农学、经营学、政治学等硕士课程，并为其提供在日本企业实习的机会。2014年9月第一期接收了来自非洲8个国家的156人、2015年9月第二期接收了来自非洲33个国家的317人。2016年8月末至9月初，第三期接收了来自非洲48个国家的353名留学生。[78]
在日本政府2015年公布的对外教育援助战略中，也将援助非洲教育列为重点课题之一：在职业技术教育领域，“将接收各国将来担当产业开发的优秀年轻人赴日留学”，“继续实施日本企业提供实习的‘非洲青年产业人才培育倡议（ABE）’，计划到2017年共接收900人”；在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方面，将继续支援肯尼亚的乔莫肯雅塔农工大学等。[79]
进而，在第6次非洲发展会议（TICAD，2016年8月、肯尼亚）上，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公布了“非洲青年产业人才培育倡议（ABE）2.0”，宣布将通过研究、实习、商务实践等，为非洲培养产业人才约3万人。同时，还计划在2016年至2018年的3年间，援助非洲培育产业人才1000万名，为非洲培育数学及理科教师约2万人。[80]
其次，关注亚洲地区。
对于东盟各国，在2013年12月日本·ASEAN特别首脑会议上发表的“日本·ASEAN友好合作前景声明”中，日本承诺将在5年内提供3000亿日元，援助东盟培育1000名防灾人才；在2015年11月的日ASEAN首脑会议上，日本宣布了“产业人才育成协力倡议”，承诺将在今后3年内，援助东盟国家培育产业人才4万人。对于湄公河地区，在2015年7月的日本与湄公河流域国家峰会上通过的《新东京战略2015》中，第二项即为“培养各产业人才”。对于南亚地区，日本提出“在南亚等国，仍存在失学儿童及文盲，将支援其实施识字教育、生存技能、替代项目等非正规教育”。[81]对于中亚，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于2015年10月访问中亚5国时，承诺将援助该国采用日本型工学教育、培育高级产业人才。[82]
2016年6月，日本内阁通过了“日本再兴战略2016”。根据该国家战略，日本外务省、国际协力机构开始制定实施新的亚洲人才培养奖学计划——“创新的·亚洲”：计划与东盟各国及印度、斯里兰卡等14个亚洲国家的大学缔结协定，利用日本政府的ODA，从2017年度开始的5年间，招收这些国家的1000名从事科学技术研究的优秀学生赴日，在日本就读研究生、赴日本企业实习等，最终使这些优秀人才就职于日本国内的企业，从而开发亚洲发展中国家的优秀人才，以服务于日本的创新发展。[83]
最后，关照其他地区。
对于中东地区，首相安倍晋三于2015年1月访问中东各国时，承诺将向整个中东地区新提供25亿日元的支援，“育人”为其中的一项。[84]对于中南美洲地区，日本将继续在教育等领域援助其地震灾后的复兴。对于大洋洲，日本将从2016年度开始实施“大洋洲岛国领导人教育支援项目（Pacific LEADS）”，为太平洋岛国培养100名核心行政官员。[85]对于欧洲地区，日本从2006年开始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推广“IT教育近代化项目”，截止到2015年8月，先后通过派遣专家、编译日本的IT教育教材、提供IT教员用的器材及学生用PC、资助该国IT教师赴日研修等方式，对其进行了支援。[86]
可见，在未来几年内，日本仍然会将对外教育援助的重点放在非洲、亚洲地区，同时也会兼顾其他欠发达地区。
（三）对外教育援助政策的国内实施体制
日本政府大力提倡“举日本之总力、与国民携手的开发援助”[87]，建立起了有机协作的国内实施体制，将各中央政府机构、各级教育机构、民间企业、非政府组织（NGO）、普通国民等不同程度地纳入到了对外教育援助的实施过程中。
1.政府机构的主导作用
在日本的中央政府机构中，外务省负责对外教育援助政策的规划与制定，发挥着核心作用。外务省内设有“国际协力企划立案本部”，下辖“综合外交政策局”“地域担当局”“国际协力局”。其中，2006年8月设立的“国际协力局”首先与地域担当局协商对外援助的方针、对各地区的援助项目、重点援助项目等，然后负责综合制定对外援助政策，发挥着协调政府所有相关部门的作用。
对外政府开发援助政策的实施机构是国际协力机构（JICA）。该机构下设25个部，其中的“人力开发部”专门负责对外教育援助事务，其下设的“基础教育组”负责基础教育等（包括非正式教育）的对外援助，“高等教育·社会保障组”负责高等教育、技术教育、职业训练等方面的援助。2015年的《国际协力大纲》中要求“加强制定政策的政府与负责实施的独立行政法人国际协力机构（JICA）之间的紧密合作，明确各自的作用及责任分担，进一步改善各自的能力、体制、制度。……也要注意JICA与企业、NGO、地方政府、大学及研究机构、国民等的联络，发挥其国内据点机构的作用。”[88]也就是说，在日本对外教育援助的实施过程中，国际协力机构（JICA）发挥着联系政府与民间各方面的枢纽作用。
日本文部科学省也是参与对外教育援助活动的重要中央政府部门，其组织机构、相关业务及活动也大多与对外教育援助有关。例如，其下设的“大臣官房”内设有“国际课”，初等、中等教育局内设有“国际教育课”，高等教育局内设有“学生·留学生课”，科学技术·学术政策局内设有“研究开发基础课”，研究开发局内设有“开发企划课”，另外还单独设有“国际统括官”。也就是说，在文部科学省下设的8大部门中，仅有2个部门（终身学习局、研究振兴局）未设立与“国际”“开发”有关的科室。[89]在文部科学省下辖的各项事务中，专门列有“国际教育——国际教育协力”，主要包括招聘现职教师参加青年海外协力队、召开“国际协力推进会议”、举办“国际教育协力恳谈会”、举办“国际教育协力日本论坛”等。在文部科学省2001年以后至今出版的《文部科学白皮书》中，均列有专门章节介绍对外教育援助的相关政策及措施。
另外，从日本政府各中央省厅的政府开发援助（ODA）经费份额来看，文部科学省2016年度的开发援助预算（144.63亿日元）居第3位，支出领域主要是以“技术协力”形式的对外教育援助（143.79亿日元），内容包括：
（1）推进留学生交流（140.44亿日元）。
为促进培养活跃于全球化社会的人才、提高日本高等教育机构的国际竞争力，实现“留学生30万人计划（2008年—）”，而推进日本学生赴外留学（2014年在海外的日本人留学生8.1万人）及接收外国留学生（2015年5月在日本高等教育机构及日语培训机构的外国人留学生20.8万人），并完善培养全球化人才所必要的环境。例如，公费接收发展中国家的外国人留学生赴日就读高等教育机构，向自费赴日留学的外国留学生支付奖学金等。
（2）其他（335百万日元）。
在针对外国人的日语教育、教育、文化、体育等各个领域，接收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人员，并向发展中国家派遣专家。此外，还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办的政府间事业，援助东南亚教育部长组织（SEAMEO）的活动等。[90]
2.各级教育机构的积极参与
日本的中小学及大学等各级教育机构均广泛参与了对外教育援助，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在大学设立对外教育援助的研究及人才培养基地。
文部科学省从2002年开始建立对外教育援助的“据点体制”。以广岛大学、筑波大学为中心，联络大学、非政府组织、企业等，有组织、系统地全面利用日本的资源，开发发展中国家的初等、中等教育。[91]继而，从2003年开始设立“国际开发合作支援中心”，旨在促进大学间、大学与技术顾问、国外大学、非政府组织间的合作，使各界有组织地参与对外教育开发。另外，国际协力机构（JICA）从2011年开始与上智大学签署了为期5年的“战略性援助同意书”，旨在使该大学为日本的对外援助活动提供合作。2016年8月，国际协力机构（JICA）再度与该大学签署了“综合合作援助协定”。根据该协定，上智大学将设立“国际援助人才培育中心”，为国际援助培育人才，并接收留学生等。[92]可以说，大学已经成为日本对外教育援助的“智库”及人才培养基地。
另外，大学在对外教育援助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便是接收日本政府资助的公费外国留学生。例如，日本累计有33所大学接收了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年轻行政官员作为留学生进行培养，仅2015年一年便新接收了241人；此外，关于产学官合作培养非洲产业人才项目，日本全国有71所大学、148个研究所接收了来自国外的研修人员；从2017年度起的5年间，日本的大学等将培养1000名亚洲优秀高端人才。[93]
第二，动员在职教师参加对外教育援助。
日本政府为了鼓励本国青年积极参与各类对外援助活动，早在1965年便建立了“日本青年海外协力队”。2001年，则进一步新创设了“青年海外协力队在职教师特别参加制度”，允许在职教师参加青年海外协力队、直接参与对外教育援助活动。截止到2015年3月，参加青年海外协力队的在职教师人数共计936人。另外，日本全国有34个教育委员会在教师录用考试中，对曾经参加过对外援助活动的应聘者给予特别加分。[94]日本政府还对教师实施“开发教育指导者研修”活动，并以“教师海外研修”的名义，将各级学校的现任教师派往发展中国家参与教育援助第三，在各级各类学校教育中开展“开发教育”。
为了普及对外援助的理念及知识，为对外开发援助培养后备人才，日本外务省专门派遣官员赴中学、高中、大学举办“ODA专场讲座”，讲解国际援助及ODA的相关内容；或者派遣青年海外协力队的回国人员赴各级学校举办“国际协力专场讲座”，介绍在发展中国家的援助经验及外国社会文化等。国际协力机构（JICA）还专门设有“JICA来访”时间，接待各级学校师生的来访及参观。另外，还为中学生、高中生设立“国际协力实际体验项目”。[95]日本政府于2015年颁布的《开发协力大纲》中明确规定，为了加强国际开发援助的实施基础，要“推进开发教育：通过学校教育等各种场合，知晓世界面临的各种开发课题的状况及其与我国的关系，培养将其作为自身问题而进行主体性思考的能力，同时培养积极参与解决各种问题的能力，推进开发教育。”[96]
3.与民间企业合作
日本政府认为：“支援中小企业利用ODA在海外发展，可将中小企业的优秀产品与技术用于发展中国家的开发，从而获得开发发展中国家、搞活日本经济的一举两得之效。”[97]从2012年开始，日本政府进一步加大力度利用ODA扶植中小企业参与对外援助活动，主要通过各种项目资助（为时几个月到3年，每项850万日元到1亿日元不等，从资金上支持民间企业参与对发展中国家的开发援助）。[98] 2015年《开发协力大纲》中也指出：“目前流入发展中国家的民间资金正大大凌驾于政府资金。鉴于此，需要充分考虑到，民间部门的活动正在成为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巨大原动力”，因此强调在今后的对外开发援助中将进一步“加强与我国中小企业等”的合作。[99]
民间企业参与对外教育援助的方式之一，是承担政府资助的对外教育援助项目，赴国外实施教育援助活动。例如，2010年至2016年，仅由国际协力机构（JICA）出资支持中小企业实施的对外教育援助项目便有19件：2010年有“混合型教育事业”（印尼），2011年有“与教育文化省合作的贫困儿童教育”（印尼），2012年有“教育服务事业”（印度）、“科学实验教育事业”（越南），2013年有“海外高等教育机构与日资企业合作的人才培育”（泰国、印尼）、“提高理科教师授课能力与改善学习环境”（肯尼亚）、“教育中的有声笔利用”（孟加拉国、缅甸）、“资助开发以儿童为中心的理科教材”（肯尼亚）、“以贫困儿童为对象的网络学习教育”（斯里兰卡）、“与NGO合作提高教育质量”（孟加拉国），2014年有“网络学习信息处理技术者考试（ITEE）对策讲座”（孟加拉国）、“中等教育与职业人才培养的网络学习事业”（孟加拉国）、“产学合作利用网络学习提高小学生的数学成绩”（印尼）、“以培育设计工程师的网络学习体系为中心的产学合作教育项目”（泰国），2015年有“利用ICT提高初等数学教育”（卢旺达）、“为提高政府机构职员的能力而导入学习管理体系（LMS）”（吉尔吉斯）、“IT人才培养”（缅甸）、“环境及卫生教育绘本的阅读销售事业”（印度），2016年有“理科映像基础销售事业”（印尼）。[100]从上述项目的内容来看，大多与IT产品、图书、映像等销售有关；从受援国的分布来看，南亚、东南亚地区占大多数。
民间企业参与对外教育援助的另一途径是接收外国留学生实习。例如，针对2014年开始的“非洲青年产业人才培育倡议（ABE）”项目， 2014年的156名留学生中有50人在30多家民间企业参加毕业实习，2015年赴日的317人在约100家民间企业参加了暑期实习。[101]
4.与市民社会合作
日本政府与市民社会合作实施对外教育援助活动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与非政府组织（NGO）合作，二是招募普通国民作为志愿者参加对外教育援助。
首先，日本政府与非政府组织（NGO）进行了广泛合作。日本政府向NGO提供资金支持，主要设有“日本NGO连携无偿资金协力”项目，该项目从2002年度开始（6亿日元、约60件），仅2012年度便对137个国家、1个地区、45个团体提供了总额约35亿日元（92件）的资金援助，其中“教育育人”项目约占31%。[102]日本政府还与NGO建立了各种定期对话机制，主要包括“NGO——外务省定期协议会”（1996年设立，NGO与外务省对话）、“NGO——在外ODA协议会”（2002年设立，利用ODA的NGO之间对话）、“NGO-JICA协议会”（NGO与国际协力机构对话）、“NGO-JICA日本办公桌”（在海外20个国家设立，支援NGO在当地的活动）等。[103]日本政府对于NGO参与对外援助给予了高度评价：“NGO在发展中国家及地区的教育、保健医疗、农业及农村开发、难民及国内难民支援、地雷处理技术指导等各个领域，正在实施高质量的开发援助活动。”[104]
日本国内有关对外教育援助的NGO也建立起了各种联盟。其中，“日本教科文组织协会联盟”（NGO）设立于1948年，目前成员包括日本全国约270个教科文组织协会，其最主要活动之一便是推行“世界寺子屋运动——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援助”，在东南亚各国（阿富汗、印度、尼泊尔从2002年开始，柬埔寨从2006年开始，老挝从2008年开始）的村一级行政单位中建立并推广“寺子屋”[105]，实施识字教育、初等教育、技术训练等教育援助。[106]此外，“教育援助NGO联盟（JNNE）”设立于2002年，旨在交换信息、调查研究、提高能力、政策建议、宣传活动等方面加强对外教育援助NGO之间的联络。[107]
其次，日本政府还鼓励国民个人参与对外教育援助活动。早在1965年，日本政府便建立了“青年海外协力队”，招募20—39岁的男女，作为志愿者派往发展中国家参与各种开发援助活动，截止到2015年12月31日，日本累计向88个国家派遣了40987名青年援助队员。1990年，日本政府又增设“中老年海外志愿者”，招募40—69岁的男女参与对发展中国家的开发援助，截止到2015年12月31日，共向73个国家派遣了5834名中老年志愿者。[108]在日本对外派遣的援助队员中，教育援助的参加者占了大多数，例如2017年秋新招募的对外援助志愿者（1341人）中，有关教育援助的志愿者（443人）约占33%。[109]
可见，日本国内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官民联合、有机协作的实施体制，从而为有效实施对外教育援助提供了制度保障。
（四）日本对外教育援助的主要功能
日本对外援助的出发点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其国家利益，而其推行的对外教育援助战略则兼具外交、经济、文化及社会等“三位一体”的功能，因此在实现其国家利益方面有着其他援助领域无可比拟的独特优势。
1.外交功能——加强国际话语权、增强国家软实力
日本的对外援助首先属于外交的范畴，“开发援助是……外交政策的最重要手段之一”。[110]而对外教育援助的主要外交功能，则是加强了日本的“国际话语权”。“国际话语权是指以国家利益为核心、就国家事务和相关国际事务发表意见的权利。它既体现了知情权、表达权和参与权的综合运用，也是行为主体追求其表达的语言能够被确认的权利。”[111]日本在推行对外援助时，力图“要主导国际性规范的形成，进而加强我国在国际机构及国际社会中的发言力、存在感。”[112]
日本首先是通过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教育援助项目加强其国际话语权。例如，日本早在1962年便首次与教科文组织合作，在东京召开了评价“卡拉奇计划”实施情况的第一届亚洲教育部长会议；从1988年参加教科文组织的“亚太地区教育开发计划”“亚太地区全面普及教育事业计划”；90年代以后参与了“女性识字教育”“环境教育”“IT教育”等国际教育援助合作项目。日本还向教科文组织提供教育援助信托基金，1970年提供信托基金支援“亚太地区教育开发计划”（APEID），2000年开始设立“教科文组织人力资源开发日本信托基金”，用于援助发展中国家的人才培养，截止到2013年2月，共出资63.1亿日元（约5740万美元）、资助了237个教育项目。[113]
其次，日本多次在重要国际会议上积极倡导教育援助问题。2001年，时任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在意大利热那亚召开的G8峰会发表的演讲题目为“教育在国家建设中的重要作用”。2002年，日本在联合国儿童特别大会上提出了“为了成长的基础教育倡议”。2008年，在日本北海道举行的G8峰会上，援助非洲教育问题被列为主要议事日程，日本不仅宣称将继续援助非洲普及小学教育，而且推动G8其他援助国一道为非洲教育援助的资金缺口而共同努力。在2010年9月的联合国千禧年开发目标（MDGs）首脑峰会上，日本首相菅直人宣布将从2011年开始的5年期间，提供35亿美元的对外教育开发援助，并提出了基础教育支援模式“school for all”[114]。2015年9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联合国可持续开发峰会上发表了以“为了和平与成长的学习战略”的演讲。可见，教育开发援助已成为日本在国际舞台上“发声”的主要途径之一。
对外教育援助还增强了日本的软实力。“软实力”是与经济、军事等硬实力相对的概念，是指一个国家凭借其价值观和文化对他国的吸引力和感召力，间接地改变他人立场、实现自身目的的能力。[115]日本文部科学省2005年的国际化教育战略中指出：“在国际社会中，在加强经济实力等硬实力的同时，关键是要考虑增强科技、学术研究、艺术文化、文化财产、生活文化及生活方式等日本文化之魅力的软实力。……教育及科技、学术、文化、体育应称为我国软实力的源泉”。[116]日本通过对外教育援助，切实地影响了受援国的教育发展。例如，日本从2006年开始援助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在实验高中使用日本的高中教材实施IT教育，该国从2010年开始在全国所有普通高中实施上述项目；日本从2006年度开始在柬埔寨实施教育援助项目“世界寺子屋运动”，柬埔寨教育省2013年决定在其全国建立寺子屋；2011年以后，日本国际协力机构开始援助缅甸编订小学一年级全部10门课程的教科书及教师用参考书， 2017年6月新学期开始时，日本援助编订的教科书及参考书发放到了缅甸全国130万名小学生、6万名任课教师手中，日本计划到2021年援助缅甸编写小学一至五年级的教科书及教学参考书。[117]日本通过上述教育领域的援助，无疑加强了对受援国的影响力。日本的新《开发协力大纲》也明确要求今后的对外援助将“不仅支援基础建设等硬件方面，而且要通过综合支援运营管理等体制、人才培养及制度建设等软件方面，积极运用日本的经验与知识见解。另外，鉴于国际社会对日本价值观及职业文化等日本特色的高度评价，也要注意运用包括日语在内的日本的软实力。”[118]
2.经济功能——发展知识经济、增强国家硬实力
国际社会及日本如此重视对外教育援助，其根源还在于“人力资本论”“教育投资回报论”“知识经济论”视域下对教育之经济功能的关注。
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提出“人力资本”理论、论证了教育在经济上的价值，世界银行遂于1962年批准了其第一个教育贷款项目，此后的教育贷款比重也呈增加之势[119]，最初的教育投资主要针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20世纪80年代初，世界银行经济学家乔治·萨卡罗普罗斯等提出了“教育投资回报论”，认为“发展中国家教育投资的回报率普遍高于固定资产投资的平均回报率（而发达国家并不一定如此），而在教育各领域中，初等教育的社会回报率和个人回报率在各级教育中都是最高的”。[120]于是，世界银行的初等教育贷款占教育贷款总额的比例逐年增加，[121]教科文组织也从1987年开始实施“亚太地区万人教育计划”（计划目的是到2000年亚太地区所有人均接受初等教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于1990年联合召开“万人教育（EFA）世界会议”、发表了“万人教育世界宣言”（到2000年完全普及初等教育等）。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经济学家罗默和卢卡斯提出“新经济增长理论”、论证了知识积累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源泉，“知识经济论”随之兴起。1996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表了《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的报告，将知识经济定义为建立在知识的生产、分配和使用（消费）之上的经济，指出在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知识经济时代，教育、文化和研究开发是知识经济的先导产业，教育和研究开发是知识经济时代最主要的部门，知识和高素质的人力资源是最重要的资源。于是，世界银行的《教育部门战略》（1999年）中提出了“全民优质教育”的战略目标，《教育部门战略更新》（2005年）中进一步明确指出：“……目的是帮助客户国家最大限度地发挥教育对经济增长和减少贫困的作用及影响，……加强面向知识经济的教育。”[122]
日本的对外教育援助同样发挥着促进其知识经济发展的功能。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日本经济界便提出“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正要急速向‘脱工业化’或曰‘信息化社会’阶段过渡”，并预见到“教育器械产业是信息化社会中更加有望发展的产业”。[123] 2002年，时任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提出了“知识财产立国”的国家战略。2005年，日本文部科学省的《文部科学省的国际战略》报告中称21世纪是“世界性知识大竞争的时代”“‘知识的国际化’，是支撑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创新源泉”。[124]前述2010年至2016年国际协力机构（JICA）出资支持的19件中小企业对外教育援助项目，便是日本政府扶植教育产业、发展知识经济的具体例证。日本2015年出台的对外教育援助战略仍然重视对日本教育产业的扶植：“关于课程，作为重要的基础学力之一，将继续重视日本具有知识见解的数理科教育。为了满足多样化的学习需求，将促进ICT（信息通讯技术）等日本教育产业的知识及经验的灵活运用。”[125]国际协力机构也公开承认：“JICA今后也将推进利用日本中小企业优质产品与技术的开发课题，以此支援中小企业的海外发展。……期待着通过市场推广本国中小企业的产品及技术。”[126]而中小企业参与对外教育援助的产品，在“职业训练·产业育成”领域主要为磨床、工作用机器、检查·测定机器等，在“教育”领域则包括在线学习系统、理科教材、理科实验器具等。[127]也就是说，对外教育援助实际上成为一种“试用品”，为日本知识产品的销售、知识经济的发展开拓着世界市场。
对外教育援助还隐性地支援日本的外贸出口战略。例如，作为重振日本经济的重要一环，日本政府于2013年5月制定了《基础设施体系出口战略》，计划到2020年达到基础设施出口30兆日元（2013年为10兆日元），并明确列出实现该目标的具体政策之一便是“对发展中国家实施教育援助（战略性接收留学生、充实加强高等教育机构，从中长期的观点支援发展中国家培养基础建设的相关人才）”。[128] 2016年5月修改的《基础设施体系出口战略》中进一步强调：“围绕着新兴国家不断扩大的世界基础设施需求，投标竞争将进一步激化”，因此有必要“培育全球性人才、构筑人脉网”，具体包括：“将在日本的研修作为‘对日本式基础设施的未来顾客的营业活动的一环’，在研修中，加深对基础设施中的日本价值观（安心、安全、舒适等）的理解”，“作为基础设施体系出口、获得海外市场的战略性措施，要充实日语研修、扩充促进理解日本社会及文化的研修与参观、确保研修人员的适当待遇等，……支援发展中国家培养利用‘日本品牌’的产业人才、培育知日派及亲日派、加强关系网。”[129]
对外教育援助也为日本企业的海外发展奠定了人脉基础。例如，对于2013年出台的“非洲青年产业人才育成倡议”（ABE倡议），日本政府公开宣传是为了建立日本企业与留学生之间的人脉关系，支援日本企业进入非洲，扩大日本企业的贸易机会。2015年3月，国际协力机构（JICA）专门举办贸易展览会，邀请非洲留学生参加，对希望进入非洲的90家生产销售学习材料、衣物等的公司提出了改善商品的意见。另外，加入ABE倡议的120余家企业也接收非洲留学生实习，并推荐留学生将来作为其当地的贸易合作伙伴。[130]
3.文化及社会功能——传播本国文化、提升国际形象
如前所述，日本文部科学省的对外战略中曾明确指出“在国际社会中，在加强经济实力等硬实力的同时，关键是要考虑增强……日本文化之魅力的软实力。”[131]反过来讲，日本的对外教育援助，也必然承担着传播日本文化的功能。
在高等教育领域，日本政府从1975年开始通过“文化无偿资金协力”，援助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机构及研究机构完善相关设施，其间便同时传播着日本的茶道、柔道、棒球等文化。“这些援助的设施，成为日本文化传播及与日本进行文化交流的据点，也具有加深对日本的理解、培育亲日感情的效果。”[132]在职业教育领域，日本的特定非营利法人（NPO）“复兴？京都”[133]在长期援助发展中国家的女性学习高级西式裁缝技术的培训项目中，将从日本全国捐赠的和服，用来做裁剪的布料，这无疑会将日本传统的和服文化与现代时尚服饰文化合二为一地、潜移默化地传播给受援国。在初等教育领域，则在接受其教育援助的学校中设立“日本周”，专门开设介绍日本文化的课程，利用日本玩具等各种各样的有趣方式，引起当地学生对日本文化的兴趣。[134]
除了上述附带的文化传播外，日本政府近年来还加大了对外教育援助的人员派遣力度，试图凸显“看得见的援助”。在海外从事教育援助的日本人，通过与当地政府及居民的亲密接触，大大提高了当地官民对日本文化的了解度，同时也提升了对日本国家的亲近度。2013年7月，非洲西部内陆国布基纳法索的国民教育与识字部长曾致信日本评价道：“日本的援助，不仅是资金上的援助，在人的贡献方面也很棒。致力于双边关系的日本人，非常活跃，职业意识强，喜欢当地。日本青年作为协力队员来到我国，与布基纳法索人共同生活，提供专业知识，非常人性化，可以说是通过人实施的援助”。[135]可见，日本在实施对外教育援助的同时，不仅同时传播了其本国文化，而且还为其赢得了良好的国际形象。
总之，日本的对外教育援助既具有增强外交软实力、发展经济硬实力的显性功能，又具有传播本国文化及提升国际形象的隐性功能，可谓一举多得之举。
结语：对我国的启示综合考察上述日本对外教育援助的战略地位、项目机制及地区特征、国内实施体制、主要功能等，可为我国今后实施对外教育援助提供如下借鉴。
第一，紧跟国际教育开发援助的潮流。
日本文部科学省、国立教育政策研究所、各大学等教育行政及研究部门始终在跟踪研究国际教育开发援助的最新动态，因此才能够走在该领域的世界前列。我国也应大力研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相关国际机构、日美等主要发达国家的教育开发援助政策，剖析其政策动因、发展历程、内容体系、发展趋势等。特别应着重研究世界银行推行教育开发援助的经济根源及理论基础、援助项目的实施及评价、援助资金的投入途径、新的教育投资领域等，究明其大力推行教育开发援助的经济运作机制，以便为我国的对外教育援助指出明确的发展方向。
第二，加强国内行政协作机制。
日本在推行对外教育援助的过程中，已经通过政策、资金、项目这一链条，形成了一个由各方面广泛参与的国内行政协作机制：中央的外务省、文部科学省等制定援助政策、划拨资金，国际协力机构（JICA）设定重点援助领域、调配资金，地方政府、民间企业、非政府组织（NGO）、大学等教育机构提出具体项目、获批后使用资金。而且，在每个援助项目的实施过程中，均重视事先调查研究、执行中加强协商、事后详细评估，从而确保了援助项目的效率性及良好效果。我国也应借鉴日本的上述经验，运用相应的政策、资金及项目，鼓励社会各方积极参与到对外教育援助事业中，以获得最大的援助效果。
第三，建立合理的项目机制。
日本对外教育援助的重点领域及相关项目，最初以职业教育、高等教育为主，90年代后期开始侧重初等教育，目前在全面支援初等、职业、高等教育的同时，又着重强调女子教育、幼儿教育。这一项目机制既与国际教育开发援助的发展大势一致，又灵活运用了其本国的各级各类教育资源。我国也应关注国际社会教育开发援助在各个教育领域的不同侧重点，利用我国在基础教育、女子教育方面的经验与优势，并根据世界各地区的实际需要，确立合理地教育援助项目，以便实现对外教育援助的利益最大化。
第四，动员全民支持及参与。
日本政府在推行对外教育援助政策时，还重视广泛宣传，以号召全体国民支持并积极参与。日本政府早在1987年便将10月6日[136]定为“国际协力日”、10月2日—10月8日为“国际协力周”，以使全体国民切身感受到对外援助的存在。2015年度的《开发协力白皮书》中倡导要实施“举日本之总力、与国民携手的开发协力”。2015年的《国际协力大纲》指出：“开发协力以国民的税金为资本。因此，为了确保开发协力所需资金，可持续地实施开发协力，国民的理解与支持必不可缺。基于此，要努力地积极进行与开发协力相关的有效的国内宣传，广泛、迅速、透明地向国民公开开发协力的实施状况及评价等，以国民易于理解的形式详细说明政策、意义、成果、国际评价等。”[137]我国也应向国民广泛宣传对外教育援助的必要性、功能性，及时公开援助项目的实施及资金使用情况，创设各种利于国民参与的制度，将国民的心力引向知识领域，促使其积极支持并参与对外教育援助。
总之，唯有认清对外教育援助的国际大势与重要功能，建立国内与国际一致、政府与民间协调的有机运作机制，才能更加快速有效地发展我国的对外教育援助事业，从而得以进一步在国际上增强并发挥我国的综合国力。
三、日本的“信息化”教育政策
（一）“信息化”教育政策的开端
日本的“信息化”教育政策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1969年12月，理科教育及产业教育审议会专门就信息教育问题提交了一个建议报告《关于推进高中的信息处理教育》，该报告中强调：“振兴信息处理教育乃为急务，其中的一环便是推进高中的信息处理教育”，进而建议在原有高中的“商业学科”中新设“信息处理科”，培养从事信息处理业务者；在“工业学科”中新设“信息技术科”，教授电子计算机的相关知识与技术，培养利用电子计算机从事工业生产业务者、以及生产电子计算机各种业务者；并建议加强高中信息化教育的设备与师资。[138] 1970年5月，日本内阁会议批准的《新经济社会发展计划》中，强调“为了促进信息化，以开发人的能力为目的，普及有效运用电子计算机和系统思考力的新教育，造就专门技术人才，成为当务之急”[139]，明确将“推进信息处理教育”列为“教育与提高人的能力”的六大措施之二。[140]
该时期，日本政府之所以将“信息化”纳入教育政策乃至国策中，是基于其对未来“信息化时代”的预测。1969年5月，内阁会议批准的《新全国综合开发计划》中写道：“在我国，今后……伴随着信息化、国际化、技术革新的发展，所谓的第二次产业革命急速推进，将会出现一个被称为‘信息化社会’的新型社会。”[141] 1972年3月，日本经济协议会提交的教育改革建议报告《新产业社会中人的形成——从长期的观点看教育的状态》中明确提出：“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正要急速向‘脱工业化’或曰‘信息化社会’阶段过渡”[142]，该报告指出：“脱工业化社会与工业化社会对照的话，不是均质产品而是多样的信息，不是均质而是多样，不是产品而是信息。……（脱工业化）社会越发展，我们就越必须总是正确地收集、选择、体现信息，并在此基础上自己向新的方向前进。……以往我们都是节约、积蓄、投入金钱，但在脱工业化社会，不是金钱与物质，而必须考虑信息本身的节约、积蓄、投入。……信息在平等地传播，但信息接受能力、信息接受意愿、信息表现能力、信息表现的意愿与研究等，每个人的差异很大”，“这就要求与农业时代、工业时代的学习不同的，新型的学习。”[143]
该时期教育的“信息化”举措，一方面仍处于起步阶段，即尚且停留在信息专业人才的培养方面，中小学的课程改革中并没有纳入该内容，即教育的“信息化”只是针对少数“精英”、而非普遍“大众”；另一方面，也为其在下一阶段上升为教育基本理念、被确定为基本国策奠定了基础。
（二）“信息化”教育政策的确立
临时教育审议会1987年的最终报告中，再次强调“21世纪将迎来信息化的新时代”，“教育本身必须积极实行相应的改革”。[144]基于这一基本认识，该审议会将“信息化”确立为教育改革的基本原则之一，并且提出：“教育与信息化的关系包括两个侧面，一是教育在社会的信息化中应发挥何种功能与作用，二是如何将信息化的发展成果应用于教育、研究、文化等活动中。”[145]教育的“信息化”具体包括四个方面：培养信息运用能力、将新信息手段用于教育活动、有计划培养领导信息化社会的人才、促进文教设施的信息化。[146]日本政府在确立了上述“信息化”教育政策后，便开始大力推行。
第一，信息运用能力的培养。
在初等中等教育领域，教育课程审议会1987年12月提出报告《培养主动适应社会信息化的基础素质》，建议初等中等教育的课程中培养信息的理解、选择、处理、创造所必要的能力，培养利用电脑等信息手段的能力与态度。根据上述建议，1989年的中小学课程改革中加入了“信息化”的内容，如初中数学、理科课程中增加了有关电脑的基础内容，技术·家庭科内新设“信息基础”领域；高中数学、物理等课程中增加了有关电脑的内容，另外在地理历史、公民课程中加入理解信息化社会特性的内容，高中普通及职业课程中均可设置“信息”等课程。[147] 1998年、1999年的课程改革中更加重视培养学生的信息利用能力，如新规定初中的技术·家庭科中要求必修“信息与计算机”内容，高中普通课程中新设置必修课“信息科”，并新设置专业课程“信息”，在新创设的“综合学习时间”中讲授有关信息的内容，允许学校的电脑授课集中在第一学期。[148]
同时，也加强了对中小学信息指导教师的培养。从1988年度开始，文部省举办针对初中、高中的信息课程教师的信息处理基础研修，从1999年度开始新实施“促进教育信息化指导者培养研修”，计划到2001年度使所有的教师都会使用计算机、半数可以利用计算机指导学生；从2000年度开始，要求大学的师资培养课程将信息机器课设为必修课。
在高等教育领域，文部省认为“在今后的产业社会中，即使非信息专业也需要信息利用能力，因此有必要对所有学生加强信息利用能力的培养。”于是在大学、短期大学、高等专门学校、专门学校有计划地扩充信息处理教育设备。
在社会教育领域，大学、高中举办的公开讲座、社会教育机构举办的青年学习班、妇女学习班、成人大学讲座等，均开课了有关电子计算机、信息处理等方面的讲座，文部省批准的函授课程中也开设电子计算机方面的课程（1987年度6门），文部省还从1988年度开始在市町村举办“培养信息利用能力讲座”，以从儿童到老年人的广大居民为对象，不仅讲授简单的信息器械操作，而且广泛培养各种信息利用能力。从1999年7月开始利用教育信息卫星通信网设立“儿童广播电视局”，并在全国各地的公民馆、图书馆、博物馆、学校等设置接收站，在周末为中小学生实施网络教育。此外，从1997年度开始实施“社会教育设施信息化、灵活化推进事业”，进一步促进图书馆、博物馆等社会教育设施的信息化程度。
第二，信息专业人才的培养。
中级信息专业人才主要在高中职业学科的工业、商业中进行，1970年修改的高中学习指导要领规定高中工业学科中新设“信息技术专业”，主要培养掌握计算机知识与技能、从事利用计算机的工业生产及计算机制造领域从事信息处理业务的技术人员；高中商业学科中新设“信息处理专业”，主要培养利用计算机从事信息处理业务的人员。70年代以后，高中的信息专业及其招生人数不断增加，1970年有117个专业、1980年有125个专业、20673人，1987年有236个专业、39079人。[149]高级信息专业人才主要在高等教育机构中培养，大学、短期大学、高等专门学校1975年度信息相关的学校52所、学科61个、招生3159人，1988年度信息相关学校164所、学科187个、招生15940人，尤其是专修学校中的专门课程的信息专业规模迅速扩大，1987年度共有相关学校226所、55410人，分别是5年前的约5.7倍、3倍。[150]在上述基础上，文部省教育改革实施本部的“信息化专门部”1988年6月提出信息技术人才培养报告，预计从1988年到2000年学校教育机构应该培养信息技术人员150万至225万人。[151]为了实现该计划，要求大学、短期大学、高等专门学校、专修学校、高中扩充信息学系或专业，并加强信息相关的研究生专业；新设置尖端科学技术研究生院；加强大学中的信息教育内容，确保信息专业的师资力量；对现有的技术人员进行再培训等。到1999年，共有4所研究生院设置了信息研究科，1所高等专门学校将原有学科改组为信息学部或学科，15所大学的15个学部、2所高等专门学校新设置了信息专攻科。[152]
第三，学校信息设备的普及。
初等中等教育机构扩充了信息设备。1988年3月信息设备的普及率高中93.7%、初中35.5%、小学13.5%，平均配备台数高中19.7台、初中3.5台、小学2.9台，高中及初中、小学的平均普及率为28.4%、8.9台，除了高中外，初中及小学的普及率均较低。[153] 1989年课程改革中，高中、初中、小学学习指导要领的总则中均规定“适当利用视听觉教材、教育机器等教材与教具”。[154] 1998年的课程改革中，要求小学、初中、高中的各门课程中均利用电脑及信息通讯网等。[155]其间，日本政府设定了6年（1994—1999年）计划，大力普及教育用计算机及软件，计划实施的结果是截至1999年3月，小学97.7%、初中99.9%、高中100%配备了计算机，平均每所学校的配备台数小学12.9台、初中32.1台、高中76.4台。[156]此外，初等中等教育中还开始了校园网络建设，从1998年度开始计划到2001年所有的公立学校均接通校园网。
高等教育领域则利用卫星通信、光缆等进行网络教学。文部省从1996年10月开始实施“建设卫星通信大学网事业”，将大学及高等专门学校用卫星通信连接起来，实施共同的远距离教学，到1999年7月，在91所大学、14所高等专门学校、11个大学共同利用机构之间设立了139个局。[157]从1998年3月开始，法律明文规定承认远距离教学中获得的学分，1999年3月将远距离教学的学分上限由30学分提高到60学分。
（三）“信息化教育立国”政策的实施
20世纪末年，日本又进一步提出了“信息化教育立国”的政策，首次将信息化教育提到“立国”的高度，具有很强的战略意义。以下拟介绍“信息化教育立国工程”的主要内容与特点，分析日本“信息化教育立国”的战略目的、政策实施前景，并揭示该政策所显示出的教育功能的新变化。
1.“信息化教育立国工程”的内容与特点
1999年7月，日本政府提出了“教育的信息化工程”报告，确定的目标是“到2005年，全国所有学校的每个教室都配有电子计算机、并能够接通国际互联网”。同年12月19日，内阁总理决定公布了“新千年工程”，其中第一项便是“教育的信息化”，2000年，文部省又在政府“经济新生特别框架”计划之下，提出了“信息化教育立国工程”的报告[158]。以下简要介绍该报告的内容及特点。
“信息化教育立国工程”确立的战略目标有三个：
第一，完善全国所有学校的电子计算机环境（硬件）。计划为全国约8100所公立小学、中学、高中铺设校内光缆，同时为所有的私立小学、中学、高中（约2160所）配备电脑、连接国际互联网。
第二，完善能够充分利用电脑环境的体制（软件）。将使所有公立学校的教师（约90万人）掌握电脑的操作方法，同时在各个地区继续配备帮助平台；通过电脑取得支援体制，实现教师1人1台专用电脑；开发高质量的学校教育用课件，并使之能被灵活地运用到各个学校的教学中；建设数据库，开设综合提供教育信息的入门点。
第三，最终在提高所有孩子的信息活用能力的同时，通过在学校的日常教学中使用电脑等，根本改变“授课”形式，飞速提高“孩子们”的理论思考能力、创造能力、表现能力等。
此外，通过信息化，改变学校、家庭、地区间的合作，以及“学校”的运营方式本身。进而，在唤起全国约4万所学校及家庭的巨大内需的同时，继续开发以包括孩子们在内的全体国民为对象的硬件、软件的技术及系统，促进整个产业的极大发展。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信息化教育立国工程”提出了六项具体措施：
①建设校内光缆（约90亿日元，占60%），对建设校内光缆的公立小学、中学、高中进行补助。②为私立学校配备电脑（约10亿日元，占6.7%），对配备电脑、连接国际互联网的私立高等学校进行补助。③教师培训（约5.3亿日元，占3.5%），提高教师的信息活用能力，主要手段为：a、开发校内培训的课程、教材；b、培训使用互联网；c、通过起用校外人才进行培训；d、采用专科学校及企业支持下的培训；④完善支援体制（约6.9亿日元，占4.5%），以委托给企业的方式，在全国范围内完善支援平台等学校信息化支援体制。⑤开发学校教育用课件（约33亿日元，占22%），在开发学校教育专用课件的同时，继续开发活用社会各个领域内存在的学习资源的学校教育用课件，包括：开发互联网提供型课件（约8亿日元），促进学习资源的数字化与网络化（约10亿日元），完善学校体育、健康教育的信息系统（约5亿日元），建设文化数字图书馆（约10亿日元）。⑥完善教育信息国家中心的功能（约5亿日元，占3.3%），研究开发教育信息入口点，建设数据库，完善面向教师的电脑取得支援体制等。
该报告同时规定了中央政府相关部门以及民间的合作体制与具体的责任承担：邮政省协助完成建设校内光缆，完善帮助平台，开发学校教育用课件的部分项目等内容，主要协作方式是给予财政预算上的支持；通产省协助完成为私立学校配备电脑，教师培训，开发学校教育用课件的部分项目，完善教育信息国家中心的功能等内容，主要协作方式是直接参与实施；另外，部分企业以协作实施的形式，在邮政省或通产省的指导之下，参与校内光缆建设中的过滤技术的升级等共四个子项目。
通过上述内容，可以看出“信息化教育立国工程”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战略目的的经济性。该报告是文部省出台的有关教育的政策方案，但却对于信息化教育本身的内容与方法等只字不提，而只是强调要为各个学校配备电脑、网络等信息化设施，并指出最终目标是“在唤起全国约4万所学校及家庭的巨大内需的同时，继续开发以包括孩子们在内的全体国民为对象的硬件、软件的技术及系统，促进整个产业的极大发展”。也就是说，政府要通过对教育的投入来唤起国内对IT（信息通讯）产业的需求，从而促进IT产业的发展，以达到“立国”的目的，这是该报告的本质内容之所在。
第二，战略措施的不均衡性。从各项措施的实施金额来看，在信息化教育的基础设施建设上，在公立学校上所进行的投入远比私立学校要多。
第三，战略实施的协作性。为了有效地实施上述措施，该报告还设立了政府相关省厅及民间的合作体制，并明确了各自所应承担的责任，其中涉及邮政省、通产省以及民间企业等。
2.对日本“信息化教育立国”的评价
第一，日本政府在21世纪初提出“信息化教育立国”战略，并非偶然，而是有明确的教育及经济上的战略意图。
（1）从最基础抓起，加速教育的信息化进程，提高全体国民的信息化素养，进而培养高级的IT人才。
在信息化时代即将到来之际，培育适应信息化社会的人才成为当务之急。世界各国对信息化教育的发展都给予高度重视，相继出台了各自的发展战略[159]。日本的信息化教育也有了一定的发展基础。1985年6月，临时教育审议会将“适应信息化”列为教育改革的基本方向之一。1986年4月的临时教育审议会将儿童适应高度信息社会所必要的“信息活用能力”，列为与“读、写、算盘”相并列的基础内容，要求在学校教育中加以培养。1989年公布的学习指导要领中，明确规定在小学、中学、高中的各课程及学科中培养信息活用能力。
尽管日本政府在信息化教育方面也采取了一定措施。但是，与上述各国的信息化教育发展战略相比，日本信息化教育的全民普及程度尚且不够。而即将到来的信息时代，要求每个人都能够具有相应的信息素养，要想实现全体国民信息素养的提高，就只能从小学开始进行不间断地培育。即“信息化教育立国工程”中指出的“通过利用电脑及因特网，实现作为21世纪的社会与经济的发展基础所不可缺少的‘全体国民的信息活用能力的掌握’”。
另外，日本发展IT产业也急需高级的IT人才。日本近年来经济上尤其是IT产业的相对落后，归根结底还是高质量人才的不足所造成的。因此，近年来，随着世界各国在信息通讯产业上的激烈竞争，培养IT高级人才成为当务之急。而人才的培养要从小抓起，日本政府提出的“信息化教育立国工程”，从经费的分配来看，其政策的重点是小学、中学以及高中学校，也正是为了适应这一需要而产生，在教育的层面上旨在培养未来能够承担起发展以信息通讯产业为中心的日本经济的责任高级人才。“信息化教育立国工程”报告中阐述的又一实施理由是：“对作为21世纪社会与经济的发展基础极其重要的‘人力资源开发’而言，通过根本变革学校的运营方式以及授课形式，并通过日常授课中使用电脑等飞速提高儿童的理论思考能力、创造力、表现力以及国际感觉等，从而培育将来支撑高度信息通讯社会的国民。”
（2）通过扩大教育界对IT产品的需求，拉动国内IT产业的发展，进而使日本经济走出长期低迷的状态。
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经济陷入长期低迷以来，便开始尝试各种办法摆脱经济的萧条，其中适应世界范围内的IT革命形势、大力发展IT产业是其重要举措之一。但日本IT产业的发展在世界范围内却呈明显落后状态。从电脑的普及率来看，1999年日本的电脑普及率是29.5%，美国是48.3%，大约是日本的2倍。从互联网的普及率来看， 1999年日本的普及率为13.4%，美国则达到30.0%，新加坡为29.5%，香港地区为25.1%，台湾地区为20.5%，韩国为14.7%，均高于日本的水平。[160]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府决心加大力度发展IT产业。2000年7月，政府成立了由内阁总理森喜朗自任本部长、包括所有内阁成员的“IT战略本部”，下设由著名大企业及社会名流组成的“IT战略会议”。两部门于同年11月围绕着IT立国，提出了《IT国家基本战略》，目标是将在5年内建成世界上最先进的IT国家。但是，IT产业发展的原动力是IT需求的不断扩大，而日本的IT需求市场规模恰恰相对偏小，这从根本上限制了IT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对期待发生一场深刻的IT革命的日本来说，如何刺激IT的消费需求成为当务之急。
于是，日本政府便试图通过提高教育行业的信息化程度，来拉动对电脑、互联网以及各种信息通信软件的需求，从而扩大对IT产业的国内需求，最终带动IT业乃至整个日本经济的发展。“信息化教育立国工程”属于政府“经济新生特别框架”中的一个子项目，这一前提本身便将信息化教育定位为实现经济“新生”的手段之一。另外，该报告中所阐述的实施原因之三也明确指出：“对于作为21世纪社会、经济的发展基础而极为重要的‘信息产业的培育’而言，寄希望于全国约4万所学校的巨大内需，以及间接的各个家庭的内需，同时继续开发包括儿童在内的全体国民为对象的硬件、软件方面的技术与系统，以期整个产业的巨大发展”。
第二，日本政府基于经济与教育发展的目的，将信息化教育置于“立国”的战略高度，符合21世纪信息化社会发展的时代要求，其中也显示出教育在知识经济时代的又一新功能。
人类的历史经历了自然经济时代、工业经济时代，进而发展到今天的知识经济时代。教育的功能也在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增加。在自然经济形态中，教育的主要作用是培育官员，传授维护稳定及人际和谐的道理，具有上层建筑的功能。在工业经济形态中，根据工业经济发展的需要，教育既要培养经理和工程师，又肩负着将普通大众培养为具有一定知识技能的劳动者的使命，即开发社会生产力的要素之一——劳动力资源。并且教育本身也开始创造价值；因此，教育除了具有上层建筑的功能之外，又具有了经济基础的功能。而在知识经济形态中，由于信息通信技术及相关设备成为知识的主要载体，因此教育的知识传授也必须依托信息通信技术及设备，于是教育本身便成为知识经济商品的消费者之一。也就是说，教育在经济基础的层面上，除了通过培养劳动力这一生产的角度来促进经济的发展之外，也可以通过使用知识经济商品这一消费的角度来促进经济的发展。教育既具有生产功能，又具有消费功能，这是信息技术时代赋予教育的一种崭新功能。日本“信息化教育立国工程”的提出与实施，符合21世纪信息化时代的发展要求，同时也预示着教育开始发挥这一新功能。很好地把握上述教育功能发展的新趋向，将有利于知识经济时代中学习型社会的经济发展。
（四）“信息化”教育政策的升级
进入21世纪，日本政府通过立法与制定计划等，进一步大力提高其国家的信息化程度。如2001年1月开始实施《形成高度信息通信网络社会基本法（IT基本法）》，内阁设立了首相亲自担任部长的“IT战略本部”，任命了IT大臣。日本政府先后制定了“完善IT基础”的“e- Japan战略”（2001年）、“重视利用IT”的“e-Japan战略”（2003年）、“追求IT的结构改革”的“IT新改革战略”（2006年），并从2001年至2007年除2005年外均制定了发展IT的年度重点计划，宣布的战略目标是“作为领导下一代IT革命的领跑人，推进建设傲立于世界的日本国，到2010年度完成IT改革”。[161]日本政府在2006年1月制定的“IT新改革战略”中，仍然规定教育“信息化”的重要目标为加强IT教育、完善学校IT环境、提高教师利用IT指导的能力、推进校务的信息化。[162]文部科学省在上述国家总体IT战略之下，积极制定并实施了促进教育信息化的政策措施。
在信息运用能力培养方面，1998年、1999年的初等中等教育课程改革中新规定“信息与计算机”“信息科”为初中、高中的必修课后，该时期开始付诸实施（初中从2002年度、高中从2003年度开始全面实施）。进而，2008年的新一轮课程改革中，“信息化”教育仍然受到重视，即要求在各门课程中均应根据学生的成长阶段改善“信息教育”，要求在各门课程中加强电子计算机与信息通信网络的同时，加强对信息道德的指导。[163]在提高教师利用IT进行教学能力方面，文部科学省2007年2月制定了《教师利用ICT[164]授课能力基准》，同年3月根据该标准对小学、初中及高中教师的IT使用能力进行了调查。其结果显示：能够用ICT研究教材及备课的占69.4%、能够用ICT授课的占52.6%、能够指导学生使用ICT的占56.3%、能够指导信息道德的占62.7%、能够用ICT处理校务的占61.8%。[165]此外，文部科学省还通过编制下发指导手册、举办教师及家长讲座等方式，加强对学生的信息道德教育。在高等教育领域，如2001年度国公私立大学的课程改革中，占普通课程中首位的课程是“信息运用能力”（579校）。[166]各大学也进一步推广网络学习方式，如数所大学或同一大学的不同校区利用网络同时授课或举办各种学术研讨会，通过网络向学生提供学习信息等。文部科学省从2004年开始实施的“适应现代教育需求支援项目”中，便设有“利用ICT教育（2004—2006年度网络学习）”一项，支持大学、短期大学及高等专门学校等高等教育机构采取网络学习方式。
在信息专业人才的培养方面，职业高中的“信息”专业（与农、工、商、水产、家庭、护理、福利并列为职业高中八大专业）专门培养中级信息专业人才。文部科学省从2004年度开始指定普通高中重点讲授IT课程（2007年度指定了5所），聘请大学教师或企业研究者任教，组织学生进行IT尖端领域的实习，同时举办有关IT知识与技能的高中生冬令营或夏令营，以促进高中生的IT创造活动。在高等教育阶段，文部科学省从2006年度开始实施“促进尖端IT专家培养项目”，资助大学建立相关基地，以便以世界最高水平的专业技术培养IT人才，并为企业等培养IT领导人才，2007年度在申请的10项中批准了2项。
在社会教育领域，广播电视大学的授课从2006年12月开始对日本关东地区的1都6县使用地面数字播放，通过高清电视播放、多频道播放、数据播放等形式，从而提高了该类学生的学习效果。文部科学省与相关部门合作，从2005年至2006年实施了“网络学习的人才培养支援示范事业”，通过网络向待业人员及年轻人提供了26个网络学习课程，用以提高其职业能力。此外，文部科学省利用教育信息卫星通信网，向全国社会教育设施或教育中心的约2000所（2007年7月）接收局发送相关教育内容。文部科学省的政策说明及各种会议、针对教师及社会教育负责人的培训、有关家庭教育及科学技术等的研究会等，都可以通过网络来实现，从而提高了社会教育的活动效率。
在教育领域的信息设备普及方面，该时期全国学校的电子计算机平均配备率与网络接通率逐年增加，至2007年3月，约每7.3个人配备1台计算机，约有35%的教室接通了高速网络，56.2%的普通教室接通了校内网。[167]在教师用电子计算机方面，到2007年3月，教师处理教学工作的电子计算机配备率仅为40%，日本政府该时期提出的国家战略目标是为每个教师配备1台电子计算机，并从2007年度开始由地方政府拨款实施。到2006年度末，日本全体国民利用网络者共计8754万人，网络在国民生活中日益普及。[168]
日本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将“信息化”教育政策确立为基本国策后，历经30余年的发展，其“信息化”教育政策体系不断完善，“信息化”教育发展程度持续提高，从而能够很好地应对21世纪全球化与信息化时代的快速发展。
四、日本的“终身学习”政策
战后日本的“终身学习”政策，经历了发端、法制化、深化三个阶段，其行政推进体制日趋完善、学习内容日渐丰富。日本的“终身学习”政策在再就业人口转移、国民价值取向、社会连带意识等方面，发挥了促进社会稳定的积极作用。
（一）战后“终身学习”政策的发端
20世纪60年代中期，“终身教育”由国际社会首先提出。1965年1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人教育国际委员会第三次委员会召开大会，时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人教育处处长的保罗·朗格朗在会上提出了“终身教育”的提案。日本御茶水女子大学名誉教授（曾任该校校长）波多野完治在上述会议上首次听到“终身教育”这一“术语”[169]，回国后便将这一理念介绍到日本：1967年将朗格朗提出的“终身教育”提案以《社会教育的新动向》为题翻译出版（教科文组织日本国内委员会），波多野完治1971年翻译出版了朗格朗的著作《终身教育入门》（全日本社会教育联合会1971年），1972年编著了《终身教育论》一书等。
文部省的教育政策中也开始引入“终身教育”理念。1970年5月，日本内阁会议批准的《新经济社会发展计划》中，明确将“应对终身教育的施策”列为“教育与提高人的能力”的六大措施之四。[170] 1971年6月，中教审提出的教育改革最终报告《今后学校教育综合扩充整备的基本政策》（“四六答申”）中提出：“从终身教育观点对整个教育体系进行综合整备”[171]。1978年9月，中央教育审议会下设“终身教育小委员会”，专门研究终身教育问题，并于1981年6月向文部大臣提交了咨询报告《终身教育》，报告中将“终身教育”定位为“确立整个教育制度的基本理念”[172]。
日本政府各部门也纷纷就终身教育展开调查，截止到1978年2月，日本政府各种审议会提交的有关终身教育的咨询建议共41种，各省厅实施的相关调查40种；内容涉及社会教育、学校教育、体育、文化、校外青少年教育、幼儿家庭教育、职业培训、企业教育、广播教育、国民生活、休闲问题、妇女问题、老人问题、福利问题、人际关系、完善社会资本等。[173]地方政府也将“终身教育”列入教育计划。到1978年，47个都道府县及9个指定市中，有28个道县市制定了与终身教育有关的计划和项目。[174]
值得注意的是，该时期，日本的教育决策中开始将“终身教育”转换为“终身学习”。在终身教育这一概念导入日本以后，“最初对终身教育做出反应的是产业界”[175]，1972年3月，日本经济调查协议会发表的教育改革建议报告《新产业社会中人的发展——从长期观点看教育状态》中，首次明确将“终身学习”定位为教育改革的首要基本理念：“今后我国教育改革应该贯彻‘终身学习’的基本路线……”[176]即“今后社会中，打破历来划一的学校教育，支持‘自我启发的终身学习’，是文教政策的基本理念。必须通过家庭、地区社会、学校、企业提供多种学习机会，迅速完善人们成长的环境条件。”[177] 1981年6月，中教审向文部大臣提交的咨询报告《终身教育》中，也建议将“终身教育”置换为“终身学习”：“当今社会日新月异，人们为了自我充实、自我启发及提高生活质量，要求适当、丰富的学习机会。这种学习，以个人意志为基础，根据需要选择适合自己的手段与方法，并在一生中进行。从这一意义上讲，称其为终身学习是合适的。”[178]可见，“终身教育”与“终身学习”的差别，就在于前者是被动意义的“受教育”，后者是主动意义的“要学习”。显然，后者更能调动国民的学习热情，更有利于“终身教育”政策的推进。
在政府的政策引导下，日本各级教育机构开始通过各种方式为社会人提供学习机会。一是高等教育机构接收社会人入学。立教大学法学部1978年7月宣布从1979年度的入学考试开始实行“社会人入学”， 1984年度招收社会人入学的大学有160所（占该年度大学总数460所的34.8%）、人数4578人（其中夜间就读者89.3%），短期大学有194所（占该年度短期大学总数536所的36.2%）、人数2544人（其中夜间就读者81.1%）。[179]二是为社会人举办公开讲座。1986年度有338所大学（占该年度大学总数465所的72.7%）为成人、妇女、儿童、亲子、职业工作者等举办了各种讲座，听讲人数达33万余人；[180]高中也举行开放讲座，1980年有314所高中举办351场讲座、听讲者15386人，1986年有640所高中（占该年度高中总数5491所的11.7%）举办895场讲座、听讲者32011人，6年间举办公开讲座的高中学校数、举办场次及听讲者人数，均成倍增加。[181]各种社会教育机构也积极为社会人提供各种学习机会，1987年度教育委员会、公民馆、体育设施举办的各种学习班及讲座的听讲者1807万人，府县及市町村相关部门举办的学习班及讲座的听讲者1016万人，民间文化中心的听讲者136万人。[182]
（二）“终身学习”政策的法制化
临时教育审议会的教育改革建议中，“向终身学习体系过渡”是教育改革的三个基本原则之二，被确定为“综合重组教育体系”的“主轴”。可见，“终身学习”不再单纯指成人教育或社会教育，而是整个教育体制改革与发展的根本宗旨之一，成为日本的基本国策。在确立“终身学习”为国策的过程中，日本政府明确了两点：一是“学习应该基于自由意志，通过适合自己的手段与方法进行，因此从学习者的视角来看，不用‘终身教育’而用‘终身学习’”。二是明确“终身学习”的内涵为：“学校教育、开发职业能力的学习活动，以及体育活动、文化活动、兴趣、娱乐、志愿者活动、休闲活动等，人一生为了丰富生活而提高自身、从活动本身中发现乐趣的主动性活动，均被视为‘学习’。”[183]可见，“终身学习”超越了成人教育、社会教育、终身教育等局部教育领域的范畴，几乎涵盖了整个教育领域，成为教育的基本原则。此后日本政府便采取措施大力推行“终身学习”政策。
1.“终身学习”政策的法制化。
1990年6月，日本政府颁布《终身学习振兴政策实施体制整备法》（简称“终身学习振兴法”、同年7月实施）[184]，确立了“终身学习”政策的目的、政策措施的注意事项、都道府县的振兴事业及政策实施体制、地区终身学习振兴基本构想、中央及都道府县级终身学习审议会、市町村联合合作体制。该法律主要规定了在推行“终身学习”政策过程中中央政府各省厅、中央与地方政府、政府与民间的责权关系，是政府推行“终身学习”政策的法律依据与保障，下述“终身学习”行政体制的确立及相关事业的推行，均以该法为依据。
2.“终身学习”行政体制的建立。
在中央文部省内，1988年7月将原来的社会教育局改组为“终身学习局”，同时将其地位由原来的省内倒数第二局提高到仅次于大臣官房的第一大局（高于初等中等教育局、高等教育局等），并于1990年8月设立“终身学习审议会”，负责调查研究学校教育、社会教育、文化振兴等事项，提出促进终身学习的政策建议。地方行政机构的相关措施包括：①设置专门负责终身学习事务的部门，各都道府县一级的地方政府到1993年均已设立，市町村一级政府1999年也有742个市町村设置；②成立“终身学习审议会”，1999年有36个都道府县、1994个市町村设立了该类审议会；③设立“终身学习推进中心”，负责提供学习信息与咨询、把握居民学习需要、开发学习项目等，是推行终身学习的据点，从1991年开始，到1999年4月有33个都道府县设立；[185]④设置“终身学习推进会议”，由教育委员会、知事、民间组织（财团法人、社团法人、股份公司）组成，共同协商、制定并实施“终身学习”事业，各都道府县从1988年至1993年均已设立，1995年有1877个市町村（占全国市町村总数的58.6%）设立；⑤成立“全国终身学习市町村协议会”，从1999年11月开始召开，以便促进实施终身学习城市间的信息与人才交流。
上述行政机构的最终目的是推动“终身学习”事业的发展。文部省从1988年开始在各地城市设立“终身学习”试点基地，对积极实行终身学习政策的市町村给予财政资助，1992年资助对象为平均每个都道府县7件。地方政府主要是制定终身学习振兴计划，确定“终身学习”的中长期目标、政府部门与民间团体的责权关系、具体的计划措施等。制定该类计划的都道府县1996年有43个、市町村1995年有1036个（占全国的32.3%）；2001年有159个市町村将“终身学习城市”作为城市建设的口号。此外，文部省从1989年起与地方政府合作每年举行一次全国“终身学习节”，为国民提供终生学习的实践活动场所，提高国民的终生学习欲望，普及终身学习活动。
（三）“终身学习”政策在学校教育中的推广
初等中等教育主要培养学生的终身学习素养，以便为国民的终身学习打下基础，1989年修改“学习指导要领”的四项基本方针之一即为“培养自我教育能力：重视培养主动应对社会变化的能力及创造性基础，同时提高自发学习的欲望”。[186]
后期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则通过各种方式为国民提供更多的学习机会，主要包括：
1.创建新类型的学校。
（1）学分制高中。为了给不同学习经历、不同生活环境的学生提供接受高中教育的机会，文部省1988年修改《学校教育法施行规则》，制定《学分制高中教育规程》，开始正式实行学分制高中制度。此类新型高中不以学年授课，而是开设多种课程，根据学习的课程累计学分，最终根据学分判断是否毕业。1988年日本在都道府县一级共设立了4所学分制高中，1993年开始允许全日制课程实施“学分制”，2000年度全国共有342所学分制高中（其中180所为全日制课程）。[187]
（2广播电视大学（“放送大学”）。该大学1983年设立、1985年4月开始招生，通过广播电视等媒体向社会人提供接受高等教育的学习机会，1988年共有学生2.3万人，1999年度有18—90岁的学生7.3万人，共开设了三个专业320门课程。[188]
2.原有教育机构提供大量学习机会。
（1）夜校与函授。该类授课方式为时间上、经济上不允许接受全日制教育者提供学习机会。1988年度大学及短期大学的夜间部学生，大学有11.8万人（占全体本科生的6.3%）、短期大学2.6万人（占全体短大生的5.8%），接受函授教育的大学生10.5万人、短期大学2万人；另外从1978年开始允许在国立大学实施昼夜开讲制（利用夜间及周末）， 1988年度有8所国立大学的10个学部实施了该制度；高中针对就业青少年的定时制、函授制课程继续发展，1988年度定时制课程约15.1万人（占全部高中在校生的2.7%）、函授制课程约15.6万人（占2.8%）。[189]经过十年发展后的1998年，有112所大学及短期大学开设了夜间学部或课程，在校生13.4万人；有37所大学及短期大学开设了函授课程，学生18.2万人；另有13所大学开设了专门实施夜间教育的夜间研究生院；有53所大学的本科、158所大学的研究生院采取了昼夜开讲制。[190]
（2）社会人员入学制度。大学从1979年度开始通过特别考试制度招收社会人。1985年有52所大学招收了1441名，此外兵库教育大学的研究生院招收在职教师，筑波大学研究生院招收来自政府及企业的社会人；1998年有319所大学招收社会人5243人。[191]
（3）旁听生、研修生制度。此类学生只是选修学校课程的一部分，大学及短大的旁听生、研修生人数1987年约有4.7万人（约占学生总数的2.4%）。1997年度有551所大学实施了可以选学部分课程并获得学分的“选课生制度”，学生1.4万人。[192]
（4）公开讲座。文部省从1988年度开始财政补助各地高中举办公开讲座，1989年举办1682次（1980年351次）、听讲人数5万人；高中教育基本普及后，大学越来越多地举办各种公开讲座，日本全国公私立大学1987年共举办公开讲座2931次（约是1977年的4.3倍），1997年度共举办1.86万次、听讲人数约64万人。[193]
3.各级学校教育开放校舍，为社会人的学习提供场所。
1984年向当地居民开放室外体育场的小学约占84%、初中约78%、高中约45%，开放室内体育场的小学约占86%、初中约81%、高中约33%，有358所大学（约占全体大学的78%）向当地居民开放了其校内体育设施，利用人数达177万人；[194] 1997年以各种形式向当地居民开放的小学约占94%、初中88.2%、高中65%。[195]大学图书馆也积极向社会开放，1990年时全国共有497所大学（占大学总数的97%）的图书馆向校外人员开放，利用人数达到27万人。[196]其他社会教育机构如公民馆、职业训练设施、民间文化中心等也为国民提供广泛的学习机会。
“终身学习”政策将日本国民引向学习，日本学习人口的规模不断扩大。1988年度日本教育白皮书列举的学习人口数量，从幼儿园到研究生的正规学校教育机构在校生及函授生共计2933.6万人，高中及大学、地方教育委员会、公民馆、体育设施、地方政府、民间文化中心等举办的公开讲座或学习班的参加者共计3033万人，每年利用社会教育设施（公民馆、博物馆、图书馆、青年之家、少年自然之家、妇女教育设施）者共3.9亿人次；1999年度教育白皮书统计的上述机构学习分别为2424.1万人次、3108万人次、12.8亿人次。[197]日本“终身学习社会”的发展程度在不断提高。
五、战后女子教育政策的演变及其启示
在战前女子教育的基础上，日本战后的女子教育经历了战后初期的民主化改革、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逆流”与“成长”、70年代以后的新动向、21世纪以来的新发展四个阶段。当代日本的女子教育既扩大了规模、丰富了内容，同时也存在着规模缩小、男女差别等不足。考察日本战后女子教育的演变与特征，可为我国的女子教育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战后女子教育政策的基础
在1945年二战结束之前，日本的女子教育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同时也存在着明显的局限，两者共同构成了战后女子教育的基础。
1.战前女子教育的发展
战前，日本已初步建立起了女子学校教育制度，扩大了女子教育的规模，实施了近代性的教育内容。
在初等教育方面，日本政府1872年颁布的“学制布告”中规定：“望自今以后一般人民（华族、士族、农、工、商及女子），必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幼童不分男女皆入小学……”[198]即在近代之初便确立了“女子皆学”的教育理念。同年颁布的《学制》列出了7类小学，其中“女子小学”位居第二，足见政府对女子教育之重视。纵观整个战前，小学的女生人数由1873年的31.8万人（占24%）增至1945年的526.2万人（占49.5%），70余年增加了约16倍；女子义务教育就学率由1873年的15.14%提高至1945年的99.81%，70年间提高了近85%；女子义务教育的就学率与男子相比，1873年尚低于男子（男子24.7%），1921年基本与男子相当（女子99%，男子1916年实现该就学率），1945年则略高于男子（男子99.78%）。[199]女子义务教育（六年制）在战前已基本普及。
女子中等教育的主要机构是“高等女子学校”。此类学校名为“高等”，实则招收高等小学的女毕业生，其水平相当于当时专为男子设立的“中学校”。1882年，全国仅有5所高等女子学校，1899年《高等女子学校令》的颁布，标志着女子中等教育制度的正式确立。此外，战前女子接受中等教育的机构还有高等小学（1908年以后）、实业学校、高等学校（普通科）、师范学校（1942之前及1942年之后非本科）。就战前女子中等教育的规模而言，1945年时，日本共有高等女子学校1272所，是1882年的254倍，且多于男子的“中学校”（776所）；中等教育机构女在校生217.8万人，占中等教育机构总在校生的47.6%，是1873年（20人）的10万倍；适龄女子中接受中等教育者占64.7%。[200]女子中等教育在战前获得了迅速发展。
女子高等教育始于师范教育，日本政府先后于1890年、1908年在东京、奈良设立两所女子高等师范学校，1943以后的师范学校本科也可为女子提供高等教育。大学教育之门也向女子微启，东北帝国大学（1913年、3名）、东京帝国大学（1920年、32名旁听生）、九州帝国大学（1925年、2名）先后开始招收女生，1927年诞生了日本第一位女博士。除上述两类学校外，女子接受高等教育的主要机构还包括专门学校、实业专门学校等。特别是女子专门学校发展迅速，1938年共有179所，1943年增至216所。[201] 1945年，高等教育机构女在校生5.4万人，占高等教育机构总在校生的13.7%，是1873年（262人）的206倍；适龄女子中接受高等教育者占1.2%。[202]女子高等教育在战前开始起步。
1945年时，各级各类学校女在校生共850.3万人，占总在校生的46.5%，是1873年（31.8万人）的27倍，[203]教育规模大幅度扩大。此外，战前的女子教育还纳入了理科、经济、实业等教育内容。例如，普通小学1879年曾开设物理、生理、博物等选修课（1886年以后取消），1907年将理科设为必修课；高等小学1886年将理科设为必修课，英语、商业为选修课，1941年新增加工业、水产等选修课；高等女子学校1895年将理科设为必修课，1920年新增加法制与经济、实业等选修课。[204]上述内容与“修身”“裁缝”等传统的女性教育内容并立，反映了战前女子教育内容的近现代性。
可见，战前日本已基本普及了女子六年制义务教育，一定程度上发展了女子中等教育，女子高等教育也开始起步，女子教育总体上获得了较大发展。
2.战前女子教育的局限
战前，日本女子教育在教育制度、教育机会、教育内容等方面，均显示出一定的局限性。
首先，实行“男女别学”制度。“男女别学”即男女分别就读于不同学校。1879年《教育令》规定“学校不得男女同一教场。但小学不妨男女同一教场”，[205]确立了小学以上各级教育机构的男女分校制度。“男女别学”一方面是封建社会“男尊女卑”观念在教育领域的残余，另一方面也是日本政府实施男女差别教育的制度设计。
其次，女子接受教育的年限短、机会少。从义务教育来看，女子1907年至1945年始终为6年（至12岁），而男子自1935年《青年学校令》后至1945年延长至13岁（至19岁），[206]女子的义务教育年限大大短于男子。从中等教育来看，1943年《中等学校令》以后至1945年，男子的“中学校”学制4年，女子的高等女子学校学制2年，实业学校男子学制3年、女子学制2年，女子的中等普通教育、职业教育年限均短于男子。女子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也极少，除上述两所官立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以及女子专门学校外，大学仅在招生名额剩余的情况下才招收女生。其结果，1945年时，初等、中等教育机构的女在校生人数均大致与男生相当（约占50%），唯有高等教育的女生仅占13.7%，适龄女子接受高等教育者仅占1.2%，即约有99%的适龄女子无法获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进而，女子教育内容偏低、偏文。日本政府通过历次课程改革，为男女规定了不同的初等、中等教育内容。（1）女子接受的理工科类教育明显少于男子。例如，在普通小学中，1907—1941年图画课男生2学时、女生1学时，1941年以后男生5学时、女生3学时；在高等小学中，图画课1900年男生2学时、女生1学时，算术课1890年男生5学时、女生4学时，手工课1911年男生6学时、女生2学时，农业、商业及工业课1941年以后国民学校高等科男生5学时、女生2学时；在中等教育机构中，1943年理科在“中学校”为4—6学时，在高等女子学校为3—4学时。（2）女子重在加强裁缝、家政等内容。1879年《教育令》特别强调“应为女子开设裁缝等课程”，裁缝课专为女生开设，在普通小学1879—1906年为选修课、1907—1945年为必修课，在高等小学1886—1945年一直为必修课；高等女子学校1895年以后一直比男子中学多“家事”“裁缝”2门必修课，1943年以后增加“育儿”必修课，1895—1943年多“教育”“手艺”2门选修课。[207]另外，从1945年中等、高等教育各专业女生所占比例来看，中等教育机构普通专业为78%、商业11%、家庭及其他8%、农业3%，而工业仅213人；高等教育机构教育专业为38%、家政25%、法文经17%、医学17%，而理学仅1470人、农学136人、工学62人。[208]可见，战前的女子教育内容偏向于较为简单的家政、文科等，与男子接受的教育内容并不平等。
战前女子教育的成果，为战后女子教育发展奠定了基础；其局限与不足，也为战后女子教育改革预留了空间。
（二）战后女子教育政策的演变
二战结束至20世纪末，日本的女子教育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一是战后初期的民主化改革阶段（1945—1950），二是经济高度发展时期的“成长”与“逆流”并存阶段（1951—1974），三是经济稳定增长时期以后开始重视女子社会教育的新发展阶段（1975—1999）。
1.女子教育的民主化改革政策（1945—1950）
战后初期，日本政府在美国占领当局的压力下，对女子教育进行了民主化改革，主要包括确立教育机会均等原则、实现九年义务教育、确立男女共学制、发展女子中高等教育四个方面。
针对战前女子社会地位低、受教育水平低的情况，美国占领当局1945年10月向日本政府下达的《五大改革指令》第一条即要求“解放妇女”。同年12月，日本政府制定了《女子教育刷新纲要》，提出要“促进男女间的教育机会均等、教育内容平等以及男女互相尊重之风气”。[209]据此，1946年《日本国宪法》规定：“全体国民依据法律规定、拥有平等接受与其能力相适应的教育的权利”；1947年《教育基本法》单列“教育机会均等”条款：“必须平等地给予所有国民与其能力相应的受教育机会，不因人种、信念、性别、社会身份、经济地位及门第而实行教育上的差别”； 1947年《学校教育法》颁布的首要理由是“基于教育机会均等的考虑”、“取消男女差别”。[210]女子平等受教育的权利有了法律保障。
针对战前女子义务教育年限短、偏重于职业内容的问题，日本政府确立了新的女子义务教育制度。这一制度包含三层含义：一是“九年制”，战前女子义务教育为六年制，《教育基本法》规定“国民负有使其子女接受九年普通教育的义务”，将女子义务教育年限延长至九年；二是“免费制”，《日本国宪法》规定“义务教育无偿”，《教育基本法》规定“（九年）的义务教育不征收学费”；三是“普通制”，战前的女子教育内容偏重于职业教育，尤其“裁缝课”比重较大，不利于学生身心的全面发展。鉴于此，《日本国宪法》《教育基本法》及《学校教育法》中均强调九年义务教育为“普通教育”。上述义务教育制度，确保了女子能够平等地接受更长的、免费的、有利于其身心发展的基础教育。
日本战前实行严格的“男女别学”制度（小学除外），以便于对男女实施差别教育。对此，1946年《美国教育使节团报告书》提出：“建议小学以男女共学为基础”，初中“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最好尽早实行男女共学”，高中“也实行男女共学的话，可以更多地节约财政，有助于确立男女平等。”[211]于是，日本政府不得不将“男女共学”条款写入《教育基本法》：“男女必须互相尊重、互相合作，必须承认教育上的男女共学。”《学校教育法》中也不再单列女子学校。战后新制初中（1947年4月开学）、高中（1948年4月开学）不同程度地实施了“男女共学”。截止到1949年9月30日，日本全国1826所全日制公立高中的57.8%（1056所）实施了共学。[212]“男女共学”制废除了战前男女教育不平等的制度基础。
战前女子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较少。对此，前述《女子教育刷新纲要》第一条即为：“废除阻碍女子入学的规定，创设女子大学并在大学采用男女共学制”，第五条为“大学及高等专门学校对女子开放”。[213] 1946年《大学入学者选拔纲要》允许女子报考大学，旧制大学向女子开放。此外，1945年8月至1947年4月，设立了47所新制女子专门学校，约占同期所设专门学校的60%，截至1948年，共有女子专门学校352所（比1943年增加136所）。[214]继而，1948年3月，文部省批准设立战后首批新制大学（12所），其中包括5所私立女子大学。1948年6月，文部省公布“国立大学设置11原则”，第四条规定“在东西设置两所国立女子大学”。[215] 1949年，原东京、奈良两所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分别改组为国立的御茶水女子大学及奈良女子大学。由此，女子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大大增加。
上述民主化改革措施，纠正了战前女子教育的诸多弊端，为战后各级女子教育的发展奠定了新的制度基础，具有划时代的进步意义。
2.女子教育的“逆流”与“成长”（1951—1974）
该时期，在被占领状态结束的政治背景下，女子教育出现了与民主化背道而驰的“逆流”；在经济高速发展的经济背景下，女子教育实现了迅速“成长”。与此同时，高等教育领域也出现了新的男女不均衡现象。
一方面，1951年被占领状态结束后，女子中等教育领域出现了“男女共学”弱化、“家庭课”女子必修化等反民主化的“逆流”现象。“男女共学”制是在外压下被动确立的，被占领状态结束前后，日本朝野开始反对甚至主张取消该制度。1950年的调查显示，51%的公立初中、高中反对共学，理由是“设备不全、为时尚早、影响风纪、男子女性化、女子男性化”等。[216] 1953年以后，山梨、青森、岐阜、福冈等地的中学开始恢复“男女别学”。1961年以后，有的学校名为“男女共学”，实则男女分班，或只招收男生或女生，实行变相的“男女别学”。“家庭课”在战后初期的小学、初中及高中均开设，要求男女共修。然而，文部省在此后通过历次课程改革，逐渐将其改为女子必修。初中“家庭课”1949年要求女生主要选修“家庭课”，1958年要求男生学习电器、机械等生产技术性科目，女生学习被服、食物等生活技术性科目。高中“家庭课”1956年“希望”全日制普通课程的女生习修“家庭课”4学分，1960年要求“普通专业”的女生必修“家庭课”，1970年规定所有课程的女生均必修“家庭课”（1974年实施）。“男女别学”与“家庭课”的女子必修化，固然可以“高效”地培养出产业发展所需的男性人才、经营家庭所需的女性人才，但却违反了“教育机会均等”原则，是在民主化方向上的倒退。
另一方面，伴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女子中等、高等教育得以快速发展。在后期中等教育方面，高中女在校生人数由1960年的148.3万人增至1975年的214.8万人，15年间规模扩大了66.5万人；女子的高中入学率由1950年的36.7%增至1970年的82.7%（开始超过男生的81.6%），1975年进一步提高到93.0%（仍然高于男生的91.0%），[217]女子后期中等教育的普及程度不断提高。在高等教育方面，女子短期大学由1954年的111所增至1960年的140所，女子大学由1955年的32所增至1969年的82所；[218]高等教育机构的女在校生人数由1960年的14.2万人增至1975年的67.5万人，15年间规模扩大了53.3万人；女子的大学与短期大学本科合计入学率，由1955年的5.5%提高到1970年的17.8%、1975年的32.4%，[219]实现了女子高等教育的大众化。
与此同时，女子高等教育也出现了新的男女不均衡现象。一是女子的高等教育水平低于男子。女子多考入二年制短期大学、男子多考入四年制大学。1975年，女子的短大本科入学率（19.9%）远远超过男子（2.6%），而其大学入学率（12.5%）却大大低于男子（40.4%）。[220]高等教育内部出现了“女生短大、男生四大”的结构性差距。二是女子所选专业偏向于文科。1964年，大学本科女生最多的前三位专业依次是文学（5.7万人、占45.5%）、教育（2.8万人、占44.9%）、家政（1.2万人、占99.8%），短大女生最多的专业为家政（4.8万人、占99.9%）、文学（2.3万人、占90.3%）、教育（0.9万人、占99.2%），工学专业的女生在大学及短大分别仅占0.4%、2.2%，家政专业则几乎全部为女生；1975年，大学本科女生最多的专业仍然是人文科学（12.9万人）、教育学（7.0万人）、社会科学（5.3万人），理学仅7244人、工学2899人。[221]女子高等教育中的重文轻理现象严重。
该时期，女子教育的快速“成长”，适应并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中等、高等教育领域出现的“逆流”与不均衡现象，也为女子教育的发展提出了新课题。
3.女子教育的新方向（1975—1999年）
该时期，国际社会对妇女问题的空前重视，为女子教育的发展带来了新契机。联合国将1975年确立为“国际妇女年”、1976—1985年为“国际妇女10年”，并主持召开了“国际妇女年世界会议”（1975年、墨西哥）、“‘国际妇女10年’内罗毕世界会议”（1985年、内罗毕）、“第4次世界妇女大会”（1995年、北京）等全球性妇女发展大会，会上分别制定了《世界行动计划》（1975年）、《提高妇女地位内罗毕前瞻性战略》（1985年）、《北京宣言》及《行动纲领》（1995年）等妇女事业发展计划。在上述会议及计划中，“女性的教育与训练”均被列为发展女性事业的重要领域之一。
日本政府也颇为重视女性发展问题。1975年，日本内阁设立了“妇女问题企划推进本部”（首相亲任部长）、“妇女问题担当室”及“妇女问题企画推进会议”（首相私人咨询机构）。1994年以后，上述机构分别改组为“男女共同参画[222]推进本部”“男女共同参画室”“男女共同参画审议会”。同时，日本政府也制定了发展女性事业的计划，如《推进妇女政策的国内行动计划》（1977年）、《面向2000年的新国内行动计划》（1987年）、《男女共同参画2000年计划》（1996年）等。上述计划中有关教育的内容分别为“创造新的教育机会、适应新时代的学校教育”“充实教育与训练”“推进男女共同参画、充实可以多样选择的教育与学习”等。[223]女子教育在女性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
在上述背景下，女子学校教育首先获得了进一步发展。一是实现了“家庭课”的男女共修。1984年，日本政府专门设立的“家庭课教育检讨会议”提交咨询报告指出，“家庭课”女子必修违反了联合国的《取消歧视女性条约》（1979年），建议将高中“家庭课”由女子必修改为男女必选。1989年课程改革时，新教学大纲中明文规定家庭课为男女共修，初中1993年、高中1994年相继予以实施。女子重新获得了平等接受中等教育内容的权利。二是女子中等、高等教育规模继续扩大。女子的高中入学率由1975年的93.0%提高到1999年的96.9%，高中普及率继续提高；女子的大学及短大本科合计入学率由1975年的32.4%提高到1999年的49.6%，高等教育机构的女在校生人数由67.5万人增加到131.0万人，规模扩大了约2倍。[224]
除学校教育外，在“终身学习”的基本国策[225]下，社会教育开始成为女子教育的新方向。该时期，女子社会教育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社会女性积极参加学校教育活动。接受大学及短大函授课程的女性人数由1975年的4.4万人增至1999年的11.8人万人，[226]女性还积极参加大学举办的各种公开讲座，1986年共有338所大学（当时全国共有465所）面向社会人举办了2511场公开讲座，听讲女性12.8万人。[227]
二是女性积极参加各类女性教育设施的活动。日本政府1977年设立国立妇女教育会馆，从1978年开始资助地方政府建立女性教育设施。1999年度，日本各地的女性教育设施有207个、利用者344.3万人，其中举办学习班及讲座7142场、参加者19.5万人，主办演讲会、讲习会及实习会1979场、参加者11.1万人，内容主要包括家庭教育及家庭生活、教养教育、职业知识及技术提高等。[228]上述教育活动提高了女性的知识与技能，开发了其资质与能力，日益成为女子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该时期，在基本普及后期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大众化程度逐年提高的基础上，社会教育开始成为女子教育的新重点，女子教育获得了新发展。
（三）新世纪女子教育的现状及启示
进入21世纪，日本的女子教育获得了新的制度保障，在学校教育、社会教育方面均获得进一步发展，但同时也仍然存在不足与局限，其发展趋势为我国的女子教育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1.新世纪的女子教育现状（2000—今）
进入21世纪，女子教育获得了新的制度保障，在学校教育、社会教育方面均获得进一步发展，同时也仍然存在问题与不足。
首先，女子教育有了新的制度保障。一是法律保障。《男女共同参画社会基本法》（1999年颁布、2001年实施）规定：“国民必须在单位、学校、地区、家庭等所有领域，基于基本理念，为形成男女共同参画社会做贡献”[229]；新《教育基本法》（2006年修改）将“培养……男女平等……的态度”确立为新的“教育目标”之一。二是机构保障。2001年，日本内阁特设了“男女共同参画担当大臣”，原“男女共同参画室”升格为“男女共同参画局”，原“男女共同参画审议会”改称“男女共同参画会议”，文部科学省终身学习政策局下新设“男女共同参画学习课”。三是事业保障。日本政府2000年、2005年、2010年先后三次制定了《男女共同参画基本计划》，确立了发展女性事业的领域、目标及措施，其中均单列“充实可以多样选择的教育与学习、推进男女共同参画”一项。上述立法、机构、计划三位一体，形成强有力的推进机制，为女子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
其次，女子教育获得了更大的发展。一是女子高等教育持续发展。
2010年与2000年相比，大学女在校生的规模持续扩大，女大学生增加了19.3万人；女子的大学与短大本科合计入学率由48.7%提高到56.0%，新入学的女硕士生比例由26.3%增至28.4%、博士生由26.8%增至31.8%。[230]二是女子教育机构相对发达。2010年，共有女子高中343所（国立1所、公立45所、私立297所），几乎每县设立一所公立女子高中；另有女子短期大学122所（公立4所、私立118所），女子大学81所（国立2所、公立7所、私立72）。[231]三是女子社会教育方兴未艾。就读于大学研究生院的社会女性由2000年的0.8万人增至2008年的1.9万人；[232]女性还积极参加社会教育设施的各种活动，2008年度，全国380个女性教育设施共举办学习班及讲座9936次、听讲人数33.6万人，组织各种集会5187次、参加者48.8万人。[233]
与此同时，女子教育仍存在问题。一是女子学校教育规模缩小。2010年与2000年相比，各级各类学校的女在校生人数大幅减少，其中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短期大学的女生人数分别减少了8.3万人、18.6万人、25.9万、41万人、15.6万人。[234]二是女子高等教育水平仍低于男子。2010年度，女生的短大入学率（10.8%）远远高于男生（1.3%），大学入学率（45.2%）却仍低于男生（56.4%）；女生在短期大学占88.7%，在大学仅占41.1%；新生中女硕士生仅占28.4%、女博士生占31.8%。[235]三是女子理科高等教育仍然欠缺。2010年度，女生所占比例最小的专业是工学，大学、硕士、博士分别为10.9%、10.4%、15.1%；其次是理学，大学、硕士、博士分别为25.8%、21.0%、19.0%。[236]另外，在81所女子大学中，仅4所设理科系，其余均只设文科系。[237]女子教育的重文轻理现象有待改善。
高等教育、社会教育成为新的增长点，标志着女子教育的升级与扩展；学校教育规模减小、高等教育发展的不均衡，也反映了女子教育的问题，成为今后发展的新方向。
2.对我国女子教育的启示
女子教育在我国也颇受重视，《宪法》《教育法》及《义务教育法》均规定妇女享有平等受教育的权利，高等教育中的女生比例也高于日本。然而，我国女子的中等、高等教育入学率仍相对较低（2009年男女毛入学率高中79.2%、高等教育24.2%），女子教育机构尚不发达，女子教育亟待发展。考察日本的女子教育，可以为我国提供如下启示。
首先，女子教育具有重要的经济功能。女子教育具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重要功能。其中，女子教育的经济功能在我国鲜有论及，而这恰恰是日本政府战后大力发展女子教育的根源之一。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日本计划“将占人口一半的妇女的能力有效利用于产业活动、经济活动”[238]；在少子老龄化日益凸显的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试图“通过使……女性变为劳动力……缓解少子老龄化这一人口结构变化对劳动力人口的影响”；在知识经济勃兴的21世纪，日本提出“将决定消费意志的女性纳入商品及服务提供方的意志决定过程，……创造出新的市场。”[239]教育是女性参与各种经济活动的前提与基础，其经济意义日益凸显。我国在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过程中，应尤为重视女子教育的经济功能，为经济发展培养出更多、更优质的女性人才。
其次，女子教育的形式趋向共学。采取何种形式才能有效地发展女子教育，是各个时期、各国政府均须面临的问题。“共学”与“别学”孰优孰劣，在现代中日两国也都引起过争论。近年来，日本出现了女子教育机构减少、男女共学学校增加的倾向。日本的女子高中由1994年的643所减至2010年的343所，几乎减少了一半；女子短期大学由1998年的298所减至2010年的112所；女子大学由1998年的99所减至2010年的81所。与此同时，男女共学的大学由1998年的499所增至2010年的666所。[240]目前，我国女子接受中等、高等教育的机会仍然较少，应该适当发展女子教育机构，为适龄女性提供更多的受教育机会。但与此同时，也应注意到日本等发达国家女子教育机构减少的趋势。只有兼顾本国国情及国际大势，才不致使我国的女子教育发展出现偏颇。
此外，女子教育的内容呈现新趋势。一是健康教育大幅增加。在高等教育各专业中，女在校生人数增幅最大的是保健专业，2010年与1998年相比，女本科生增加了7.6万人、硕士生增加了4276人、博士生增加了4333人，[241]其背景是健康产业的日益勃兴。二是理工科比重提高。理工科的女生比例虽相对较低，却呈现出提高的趋势。2010年与1998年相比，工学专业的女本科生由9.4%增至10.9%、硕士生由7.5%增至10.4%、博士生由8.5%增至15.1%，理学专业的女本科生由25.3%增至25.8%、硕士生由19.2%增至21.0%、博士生由13.6%增至19.1%。[242] 2010年《第3次男女共同参画基本计划》中，首次将“科技学术领域中的男女共同参画”单独列为第12个重点发展领域，[243]女子理科教育必将日益受到重视。三是国际化色彩加强。教育“国际化”是日本的国家战略，女子教育也不例外。大学中女留学生的人数及比例均有所提高。2010年与2000年相比，留日女大学生由1.7万人（占留学生总人数的46.4%）增至4.0万人（占50.6%）、留日女研究生由1.0万人（占40.4%）增至2.0万人（48.6%），[244]。女子教育机构也日趋国际化，在81所女子大学中，有20所大学设立了冠以“国际”字样的学部及学科。[245]
纵观日本战后，女子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均获得了长足发展，其经验值得我们借鉴；而其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则成为今后日本女子教育的发展方向，也值得我国引以为戒。
【注释】
[1] 経済審議会『経済発展における人的能力開発の課題と対策』、大蔵省印刷局、1963年出版、日本図書センター2000年復刻、8頁。
[2] 宮原誠一等『資料日本現代教育史3』（1960~1973）、三省堂、1974年、31頁。
[3] 経済審議会『経済発展における人的能力開発の課題と対策』、19頁、21頁。
[4] 「戦後日本教育史料集成」編集委員会『戦後日本教育史料集成』第10巻、三一出版、1983年、245頁。
[5] T.W.シュルツ著、清水義弘訳『教育の経済価値』、日本経済新聞社、1964年、107頁。
[6] ユネスコ編、木田宏訳『教育計画——その経済社会との関係—』、第一法規出版株式会社、1966年、9頁。
[7] 文部省『教育改革に関する答申—臨時教育審議会第一次~第四次（最終）答申—』、大蔵省印刷局、1988年、280、281頁。
[8] 文部省『我が国の文教施策』1988年度、167頁。
[9] 文部省『教育改革に関する答申—臨時教育審議会第一次~第四次（最終）答申—』、129頁、234頁。
[10] “临教审”提出最终报告的1987年有3所，至1990年共有36所。塚原修一『高等教育市場の国際化』、玉川大学出版部、2008年、190頁。
[11] 文部省『教育改革に関する答申—臨時教育審議会第一次~第四次（最終）答申—、273頁、15頁。
[12] 教育改革国民会議『教育改革国民会議報告』、2000年12月22日。
[13] 文部科学省における国際戦略検討会『文部科学省における国際戦略（提言）』、2005年9月。
[14] 『教育基本法』、2006年12月改正。
[15] 閣議決定『新成長戦略—「元気な日本」復活のシナリオ—』、2010年6月18日。
[16] 教育改革国民会議『教育改革国民会議報告』、2000年12月22日。
[17] 塚原修一『高等教育市場の国際化』、玉川大学出版部、2008年、8頁。
[18] 文部科学省国际战略研究会在《文部科学省的国际战略（建议）》（2005年9月）中使用了这一概念。
[19] 文部科学省における国際戦略検討会『文部科学省における国際戦略（提言）』、2005年9月；文部科学省『文部科学白書』2010年度、337頁。
[20] 文部省『我が国の文教施策』1988年度、506頁；文部科学省『文部科学白書』2009年度、313頁。
[21] 文部省『我が国の文教施策』1988年度、506頁。
[22] 文部科学省『文部科学白書』2009年度、314頁。
[23] 文部省『我が国の文教施策』1989年度、70頁；『我が国の文教施策』1998年度、236頁。
[24] 文部省『我が国の文教施策』1991年度、498頁。
[25] 文部省『我が国の文教施策』1998年度、236~237頁。
[26] 文部科学省『文部科学白書』2007年度、31頁。
[27] 文部省『我が国の文教施策』1988年度、455~456頁；『我が国の文教施策』1999年度、435~ 437頁。
[28] 文部省『我が国の文教施策』1989年度、460頁；文部科学省『文部科学白書』2009年度、312頁。
[29] 文部省『我が国の文教施策』1989年度、478頁；『我が国の文教施策』1999年度、444頁；文部科学省『文部科学白書』2007年度、317頁。
[30] 文部省『我が国の文教施策』1988年度、425頁；文化庁，http：//www.bunka.go.jp/kokugo_ nihongo/jittaichousa/h22/gaiyou.html。
[31] 文部省『我が国の文教施策』1988年度、427頁；国際交流基金\ \http：//www.jpf.go.jp/j/japanese/survey/result/dl/survey_2009/2009-01.pdf。
[32] 国際交流基金，http：//www.jlpt.jp/about/purpose.html。
[33] 文部科学省『文部科学白書』2010年度、341頁。
[34] 文部科学省『文部科学白書』2009年度、316頁。
[35] 文部科学省『文部科学白書』2007年度、306頁。
[36] 文部省『我が国の文教施策』1988年度、508頁；文部科学省『文部科学白書』2003年度、374頁；『文部科学白書』2007年度、315頁；『文部科学白書』2010年度、337頁。
[37] 文部科学省『文部科学白書』2007年度、309頁。
[38] 文部科学省『文部科学白書』2010年度、346頁。
[39] 文部科学省『文部科学白書』2004年度、348頁。
[40] 文部科学省『文部科学白書』2001年度、279頁。
[41] 文部科学省『文部科学白書』2002年度、328頁；『文部科学白書』2004年度、390頁。
[42] 文部科学省『文部科学白書』2003年度、390頁。
[43] 文部省『教育改革に関する答申—臨時教育審議会第一次~第四次（最終）答申——』、15—16頁。
[44] 『教育基本法』、2006年12月改正。
[45] 参见臧佩红：《战后日本的历史教科书问题》，《日本学刊》2005年第5期，第135—150页。
[46] http：//www.thea.cn/xtoefl_zx_52300-1.htm；http：//www.takethegre.com/cn/；http：//kaoshi.china.com/america/learning/337527-1.htm；http：//www.jlpt.jp/statistics/archive.html；文部科学省『文部科学白書』2009年度、317頁。
[47] 英国高等教育机构在校生人数（153.9万人）少于美国（1095.7万人），故其留学生人数虽少于美国，所占比例却高于美国。参见：文部科学省『文部科学白書』2010年度、316頁。
[48] 在197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办的“亚洲地区文化政策会议”上，亚洲各国强烈主张：“必须确保发展中国家的文化独特性”。参见：外務省『我が外交の近況』第18号、大蔵省印刷局、1974年、202頁。
[49] 新华社：《习近平出席全国教育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2018年9月10日。http：//www.gov.cn/xinwen/2018-09/10/content_5320835.htm。
[50] 《中国教育报》2015年11月15日第3版。
[51] 外务省：《2015年版开发协力白皮书日本的国际协力》，第3、14页。
[52] 世界银行东京事务所网址：http：//www.worldbank.org/ja/news/feature/2011/08/08/learning for-all。
[53] 世界银行东京事务所网址：http：//www.worldbank.org/ja/news/feature/2011/08/08/learning for-all。
[54] 前两位是“农业”“气候变化”。见世界银行官网：http：//maps.worldbank.org/p2e/mcmap/index.html。
[55] 外务省官网：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oda/bunya/education/statistic.html。
[56] 外务省官网：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oda/bunyabetsu/index.html。
[57] 国际协力机构：《JICA年度报告书2015》，第81页。
[58] 国际协力机构：《JICA教育协力立场文件》、2015年10月，第4页。
[59] 国际协力机构：《JICA年度报告书2015》，目录。
[60] 外务省：《2015年版开发协力白皮书日本的国际协力》，第215页。
[61] 其他类分别为：“计划·行政”（5项、147人）、“公共·公益事业”（16项、30人）、“农林水产”（16项、92人）、“矿工业”（18项、67人）、“能源”（1项、1人）、“商业·观光”（3项、31人）、“保健医疗”（18项、159人）、“社会福利”（4项、65人）。
[62] 《青年海外协力队/日系社会青年志愿者》（2017年秋季招募要求），青年海外协力队主页： http：//www.jocv-info.jica.go.jp/jv/？ m=BList。
[63] 详见臧佩红《试论当代日本的教育国际化》，《日本学刊》2012年第1期。
[64] 内阁决议：《开发协力大纲》，2015年2月10日，第7页。
[65] 国际协力机构：《JICA教育协力立场文件》，2015年10月，第1页。
[66] 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教育协力立场文件》，2015年10月，第13页。
[67] 国际协力机构：《JICA的教育协力——使所有人享受学习》，2013.3。见国际协力机构主页： https：//www.jica.go.jp/activities/issues/education/ku57pq00000r11m0-att/joy_J.pdf。
[68] 根据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教育协力立场文件》（2015年10月，第12页）整理归纳。
[69] Japanese Grant Aid for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Scholarship（JDS），2000—2014 年共培育了14个国家的3193人，2015年9月时，正在12个国家实施。
[70] 2011—2014年共接收342人。
[71] 国际协力机构：《JICA教育协力立场文件》，2015年10月，第11、12页。
[72] 外务省：《2015年版开发协力白皮书日本的国际协力》，第69页。
[73] 同上书，第8页。
[74] 世界银行：《教育部门战略2020》，2011年8月。见世界银行东京事务所主页：http：//www.worldbank.org/ja/news/feature/2011/08/08/learning-for-all。
[75] 国际协力机构：《JICA教育协力立场文件》，2015年10月，第10、12页。
[76] 国际协力机构：《JICA的教育协力——使所有人享受学习》，2013.3。见日本国际协力机构主页：https：//www.jica.go.jp/activities/issues/education/ku57pq00000r11m0-att/joy_J.pdf。
[77] 外务省：《2015年度开发协力白皮书日本的国际协力》，69页。
[78] 《非洲产业发展领导人培养项目第3期开始》，2016年8月24日。国际协力机构官网： https：//www.jica.go.jp/press/2016/20160824_01.html。
[79] 国际协力机构：《JICA教育协力立场文件》，2015年10月，第10—11页。
[80] 外务省：《2016年度开发协力白皮书日本的国际协力》，第13、36、68页。
[81] 国际协力机构：《JICA教育协力立场文件》，2015年10月，第12页。
[82] 外务省：《2015年度开发协力白皮书日本的国际协力》，141页。
[83] 外务省：《2016年度开发协力白皮书日本的国际协力》，13页。
[84] 外务省：《2015年度开发协力白皮书日本的国际协力》，143页。
[85] 国际协力机构：《JICA教育协力立场文件》，2015年10月，第10页。
[86] 外务省：《2015年度开发协力白皮书日本的国际协力》，第164页。
[87] 同上书，第21页。
[88] 内阁决议：《开发协力大纲》，2015年2月10日，第9页。
[89] 文部科学省官网：http：//www.mext.go.jp/b_menu/soshiki2/04.htm。
[90] 外务省：《2016年度开发协力白皮书日本的国际协力》，第191、194页。
[91] 文部科学省：《文部科学白皮书》2003年度，第390页。
[92] 国际协力机构官网：https：//www.jica.go.jp/press/2016/20160822_01.html。
[93] 外务省：《2016年度开发协力白皮书日本的国际协力》，第171页。
[94] 国际协力机构：《JICA年度报告书2015》，第1页。
[95] 外务省：《2016年度开发协力白皮书日本的国际协力》，第185页。
[96] 内阁决议：《开发协力大纲》，2015年2月10日，第11—12页。
[97] 外务省：《2015年度开发协力白皮书日本的国际协力》，第27页。
[98] 国际协力机构：“中小企业海外发展支援事业 招募项目说明会”，2016年9月，https：//www.jica.go.jp/activities/schemes/priv_partner/kaihatsu/ku57pq00001hnsqp-att/201609 _ tyushou.pdf。
[99] 内阁决议：《开发协力大纲》，2015年2月10日，第9—11页。
[100] 国际协力机构官网：https：//www2.jica.go.jp/ja/priv_sme_partner/?r=site%2Findex&rg% 5B0%5D=&ct%5B0%5D=&ct%5B0%5D=&rg%5B1%5D=&ct%5B1%5D=&ct%5B1%5D =&rg%5B2%5D=&ct%5B2%5D=&ct%5B2%5D=&f%5B%5D= 8&yf= 2009&yt= 2016&pj=&cp=&pf%5B0%5D=&pf%5B1%5D=&pf%5B2%5D=&search=検索。
[101] 《非洲产业发展领导人培养项目第3期开始》，2016年8月24日，国际协力机构官网： https：//www.jica.go.jp/press/2016/20160824_01.html。
[102] 《国际协力与NGO——外务省与日本NGO的伙伴关系》，第6页。见外务省官网：http：//120.52.72.46/www.mofa.go.jp/c3pr90ntcsf0/mofaj/gaiko/oda/files/000071852.pdf。
[103] 外务省：《2015年度开发协力白皮书日本的国际协力》，第180页。
[104] 同上书，第180页。
[105] “寺子屋”是日本前近代的初等教育机构，因最初开设于寺庙而得名。该名称既是初等教育的代名词，同时也具有日本特色。
[106] 日本教科文组织协会联盟主页：http：//www.unesco.or.jp/。
[107] 教育协力NGO联盟主页：http：//jnne.org/about.html。
[108] 国际协力机构官网：https：//www.jica.go.jp/volunteer/outline/history/index.html。
[109] 《青年海外协力队/日系社会青年志愿者》（2017年度秋季招募要求），青年海外协力队主页： http：//www.jocv-info.jica.go.jp/jv/？ m=BList。
[110] 内阁决议：《开发协力大纲》，2015年2月10日，第3、8页。
[111] 梁凯音：《论国际话语权及中国拓展国际话语权的新思路》，《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9年第3期，第110页。
[112] 内阁决议：《开发协力大纲》，2015年2月10日，第11页。
[113] 外务省官网：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culture/kyoryoku/unesco/kikin/index.html。
[114] 学校、社区、行政一体化、综合性改善学习环境的教育援助模式。
[115] [美]约瑟夫·奈著、郑志国等译：《美国霸权的困惑：为什么美国不能独断专行？》，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第9页。
[116] 文部科学省国际战略研讨会：《文部科学省的国际战略（建议）》，2005年9月。引自文部科学省《文部科学白皮书》2010年度，第337页。
[117] 国际协力机构：《JICA年度报告书2017》，第65页。
[118] 内阁决议：《开发协力大纲》，2015年2月10日，第8页。
[119] 1963—1969年占2.9%、1970—1979年占4.6%、1980—1989年占4.5%、1990—1998年占8.5%。引自袁本涛著《发展教育论》，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593页。
[120] George Psacjaropoulos and Maureen Woodha.Education for Development-An Analysis of Investment Choice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p55.
[121] 1963—1969年为0%、1970—1974年为4.5%、1980—1984年为14.3%、1985—1990年为23.1%、1990—1998年为40%。引自闫温乐：《世界银行教育援助研究：特征、成因与影响》，博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12年。
[122] 引自闫温乐：《世界银行教育援助研究：特征、成因与影响》，博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12年，第64页。
[123] 日本经济调查协议会《新产业社会的人的形成——从长期的观点看教育的状态》（1972年），寺崎昌男编《战后教育改革构想Ⅱ期18》（复刻板），日本图书中心2001年，〈序〉第14页、第31页。
[124] 文部科学省国际战略研讨会：《文部科学省的国际战略（建议）》，2005年9月。引自文部科学省《文部科学白皮书》2010年度，第337页。
[125] 国际协力机构：《JICA教育协力立场文件》，2015年10月，第7页。
[126] 国际协力机构：《2015年度中小企業海外展開支援事業-普及·実証事業-で24件の採択を決定》，2016年2月3日，见国际协力机构官网： https：//www.jica.go.jp/press/2015/20160203_01.html。
[127] 外务省国际协力局开发协力总括课：《利用ODA支援中小企业等的海外发展》，2016年5月。外务省官网：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oda/files/000071558.pdf。
[128] 《基础设施体系出口战略》，2013年5月17日，第29—31页表格、第15页。首相官邸： http：//www.kantei.go.jp/jp/singi/keikyou/dai4/kettei.pdf#search='%E3%80%8C%E3%82% A4%E3%83%B3%E3%83%95%E3%83%A9%E3%82%B7%E3%82%B9%E3%83%86%E3% 83%A0%E8%BC%B8%E5%87%BA%E6%88%A6%E7%95%A5'。
[129] 《基础设施体系出口战略》（2016年改订版），2016年5月23日，第24、25页。首相官邸： http：//www.kantei.go.jp/jp/singi/keikyou/dai24/kettei.pdf#search='% E3% 82% A4% E3% 83%B3%E3%83%95%E3%83%A9%E3%82%B7%E3%82%B9%E3%83%86%E3%83%A0% E8%BC%B8%E5%87%BA%E6%88%A6%E7%95%A5'。
[130] 国际协力机构官网：https：//www.jica.go.jp/activities/issues/education/case.html。
[131] 文部科学省国际战略协议会研讨会：《文部科学省的国际战略（建议）》，2005年9月，引自文部科学省《文部科学白皮书》2010年度，第337页。
[132] 外务省：《2016年度开发协力白皮书日本的国际协力》，第79页。
[133] 日文「リボーン·京都」，成立于1979年。该组织从2013年7月开始接受日本外务省的资金支持，在卢旺达首都面向青年女性实施职业训练教育援助项目“学习高级洋裁缝技术、获得生存能力项目”。复兴·京都官网：http：//www.reborn-kyoto.org/about-us/；外务省：《2015年度开发协力白皮书日本的国际协力》，第48页。
[134] 外务省：《2016年度开发协力白皮书日本的国际协力》，封面二。
[135] 外务省：《2014年度开发协力白皮书日本的国际协力》，第18页。
[136] 1954年10月6日，日本政府通过内阁决议决定参加“科伦坡计划”（由英联邦国家发起，旨在通过以资金和技术援助、教育及培训计划等形式的国际合作，以促进南亚和东南亚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正式开始实施政府开发援助。
[137] 内阁决议：《开发协力大纲》，2015年2月10日，第11—12页。
[138] 宫原诚一等编：《资料日本现代教育史3》（1960—1973），三省堂1974年，第159—160页。
[139] 《每日年鉴》，每日新闻社1971年版，第193页。
[140] 宫原诚一等编：《资料日本现代教育史3》（1960—1973），三省堂1974年，第24、31页。
[141] 同上书，第24页。
[142] 日本经济调查协议会：《新产业社会的人的形成——从长期的观点看教育的状态》（1972年），寺崎昌男编《战后教育改革构想Ⅱ期18》（复刻板），日本图书中心2001年，〈序〉第14页。
[143] 日本经济调查协议会：《新产业社会人的形成——从长期的观点看教育的状态》（1972年），寺崎昌男编《战后教育改革构想Ⅱ期18》（复刻板），日本图书中心2001年，正文第22—34页。
[144] 文部省编：《教育改革报告——临时教育审议会第一次~第四次（最终）咨询报告》，大藏省印刷局1988年，第281页。
[145] 同上书，第282页。
[146] 文部省编：《我国的文教政策》（1988年度），大藏省印刷局1988年，第438—439页。
[147] 文部省编：《我国的文教政策》（1989年度），大藏省印刷局1989年，第498页。
[148] 同上书，第247页。
[149] 文部省编：《我国的文教施策》（1988年度），大藏省印刷局1988年，第447页。
[150] 同上书，第447、448页。
[151] 同上书，第448页。
[152] 文部省编：《我国的文教政策》（1999年度），大藏省印刷局1999年，第470页。
[153] 文部省编：《我国的文教施策》（1988年度），大藏省印刷局1988年，第442页。
[154] 文部省编：《我国的文教政策》（1989年度），大藏省印刷局1989年，第498页。
[155] 文部省编：《我国的文教政策》（1999年度），大藏省印刷局1999年，第247页。
[156] 同上书，第465页。
[157] 同上书，第468页。
[158] 文部科学省官网：http：//www.mext.go.jp/b-menu/houdou/11/08/990807f.htm。
[159] 参见拙文《一些国家的信息化教育发展战略》，《中国教育报》2003年5月25日第6版。
[160] 经济企画厅《消费者的动向调查》、邮政省《日本网络白皮书》1999年。
[161] 文部科学省编：《文部科学白皮书》（2007年度），日经印刷株式会社2008年，第329页。
[162] 同上书，第333页。
[163] 文部科学省编：《文部科学白皮书》（2007年度），日经印刷株式会社2008年，第29、330页。
[164] ICT，即信息通讯技术，英文为Information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简称ICT。
[165] 文部科学省编：《文部科学白皮书》（2007年度），日经印刷株式会社2008年，第332页。
[166] 文部科学省编：《文部科学白皮书》（2003年度），国立印刷局2004年，第10页。
[167] 文部科学省编：《文部科学白皮书》（2007年度），日经印刷株式会社2008年，第330—331页。
[168] 同上书，第328页。
[169] 小川利夫等编：《社会·终身教育文献集Ⅰ9终身教育论》，日本图书中心1999年，序文。
[170] 宫原诚一等编：《资料日本现代教育史3》（1960—1973），三省堂1974年，第31页。
[171] 寺崎昌男编：《战后教育改革构想Ⅰ期10教育改革的基本政策》，日本图书中心2000年，第4页。
[172] 战后日本教育史料集成编集委员会编：《战后日本教育史料集成》（第12卷），三一书房1983年，第107页。
[173] 文部省社会教育局：《终身教育与社会教育——社会教育基础资料（Ⅱ）》，1978年2月。引自综合研究开发机构编《日本的终身教育——探求其可能性》，综合研究开发机构1980年，第51页。
[174] 文部大臣官房企画室：《都道府县·指定市的终身教育概要》，1978年9月。引自综合研究开发机构编《日本的终身教育——探求其可能性》，综合研究开发机构1980年，第51页。
[175] 波多野完治著：《终身教育论》，小学馆1972年，《序文》。
[176] 其他四条基本理念依次为：二，重视学校教师、家庭父母、单位前辈的人格；三，在教育中融合与综合传统的东西与革新的东西；四，企业应改革“为了企业的教育”的急躁性弊病，同时有必要改革文教行政；五，要培养世界市民，其前提是培养正确的国家观。寺崎昌男编：《战后教育改革构想Ⅱ期18新产业社会中人的形成——从长期观点看教育状态》，日本图书中心， 2001年，《序》第5—6页。
[177] 寺崎昌男编：《战后教育改革构想Ⅱ期18新产业社会中人的形成——从长期观点看教育状态》，日本图书中心，2001年，《序》第1—2页。该《序》由时任经团联会长、经济调查协议会代表理事的植村甲午郎为首负责写成。
[178] 战后日本教育史料集成编集委员会编：《战后日本教育史料集成》（第12卷），三一书房， 1983年，第107页。
[179] 文部省编：《我国的文教施策》（1988年度），大藏省印刷局1988年，第481页。
[180] 同上书，第495页。
[181] 文部省编：《我国的文教施策》（1988年度），大藏省印刷局1988年，第495页。
[182] 同上书，第475页。
[183] 同上书，第16页。
[184] 日本法库网：http：//www.houko.com/00/01/H02/071.HTM。
[185] 文部省编：《我国的文教政策》（1999年度），大藏省印刷局1999年，第231页。
[186] 文部省编：《我国的文教政策》（1989年度），大藏省印刷局1989年，第69页。
[187] 文部科学省编：《文部科学白皮书》（2007年度），日经印刷株式会社2008年，第106页。
[188] 文部省编：《我国的文教政策》（1988年度），大藏省印刷局1988年，第39页；文部省编：《我国的文教政策》（1999年度），大藏省印刷局1999年，第232页。
[189] 文部省编：《我国的文教政策》（1988年度），大藏省印刷局1988年，第44、45页。
[190] 文部省编：《我国的文教政策》（1999年度），大藏省印刷局1999年，第234页。
[191] 文部省编：《我国的文教政策》（1988年度），大藏省印刷局1988年，第47—48页；文部省编《我国的文教政策》（1999年度），大藏省印刷局1999年，第234页。
[192] 文部省编：《我国的文教施策》（1988年度），大藏省印刷局1988年，第48页；文部省编《我国的文教施策》（1999年度），大藏省印刷局1999年，第234页。
[193] 文部省编：《我国的文教施策》（1989年度），大藏省印刷局1989年，第251页；文部省编《我国的文教施策》（1999年度），大藏省印刷局1999年，第234页。
[194] 文部省编：《我国的文教施策》（1988年度），大藏省印刷局1988年，第54页。
[195] 文部省编：《我国的文教施策》（1999年度），大藏省印刷局1999年，第235页。
[196] 文部省编：《我国的文教施策》（1992年度），大藏省印刷局1992年，第203页。
[197] 文部省编：《我国的文教施策》（1988年度），大藏省印刷局1988年，第475页；文部省编《我国的文教施策》（1999年度），大藏省印刷局1999年，第501页。
[198] 教育史编纂会编修：《明治以后教育制度发展史》第1卷，东京：龙吟社，1938年，第277页。
[199] 文部省：《日本的成长与教育》，东京：帝国地方行政学会，1962年，第174、178、180页。
[200] 同上书，第43、170—180页。
[201] 小山静子：《战后教育的性别秩序》，东京：劲草书房，2009年，第143页。
[202] 文部省：《日本的成长与教育》，第170—180页。
[203] 同上书，第174、178页。
[204] 同上书，第218—221页。
[205] 教育史编纂会编修：《明治以后教育制度发展史》第2卷，东京：龙吟社，1938年，第165页。
[206] 神田修、山住正己编：《史料日本教育》，东京：学阳书房，1986年，第158页。
[207] 文部省：《日本的成长与教育》，第224—232页。
[208] 文部省：《日本的成长与教育》，第183—184、189页。
[209] “战后日本教育史料集成”编集委员会编：《战后日本教育史料集成》第1卷，东京：三一书房，1982年，第128—129页。
[210] 神田修、山住正己编：《史料日本教育》，东京：学阳书房，1986年，第158页。
[211] 渡边彰译著：《美国教育使节团报告书》，东京：目黑书店，1947年，第46—47页。
[212] 文部省：《我国的教育现状》1953年度，http：//www.mext.go.jp/b _menu/hakusho/html/hpad195301/hpad195301_2_101.html。
[213] “战后日本教育史料集成”编集委员会编：《战后日本教育史料集成》第1卷，第128—129页。
[214] 小山静子：《战后教育的性别秩序》，东京：劲草书房，2009年，第95—96、143页。
[215] 大田尧编著：《战后日本教育史》，东京：岩波书店，1978年，第152页。
[216] 文部省：《我国的教育现状》1953年度，http：//www.mext.go.jp/b _menu/hakusho/html/hpad195301/hpad195301_2_101.html。
[217] 文部省：《我国的教育水准》1975年度、第206、209页，《我国的文教施策》1988年度、第484—485页。
[218] 小山静子：《战后教育的性别秩序》，第113、156页。
[219] 文部省：《我国的教育水准》1975年度，第220—221、214—215页。
[220] 文部省：《我国的文教施策》1991年度，第589页。
[221] 文部省：《我国的教育水准》1964年度，第190页；1975年度，第229页。
[222] “参画”意为“参与”。日本政府为了强调女性参与社会的主动性，于1991年将“男女共同参加”改为“男女共同参画”。
[223] 内阁府男女共同参画事务局：http：//www.gender.go.jp/danjyo_kihon/situmu1-3.html。
[224] 文部省：《我国的教育水准》1975年度，第215、223页；《我国的文教施策》1988年度、第484页，1999年度、第503、506、507页。
[225] 参见臧佩红：《日本近现代教育史》，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第359—363页。
[226] 《大学、短期大学通信教育状况的推移》（1972—2010），见女性与男性统计数据库：http：//winet.nwec.jp/cgi-bin/toukei/load/bin/tk_sql.cgi？ bunya=06&hno=0&rfrom=1&rto=0&fopt=1。
[227] 文部省：《我国的文教施策》1988年度，第495页。
[228] 文部省：《社会教育调查》1999年度，http：//www.e-stat.go.jp/SG1/estat/List.do？ bid=000001012323&cycode=0。
[229] 法令数据提供体系：http：//law.e-gov.go.jp/htmldata/H11/H11HO078.html。
[230] 文部科学省：《文部科学白皮书》，2005年度，第478—481页；2010年度，第400—401页。
[231] 文部科学省：《学校基本调查》2010年度，http：//www.e-stat.go.jp/SG1/estat/List.do?bid= 000001028877&cycode=0，下同。
[232] 文部科学省：《从数据看日本的教育》2008年度，第5页。
[233] 文部科学省：《社会教育调查》2008年度，http：//www.e-stat.go.jp/SG1/estat/List.do? bid=000001025992&cycode=0。
[234] 文部省：《我国的文教施策》2000年度，http：//www.mext.go.jp/b _menu/hakusho/html/hpad200001/hpad200001_3_403.html；文部科学省：《文部科学白皮书》2010年度，第400页。
[235] 文部科学省：《文部科学白皮书》2010年度，第400—403页。
[236] 文部科学省：《学校基本调查》2010年度。
[237] 日本女子大学网站：http：//www.w-univ.net/。
[238] 小山静子：《战后教育的性别秩序》，第232页。
[239] 内阁府：《男女共同参画白皮书》2010年度，第6页。
[240] 文部科学省：《学校基本调查》2010年度；女性与男性统计数据库：http：//winet.nwec.jp/toukei/save/xls/L113040.xls。
[241] 文部科学省：《学校基本调查》1998年度，第206、20、48、52页；《学校基本调查》2010年度。
[242] 文部科学省：《学校基本调查》1998年度，第206、20、48、52页；《学校基本调查》2010年度。
[243] 文部科学省：《文部科学白皮书》2010年度，第135页。
[244] 文部科学省：《学校基本调查》2001年度、2010年度，http：//www.e-stat.go.jp/SG1/estat/NewList.do？ tid=000001011528。
[245] 日本的女子大学一般设2—3个学部，见日本女子大学网站：http：//www.w-univ.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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