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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从生活方式的变革看近代中日关系的逆转
- 六从生活方式的变革看近代中日关系的逆转
- 📚 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

作者：吴廷璆等

六从生活方式的变革看近代中日关系的逆转

生活方式是指人们长期受一定社会文化、经济、风俗等影响而形成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意识，反映了一定时期人们的行为方式和对社会的态度，也标志着一个国家或民族世界观的基本倾向和社会发展水平。历史发展到19世纪中期，位居东亚的中日两国都面临着来自西方世界的强烈冲击，从而引发生活方式的变革。断发、易服、改历是中日两国共同经历过的生活方式变革中的代表性事件，日本发生在明治初年，中国则迟来四十年时间。不同的变革进程反映出两国应对西方文明挑战的不同态度，从中亦可窥见近代中日关系的逆转。

（一）明治初期日本生活方式的文明开化

明治新政权建立后，把向西方国家学习，放弃旧俗，建立适应世界潮流的文明社会体系作为重要任务，当时称生活方式的西化风潮为“文明开化”。衣食住行是生活方式的风向标，在文明开化过程中，变化最直接，效果也最明显。

“文明开化”首先从头发革命开始。幕府时代“丁髷头”既不雅观，打理上也很麻烦。幕末至明治初期，从海外归国的留学生及与外国人打交道的商人中已经有许多人率先剪掉头顶的发髷（丁髷），留“散切头”（将头发剪短并披散开）。与丁髷头相比，散切头简便清洁经济，深受年轻人欢迎。当时流行的歌谣“敲敲半发头，发出因循姑息声，敲敲总发头，发出王政复古声，敲敲散切头，发出文明开化声”，反映出剪掉丁髷与文明开化的关系。在断发已被不少人接受的条件下，明治新政府于1871年8月发布《散发脱刀令》，允许民众剪去发髷，并有选择发型的自由。

服装革命紧随其后。在传统社会，日本人普遍穿传统的缠裹式束带和服，已经不适应近代工作、生活的需要。军装的变革在服装革命中首当其冲。明治新政府于1870年12月22日发布太政官布告，模仿法国与英国军服样式制定陆海军军服（陆军军服于1886年改为德国式）。在军装之外，针对代表国家形象的礼服的改革，明治天皇于1871年9月发布《更改服制敕谕》。^[1]

朕以为，风俗之移转，随逐时宜，以国体之不抜而制其势，今衣冠之制流于模仿唐制，成软弱之风，朕不胜感慨。夫神州以武治世固来久矣，天子亲为元帅，庶众仰其风，如神武创业神功征韩，绝非今日之风姿。岂能片刻以软弱示于天下耶。朕今断然更服制，使风俗一新，欲立祖宗尚武之国体，望汝臣民体朕之意。

此后，经过大约一年时间对欧美诸国礼服的一系列考察，1872年11月12日，明治政府发布第339号太政官布告：“定敕奏判官及非役有位大礼服并上下一般通常礼服，以从前之衣冠为祭服，直垂、狩衣、上下等全部废除。”^[2]此布告不仅确定了礼服的西化方针，标志传统和服结束了作为礼服的使命，也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近七百年来在立场、观念、习惯等各方面都形同水火的公卿贵族与藩主大名由穿着相同的礼服彻底告别了“公家”与“武家”的身份区别，成为“天皇的华族”的一员。

改历的实施晚于稍断发、易服。1872年11月9日，根据太政官权大外史兼内务省地志课长的塚本明毅提出的改历建议书，明治天皇发布《改历诏书》，明治政府发布第337号太政官布告：废太阴历，颁行太阳历，以即刻到来的12月3日作为明治六年（1873年）1月1日。一纸公文下的“粗暴的改历”在24天时间里匆匆完成，从7世纪初年就开始使用的阴历顷刻间成为历史，1872年成为日本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只有11个月的一年。

衣冠、发型、历法是人类物质生活中涉及人群最广的社会风俗，是在漫长岁月中形成的历史现象，而且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和稳定性，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外力影响和冲击很难发生变化。生活方式能否适时发生变化，关键在于人们的认识能否适应时代的变化，从而促进生活方式的改革。尽管近年来对“文明开化”中的全盘西化多有诟病，但对一些具体内容不能因其“西化”的标签而不加分析，其中明治初期率先实施的断发、易服、改历三项变革，在“西化”的背后，有着深刻的政治内涵。

首先，断发、易服、改历是事关国家发展的政治行为。明治初期的日本劲吹欧化风，在人们的衣食住行中也突然出现各种西化的“时髦”，吸卷烟、喝啤酒、吃西餐、坐洋车、住洋房……石井研堂在《明治事物起原》一书中列举了大量衣食住行方面西式生活的“起源”，令人眼花缭乱。这些西化的新事物大多是民间追逐新潮而自发的流行，而像发型、服饰、历法之类承载着政治与传统内涵的习俗却不属于“流行”的范围，不可轻举妄动。比如丁髷式发型，“盖战国之余习，而取便于胄耳”^[3]，原本武士专有，到江户时代发展成为成年男子的基本发型。在衣冠服饰方面，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日本人非常注重其礼仪规范，德川幕府多次颁布《武家诸法度》，都有衣装样式、质料等规范，1861年（文久元年）幕府甚至发布《洋服禁止令》^[4]。至于历法，由于兼具政治统治及科技的意义，历来属于王朝的权力范围。日本在美军炮舰压力下开港后，被迫与欧美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修改这些不平等条约，收回治外法权，是明治新政府成立后急于完成的重要任务。人们的发型与服饰是一个国家精神面貌的直接外在表现，幕末和明治初期来到日本的外国人鄙视持“豚尾”式发型的日本人，盛气凌人，滋扰闹事；赴欧美考察的岩仓使节团到美国后因其奇特的着装而成为人们看热闹的对象；农历在西方国家民众看来是野蛮人的象征，“当时外交渐盛，与诸国往复交涉颇为频繁，其公务与休假之日彼我不一，则诸般谈判往往涩滞”^[5]。面对本国与欧美列强在生活方式上的巨大反差，明治政府的成员感到深深的危机，在认识到“欧美各国政治制度、风俗、教育、经济、经营等皆在我东洋之上”的现实后，选择了“把开化之风移入日本，使国民迅速进入与欧美同等水平的开化之域”^[6]，为“洗除弊患”，不至“使国家民人沉沦于不利不幸之境遇”^[7]，制定了向西方看齐，实施文明开化的方针。“使国民迅速进入与欧美同等水平的开化之域”，首先要从改变形象开始。在1871年7月新政府宣布“废藩置县”，实现政局稳定后，开始着手实施一系列对旧风俗的改革，首先就是改变发型、服装这样的直接代表国民形象的外在打扮，及影响与西方国家交往的历法。而这些风俗习惯根深蒂固，仅靠民众的自觉不可能完成，只能通过颁布敕令及政府文告等形式推动实施，使这些改革成为国家与政府行为，其意义远超风俗时尚中的“流行”而具有深刻的政治意义。

其次，改革意识的形成源于正视落后西方的现实。在传统农业社会，人们对千百年来的农历、和服及丁髷头习以为常。当幕府后期西方文化传入日本后，迫使日本人重新审视自己生活方式中存在的问题。从发型来说，传统的丁髷头不仅让来到日本的外国人感到既奇怪又丑陋，而且幕末公派或偷渡到欧洲国家的人也亲身感受到因这种发型受到西方人嘲讽的屈辱，并把西方人称丁髷为“豚尾”的信息传达给国人。^[8]在国内，开始接受西式军事训练的官军和一些藩兵穿着新式军服，却头顶丁髷，满是滑稽和不协调感。这些都表明，传统的丁髷头已经不适应新的社会生活的需要。从服装来说，日本人的缠裹式束带和服衣宽衫长袖肥，是农耕社会悠闲舒缓生活方式的写照。在被迫开国以后，对比西方人简捷灵活的服装，日本人感受到和服“宽快但不轻便，适于怠慢而不适于勤劳”^[9]，在进行军事训练时，拖沓繁缛、活动性差的和服完全不适合西式兵器的使用。1867年初，由于“使用甲胄时代的服装难以运动周旋”，幕府终于下令“改换身体轻便之戎服”以适应战事需要^[10]，这些都为明治初年的服装改革奠定了基础。从历法来说，日本在一千多年时间里一直使用中国的阴阳历，直到1685年才使用自己编制的《贞享历》，但仍然没有摆脱中国历法的影响。幕末开国以后，很多欧美国家的军人、商人涌入日本，在与这些外国人的外交交涉及通商过程中，与阳历存在一个月至一个半月时间偏差的阴历让人们深感不便。此前长期使用的与农历相应的计时法也带来人们时间意识的淡漠。在与西方人的接触中，一些锐意改革的有识之士已经形成弃农历、改西历的认识。由此观之，这些改革并非出于赶时髦，而是改变落后面貌的现实需要。

最后，自上而下的行动促进了改革。生活方式的变革事关千家万户乃至国民每个人，其成功的关键在于政府的决心及社会精英的带头作用。1873年3月，22岁的明治天皇剪掉发髷，东京的《新闻杂志》专门对此进行了报道。此举在政府颁布《断发脱刀令》后民众并未积极配合的情况下，有力促进了“头发革命”。自幕末以来有过海外经历（不论是官方派遣的还是偷渡出国的）的政府官员、知识分子或积极宣传，或身体力行，其作用也不可忽视。如西周、津田真道、伊藤博文、井上馨、森有礼等人都曾到海外留学或考察，这些人后来都成为明治政府中的重要人物，是断发、易服的先行者与倡导者。

（二）中国迟来四十年的“更衣冠，易正朔”

断发、易服、改历，同样的变革在中国均晚于日本40年左右时间。经过惊天动地的辛亥革命，用暴力推翻清政府，建立孙中山领导的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后，才在1912年集中实施了一系列社会改革：1月2日，孙中山发表正式通电，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中国传统的阴历辛亥年为中华民国元年；3月5日，发布剪发通令，令20日内一律剪辫；10月3日，制定“民国服制”，从此采用西式礼服，彻底终结了清朝官员的顶戴花翎。与明治初期的日本一样，首先迈出这一步的也是政府而非个人。为何这一步迟来40年？从晚清走出国门的社会精英们的日本认识中，似可找出些许答案。

历史上长期的闭关锁国，使中国人对西洋人的一切都深感怪异。仅从服装上看，连思想开放的林则徐在甲午战争前夕到澳门巡视时，见到“浑身包裹紧密，短褐长腿”的西人着装，也“惜夷服太觉不类”^[11]，而这种“夷服”却首先被日本人接受。1871年随使臣乘船赴法国的译员张德彝已经注意到“同船日人皆着洋服”^[12]，虽然日本此时还没有发布“更改服制敕谕”，但是民间的服装变革已经悄然开始。不过，同文馆出身的张德彝对日本的变化不以为然，且不愿听别人说自己国家的不是。如同船一名叫讷武英的洋人直言不讳地对张德彝说：“今日本国学习各国文武兵法，效验极速。贵国亦宜有备，方可无虞。即以诸公所穿鞋底论之，足见其愚蠢不灵矣。”张则反唇相讥，“日本鞋底，前后实而中空，虽实不足四分之一。皆不如我国鞋底”^[13]。1876年，任职宁波海关的李圭乘三菱公司的轮船赴美国参加世博会，途中在日本短暂停留。其笔下记载，日本“宫阙、衙署、武营、兵制半仿西式，职官、兵士、巡铺及一应办公之人，皆泰西装束，闻其国君后、命妇亦然”。李圭一方面有感于日本“近年来崇尚西学，效用西法有益之举，毅然而改者极多。故能强本弱干，雄视东海”，同时又“惜乎变朔望、易冠服诸端，未免不思之甚也”。^[14]

与同文馆学生张德彝、民间人士李圭相比，清政府派遣的外交官对日本的认识更具代表性。1877年，清政府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到神户时率随员上岸，其长袍马褂与辫子长垂，令“日人间有从西京大阪百十里来观者。西人亦欢携妇孺，途为之塞”。何如璋等人自信地认为这是“汉官威仪，见所未见”所致。^[15]作为首任驻日公使，他在持国书见天皇时，“日主西服免冠，拱立典中”，“其礼简略，与泰西同”^[16]，亲眼所见日本以天皇为代表的官方着装、礼仪已西化，但何如璋在与日本人谈及明治以来的改革时仍认为，“以亚细亚洲论，惟我国与贵国形势最近，交亦倍亲近，贵国政府改从西法，以求富强，亦是救时之策。惟改服制与历朔，二者似为过计”。在朝廷命官何如璋的眼中，日本模仿西方实施的改革只是“救时之策”，非长久之计，改服制与改历都不应肯定。“惟政治之大者，如礼乐文章之类，则有圣教可遵，千古不废者也。”^[17]使馆的其他官员也持同样观点，更有副使张斯桂作诗《易服色》与《改正朔》，以刻薄的语言揶揄日本断发、易服与改历。^[18]

相对于日本断发与易服，晚清国人对日本改历的抵触情绪似乎更大。1868年张德彝在《欧美环游记》中还记载日本“奉正朔，与中历合”。20年后，游日官员眼中所见“日本亦过西年”，“修竹矮松，千门一碧，稻草悬檐，白纸间之。牛车喧鼓，弦者戴筐，此年景也”^[19]，俨然西历已经普及。但此事并没有促进官员们对中国改历的思考。随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出使日本、任使馆参赞的黄遵宪被誉为近代中国第一个对日本有真正了解的人，他于1877—1882年驻日，对西历的使用有亲身体验，并且对西历的历史沿革及天文学理都有相当的了解，称赞西历“可谓精密至极”^[20]，但在现实中仍对日本改历持不赞赏的态度，认为这是“数典忘祖”的行为^[21]。黄遵宪在日期间与日本友人谈及改历，友人认为改历乃“维新第一美政”，黄则认为“似可不必”，并指出“中东两国沿用夏正已二千余年，未见其不便。且二国均为农国，而夏时实便于农，夺其所习而易之，无怪民间之嚣然异论也”，并说“中国特不欲更改，并非无人及此”。^[22]改历的“第一美政”与“似可不必”两种看法，恰恰反映出近代中日两国面对西方文化挑战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当时的中国不是无人懂得新历，而是根本不想改，因为国人还拘泥于农业社会的传统观念不能自拔，只能眼看着日本人改革旧制，“夺其所习而易之”，快步进入近代化工业社会。中国近代最开明的思想家梁启超的情况也曾与黄遵宪类似。在梁启超1910年写的“改用太阳历法议”一文里，坦承对日本废阴历而用阳历“昔尝姗笑之”，认为“举一国人数千年所安习者，一旦舍弃，而贸然以从人，毋乃太自轻而失为治之体乎？”^[23]虽然梁启超在写“改用太阳历法议”时已经完全转变了当初的立场，呼吁改行公历，但这种声音显然已经很晚。从根源上来说，国人对日本“改正朔”的否定态度里还有一层潜意识，即很难接受日本打破了农历通行东亚的局面，进而对日本不再奉中国王朝为“正朔”，即脱离中华文明圈感到深深的失落。这与长期生活在“天朝大国”的国人对本国传统的自负及对外部世界的陌生不无关系。

有机会接近日本、了解日本的官员与精英们虽然目睹了日本的变化，但他们对日本的改革却大体持排斥态度或抱有偏见，有的批评日本“效西如不及，当变而变，不当变亦变”^[24]，有的戴着有色眼镜，斥日本“极力效用西法，国日以贫，聚敛苛急，民复讴思德川氏之深仁厚泽矣”^[25]，怎能指望他们回国后能够向官方或政府提供关于日本改革的积极信息，以推动本国的改革事业呢？更遑论那些未出过国门且闭门塞听的士大夫们了。作为洋务派首领的李鸿章认为中国文物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对日本已经发生的变化视而不见，尤其是在改变服装问题上表露出无法掩饰的迂腐。1876年1月李鸿章会见日本驻华公使森有礼时曾就改变服装问题进行争论。李鸿章先是质问“贵国近来所举之事殆皆可赏赞，然独有一事不明，即贵国变易旧来之服制而模仿欧风之事是也”，接着以指教的口吻说：“衣服制度，乃是人们追忆祖先遗意之所在，在子孙者，宜当引为贵重，万世保存”，进而责难“贵国一舍旧来服制以效欧俗，贵国独立精神多少委诸欧人支配，阁下不以为耻乎”，并态度坚决地表示“我国绝不能如贵国一般行如此变革”。^[26]李鸿章的态度实际上代表了清政府的态度，自己固守旧制，不思进取，反怪改革在先的日本“不以为耻”，这也就注定了晚清改革的结局。

1894年3月，出使英、法、意、比大臣薛福成于巴黎为黄遵宪的《日本国志》作序，赞赏日本“迫于外患，廊然更张”“百务并修，气象一新，慕效西法，罔遗余力”“富强之机转移颇捷，循是不辍，当有可与西国争衡之势”，继而笔锋一转，“其改正朔、易服色，不免为天下讥笑”。^[27]三个月后，甲午战争爆发，近代中日两国第一次正面军事交锋，中国惨败。从梦中惊醒的中国人终于认识到“日本之强，则自变衣冠始”^[28]，开始探讨中国的改革之路。1898年，康有为上书“请断发易服改元折”，力陈断发易服的必要。^[29]

今则万国交通，一切趋于尚同，而吾以一国衣服独异，则情意不亲，邦交不结矣。且今物质修明，尤尚机器，辫发长重，行动摇舞，误缠机器，可以立死，今为机器之世，多机器则强，少机器则弱，辫发与机器不相容也。且兵争之世，执戈跨马，辫尤不便，其势不能不去之。欧美百数十年前，人皆辫发也，至近数十年，机器日新，兵事日精，乃尽剪之，今既举国皆兵，断发之俗，万国同风矣。且垂辫既易污衣，而蓄发尤增多垢，衣污则观瞻不美，沐难则卫生非宜，梳刮则费时甚多，若在外国，为外人指笑，儿童牵弄，既缘国弱，尤遭戏侮，斥为豚尾，去之无损，留之反劳。

康有为对清朝现有服饰与辫发之弊的认识可谓十分到位，不幸的是变法失败，由皇帝带头断发易服、开风气之先的期待终成泡影。实际上，在清末的政治条件下，即使如李鸿章那样的倾向洋务的人们也是以“中体西用”为对待西方事物的原则，即可以在“用”的方面引进西洋自然科学技术，却万不可触动制度礼教之“体”，变法的失败是必然的，因为慈禧太后早已定下了明确的“变法”基调：“变法乃素志，同治初即纳曾国藩议，派子弟出洋留学，造船制械，凡以图富强也。若师日人之更衣冠，易正朔，则是得罪祖宗，断不可行。”^[30]像日本那样“更衣冠，易正朔”是“得罪祖宗”的行为，是变法不可触动的底线。因此，不论有识之士如何倾力呼吁，甚至民间已有顺应潮流断发、易服、使用西历的先行者，但直到清政府灭亡，始终没有迈出国家与政府层面的改革步伐。

（三）从生活方式看中日关系的逆转

在断发、易服、改历这样的生活方式变革中，中国落后日本四十年，近代以来中日关系的逆转也正发生在这四十年期间。日本实施改革，刚刚从殖民地泥沼中摆脱出来，“学欧美人之事先行一步便产生鄙视支那之骄傲情绪”^[31]，视昔日仰慕并师之仿之的中国为“恶友”。中国面对西方列强挑战，依然固守传统，以至落后于世界潮流，国势渐衰，最终沦为日本侵略的最大受害国。中日关系的逆转，不独军事力量上的强弱变换，在生活方式方面亦有明显的表现。

“更衣冠，易正朔”与生活方式的“脱华”

在古代，中华文明对日本影响深远，这种影响，在制度、文化层面之外，也渗透到民众生活领域。在中日文化交流最为繁荣的唐代，因为日本人“正朔本乎夏时，衣裳同乎汉制”，故被唐人评价为“有君子之风”。到宋代，有位名叫滕木吉的日本人向真宗皇帝献诗曰：

君问吾风俗，吾风俗最淳。

衣冠唐制度，礼乐汉君臣。

玉瓮蒭新酒，金刀剖细鳞。

年年二三月，桃李一般春。^[32]

这首诗表达了日本风俗摹化中国的情景，“衣冠唐制度，礼乐汉君臣”是说在衣冠之制、礼仪文明方面以汉唐制度为样板，而“年年二三月，桃李一般春”则隐喻日本使用中国的历法，每年桃李盛开是与宋朝相同的时节。这首诗当时虽未入《宋史·日本传》，但是流传很广，明代薛俊的《日本国考略》中也有日本人作《答风俗问》一诗，内容大体相同。^[33]

在鸦片战争中，日本人过去非常崇拜的中华帝国被“夷狄小国”打败，强烈的冲击迫使有识之士开始总结大清国失败的教训。1853年，面对美国军舰武力叩关，日本人从中国的前车之鉴中认识到要避免重蹈中国的覆辙，必须学习西洋之法，进行改革。恰如后来赴日考察的学者黄庆澄所言：“自德川末造美兵逼境，一隅被扰，举国沸腾”，“以一国论，屡战失利，始悟螳臂不可当车，幡然自悔，尽涤宿见，仿形新法”。除了在军事上、经济上学习西方，“甚至改正朔，易服色，虽贻千万邦之讪议而不顾”^[34]，开始否定并全面放弃往昔积极模仿的中国风俗与制度。

从服装上说，当日本人学习西方，意欲“脱亚入欧”的时候，曾经促进日本改变落后面貌的“衣冠唐制度”突然变成了制约日本发展的负遗产。刚刚感受到西式服装灵活便捷的日本人，开始抨击“衣冠唐制度”。1871年9月，明治天皇在《更改服制敕谕》中，将西方国家压力下的无力感归因于模仿唐风的衣冠之制，怀念“以武治世”的“神武创业神功征韩”时代，抱怨由于“衣冠之制流于模仿唐制”导致日本“软弱”。表面上这是批判“唐风衣冠之制”，实质上是借此说明中华文化已经落后，欲通过“断然更改服制”恢复“祖宗尚武之国体”，明治政府抛弃中华文化，向西方社会靠拢之目的昭然若揭。1876年，驻华公使森有礼与李鸿章在谈论服装变革时态度傲慢，称“当今贵国衣服，论精良与便利，尚不及欧服一半”，直接表达了中国服装的不屑。对于李鸿章所言“我国绝不能如贵国一般行如此变革”，竟然答曰“凡将来之事，谁能得以预料其之必好。贵国四百年前之先人，亦不能料当朝鼎立之时变革服制之事”，暗讽汉族人着满族服饰，向异族称臣。1880年，熟谙中国文化的汉学家冈千仞在回答清政府驻日使馆官员“贵邦改从西服，何不服吾服”的质疑时更直截了当地指出，“千年以前取隋唐服，今日中兴再用隋唐服，已属陈腐，故取欧土服”^[35]。服装开始西化不到十年的日本人便对中国的衣冠制度持轻蔑与排斥态度了。

从历法上说，历史上中国人极其赞赏日本通过“正朔本乎夏时”向中国王朝表示臣服与尊崇。到1685年开始使用涩川春海编制的《贞享历》为止，日本人一直使用中国的历法，尤其是《宣明历》在日本使用823年而不改。长期使用过时的中国历法造成日本人热衷中国历法的印象，而实际上不过是日本人既不想继续奉中国朝廷为“正朔”，又在自己还没有能力制作新历情况下的无奈选择而已。唐朝末年，日本人主动拒绝与中国王朝的来往，随着民族文化—国风文化的成长，加上元代两次对日本用兵失败，日本谋求与中国对等的意识进一步滋长，脱离汉文化圈的倾向也日益明显。到室町幕府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时期，为了获得来自明王朝政治上的支持和经济上的利益，表面上以“日本国王”身份向大明皇帝称臣，实际上却对明皇帝颁赐的《大统历》置之不理。1644年，满族人取代明王朝建立清政权，日本人称之为“华夷变态”，鄙视这个“鞑靼之国”。在思想界，一些国学者基于民族主义立场采取排斥中国文化的态度。1782年，强调复古和国粹主义的国学者本居宣长撰写《真历考》，彻底否定中国历法对日本的影响，称在中国历法传入日本之前，日本就使用基于天地自然变化的“真历”。所谓“真历”，是由皇祖神所创造，授予万国的天地自然之历。本居宣长认为中国历法是人为捏造之物，而“真历”是经八百万千万年、全无缺陷、不必改正的最高贵、最优秀的历法。^[36]也有人在接受兰学影响后批评来自中国的阴历，如经济思想家本多利明在《西域物语》中说：“欲究天地之理，穷数理推步之学，阅读西域之书可近得其理。修支那大清以来天文书，推究立法术路之起源，自不得明。大明以前之书，多臆说杜撰不足取，唯西域之书，周览彼大世界，究善美，难以一见。”本多利明进一步批判日本的现状，“日本国务本末黑暗，对天文历法一向不以为意，仅以支那山国风俗为是，未闻日本有将天文、地理、渡海之道此三类作为一理研究之人”^[37]。可以说，从日本人使用自己编制的《贞享历》开始，尽管它没有摆脱农历的窠臼，但彻底结束了“奉正朔”的历史，完成了从历法上的“脱亚”（脱华）过程，并开始反感“支那山国风俗”。1872年11月塚本明毅在改历建议书中提出，“与各国结交以来，彼之制度文物可资补我治，而未采用者如太阳历，各国普遍用之，独我用太阴历，岂不便耶，应速改历法”。这里的“各国”指的是欧美各国，对在历法上惠及日本一千多年的中国完全忽略不计，对中华历法影响的决绝与历法“入欧”的孤注一掷可见一斑。

辱华词汇“豚尾”的诞生与扩散

众所周知，当年清朝政府强迫男人蓄辫发，脑后长长的辫子被西洋人讥讽为“Pigtail”（意为“猪尾巴”）。而把“Pigtail”发展为汉字化表达的“豚尾”，正是由曾经头顶丁髷，被西方人讥讽为“豚尾”的日本人完成的。本来，“豚尾汉之称，非支那人专有”^[38]，而当日本人在明治维新后推动以断发为先导的文明开化，迅速剪掉“丁髷”，自认为已经进入文明之域后，便开始诋毁中国人的形象，其主攻对象就是清人脑后的辫子。日本人利用中日之间相近的文化及文字的便利，用“豚尾”侮辱中国人，在给中国人造成严重生命、财产损失的同时，对中国人的精神伤害也远在西方殖民主义者之上（相关内容请见本书第二章第三节，在此从略）。

结语

在当今全球化开放的信息时代，早已不存在由国家号令梳什么头，穿什么衣的问题了。但是倒退一个半世纪之前，任何一项变革对中日两国来说都具有颠覆性意义。考察中日两国共同经历却进程完全不同的变革，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远远超出生活方式本身。

第一，改变生活方式的前提是改变观念。在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即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引发了一系列社会转型，其中生活方式的转型往往最先发生。生活方式的转型包括从依附性生活方式向自主性生活方式转变，从封闭型生活方式向开放型生活方式转变，从僵固型生活方式向不断变革型生活方式转变。^[39]本节所谈的传统发型、服装与农历，是封闭的农业社会中僵固型生活方式的典型代表。19世纪中期，中日两国先后遇到西方列强的武力胁迫，是开放、改革，还是继续固守旧制？两国的不同选择，带来不同的结局。日本对西洋文明是接纳而不是抵制，积极进行生活方式的改造，虽有波折且并付出代价，但结局是摆脱了沦为殖民地的命运，并跻身列强世界。而晚清中国人面对外来压力，依然沉浸在自我陶醉之中，不愿放弃旧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人们或许可以说，发型、服制、历法的改变仅仅是移风易俗的一部分，其作用与影响无法与制度的变革相比，当年梁启超就认为“国家所务只有其大者远者，何必鳃鳃焉于正朔服色之间？”^[40]但是如果连发型服装之类“小事”都不能改变，谈何实施“大者远者”的变革呢？故可以说，明治初年的断发、易服、改历反映出人们观念的变化与政府的决心，作为文明开化的成果是应该肯定的。

第二，晚清生活方式变革难在政治包袱太重。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生活方式与风俗习惯并不是社会发展进程的决定因素，但折射出社会转型的过程。“正朔”与“服色”在中日两国都不是单纯的生活方式问题，它们承载着传统政治思想的核心观念与政治举措，只不过延续两千年的传统对中国的束缚远超日本。“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顺承厥意”^[41]，从秦汉到明清，新王朝建立，皆将改正朔、易服色视为关系到国运的大事，周边国家若尊奉中国王朝的正朔，即被认为在政治上表示臣服，在空间上可以将其纳入统治体系，并允许其在朝贡名义下进行交往。直到甲午战争以前，绝无敢于提出“易服”“改历”者。至于清人脑后的辫子，是是否认同满族统治的重要标志，经过最初“留头不留发”和“留发不留头”的生死抉择，久而久之便习惯成自然。到19世纪80年代大部分日本人剪掉丁髷的时候，中国大地上还没有人敢对脑后的发辫提出丝毫质疑。大凡旧制度发展得越完备、社会结构越稳固的国家，社会就越缺乏新陈代谢的内在动力，其改变也就越艰难。长期生活在一种思想环境下的人们容易背上沉重的历史包袱，衣冠事关国体，正朔象征王朝统治，其沉重的政治性与征服性意义远非生活方式所能承载。同时，朝廷腐朽，大臣守旧，知识分子软弱，使改革难上加难。中华民族在创造了悠久历史与灿烂文化的同时，也形成了天朝大国情结与文化中心主义，故步自封，这就是为什么近代中国社会转型远远比日本艰难的内在原因，生活方式不过是一个缩影而已。

第三，生活方式也关乎一个国家的命运。断发、易服、改历，从时间上看中国迟于日本40年，而从空间上来看毋宁说落后了一个时代。生活方式变革的迟缓，意味着政治变革与社会变革的滞后。正是这蹉跎的40年，中日之间发生师生关系的彻底逆转。文明开化使日本“脱亚入欧”后，对中国人从仰慕变成蔑视，并利用中国人脑后的辫子肆意辱华，有数千年文明史的天朝大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于蕞尔小国。虽然中国的炮舰不输日本，而脑后的辫子与拖沓的北洋水师官兵服装昭示着这是一支封建王朝的扈从军与一支近代国家军队在作战，中国从此日益滑向屈辱的深渊，惨痛的历史教训历历在目。从1894到2014，120年甲午大还历，历史不会重演，但值得国人反思的事情却很多。

本章第一部分原载《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1卷，天津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第二部分原载《日本学刊》1999年第5期，原题《中日财产继承制度比较浅论》；

第三部分原载《世界近现代史研究》第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第四部分原载《天津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

第五部分原载李卓、胡澎主编《东亚社会发展与女性参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

第六部分原载《日本学刊》2014年第6期。

注释

[1]《侍従へ服制更正ノ勅諭》（明治4年9月4日），中村定吉編集，出版《明治詔勅辑》，1893年，第12-13頁。

[2]内閣官報局：《法令全書·明治五年》，内閣官報局，1889年，第237頁。

[3]黄遵宪：《日本杂事诗（广注）》，钟淑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1985年，第731页。

[4]《洋服禁止令》:“除军舰及大船乘员且武艺修业者外，不可穿异风之筒袖戴异样之冠物”，石井研堂：《明治事物起原》下，春陽堂書店，1944年，第1347頁。

[5]大隈重信、園城寺清：《大隈伯昔日谭》，立宪改进党党报局，1895年，第602、603頁。

[6]春畝公追頌会《伊藤博文伝》上，春正社，1940年，第352、361頁。

[7]大隈重信、園城寺清：《大隈伯昔日谭》，第603頁。

[8]见本书第二章第三节《近代“豚尾”形象的日中转换》。

[9]朝鮮問題等に関し森公使清国政府と交渉一件、外務省調査部編：《大日本外交文书》第9卷，日本国際協会，1940年，第177頁。

[10]石井研堂：《明治事物起原》，下卷，第1359頁。

[11]林则徐：《林则徐集·日记》，中华书局，1962年，第351页。

[12]张德彝：《随使法国记》，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Ⅱ，岳麓书社，2008年，第358页。

[13]张德彝：《随使法国记》，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Ⅱ，第349页。

[14]李圭：《环游地球新録》，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Ⅵ，岳麓书社，2008年，第323页。

[15]何如璋：《使东述略》，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Ⅲ，岳麓书社，1985年，第95页。

[16]何如璋：《使东述略》，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Ⅲ，第101页。

[17]刘雨珍编校：《清末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笔谈资料汇编》下册，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437页。

[18]《易服色》:“椎髻千年本色饶，沐猴底事诧今朝；改装笑拟皮蒙马，易服羞同尾续貂。优孟衣冠添话柄，匡庐面目断根苗；看他摘帽忙行礼，何似从前惯折腰。”《改正朔》:“行夏建寅自古传，阴阳两历说多偏，万千红紫乖风信，三五团圞误月圆。桐叶添时非纪闰，葭灰飞后即编年，岁周三百六旬六，春仲如何四七天。”张斯桂：《使东诗录》，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Ⅲ，岳麓书社，1985年，第146、145页。

[19]傅云龙：《游历日本图经馀纪》，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Ⅲ，第219页。

[20]黄遵宪：《日本国志》，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05页。

[21]黄遵宪：《日本杂事诗》（广注），13.旧历：“羲和有国在空桑，手握灵枢八极张。今世日官翻失御，如何数典祖先忘。”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Ⅲ，第602页。

[22]黄遵宪：《日本国志》，第206页。

[23]梁启超：《改用太陽历法议》，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三册，饮冰室文集之二十五下，中华书局，1989年，第1页。

[24]傅云龙：《游历日本图经馀纪》，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Ⅲ，第191页。

[25]李筱圃：《日本纪游》，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Ⅲ，第172页。

[26]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近代史資料》总第126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140-144页。

[27]黄遵宪：《日本国志》，序言，第2页。

[28]谭嗣同：《仁学》，周振甫编：《谭嗣同文选注》，中华书局，1981年，第190页。

[29]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369页。

[30]沃丘仲子：《慈禧传信録》中卷，台北广文书局，1980年，第97页。

[31]芝原拓自等：《日本近代思想大系·12·対外観》，岩波書店，1996年，第509頁。

[32]小島宪之校注：《新日本古典文学大系·63·本朝一人一首》，岩波書店，1994年，第305頁。

[33]《答风俗问》作者不详、仅把“蒭”换成“藏”。【明】薛俊：《日本国考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255册，齐鲁书社，1996年，第279页。

[34]黄庆澄：《东游日记》，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Ⅲ，第337页。

[35]刘雨珍编校：《清末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笔谈资料汇编》下册，第431页。

[36]本居宣長：《真暦考》，江戸須原屋茂兵衛等共同刊行，天明二年（1782年）跋本，第24頁。早稲田大学図书館古典籍総合データベース，http://archive.wul.waseda.ac.jp/kosho/ni05/ni05_02232/ni05_02232.pdf。

[37]塚谷晃弘等校注：《日本思想大系·44·本多利明海保青陵》，岩波書店，1970年，104頁。

[38]石井研堂：《明治事物起原》上巻，第50頁。至今在日本全国理容生活卫生同业组合联合会的官方网站在介绍近代理容业发展的内容中，还有把“丁髷”发型与猪尾巴相比的漫画。见http://www.riyo.or.jp/zenri_ren/alacarte.html。

[39]王玉波：《中国社会生活转型取向》，《社会学研究》1995年4期。

[40]梁启超：《改用太阳历法议》，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三册，饮冰室文集之二十五下，中华书局，1989年，第1页。

[41]司马迁：《史记》卷26，中华书局，1982年，第1256页。

六从生活方式的变革看近代中日关系的逆转

六从生活方式的变革看近代中日关系的逆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