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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日两国女子教育：差距及其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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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廷璆等

五中日两国女子教育：差距及其原因分析

有哲人说过：“摇摇篮的手推动世界”，母亲的素质决定人类和民族的未来。高素质的国民是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源，女性则是人力资源之母。在现代化进程中，经济技术的发展是核心，人的现代化是主体，占人口一半的女性的知识水平与教养是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在东亚国家历史上，儒家的男尊女卑思想及“无才是德”的观念对女性带来不同程度的束缚，使女性长期处于无学状态。而日本能够较早冲破这种束缚，开启女子教育之门，近代以来中日两国在女子教育方面进一步拉大距离。正视这一差距，分析差距存在的原因，对于致力于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国梦的中国人来说很有必要。

（一）前近代：已现差距

本节所谈女子教育，狭义上主要指对女子的学校教育。在封建时代，中国男子有受教育的权力，可以通过科举考试实现“学而优则仕”，而女子历来被排斥在学堂之外。女性最重要的本分是“在家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从也就无所谓才，因此，女性没有学习知识的必要，“女子无才便是德”“妇人识字多诲淫”一直是封建社会评价女性的标准。在人们的心目中，女德远远重于女才。当然，也有主张女性读书识字的，中国历史上也有像蔡文姬、李清照这样的杰出的才女，但是绝大多数女性是目不识丁的文盲。这是因为女子读书识字要有限度，即能持家足矣，多了反倒是麻烦。如明代《温氏母训》中讲：“女性只许粗识柴米鱼肉数百字，多识字，无益而有损也。”清代内阁学士靳辅在教育家人子孙的《庭训》中说：“女子通文识字而能明大义者，固为贤德，然不可多得。其他便喜看曲本小说，挑动邪心，甚至舞文弄法，做出无耻丑事，反不如不识字，守拙安分之为愈也。”^[1]在这种女子教育观主宰下，旧中国的女性长期处于无学状态。19世纪晚期的社会现实就是“朝野上下间，拘于无才是德之俗谚，女子独不就学，妇功亦无专司，其贤者，稍讲求女红中馈之间而已”^[2]，能红袖添香、研墨铺纸就已经满身书香了。

日本以女子为对象的学校教育虽然在明治维新后才迅速发展起来，但在前近代已经奠定了较为深厚的基础。总体说来，日本封建时代的女子教育落后于男子教育，但比较起来，有两个亮点。

第一个是贵族社会比较重视女子教育。贵族作为上流阶层而存在，比较重视教育，很多贵族家学发达，家庭环境的耳濡目染，使女性自然而然地受到文化的熏陶。贵族家的女子从小在装束、仪态、举手投足方面受到严格的规范。贵族社会在注重男子教育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重视女子教育。虽然女子不能像男子一样进入教育机构读书，只能在家庭由其母或祖母担任教师，或聘请教师上门授课，教女孩子读写、书法、弹琴及各种技艺，因此出现上流社会女子在政治、文艺、宗教等各方面都很活跃的景象。涌现出像紫式部、清少纳言、赤染卫门、和泉式部等才华横溢的女作家。贵族社会重视女子教育对全社会发挥了典范作用，进入武家社会，女子教育开始重女德，但仍然要进行读书写字等才艺培养。

第二个亮点是江户时代的平民教育有了长足发展。江户时代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教育需求大增。由于科举制度早已瓦解，教育不具有政治方面的功利性，实用便成为最高价值。江户时代教育的最大特色是以寺子屋为中心的平民教育成就显著^[3]，这种平民教育纯属自主自愿。所以，尽管日本没有通过科举考出来的官员，却有广大具有读写能力的劳动群众存在，这其中大约有两成学生是女孩子。在江户、大阪、京都这样的大城市，寺子屋中女学生人数更多。江户时代后期在大城市还涌现出不少由女性经营的寺子屋及女师匠（教师）。当时出版的女子专用的启蒙教育读物“往来物”已经达到一千多种，内容涉及女德涵养、社交礼仪、书信写作、历史地理、农商知识等各个方面。不少幕末到日本的外国人都为日本人较高的识字率感到惊叹。

由上可见，中日两国的女子教育的差距在前近代已经显现。

（二）近代：差距继续扩大

明治维新后，在千头万绪的改革事业中，新政府把教育摆在重要位置。1869年（明治2年）1月，时任兵库县知事、后来的首任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就在向新政府提出的建议书《国是纲目》中，提出要让全国人民通晓世界各国的学问，在东京、京都、大阪建立大学，在郡与村建立小学，不论都城还是偏僻之域，要让人人“智识明亮”。新政府于1871年7月成立最高教育行政机构文部省，并开始关注女子教育问题。10月，明治天皇发布《奖励华族海外留学之敕谕》，其中提道：“我国女学之制未立，妇女多不解事理，母氏之教导之于幼童之成立实为切紧之事。今赴海外者，可携妻女或姐妹同行，晓外国所在女教之状，知育儿之法。倘人人注意于此，致勤勉之力，则不难进开化之域，立富强之基，与列国并驰。”^[4]在文部省的积极推动下，三所官立女子学校——东京女学校、京都府立新英学校及女红场（后改称京都府女子学校）、开拓使女学校在1872年内相继成立，从此拉开近代女子教育事业的序幕。1872年8月，日本近代史第一个教育法令——《学制》正式颁布，其中强调“兴小学之教，洗从来女子不学之弊，期兴女学之事与男子并行也”^[5]，体现了男女平等实施初等教育的原则。此后，明治政府对教育政策不断进行调整，1900年，开始实施四年制免费义务教育，1907年，又将义务教育时间延长到六年，当年女子的小学入学率就达到96.14%（男子为98.53%），几乎达到适龄女童全部入学的程度。同时，“高等女学校”（即女子中学）也有了较快发展，1910年（明治43年），全国已有高等女学校193所，学生56239人^[6]。到1925年，高等女学校（其中包括以家政教育为中心的实科高等女子学校）达到301447人，超过了普通中学的男学生人数（296791人）^[7]。

女子初等教育的快速普及以及中等教育的发展，为日本社会注入了活力，提高了劳动者的素质和国民的知识素养，培养出大批近代化国家建设需要的有用人才，女性成为产业工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1912年，在工厂就业的人群中，女工已达到五成左右，^[8]女医生、女教师、女记者、女事务员等职业女性大量出现，至1930年，职业女性已达到874154人^[9]，几乎所有行业中都有了女性的身影。

同时期中国女子教育与日本相比，既有的差距进一步扩大。

首先，从近代女子学校教育的起步来看。19世纪70至80年代，当日本已经建立近代教育体系，中村正直、森有礼等启蒙思想家提出“造就善良的母亲，要在教女子”，“国家富强之根本在教育，教育之根本在女子教育”教育思想，积极开办女校的时候，中国仅有少量的西方传教士创建的女子学校（一般认为1844年英国女传教士爱尔德赛创办的宁波女学是中国第一所教会女校，早于日本1870年在横滨设立的菲利斯和英女学校），不仅没有中国人自己办的女子学校，就连提倡女子教育的人也几乎不存在。甲午战争后，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为代表的新兴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认识到中国教育，尤其是女子教育的落后，呼吁创办女学。1898年，上海著名商人经元善开办了经正女学，从此陆续出现了一些私立的女子教育机构。而此时，日本文部省已发布《高等女学校令》，开始大张旗鼓地发展中等女子教育了。

其次，从女子教育被纳入近代学制体系的时间来看。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女子教育受到政府的重视，从1872年颁布《学制》起，女子学校教育就被纳入近代学制体系，并通过法律、政令敦促各级政府办学和女子入学，这无疑为女子教育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和保障。随着小学入学率的提高，在1891年，日本政府颁布《中学校令》，开始发展女子中等教育。在中国，梁启超等人提出振兴中国女子教育的主张尽管已经比日本晚了20多年，却没有得到清政府的支持。19世纪末期虽出现了创办女学的热潮，但仅仅是民间和个人的行为。在清政府于1903（光绪二十九年）年颁布的《癸卯学制》中，并没有承认女子学校教育的地位，只是提到“以家庭教育包括女学”。值得一提的是，《癸卯学制》制定的时间比中国本土第一所教会女子学校出现的时间晚近60年，比中国第一所私立女子学校经正女学的建立时间也晚5年。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官方所制定的学制只在家庭教育中为女学留下一容身之所，其守旧与落后由此可见一斑。1905年，清政府设立学部，仍将女学归入家庭教育范畴，直到1906年才将女学列入学部职掌，1907年，始定《女子小学堂章程》，女子教育自此才在中国教育系统中有了位置。而就在同一年，日本女子小学入学率已达到96.1%。

最后，从旧中国女子教育发展速度来看。日本的女子小学入学率在普及六年义务教育的1907年达到96.14%，1921年超过99%。^[10]许多女性从事女子教育事业，以小学女教师为例，1898年，全国已经有女教师9901人，占11.8%；到1923年，已达65350人，占32.7%；到二战结束后的1946年，人数增至151079人，比例为49.9%^[11]，几乎与男教员持平。清末很多到日本考察、访学的官员与知识分子，见到在船上、旅店做工的勤杂人员（包括女性）闲暇时间读书、看报，虽然语言不通，却能够与他们进行笔谈，无不惊诧不已。相比之下，中国的女子教育情况与日本形成较大反差。根据民国时期教育部颁布的1915年8月至1916年7月的统计（见表6-1）所见，当时4万万人之泱泱大国，只有区区18万女子入学，不足女性人口的0.1%。何况其中高等教育，“女子竟无一校无一人”！

表6-1 各项女学生数字统计表（1915年8月—1916年7月）^[12]

有统计说，在1931—1945年，只有780多万的女性受过初等教育，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仅占女性总人口的0.46%，当时的女性文盲比例超过90%。^[13]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绝大多数劳动女性处于“无学”状态，女童的入学率不足15%，^[14]而在日本，早在1873年就已经达到了这个水平（15.4%）。

（三）战后：发展道路各不相同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46年颁布的《日本国宪法》、1947年的《教育基本法》及《学校教育法》都赋予日本女性与男性平等的接受教育的权利。在教育民主化改革过程中，纠正了战前女子教育的诸多弊端，为战后女子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女子教育迎来新的繁荣发展。1947年，义务教育的时间从6年延长到9年，此后，女子的义务教育入学率一直稳在99%以上。在此基础上，女子的高中升学率逐年提高，1950年时还只有36.7%，仅仅经过20年，到1970年，就已经达到82̣7%，1979年超过95%，2005年达到96.8^[15]，2010年更达到98.3%，并从1969年开始就一直高于男子的高中升学率。

在女子高等教育方面，战前以私立专门学校为主的女子高等教育发展缓慢。在战后教育改革过程中，日本政府着力发展女子的大学教育。从1946年起，旧制大学向女子全面开放，东京大学也于1947年首次招收20名女大学生；接着，文部省于1948年成立5所私立女子大学，1949年把建立于1890年的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改组为国立御茶水女子大学，把建立于1908年的奈良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改组为国立奈良女子大学，至今这两所国立大学仍是日本女子高等教育机构的中心。针对战前旧制专科学校向新制大学转型中有些学校在师资、设备等方面尚达不到大学标准的情况，1950年，允许成立以培养专业技能为目标，学制为2—3年的短期大学，当年成立的短期大学就有149所。通过上述途径，使日本女子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大大增加。1935年时，高等教育机构中女学生总数量大约18000人，而在战后新学制刚刚起步的1951年，就超过了48000人，到1964年，已经达到225000人^[16]，女子的大学本科与短期大学合计入学率，由1955年的5.0%提高到1975年的32.4%，2010年达到56%^[17]，向女子高等教育大众化迈进了一大步。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迎来了教育发展的新时期，《宪法》规定女性享有平等受教育的权利，但是在教育事业发展过程中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包括经历了私立学校消亡和女子学校消亡。先是解放初期私立学校被接收、改造为公立学校，尤其是1952年，模仿苏联模式，对高等院校进行大规模院系调整，私立高校或被停办，或改为公办。此后，在国内出现长达几十年的私立学校断层。私立教育消亡的同时，公立教育投入远远不够，因此可以说，1949年后基础教育还相当薄弱。不要说女子教育，就整体的大学普及率而言，1950年是0.3%，1960年是0.2%，1970年为0.1%，^[18]反而呈下降趋势。这里必须提到的是，本来就很落后的中国教育事业，又在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中，遭遇十年浩劫，教育工作者遭受严重摧残，教学工作中断，学校处于瘫痪状态，耽误了整整一代青少年的成长，造成人才青黄不接、知识匮乏的严重问题。更为严重的是中国陷入“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泥潭，丧失了求知的活力。女子教育在“文革”中受到的损失更大，1949年前的女子中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被接管后逐渐取消，少数幸存的女校在“文革”中则被全部改制，女校被迫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以来，使中国的教育逐渐回归正常轨道，女子学校在中国亦再度出现。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政府确立了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制定了《女性发展纲要》、《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和《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等，女子教育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到2010年，义务教育普及率达到82%，^[19]在此基础上，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也大幅度提高。2004年，女生占本科在校生的比例已经上升到45.70%，女硕士和女博士的比例也分别达到44.2%和31.4%。^[20]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教育事业成就显著，但是仍然有很大发展空间。表6-2与表6-3的数字仅仅是整体情况的比较，已经反映出我们存在的问题，我们的教育投入（公共教育费比例）曾经长期不及印度；我们的义务教育普及率还远远低于日本等发达国家，我们的大学普及率离发达国家乃至邻国韩国的差距更远。据2006年的统计数字，我国15岁以上文盲人口共有1.138亿，其中女性文盲就达8383万，占到七成以上。^[21]农村女性受教育水平还很低，西部贫困地区女童失学辍学现象还很严重。没有文化的女性是无法摆脱愚昧的，在农村，由于“女文盲”“女法盲”多有存在，使不法分子能轻而易举地从事残害女性的犯罪活动。从家庭教育的角度而言，女性承担着抚养教育子女的重任，母亲的文化水平关系着中华民族的明天。而文盲母亲必然会对子女的智力开发和接受教育产生不利影响。

表6-2 中日成人识字率及大学普及率比较（1950—2005）^[22]

表6-3 教育相关指标国际比较^[23]

（四）中日女子教育差距原因分析

以上事实，说明了中日两国教育，尤其是女子教育存在明显的差距。差距是指事物之间的差别程度，差距的形成常常源于现象背后深层的差异。一般来说，差距是数量上的，而差异才是本质上的。中日两国在文化传统、社会背景、教育观念等方面的差异是造成女子教育差距的根本原因。就女子教育而言，中日两国女子教育的差距主要因以下差异而生。

第一，中国儒家传统的包袱太重，束缚了女子教育的发展。

儒家女教重女德，中日两国皆如此。男尊女卑思想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不仅成为社会对女性的最高要求和评判尺度，也成为女性的行为规范和自我完善的标准。封建礼教要求女子深居闺阁，足不出户，她们最重要的本分是服从。仔细回顾一下就会发现，中国历史上推崇的女性榜样，不是苦守寒窑的王宝钏，就是千里寻夫哭倒长城的孟姜女，舆论上褒奖的只是恪守妇道、视贞洁重于生命的良家女性，至于是否有知识并不重要。除了精神上的约束之外，中国女子教育还要面对一个特殊的障碍——缠足。女子缠足的目的如同《女儿经》所说：“为甚事，缠了足，不因好看如弓曲，恐她轻走出房门，千缠万裹来拘束。”肉体上的摧残剥夺了女性的行动自由，使她们几乎成为半残废，根本无法迈向学堂。因此，清末提倡女子教育的开明人士清楚认识到“缠足一日不变，则女学一日不立”。所以，中国近代女子教育的起步，远比日本要艰难。它既要冲破旧的传统观念的束缚，还要首先解放女性的双脚。缠足裹脚这种连作为中国封建王朝最后统治者的满族人都看不过眼的陋习竟然一直残存到20世纪中期^[24]，中国的女子教育自此才开始逐渐普及。

日本人虽接受了中国儒家歧视女性的思想，但作为水稻耕种民族，日本女子一直是生产活动中的主力而长期受到尊重，使她们免受了缠足那样的身体折磨。由于儒家思想直到江户时代才被作为官学而受到幕府的大力提倡，“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并没有像中国那样深入人心。如前所述，从奈良、平安时代开始，贵族社会内就形成了让女孩子从小接受教育的传统，到江户时代，由于分处于武士、商人及手工业者、农民不同阶层的人们家业经营的需要，女子具有一定读写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提倡，一些女训中甚至有提倡女子学习文化的内容。成书于元禄年间（1688—1704）的女训《唐锦》甚至将“学范”列入首章首条，并且列举一系列包括中国与日本的女训与文学典籍在内的女子应学的书目，体现了作者希望女子在知识方面有所长进的愿望，因此才有了女子接受教育的动力。如前所述，江户时代的寺子屋作为一种教育机构，已经把女性作为教育对象，在教育机构的准备、教育人才的储备、入学动员等方面，都为明治以后近代女子教育的普及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第二，中日两国近代社会的不同性质给两国女性带来了不同命运，直接影响到女子教育。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走上近代化建设之路，迅速摆脱了沦为殖民地的命运，并跻身于资本主义强国之列，直至发动对外侵略战争。从国内社会环境上看，明治维新后一系列改革带来的社会动荡到1877年的西南战争被平息而趋于稳定，此后社会进入和平发展时期，相对稳定的国内环境是教育事业得以发展的基本前提条件。为了加快近代国家建设，国家与社会对女性角色的期待已经不仅是恪守妇德、践行女教的好妻子、好母亲，还要求有知识、有文化，具有作为近代国家国民的自觉。近代著名教育学家、日本女子大学的创始人成濑仁藏提出，要把“作为人的教育”“作为女人的教育”“作为国民的教育”作为女子教育的目标。因而在整个日本近代史上，不仅有一批有志于女子教育的教育家（包括很多女教育家），而且有较为系统的女子教育理论，使女子教育能够快速普及并发展。

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已经沦为半殖民、半封建国家。甲午战争之后，更是面临着亡国的危险。当日本大力发展近代女子教育的时候，反帝、反封建是中国社会的首要任务。维新派奋起救国，要发动全民参与的挽救民族危亡的斗争。为了动员女性，他们提出不缠足，兴女学，争取女性在身体和精神上的解放。可见，倡办女学的直接目的是为了救亡图存，此时人们对女性解放的热情实际上远远超过了对女子教育的关注和投入。对于长期受压迫的女性来说，争取个人的生存权利，争取与男性平等的地位要比女子教育更为迫切和实际。辛亥革命后，中国陷入长期的军阀混战，接着又面临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内忧外患，战乱连连，使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始终没有安定的社会环境，广大女性不可能像日本女性那样在相对安定的环境下去接受教育和知识的熏陶，国尚且难保，谈何有教育的发展？近代中国积贫积弱造成中国教育事业整体的落后，女子教育落后更甚于男子。正因为中国女子教育是在反帝、反封建、反侵略中诞生，并与此相伴而发展，近代中国女子教育自产生之日起就被赋予了“革命”的色彩。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涌现出许多女革命家，论其影响远远超出了女教育家。缺乏女教育家的参与是中国近代女子教育的缺陷，直接影响了女子教育的进程。

第三，“革命”思维与极“左”思潮的影响阻碍了女子学校在中国发展。

当今世界，女子学校在欧美发达国家非常普遍，日本的女子学校也承担了女子教育的重要角色。战前日本除小学外，1879年开始实行男女分校学习制度。由于当时公立女子中高等教育机构尚不发达，官方开设的最高层次的女子学校很少，无法满足社会需求。在这种情况下，私立女子学校便应运而生，填补了由于政府忽视而带来的女子高等教育的空白及女子中等教育中的薄弱环节，客观上促进了私立女子学校的发展，使战前培养高层次女性人才的教育中一直由私立女子学校占据主导地位。在战后改革过程中，作为教育民主化的重要内容，实行“男女共学”被写入《教育基本法》，在九年义务教育阶段都实施了男女同校，但在高中阶段以上，尤其是在私立学校中，男女分校的情况还普遍存在。尽管20世纪90年代以来，女子高中、女子大学数量呈减少趋势，男女共学的学校增加的倾向比较明显，但到2011年，日本全国除仍然有80所女子大学（73所是私立大学）、112所女子短期大学（109所私立大学）外，还有女子高中334所（国立1所，公立44所，私立289所），约占全国高中总数（5060所）的6.6%，远远多于男子高中（130所）^[25]。这些数字说明男女分校仍然被普遍认同，并在女子教育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相比之下，中国的女子学校则命运多舛。在中国女子教育刚刚起步，女子学校羽翼欠丰的时候，轰轰烈烈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女子教育产生了直接影响，社会各界对男女同校和大学开放女禁进行大讨论，将其作为教育平等的标志，并把它与妇女解放、社会进步等问题联系起来。在这样的氛围当中，以1920年北京大学率先招生女学生，和1922年没有男女学校区别的“壬戌学制”的颁布为契机，中国的学校设置已经明显体现出男女共学的倾向。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仅大量私立学校被接收，原有的一些女子学校也被作为男女不平等的标志被逐渐撤销。“文化大革命”期间，极“左”思潮甚嚣尘上，男女平等思想被异化为否认两性差异的绝对平等，女子学校被视为歧视女性的封建遗物而被全部改制，从此彻底退出中国学校教育的历史舞台。自此以后，中国的教育——培养目标、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完全都是男女相同的模式，“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只谈阶级性、政治性，完全忽视了性别教育，使大多数中国人不知女子教育为何物，其直接后果就是导致性别教育的缺失，助长了女性男性化倾向。改革开放以来，有些女子大学、女子中学开始恢复、重建，但是数量少，层次低，人们的认知程度低，在现今男女平等的社会氛围里真正被人们所接受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结语

自明治时代至今天，日本女子教育事业迅速发展，并居于亚洲国家乃至世界的前列。女子教育的普及，对国民整体素质的提高及经济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日本相比，我国的女子教育还有很大差距。因此，发展女子教育，增加女性的知识与教养，仍然是我们面临的艰巨任务。

注释

[1]徐梓编：《家训——父祖的叮咛》，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33页。

[2]郑观应：《盛世危言女教》，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年，第58页。

[3]寺子屋，江户时代民间开办的初等教育机构，因发源于寺院而得名。据统计，江户时代后期寺子屋的数量已经达到15506所，石川谦：《寺子屋》，至文堂，1972年，第88页。

[4]宮内庁：《明治天皇紀》第2卷，吉川弘文館，1969年，第565-566頁。

[5]文部省：《《学制》施行に関する当面の計画》），三井為友：《日本婦人問題資料集成4·教育》，ドメス出版，1976年，第144頁。

[6]森秀夫：《日本教育制度史》，第80頁。

[7]文部省：《学制百年史》資料編，帝国地方行政学会，1975年，第489頁。

[8]女性史総合研究会：《日本女性史》第4卷·近代，東京大学出版会，1982年，163頁。

[9]赤松良子：《日本婦人問題資料集成·3·劳动》，ドメス出版，1977年，116頁。

[10]文部省：《学制百年史資料篇》，第496-497頁。

[11]日本女子大学女子教育研究所：《大正の女子教育》，国土社，1975年，第330頁。

[12]黄炎培：《读中华民国最近教育统计》（1919年），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356页。

[13]郑真真、连鹏灵：《中国女性的受教育状况》，2006年3月16日，中国网http://www.china.com.cn/chinese/zhuanti/fnfzbg/1156231.htm。

[14]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研究所等编：《中国妇女统计资料1949—1989》，中国统计出版社，1991年，第128页。

[15]総務省統計局：《就学率及び進学率》（1948—2005），http://www.stat.go.jp/data/chouki/zuhyou/25—12.xls）。

[16]文部省：《わが国的教育水準》，1964年度，帝国地方行政学会，1964年，第27-28頁。

[17]文部科学省：《文部科学白書》）2010年度，佐伯印刷株式会社，2011年，第400頁。

[18]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中国现代化报告2010》，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49页。

[19]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中国现代化报告2010》，第364页。

[20]郑真真、连鹏灵：《中国女性的受教育状况》。

[21]《全国文盲女性占七成》，http://news.sina.com.cn/c/2006—10—17/080510252740s.shtml。

[22]根据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中国现代化报告2010》“1700—2005年中国现代化指标和水平的国际比较”制作，第349页，其中1950年日本的成人识字率空缺。

[23]根据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中国现代化报告2010》中“中国六个领域现代化指标的国际比较”“1980—2007年世界知识普及指数”“1980—2007年世界信息共享指数”等表制作，第356、380—383页，其中韩国的“公共教育费比例”表空缺。

[24]1950年7月15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下达禁止女性缠足令，自此之后，年轻女子缠足现象才渐渐绝迹。

[25]文部科学省：《学校基本調査》2011年度，http://www.e-stat.go.jp/SG1/estat/NewList.do?tid=000001011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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